第八章 坚持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的理论自信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探索呼唤着理论自信

“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自1841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仁人志士就觉醒了，开始探索中国富强之路，但是，由于没有正确理论的指导，一直在黑暗中摸索与徘徊。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中国人在精神追求上由被动转入主动，中国的发展也有了指路明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更是源于中国的先进分子首先认识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和重要性，以及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适应性，在不断探索中逐渐确立了早期的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理论自信。当然，中国共产党人最初虽然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相信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一定能够找到中国救亡图存的道路，但在革命实践过程中，由于教条式地理解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常性地照搬俄国革命的具体做法，结果往往犯“左”倾或右倾的错误。之后，中国共产党人逐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正确理论必须与具体的国情相结合，这是早期理论自信的开端。回顾近年来国内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探索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学者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探索的研究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分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传播、毛泽东以及早期党的代表人物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探索的经验和教训等方面展开的。

党的早期领导人瞿秋白曾经提出：“应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国情的工作，断不可一日或缓。”1930年，毛泽东发表的《反对本本主义》中也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些论述都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这也应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雏形。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报告中也曾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正式提出。这一命题的提出，表现了早期共产党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方面的理论自信。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为了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指导中国发展实践，掀起了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热潮，推动全党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提升理论水平。从1921年至1922年，人民出版社完成了《共产党宣言》《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俄国共产党党纲》《第三国际议案与宣言》等12种书籍的翻译出版任务。此后又陆续完成了“马克思全书”“列宁全书”的翻译。1925年，《新青年》改月刊后，第一期专辟“列宁号”，刊载了瞿秋白翻译的斯大林的《列宁主义概论》，系统介绍了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方法、理论、无产阶级革命论、无产阶级独裁制论、列宁主义与无产阶级的政党等问题，这些译著为中国共产党系统学习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提供了科学原始的文本来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为了更好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以各种方式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理性、科学性进行阐释。比如，1922年，陈独秀在吴淞中国公学演说时，就大量引用了《资本论》《经济学批评》《共产党宣言》《哲学的贫穷》《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的论断，对包括剩余价值、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劳工专政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解释。中共其他领导人也分别著书立说，阐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认识。比如，1926年，李达的《现代社会学》系统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批判了历史唯心主义和历史机械论，科学阐述了社会结构及其相互关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源泉和动力、社会制度的变革、社会形态的全貌等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为迫切需要理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提供了认识及改造中国社会的理论武器。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过程可以看出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理论勇气和理论自信。这种自信就是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事实证明，理论自信是在面对各种质疑和反对中锤炼出来的，正是依靠这种自信，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成熟与完善增强了理论自信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从命题的提出到成熟完善，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其中不乏曲折与失误、教条式的理解与运用，最终真正能升华为理论自信，其关键在于建立了真正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坚信：中国的发展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法与路径，才能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不断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意义。毛泽东曾指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人，任何国家的无产阶级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单靠老东西是不行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新的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毛泽东还发表了大量文章佐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重大意义，如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文章中，不断强调“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正是由于毛泽东深刻领会了马克思主义正确思想，并以之指导中国经济社会，才使中国的经济社会得到长足发展。当然，由于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借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还缺乏规律性的总结和认识，在探索中也出现了失误甚至是错误。尽管如此，也丝毫没有动摇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相反，中国共产党人从这些挫折中不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为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准备，奠定了物质基础，最终取得了独创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更加坚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信。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更加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自信。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僵化教条理解马克思主义、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中国进一步发展的现实，在理论上展开了真理标准大讨论，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强调“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邓小平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水平。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提出要大胆试、大胆闯，“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通过试验发现最佳发展路径，并注意及时总结改革发展经验。为破除对社会主义的教条理解，邓小平指出：“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改革的探索过程也遇到了一些曲曲折折，如针对先后三次出现的姓“资”姓“社”的大争论，如何保证正确的政治路线、是否继续深化改革等问题，人们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认识混乱和不同意见。鉴于此，邓小平坚定地相信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并提出了判断改革开放成功与否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还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也要搞市场经济”等一系列重大理论，这其中带着强大的理论自信，正是这种自信，才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新突破，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自信，无不充分体现了邓小平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中的理论自信。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地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100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面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复杂国际形势，在新的严峻考验下，中国共产党始终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功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21世纪。这显然是理论自信越来越强的表现。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改革发展的新形势，在综合分析世情、国情、党情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发展，强调“继续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继续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顺应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坚持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强调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对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做出了新的科学回答，把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成功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人民对自己追求的目标、遵循的原则、坚持的思想、运用的方法，以及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前景越来越明晰，越来越自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探索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自信。这种理论自信正在逐渐内化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种必然的政治品格。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果和成就积淀了理论自信

马克思说过：“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斯大林也曾讲过，理论是用来指导实践的，“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系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衡量一种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是看它是否带来了实践的成效，正如毛泽东所说：“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至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取得的伟大实践成就，有力地证明了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适合当代中国国情和发展需要的唯一科学理论。这足以说明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伟大理论指导成功实践，成功实践反过来证明伟大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取得的成就已经为中国共产党人积淀了强有力的理论自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实现了由弱到强的巨大转变。在经济上，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636463亿元，首次突破60万亿元，同比增长7.4％，以美元计，亦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大关，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又一个“10万亿美元俱乐部”成员，同时GDP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在政治上，伴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调整和完善，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政治体制改革更是呼之欲出，渐进式的改革已经到了紧要关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也已有了新进展，民主政治建设为实现“中国梦”提供了有力保障，等等。在文化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深入发展，文化领域深入推进改革，公共文化体系建设已初见成效，各项文化建设成就斐然。在社会上，社会建设也出现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局面，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政策，建立了覆盖城乡的世界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城镇化水平大大提高，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迁，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正如十八大报告总结的：我国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了一个大台阶。这些实实在在的成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下取得的，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真实写照，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践成果。正是这些伟大的实践成就坚定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思想新战略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集中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我们只有把握了这一最新成果，才能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握马克思主义。因为这一成果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在建党95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三个自信”的基础上，将文化自信与理论自信并列呈现，这也充分说明文化自信乃理论自信之根，只有将理论与文化“接得上”“叫得响”“传得远”，才能更加促进理论自信。理论自信的根本要义在于价值自信，文化自信的根本自信在于精神自信，无论是理论自信还是文化自信，都是为了塑造和提升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只有增强文化自信和理论自信，才能清晰呈现自己的人文精神和本质力量，才能明确表达自己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内涵。

综上所述，理论就是旗帜，旗帜指引方向，正确的思想理论是实践发展的灵魂。发展永无止境，理论创新就永无止境。理论创新不仅能提升实践活动的层次和质量，还能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激发理论活力。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我们既要有“雄关漫道真如铁”的思想准备，更要有“乘风破浪会有时”的坚定信心。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自信地说：“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意味着我们将以中国的话语体系、思维方式和理论主张向世界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先进性，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进程。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不断探索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及其启示

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与各国的具体实践相联系。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和意识形态，要在中国扎根并对中国社会实践发挥指导作用，马克思主义就必须融入中华民族的灵魂之中，彰显“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和“中国特色”。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讲，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立足中国国情，按照中国发展的特点运用马克思主义，使其融入中国实践发展的每一个环节。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相通性，凸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气派”

马克思曾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和运用，形成具有“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这是近代中国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的特殊国情的需求，更是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相结合的需求，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具有“中国气派”，就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内在精神上存在相通性。即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在辩证法和唯物论方面的相通性。比如，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气一元论”指出，气是物质世界的本源，是永恒运动变化发展的，虽不完善，但也为朴素唯物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阴阳相感而变化生”等辩证思想对事物所包含的对立、转化和发展等辩证思想进行了生动的论述。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以民为本”与马克思主义重视人、突出人的主体价值和主体作用的相通性。比如，《尚书》记载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左传》中提出的“民之所欲，夫必从之”的论断，都是中国早期的民本思想，儒家和墨家提出的“仁者爱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更是把民本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三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知行观”在认知上的相通性。比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和墨家都十分崇实。墨子的“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就是强调判别是非要根据前人的经验，以及当代人的亲身经历和实践效果。四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世界”与马克思主义追求的“共产主义社会”虽不能等同，但也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这些因素既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的重要因素，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文化根基。当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成还必须借助中国传统文化的形式才得以形成。一则由于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明的思想成果，它的思维模式、理论模式都具有十分显著的西方文化特点。这就意味着如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与运用，必须先对其进行改造，使其理论具有中国文化特点和民族形式，才能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正如恩格斯所说，每个国家运用马克思主义，都必须穿起本民族的服装。二则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存在时代性的差异，马克思科学体系产生于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时代，而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于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形成是一个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的过程。换句话说，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实现的。实践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功结合，中国革命、建设事业才能顺利进行。

（二）中华民族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性，凸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风格”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根本上说是民族化。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特有的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形成了伟大的民族精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形成到发展，都非常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历史的融入和普及，特别是以五四运动为开端的新文化运动，其之所以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就是因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产生了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先行者，如李大钊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进程中积累了大量的宝贵经验。可以说，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是他最早把共产主义思想介绍给中国。1916年，他在日本所作五四以前革命民主主义的宣言书《青春》中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思想；1918年，他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阐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实质意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发表著名文章《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庶民的胜利》，揭露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的重大意义；1919年，他发表的系统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著作《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以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李大钊强烈的爱国主义、鲜明的民本思想和坚定的社会进步思想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立场，也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共产党人更加重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批判继承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一方面，他们借鉴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丰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实现中国历史文化的现代化，为中国的革命、建设服务；另一方面，为了探索和寻找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新形式，他们把西方文化特征融入中国文化中，使中国的老百姓易于接受，并将其转化为自己的思想，凸显“中国风格”。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之所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形式，其渊源就在于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一方面，将中国传统的优秀文化用于革命实践，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另一方面，不断总结实践经验并做出理论概括，逐渐形成一个又一个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色的革命理论。比如，1930年5月，毛泽东写下了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并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同时提出“必须努力做实际调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重要思想，为中国共产党自主探索中国革命提供了理论依据，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石。1938年9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第一次向全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他明确提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941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特别强调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要求反对主观主义，“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他认为“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实际问题、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才算实际的理论家”。综观毛泽东的一系列论述，大致有四个方面的经验：一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形成适合中国革命和实践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二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化，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相结合，并指导其向正确的方向发展；三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民族化，形成具有新鲜活泼、为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风格”；四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新化，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丰富和发展，永远存在其生机和活力。总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就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唤醒与升华过程，只有在尊重中华民族的民族感情的前提下，才能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风格”，从话语表达到理论阐释都具有十分明显的“中国风格”。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性，凸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中国特色”

纵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历程，前后共经历了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的主题都是有差异的，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新贡献也各具特色。

第一，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萌芽和源泉。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步入了发展的正确轨道。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我国一开始照搬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模式，但随着苏联体制弊端的暴露，毛泽东提出了“以苏为鉴”，找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并完成了对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社会的总体认识。此后，他在“建设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初步提出一系列颇有价值的设想。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平衡沿海、内地工业发展布局”“坚固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等观点，还提出共产党与其他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提供了思想基础；党的八大提出了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新中国实行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经济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都是富有中国特色的创造。理论上的新发展、实践上的创新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萌芽和源泉。当然，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其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当时，中国共产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没有完全搞清楚，甚至“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导致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急功近利的重大失误和错误。

第二，《邓小平理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做出了承上启下的独特贡献。邓小平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这标志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命题正式提出。之后，中国共产党继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邓小平提出的诸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落后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等论断，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党的十三大比较全面地论述了这些观点，包括“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观点”“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国情，走自己的路的观点”“关于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有一个很长的初级阶段的观点”等12条内容，这些理论观点被概括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1992年召开的党的十四大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做了新的概括，从“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上”“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上”“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问题上”“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问题上”“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问题上”“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问题上”“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问题上”“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问题上”以及“祖国统一问题上”九个方面对理论的内容进行了具体的阐述，并将其定名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充分肯定了这个理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理论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并且把这个理论和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制定的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正式纳入党章。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改称为“邓小平理论”，将它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才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第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时俱进的重要组成部分。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在进一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问题的同时，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000年初，江泽民在广东高州视察时第一次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此后，江泽民先后到10多个省、市、自治区进行考察，包括苏浙沪、西北五省、海南省等地，主持召开了20多种形式的党建工作座谈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多次从不同的侧面深刻地阐述了“三个代表”思想。2001年7月1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发表了著名的七一讲话，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进行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使“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了理论体系。2002年5月31日，江泽民出席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讲话中指出：“坚持与时俱进，就一定要看到《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五十多年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看到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工作、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充分估计这些变化对我们党执政提出的严峻挑战和崭新课题。”党的十六大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做出了明确定位：“‘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大会通过的党章修正案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道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第四，科学发展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提升与创新。从哲学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解放和发展的理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是适应新的发展要求、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总结我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的最新成果，它深入系统地回答了“为什么要发展”“为谁发展”“靠谁发展”“如何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等事关中国长远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标志着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在2004年3月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胡锦涛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深刻内涵、基本要求等做了深刻而全面的阐述，强调“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它“揭示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问题的新认识”。2005年2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胡锦涛向全党发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五个统筹’”，“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的号召。2006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讲话中，胡锦涛提出了“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武装全党，进一步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科学发展观上来，真正把科学发展观转化为全党的实际行动”。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在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七大上，“科学发展观”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针”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和贯彻的重大战略思想”被写入了党章之中。从以上论述不难看出，科学发展观也是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体现。大至党和政府审时度势的大局方针，如拉动内需、免费减税、缩小贫富差距、完善保障体系以及构建和谐社会，无一不是关注民生，以人为本；小到每一位干部群众的切身利益，皆蕴含着科学发展观。

第五，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精神，对系统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应用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揭示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和当代中国的发展战略，升华了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和治国方略，进一步坚定了我们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政治信心，也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注入了新的内涵，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大思想理论成果的最新进展和新的飞跃。一是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和伟大实践的论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表重要讲话，以全新的视野系统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和伟大实践，不断丰富其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二是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首次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后，又先后在多个场合发表重要讲话，对“中国梦”的内涵实质、实现道路、依靠力量、历史意义等做了系统阐释。“中国梦”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典范。三是关于反腐倡廉的论述。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反腐倡廉关键在于“常”“长”二字，一个是要经常抓，一个是要长期抓。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坚决反对和克服特权思想、特权现象，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保证领导干部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不断夯实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思想道德基础，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这些重要论述和要求体现了中央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的坚定决心。四是关于党的群众路线的论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如果我们脱离群众、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最终也会走向失败。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这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重要保证。我们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时刻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及时准确了解群众所思、所盼、所忧、所急，把群众工作做实、做深、做细、做透。这些论述和观点体现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体现了我们要坚持人民创造历史、人民是真正英雄的唯物史观。五是关于“四个方面”的论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四个全面”是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的重大战略布局，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的新飞跃。“四个全面”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要原原本本学习和研读经典著作，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四个全面”自觉践行了我们党群众路线的生命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伟大的实践产生伟大的理论，伟大的理论指导伟大的实践。习近平总书记“四个全面”的伟大思想既是对中国发展深刻思考的理论成果，更是立足中国国情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四个全面”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全体共产党人的思想结局，是最新科学社会主义观一系列系统的基本理论观点的总概括，是我们实现“中国梦”的共同思想基础，是我们从胜利走向新胜利的理论指南。

纵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并不是各理论之间的简单叠加，而是一个有着严密逻辑结构的有机整体。无论是思想基础还是实践基础，都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前提的基础上进行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形成并发展，反过来它又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拓展和延伸、创新和发展的过程。它充分彰显着“中国气派”“中国风格”“中国特色”的理论风格。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国际视野”与“中国特色”互补的研究格局初步形成

马克思主义各国化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永恒课题，当然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永恒课题。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国际影响日益增大，我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规律认识和探索已经初步形成了“国际视野”与“中国特色”互补的研究格局。比如，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规律，国内学者从不同角度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两次历史性飞跃的共同规律、中国共产党及其指导思想发展的规律进行探索和研究。这从另一侧面也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

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就是“结合律”，即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必须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必须是对称性、匹配性、持续性的结合。而“结合”主体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具体实际、对两者有机结合的认识和把握是一个不断探索和深化的过程，其中对称性、匹配性应贯穿“结合”的全过程。有学者认为：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实现民族复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贯主题；坚定信念，不丢“祖宗”，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要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立足国情，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条件；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鲜明特征；代表绝大多数群众利益，为人民服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政治本色。这些就是从三次历史飞跃中获得的“规律性的经验启示”。也有学者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规律，如“继承坚持”与“发展创新”互为条件的规律、“基本原理”与“文化传统”交互作用的规律、“时代潮流”与“中国国情” 融为一体的规律、“本质统一性”与“形式多样性”有机统一的规律、“客观需求”与“主观创造”相互促进的规律、“思想解放”与“思想统一”有机结合的规律、反对“教条主义”与反对“经验主义”同时并举的规律、“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相互支撑的规律。也有作者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中国化的方法、中国化的道路、中国化的主体、中国化的完善及中国化的延续等角度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基本规律，即摸索与飞跃相伴随、继承与超越相联系、挑战与应对相适应、伟人与集体相呼应、观点与体系相配套以及检验与调整相结合六大规律。

综观近年来的有关研究，国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的研究多从毛泽东思想形成机理、结合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两大理论成果的形成过程、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个历史进程的研究、从中国传统文化等角度来分析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规律。这些角度本身可以加以整合，整合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来，在进程中归纳总结规律，并在进程中检验运用规律。

此外，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日益强大，国际社会在关注中国发展的同时，也越来越关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比如，以革命战争为切入点研究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以改革实践为切入点研究邓小平理论；以中国领导人新老交替为关注点研究马克思主义在新的领导集体中的发展和运用；等等。影响较深的研究成果有：施拉姆的《毛泽东同人民的谈话》、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主义人物传记辞典（1921－1965）》、费正清的《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毕仰高的《中国革命的起源1915－1949》与《农民运动》、陈志让的《毛泽东和中国革命》等。由此可见，坚持发展马克思主义，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时代视野，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揭示全球化大趋势中社会主义发展的基本规律和基本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的最重大课题，也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不可忽视的重大任务。从某种意义上看，这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视野转化。当然，我们还要用严谨的治学态度对其进行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其谬误之处进行分析和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