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认识与实践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人的思想

一、中国人早期对社会主义运动和马克思学说的认识演变

（一）中国人对社会主义运动、学说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最早认知

1. 相关基本问题和观点

中国人对社会主义学说、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的认知虽然已经有说法，但还有进一步考证和研究之处，其中包括三个方面的基本问题。

第一，中国人最早如何知道社会主义学说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总的说来，近代中国（晚清）在国门被西方武力打开后，中国开始有人（主要是外交官）走出国门，首先在欧洲开始知道社会主义运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及其学说。之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主要依靠外国传教士的翻译介绍，再后来是留日学者的学习、引进和介绍。而且，中国人早期先是从对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巴黎公社）的认知开始的，然后才开始认识马克思主义学说。

第二，中国人最早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最早知道马克思主义学说和社会主义的中国人是清王朝的知识分子，虽然晚清时期国人已经认识到欧洲的强势并有了效仿甚至变革之意，但他们是从封建统治阶级和改良派的立场看待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基本上持敌意立场，在表述上往往恶语相加，比如用“乱党”“乱民”加以描述。

第二，中国人最早知道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和社会主义学说、运动的历史背景。以巴黎工人六月起义为标志的欧洲社会主义运动高潮时期后不久，中国清政府开展了洋务运动。清政府派官员到欧洲游历，开始主动了解欧洲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状况。

2. 代表性历史人物和文献例证

对于上述三个方面的基本问题基本文献例证如下。

对早期文献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些发现，比如，张德彝（1847－1918）的游记《三述奇》（手稿本）中记述了他目击巴黎工人起义和巴黎公社的情景。王韬（1828－1897）的《普法战纪》（共11卷，中华印务总局1873年出版）则是流传更为广泛的记载巴黎公社的汇编，等等。

中国近代出版的书刊中最早提到马克思名字及其学说的著作是1898年上海广学会（传教士创办的出版机构）翻译出版的《泰西民法志》（原名为英国1892年出版的柯卡普著《社会主义史》），该书出版被看作中国人接触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开始。

1899年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再度提到马克思的名字。

国内刊物上首次提到《资本论》书名的是1899年1月4日万国公报电第123期所载《大同学》第三章“相争相进之理”。

中国人在自己的论著中最早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是梁启超（1873－1929）。1902年，他在创办的《新民丛报》上撰写《干涉与放任》一文，声称“社会主义其必将磅礴于二十世纪”，1904年，他写成《中国之社会主义》一文，是较早关于社会主义的专论。

1902－1904年，中国翻译日文书籍中介绍社会主义的专著主要有：《广长舌》（幸德秋水著，中国国民丛书社译，商务印书馆1902年版）；《社会主义》（村井知至著，罗大维译，上海广智书局1903年版，该书另有其他版本，该书被誉为日本第一部真正的社会主义文献）；《近世社会主义》（福井准造著，赵必振译，上海广智书局1903年版）；《近世社会主义评论》（久松义典著，杜士珍译，1903年连载于上海《新世界学报》第二期至第六期）；《社会党》（西川光次郎著，周子高译，上海广智书局1903年版）；《社会主义神髓》（幸德秋水著，中国达识译社译，1903年10月由《浙江潮》编辑所出版，后有其他版本，该书被认为是日本明治时代最高水平的社会主义文献之一）。

（二）中国人早期对马克思主义学说认识上的混乱

1. 相关基本问题和观点

由于马克思主义著作真正传入中国时间上的滞后和数量上的极其有限，即使有一些中国人知道马克思及其学说，但很难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要义。这方面的研究有两个方面基本问题。

首先，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进入中国后的认识和反响。在有了较多的引进外国书籍资料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国人自己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最早论述中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包括价值判断和运用取舍，有几种主要表现：一是因崇尚西方文化所致的推崇和较高评价；二是认识含糊不清，将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等混淆对待；三是将马克思主义与各种社会主义混在一起；四是不同派别分别对平等、公有制、阶级斗争、民生、社会进化等方面各取所需。

其次，关于马克思主义学说早期进入中国的历史背景。20世纪初，清王朝衰落直至消亡，社会阶层加剧分化，各种势力派别开始向外寻求或中兴或革命的新道理，因而对西方文化十分感兴趣，马克思主义也在其中。与此同时，欧洲资本主义世界社会弊端逐渐暴露出来并出现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效仿西方资本主义革命时，看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弊端，并企图加以规避。国际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先后逝世，之后第二国际领导人和欧洲社会主义者不断出现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混淆了科学社会主义与其他各种社会主义的视听。

2.代表性历史人物和基本文献例证的研究

已经有所发现的文献研究如：1903年10月《浙江湖》第八期署名“大我”的《新社会之理论》一文，在“篇三、新社会之主义”部分主要论述了“共产主义”和“极端民主主义”。该文是中国人自己撰写的文章，被认为是最早对社会主义给予很高评价的作品。

20世纪初，侨居国外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受到当地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在欧洲和日本分别成立了两个无政府组织。他们在巴黎成立了新世纪公社，推崇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强调科学与进步，出版刊物《新世纪》。在东京，刘师培、张继、何震、汪公权等人受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中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很快成为狂热的无政府主义者，并在东京举办“社会主义讲习所”，在自己创办的《天义报》上发表《欧洲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异同考》等文章，竭力混淆社会主义与无政府主义，叫嚣“吾等则谓社会主义多与无政府主义相表里”“社会主义必有趋向无政府主义之一日”等。另外，侨居日本的无政府主义者与欧洲无政府主义者不同的是，欧洲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是对立的，而在日本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则吸取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内容，尤其马克思的强调阶级斗争学说，《天义报》刊有出版社会主义书刊的广告，并声称《共产党宣言》发明阶级斗争说最有裨于历史，“欲研究社会主义发达之历史者，均当以此入门”。

3. 例证分析：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社会主义观

孙中山在1896年到英国伦敦，1903年旅居日本，1905年到布鲁塞尔访问第二国际常设执行机构（国际社会党执行局），大量接触并受到社会主义思想和活动的影响，在看到欧洲资本主义社会的尖锐矛盾和制度弊端之后，甚至自称是中国社会主义者。孙中山1905年在解释三民主义时将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民生主义即时下底社会主义。诸君想想兄弟提倡民生主义是在什么时候？今日国人才出来讲社会主义，已嫌迟了。但是社会主义学说输入中国未久，兄弟将‘社会主义’原文译为‘民生主义’较好允当。”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中最早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代表人物有马君武，他于1903年在《译书汇编》第2号第11期发表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文章附有5本马克思主义著作目录：《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这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书单。

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中被毛泽东后来称赞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拓荒者”是朱执信，被认为是同盟会中真正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他于1906年在《民报》第2号、3号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文章，指出了马克思学说与空想社会主义不同。《民报》第5号发表《论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并行》一文，介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科学的社会主义。他关注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目的在于为当时孙中山倡导的“社会革命”寻求思想资源，同样将社会主义与民生主义、社会革命等同起来。

辛亥革命前后出现了标榜社会主义的团体和党派，其多将社会主义与民主主义加以混同，实质上投机专营无政府主义或个人主义。1911年8月，江亢虎（1883－1954）在上海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1911年11月该团体改组为“中国社会党”，本部设在上海，并在江、浙、京、津等全国多个地区设有分部，吸收党员条件宽松，短短几个月就在全国各地建立数百个支部，号称有几十万党员，并且办有机关刊物。该组织是中国第一个标榜社会主义的政党，但实际上党员中真正了解或信仰社会主义者甚少，虽然其骨干分子和报刊在宣传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和社会主义方面做了很多有影响的事情，但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也进行了许多误导，或解释为“马氏之主张与世界主义、无政府主义又未尝不相同也”，或者说“社会主义以人性为本，以人情为用”，或将社会主义等同于“自由、平等、博爱三言”为标榜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他们根据当时政府和当权势力的需要随意更改说辞，对于当时的投机分子来说，社会主义不是他们要努力付诸实施的内心追求，而是根据需要加以鼓吹利用的东西，即所谓“中国今日或尚非社会主义实行之时代，而确是社会主义鼓吹之时代”。这一组织的创办人江亢虎先后投靠过孙中山、袁世凯、汪精卫，最后以堕落为汉奸收场。

从1914年出现的一场所谓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争的论战中，也可以看出时人对社会主义认识的片面性。鼓吹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刘师复（1884－1915）在《民生》杂志上对其他派别社会主义者发起了一系列攻击，包括对孙中山和江亢虎的批评，指责他们对社会主义一无所知，他们之中任何人都不明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而且经常把二者混为一谈，甚至不了解各种社会主义之间的差异，显然的证明是孙中山把马克思和乔治相提并论，而江亢虎的许多论述则混淆了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刘师复自己对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认识是：社会主义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无政府主义将政治也包括在攻击范围之内，因此一切无政府主义者必然也是社会主义者，而社会主义者却不一定是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他们不反对政府，可以说无政府主义包含社会主义。

（三）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和组织存在

问题和分析方法：研究和回答民国建立之初为何能够容许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和组织存在，并且出现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各种派别的社会主义接受者，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去认识。

第一，资产阶级革命派困惑于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于一役的认识旋涡之中。孙中山当时所幻想的是中国不经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过程，认为“中世纪的生产方式将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生产阶段，而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或者说“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他在欧洲游历时就看到资本主义的缺陷，也看到社会主义的优势所在，经常将民生主义与社会主义混同起来，只是幻想中间可以不经过暴力革命而加以实现之。

第二，社会革命概念往往并不具有政治暴力含义，而许多派别把社会主义理解为非暴力运动。例如，自称社会主义者的江亢虎把社会主义描述为“正大光明之主义，非激烈危险之主义；建设之主义，非破坏之主义”。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同盟会也认为社会主义非但不会成为共和秩序的威胁，反而有助于实现共和政府的美好愿望。他们认为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必比西方国家更容易，因为中国尚未受到西方社会深刻的社会分化和剥削之害，因此有可能避免暴力。

第三，认为社会主义是世界政治发展的潮流，得到当时中国民主革命派的同情。“中国尽可以对社会主义闭门不纳，而不能不因偏离进步主流而承担风险。”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资产阶级已经与封建主义势力妥协或达成同盟以共同对付劳动阶级，劳资矛盾已经十分突出，社会主义运动此起彼伏，西方大国的国内革命热情非常高涨。在此情形下，“先进的中国人，所有经历过这种高涨的中国人，从欧美吸收了解放思想，但在欧美，提到日程上的问题已经是摆脱资产阶级而求得解放，即实行社会主义的问题。由此必然产生中国民主派对社会主义的同情，产生他们的主观社会主义”。

第四，社会主义符合人类共同传统，中国传统中也有着相似追求。比如，将社会主义看作“孔夫子的大同，基督教的天国，佛家的极乐净土”。孔子、孟子等中国古代思想家把大同和天下为公作为理想、追求，并且强调民为邦本等思想，《礼记·礼运》中有著名的描写“天下为公”和“大同”话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孙中山对三民主义的阐述常常从仁义、公理、济弱扶倾、均等、天下为公、民本等中国大同文化出发寻找思想资源。

二、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革命思想

马克思主义真正进入中国人的思想，不是指马克思主义只是被中国人所认识，而是指中国人内心接受、正确把握、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要产生一批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而且存在有别于早期出现的那些自誉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准。

（一）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诞生

1.基本问题和观点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诞生是否具有偶然性，是从什么人转变而来的，这些基本问题需要弄清。

第一，关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认识标准。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应该有一个思想标准，也就是必须接受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这就首先要划清马克思主义与当时其他思潮的界限，其中包括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界限。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中国知识分子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认识标准，或者说马克思主义者区别于其他主义思潮的地方，主要在于接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等理论。

第二，中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是如何产生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渠道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一是一批曾经拥护辛亥革命和参加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的知识分子，其信仰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二是一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受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纷纷出国留学（包括勤工俭学），目的是寻求十月革命的真谛，因当时北洋政府对苏俄影响的恐惧和阻挠，十月革命后一段时间，直接去俄国的途径不畅，于是他们分别到日本、欧洲（主要是法国）留学，目的是学习了解苏俄，条件允许后一批青年则直接去苏俄学习。三是一些反对封建统治和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志士，在思想上历经对传统文化感到失落、对欧美资本主义逻辑感到失望之后，从俄国十月革命传来的马克思主义中发现了救国真理，最终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第三，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产生的历史背景。这个时期从清朝灭亡到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是国际上和中国国内动荡期－1911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长期统治；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资本主义世界陷入危机；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并且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1915年中国思想界掀起新文化运动，对几千年的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第一次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大批判、大反省；1919年中国爆发五四运动，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及其帝国主义强权逻辑第一次进行公开质疑和反抗。

2. 基本文献、历史人物和历史考证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转变历程可以通过其早期言论、文字著述等文献进行研究，他们之前的身份等问题则需要有一定的历史资料例证。

例证分析1：一批曾经拥护辛亥革命的知识分子，其信仰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李大钊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际，热烈地向往资产阶级共和国。1913年李大钊东渡日本留学，接触到民主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1917年写《政治之离心力与向心力》一文，已经提到社会主义概念：“对于专制主义，而有民主主义；对于资本主义，而有社会主义。”（《李大钊文集》）辛亥革命最后失败的教训和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反差，引发中国知识分子先知先觉者新的选择思考，李大钊潜心研究俄国革命，于1918年7月在《言治》季刊发表的文章《法俄革命之比较观》，被称为中国知识分子关于俄国革命的最早议论。文中将18世纪末的法国革命看作“立于国家主义上之革命，是政治的革命兼含社会的革命”，将20世纪初的俄国革命看作“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也就是说社会主义革命是符合时代的新潮流。之后李大钊又相继发表了《庶民的胜利》《以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重要文章，提出“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等著名论断。李大钊于1918年底创办《每周评论》，组织“马尔格斯学说研究会”，开始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划清界限，以科学态度研究马克思主义，被誉为中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1919年5月李大钊负责将《新青年》第6卷第5号编辑为“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在其中发表了自己写得非常著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从“唯物史观”“阶级竞争说”“经济论”等方面对马克思主义做了阐释，这篇文章也被看作中国人的第一篇系统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等基础理论的作品，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具有重要学术地位。1921年3月20日，李大钊发表《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从分析中国在国际资本主义环境中所处的不利地位着眼，阐述自己对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的看法。

陈独秀在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逃亡日本，主要吸收的是欧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文化，1915年从日本回国后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主要介绍西方文化思潮，掀起了一场著名的思想解放运动即新文化运动。此时，陈独秀对马克思主义还不大清楚，将马克思主义与欧洲空想社会主义混为一谈。五四运动后，陈独秀在1919年12月《新青年》上发表《本志宣言》，开始揭露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虚伪实质，开始将关注点从欧美转向苏俄。1920年9月在《新青年》上发表《谈政治》一文，声明“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表明陈独秀开始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之后的陈独秀和李大钊一起，影响和带动了一批进步知识分子走上信仰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另外，老同盟会会员中也有人转变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等在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失望之后，受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实现了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转变，进一步认清过去旧革命道路的问题所在，即照着欧美式议会政治很难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其中，林伯渠又影响了其堂兄林修梅，林修梅的部下有彭德怀、贺龙等名将。1921年，林伯渠安排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与孙中山会晤，1922年安排孙中山与李大钊、陈独秀几次商议，有力推动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例证分析2：受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国内出现了新一代出国留学（包括勤工俭学）热，一批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分别到日本、欧洲（主要是法国）留学，或直接去苏俄学习，成为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

这个时期留学日本并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有杨匏安、李达、李汉俊、陈望道等。他们在介绍、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等工作上做出了里程碑式的贡献。杨匏安被誉为华南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1919年11－12月发表译述文章《马克思主义》，同时期李大钊也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达于1920年11月在上海创办《共产党》月刊，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主持和领导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即人民出版社的工作，系统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1920年12月发表《社会革命底商榷》和《马克思还原》等文章。李汉俊被称为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中的理论家，1920年8月为《劳动界》报写了发刊词，翻译了《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并帮助陈望道校对《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协助李达翻译郭泰的《唯物史观解说》。

这个时期留法青年中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代表人物有蔡和森、周恩来、李维汉、赵世炎、向警予、李富春、李立三、王若飞、聂荣臻、陈毅、邓小平等。他们在欧洲亲身感受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状况和斗争实践，在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中努力探求拯救中国之道。

最早到苏俄寻求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知识分子是瞿秋白。1920年10月，瞿秋白以《晨报》特派记者身份辗转出发，于1921年1月到达莫斯科，并有机会多次聆听列宁的演说。在他之后，罗亦农、彭述之、何今亮（汪寿华）、萧劲光、刘少奇、任弼时等多位青年去苏俄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例证分析3：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志士，一直留在国内，边坚持斗争边搜索救亡之道，在对旧中国文化和西方欧美思想进行反省的过程中，在对各种主义之争有了清醒的比较认识之后，毅然决然地走上了俄国十月革命所昭示的道路，成为坚定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

关于毛泽东，周恩来在1949年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说：“毛主席是从旧社会生长出来的，他否定过去，发展成为今天这样，是有这样一个过程的。”并且说：“学习毛泽东必须是全面的学习，从他的历史发展来学习，不要只看今天的成就伟大，而不看历史的发展。我们提出学习毛泽东，要使青年越学越深，越学越有兴趣，更进一步学习毛泽东整个的思想体系。”首先，从毛泽东成长的早期历史环境看，他经历过1894年日本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1898年戊戌变法运动的失败，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及农民义和团爱国运动（1899－1900），1911年辛亥革命，1919年五四运动等。从毛泽东的读书背景看，少年接受四书五经（不感兴趣），喜欢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但对书中全是统治者而不见耕田农民的状况感到不满。后接触到新知识，读了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从报》，接受的是封建改良思想。1911年到长沙读中学，看到宣传资产阶级革命的《民立报》，开始接受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并写了第一篇政见文章（贴在学校墙上），提出让孙中山从日本回来任新政府总统，康有为任国务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部长。从中可以看出，他当时将改良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混在了一起。辛亥革命前夕，剪掉了自己的辫子。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成为革命新军士兵，但看到辛亥革命果实很快被旧军阀官僚抢走后，大失所望，退出新军，继续读书和探索。1913年春－1918年夏，求学于湖南第一师范。这是一个思想斗争和观念转变的时期，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述着毛泽东自己的回忆：“在这个时候，我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我憧憬‘十九世纪的民主’、乌托邦主义和旧式的自由主义，但是我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是明确无疑的。”

新文化运动之前，毛泽东读书范围既包括中国思想家的书，如王船山、顾炎武、颜习斋、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著作，又包括西方思想家如卢梭、斯宾塞、孟德斯鸠、亚当·斯密、达尔文等人的著作。新文化运动开始后，毛泽东是《新青年》这一新文化运动阵地的热心读者，受到了民主和科学思想的影响，对专制、旧礼教、旧文学、文言文、封建思想等有了更深刻的批判意识，开始对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胡适赞赏有加，彻底抛弃了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政治主张。与此同时，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是辩证的，他认为对中西文化都应该采取批判的态度，不像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些知识分子全盘否定中国文化和主张“全盘西化”，比如胡适、陈独秀都有这种倾向，认为中国文化是绝对的坏，西方文化是绝对的好。新文化运动期间，毛泽东有了改造社会的抱负，但仍然停留于改造思想的水平上，认为“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心”，还没有认识到更为深刻的经济、政治因素。1917年底至1918年初发起并成立新民学会，学会章程规定“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以“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为会员守则。毛泽东寻求真理的决心是“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1917年8月23日给黎锦熙的信）1918年8月，毛泽东因新民学会会员勤工俭学事宜，第一次进北京，并在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北京大学是当时新文化运动中心，学术氛围活跃，新旧思想斗争激烈。从此时到五四运动前的这个时期，毛泽东既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也接触到其他社会主义思潮如空想社会主义、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新村主义、托尔斯泰的泛劳动主义等，毛泽东回忆说：“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我常常和来看我的、名叫朱谦之的学生讨论无政府主义和它在中国的前景。在那个时候，我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期间，毛泽东还起草了建设新村的计划书，就是把学校、家庭、社会结为一体，通过人人平等、互助等新社会生活方式实现改造社会的理想。五四运动作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也揭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毛泽东也在五四运动中成长为一个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并于五四运动后不久创办了宣传革命思想的《湘江评论》，开始对俄国十月革命的进步潮流有了深刻认识，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反动本质有了深刻认识（当时有不少人对帝国主义存有幻想），对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和民众联合的力量有了深刻认识（在《湘江评论》上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文章）。但此时，毛泽东仍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能读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很有限，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和暴力革命理论还缺乏认识。

直到1920年上半年，毛泽东到北京、上海继续探寻改造中国之路，读到《共产党宣言》全译本等书籍，对各种主义思想进行比较，与李大钊、陈独秀、邓中复等人进行多次讨论后，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毛泽东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的共产主义文献中的文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1921年1月1－2日，毛泽东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标志着毛泽东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道路。毛泽东在长沙等地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宣传活动，创办书社，介绍新书，并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展开斗争。除此之外，毛泽东非常注重深入工人、农民之中，同劳动者打成一片，办夜校，启发他们学习，扩展马克思主义的实际传播。

（二）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现实条件

1. 重大相关历史事件：影响中国人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两大实践运动

首先是俄国十月革命。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是20世纪开天辟地的政治事件，对世界范围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产生的影响是颠覆性的，因为它创新了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新领导力量，并且创造了新的革命道路和新方向。

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者的认识产生颠覆性影响的因素之一：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成功领导了革命，成功组建了新性质的政权，劳动人民当家做了主人。回顾之前，世界上反抗封建制度的民主革命基本上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专利，反抗外来侵略的民族解放运动基本上由统治者领导。清末，面对清王朝的昏庸无能，虽然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清王朝政权和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但这种农民起义的阶级局限性是很显然的，它依然信奉的是旧封建思想，也必然以失败告终。当时也出现过贵族官僚、地主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先后发起的改良主义运动，但也主要是以封建主义挽救封建统治，也必然一一失败。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并且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但这种在形式上照搬欧洲的民主主义在中国并没有合适的现实基础，其领导阶级即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十分软弱，革命明显呈现出不彻底性，既没有从根本上触动封建土地制度等经济基础，也没有触动旧军阀统治等政治基础，更没有触动旧意识形态等文化基础，甚至还对西方帝国主义外部列强势力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其失败也是必然的。在屡屡失败之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号角似乎一下子唤醒了中国人，不仅使一些资产阶级革命者摒弃从前，转投社会主义救中国的革命之中，而且更加鼓舞了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给予他们新的希望、新的憧憬、新的斗争方向。

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者的认识产生颠覆性影响的因素之二：苏俄外交政策与帝国主义迥然不同，欧洲列强的帝国主义的本质被彻底认清，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幻想被现实打破。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阐明了帝国主义时代和殖民体系下的民族解放的理论，提出在帝国主义时代和殖民体系下，必须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倡导建立独立自主、平等的、人道的民族关系准则，他将马克思主义“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这一论断运用于新生的苏俄政府的对外政策制定中，指出：“希望大俄罗斯无论如何要成为一个自由的和独立自主的、民主的、共和的、足以自豪的国家，按照平等这一人道的原则，而不是按照败坏伟大民族声誉的农奴制特权的原则对待邻国。”列宁强调要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声明放弃或取消俄国之前在中间的特权，废除不平等条约，支持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革命。这些赢得了中国革命人民的欢迎和尊重，使马克思主义观点深入人心。

俄国十月革命为社会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传播开辟了道路。斯大林在《十月革命与中间阶层问题》一文中指出：“十月革命的领袖列宁同志的名字，现在成了殖民地国家和主权不完整的国家里受压抑受摧残的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口中最爱戴的名字，这也不偶然的。如果说以前，在极辽阔的罗马帝国内，基督教被认为是受压迫受摧残的奴隶的救星，那么现在的情形是：在帝国主义的极其广大的殖民地国家中，社会主义可以成为（而且已经开始成为！）千百万群众解放的旗帜。”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总结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其次是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是一次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爱国民主运动，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

五四运动对中国人的认识产生颠覆性影响的因素之一：从传播西方资本主义思想转向传播马克思主义，新文化运动阵营开始分裂。五四运动之前的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和科学的大旗，为五四运动做了思想上的准备。五四运动崇尚的是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希望以理性和反封建的文化变革拯救中国。但是，封建王朝覆灭后的封建复辟和帝国主义列强无视中国利益的惨痛教训，让中国革命志士认识到，只有进行彻底的社会革命，改变现有的经济基础，才能彻底解决中国问题，也就是说，只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改造中国才是根本出路。于是，以五四运动为分界线，新文化运动中的干将开始出现分化，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毅然抛弃旧的世界观，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从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

五四运动对中国人的认识产生颠覆性影响的因素之二：工人阶级与知识分子一起登上运动舞台，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找到了自己阶级的力量。五四运动之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没有看到广大劳动群众的力量，也不敢发动工人、农民。五四运动以学生运动开始，以工人阶级和各界群众参与革命斗争胜利收场，极大地鼓舞了革命群众，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也让革命者看到了自己阶级的力量。先进的志士进一步认识到，必须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依靠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因此，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不仅在中国广泛传播，而且与中国无产阶级相结合，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经历了五四运动，中国先进分子开始认识到，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依靠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坚决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反动派，才是救国之道。

2. 重要学术史：思想交锋对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作为多种思潮之一进入中国，也必然处在多种思潮的激烈交锋之中，经历过真理越辩越明的阶段。

新文化运动期间，大量西方思潮进入中国知识界，其中影响较大的是进化论、实验主义、自由主义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潮。五四运动期间，又有大量的西方社会主义思潮进入中国，包括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等都为社会主义。在此情形下，人们受到这样那样思想的影响也就不足为怪了，主义之争也很容易爆发。马克思主义被反动势力攻击和污蔑为“过激主义”“洪水猛兽”“异端学说”。将问题与主义对立的言论也甚嚣尘上，也有人醉心于超阶级的纯学术，将学理与主义对立起来。

早期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与多个非马克思主义流派进行了思想论战，其中包括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封建知识分子、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论战，还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加以反击和批判。应该说，当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及其主张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对于还不十分成熟、不具有斗争经验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来说是很大的挑战。比如，胡适不仅以“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反对对中国社会进行根本改造，而且邀请美国实用主义代表人物杜威来中国讲学。扩大其影响。张东荪也邀请基尔特社会主义倡导者罗素来中国讲学，无政府主义者摆出最革命的样子，叫嚣个人万能、绝对自由、最彻底的革命等，打着“社会主义”旗号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反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这个阶段的思想交锋和论战，一方面澄清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模糊认识，坚定了马克思主义者的理想信念，大大加强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力，另一方面教育人们科学对待理论，理论必须联系中国实际，实际工作必须有科学的理论指导，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打下初步基础。

下面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文献及观点（尤其已经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要与民族国家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本观点）例证参考。

李大钊在1919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积极参与问题与主义之辩，同年8月，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文中指出：“我觉得‘问题’与‘主义’，有不能十分分离的关系。”“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了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他们实验自己生活上满意不满意的尺度（即是一种工具）。”“我们的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

陈独秀于1919年在《敬告广州青年》一文中提出：“我希望诸君切切实实研究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法，勿藏在空空的什么主义什么理想里面。”

张太雷于1921年在《关于殖民地问题致共产国际“三大”的提纲（草案）》中提出，要“把国际无产阶级政党的纲领和方法正确地运用于各国具体特点的基础之上”。

恽代英于1921年在《列宁与新经济政策》中提出：“解决中国的问题，自然要根据中国的情形，以决定中国的办法。”恽代英主编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1923年10月创刊），经常撰文论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理论与实际问题，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抨击当时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

李达于1921年在《马克思派社会主义》中提出：“中国社会革命究竟采用何种范畴的社会主义，大概也是要按照国情和国民性决定的。”

毛泽东在新民学会编订了《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其中的文章非常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性：“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第2集），“社会主义真为改造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第3集）。1921年1月21日他给在法国的蔡和森的回信中提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不像唯理观之不能证实而容易被人摇动。”

当然，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交锋和论战在之后仍在持续爆发。20世纪30年代围绕中国社会性质和道路抉择的大论战，进一步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熟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依靠工农联盟并联合各革命阶级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不断深入。马克思主义不仅进入中国共产党人的头脑中，成为革命的指导思想，而且得以在革命实践中结出重要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理论飞跃，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此之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共同作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不断进入中国人的思想。

（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要点分析

1. 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同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结合进入一个更加全面、更加深入的新阶段。

第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得以传播的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马克思主义开始具有被中国人普遍认同和接受的有利条件。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并非全国的执政党，只是在自己的根据地或所到之处发挥影响力，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思潮共处的环境并不十分有利。马克思主义在艰苦斗争的条件下，在经历了在人们头脑中、在社会上越辩越明的曲折以及被中国共产党不断胜利的实践反复证明后，才得以不断扩大影响并逐渐深入人心。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本身就是更有力的现实证明，中国人民为这一胜利欢欣鼓舞，代表了他们马克思主义的认可，尽管许多人还没有真正学过、没有真正弄懂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所处的历史环境、社会环境、政治环境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已经明显处于十分有利的条件之下。

第二，马克思中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也是中国建设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随着全国解放范围的不断扩大，党的组织分布到每一个城镇和县区、每一个重要的企业，并且分布到各个民族。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政策和策略让每个人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正如毛泽东所说：“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2. 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教育普及

第一，学习、宣传、普及马克思主义顺理成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新型国家，她是马克思主义胜利的象征，所依据的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必然会使广大人民群众必产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积极愿望。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的伟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为执政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只有让全国人民普遍理解和掌握，才能在建设实践中加以运用。在此情况下，全党、全国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潮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第二，全国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毛泽东非常注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大众化宣传教育，《矛盾论》《实践论》就是毛泽东根据中国的知识语言，从中国人的话语体系出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诠释，当时在提高党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素养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非常关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众化普及工作，亲自帮助选编教材，动员理论家编写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通俗读物。比如，1951年3月17日致函李达说：“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1954年12月28日又致信李达：“建议对一些哲学的基本概念，利用适当的场合，加以说明，使一般干部能够看懂。要利用这个机会，使成百万的不懂哲学的党内外干部懂得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在批判实用主义时，对实用主义所说的实用和效果，和我们所说的大体同样的名词，还需加以比较说明，因为一般人对这些还是混淆不清的。”毛泽东还推荐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冯契的《怎样认识世界》等适合大众和青年人阅读的书籍。

第三，教育普及的形式和渠道多种多样。党校是党培养教育干部的专门机构，也是马克思主义学习教育的重要场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党校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各级党校，党校轮训成为马克思主义教育普及的重要途径。全日制大、中、小学也是贯彻思想教育的主渠道，马克思主义自然成为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内容。学习运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马克思主义教育普及的重要形式。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运动也得到各民主党派的广泛响应，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提出建议，对民主党派成员提出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提高觉悟、改造观念等类似要求。这种学习往往也结合着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学习，比如1953年在全国出现了大规模学习、宣传、贯彻中共中央制定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热潮。当然，学习运动也与政治斗争、与个人崇拜发生过联系。

第四，出版发行大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著作读物，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大普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被国民党反动派视为“洪水猛兽”，在解放区之外被禁止出版，严重影响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满足马克思主义学习教育实际需要，整理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宣传介绍读本的工作被提上议事日程。1949－1956年，主要整理重印了一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单行本，如《资本论》《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哲学笔记》等。1956年开始陆续出版发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到1974年共出版了39卷）。1955年开始出版发行《列宁全集》（到1963年出齐了39卷）。1960年出版《列宁选集》，共4卷（1972年再版）。1953年开始出版《斯大林全集》（到1956年共出版13卷）。1951年开始出版《毛泽东选集》（到1953年共出版1－3卷，1960年出版第4卷）。

马克思主义的广泛普及，反映了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服，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信服，对马列主义及其中国化理论成果的信服。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人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变革

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进入人们的思想，在思想领域必然发生相应的化学变化。事实表明，这是一种翻天覆地的变化，最终引发中国人在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上的巨大变革，起初发生在少数人身上，然后发生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身上，最后发生在绝大多数中国人身上。这种变革同时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中国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化。

一、重要学术史分析：近代中国人的思想和思维方式变革的重要节点

（一）前提认知：旧传统观念和思维体系存在的问题

简要得说，旧传统观念和思维体系至少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

第一，天命论思维。人们熟知的说法：“天不变，道亦不变”。这造成一种抗争无益和悲观主义的心态。王朝虽然不断地改朝换代，但其形态依然是循环交替，这更加印证了天命论逻辑。

第二，忠君思想。天命观是帝王权力合法化的思想基础，唯有皇帝与天保持直接关系，依天命统治地上民众，皇帝也被称作天子。古代文化讲究忠孝仁义，忠字排头，以忠君为先，帝王不仅拥有王权，而且拥有人心，可以主宰一切，正如人们熟知的说法：“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家是帝王的国家，人民是帝王的臣民。虽然偶有强调“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民本观，但这里的民就像滋生粮食的土壤，只是被动的、可被利用之物，并非像帝王一样高高在上。

第三，等级观念。等级观念是由长期的等级秩序塑造起来的。封建礼教奉行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男尊女卑，迫使人们各就各位、各遵各德、各认各命，抗争既是成本巨大和徒劳的，也是违背常理的。

第四，英雄史观。人们熟知的说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学而优则仕”。似乎历史总是由少数人、个别人所创造，统治者一方面打造社会普遍倡导的英雄主义和官本位，一方面搞愚民政策。在此观念的统治下，创造财富的劳动人民自认命贱，普遍养成了奴性心理。

第五，唯圣、唯经。这其实是一种思想禁锢。崇拜过往圣人，遵循圣典，不能离经叛道。人们熟知的说法：“循规蹈矩”。人们知道最重要的是遵循已有的许许多多的规矩，而不是创新和越轨。这就是历史上经常发生复古、仿古和拒斥变革的思想因素。

第六，鄙视夷狄。人们熟知的说法：“华夷之辨”“叩头”等。中国被认为是世界的中心，统治者长期夜郎自大，有天下观，没有主权平等概念，也没有外交、对外贸易、国际法等概念。

第七，重文治、德化、消极抵抗的和平主义。总是从道德上查找问题原因，并加以解释。人们熟知的说法：“以理服人”“礼遇天下”。中国自汉朝以后重文治、轻武功，强调教化、守信，而不是武力征服，武只是辅助手段。所以，在遇到外敌侵扰时，采取更多的是“先礼后兵”“闭关”等措施。

列举上述方面，是为了对照在接下来的历次冲击中，每次分别在哪些方面发生变革以及变革的先后顺序。

（二）历史与学术史：三次冲击和变革尝试

第一，晚清帝制的衰落和西方列强的外部攻击，对旧中国传统观念形态产生了冲击，于是发生了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一幕幕变化。中国人开始走出国门，被动了解、适应西洋规则，认识帝国之外的崭新世界。这是第一次冲击。

19世纪40年代，清王朝仍怀着“闭关”心态，之后便开始遵守洋人的条约，重视洋人的国际法则，可谓抱着“守信”心态。最为重要的变化是逐步放弃了中国中心主义，国人知道了中国不是世界中心，世界也不是天圆地方。以前的“夷务”改成了“洋务”，当然最后变成“外交事务”。尽管如此，旧王朝的精英们效忠的依然是旧的王权，“忠心”的是旧王朝，依然陶醉于旧传统思想，对“外夷”思想不屑一顾，他们提出的应对危机之策不过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托古改制”，对外依然坚守“相仁之道”“天下一家”等观念，希冀以旧的“仁道”战胜西方列强的霸道。期间以太平天国为旗帜的农民运动，要摧毁的是旧王朝，要建立的依然是“天朝上国”，虽然强调民族尊严和国家地位平等，但依然坚守“万方来朝”“四夷宾服”观念，依然将外部势力看作可以鄙视的夷狄。当然，在晚清遭遇一次次不幸之后，一些开放派人物像郑观应、王韬、郭嵩寿等开始有抛弃华夷之辨等零星的“西化”观点。总之，日益衰落的清王朝依然持有的保守心态，必然导致其最后的灭亡，但随着它的灭亡，中国人的传统思想观念与整个中华文化一样陷入一场严重危机中。

第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同时引进了大量西方思潮，对悲观失落的中国人和日渐衰落的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冲击，这是第二次大的冲击。它使中国人的心态从过去看不起洋人转变为崇洋媚外。

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以从西方学来的民族主义为旗帜。清朝灭亡后，西方文化大肆拥入中国，西方教会学校和传教士数量剧增，虽然出现了捍卫国学的“国粹派”和以孔教为国教的“新保守派”，但难以抵挡声音更大的“新文化派”。新文化派高高举起西方的科学与民主大旗，发起了一场对中国社会思想启蒙的新文化运动。在此运动中，西方的各种思潮包括功利主义、实用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达尔文主义、唯物主义等都找到了自己的舞台，有些国人甚至滋生出全盘西化和崇洋媚外的洋奴心态。

在孙中山这位民主革命先行者的思想中，他的民族主义观已经包含“用民族精神救国”“使整个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共同用公理打破强权”等方面。

在经历失败后，孙中山将目光转向俄国十月革命胜利背后的苏俄经验上，受社会主义和列宁思想的影响，进一步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以俄为师、依靠人民、联合世界被压迫民族、经济赶超、开放主义等一系列先进思想，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奠定了思想基础。可惜他的思想因他的早逝没能贯彻下去，他的超阶级的“王道”“霸道”“公理”概念依然是抽象的和平主义空想，具有浓厚的旧传统文化色彩。正如他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中所写：“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都应该担负这个责任，便是我们民族的真精神！”他虽然提及四万万全中国人，但事实上依然在精英圈里动员，难以触及广大人民群众的神经。有限的革命只能获得有限的力量支持，难以达到革命胜利的目的。

另外，在这一时期，一些西方的恶劣思潮开始侵染中国社会，比如散布民族对立、压制民主自由、崇尚国家至上、策动战争和种族屠杀的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战国策论、极端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它们加重了中国思想界的混乱。而当时的知识界人士认为，改造社会必定运用他们的知识，科学事业会使他们获得有影响的地位，因而往往渴望受到广泛的教育。他们把无产阶级看作无知的、贫穷而软弱的阶级，可以利用他们达到自己的目的。知识分子认为自己非常重要，而无产阶级则微不足道，他们的这种倾向极为明显，最终成为工人革命运动的极大的障碍。

第三，旧民主主义革命以失败告终，俄国十月革命带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曙光。中国无产阶级政党诞生，工农武装割据声势日益浩大，最后势不可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所到之处，红色文化沁入人心，对中国人的心灵冲击更加猛烈，影响面更大。这是第三次冲击，其所带来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变革更具根本性。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人的头脑，不仅横扫了中国几千年旧社会的旧思想、旧观念、旧思维，而且战胜了来自西方国家的落后思想观念。在与各种思潮的较量中，马克思主义澄清了许多以前令人困惑的大是大非问题，让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认清了所处的时代环境、所处的社会性质，找到了自己解放自己的道路，为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开辟和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

二、核心观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革命性影响

在来自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西方外部势力的强烈冲击之下，晚清的改良思想和辛亥革命后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思想虽然反映了中国人的觉醒意识，但都有很大的局限性，无法让中国革命者看清中国方方面面危机的根源，即使已经明确了革命目标，也无法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看不到革命的依靠力量，所以一再失败。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人，之所以能找到一条成功的革命道路，首先在于他们对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进行了彻底的革新，这种变革依靠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劳动者创造财富

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人的思想后，中国广大革命群众彻底破除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旧道理，知道了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劳动人民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应该成为社会的真正主人，应该受到尊重。从此，劳动人民一改旧社会的奴隶心态和等级观念，产生了高昂的革命斗智和反抗精神，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生力军。特别在经历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革命失败之后，马列主义让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的民主革命仅靠知识精英或有产阶级是无力的。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在认识上逐渐成熟起来，工人阶级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农民阶级成为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工农武装割据再也不是封建时代的农民起义或农民战争。他们更新了观念，有了新思想、新追求、新作风、新纪律、新风貌，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家做了新社会的主人，并以主人翁的姿态积极投身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在知识系统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促进了历史观的革新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发展。李大钊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历史并用于改造中国旧史学，于1924年出版《史学要论》。该书是最早的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出的史学论著。20世纪30年代，一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爆发了，正是这次论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和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发展，涌现出郭沫若、翦伯赞、吕振羽、何干之等一批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1930年出版的郭沫若专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形成。20世纪4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抗日根据地上，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他们撰写的书籍明显增多，一些著名学者出版了一批中国通史和中国思想史著作，比如吕振羽著《简明中国通史》，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中国经学史的演变》，翦伯赞著《中国史纲》，侯外庐著《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学说史》，侯外庐等人合著《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何干之著《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史》《中国现代革命史》，胡绳著《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邓初民著《中国社会史教程》，等等。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史学是当时中国最早最有成就的社会科学，这是马克思主义推动中国思想界革命的成果，新史学又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发展，推动了中国人的观念变革。

（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变革或文化教育改造无法解决根本问题

中国先进分子在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以前，对中国危机根源的认识并不清楚，先是觉得武力不如人，后又认识到朝廷昏庸腐败，再后来从文化上找原因，认为必须进行文化改造，改造国民性，有人主张教育救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和倡导者李大钊、陈独秀、鲁迅以及青年时期的毛泽东，都曾寄望于文化改造和国民教育。

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教给人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不仅更新了人们的思想，而且变革了人们的思维方式。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哲学原理告诉人们，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在人类社会领域，从根本上说，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后者对前者具有反作用，这种反作用有时是巨大的。这就要求人们在看待问题时，不能仅仅停留于意识领域，要到现实生活中探究问题。文化领域的问题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政治领域的问题有深刻的社会生产方式的根源，有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内在规率。社会革命的目的就是通过变革现存的生产方式，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创造力，从而创造极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在此哲学原理的引导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先进分子开始看清政治危机、文化危机背后深层的生产方式根源，认清了中国社会的性质和革命的任务，有了新的目标迫求和切实可行的实现途径，坚定了一往无前的革命决心，在经历种种困难和曲折之后，成功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道路。

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性质和求解革命道路。但是，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经历了非常曲折的过程，包括中国共产党重要创始人陈独秀在内的不少人犯了严重错误，马克思主义者与反马克思主义者有过激烈的思想交锋和理论论战，特别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大争论中这种斗争异常尖锐。国民党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恶意破坏和第一次大革命的失败，迫使人们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进行反思，不仅要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道路、方式重新加以界定，而且要对中国社会的性质进行再确定。如何确定，依据什么确定以及马列主义是否适合中国的国情，不同的人、不同的阶级派别从自身利益出发纷纷提出各自的观点和论证，从而在思想战线上爆发了一场与武装斗争同时进行的大论战。参加论战的马克思主义者有史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等，他们联系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实际状况，从各种角度论证唯物史观的合理性。郭沫若从甲骨文、金文的大量研究中发掘第一手资料，撰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吕振羽撰写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中国政治思想史》等著作，刘梦飞撰写了《中国农村经济的现阶段－任曙、严灵峰先生的理论批判》文章，等等。论战使革命人民进一步擦亮了眼睛，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进一步认定了马列主义对中国的指导意义，认识到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实质以及党内“左”倾和“右”倾路线的危害性，是走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思想资源。

与此同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领袖人物，在领导革命的实践中，不畏挫折，深入社会基层，一边做大量的社会调查，一边积极发动群众，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活学活用马列主义基本原理，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性质、革命对象、革命动力、革命力量、革命道路的一系列科学的完整理论。毛泽东先后撰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这些著作形成了符合中国实际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的完整体系，也形成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必然产物即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1938年8月，艾思奇、吴黎平合著《唯物史观》一书，该书成为陕北革命根据地延安联系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运动的重要教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既面临改造旧思想、旧文化的紧迫形势，也肩负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大力发展经济以摆脱贫穷落后的历史使命。处理好这两大任务之间的辩证关系，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人们急于发展生产，甚至搞过“大跃进”，为了解放生产力采取过激进的生产关系变革。人们也急于清除落后思想，开展过“三反”“五反”运动并取得了明显成效，坚持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邓小平后来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大概念说明上述问题。1983年4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央代表团时，论述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物质文明的成就举世瞩目，但精神文明有成绩也有教训。如何促成两者协调发展，仍然是个富有挑战性的迫切任务。

总之，关于唯物史观对中国人的认识产生的巨大影响和在实践中对中国社会文化带来的深远变革以及如何才能更科学地理解唯物史观和更好地贯彻于实践，还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梳理。

（三）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这句话源于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依据的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原理，在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中被转化为中国人的话语，变成通俗易懂又非常实用的道理。通过人们熟知的、最基本的几对关系：共性与个性的关系、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认识与实践的关系、内因与外因的关系，得出最基本的结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遵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认识和行动准则。

这种当今人们熟知的看似浅显的大道理的得来并不顺畅，首先过去的帝王统治靠的是愚民政策，中国人在长期形成的思维定式，一方面遵古训、奉道统、讲名分、守规矩，另一方面靠经验、重模仿、怕冒险，一切听天由命，在此基础上稳定的社会生活结构形成，即使不断改朝换代，这些也基本不变，也就是“天不变，道亦不变”。近代外来势力入侵打击了清王朝，资产阶级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外部思潮进入中国人的头脑，中国的“天”发生了巨变，小国的“道统”也发生了裂变，经历新旧交替的中国人开始有意无意地进行着选择。其中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自己的革命历程中经受了由不成熟到成熟的煎熬。即使党的领袖人物也有人犯过惟仁惟书的教条主义错误，有人犯过经验主义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重大损失，给人们的思想造成很大的危害或不良影响。正是在一次次挫折和失败之后，在不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得出了被实践反复检验的真理，即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必须与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密切结合起来。抛开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引就会变得愚昧无知、鼠目寸光，就会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撇开具体实际照本宣科就容易流于空谈，就要犯教条主义错误，贻误战机，导致失败，误国误民。毛泽东思想之所以正确，就在于它是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智慧结晶，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实践典范，能够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正是在经历曲折之后获得一个接一个的胜利，人们开始认同并熟练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道理，开始对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道理的深刻性有了高度认识。实际上，在中国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人们坚持的还是这些道理，只要坚持做到就一定能够取得成功，背离这些道理就要失败。过去、现在是这样，将来还会是这样。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对挫折、失败进行了教训总结和理论反思，并发表见解，积累了很多宝贵的文献资料。最为突出的文献资料贡献主要发生在以下几个大的时期。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针对党内“左”倾错误，特别是照抄照搬马列书本上的条条和共产国际指示，不联系中国实际情况的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导致中国革命失败和严重挫折的情况，毛泽东在1930年5月专门撰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么，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主张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毛泽东深入社会底层，带头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受他的影响，社会调查成为中国共产党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本环节。1936年在陕北延安革命根据地，毛泽东非常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工作。为了从思想上进一步消除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毛泽东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7年写了《辩证唯物论提纲》，并亲自讲授基本道理，后来出版了《矛盾论》《实践论》。1938年，毛泽东联系中国抗日战争的具体形势发表了《论持久战》。在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要求全党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学会把马列主义理论应用于中国具体的实际环境中。1942年6月，毛泽东又为党中央写了《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1945年，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规定了以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为一切工作的指针。正如1983年邓小平所总结的：“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取得胜利？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形式和方法。十月革命的胜利也是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同俄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结果。所以，一个国家的革命要取得胜利，最根本的一条经验就是，各国共产党应该根据自己国家的情况，找出自己的革命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学习苏联的经验，取得了成绩，也受了一些挫折和教训。1955年，中国领导人开始注重探索自己的道路。从中国实际出发，1956年毛泽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1957年又做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使全党重新回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上来。邓小平着重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重新确定我国现在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重新确立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这个时期，理论界掀起了学习和研究“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高潮，并联系实际创作了许多学术著作，为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提供了理论支持。

最后一个时期就是当前时期。改革开放40年，我们引进了大量的西方国家的知识、经验和模式。在国际化、商品化、信息化带来思想观念巨大变化的同时，难免出现两种不良倾向：一是照抄照搬西方，一是忽视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于是，党中央针对这两种倾向提出要注意反对两个教条主义倾向，既要反对固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作中个别结论的倾向，又要反对拿西方理论观点来套用中国的倾向。过去反对照搬苏联模式，现在也反对照搬西方模式。

中共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指出：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党中央非常注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在全党开展群众路线学习实践活动。中央政治局进行历史唯物主义专题的集体学习，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主义。高举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高举改革开放的伟大旗帜，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道路上迈出坚实的步伐。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分析的重要例证

一、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

（一）阶级自觉与工人运动的组织领导

1. 脑力劳动的无产阶级的阶级自觉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受俄国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影响，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完成自身世界观转变之后，特别是与无政府主义分子划清界限之后，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要求，迅速找到了自己的阶级队伍，即工人群众。积极深入到他们中去，传播马克思主义，培养工人先进分子，将他们组织起来（建立工会），推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的密切结合，为真正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中国无产阶级政党即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创造条件。这些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知识分子首先实现了自身的身份和角色的蜕变，即他们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是属于无产阶级的队伍，即恩格斯所说的“脑力劳动无产阶级”。在中国，他们先于“体力劳动的工人兄弟”觉醒和成熟，并于1921年上半年在上海正式宣告成立中国共产党。

2. 组织领导工人运动的曲折历程和历史局限

作为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自然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认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和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所面对的最直接问题是如何看待时局，如何作为，如何组织领导工人阶级，进而如何领导革命运动。认识上还显得稚嫩的中国共产党人，遵循了从照搬理论－照搬俄国－吸取教训－勇于探索－寻求出路的曲折历程。

（二）农民问题与农民运动的组织领导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党内并没有很快注意研究农民问题，也不大注重发动和领导农民运动。究其原因，一是主观认识还没有到位。因为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共产党被理解为仅仅是工人阶级的政党，自然首先关注工人阶级。二是客观上，党成立后正值工人运动高潮，之后的国共合作又掀起了北伐战争等大革命高潮，新成立的共产党力量和精力有限，还无暇顾及或专注农民问题。另外，受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和农民问题意见的影响，以及当时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对农民和农村问题看法的局限，造成党内早期农民观念和农民运动政策的消极懈怠。随着国民党右派势力的不断发难和大革命的曲折进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及时从中国实际出发，通过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形成了关于中国农民阶级的正确观点，使党逐渐关注对中国农民运动的领导。

（三）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与文化战线的斗争

1. 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性质论战的外部思想背景1927年，斯大林、布哈林等多数派继承和发展了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学说，坚持认为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仍然是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表现为武装和非武装的地主阶级掌握着中国的政治经济权力，封建残余以及军阀官僚的上层建筑代替传统封建专制制度，成为中国国内压迫的主要形式；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控制不仅体现在军事上，还体现在支配和控制中国工业、财政、金融、交通等国民经济的命脉上。所以，中国革命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种革命是“反封建残余的斗争和反帝国主义斗争的结合”。上述认识也是影响中共六大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性质判断的重要因素。

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对中国问题的认识上也有不符合实际的判断，如把蒋介石背叛革命等同于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主张反对资产阶级的城市革命和反对富农的农村革命。这些在中国共产党内的认识上和策略上都产生了误导，也是造成“左倾”盲动、冒进的原因之一。

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认识问题上，苏联共产党内部也出现分裂。以托洛茨基为首的少数人认为，中国大革命失败是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推行错误路线的结果。进而认为既然中国农村已基本没有封建势力的存在，那么中国农村中的农民斗争就并非是反对封建残余，而是反对资产阶级。“托派”的观点从根本上误判了中国的实际国情，对中国共产党在认识上也产生了不良影响，造成了党内思想上的混乱和认识上的分裂，甚至为陈独秀等人否认在大革命中所犯的错误提供了理论借口。1928年六七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虽然再次确认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但是已被剥夺实际领导权的陈独秀等人在获悉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文件后又产生了思想共鸣，再次为其教条主义错误辩护，从而挑起了党内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

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分歧和立场对立，不仅引起中国共产党党内思想上的一场论战，而且在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后，这场论战又继续扩展为思想理论界、学术界长达10年之久的更大范围的论战。

2. 中国共产党内的认识分歧与论战

中共六大在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基本状况和革命形势，集中回答了当时困扰党内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的两大根本问题：国家真正的统一并未完成，中国并没有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地主阶级的私有土地制度并没有推翻，一切封建余孽并没有肃清；现在的政权是地主、军阀、买办、民族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这一反动联盟依靠着国际帝国主义之政治的经济的威力，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此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帝国主义和完成土地革命是当前的两大任务。大会还批判了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界限的“不断革命论”，指出中国当前的革命形势是处在两个高潮之间的低潮，同时指明了全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

陈独秀等人继续坚持否认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其思想进一步与托洛茨基主义相结合，形成了一套系统的被称为“托陈取消派”的政治纲领。“托派”的观点制造了党内思想的混乱。而且陈独秀同托洛茨基主义分子结合成立了反党组织，党中央不得不决定把陈独秀等人开除出党，之后陈独秀等人继续散布其托派观点。

面对“托陈取消派”对中共六大路线的公然发难和党内宗派活动，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29年10月15日做出了《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决议》指出，在中国“反帝国主义与反封建势力的任务一点也没完成，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的束缚一点也没有解除”，国民党实际上是“帝国主义支撑下的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联盟”，其政权并非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权。《决议》重申了中共六大的主张，明确指出陈独秀等人错误的严重危害。

3. 关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延伸和扩展

在中国共产党与“托陈取消派”就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进行论战的同时，国民党当局和其他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派别的代表人物也群起鼓噪，错误解读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革命性质，旨在从思想理论上消解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陈独秀等人被开除出党后，陈独秀的“托陈取消派”与当时的新生命派、新月派等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者一起，继续发起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革命立场的攻击。中国共产党中央在取得反对托陈取消派政治斗争的胜利后，也迅速组织了许多社会科学工作者，发动“左联”“社联”等革命文化团体，通过《新思潮》等杂志对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或假马克思主义观点进行了有力地批判，系统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确主张，进一步肃清了“托陈取消派”的思想影响，有力反击了国民党当局及反动文人的文化“围剿”，捍卫了中共六大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基本判断。

这场论战不但从政界扩展到思想理论界、学术界，而且在内容上从中国社会性质延伸至中国社会史、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等三大领域。其中，要害问题包括：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要不要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历史上有没有奴隶社会，秦汉之后中国是封建社会还是其他社会，人类社会有无共同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是否适合中国等。

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是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继续和纵向深入，各派围绕“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奴隶制社会问题、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等展开激烈讨论。这场论战所具有的学术深度及其体现的史学思想与方法，对深入认识基本国情产生了重要影响。弄清了中国社会的来龙去脉，提供了史学理论与方法支持，进一步坚定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认识。

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围绕农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农村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等问题展开。通过论战，进一步揭示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抓住农村问题这一中国最大国情实际进行重点分析，为全党进一步把目光投向中国农村，将农村作为革命沃土，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探寻土地革命和工农武装割据、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这场论战是关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性质认识、关于中国社会史认识、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认识的论战。这三大领域的认识论战反映到政治实践中，其实质问题就是站到革命的阵营还是站到反对革命的阵营的问题。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革新

（一）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历史进步性

马克思主义及其无产阶级文化观被中国的先进分子即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群众所掌握，并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社会运动密切结合，发展成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顺应历史发展，反映时代要求，代表着当时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具有历史进步性的优秀品质。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一开始就同中国封建文化因性质不同而产生冲突。根据目前理论界的研究，至少存在以下几方面的不一致：在历史观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的“圣人史观”不一致；马克思主义充满辩证法的阶级斗争理论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中庸思想、调和论等不一致；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独立、自由、解放以及人民民主的政治思想与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中的忠君观念不一致；马克思主义关于尊重规律、尊重生产实践的科学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迷信思想和直觉主义不一致；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代表先进生产力并通过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革命学说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暴动经验不一致；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大生产的理论与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思想和小商品意识不一致等等。这些不一致的本质恰恰在于马克思主义是代表人类发展方向的先进文化，它与农业文明基础上生成的封建文化之间的不合是历史的必然。

虽然在事关人类共同理想的文化观念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马克思主义反剥削反压迫的主张与中国传统的“均贫富、等贵贱”等一些朴素思想要求在表面上有相似之处，但在本质上它们是建立在不同经济基础之上的完全不同的社会政治理想。马克思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本质差别，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先进分子中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化价值体系融入中国社会要经历马克思主义者普遍的文化自觉并与广泛深入的社会动员相结合的实践过程，这是历史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因此，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历程中找到自己的接受者、传播者和社会实践者。

五四运动之所以伟大，不仅在于有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而且在于马克思主义被中国最先进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所掌握，并开始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从而初步形成了先进阶级的文化自觉。五四运动因此成为中国文化迈向现代化征程的真正开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李大钊就是第一个自觉运用唯物史观分析和研究中国社会、认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现代化具有指导意义的第一人。他运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对中国封建社会文化进行了深刻剖析，尖锐指出传统伦理的基础是中国的农业经济和宗法家族制度，儒家伦理之所以在中国居统治地位两千年之久，是因为适应中国两千年未曾变动的农业经济。他同时批判了新文化运动中的封建复古倾向，认为近代西方的工业经济必然冲击中国的农业经济，西方的人权平等和民主政治必然动摇中国的专制政治，由此必然从根本上动摇传统的伦理基础，代替封建统治阶级伦理体系的必然是工业文明基础上的劳动人民的新伦理文化，从而论证了文化变革以新道德代替旧伦理的历史必然性。继李大钊之后，瞿秋白、陈独秀、萧楚女、恽代英、李达等也较早开始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文化问题，把马克思主义当作科学的方法论。

（二）多学科体系的更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中国学术的构建原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直接言说的是中国文化的现代学术构建，或者可以说中国文化的现代学术构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从开始就吸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史学、文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基本原理，将观念革新与各个具体学科的革新密切结合起来，促进了观念系统、知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化，有力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文化思想中的成熟展现，应该说是以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论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涵为标志。毛泽东提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现阶段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的结论，也标志着中国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自觉。以新民主主义文化论为认识升华的向导，1942年，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上做了几次讲话，最后形成《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立的讲话》发表。《讲话》阐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体系，回答了革命文艺为了谁、依靠谁的根本问题，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动员文艺工作者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提高认识，改造世界观，创作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以此为指导，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文艺创作空前繁荣，革命文艺作品不断涌现。

当然，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改造都产生了建设性的影响，大大触动了相关领域思想观念的更新，也为新中国各项新制度、新体制的确立提供了思想先导和理论依据。这里仅仅提供一些例证导引，其他方面的类似变革就不再一一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