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哲学视角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然性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含义及其形态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含义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指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哲学和中国社会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并创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哲学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新哲学理论，使起源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扎根于中国社会。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要在内容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中国革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问题，还要总结和概括中国人民革命、改革与建设的实践经验，揭示出中国革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发展的认识范式和客观规律，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宝库。同时在形式上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民族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欧洲语境变成中华民族的汉语语境，运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深入浅出地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和精神实质，进而形成指导中国革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中国现代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根本要求就是信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理论体系，坚持这个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原理和崇高追求，坚持贯穿于这些基本原理之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到一起，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崇高追求分析中国国情，指导中国革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总结中国革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的一切胜利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取得的。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创性成果。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整个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人认识世界、认识中国国情，并努力使中国社会融入世界现代化洪流的过程。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改造，再到确立社会主义制度、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然后到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开创，可以说，中国社会发展的每一时期的突破，都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结果。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探索过程中曾得出的一些结论，可能会因为时代的变化而不适合于当今实际，但我们不能就此断言整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和精神实质会过时，甚至否定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地位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客观必然性。我们认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观点、方法和价值理念，在任何时候对我国现代化事业都具有指导意义。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作为一项开创性事业，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使之中国化，我们才能正确地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规律和逻辑，也才能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把新时期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继续向前推进，永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旺盛生命力。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三种形态

在中国革命的每一个阶段，中国国情以及马克思主义者面临的任务都有很大的不同。与这些阶段相适应，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也先后出现了三种形态。

1. 以实事求是为基本精神的毛泽东哲学思想

在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整个马克思主义刚刚传入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开始以中文出版，苏联、日本等国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版物陆续被介绍到中国。

在中国革命的第二阶段，中国共产党人长期处于守势，严酷的现实迫使他们必须事事小心、处处谨慎。教条主义带来的惨重损失更是从反面告诉中国共产党人，客观规律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毛泽东最早认识到这一点，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把握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战争的客观规律成为全党的共同要求。这时的中国共产党人迫切需要一种能够为他们认识和把握中国实际情况、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提供指导的哲学理论。而以斯大林为代表的苏联共产党人在20世纪30年代建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突出强调世界的物质性以及物质世界的运动性和运动规律的客观性、可知性，恰好满足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上述理论需要。接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体系，是中国共产党人以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为中介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选择。该阶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主要表现为毛泽东对苏联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再选择和再表述。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要成果与集中体现就是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等哲学著作。因此，这个意义上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一种形态。

2. 受唯意志论严重影响的毛泽东晚年哲学思想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代表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入了第三个阶段，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随着地位的变化，共产党人面临的任务也由夺取政权变为利用政权改造旧中国，建设社会主义。但是在无比乐观与自信的心理作用下，有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上的急性病，出现了1958年的“大跃进”和1959年的“反右倾”。由于想要超越历史客观规律建设社会主义，而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希望通过阶级斗争推动社会继续进步。该阶段中国政治经历了正确路线与“左”倾路线的激烈斗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同样贯穿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较量。不论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还是在文化领域，包括哲学领域，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日渐占据了这场斗争的上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这一阶段的最后成果，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二种形态，主要体现为毛泽东晚年的哲学思想，即脱离中国实际，带有严重唯意志论倾向的思想体系。它的产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的一个重大曲折。

3. 以实践唯物主义为方向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传统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因为没有突出人的主体性而备受批评，被认为是属于尚未反映马克思所完成的哲学革命的旧唯物主义。这时，人们惊喜地发现，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是一座真正的哲学宝库。马克思的全部哲学与以往一切哲学的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把实践作为人所面对的现实世界的基础，提出了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突出人的主体性，也是对人道主义的弘扬。出于这样的认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中文新译本于1979年发表之后，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解释。到80年代中期，形成了一场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热潮，虽几经曲折，至今依然不衰。

现在，实践唯物主义已经被中国大多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所接受。虽然统一的以实践唯物主义为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还没有最终建立，但以此为方向已经日渐明确。就目前情况看，实践唯物主义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选择，也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第三种形态。这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它的基本精神是人的主体性。

上述三种形态之间互有不同，但它们都有充分的文本依据，都相信自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三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继出现，充分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特殊性，也充分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的复杂性。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客观必然性分析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是19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和工人运动不断发展的结果，是近代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吸取前人优秀思想成果而创立的超越前人的学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达到了成熟。此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中，经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经典作家和革命领袖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体系日臻完善。

在1895年恩格斯逝世以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又经历了一百多年的传播和发展。作为世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精神武器，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伴随着世界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可能为后人遇到的所有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世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的同时，对遇到的新问题、新情况做出新分析、新总结和新概括，用新的观点和理论丰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认识时代特征、社会矛盾、阶级力量和发展动力。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在实践中赢得胜利。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历史，是一代又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决特定时代问题的过程中，用新的观点理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

近代以来，中国哲学发展史的主线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逐渐成熟的发展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解决中国重大问题过程中得到验证发展的历史，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对这一主线我们既可以从中国革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视角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这一客观进程，也可以从理论与实践的交互作用中来把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规律。

中国共产党90多年的历史证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经历了一个从不自觉到自觉、从不成熟到成熟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开始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艰难探索。在经历了无数次挫折与成功后，全党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的认识才逐步达到自觉。以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通过革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探索和实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三次历史性飞跃，进而创造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的理论成果。

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发展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史，也是中国哲学现代化的发展史。近百年来，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发展，中国哲学现代化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出现了可喜的画面。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轨迹，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规律，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运用和发展的过程，又是中国接受、实践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其目的是要解决中国革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真理的普遍性本质和实践的具体性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体现出了三大主题，即革命主题、改革主题和现代化建设主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目的是要解决中国面临的时代课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要解决好这三大主题，也是中国共产党实现历史使命的客观需要。因此，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看作一个整体来考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然要求。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建构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核心

1. 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中国特色

实事求是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特别关注辩证唯物主义，主要与以列宁、斯大林为代表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选择有关。恩格斯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辩证的世界观。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以及苏联哲学不仅接受了恩格斯的观点，并以之为基础建立了一个完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在苏联能够形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因为他们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需要有一个唯物辩证的世界观为其科学性、合理性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作论证，而这实际上也是对共产党自己实践活动的科学性、合理性进行的论证。

1949年以前，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渠道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和苏联哲学。因而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那时，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与俄国人是一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被理解为首先是辩证唯物主义，但相对而言，历史唯物主义在当时更受人们关注。因为它不仅给想要变革中国现实的人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而且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具有科学性的社会历史理论。

那么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在中国化的进程中，产生的为什么不是像苏联哲学那样的理论体系，而是具有强烈方法论色彩的实事求是理论呢？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其最直接的原因就在于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实践提出了这样的需要。此外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就是它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以及毛泽东本人的某些个性特点有关。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从自己的实践需要出发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以及苏联哲学的选择，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而注重实际和实用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特点。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核心的“实事求是”恰好体现了这种务实精神。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个性有很大关联，具体到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自然与其创始人毛泽东密切相关。众所周知，毛泽东出身农家，对中国文化的务实传统感受分外深切。他既没有到欧洲寻求马克思主义，更没有到书本里寻求马克思主义，而是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的运用，重视对中国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直至在与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都与他的这种务实精神密切相关。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1949年以前主要化为了一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条路线具有十分鲜明的中国特色。它的形成和发展向我们生动地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具体过程。

2. 实事求是体现科学理性精神

实事求是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核心，不仅是出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克服革命过程中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实践需要，也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某些特点有关。

（1）实事求是的实用理性特征

务实精神在中国古已有之，数千年来早已深入人心。中国古代，具有实用性的天文、数学、农学、兵学、史学、文学高度发达，其中哲学主要关注人的伦理生活，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中虔于“性命”空谈的倾向受到批判。特别是到了清代，学者们明确提出“实事求是”，以实证精神对中国传统学术，从经学、史学、诸子学到自然科学，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实事求是体现的正是这种务实的理性精神。毛泽东还在长沙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便告诫自己：“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实意做事，真心求学。”

自然经济在中国的传统农业社会中长期占有支配地位，由于它是一种以获得具体使用价值为目的并不断重复自身的简单再生产，这种狭隘的生产规模和简单的技术方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和手脚，使许多人都只执着于眼前。大多数中国人有的只是非常功利地为了趋吉避凶、化灾解难、肉体成仙、获利图报而利用神灵，缺乏西方宗教那种赎罪得救、灵魂飞升、与主同在、获得永生的崇敬心理，也没有印度宗教那种苦修苦练、精神解脱、跳出轮回的不懈追求。费孝通曾在《美国与美国人》中对比东西方宗教信仰的差别时写道：“我们对鬼神也很实际，供奉他们为的是风调雨顺，免灾逃祸。我们的祭礼很有点像请客、疏通、贿赂，我们的祈祷是许愿、哀乞，鬼神在我们是权力，不是理想；是财源，不是公道。”因此，中国人一方面见菩萨就拜，另一方面又不见真神不烧香。而这里“真神”的标准，则是看它“灵不灵”，看它对己“是否有利”。总之，中国人很善于利用神灵或上级为自己谋利益。因此，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把拉关系、走后门、行贿赂、通关节等世俗行为称为“烧香拜佛”。这种被外国人视为无信仰的实用操作型“中国式智慧”不关心人生的终极意义，只执着于当前世俗的实然状态和自发倾向，是现实生活中实用理性的表现。

在1949年以前，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主要演化为一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条思想路线带有明显的实用理性特点。实用理性是中国传统主流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主要体现为重现实、重实践、重事实、重功效的思想方法和价值取向。此外，这条思想路线同时还渗透着科学理性的精神。

（2）实事求是的科学理性精神

科学理性在西方有悠久的历史渊源。例如，古希腊文化是西方文化的源头，其实质上是一种奴隶主文化、贵族文化。除战争和政治活动之外，奴隶主们尽情享受生活，从来不事生产。因此，他们感兴趣的不是事实功利，而是人、自然和理性。出于好奇，他们执着于探索自然界和人的奥秘。古希腊哲学家常常表现出一种特有的理性固执，即他们宁愿相信事物应当遵循的道理，也不愿轻易向“眼见为实”的感官现象屈服。这正是科学理性精神的表现。

先哲们不满足于对事物现象的把握，竭力寻找事物构成和不断变化发展的原因，将经验观察和理性思考结合起来，构建了相当完备的关于世界的知识体系。被恩格斯称为古希腊“最博学的人物”的亚里士多德，在系统总结前人思想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了事物发展变化的原因，并对当时的各种知识进行了分类整理，建立了一系列学科，形成了人类第一个全面把握世界的理性知识体系，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武器。到了18世纪，科学理性在西方国家的发展与各种封建迷信发生了严重冲突。例如，在法国表现为声势浩大的启蒙运动；在德国表现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兴起等等。此外，黑格尔哲学也是科学理性发展的一个极端，以致科学理性脱离了人而成为决定一切的绝对精神。马克思主义哲学源自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哲学的改造，是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批判继承。因此，这同样体现了其鲜明的科学理性精神。

毛泽东所理解的实事求是注重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实际存在的事物中探寻其客观规律。它包含三个层面：一是强调我们所面对的事物是客观存在的；二是强调事物是运动的，而且遵循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三是强调我们应当积极主动地探求这些规律，并运用它来解决问题、改造世界。这种解释把世界看作是有规律的、合乎理性的，充满了科学理性精神，而且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就是科学理性的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传播，就是科学理性的传播。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与教条主义的斗争，具有理性启蒙的意义。毛泽东说：“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显然，实事求是就是科学理性精神的体现。

总之，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最重大的理论成果，也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核心。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共同构成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渗透和贯穿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精神，具有坚实的哲学基础、丰富的哲学内涵和深刻的哲学意蕴，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贡献。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以解放思想为主题的唯物论

1978年夏天关于实践标准的讨论，批判了“两个凡是”，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可以说，是思想解放推动了改革开放。解放思想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改革开放的历程始终贯穿着以解放思想为主题的彻底唯物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只有解放思想，勇于探索，才能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我们强调新的历史起点上新的思想解放，就是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勇于变革、勇于创新，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继续坚持改革、推进改革、深化改革，自觉地把继续解放思想落实到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上来。

2. 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的价值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是解放思想，主线是改革开放，主题是发展，关键是党，而核心正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我党的执政理念，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因此，“以人为本”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进一步说，改革开放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是执政理念。其间经历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人为本”的转换，这三个“以”反映了党执政理念的变化。当然情况各有不同，第二个“以”是对第一个“以”的全面否定；第三个“以”则是对第二个“以”的重大发展。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就必须要重点认识和把握“以人为本”的重要性。

3. 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坚持这个认识论，就是要在思想上坚持实践标准和实践第一，行动上敢于创，敢于试，善于总结经验。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为契机的思想解放运动，打破了思想僵化、现代迷信的精神枷锁，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坚持实践标准就是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也就是坚持变化发展的观点。马克思主义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并在实践的检验中得以不断地修正和补充。离开不断发展的社会实践，抽象地谈论马克思主义，只能导致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回答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的理论指导，也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新境界。

4. 以结合为特征的辩证法

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其他各个领域，全面改革的进程不可阻挡。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我们党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改革开放结合起来；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把尊重人民首创精神同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结合起来；把推动经济基础变革同推动上层建筑改革结合起来；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发展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促进改革发展同保持社会稳定结合起来；把提高效率同促进社会公平结合起来；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同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结合起来；把坚持独立自主同参与经济全球化结合起来；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结合起来。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并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进一步系统展开和全面论述的“十个结合”，是对改革开放基本经验的科学总结和精辟概括，集中体现了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合辩证法，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本质、结合性特征、过程论特点和全面性要求。

5. 以人民为主体的唯物史观

改革开放是人民的要求和党的要求的内在统一，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我们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转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群众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而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福利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贯彻和落实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在当前，切实改善民生，实现依靠人民谋发展与发展成果为人民的统一，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与发展的成果，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体现。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反思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需要处理好的几重关系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主要采用的是苏联哲学家撰写的教科书。例如，亚历山大诺夫的《辩证唯物主义》、康斯坦丁诺夫的《历史唯物主义》、罗森塔尔和尤金的《简明哲学辞典》。即便是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教材，也基本上是按照斯大林《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本小册子的模式写的，而且几十年都没有多大变化。随着时代的前进，这些教科书显得呆板、滞后和僵化，对广大人民群众缺少吸引力。而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哲学模式是持保留态度的，他还曾多次强调“不必抄斯大林”。斯大林哲学和苏联哲学教科书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对实践和人的主体性的忽视。马克思在《费尔巴哈提纲》中突出地强调了人在实践中的主体性地位和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我国也忽略了对主体实践的重视，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获得了新的生机。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毛泽东哲学思想之间的关系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提出了许多哲学论断、概念、命题和新的提法、见解、构想等，也有不少哲学讲话、批注、笔记。例如，两个对子问题（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变问题（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一分为二问题、部分质变问题、波浪式前进问题、辩证法规律问题等都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引起了哲学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但是也应当指出，在研究毛泽东的哲学观点、见解时，曾出现过不切实际的任意拔高倾向。例如，认为毛泽东的“两个对子”论断揭示了全部哲学发展过程的基本矛盾，是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新概括，哲学基本问题就是哲学的两个对子。还应当看到，随着“左”的错误倾向的不断发展，晚年毛泽东的哲学思维也越来越褊狭。例如，在个人与群众的关系上，越来越相信自己、突出自己。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阶级斗争、政治路线之间的关系

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具有高度的政治化倾向，与阶级斗争和政治路线的关系也极为密切。例如，曾有一段时间，哲学的各个领域几乎都出现过关于阶级性的讨论。由于任意地拔高哲学的阶级性，甚至把哲学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使得人们不敢讲哲学的科学性，不敢提“共同人性”，不承认“共同美”，甚至还搞出了“阶级真理”的谬论。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本是学术讨论，最终搞成了政治批判，严重妨碍了哲学的健康发展。历史表明，如果把哲学过分政治化，使之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把本来许多不属于哲学的东西强加于它，使哲学非哲学化，注定是要遭受挫折、失败，甚至造成灾难的。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

怎样使哲学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掌握，成为人民群众认识与改造世界的工具，这是毛泽东一贯重视并致力于解决的重要课题。他不仅提出了“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为群众手里的尖锐武器”的口号，还身体力行，为哲学的普及与解放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尽管我国是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人口大国，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人民中间却获得了广泛的普及。可以说，这与毛泽东的提倡与推动是分不开的。但是毋庸置疑，无论是在20世纪50年代工农兵学哲学中所谓“卖西瓜的辩证法”，还是所谓“活学活用，立竿见影”，都存在明显的简单化、庸俗化、形式主义的毛病。改革开放以后，党中央也多次倡导学哲学。客观地说，学哲学是有收获、有成效的。

（五）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主义实践之间的关系

20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息息相关的。无论是十年建设时期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研究、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人民内部矛盾的研究、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十大关系的研究等，还是改革开放时期关于实事求是与解放思想的研究，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关于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研究等，都是和社会实践的步伐相一致的。当然，从历史上看，哲学与实践的联系具有两重性，即从消极方面看，如果处理不好，哲学可能为错误的实践论证，错误的实践也可以发展错误的理论；从积极方面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可以为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提供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又进一步促进哲学的发展。因此，科学地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意义十分重大。

（六）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西方现代哲学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派、保守主义的现代新儒家和自由主义的西化派，是20世纪中国社会中的三大基本思想流派。这一态势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就已经形成，即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唯物史观派，主张实行社会主义；以梁漱溟为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主张恢复中国固有精神；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西化派，主张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由于战争的胜利，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中国大陆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经历了曲折。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情况又有了新变化，并且出现了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和20世纪90年代的国学热，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现代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又一次突出表现出来。关于中国哲学的未来走向，张岱年曾提出“综合创新论”。这为21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指出了一个正确的方向。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深刻启示

在反思、总结和吸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经验中，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深刻的启示，主要可以概括为四个重要关系，认识和处理好这四个重要关系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

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理论体系，坚持构成这个科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原理，坚持贯穿于这些基本原理之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来指导实践。中国社会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观察和探索中国的前途与命运，才发现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并引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断走向胜利。

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和开拓创新，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现过程，就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把坚持和发展统一起来，进而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具体地说，就是在面对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倾向时，要特别强调在坚持中发展，而在面对教条主义倾向时，要特别强调在发展中坚持。但不论什么时候都是坚持和发展的辩证统一。

（二）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在于，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地分析和解决中国的问题，找出适合我国实际情况的道路。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的具体实际问题，才产生了三次历史性飞跃，走出了“自己的道路”：一是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二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神实质、科学方法、基本原则在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等具体实践中的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教条，而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方法和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本质决定了它的实际运用必须以具体的时间、地点和具体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同一定的历史阶段、一定的国家和民族的具体情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要求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与具体的时代特点相联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还告诉我们，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文献著作中的只言片语或个别结论当做教条，更不能用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

（三）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与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传播、发展和发挥作用的过程，是与中国社会近现代历史的发展和中国传统哲学紧密相连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传统哲学发挥着“铺垫”“中介”和“桥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则起着“主导”“引导”和“根本”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哲学的影响，必须从它的哲学内容、哲学思维、哲学使命、哲学功能、哲学价值、哲学方法、哲学语言和哲学意义中寻求共同点，并寻找到社会力量来发挥作用。中国传统哲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用的发挥提供了肥沃土壤和发展空间。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要实现时代形态的提升，还必须不断地建构和完善自身的理论体系。对此，我们必须从新视角、新领域发掘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蕴含的问题、概念、范畴、方法、原理，并以此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中国哲学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在新世纪、新阶段，确立、建构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中国哲学现代化，最重要的是遵循它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律，根据不断变化的实际，围绕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中国哲学现代化的地位性质、范式特色、功能作用、学科分类和方法论等，探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主观和客观、个别和一般、特殊和普遍、部分和整体、理论和实践、真理和价值、科学技术与生态环保、经济发展与政治运作、文化建设与社会进步等哲学问题。

（四）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与应对现代化挑战和发展创新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要应对现代化挑战，就必须始终坚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马克思主义，这就既要继承前人，又要不断探索创新，在当代特别要用马克思主义眼光观察世界，把握时代脉搏和特征。在新世纪、新阶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中国哲学现代化在应对现代化挑战中，必然会注入新的内容、拓展新的功能，还可能会改变传统的形态和风格，只有这样才能更深刻地反映现代中国社会发展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才能获得现代科学最新成果的支撑，才能更大程度地获得现代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这也是新世纪增强马克思主义哲学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根本途径。

在当今，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中国哲学现代化，都需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具有时代性和前瞻性的指导。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社会的生产组织形式，人们的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追求等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多样化，这些都强烈地影响和冲击着人们的思想认识和价值观念。因此，要适应中国社会的多样化及其发展变化的规律，就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进程中去探究和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