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政治学视角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概要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基本原理

政治学是一门以研究政治生活、政治现象、政治行为关系、政治体制及其发展规律和政治相关领域为主的社会科学学科。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从现实生活的社会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出发，科学地揭示了社会政治现象的本质特征，提出了实现全人类解放的远大理想。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积极成果，也对政治做出了科学的解释。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出现开创了政治学发展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科学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国家和与国家密切相关的各种政治活动及其他政治规律进行了研究。

（一）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政治组织

根据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揭示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及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要突破现存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时候的产物和表现。它是一个历史范畴，而政治正是围绕着这个历史范畴展开的全部活动，包括国家的各种管理活动和被统治阶级、社会各个阶层以及公民围绕国家而展开的各种活动。由此可知，政治必然与一定的国家政权紧密相连，而且是围绕和通过国家政权而展开的各阶级、阶层、权力体系各部分全部活动的总和。这就指出了国家的本质是统治阶级内部实行民主和对被统治阶级实行专政的统一，也即国家的本质是阶级专政。而统治阶级为了维持和发展现有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式，势必会运用国家政权在政治上施行统治。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可以说，国家机构是政治统治体系的核心环节，而政治统治体系内部的各个机构、组织的活动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国家机构进行的，这就驳斥了剥削阶级关于国家是社会组织，是超阶级的社会联合体的观点，也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国家观同剥削阶级政治学的国家观划清了界线。

（二）政权问题是政治的根本问题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指出了阶级斗争的历史是从有文字记载以来的人类历史开始的，政权问题是阶级斗争、社会革命的根本问题。马克思也曾形象地指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在阶级社会中，先进阶级反对落后阶级的阶级斗争构成了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直接动力。依据《共产党宣言》的说法：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人民群众赖以推翻反动统治的革命斗争是政治斗争的最高形式，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发挥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由此可见，社会革命的实质是革命阶级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用先进的社会制度代替腐朽的社会制度。列宁也正是在这个意义基础上指出：“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政治斗争归根到底是要解决政权问题，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就构成了政治关系的基本内容。十月革命正是列宁领导的、建立在坚实理论基础之上的伟大革命，其根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在二月革命之后，列宁根据俄国不断变化的实际情况及时调整策略，变和平夺取政权发展为武装夺取政权。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始终捍卫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同时根据革命实践又提出了多党合作原则。十月革命前后，列宁围绕国家政权问题进行的一系列实践和探索，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和财富。此外，《共产党宣言》也运用阶级分析方法，透过错综复杂的政治现象，找出了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即阶级斗争始终是围绕着夺取、建立、巩固和维护政权而进行的，从而进一步揭示了政治中的最本质问题就是国家政权问题。这就从根本上同剥削阶级政治学的“国家三要素说”划清了界线。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阶级、阶级斗争、社会革命与国家问题关系的规律性论述，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理论基础。

（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内涵，即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和政治统治。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无产阶级专政本身不是目的，其真正目的是要达到消灭剥削阶级和过渡到无阶级的社会，进而实现共产主义。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对无产阶级专政思想做了表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因此，可以理解为《共产党宣言》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在政治方面的历史使命的同时，也指出了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方面的历史任务。1850年，马克思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及其历史任务，这标志着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形成。马克思本人认为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将会达到不可调和的状态，进而迫使无产阶级最终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民主专政，也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政党政权，无产阶级专政与以往任何专政都有根本的不同。例如，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这就与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阶级专政区别开来。因为剥削阶级专政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所以国家的暴力职能只能加强，这就需要设常备军、暴力机构、官吏、警察、特务、法庭和监狱等国家机器。而无产阶级专政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统治，因此，要不断削弱国家的暴力职能，就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用民兵替代常备军，用群众机构替代国家暴力机构，用公仆替代官吏，用无产阶级民主制替代资产阶级民主制。而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增加社会生产力的总量。无产阶级专政的前途就是消灭阶级、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国家的自行消亡。不断发展、完善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指出了无产阶级专政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实现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工具，也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和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工具。

（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指出了无产阶级革命不仅仅是在政治上用共和制代替君主制，不是单纯地要求国家形式的改变，更不是一般地改变现存的生产关系，而是要同传统的经济所有制关系和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即从根本上消灭私有制和剥削制度。在政治上首先争得无产阶级民主，有利于在经济上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也有利于在文化上树立共产主义的思想和观念，最终促进实现以个性全面发展为条件的联合劳动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无产阶级不同于历史上的其他任何一个阶级，它代表着新的生产方式，是最有前途、最有革命彻底性的阶级。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以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制度和最终解放全人类为最终目的的，其历史推动作用是其他阶级斗争无法比拟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斗争，也被称为阶级斗争史上“最后的斗争”。这种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认为国家的历史类型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它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这同其之前的避而不谈国家历史类型、以国家的形式掩盖国家本质的政治学说有着本质的不同。

（五）无产阶级政党理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从政党的阶级实质着眼，系统地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并指出政党是阶级组织，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代表着一定阶级、阶层的根本利益，是实现阶级政治统治的工具。前面已论述一切政治活动的根本问题都是国家政权问题，政党活动也不例外，其目的就是要掌握国家政权，行使国家权力。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致力于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的过程中，在同各种非无产阶级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潮的论战和斗争过程中，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他们在为之起草的《共产党宣言》中，鲜明地指出了共产党的性质，即“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指出了共产党的宗旨，即“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指出了共产党的目标，即“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此后，“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进而为实现共产主义这一最终目标准备条件。然而，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上述所有这些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理论和观点为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石。

总之，我们要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不断地改革和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步伐。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特点

（一）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把政治现象理解为一种客观存在的、按照一定规律发展的社会现象，同时把它看作一种受各种物质条件限制的、能够反映一定经济基础状况的、相对独立的现象。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研究的不是从现象到现象，而是以决定政治现象的社会生活内在规律和社会经济基础为基点研究和把握政治现象的本质，从而科学地揭示出人类社会政治活动的基本规律。

（二）阶级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把对政治现象的研究与人类的彻底解放密切结合在一起，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利益而服务。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认为，只有通过在资本主义社会下失去“自主活动”的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革命，人类的彻底解放才能实现。

（三）革命性

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因此，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改造世界的学说，而这种改造世界的思想则赋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以革命性的特点。例如，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公开宣布废除私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社会现象。

（四）实践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不是抽象的教条，而是对历史和社会进行了科学考察的结果，也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实践的理论总结。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实践性，一方面体现为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即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对无产阶级的政治实践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另一方面还体现在通过具体的实践检验和完善自己的理论与学说。

（五）发展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历史使命决定了它不是从静态层面上研究各种政治现象，而是动态地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透视和把握政治现象，并用发展的观点分析和判断一切政治现象。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实践性决定着它的内容必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实践的开展而不断丰富，从而使它能够更好地指导社会实践活动。

第二节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形成与发展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形成与发展过程，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同中国具体政治实际紧密结合的历史过程。毛泽东政治学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中国化的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形成。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政治学说是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丰富与发展。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内涵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党的领导人建立的科学政治学说。毛泽东的革命政治学说、邓小平民主政治理论、江泽民政治文明思想、胡锦涛和谐政治理念，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中国化的历史成果和升华，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基本原理，又包含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政治文明和中国政治发展的丰富经验，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形成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形成于毛泽东。毛泽东政治学说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适应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变革的需要和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迫切需求。毛泽东政治学说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仅在理论上回答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提出的一系列政治课题，揭示了中国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在实践中开辟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开创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发展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政治学说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创立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第一，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同志提出了民主政治理论。这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认真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教训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同时标志着我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有了一个新的飞跃，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设和完善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第二，面对新世纪正在发生重大转折的国际、国内形势，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以世界的眼光、战略的思维、求实的作风、创新的精神，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提出了反映时代特色的政治文明思想，准确地把握了中国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的根本问题，把执政党建设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内容更加丰富。

第三，在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胡锦涛强调要“紧紧抓住并切实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全局工作的重要位置”，实事求是地解决我国在新世纪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又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这一和谐政治思想为我国的政治发展开辟了广阔道路。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主要内容

（一）革命政治学说

毛泽东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其主要贡献不仅在于对人民民主专政理论以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进行了充分论述，更重要的是构建了中国政治制度的框架。

1. 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

在长期革命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人民民主专政主要包含两方面的要点：第一，人民民主专政是民主和专政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形式的国家制度都包含着民主与专政两方面内容。毛泽东指出，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这也表明了我国国家政权的阶级本质和民主性质。第二，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专政。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中国国情出发，创立了具有鲜明中国特点的人民民主专政思想。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特色的无产阶级专政。总之，毛泽东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它为我国实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也为我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政治保证。

2.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

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概念并进行了系统的阐发。毛泽东还明确指出，讨论我国社会两类矛盾，要说到敌我矛盾的问题，但重点是讨论人民内部的矛盾问题。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已经上升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这不仅指明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在人与人关系上的主要矛盾，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还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党和国家的根本任务，即已由解放生产力转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此外，毛泽东还指出，民主的方法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基本方法。但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矛盾系统，民主的方法需要具体化。毛泽东根据人民内部矛盾的各种具体情况，提出了许多具体方针和办法。例如，对于人民内部思想政治领域的矛盾，毛泽东提出要利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对于人民内部物质利益上的矛盾，毛泽东提出要采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原则；对于科学艺术领域上的矛盾，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等等。

3.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基本框架的构建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基本框架的构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只能实行民主共和制的政体，各个国家可以根据本国实际选择民主共和制的具体形式。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逐步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第二，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马克思主义认为，共产党人需要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的团结和协作。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它是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第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并且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所采取的解决民族问题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

（二）民主政治理论

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领导全党深刻地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他从我国国情出发，在把党和国家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同时，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政治学说方面的正确思想，并根据我党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和根本任务，提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命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

1.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总结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正反两个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科学论断。这个论断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一个科学总结，是符合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重要命题，体现了邓小平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思想。第一，民主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重要体现。邓小平指出，正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一样，没有民主也没有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重要的政治特征。第二，民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目标。邓小平指出：“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因此，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第三，民主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完成必须依赖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从这个意义出发，邓小平提出，调动积极性就是最大的民主。也就是说，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就没有最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从而也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2. 民主必须有制度化和法律化的保障

邓小平对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健康发展所做出的一个突出贡献是积极推进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第一，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早在1978年12月，邓小平就指出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必须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第二，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邓小平说，民主和法制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加强。没有广泛的民主不行，没有健全的法制也不行。这好像两只手，任何一只手削弱都不行。离开社会主义法制，社会主义民主就没有保障。因此，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是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保证，也是胜利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保证，更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

3. 维护稳定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目标

邓小平认为，一心一意搞建设，一心一意地维护社会稳定，形成一个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追求的最重要的目标。第一，稳定是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必要前提。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反复说，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必不可少的条件和保证，没有这一局面，搞“四个现代化”就不行。第二，稳定是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需要。邓小平说，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因此，他要求，今后如有需要，动乱因素一出现，我们就采取严厉手段加以消除，以保证我国不受任何外来干涉，维护国家的主权。第三，中国的稳定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需要。在与世界各国联系日益密切的今天，中国的稳定和发展同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密不可分，一方面中国有赖于世界，但同时世界也需要中国。邓小平认为，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中国还是个巨大的市场，只有稳定，外国投资者和商家才有来此赚取利润的机会。因此，中国保持稳定，不仅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全世界、全人类负责。第四，稳定更是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邓小平曾多次说过，我们之所以能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提出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而“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无疑也是这一总结的结果。

（三）政治文明思想

1.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

政治文明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词语，从其历史沿革和核心内容上也是指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最早提出“政治文明”概念的是江泽民，他对政治文明的直接论述主要有四次。第一，2001年1月，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江泽民首次提出了“政治文明”的概念，并指出：“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第二，2002年5月，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江泽民首次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第三，2002年7月，江泽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察时，首次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相提并论；第四，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首次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把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一起确立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发展的三大基本目标，进一步完善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2.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特点。第一，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第二，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其核心和精髓是人民民主。没有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人民的各种权利就没有制度保障，现代化建设就无法顺利进行。第三，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发扬民主必须同加强法治有机结合起来。实行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

3. 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保证和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

第一，政治文明建设保证和促进了物质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的本质特征和突出标志是全体劳动者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增强，劳动技能和创造才能的提高，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因此，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创造更加发达的物质文明，建设更加富裕的小康生活，都离不开社会对广大劳动者民主权利的确认和劳动者在民主政治上的觉醒，这也就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最现实价值。第二，政治文明建设保证和促进了精神文明建设。代表中国社会前进方向的先进文化的最本质特征是以人为主体，肯定人的主体地位，尊重人的个性发展，以中国先进文化全面提高中国人的素质。促进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增强人们的自主意识、自立意识、民主法制意识和开拓创新精神，这也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涵和重要任务。第三，政治文明建设保证和促进了人的全面发展。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文明高于其他社会文明的突出标志。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了三个层次的任务：一是要使人变成自主的人，这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二是要使人变成自觉的人，这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更高一层意义；三是要使人变成自由的人，这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最高形态。

（四）和谐政治理念

新世纪新阶段，胡锦涛提出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推动和谐世界建设的政治理念，进一步发展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

1.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的社会，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整体和谐的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在实际工作中，我们需要做到：第一，提高认识，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摆在更加突出的地位。第二，突出重点，统筹兼顾，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第三，深化改革，完善体制机制和制度体系，建立健全促进社会和谐的制度保障。第四，加强党的领导，有重点、分步骤地持续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我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在新的国内外形势下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更好地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举措。这充分反映了我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对执政规律、执政能力、执政方略、执政方式的新认识，为我们紧紧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思想。

2. 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中共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以宽广的眼光观察世界，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贯彻科学发展观，在对国际环境和国际战略的重大问题进行理论创新的基础上提出：中国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和平发展道路的精髓包括：第一，中国既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以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第二，中国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和改革创新实现发展，同时坚持对外开放；第三，中国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开展交流与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中国的发展是和平的发展、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是中国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做出的战略抉择。中国选择和平发展道路，不仅妥善应对了国际上对中国发展的种种议论和猜测，有力地驳斥了“中国威胁论”等谬论，进而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国际舆论环境，而且科学地回答了日益发展的中国在国际上走什么路、举什么旗、实现什么目标、承担什么责任、执行什么政策等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顺应了当今的时代发展潮流，开创了一条民族国家发展的崭新道路。

3. 构建和谐世界

2005年4月，在亚非峰会上，胡锦涛倡导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同年7月，胡锦涛出访俄罗斯，“和谐世界”被写入《中俄关于21世纪国际秩序的联合声明》。这是“和谐世界”第一次被确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共识，标志着这一全新理念逐渐进入国际社会的视野。9月，胡锦涛在联合国总部发表的演讲指出：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构建和谐世界的思想理念，适应了新世纪时代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充分体现了胡锦涛与时俱进、放眼世界的战略思维。2006年8月，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胡锦涛指出：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是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必然要求，也是我们实现和平发展的重要条件。2007年10月，在中共十七大上的报告中，胡锦涛指出：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和谐世界思想的产生有其自身的时代背景。一方面，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逆转，“要和平、促发展、谋合作”已成为时代发展的潮流，这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中国威胁论”在世界上仍有一定市场，然而中国将和谐世界的构建作为追求和平发展的最终目标，解决的是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的问题。此外，改革开放40多年来，伴随着综合国力的逐步上升，中国外交日益成熟、自信。和谐世界的提出是中国适应国际角色转变、承担大国责任的表现，是中国外交日益成熟自信、应当有所作为的产物。

综上所述，从和平崛起到和谐社会再到和谐世界，胡锦涛先后提出的三个具有特定内涵的政治理念，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密切相连、内在统一的。中国要想和平地成长为一个现代化的强国，需要良好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的保障与支持。构建一个和谐世界可以为现代化建设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也可以使我们在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牢牢掌握主动权。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观与当代中国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发展观与当代中国社会

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来分析当下的社会现实，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中国化，即必须结合中国社会的现实。特别是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既是人们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关系到国家转型成功与否的关键。

（一）社会转型的大背景

从其字面意义出发，“社会转型”是指人类社会由一种存在类型向另一种存在类型的转变。它意味着社会系统内在结构的变迁，也意味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心理结构、价值观念等方面的革命性变革。在当代，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发展中国家来说，社会转型是指在特定国际环境下，由某种非市场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的转变，或者用当代发展理论的术语来说，就是指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变革，虽然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化趋势的继续，但是在深度和广度上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社会变革已经触及社会深层结构，社会已经进入了重要的转型期。

马克思主义认为，现代化社会转型在宏观上是从“人的依赖”的社会转变为“物的依赖”的社会，在微观上曾经采取了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形式，当然还可以通过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实践来实现。之所以强调实践，是因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当代中国的社会转型正是要在实践中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尽管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也出现了不少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社会阶层的分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其他社会问题。

中国社会的转型过程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的过程。市场开始在社会资源配置中扮演重要角色，资源配置方式和劳动产品分配方式的改变导致了社会中利益格局的变化。由于社会成员在转型过程中的地位、社会角色、能力的不同，他们获得财富的多寡出现了较大差距。伴随着社会转型和利益格局的分化，过去处在同一经济状态和社会地位的人的贫富差距正在逐渐拉大。一部分人通过合法或不合法手段成为社会中的富裕阶层，另一部分人则开始滑入社会底层，成为相对贫困的阶层。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利益群体，社会产生了分化。可以说，社会分化是社会发展的一种方式。它是指社会系统中原来承担多种社会功能的某一社会结构的要素逐渐发展为承担单一社会功能的多个社会结构要素的过程。社会分化存在于人们生活的所有领域，其中最重要并发挥决定作用的是社会经济领域的社会分化。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也越来越精细，从事不同职业的人形成了不同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观念，而这些将会进一步加剧阶层间的差距。社会分化还表现在其他社会领域，如政治领域的权力结构、社会生活领域的生活方式结构、精神生活领域的文化价值结构等，这些都反映了社会成员的差异性。

社会不平等是社会分化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地位和等级垂直分布的表现。马克思认为，经济关系的不平等是一切社会不平等的根本原因。经济关系的平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生产劳动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劳动产品分配方式。以上三方面的差异形成了不同阶级的利益关系格局。社会分化以及社会不平等是社会转型期必然会产生的结果，那么我们如何对待它便成为关键。第一，要认识到社会分化是由社会分工引起的，而社会分工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不因人的意志而转移。因此，我们只能去适应它，而不是与之相对抗。第二，社会分工有利于社会整合，社会分工越深化，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依赖程度越加深，或者说越来越离不开社会，人成为社会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同时，也依赖于社会为他提供给养。因此，我们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服从于社会的制度安排；第三，虽然社会分工导致了社会不平等，但合理范围内的差距有利于形成一种良性竞争机制，进而激励人们去奋斗，去竞争，争取向上流动，取得较好的社会地位，也促使社会形成一种强大的动力机制，有力地推动社会发展。因此，社会分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社会不平等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我们不能否定社会分化的作用。

要解决目前由社会分化引起的社会不平等问题，需要注意保障合理的社会流动的实现。合理的社会流动具有质和量的双重规定性。从质的角度出发，合理的社会流动就是要坚持机会均等的原则，即所有符合条件的人具有相等的机会，而且这些条件应该可以通过社会成员自身的努力获得；从量的角度出发，应该根据社会的需要和承受力为社会流动创造机会，努力增加社会流动量，加快社会流动的速度。同时合理的社会流动还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优点：一是形成开放、动态的分层结构以取代封闭、固定的分层结构，有助于消除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二是合理流动能够拓宽社会各层次之间的接触界面，有助于各层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相互联系，加强社会整合程度；三是合理流动能有效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开拓进取精神，给社会系统注入活力，从而推动实现社会良性运行。

马克思曾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研究了分工与异化的问题，并指出：正是现代社会的分工导致了人的异化。而他设想的解决方案是从问题出发，极大限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把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当劳动不再是谋生手段，而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时，人才能真正成为自由人。而能实现这一目标的就是共产主义社会。

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不仅是为了理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关系，还是为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以这种目标为指引的并且没有经验可以借鉴的实践中，由社会转型所引发的社会分化、社会不平等以及其他社会问题，大部分都是无法避免的，我们除了要理性地对待它们之外，还需要用马克思关于社会分化及人的发展等思想来指导我们的实践，在建立完善制度体系的同时，以人为本，促进社会的合理流动和人的全面发展，从而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

（二）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人类千百年来追求的理想境界，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同时还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的社会发展目标。马克思是在批判资本主义不和谐的同时，论证了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必然性。他认为，资本主义创造的文明成果虽然超过了以往一切社会，但资本主义是在种种不和谐的矛盾中产生和运行的，它仍然是片面发展和严重失调的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仍然充斥着社会不平等和两极分化，存在着尖锐的阶级对抗，其社会发展是以牺牲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代价的。资本主义本身具有不可调和的矛盾，而且人类社会是由低级向高级不断发展、由不和谐向和谐不断发展的，所以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命运是实现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不仅意味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处，还意味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相处。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马克思认为，在人类确定了自身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的主体地位的同时，并不能够否认自然对于人的优先地位，毕竟“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靠自然界生活”。虽然人类已经能够认识并且利用自然规律，但并不是说作为主体的人就可以为所欲为。当人类为了生存、利益而破坏自然时，都会遭到大自然无情的报复。我们要对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进行重新思考，同时还要反思所谓人类“主体性”地位的合理性。只有当我们充分认识和了解了自然对人类的意义之后，我们才能够与自然和谐共处。

人是社会的主体，社会是人类的存在方式。作为社会的人，其与人自身、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人类存在所具有的最重要关系。并且，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是通过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所表现出来的。马克思认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说来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说来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就是和谐社会的本质所在。

关于和谐社会的目标，马克思认为和谐社会应该是人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辩证统一。这是因为未来社会将使人能够更充分地实现自由全面发展，同时也只有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才能掌握和驾驭生产力、科学技术、交往形式等的巨大进步，因为现存的交往形式和生产力是全面的。因此，只有自由全面发展的个人才有可能占有它们。而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全面发展，正是推进社会趋向和谐发展的动力。因此，推进人的全面发展与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是互为前提和基础的，两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共同提高，并且统一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之中。

关于和谐社会中人的发展程度，马克思认为人应当得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它主要是指人的各种能力和潜能充分发挥，人的多样性需求不断得到满足，人的社会关系日益丰富，人与自然实现和谐共处，人的自由个性得以充分发展。这既需要经济的发展，也需要制度的保障。

2002年，我党首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此后的几年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力度年年加大，在2006年秋天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上，我党进一步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任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表明我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因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是有机统一的。我们要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来不断增强和谐社会建设的物质基础，通过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来不断加强和谐社会建设的政治保障，通过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来不断巩固和谐社会建设的精神支撑，同时还要通过和谐社会建设来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

和谐社会还应该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即一切活动的根本目的都是为了人的生存、享受和发展。可以说，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经济繁荣、政通人和、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福利不断提高的社会。

综上所述，和谐社会的实现，不仅要从经济入手，调整生产关系、大力发展生产力，即从物质层面解决和满足人的需求；同时还要注重社会制度层面的变革，以尊重作为主体的人的基本权利为出发点，逐步完善和落实各项制度措施，保证每个人能够有获得公平发展机会的权利。只有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得到了尊重和满足，个人的创造潜能才会被激发，社会的活力也才能彰显。此外，保障人权得以实现的制度也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用制度约束和规范人的行为，使之最终形成好的行为习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总之，构建和谐社会，不仅是为了实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国家强盛，人民富足，人与社会、自然界和谐相处，从根本上说，还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当代意义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丰富与发展，不仅改善了中国政治发展的政治文化基础，还为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了具体的发展目标和战略选择依据。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理论意义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是由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在揭示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揭示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全面阐述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过程中确立的。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则以理论为依据，以实践为向度，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继承与创新。

1.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继承与创新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在新的历史实践基础上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理论体系和理论内涵。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是实践的、发展的理论，从其形成之初就带有鲜明的实践性与发展性。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创始人正是将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作为其理论的实践基础，并始终以革命实践的历史进程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价值导向和目标依归，才保证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革命本质和实践属性。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为根本指导，遵循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也必然要在深入了解中国政治实践的特殊性的基础上来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科学内涵，进而形成符合中国政治实践特殊性的新的政治理论形态。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形成于特定的历史年代，是马克思、恩格斯等人对欧洲无产阶级发展状况及其革命运动规律的一般性把握和科学预测，因而无法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的具体政治实践做出细致明确的指示与阐释。随着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事业的不断推进，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与中国实践的复杂性逐渐显现出来，这就必然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在对当代中国政治进程重大问题做出科学回应和理论阐释的基础上，要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进行创新与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正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政治实践的历史进程与具体要求紧密结合而形成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体系。它凝结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政治革命、政治改革、政治建设及政治发展等不同历史阶段的实践本质和实践规律的积极探索和科学把握，体现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理性和政治智慧，形成了经过实践与历史考验的科学的政治话语和理论范式，产生了根本性的政治意义和历史价值，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国际化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和实践示范，进一步提升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影响力和历史科学性。

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指引着当代中国政治的发展进程

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进程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寻求民族独立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的伟大历史进程，关系着中国人民的根本福祉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需要科学的理论对其发展规律进行把握，并对未来的发展方向做出正确指引。20世纪50年代末，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开始广泛研究亚洲、非洲和中东新独立国家的政治变化，并逐步形成了一套关于政治发展的独特理论与研究方法，这些理论和研究方法甚至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由于其理论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所以根本无法满足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需求，更无法真正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前途提供理论支持。因此，面对当前中国政治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必然需要一个本土化的政治发展理论体系做其理论指引。可以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就是以当代中国政治发展进程为其理论主题和实践基础的。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内在规律的过程中，对于如何选择中国政治发展的根本战略与具体路径、如何认识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环境与现实条件、如何设定中国政治发展的阶段目标与长远目标、如何把握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时机与现实契机等重大问题，给予了必要的理论参照和科学的价值指引，保证了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3.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实现了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整合与统领

政治文化是国家在漫长的政治实践过程中不断积淀形成的政治心理和政治思想的综合，是特定国家政治实践的价值沉淀与观念凝聚。政治文化具有多样性和民族性等特征。在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传统政治文化形成了一种稳定的价值体系，弥散于社会政治生活的各个领域，在人们的观念、意识和心理之中根深蒂固，凭借着各种文化形式和社会渠道，一代代地传延下来。新中国成立后，很多消极的政治文化因素不但没有被清除，反而在某些方面还得到了强化。当前，中国的政治文化发生了一些变化，表现出先进性与落后性并存、传统性与现代性并存、一元主导与多元并存等特点，政治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从非参与性政治文化向参与性政治文化变迁的趋势。然而应当明确的是，迄今为止，显见的政治文化转型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仅仅局限于政治文化的表层方面，而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等深层因素依然表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对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实践产生了明显的消极影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是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为指导的理论体系，是对中国政治实践科学规律的系统把握与科学阐发，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理想信念和睿智的理论智慧，是当代中国先进政治文化的集中凝练和最高代表。只有通过确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指导地位，充分发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理论感召与价值牵引作用，才能对当代中国兼容并包的政治文化进行权威性的整合与统领，也才能凝聚人心、统一意志，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提供根本的精神动力和观念支持。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内容是不断充实、发展和完善的。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构建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把它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邓小平结合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做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中国最大的政治、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等科学论断；江泽民面临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国内改革的重任，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的命题；新世纪新阶段，胡锦涛提出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构建和谐世界的政治理念。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政治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所有这些理论构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丰富与发展。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的实践意义

1.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为中国的政治发展制定了具体的发展目标

1985年，邓小平总结中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取得的发展时，指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提出的一系列政策中，“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显然，民主化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政治发展的核心目标。围绕这个目标，我国展开了政治体制改革。1980年，邓小平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原则和方向。在这个文件的指导下，中国开展了积极稳妥的政治体制改革，如党政分开、政企分开、完善选举制度、加强人大制度建设、决策民主、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健全监督体系、完善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法制、反对腐败等。1986年前后，为了把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具体化并全面提上议事日程，邓小平提出了三大改革目标和三大改革内容。他认为政治体制改革要比经济体制改革更复杂和艰难，需要认真研究，这些目标和任务还必须具体化，以便使改革做到有计划、有步骤。中共十三大报告在法制建设方面给出了十分具体化的发展目标，主要包括：党、政权组织同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制度化，中央、地方、基层之间的关系制度化，国家政权组织内部活动制度化，基层民主生活制度化，人员的培养、选拔、使用和淘汰制度化，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化。

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为中国政治发展的战略选择提供了理论依据

中国政治发展是与中国全面改革和现代化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政治发展，尤其是体现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发展，直接关系着改革和现代化发展的全局。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政治改革面临的问题十分复杂、任务也相当艰巨，这就决定了合理的发展战略选择对中国政治发展至关重要。如果战略失误，我们所要付出的代价，不仅是政治上的，还是整个社会的。我们干的事业是全新的事业，因此，我们的政治发展同经济发展一样，只能在不断的实践、探索和总结中逐步形成我们的发展战略。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这样走过来的，同样，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政治发展历程也应该是这样的。尽管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还面临着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中国能以自己的国情和社会性质为出发点，准确把握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政治发展战略，在总体上是成功的。

3.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推动了当代中国政治文明的历史提升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为当代中国政治文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坚持党的领导，是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保障和实践前提；维护国家主权，实现和平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时代需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法治保障，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目标；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加快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维护政治稳定，构建和谐政治秩序，是实现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必要条件和现实保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正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实践的理论反映。另一方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说体现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开放包容的内在品质。在其宏观指引下，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是一个兼容并蓄的过程，是既立足中国国情，又顺应历史潮流的过程；是既注重总结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建设经验和教训，又勇于借鉴西方国家政治文明优秀成果的过程。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文明，一方面在本质上是维护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和根本利益的，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包容、传承和发展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正是由于它的这种二重性，一些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有益成果，如在政治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具体制度、体制、规定和做法等，就可以被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大胆地吸收和借鉴，这样既丰富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时代内涵，又提升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时代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