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经济学视角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形成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形成既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自身丰富和发展的内在要求，又是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客观需求。对于中国来说，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等基本理论问题做出解答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主题。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集体都对我国的经济建设问题进行了不同的探讨，提出了许多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形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心思想。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内涵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经济建设实践正确结合的科学概括，也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建设和改革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

1.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当代中国的发展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经济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首先，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丰富和发展了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其次，以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相结合，成功开辟和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包含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得到进一步发展。

2.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建设和改革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这一过程中，对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问题进行了一些重要的探讨，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建设和改革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具体来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取得的理论突破主要包括承认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承认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形式；明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承认社会主义条件下存在商品关系，并确认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市场经济；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由此可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解决了当代中国经济建设中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形成

1956年，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面对摆在全党面前的社会主义经济究竟应该怎样建设和发展这个全新而重大的课题，毛泽东进行了如下思考：能否像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改造一样，也找到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他还在借鉴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经验、总结我国已有经验并进行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论十大关系》，提出了我国自己的经济建设思想。这本书也成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建设实际相结合的初步探索，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形成的标志。

毛泽东根据当时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在《论十大关系》中主要论述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非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这“十大关系”涉及当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济、政治等各方面的主要关系。因此，对这“十大关系”的论述实际上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对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的最初探索。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建设发展实际正确结合的科学概括，是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经济思想和经济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

（一）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与创新

1.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是不断革命论与革命阶段论的统一，而无论革命还是建设，正确区分历史阶段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时，既批判了放弃领导权的右倾错误，又批判了“毕其功于一役”的“左”倾错误，顺利地进入了社会主义建立和建设中来。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由于把阶级斗争看作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矛盾，否认发展生产力是中心任务，从而导致一系列的“左”倾错误。对于主要矛盾认识错误主要是因为对发展阶段的认识错误，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性和特殊性。邓小平正确分析了失误根源，科学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邓小平指出，我们目前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但由于生产力比较落后，因而还只是处于社会主义的不发达阶段，社会主义在这个阶段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是对中国基本国情的正确判断，是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客观依据，也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

2.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论

邓小平在领导中国人民改革开放，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不断思考和反复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他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出发，反思社会主义的本质，目的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弄清社会主义的本质和要求，从而建设一个充分体现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让人民满意的、合格的社会主义社会。经过改革开放过程中的长期思考，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做了科学地概括，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总体来说，社会主义本质包括两个基本方面：一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二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两个方面既讲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又讲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目标；既讲了社会主义生产力，又讲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既讲了社会主义在客观运动规律上的本质要求，又讲了社会主义在主体价值目标上的本质要求；既讲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又讲了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这就摆正了社会主义公正与效率的关系，找到了社会主义本质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契合点，发展了社会主义概念，即由对社会主义特点及原则的概括升华为对其本质的归纳。这是在深层次上对社会主义本质做出的新概括，也是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对社会主义本质观的重大发展。

3.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

中国共产党在较长时期内实行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把市场经济看作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反对把粮、棉、油、煤等主要产品作为商品来生产。邓小平根据商品、价格、市场和价值规律本身的基本属性及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作用，吸取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鲜明地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这样不仅把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区分开了，还认识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的必然联系，并且看到了价值规律和价值增值规律仍然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和形式。实践证明，否定市场经济，生产力发展就步履艰难；恢复市场经济，生产力就蓬勃发展。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我国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4. 关于改革与判断改革开放根本标准的理论

改革是邓小平理论和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中心任务，邓小平对改革的目标、内容、对象、原则和方法等进行了论述，提出了系统的改革构想，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革命，它不是改变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而是对各种具体体制进行的自觉的变革。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不是对旧体制的修修补补，而是全面的变革，就其广度和深度而言，是一场新的革命；改革是相对于第一次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言的，其目的就是要通过改革把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改革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改革开放中既有思想解放、观念更新的问题，又有战略设计、措施选择的问题，还会触及一些更深层次的矛盾。这就使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对改革的是非得失有了不同的评价。邓小平深感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于1992年明确提出了判断改革开放是非曲直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个根本标准不但为人们解放思想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器，而且也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评判真理与谬误的标准。

5. 关于发展战略的理论

邓小平认为“发展是硬道理”，而中国发展的宏伟目标就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他还为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制定了发展战略及实施这一战略的基本纲领、政策和实施步骤等。邓小平提出了从政治高度认识四个现代化的新思路，正确揭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及其表现形式。他还提出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这个坚持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的发展战略把解决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重大贡献。

6. 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制度的理论建立合理的分配制度对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加速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带领全党认真总结了以往我国在所有制关系和分配制度上“穷过渡”和“大锅饭”的经验教训，通过调整所有制结构和分配关系不断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他还提出了所有制结构多样化的思想，并指出既要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又要适当地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在公有制实现形式方面，他认为“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这就突破了传统理论认为公有制只有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两种形式的僵化认识。邓小平经济理论使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境界，形成了一个崭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结构。

（二）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阶段、发展战略、国际战略、根本任务、发展道路、发展动力、依靠力量、领导力量和根本目的等重大问题上勇于实践探索，提出了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发展。

1.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生产关系的研究始终是以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为基础的。同样，马克思主义关于各种经济规律的认识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把握的。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邓小平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的“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既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基本原理的坚持和继承，又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补充和拓宽，使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层面上有了一种新的思想内涵。

2.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理论揭示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对今天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随着实践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我们也应着眼于已经变化了的新情况，根据新的实践和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和劳动价值问题的认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要求我们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

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提高，自改革开放以来，工人阶级队伍发生了显著变化，出现的新社会阶层主要有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如何看待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知识分子和新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的劳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价值是由哪些劳动创造的；管理、科研、技术开发、服务等是否属于生产劳动以及是否创造价值，等等。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必须要解决的新问题。江泽民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和劳动价值的理论揭示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现在，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时所面对和研究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我们应结合新的实际，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这一新论断既表明了马克思的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并未过时，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又表明了马克思的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也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中共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必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重大方针，这就把劳动放在了诸生产要素的首位，充分肯定了劳动在经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强调了科技劳动和管理劳动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是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新发展。

3.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丰富和发展突出表现在提出了建立适应我国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经济制度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更加完善和成熟。

第一，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方面，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公有制实现形式多样化理论，并指出两条根本原则：“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江泽民对这一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展开了系统的论述，首先，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其次，提出了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的理论，并对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等资本组织形式为社会主义所运用的理论问题做出了具体论述。他还指出：“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主体必须是公有制，这要坚定不移。同时，我国现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必须坚持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鼓励、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这也要坚定不移。如果不把这两个坚定不移地统一起来，只讲一面，就会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就建不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第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创造性还表现在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在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党对新经济体制理论的研究和探索日趋成熟。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其目的在于要充分发挥市场经济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一方面，充分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适应供求变化，体现竞争原则。另一方面，还要努力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促进经济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等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造性发展。

第三，江泽民提出了“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的理论。分配制度作为经济制度的重要内容，是所有制关系在分配领域的贯彻和体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必须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是社会主义分配理论的新突破，也是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多年来分配体制改革实践认真总结的结晶，更是对“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的具体化。

第四，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路子。”发达国家都是在工业化之后才开始推进信息化的，而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还没有完成就迎来了信息化的时代。在我国，只有大力推进信息化，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才能顺利完成工业化的任务。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就必须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在重要位置，突破传统工业化过程中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先发展后治理的经济发展误区，从而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基本经验

一、社会主义经济战略的确立与发展

经济发展战略是指根据对经济发展多种制约因素的分析，从全局出发制定的较长时期内经济发展所要达到的目标以及为实现这一目标而选择的根本途径和方法，具有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系统性的特征，是制订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的基础，是国家经济建设、立法和决策的基本依据。

（一）战略目标的合理化

第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曾对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发展提出许多宏伟设想，尽管当时没有用到“战略”这个词，但是他们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的思想都是具有一定指导意义的战略规划。例如，1964年，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三届一次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两步走”的设想。

第二，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指导并主持制定了新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提出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合理战略目标，不但符合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现实，而且更加具有可操作性和易实现性。例如，1979年，邓小平提出20世纪末实现中国式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到本世纪末（20世纪末）……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随后他又提出了“三步走”的阶段目标。这标志着我国从过去急于求成的经济发展战略转变为有步骤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上来了。

第三，江泽民和胡锦涛秉承了邓小平的务实精神，不断提出和修正我们的经济发展战略。例如，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将“三步走”的目标进一步具体化与明确化，提出到2000年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基本消除贫困现象，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加大改革力度，理顺经济关系，推动科技进步，调整产业结构，提高经济效益，增强发展后劲，为下世纪实施第三步战略部署奠定更好的物质技术基础和经济体制基础，到2010年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再一番，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共十五大上，又将“三步走”战略中的第三步进一步具体化，提出了三个阶段性目标。正是这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合理战略目标，才使我们能够确定合理的战略指导思想，制定合理的战略步骤，确定合理的战略重点，形成并制定合理的战略规划，选择合理的战略手段，采取合理的战略措施。

（二）战略步骤的具体化

根据国家的经济实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划分为若干个发展阶段，进一步凸显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要经历的“贫穷－温饱－小康－富裕”的发展过程。

1.“三步走”的战略步骤

1987年4月，邓小平全面阐述了“三步走”发展战略的内涵，中共十三大也正式确认了这一战略部署，即第一步是从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全国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是从1991年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四个现代化，并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战略步骤是建立在对我国经济现象进行了深入分析和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科学预测的基础之上的，是实事求是的奋斗目标和前进步骤。

2.国民经济发展的战略平衡

《论十大关系》体现了毛泽东对经济发展各种比例关系的高度关注，他还强调要注意国民经济的全面均衡发展。邓小平也十分关注国民经济的发展状态，强调国民经济要按照比例协调发展，要理顺各部门、各地区、社会生产各环节之间的比例关系。“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邓小平在认识到比例协调重要性的同时，十分重视经济效益，“讲求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这样的速度才过得硬”。

3.循序渐进的梯级对外开放战略

邓小平认为，“改革开放是很大的试验”“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了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之后中国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多渠道开放的新格局。一方面，对外开放战略理论改变了我国原有的封闭式建设模式；另一方面，多年的对外开放实践也证明，对外开放战略对促进我国经济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基本经验

（一）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坚持主流经济学地位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现实中遇到了许多挑战。例如，“过时论”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是革命的理论，是为了证实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既然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成功，就没有必要继续深入学习了；“替代论”认为西方经济学全面研究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主义也要发展市场经济，因此学习西方经济学对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用，并试图用西方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论”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经典理论，只可以进行深入研究，而不能进行变动和发展，其后果必然是理论与实践相脱节。

“过时论”和“替代论”只是理论不同而已，本质都是反对坚持学习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而“经典论”则是要坚持学习马克思经济理论的，而且不允许有一点变动和发展，这种教条主义的做法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失去了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已经表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与时俱进的内在本质属性，它是深深植根于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科学。恩格斯也曾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因此，作为发展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可能在现实中停滞。也正如邓小平指出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由此可见，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正确态度就是坚持与时俱进，把坚持与发展、继承与创新相统一，立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现实，在探索中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在坚持中发展，在继承中创新。

（二）正确处理好继承和发展的关系，弘扬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内在的本质属性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具有科学性。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他们的经济学说的时期，资本主义的特征、矛盾已经显露和展开，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已经登上历史舞台。他们自觉地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运用科学的唯物辩证法并将其贯穿于矛盾分析法、历史与逻辑统一法、分析与综合法等具体方法中，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但产生了严整的体系，而且使内容具有正确性。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科学性是其最根本的本质属性。第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具有开放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不断地进行创新的理论，它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无不显示出开放性的特征。例如，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创立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价值理论、利润理论、社会总资本再生理论等方面的思想精华。更为可贵的是，他们始终坚持在实践中不断深化自己的认识。第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具有发展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开放性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而其发展性也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马克思主义需要根据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创新，扬弃那些被实践证明不符合客观实际的观点和论断。坚持和继承是发展和创新的基础，离开了坚持和继承，发展和创新就失去了正确的方向，也就会走上歧路；发展和创新是目的，离开了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会过于僵化而失去生命力。因此，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必须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

（三）正确处理好与西方经济学的融合，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的问题上，目前主要存在两种倾向：一是把两者完全割裂开来和对立起来；二是把两者简单地混合或调和起来，否认它们的本质区别。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中，我们必须要避免和克服以上两种错误倾向，具体地分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个性与共性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继承性、互补性和借鉴性。

第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有不同的个性，主要表现在：从阶级性上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而西方经济学则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从科学性上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之上，而西方经济学建立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基础之上。从内容上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更注重本质分析、定性分析和规范分析，而西方经济学则更注重现象分析、计量分析和实证分析，因此它们在内容上的差别性也是明显的。

第二，承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有共性，并不否认它们都是在研究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基础上产生的，这是它们具有共性的客观前提。例如，马克思《资本论》的研究对象是生产方式，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资本论》在论述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生产关系）的同时，把它的物质内容（生产力）的发展规律完整地揭示出来。而西方经济学则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需要出发，不仅回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还侧重于生产力研究，把资源配置作为中心任务。因此，马克思的《资本论》与西方经济学在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和发展生产力方面具有内在统一性和外在互补性。

因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既要重视理论创新与发展，又要借鉴与汲取西方经济学中可为我所用的理论与方法，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下研究和掌握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基本内容，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巩固其主流经济学地位。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当代和谐社会构建

一、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能够指导当代和谐社会构建的实践

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该如何创新与发展，才能满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践提出的理论需求？

（一）必须满足当代和谐社会实践提出的两个基本要求

其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坚持和强调社会主义性质是对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所有方面进行改革与发展的基本要求。因此，当代和谐社会的构建也必须坚持和强调其社会主义性质。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要警惕与坚决反对在创新与发展的名义下偏离或背离社会主义。

其二，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必须以增强分析和解决对社会和谐构成严重冲击、比较紧迫的经济社会问题的能力为目标，而不能仅停留在理论争讨与空谈上。因此，面对一些越来越严重的社会不和谐问题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艰巨任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就必须与实践相结合，真正地解决当代和谐社会构建中不断出现的经济社会问题。

（二）必须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整个学科体系的创新与发展

长期以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仅被认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然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体系，既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基础，又包括马克思主义应用经济学的庞大学科群，如马克思主义区域经济学、马克思主义产业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劳动经济学、马克思主义金融学等。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发展，由于过分强调经济学科教育与国际接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教学与研究出现了萎缩和被边缘化的现象。如果这一势头得不到及时、有效的遏制，那么以这样的经济理论为指导，当代和谐社会的构建必将因事实上失去社会主义性质规定而成为一句空话。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的创新与发展必须是整个学科体系的创新与发展。

（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必须是中国化的

中国化是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必须要立足于中国的国情，以解决中国问题为己任，与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和经济传统紧密结合在一起。准确地说，当代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和谐社会。在我国，如果脱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就不能有效解释和破解中国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重大课题；如果脱离甚至反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与经济传统，任何政策方案在中国都将失去其应用价值。因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当代和谐社会构建的经济理论基础，其创新与发展必须是中国化的。从我国革命与建设的实践看，每一次重大成功也无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飞跃”的结果。总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是要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指导下，充分地批判与吸收人类经济思想的一切积极成果，立足于中国国情，在当代和谐社会的构建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国化。

 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当代和谐社会构建提出的要求

（一）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发展、人的发展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逻辑互动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经济制度基础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探索，认为必须要努力建设一套适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的经济生态制度，具体包括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之间生态联动的制度建设、经济发展与自然界之间生态联动的制度建设、经济发展与个体发展之间生态联动的制度建设。这就要求当代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既要坚持把发展作为我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又要坚持统筹兼顾以及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还要坚持以人为本，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最终实现经济发展、人的发展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逻辑互动。

（二）正确区分公有制与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积极探索符合当代和谐社会构建要求的公有制实现形式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深入探讨了与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相适应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是确保社会主义根本前进方向的经济制度基础，但也存在与基本经济制度相适应的经济体制具有多样性、易变性的特征，即公有制可以有多种实现方式与之相适应，如计划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体制、混合型经济体制（股份制、合作制以及租赁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这些探索要求当代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要正确区分公有制与公有制的实现形式，积极探求符合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要求的公有制实现形式。

因此，我党提出：“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要努力寻找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以此为指导，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新格局。”

（三）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断推进与当代和谐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经济制度创新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还科学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终将被社会主义社会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认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制度做基础。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不断推进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经济制度创新。

中共十七大指出，由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要通过发展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又要通过发展保障社会公平正义、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因此，当代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要按照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总要求，不断推进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展要求相适应的经济制度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