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

一、近代中国的各种社会政治思潮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伴随着中国社会的跌宕变迁，为了寻求“救亡图存，国富民强”的道路，各种社会政治思潮纷纷涌现，它们之间既互相冲突、互相斗争，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层层激荡，其中三大社会思潮是洋务思潮、维新思潮、民主共和思潮。

（一）洋务思潮

在西方国家咄咄逼人的掠夺下，软弱无能的清政府节节败退，一些满怀爱国热忱和经世之志的先进中国人开始冲破传统思想的藩篱，以新的目光审视世界。洋务思潮承前于经世思潮，形成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及战后出现的严峻形势直接促成和推动了洋务思潮的形成与发展。

洋务思潮企图用西方科技来挽救国家危亡、用资本主义经济成果来巩固封建政治体制，只能是一种幻想。洋务思潮的代表者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卫道士，洋务思潮学习西方、吸纳先进技术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为了维护岌岌可危的封建王朝统治。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开明官僚阶层高举的是忠君、卫道的大旗，冯桂芬、郑观应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都是孔孟儒道正统思想的倡导者，对他们来说，清朝政治制度不可改变，封建统治的根基不可动摇，学习西方、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都要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为基本前提。由于阶级立场、思想观念的局限性，他们根本认识不到解决中国问题更深层次的内容，没有意识到中国需要从根本上采取西方大事更张之处，学习西方的纲纪法度（民主观念和政治制度）来改变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中体西用”这一思想总纲的禁锢决定了“洋务思潮”这一地主阶级改革的不彻底性和局限性。洋务思潮最终只能是探索“中国向何处”的一个思想驿站，不能最终解决“国家求富求强”的历史命题，仍需要改革者不断探索前行。

（二）维新思潮

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一股新的社会思潮从洋务思潮中逐步分离出来，在中日甲午战争后迅速发展起来，形成了维新思潮。维新人士批驳了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学说，用西方社会进化论代替了传统的变易观。他们指出，“中体西用”这种避重就轻的做法不但不能挽救中国，反而会使其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们开始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理性反思自身文化，寻求变革之路。他们认为，西方各国强大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民主政治体制，只有走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科学的道路，才能挽救民族危机，实现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富强。

这是一场资产阶级思想和封建主义的正面交锋。维新思潮具有时代先进性，在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打破了封建主义思想体系的一统天下，直接推动了政府自上而下的变法运动，推动了一场政治的变革。他们深信，只有维新、变革，才能使中国摆脱民族危亡的历史境遇。他们接受了西方进化论思想，一方面汲取传统文化思想，另一方面积极学习先进的变法理念，从而推动了由封建制度向资产阶级民主议政的政治变革运动。同时，维新思潮宣扬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平等思想，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启迪了民智，解放了中国人的思想，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然而，维新变法仅103天就夭折了，这充分说明了维新思潮的不成熟性、不彻底性和时代局限性。维新人士追慕西学而西学知识有限，对学习西方知识的方法并没有全面、真切的认识，但由于形势所逼匆匆踏入政坛，没有精力对外来思想进行仔细甄别、摒弃，只顾接受，一知半解地认识、传播。梁启超后来曾自责“随有所见，随即发表”“读到‘性本善’，则教人以‘人之初’而已，殊不思‘性相近’以下尚未读通，恐并‘人之初’一句亦不能解，以此教人，安见其不为误人”。当时翻译西方思想的人大多不通西方思想。维新派反封建的不彻底性使他们虽然严厉地抨击了封建主义，指出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之一，倡导资产阶级民主，但没有从根本上突破封建文化的束缚，而是奉孔子为教主。他们倡导改革变法，但主张“渐变”，反对“突变”，倡导对现有制度的改良，而不是推翻清朝政府进行彻底的革命，因此他们被称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维新派提倡民权，特别是在维新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通过总结失败教训，认为“民智、民德、民力”是改革的社会基础，要改良政治，必须从改造“民”开始。然而，他们又惧怕人民，只希望让资产阶级的部分士绅参与政权。这些比较矛盾的表现、时代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决定了维新思潮只能是中国思想变革中的一段历程，不可能一直引导中国人民实现救亡图存、求富求强的目标要求。

（三）民主共和思潮

维新运动失败之后，思想界又发生了重大的激荡，各种社会思潮（如君主立宪思潮、爱国教育思潮、国粹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等）竞相涌现。其中，民主共和思潮以空前猛烈的声势冲击着旧的社会和思想秩序，在中国掀起了一场以实行民主共和政治为目标的现代化运动。

伴随着人们对探索救国之路的新思考，一些有关西方民主共和的思想和制度的代表性著作开始被翻译到中国来。关于民主政治的学说主要有《民约论》《万法精神》《自由原理》《国家论》《代议政治论》等，系统介绍了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原理、密尔的自由理论等当时西方先进的政治理论，开阔了国人的视野。

在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同时，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遂建立起一些革命组织。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一个具有全国规模的革命政党来统一领导全国民主革命运动的需求越来越强烈。1905年8月，孙中山和黄兴等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的部分成员在日本东京成立了同盟会。同盟会在孙中山领导下，积极开展了各项革命活动，组织了大规模的武装斗争，推动了民主革命运动迅速高涨，为宣传民主共和思潮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1911年10月10日，革命党人成功发动武昌起义，并在随后的两个多月里带动了中国各地的革命。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宣誓就职，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宣告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的终结，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这是中国人民在政治上、思想上获得的一次大解放，民主共和由思潮最终转化为一种制度在中国大地上短暂生长。虽然其在袁世凯复辟之后夭折，但民主共和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

民主共和思潮在推动社会发展、促进入们思想解放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以孙中山为领导的革命派为挽救民族危亡，探索出一条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光明大道。虽然民主共和的治国救国方案在实践中没有取得真正的成功，但使先进的中国人掌握了一种反封建、反帝制的先进思想武器。比如，1913年袁世凯实行专制，制造“宋教仁案”后，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废除临时约法，以及1915年袁世凯恢复帝制，国人都拿起了民主共和的思想武器群起而攻之。

民主共和政府仅存在125天就被迫把政权让给了袁世凯，中国的民主共和救国方案以失败告终。这样一个结局不得不让我们深思。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

从以上近代中国社会思潮演化的发展路向可以深刻地体会到：社会思潮的历史演进深受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影响，同时深深地打上了中国两千多年传统思想文化的烙印，是近代中国社会特定历史背景的产物。在这一演进历程中，无论官僚改革派、维新派、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都是为了寻求“救亡图存，国富民强”的思想武器来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课题。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他们的救国治国理想和方案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夹攻之下没有获得成功，也不可能成功。但这使先进的中国人深刻地认识到，必须有一种全新的思想武器作为“救亡图存”的利器，才能使中国摆脱亡国灭种的绝境。这种思想认识为十月革命以后先进的中国人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中国革命的思想武器奠定了基础。

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一）马克思主义的早期碎片传入

19世纪末，中国人已经开始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潮。目前的研究成果表明，外国传教士是最早介绍马克思及其学说的，而后，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学说经过留日学生和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的介绍与传播大量进入中国。

马克思的名字第一次在中国出现是1899年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第121期到124期英国在华传教士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笔述的《大同学》，其是译自英国社会学家基德《社会进化》一书的章节。其中，三次提到马克思，一次提到恩格斯。在第121期所刊载的《大同学》第一章“今世景象”中首次提到了马克思及其思想：“合众小工而成一大力，往往停工多日，挟制富室，富室竟一筹莫展。似此举动，较之用兵鸣炮，尤为猛励。其以百工领袖著名者，英人马克思也。”在第123期刊载的《大同学》第三章“相争相进之理”，不仅再次提到马克思，还提到马克思关于资本的理论。在之后出版的《大同学》单行本第八章“今世养民策”中说：“德国讲求养民学者，有名人焉。一曰马克思，一曰恩格斯。”传教士李提摩太等虽然连马克思是英国人还是德国人都没有弄清，虽然其本意是向中国民众传教，宣传用宗教的力量消除社会弊端，但无意识地让中国人知道了马克思这个人，粗浅地向中国人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历史。

20世纪初，著名思想家梁启超成为最早在自己著作中提及马克思和社会主义的中国人，资产阶级改良派成为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一直秉持改良观点的梁启超虽然欣赏马克思的观点、思想，但认为在当时的中国是行不通的。他说：“社会主义学说，其属于改良主义者，吾固绝对表同情；其关于革命主义者，则吾亦未始不赞美之，而谓其必不可行，即行亦在数百年之后。”

1903年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可视为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期。在这一时期，传播主体主要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即参加孙中山组织领导的同盟会革命志士及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代表人物有朱执信、廖仲恺等。这些革命者较早地介绍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或理论片段，并试图将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借用来解释和分析中国社会，曾想借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号召人们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后来则是用来抨击北洋军阀的专制政治。

孙中山是较早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中国人之一。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对社会主义十分向往，曾经真诚地确认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虽然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剩余价值学说等都持有不同的看法，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没有真正理解，但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中国社会主义前途的预言是很有意义的。孙中山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此外，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是一支传播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要力量。1907年，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何震等人主编的《天义报》于日本东京创刊。该刊第13卷至第19卷陆续译载了《共产党宣言》及《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部分章节，同时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重要观点，如阶级斗争理论、剩余价值学说以及妇女理论等。同一时期，无政府主义者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在法国巴黎创办了《新世纪》周刊，也详细地介绍和评论了巴黎公社革命以及第二国际的相关内容。

由此可见，在中国最早接触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不是无产阶级思想家，而是一批激进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革命家，其中有外国传教士、资产阶级改良派及革命派，也有无政府主义者。他们从各自的立场和政治需要出发，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社会主义流派中的一种，有选择地将其零星、片段地介绍到中国来。从此，中国人开始接触和认识马克思主义，这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启蒙、开拓性作用。

（二）十月革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发生了从量到质的飞跃。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历程的分水岭，之前近20年的时间里，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了零散、片面、点滴的传播，而到十月革命及五四运动后，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被整篇、整部地译介，进入了马克思主义的真正传播阶段。

正当中国人民在苦闷中摸索、在黑暗里奋斗的时候，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成立，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由理想到现实的历史性飞跃。俄国十月革命改变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也帮助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使他们开始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观察国家命运，重新考虑中国的现实和未来。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人民指明了方向，使中国先进分子在寻求“何处去”的迷茫中“柳暗花明”，选择了走俄国人的道路，选择了共产主义理想，马克思主义被广泛地介绍到中国来。

十月革命的巨大胜利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福音，极大地鼓舞了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中国人民，使中国人民看到了新的希望，同时给中国先进分子以新的革命启示，推动了他们认真研究十月革命和指导十月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十月革命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历史机遇，使中国先进分子在思想上有了一个根本的转变。

（三）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入

五四运动在马克思主义早期中国化进程中一方面促进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先进分子在众多社会思潮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另一方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一个坚强的主体。

五四运动前后，与马克思主义一起传入中国的，有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工团主义等来自各种国家的“主义”。在众多“主义”中，最主要的是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那么，中国先进分子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而放弃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呢？是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为中国发展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它不仅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客观规律，还指明了无产阶级获得彻底解放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使命，这使马克思主义成了指导世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谋求自身解放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五四时期，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人都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进行了介绍，其中唯物史观最受重视。唯物史观使中国先进分子找到了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主体力量。“做工的”工农大众是社会的“台柱子”，要通过“阶级竞争”使“劳动阶级自己造成新的强力，自己站在国家地位，利用政治、法律等机关，把那压迫的资产阶级完全征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中国先进分子找到了改变国家命运的科学理论。

马克思主义满足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双重诉求。反帝反封建是近代中国的双重诉求，也是中国人民检验一切“主义”的试金石。具有反封建功能的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本来可以成为反封建的有力武器，但为了在中国进行殖民统治，它与封建主义沆瀣一气，既不可能反封建，更不可能反帝。马克思主义与各种“主义”不同，它不仅反对封建主义，还告诉人们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号召人们去推翻它、代替它，建立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制度，满足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双重诉求。这对长期被资本主义国家侵略的中国人民来说，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

第二节 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28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时期，主题是战争和革命。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和对象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根本推动力。在理论上，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更加深入的介绍与研究，并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进行论战。在政治纲领上，从中共一大到中共四大一步步地提出了行动纲领。在实践上，积极开展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并与国民党合作进行北伐战争，使国民革命进入了高潮。然而，由于中国共产党尚处于幼年时期，理论准备不足，党中央对革命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缺乏了解，对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和特点缺乏认识，对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缺乏独立自主权，因而没有形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相结合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来指引中国革命道路。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开始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逐一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地位和相互关系，认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半无产阶级的农民、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

他专门对中国的资产阶级进行了分析，将其分为两个部分，即依附于帝国主义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其中，民族资产阶级因具有两面性而既有革命要求又有动摇性。他认为前者是革命的对象，后者是革命的动力。民族资产阶级在受外国资本主义打击和封建军阀压迫时，赞成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革命运动，但当革命威胁到他们自身利益时，又怀疑革命，甚至反对革命。

因此，“无产阶级领导的统一战线要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参加，并且在特殊条件下把一部分大资产阶级也包括在内，以求最大限度地孤立最主要的敌人”。同时，在同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时，无产阶级必须保持独立性，实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在被迫同资产阶级（主要是同大资产阶级）分裂时，要敢于并善于同大资产阶级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同时继续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同情或中立。

（二）农民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

在革命主要依靠力量上，中国共产党刚开始没有经验，都是依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俄国革命，把眼光和重心都放在了城市工人阶级身上，因而共产党最初主要在城市里搞工人运动。虽然那时党内也有人认识到农民问题的重要性，但并没有把农民当作主要依靠力量。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有85％以上的农民生活在封建剥削和压迫之下，积压着农民千百年来受尽地主豪绅欺凌压迫而无处诉说的全部仇恨和愤怒。它像一个天然的火药库，一旦引爆，将产生难以想象的巨大力量。毛泽东看到了这种蓄势待发的力量，他指出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革命，革命就不会成功。那时的湖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国民革命的推动下，将沉默了几千年的农民组织起来，成立农民协会，向土豪劣绅、不法地主等发起了猛烈冲击。然而，有些人对农民革命力量感到害怕，甚至诬蔑和打压。

如何对待农民运动？1926年底，毛泽东再次回到湖南农村，历时32天，行程700千米，对湖南的农民运动做了一次详细调查。1927年2月12日结束考察，16日写信给中共中央，表示中央对农民运动政策有很大的缺点，并很快写成了2万多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此文于1927年3月5日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报《战士》周报上连载。接着，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上刊载，随后汉口《民国日报》《湖南民报》相继转载，社会反响十分强烈。

在毛泽东的笔下，农民不仅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还成了中国革命的主力军。他大声疾呼：一切革命派、革命同志都应该站在农民的前头领导和支持他们，而不应该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所有各种反对农民运动的议论，都必须迅速矫正；对农民运动的各种错误处置，必须迅速变更。

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表现出来的对农民运动的认识已超出中央的认识。他从农村、农民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特殊地位来说明农民革命的重要性，从分析农民中各阶层的经济、政治地位来说明农民革命的动力和目标。他比较具体地阐明了中国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问题，大大深化了人们的认识。

毛泽东将农民视为革命的主要依靠力量，解决了中国革命道路上至关重要的理论问题。这与旧民主主义革命有着本质区别，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也是一个新发展。无论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列宁，都没有把农民作为革命主要依靠力量的思想。这一点为毛泽东后来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奠定了基础。

（三）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

毛泽东认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武装斗争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形式，土地革命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农村根据地是中国民主革命的战略基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是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共产党人〉发刊词》等著作中指出，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这是由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点决定的。因为中国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的国家，而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内无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的压迫；外无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因此，共产党的任务不是像在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而是要联合尽可能多的同盟军，组织武装斗争，依照情况，反对内部的或外部的武装反革命，为争取民族的和社会的解放而斗争。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中国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毛泽东认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已经一再证明了，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

中国的武装斗争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农民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因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是中国革命最广大的动力，是中国革命队伍的主力军。广大农民所在的农村是中国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主要战略基地。当然，除了武装斗争这个形式外，还有工人斗争、农民斗争、政权斗争、经济战线上的斗争等各种形式的斗争。只有把武装斗争这个主要斗争形式同其他各种必要的斗争形式在全国范围内直接或间接地配合起来，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武装斗争的历史渊源。恩格斯在1870年《如何击败普军》一文中，就提到过解决政府之间的争端的武装斗争。1871年，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时指出，公社的主要经验就是用武装的人民彻底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列宁在领导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中也对武装斗争有进一步论述。他指出，武装斗争是革命的最高形式，阶级斗争在一定的条件下就要采取武装斗争和国内战争的形式，夺取革命的胜利。沙皇统治的被推翻实践了这一理论。毛泽东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强调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人民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务。

正是基于对中国武装斗争实质的深刻认识，毛泽东开辟了一条紧紧依靠农民，组织和武装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独特的革命道路。也是基于对中国武装斗争形式的深刻认识，毛泽东制定了一条正确的军事路线和一整套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

（四）中国共产党的三个“法宝”

1939年到1940年初，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集中思考着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写出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完整理论。其中，第一次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区分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两者之间的一个根本区别就是无产阶级是否掌握了领导权的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那么无产阶级怎样去实现领导权呢？毛泽东经过长期的思考和探索，于1939年10月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进行了全面的阐述，他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

关于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在前文已有论述，这里谈一下党的建设。毛泽东认为，党的建设必须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党的纲领和政治路线决定着党的行动的总方向，决定着党的建设。要把党建设成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实现党的领导作用，就必须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毛泽东特别重视从思想上建设党，提出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经常注意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他指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他针对历史上党内斗争中存在过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错误，提出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正确方针，强调在党内斗争中要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毛泽东创造了在全党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鉴于我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毛泽东多次提出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

关于三者的关系，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由此可见，这三个法宝是中国共产党成为全民族的领导核心并且创造出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战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的基本依据。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中国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的主要标志。

1949年6月，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对三大法宝的内容和意义做了更加完整的概括，指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

毛泽东关于三大法宝的理论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领导人民革命的理论和策略，是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宝库的一个杰出贡献。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一）创立人民民主专政理论

为了阐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及国家的内外政策和前途，同时回击国内外敌人的造谣中伤，澄清人民中对这些问题的模糊认识，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

毛泽东描绘了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蓝图，系统地阐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纲领，统一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毛泽东的这篇文章同他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所做的报告构成了《共同纲领》的政策基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同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

（二）创立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创造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政治条件，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实行逐步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具体政策，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任务。《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特点主要归纳为两点：一是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二是对生产资料私有制实行逐步改造的具体政策。

（三）创立了社会主义矛盾学说

这一学说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主义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毛泽东第一次提出了社会基本矛盾这一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确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这一思想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贡献，对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还为社会主义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关于社会主义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毛泽东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角度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分为两类：一类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另一类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来说，是非对抗性的；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来说，除了对抗性的一面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中共八大做出了明确的回答。中共八大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四）提出走自己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

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中主张走自己的路，在处理中国和外国关系问题上主张“向外国学习”，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总之，“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个跃进”。学习时“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对“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同时，确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和逐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历史任务，提出了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以及一整套经济建设方针。此外，毛泽东还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可能分为不发达的和比较发达的两个阶段的设想，等等。

三、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理论

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期创建革命军队、领导革命战争的长期实践中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并把它们上升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理论。

（一）关于人民军队的建设

1927年八七会议，“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为中国革命所采取的基本方式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要想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唯一可走的路就是武装斗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1927年9月，秋收起义后部队在三湾改编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部队建立起各级党组织，共产党有了自己的军队，为建设新型人民军队奠定了重要基础。同时，三湾改编的三项重要内容之一－实行民主主义，强调实行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对团结广大士兵群众、瓦解敌军起到了巨大作用。

1929年，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村召开。毛泽东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革命的斗争经验，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指出红军一部分同志中存在着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工作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及盲动主义残余，对这些错误思想都一一做了列举，并有针对性地逐条列举出纠正这些错误思想的方法，使这支革命军队肃清了旧军队的影响。古田会议解决了在长期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如何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确立了人民军队建设的根本方向和根本原则，标志着毛泽东新型人民军队建设思想的形成。

（二）关于人民战争和军事战略战术

八七会议之后，共产党有了自己的军队，斗争形式也转入了武装斗争。红军在毛泽东领导下，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革命战争，不断扩大革命根据地，建立中共地方组织、工农民主政权（苏维埃政府）以及地方式装，实行工农武装割据。

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结合红军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实际，从中国社会的基本特点出发，阐明了中国革命必须坚持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必须用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促进全国革命高潮。这些光辉的思想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发展前途。1931年春，毛泽东总结土地革命的经验，制定出一条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革命斗争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发展生产和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战争的积极性。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为了夺取抗战胜利，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分析了敌我双方形势，指出要粉碎日军速战速决的阴谋，把抗日战争变成一场持久战争，关键是要广泛动员人民群众参加抗战，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持、巩固和扩大，还制订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46年6月底，国民党军队在完成军队调动部署后，立即撕毁停战协定，进攻中原解放区，挑起了全国性的内战。为了打退蒋介石集团对解放区的军事进攻，中国共产党指出，在政治上，必须和人民群众紧密合作，必须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在党的领导下建立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一年多后，人民解放战争形势发生急转。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发动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三大战役得到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仅在淮海战役中，推着独轮车往前线运送粮食给养的山东老解放区民工就达到300多万人。对此，陈毅动情地说：“中国革命的胜利是老区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

（三）加强国防力量，建设现代化革命武装和发展现代化国防科学技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的关注重点转到了保卫国家和建设国家，为保卫国家和建设国防倾注了大量的心血。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应加强现代化的陆军，并建设空军和海军，以巩固国防。”

1959年底、1960年初，毛泽东进一步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1964年12月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四个现代化”科学地界定为“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并将其规定为中国人民在20世纪的奋斗目标。

基于毛泽东强烈的国防意识，中国各项建设一起步，党中央、毛泽东就提出了要“一手抓经济，一手抓国防”的方针。1964年8月，毛泽东又提出了“两个拳头、一个屁股”的建设方针，就是要一手抓农业，一手抓国防，特别是要加强基础工业。基础工业是“屁股”，农业与国防是“拳头”，“屁股”坐稳了，打出去的拳头就有力量。“两个拳头、一个屁股”的方针反映了毛泽东强烈的国防意识，既指明了国防建设在国家总体建设中的重要战略地位，又摆正了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提出的“一手抓经济，一手抓国防”方针的发展。

毛泽东强调科学技术是国防工业建设的关键。20世纪，科学技术在军事领域得到了空前的应用，引起了武器的一次又一次的不断改进。科学技术一经应用于经济建设，便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1958年6月，毛泽东在军委会议上提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1970年又提出要搞人造卫星。他认为，核战争是打不起来的，之所以还要研究制造原子弹，是为了防御。在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指导下，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就不失时机地注意发展新兴科学技术，包括用于自卫的核武器，加快国防现代化建设步伐。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又成功地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并造出了核潜艇，标志着我国已掌握了运用导弹核武器向全球任何地方实施反击的能力，使我国一跃进入世界军事强国行列，引起世人瞩目。历史证明，毛泽东的战略决策是正确的、成功的。

四、政策和策略理论

在长期的反帝反封建革命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形成了一系列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的政策和策略。

（一）政策和策略的重要性

毛泽东精辟地论证了革命斗争中政策和策略问题的重要性，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必须根据政治形势、阶级关系和实际情况及其变化制定党的政策，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结合起来。”

早在土地革命初期，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论述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时，把共产党组织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错误作为一个要紧的条件。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明确指出：“无产阶级要取得胜利，就完全要靠他的政党－共产党的斗争策略的正确和坚决。”抗战时期，毛泽东提出党的政策和策略直接关系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能否继续前进的思想。“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从解放生产力的角度来认识政策和策略的重要性，对其本质认识进一步深入，也为党的政策和策略的制定提出了根本依据。毛泽东的政策和策略思想进一步成熟。到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命运决战，政策和策略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实行正确政策和策略的重要性进行了深刻论述，做出了“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的著名论断。

（二）关于对敌斗争和统一战争的重要政策和策略思想

毛泽东在对敌斗争和统一战线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政策和策略思想。他指出：弱小的革命力量在变化着的主客观条件下能够最终战胜强大的反动力量；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要掌握主要方向，不要四面出击；对敌人要区别对待、分化瓦解，实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在反动统治地区，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在组织上采取隐蔽精干的方针；对被打倒的反动阶级成员中的反动分子，只要他们不造反、不捣乱，都给以生活出路，让他们在劳动中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有效实现自己对同盟者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率领被领导者向着共同的敌人做坚决斗争并取得胜利；二是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利益，至少不损害其利益。

五、党的建设学说

毛泽东党的建设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建设学说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践运用和创新发展，成功地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建设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难题，是我们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一）党的三大作风建设

毛泽东一贯高度重视党的作风建设。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还创造出整风这种实行马克思主义自我教育的方式。

（1）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建党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一直在与党内教条主义错误作风做斗争中不断取得胜利。党的二大制定了民主革命阶段反帝反封建纲领；土地革命前期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毛泽东深刻强调，“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他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这个根本原则。1942年2月，在《整顿党的作风》中阐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光辉思想。四年的整风运动终于彻底清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影响，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路线。

（2）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自党建立以来，毛泽东就非常重视人民群众在革命中的作用。1925年到1927年就曾两次到农村调查，领导农会运动，在土地革命中打土豪、分田地，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到革命中。1934年1月，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而要得到群众拥护，“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的理论基石是群众路线。群众路线理论思想在抗战时期系统形成，进一步概括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说，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还是我们党根本的工作路线。

（3）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在纠正和防止“左”倾错误中，在正确开展党内积极的思想斗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毛泽东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提出了正确开展党内批评的问题。毛泽东在《矛盾论》里从非对抗性矛盾向对抗性矛盾转化的角度，提出要防止过火斗争的问题。抗日战争时期，为了从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系统地整顿党的作风，毛泽东和我们党创造了整风运动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的自我教育的好方式。在整风运动中，提出著名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得到确立和发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鉴于党的地位发生了重大变化，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执政党，毛泽东多次提出要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等思想。

（二）加强党员干部队伍建设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员是工人阶级的先进分子，其中干部是党组织和党的工作的骨干，是党联系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桥梁纽带。对于怎样培养大批优秀的干部，归结起来就是任人唯贤、德才兼备、五湖四海的干部路线和政策。毛泽东认为，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是两件事，一是出主意，二是用干部；特别强调，在干部政策问题上，坚持正派的公道的作风，反对不正派的不公道的作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的工作重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经济建设成为党的中心工作。毛泽东在干部路线上也做了相应的调整。一是强调干部在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他在1956年1月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指出，为了实现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迅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伟大目标，“决定一切的是要有干部，要有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二是对干部提出了又红又专的要求。在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社会主义工业化，是社会主义改造，是现代化的国防等，我们进入的就是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适合这种新的情况，成为内行，这是我们的任务。1958年初，他又提出又红又专的要求，指出：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

（三）重视搞好党的团结

毛泽东非常重视党的团结，总是把搞好团结和革命胜利联系在一起，既要搞好党内的团结，也要搞好与党外的团结。在民族危亡的历史时刻，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建立起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42 年 2 月，毛泽东在《整顿党的作风》中提出了正确处理党内外关系的原则，团结的关键是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的团结，如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新老干部之间、党员干部与党外干部等的团结。

正确处理党内斗争，对于巩固党的组织、维护党的团结统一、执行党的路线政策是极其重要的。毛泽东在抗战时期提出了正确进行党内斗争的理论原则和方针、政策，并将其具体应用到延安整风运动中。他认为，党内必须进行积极的思想斗争，既要反对取消思想斗争的自由主义，又要反对“左”的过火的党内斗争。他提出，党内斗争的目的是坚强党的组织，增强党的战斗力以达到阶级斗争的胜利，不应当利用党内斗争做攻击个人的工具；党内斗争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和组织上的错误，至于个人缺点，如果不是与政治的和组织的错误有联系，则不必多所指摘，使同志无所措手足；党内批评的原则是实事求是，防止主观武断和庸俗化。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包括三个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要战略思想。这三大重要理论成果是几代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在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情况下不断改革、探索建设社会主义所取得的理论结晶，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斗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三大理论成果既一脉相承，又各具特色。

一、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是以邓小平为主要创立者、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历史起点形成的具有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主要回答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大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邓小平理论体系中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回答首先是以中国社会主义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发展阶段作为逻辑起点，并贯穿于整个理论，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及制定相关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

1979年3月，邓小平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邓小平全面分析我国国情，确认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二）社会主义本质论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谈话。他在南方谈话中提出了包括社会主义本质论在内的一系列新的思想和观点，“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界定正确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由于受苏联模式的影响，人们长期认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只能是计划经济。到改革开放之初，人们也一直受这种观念的严重束缚，把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作为判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准。邓小平拨云见日、点石成金，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也能搞市场经济的科学命题，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我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四）社会主义改革动力论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动力思想，研判中国发展形势，总结发展经验， 以独特的视角创新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动力新学说。邓小平认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直接动力；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

（五）社会主义全面发展论

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的社会，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使每个人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基于这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邓小平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际出发，把全面发展由一种长远的目标转变为现实的运动。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在新时期对党的性质、宗旨、根本任务的精辟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重大创新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理论成果。

（一）论“三个代表”

我们党之所以赢得了人民的拥护，是因为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

1.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在21世纪，要保持党的先进性，首先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好组织和领导作用。

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关键是发展。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多、底子薄，经济和文化发展不平衡、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总体上还没有改变。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依然是我们长期的中心任务。

2. 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同时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反作用。代表什么样的文化、坚持什么样的文化方向、推动建设什么样的文化是一个政党在思想上、精神上的一面旗帜。

发展先进文化，就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江泽民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贯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文化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精神文明相对于物质文明而言。只有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只有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先进文化必须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江泽民指出：“面对世界范围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必须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文化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国民教育全过程，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发展先进文化，必须牢牢把握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3. 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纲领、目标任务和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是党的性质和纲领决定的。

在新时期，人民群众是改革发展的主体和动力，也是社会稳定的力量源泉和深厚基础。党的一切方针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标准，以最广大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为根本准则。

人民拥不拥护、人民赞不赞成、人民高不高兴、人民答不答应是衡量党的一切工作和方针政策的最高标准。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人民是我们国家的主人，是决定我国前途和命运的根本力量。所以，江泽民同志特别强调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我们工作价值的最高裁决者。”就是说，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党的一切工作和方针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衡量标准。

（二）论与时俱进

当今世界和我们所处的时代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宏伟艰巨的发展任务对我们党和国家提出了许多新课题，使我们面临新的考验。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将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关键在于坚持与时俱进。

正确的思想路线是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前提，是指引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与时俱进体现的时代性与现实性的结合要求我们的思想认识要不断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顺应时代发展和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潮流；要求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发展实践紧密结合，不可脱离时代要求、发展实际；要求以创新性的思维，结合飞速发展的客观实际，不断增强工作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与时俱进的产物，与时俱进是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政治路线的思想基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我们党与时俱进、锐意进取的思想结晶。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彼此贯通，既继承了邓小平强调“中国特色”的理论特点，又具有与时俱进的时代特色，实现了民族性和时代性的有机统一。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党的先进性建设理论的创新性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刻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基本规律，阐明了新时期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基本要求。它把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党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上升到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高度，上升到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构成一个完整的党的先进性理论体系。由此可见，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总要求，也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问题。贯彻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推进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就是要以坚持党的先进性为核心，着力于不断强化先进性意识，把握先进性标准，践行先进性要求，树立先进性形象，切实把始终做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落实到党的建设中去，落实到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中去。

我们要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实现、维护和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始终坚持与时俱进，紧密结合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紧密结合我国生产力的最新发展和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的实际，紧密结合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的新的发展要求，紧密结合党员干部队伍发生的重大变化，不断地研究前进中遇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只有紧紧抓住与时俱进这个关键，我们才能深刻理解“三个代表”，牢牢把握“三个代表”，自觉贯彻“三个代表”，才能不断开辟理论的新境界，不断开创事业的新局面。

（三）关于执政党建设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地总结了我们党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集中地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赋予党的性质、宗旨、指导思想和任务以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丰富的时代内涵，进一步明确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的总目标，从根本上回答了在充满机遇和挑战的21世纪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重大课题。这一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的新发展，是21世纪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

（四）法治思想

江泽民在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同时较为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法治思想，与时俱进地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思想。

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基本方略，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现代化的迫切需要。德治与法治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我们知道，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而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两者虽然属于不同的范畴，但历史实践告诉我们其地位和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不可偏废。在21世纪之初，江泽民提出将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是坚持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是将我国古代德治传统赋予了时代精神的法治新理念、新内涵。

加强党的领导和依法执政是相得益彰、相辅相成、有机统一的，要加强党的依法执政能力建设。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依法执政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党执政问题上的具体体现。我们党既是国家法治建设的领导者、推进者，也要把自己置于法治之中，和其他社会主体一样，平等地承担守法的义务和责任。江泽民告诫全党同志特别是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懂得依法行政，学会依法执政，在实践中不断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和水平。

三、科学发展观

马克思曾指出，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和解决这些问题，就能够把人类社会推向前进。针对21世纪我国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趋势，科学发展观深入系统地回答了“为什么要发展”“为谁发展”“怎样发展”等事关我国长远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问题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破解了发展难题，创新了发展理念，为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发展观是对发展的本质、规律、动力、目的和标准等问题的基本看法，从哲学意义上来说，是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树立什么样的发展观，直接影响到发展的模式、途径、目标和发展政策的选择，对于经济社会和人的发展至关重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丰富了发展的内涵，创新了发展观念，开拓了发展思路，吸收了人类发展的文明成果，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经济发展规律、自然发展规律和人的发展规律，是我们党在执政理念上的一次深刻转变、在指导思想上的又一次飞跃与创新。

（一）发展思想

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范畴之一。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无产阶级以解放斗争、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方式不断推进发展。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

（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社会和谐是指社会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以及各个要素之间要处于一种相互协调、平衡状态，主要表现为人与人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是内在统一的。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因此，深入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三）加强执政党建设

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实践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实践难以取得成功。胡锦涛强调，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根本目的就是要指导实践。

执政党建设面临四个考验、四个危险。我们党成立以来，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异常复杂的环境中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伟大奇迹。然而，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新形势下，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还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

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总要求，即“全党要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坚持解放思想、改革创新，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围绕这一总要求，报告还提出了八项重要任务。治国必先治好党。只要把握我们党的伟大历史使命，清醒面对新问题、新挑战，不断提高党的科学化水平，我们党就一定能勇立潮头、引领进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该建议在提出“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实现又快又好发展”时，强调指出“发展既要有较快的增长速度，更要注重提高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好”字呼之欲出。中共十七大响亮地提出了“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由“又快又好发展”转向了“又好又快发展”，“好”字当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生巨大的变化，经济体制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人民生活水平由解决温饱到实现小康并向全面小康迈进。这些变化为又好又快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体制性基础条件、必要的市场供求格局、良好的经济运行环境、坚实的物质基础、有利的国际经济条件和新的发展动力。

中共十七大提出了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八条措施。一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是提高综合国力的关键。二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这是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紧迫而重大的战略任务。三是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解决好“三农”问题，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大局。四是加强能源资源节约和生态环境保护，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和中华民族生存发展。五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国土开发格局。六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健全现代市场体系。七是深化财税、金融等体制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八是拓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由此，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必将进一步增强我国经济实力，彰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强大生机与活力。

（五）建设创新型国家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核心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发展科学技术的战略基点，走出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推动科学技术的跨越式发展；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推动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就是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贯穿到现代化建设各个方面，激发全民族创新精神，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形成有利于自主创新的体制机制，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胡锦涛指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关键在人才，尤其在创新型科技人才。培养造就创新型科技人才，要全面贯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以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求作为基准，遵循创新型科技人才成长规律，用事业凝聚人才，用实践造就人才，用机制激励人才，用法制保障人才，不断发展壮大科技人才队伍，努力形成江山代有才人出的生动局面。

（六）社会主义荣辱观

荣辱观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在整个社会生活中体现着社会的价值导向，对社会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力。恩格斯指出：“每个社会集团都有它自己的荣辱观。”一个在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荣辱观体现了这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引导着社会全体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胡锦涛指出：“一个社会是否和谐，一个国家能否实现长治久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全体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素质。没有共同的理想信念，没有良好的道德规范，是无法实现社会和谐的。”以“八荣八耻”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涵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时代要求，为当代中国确立了一个评判是非荣辱的标准，为塑造具有良好道德修养的社会主义公民形象、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指明了方向，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导向作用。

当前我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在价值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主导价值观引导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否则一些人因受市场经济追求最大利益的价值导向影响，唯利是从，而失去了基本的道德荣辱底线判断。科学的发展需要全体人民有共同的道德操守，社会的发展要有稳定的内在秩序来保证。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现了社会主义道德文化的本质要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有力道德支撑，是实现科学发展的内在精神力量。

（七）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引来国外对“中国崛起”的种种说法。胡锦涛深刻把握时代特征、国际形势、中国国情和历史经验，在十七大报告中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始终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虽然我国和平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距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战略目标还有很长的距离。我国和平发展与世界的和平发展密切相关，世界环境严峻、复杂，当前，我国还面临世界霸权主义威胁、国际竞争压力和全球化的负面效应等三大挑战。因此，必须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发展自身，同时通过自身的发展和改革开放来维护世界和平，与世界各国互利共赢、共同发展。胡锦涛“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发展思想充分体现了和平与发展的辩证结合，即和平是发展之基，发展是和平之本。当今世界，各国发展的依存度更高，只有创造和平环境，各国才能具备发展的前提条件；只有加强交流合作，互利共赢，各国才能实现共同发展。

和平发展道路既符合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又顺应当今世界发展潮流。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也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更是基于21世纪对世情和国情的深深思考而做出的现实选择，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时代潮流的宏观把握。和平发展道路的思想进一步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外交理论，是对我国外交战略的创新发展。

第四节 党的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与创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每一次创新发展都是时代发展需要的产物，都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创新与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运筹帷幄，科学研判世情、国情、党情，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决策部署，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现时代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新飞跃，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推进到了一个新的理论和实践高度。

一、党的建设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的建设，针对新形势下党建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将全面从严治党纳入治国理政的总布局，为全面提高党的科学化水平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

（一）全面从严治党

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党的一贯方针和优良传统。在国际国内复杂多变的新形势下，我们党正面临“四大危险”，经受着“四大考验”，必须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2013年6月28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对我们这样一个拥有9000多万党员、在一个人口大国长期执政的党，管党治党一刻不能松懈。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调研时，将“从严治党”前面加上了“全面”，并将“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党治国理政“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他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这也为党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关键是抓住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各级党委要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书记是第一责任人。在2016年1月12日十八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习近平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各级党组织要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各级党委要把抓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各级党委首先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要坚持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大局来看问题，如果我们党弱了、散了、垮掉了，要其他的政绩一点意义也没有。要摆正党的建设和经济建设的位置，党的建设是核心、是关键，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保证。要坚持党建工作和中心工作一起谋划，紧紧围绕中心任务和服务群众来抓党建，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抓具体，抓深入，使党建体现时代性、规律性、实效性，发挥其带动、激励、凝聚等重要作用。党委书记作为抓党建的第一责任人，一定要在其位、谋其政，切实履好职、守好土，组织好本部门的党建工作，按照分工狠抓各项工作落实，确保管党治党任务落到实处。

（二）坚定理想信念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也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目前，一些党员干部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未能经受住金钱、车子、房子等物质欲望的诱惑，思想空虚、贪图享乐，理想信念缺失，肆意用权，损害了党和国家形象，损害了人民利益。习近平在多次讲话、不同场合都讲到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问题。他指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理想信念坚定，骨头就硬，没有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就可能导致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从严管党治党，首先就要坚定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

习近平指出：“衡量一名共产党员、一名领导干部是否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是有客观标准的，那就要看他是否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能否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能否勤奋工作、廉洁奉公，能否为理想而奋不顾身去拼搏、去奋斗、去献出自己的全部精力乃至生命。”这就是要求党员干部将坚定的信念落实到平时的工作中和关键时刻的表现上，以实际行动来强化党性锻炼，坚定理想信念。

（三）以党章为镜

党章是一个政党为保证全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的一致和组织上、行动上的统一而制定的章程，是党的建设全面性的指导文件和党内生活的最高法规，是指导全党思想和行动的准则。习近平非常重视党员干部对党章的学习，要求党员干部要以党章为镜，“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照镜子就是要以党章为镜，对照党的纪律、群众期盼、先进典型，对照改进作风要求，在宗旨意识、工作作风、廉洁自律上摆问题、找差距、明方向。目前，一些党员干部政治理论不过关，宗旨意识淡薄，服务意识不足，执行党的各项规章的积极性不强，这导致了其工作效率不高，为人民服务的能力不足，进而使干群关系紧张，群众意见很大。党群、干群关系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兴衰成败的大问题。因此，我们的党员干部要对照党章多“照镜子”，从党对干部的要求中找到自身差距并及时弥补，真正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党章意识是每个党员都应具有的一种自觉意识，党员干部必须强化党章意识。一个党员有无党章意识或其党章志识的强弱取决于党员对党章内容的认知与遵循程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认真学习党章、严格遵守党章，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一项基础性经常性工作，也是全党同志的应尽义务和庄严责任，对强化全党党章意识，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党章具有党内根本大法的地位，认真学习党章，强化党章意识，严格遵守党章，是每个共产党员应尽的义务；违反党章，或对党章言行不一，就必须接受党章及其党内法规的严厉惩处。

（四）严明党的纪律

中国共产党是有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铁的纪律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严格的纪律也是我们党能够领导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我们党真正的优势。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严字当头，严明党的纪律。党面临的形势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艰巨，就越要加强纪律建设，越要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确保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习近平强调，党纪严于国法，“必须严明党的纪律，党的各项纪律都要严”。要坚持纪律面前一律平等，任何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都要受到党纪国法的严肃查处，决不能姑息养奸。

严明党的纪律，首先要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党的纪律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等。但政治纪律是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纪律，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全部纪律的重要基础。政治纪律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为方面必须遵守的规矩，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的根本保证。世界各国政党对政治纪律都是有严格要求的，没有政治上的规矩的政党不能被称为政党；一个政党如果没有严明的政治纪律，也必然会陷入一盘散沙甚至分崩离析的境地，苏联解体、苏共灭亡就是最沉痛的教训案例。现如今，党面临的形势越来越复杂，肩负的任务越来越艰巨，必须把政治纪律放在管党治党的首要位置，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要坚决维护党的权威，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全体党员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和执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任何背离党的基本路线的言论和行为都是党的政治纪律所不允许的。

（五）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党内政治生活是党组织教育管理党员和党员进行党性锻炼的主要平台，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解决党内自身问题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指出：“有什么样的党内政治生活，就有什么样的党员、干部作风。 一个班子强不强、有没有战斗力，同有没有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密切相关； 一个领导干部强不强、威信高不高，也同是否经过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锻炼密切相关。”只有保持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我们党才能保持优良的作风，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近些年来，一些地方和部门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山头主义、好人主义盛行， 有的是搞家长制，一手遮天，独断专行。一些干部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滥用权力，贪污受贿；甚至一些人搞团伙，拉山头，结党营私，拉帮结派。这导致党内民主形同虚设，党内政治生活走过场，党内政治生态被严重破坏。 为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解决党内存在的问题，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对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做了专题研究，在深入总结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的基础上，认真分析了新形势下党的建设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出台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对全党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做出了较为全面的制度安排。

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点是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原则，敢于斗争，维护党组织的纯洁性和先进性。若想要有严肃的党内生活，就要进一步提高坚持民主集中制的自觉性和实效性，既要有民主的集中，也要有纪律的民主；既要解决领导独断专行的问题，也要解决领导班子软弱无力的问题。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强身治病、保持肌体健康的法宝，也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手段，党员必须坚持不懈地把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法宝用好。我们党要发扬民主，加强党内监督，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党员有权向党负责地揭发、检举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党员违纪违法的事实，任何党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对其压制。

（六）从严管理干部

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必须把从严治党的要求重点落实到从严治吏上，着力培养、选拔党和人民需要的好干部，着力建设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要从严治权，加强干部的教育和管理。

打铁还需自身硬。2012年11月，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斩钉截铁地提出：“打铁还需自身硬。我们的责任，就是同全党同志一道，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这一重要论断鲜明地表明了党中央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信心和恒心，又对党员干部素质提出了要求，要求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提高党性修养，增强履职尽职的本领。

坚持正确的用人导向。用人之重，重在导向。要严把选人用人关，坚决防止带病提拔。组织部门要严格按政策、原则、制度办事，实事求是地考察和评价干部，敢于为干部说公道话，敢于抵制选人用人中的违规行为，形成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选人用人导向。加强选人用人监督问责，对用人失察、失误的行为严肃追究责任。

加强对干部的约束与监督。必须用制度管权用权，约束监督干部依法依规用权，切实规范权力运行，保持党的纯洁性、先进性。“要坚持以严的标准要求干部、以严的措施管理干部、以严的纪律约束干部，使干部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特别是要把对‘一把手’的监督、管理作为重中之重。”“我们必须用刚性制度把‘一把手’管住，保证‘一把手’正确用权，廉洁用权”，“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

二、反腐倡廉

近年来，腐败现象越来越多，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也越来越严峻，腐败已经成为我们党不得不严肃对待的重大问题。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全新的历史起点上，提出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老虎苍蝇一起打”“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等一系列反腐败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为反腐倡廉工作提出了新要求、新方向。

（一）反腐形势依然严峻，要旗帜鲜明反对腐败

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举措。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中心的领导集体首先表明了反腐败的信心和决心。2012年11月17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就明确指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保持党的肌体健康，始终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

习近平对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进行了客观分析，多次提出反腐形势的严峻性、复杂性。他指出：“‘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近年来，一些国家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他还指出：“民生与反腐工作密切相关，一些地方和领域民生问题解决不好，与腐败有着很大的关系，严查腐败有助于改善民生。”2013年1月22日，中纪委二次全会上，他肯定了我们党员干部队伍的主流始终是好的，同时指出要清醒地看到，当前一些领域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易发多发，一些重大违纪违法案件影响恶劣，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人民群众还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任务。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他又强调：“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习近平多次对反腐形势的论述充分显示了党对当前反腐斗争形势的清醒认识，对腐败所造成的危害有强烈的危机感。

反腐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和生死存亡。习近平指出：“腐败是社会毒瘤。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我们党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提到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是深刻总结了古今中外的历史教训的。”他强调“腐败问题对我们党的伤害最大，严惩腐败分子是党心民心所向，党内决不允许有腐败分子的藏身之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已经把反腐败斗争提高到国家治理的高度。我们党对反腐败斗争有信心、有决心。2013年4月9曰，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党的性质和宗旨，不变色，不变质，就一定能够跳出这个历史周期律。”在这一论述中，习近平借鉴了毛泽东在1945年回答黄炎培提出的中国共产党如何跳出中国历代王朝兴亡的历史周期律的问题时的著名论断，他告诫我们要深刻认识腐败导致人亡政息的历史规律及其警示意义，我们党有信心、有决心跳出这个历史周期律。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指出：“各级党委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他还告诫我们，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提升党的执政能力，不仅要求党员干部自身要做到廉洁自律、为官清正，各级党政部门也要全力以赴地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努力打造清正廉明的政府，促进政治文明和政治生态向好的方向发展。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严明党纪国法，做到有腐必反、反腐必严，对一切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严惩不贷，决不能手软。2014年1月14日，习近平在中纪委三次全会上强调，全党同志要深刻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二）保持反腐高压态势

反腐败没有特区，也没有禁区，要对腐败现象“零容忍”。2014年1月7日的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在关于反腐倡廉理论的创新发展的讲话中指出：“做到对群众深恶痛绝的事零容忍、对群众急需急盼的事零懈怠。”他在第十八届中纪委三次全会上的讲话中又指出：“反腐败高压态势必须继续保持，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成为新的反腐“动员令”。

反腐倡廉必须“常”“长”抓。凡是有权力存在的地方都可能出现腐败，这是一个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一直面临的考验。习近平指出：“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关键就在于‘常’‘长’二字，一个是要经常抓，一个是要长期抓。”“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经常抓、长期抓，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必须全党动手。”“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善始善终，善做善成，防止虎头蛇尾，让全体人民来监督。”因此，对于反腐败工作只有抓住“常”“长”二字不放松，我们党才能掌握执政的主动权。

“老虎”“苍蝇”一起打。“老虎”固然可恨，严重危害党和人民的利益，但“苍蝇”面对更广泛的人民群众，其以权谋私、吃拿卡要等不正之风和腐败行为危害更大。习近平在中纪委二次全会上指出：“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要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只有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才能体现党的坚决态度，才能保持党对腐败的高压态势，从而使党以反腐倡廉不断取得的新成效取信于民。“‘老虎’‘苍蝇’一起打”的抓大不放小的反腐战略，给腐败分子以强大威慑，极大地增强了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反腐信心。

有腐必反，有贪必肃。近年来党内发生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涉及的贪腐数额巨大，性质非常恶劣，政治影响极坏。习近平在中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我们要坚定决心，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2014年1月14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习近平指出，坚决反对腐败，防止党在长期执政条件下腐化变质，是我们必须抓好的重大政治任务。反腐败高压态势必须继续保持，坚持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对腐败分子，发现一个就要坚决查处一个。

（三）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权为民所赋，领导干部要掌好权、用好权，就必须自觉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在十八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指出：“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都是党和人民赋予的，领导干部使用权力，使用得对不对，使用得好不好，当然要接受党和人民监督。”2013年7月，习近平在河北民政厅调研时说，大家都要牢记，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要为人民用好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权力配置是否合理关系到权力运行是否符合权力主体的意志和利益，关系到权力目的能否得以实现。习近平在中纪委三次全会的讲话中强调，权力不论大小，只要不受制约和监督，都可能被滥用。要强化制约，合理分解权力，科学配置权力，不同性质的权力由不同部门、单位、个人行使，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在十八届四中全会上他强调，全面推进行政权力运行法治化，必须加快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行政运行机制，依法对行政权力运行的各个方面和环节进行严格规范。

唯有用制度来规范、制衡、监督、约束权力，才能保障权力被合理运用，保护权力的公平正义。在十八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指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制度不在多，而在于精，在于务实管用。如果制度空洞乏力，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再多的制度也会流于形式。牛栏关猫是不行的。制度的生命力在于落实，再好的制度不落实等于零，抓落实不到位也等于零。习近平在河南省兰考县对县委常委班子成员讲到，制定制度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抓落实，九分气力要花在这上面。

有权力的地方必须要有监督。习近平在2013年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加强对干部经常性的管理监督，形成对干部的严格约束。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这是一条铁律。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习近平明确提出，要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健全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并做出重大部署。这次会议明确了纪检监察机关的职能定位、职责使命和工作重点，进一步加强了专门监督机关对权力的监督作用。巡视是加强党内监督的重要形式。习近平指出，巡视组要当好中央的“千里眼”，找出“老虎”“苍蝇”，抓住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巡视组要落实监督责任，敢于碰硬，真正做到早发现、早报告，促进问题解决，遏制腐败现象蔓延的势头。

（四）坚持不懈抓“四风”

党的作风问题关系到民心向背，只有党风正，中国共产党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习近平指出：“工作作风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它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少数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放松了思想改造，在金钱和利益面前丧失了党性原则，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盛行。“四风”虽然不直接涉及权钱交易、权力腐败，但一直是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也是“苍蝇”式腐败的主要方式，给党和政府的形象造成恶劣影响。

作风问题是腐败的温床。十八大以来，中央制定了八项规定，以上率下，严查“四风”，防止“纵蝇为害”。习近平指出，作风是否确实好转，要以人民是否满意为标准，并且他强调，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他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强调，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聚焦到作风建设上，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这“四风”是违背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也是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重要根源。把“四风”问题解决好了，党内其他一些问题解决起来也就有了更好的条件。针对“四风”问题，把“正衣冠”作为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总要求之一，把杜绝“节日腐败”作为反“四风”的突破口，大力整治和清除作风之弊、行为之垢。

三、经济建设

经济发展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和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围绕着经济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的重要讲话，为推动整个经济领域的改革和发展确立了新目标、新任务、新方向。

（一）经济“新常态”

2014年5月，习近平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了“新常态”的概念，自此，经济“新常态”成为描述中国经济运行的热词。同年7月，习近平在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再次提到“新常态”；11月他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全面阐释了中国经济的新常态；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他进一步阐述了经济新常态的特点、趋势和重大任务。习近平以“新常态”来定义中国当下的经济，是对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进入新阶段的战略性思考和抉择。

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发展，我国已经成为强大的发展中国家，已经是一个有影响的经济大国了，但还不是真正的世界经济强国。特别是2010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过去40多年来的经济高速增长积累的矛盾和风险慢慢凸显出来。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投资、内需、外贸）动力不足，中国经济明显出现了不同于以往的特征。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传统人口红利在逐步减少，过度依靠投资和外贸的经济增长模式使能源、资源、环境的制约影响越来越明显，生态环境压力在不断加大，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瓶颈，转型任务艰巨。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的内部支撑力和外部环境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未来我们不但要面对多年积存的顽疾，还要面对“中等收入陷阱”等发展险滩，要啃“硬骨头”。

中国经济经过40多年的快速增长，无论是经济基本面，还是经济发展基本模式、产业形态及经济增长动力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习近平指出：“中国经济呈现出新常态，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成为主体，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占比上升，发展成果惠及更广大民众。三是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新常态下，我们需要靠改革和创新来着力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加快我国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面对经济发展新态势，习近平指出：“适应新常态的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我们正在推行的全面深化改革，既是对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也是对社会活力的解放，必将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新常态下，我们要更加突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作用，精心谋划用好我国经济的巨大韧性、潜力和回旋余地，坚持不懈地推动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升级，主动适应中国经济新常态。在2014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对经济发展新常态进一步做出了新的阐释。他强调，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

（二）实现生产力水平的总体跃升

2014年7月29日，习近平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时表示，在充分肯定发展成绩的同时要看到经济运行面临的困难。习近平指出：“要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针对突出问题，主动作为，勇闯难关，努力提高创新驱动发展能力、提高产业竞争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总体跃升。”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强调，党领导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行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十八大结束之际，习近平代表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庄严宣誓：“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成为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中心的党中央承担的责任，成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的基本路径。

发展是硬道理，全面深化改革是为了发展，发展就必须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全面深化改革、增强和激发经济社会活力的动力。习近平指出：“生产力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活跃、最革命的要素。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物质生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在全面深化改革中，仍然要“坚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也是为了“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不断向前发展，推动实现物的不断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他强调：“只有紧紧围绕发展这个第一要务来部署各方面改革，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为改革提供强大牵引，才能更好地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

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2013年5月，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举行的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为主题的集体学习活动中提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保护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成为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中谋划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向。习近平关于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既是保护生产力又是发展生产力的科学论断，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及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发展生产力与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作用紧密相关。习近平提出“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对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当代意义做出了新的探索。2014年6月3日，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上习近平发表了“让工程科技造福人类、创造未来”的主旨演讲，指出“工程科技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人类生存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密切相关，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源头就是工程科技”。“工程科技的每一次重大突破，都会催发社会生产力的深刻变革，都会推动人类文明迈向新的更高的台阶”。工程科技实现了科学发现同产业发展的直接结合，使工程科技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真正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源头，也真正成为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推动力。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愈益凸显，工程科技进步和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作用更加突出，不仅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升的决定性因素，而且成为推动教育、文化、体育、卫生、艺术等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可见，习近平关于“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的新概括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融为一体，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推向新境界。

（三）走中国经济改革之路

我国改革已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需要解决的问题十分繁重，中国经济选择什么样的改革路径是一个事关改革成败的大问题。习近平强调，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我们要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轴，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上取得新突破，以此牵引和带动其他领域的改革，使各方面的改革协同推进，形成合力而不是各自为政，分散用力。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至少推出了“十大经济体制改革内容”，如完善产权保护制度、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建立消除各种垄断的体制机制、完善价格决定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适时推出房地产税和资源税改革、建立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以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机制和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

经济体制改革要走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大之后的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就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2013年8月27日，习近平与塞尔维亚总统会谈时指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浪漫的愿望不等于现实，浮躁和脱离国情的极端主张是对改革的干扰。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饱受艰难困苦，今天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不懈的探索找到的，深深根植于中国深厚的文化传统，牢牢立足于本国的国情。因此，经济改革必须立足本国国情，不照抄照搬任何国家的发展模式，只有走中国人民自己选择的经济发展道路，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最终才能走得通、走得好，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应该根据本国国情选择发展道路，坚定深化改革的信心、坚持深化改革的正确方向、凝聚深化改革的共识、注重深化改革的统筹谋划、协同推进各项改革，既不会削足适履，也不会照抄照搬。

经济体制改革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习近平指出，如何更好地体现和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进一步探索基本经济制度的有效实现形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习近平对如何实现“两个毫不动摇”的体制机制问题做了新的探索：一是在功能定位上，要明确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二是在产权保护上，明确提出公有制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三是在政策待遇上，强调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经济改革中，要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找准市场功能和政府行为的最佳结合点，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新布局。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不但要根植于国情，而且必须要有国际的视野。习近平指出，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要以国际视角和思维方式着眼世界基本态势和时代发展趋势，从本国国情与世界大势的互动中，从世界大国不同道路和制度模式的竞争中，研究中国经济改革战略，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方向。实现中国梦，必须要建立“包容性”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稳步实现共同富裕。这就需要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地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攻克体制机制上的顽瘴痼疾，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进一步激发和凝聚社会创造力。

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加强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习近平指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因此，改革需要正确的引导。中国改革堪称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是人类历史上涉及人数最多、经济改革当量最大、全球影响最强的巨大系统工程，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其中所蕴含的逻辑与规律亟待更深入的认识。

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习近平指出，经济体制改革要依靠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和创造活力，最大限度集中全党全社会智慧，把党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广泛团结起来，把国内外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形成推进改革的强大合力。

（四）以开放的最大优势谋求更大发展空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进一步创建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的新格局中提出的“以开放的最大优势谋求更大发展空间”的新思想，开拓了改革开放的视野，全面地深化了改革开放的实践与理论。

2013年3月5日，习近平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和利益固化的藩篱，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要以开放的最大优势谋求更大发展空间。2013年10月，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从“着力深化互利共赢格局”的高度，提出“要同有关国家共同努力，加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好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014年3月习近平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牢牢把握国际通行规则，加快形成与国际投资、贸易通行规则相衔接的基本制度体系和监管模式，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他说：“在自由贸易试验区要做点压力测试，把各方面可能发生的风险控制好，切实防范系统性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

在开始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同时，2013年9月，习近平出访哈萨克斯坦时提出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同年10月，他访问印度尼西亚时又提出了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014年11月，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上，习近平再次提到“一带一路”建设。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将“一带一路”建设与区域开发开放结合起来，加强新亚欧大陆桥、陆海口岸支点建设。中国“一带一路”的构想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共鸣和热烈反响。

（五）经济转型发展新布局

在党的十八大以后召开的三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根据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新情况，对经济转型的格局做出新的阐释，可以概括为十个方面。一是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加快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使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建立在扩大内需的基础上；二是要坚持稳中求进，促进提质增效升级，积极发现培育新增长点，保持经济增速在合理区间平稳运行；三是深化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提高产业整体素质；四是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完善区域政策，促进各地区协调发展、协同发展、共同发展；五是保持物价稳定，为推进改革和调整结构创造良好环境；六是毫不放松抓好“三农”工作，加快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夯实农业基础，保障农产品供给；七是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八是坚持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核心支撑能力；九是坚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突出民生优先，促进社会公正，进一步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十是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创建新的竞争优势，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等。

四、外交战略

当今世界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站在新的战略高度，继往开来，勇于创新，运筹帷幄，突出了外交工作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地位，展示了一个崛起中的社会主义大国的外交新风貌，这也体现了习近平独特的外交观和战略思想。

（一）坚持和平发展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习近平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我们党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我国根本利益做出的战略抉择。我们要加强战略思维，增强战略定力，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不断提高我国综合国力，不断让广大人民群众享受到和平发展带来的利益，不断夯实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牢牢把握的基本要求之一，具有深远意义。

倡导世界各国树立“命运共同体”的理念。2013年9月5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习近平指出，强劲增长的世界经济来源于各国共同增长。各国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真正认清“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带效应，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共赢。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别国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兼顾别国发展。不同国家相互帮助解决面临的突出问题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让每个国家发展都能同其他国家增长形成联动效应，相互带来正面而非负面的外溢效应。习近平提出，“国际社会应该倡导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理念，使我们的地球村成为共谋发展的大舞台，而不是相互角力的竞技场，更不能为一己之私把一个地区乃至世界搞乱”。

绝不会牺牲国家的核心利益，这是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底线。走和平发展道路与国家利益相辅相成，维护国家利益是中国外交严肃而重大的原则。在复杂的国际相互依存的情势下，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并非易事。2013年1月28日，在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活动中，习近平阐述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辩证关系，他指出：“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绝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绝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中国不惹事也不怕事。任何国家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他还强调，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他国家也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只有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各国才能共同发展，国与国才能和平相处。因此，中国要切实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包括维护海外利益，必须要不断提高保障能力和水平，不断寻求与各国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要让各国人民从和平发展中得到更多实惠，公平地分享到和平发展成果。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说：“我们主张，各国和各国人民应该共同享受发展成果。每个国家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要积极促进其他各国共同发展。世界长期发展不可能建立在一批国家越来越富裕而另一批国家长期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只有各国共同发展了，世界才能更好发展。那种以邻为壑、转嫁危机、损人利己的做法既不道德，也难以持久。”

（二）推进建立合作共赢的国际新秩序

和平发展是世界大义，合作共赢是世界大利。从国际环境看，集团对抗已不复存在，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不可能再单独主宰世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走上了发展快车道，国际力量对比继续朝着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方向发展；世界各国相依相存共同生活在一个地球村，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然而，世界依然面临诸多问题与挑战，强权政治、霸权主义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军备竞争、地区摩擦、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安全威胁依然存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还任重道远。面对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和世界各国“同住地球村”的客观要求，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提出，各国应该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各国人民应该一起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坚持互利共赢原则，要尊重国家主权，不干涉别国内政。各国和各国人民都应该共同享受尊严，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反对干涉别国内政。一个国家的发展道路合不合适，只有这个国家的人民才最有发言权。习近平强调要“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使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在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要坚持正确义利观，做到义利兼顾，要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要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坚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反对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201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与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美国加州参加“庄园会晤”，他进一步提出建设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主张，并精辟阐述了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每个国家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要积极促进其他各国共同发展。只有各个国家都发展，世界才能共同发展。在非洲的访问以及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中，习近平树立起了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正确义利观，他指出：“义，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理念，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这个世界上一部分人过得很好，一部分人过得很不好，不是个好现象。真正的快乐幸福是大家共同快乐，共同幸福。我们希望全世界共同发展，特别是希望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我们有义务对贫穷的国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有时甚至要重义轻利，舍利取义，绝不能唯利是图，斤斤计较。”习近平提出的义利观成为中国构建与周边国家以及广大发展中国和新兴国家合作共赢新型国际关系的指针。各国人民要共同享受安全保障，各国应当同心协力应对各种问题和挑战。习近平指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安全威胁，单打独斗不行，迷信武力更不行，合作安全、集体安全、共同安全才是解决问题的正确选择。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持续推进，今天的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条件朝和平与发展的目标迈进，而合作共赢就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现实途径。

（三）深化外交战略布局

当前，中国正面临着一些严重“外患”：美国以中国为主要对象进行全球地缘战略布局；日本在政治右倾化的影响下妄图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确定的国际秩序；少数其他亚洲国家则企图蚕食和攫取中国领土；朝鲜半岛的有关各方都在相互挑衅。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习近平强调，做好新形势下的外交工作和维护国家安全，要从战略高度分析和处理问题，提高驾驭全局、统筹谋划、操作实施的能力，着力维护和平稳定大局。为维护中国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中国坚持全方位和平外交的总体战略思路，即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全面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在坚持不结盟原则的前提下广交朋友，形成遍布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

在大国关系上，习近平指出，要切实运筹好大国关系，构建健康稳定的大国关系框架，扩大同发展中大国的合作。此外，我们要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关系，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设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目前国际形势出现许多新的特点，全球性问题增多，这促使大国间的合作意愿进一步增强。中国和平发展首先要壮大自己，同时也需要同大国加强战略对话。在“加强战略对话”的基础上，中国将着眼于世界大局，从长远的战略观点出发，不过分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争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扩大大国之间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同时妥善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进一步推动大国关系的良性互动。2013年，习近平访问拉美地区及美国时，提出了中美是新型大国关系的外交思想。在峰会后的记者见面会上，习近平表示：中美应该也可以走出一条不同于历史上大国冲突对抗的新路。双方同意，共同努力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相互尊重，合作共赢，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

在周边国家关系上，习近平强调：要切实抓好周边外交工作，打造周边命运共同体，秉持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深化同周边国家的互利合作和互联互通。要着力深化互利共赢格局，统筹经济、贸易、科技、金融等方面资源，找准深化同周边国家互利合作的战略契合点，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为此，我们将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以惠及周边国家。中国努力以和平发展为前提，以经济合作为主题，兼顾政治、军事、文化、环境等多种务实合作，营造安全可靠、经济繁荣、长期稳定的周边和平环境。中国将积极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形成互利有效的区域合作战略平台。为此，中国要切实加强务实合作，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努力寻求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通过务实合作促进合作共赢。

在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上，习近平强调，要切实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把我国发展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要坚持正确义利观，有原则、讲情谊、讲道义，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切实做好对外援助工作，真正做到弘义融利。为此，中国将进一步巩固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关系，共同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支持扩大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发展中国家与中国有着共同的命运，在将近70年的实践中一直是中国人民信得过的朋友。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和合作仍然是中国外交的基本立足点。

多边外交是中国重要的舞台。为此，习近平强调，要切实推进多边外交，推动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改革，增加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同时要深入参与和引导多边外交进程，支持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发挥积极作用。

五、军队建设

没有一个巩固的国防， 没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实现中国梦就没有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着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强军兴军鲜明地提出了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这一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深刻阐明了新形势下为什么要强军、强军目标是什么、怎样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等重大问题。这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重大理论观点及重大决策部署，丰富和发展了党的军事指导理论，是凝聚强军意志、推进强军实践的强大思想武器。

（一）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人民军队是党领导下的军队，要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人民军队90多年来能保持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战斗力，能经受住各种考验，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靠的就是党的坚强领导。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尖锐复杂，社会思想文化多元多样，军队所处的社会环境、担负的使命任务以及官兵情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敌对势力极力鼓吹“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以加大对我军意识形态的渗透力度。在这种形势下，关键是要坚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政治自信和政治自觉。习近平对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高度重视，紧抓不放。他指出，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关系我军性质和宗旨、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命运、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是我军的灵魂和命根子，永远不能变、永远不能丢；听党指挥，最紧要的是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权威，一切行动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挥；把思想政治建设摆在军队各项建设的首位，加强理论武装，强化军魂教育，有的放矢地加强意识形态工作，培育军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确保部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

作风优良是人民军队的鲜明特色和政治优势。坚持把作风建设作为军队的一项基础性、长期性工作抓紧抓实，是习近平建军治军的突出特色。当前，社会环境日益复杂，军队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面临着许多现实考验。习近平鲜明地指出，能否始终如一地保持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关系到能否永葆人民军队政治本色，关系到军队形象和战斗力建设，关系到军队的生死存亡；坚持依法治军、从严治军，以纪律建设为核心，严字当头、领导带头，抓常、抓细、抓长，构建规范化、制度化的长效机制；加强作风建设，必须坚持大病小病都要治，下大气力整肃军纪，坚决反对“四风”，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反对特权，纠治官兵反映强烈的不正之风，着力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习近平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论述，始终贯穿着能打仗、打胜仗的根本指向，始终把打赢战争作为军队的头等大事、第一责任加以强调。习近平指出，打仗和准备打仗是军人的天职，战场上打不赢就会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要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强化当兵打仗、带兵打仗、练兵打仗思想，坚持一切建设和工作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确保部队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与时俱进地加强军事战略指导，坚定不移地把信息化作为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方向，坚持以国家核心安全需求为导向拓展和深化军事斗争准备，提高军事训练实战化水平。2013年11月6日，习近平在接见全军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代表时指出，军队党的建设必须紧紧围绕能打仗、打胜仗展开，成为部队战斗力的增强剂和功放器。这些论述都阐明了能打胜仗在强军兴军中的核心牵引作用，抓住了军队建设的“牛鼻子”，对军队履行使命和任务的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二）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军事创新

当前，世界主要国家都在加快推进军队改革，谋求军事优势地位的国际竞争加剧。在这场世界新军事革命的大潮中， 谁思想保守，故步自封，谁就会错失宝贵机遇，陷于战略被动。习近平明确指出，改革创新是军队建设发展的强大动力，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是回避不了的一场大考，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要坚持用强军目标审视改革、以强军目标引领改革、围绕强军目标推进改革。着力解决制约国防和军队建设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推进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

习近平强调，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继承和发扬军事创新这个优良传统，努力建立起一整套适应信息化战争和履行使命要求的新的军事理论、体制编制、装备体系、战略战术、管理模式。军事创新任务繁重，需要做的工作很多，在加强总体筹划的同时，应该重点把握以下原则要求。一是要坚持强军目标、积极引领。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是党中央从全局上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做出的战略筹划和顶层设计， 指明了军事创新的方向、任务、重点，明确了军事创新的实现路径和检验标准。二是要坚持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军事创新同其他领域创新相比，要求更高、难度也更大。面对国家安全稳定遇到的严峻挑战，面对改革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更需要我们的思想观念有一个大的解放， 勇于改变机械化战争的思维定式，树立信息化战争的思想观念；改变维护传统安全的思维定式，树立维护国家综合安全和战略利益拓展的思想观念； 改变单一军种作战的思维定式， 树立诸军兵种一体化联合作战的思想观念 ； 改变固守部门利益的思维定式，树立全军一盘棋、全国一盘棋的思想观念。三是要坚持抓住重点、整体推进。军事创新是个系统工程 ， 需要统筹谋划、协调推进， 牵住牛鼻子，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通过抓重点把整体带动起来。四是要坚持突出特色、自主创新。军事创新也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之路，致力于巩固和扩大我们的优势。

第五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多维度分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具有相当丰富的深刻意蕴，对其进行客观多角度分析，有助于正确深入地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本质。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正确认识和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的过程

弄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要前提。也即马克思主义要真正被当作认识工具和方法来运用，当作理论基础来坚持，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要做的工作。而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系统完整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理论品质和功能效应，就需要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科学解读马克思主义、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客观认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和基本精神，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改造人民群众的主观世界，使人民具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在讲“中国化”问题之前，首先明确讲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和立场的问题，认为经典作家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并尖锐地指出了我们党的马列主义修养还不高，这就需要学习，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毛泽东还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的国际化，而不是相反。如果离开了这个基点，所谓的“中国化”就会走入歧途，“中国化”就会失去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本真精神的不断深入理解和科学解读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现实性、时代性、实践性，它要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实践者立足当前实际，根据不同时期的发展要求和任务目标，有重点、有目的地理解和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准确找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点，使之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符合中国实际的发展要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是曲折的发展进程。直到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强调，必须弄清楚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真正内涵和具体所指。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指出，30年来，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归结起来就是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这里把“三个基本”拓展为“四个基本”，就表明不断深入理解、科学解读和诠释马克思主义始终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全过程。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实际以及中国实际发展的认识是一个漫长具体的过程，而不同的时代也都有其不同的建设主题、中心任务、主要矛盾，因此人类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过程始终是一个“返本、探真、求是”的过程，而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点的认识也同样始终存在着一个“分析、判断、选择”的过程。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孕育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过程

就一个理论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一个不断“生成”和“发展”的永无止境的过程。从历史角度分析，近代以来出现的“西学东渐”就是一个慢慢发展的过程。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但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理论顷刻就完整准确地传入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进入中国并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许多马克思主义实践者前赴后继、努力奋斗的结果，是他们不断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相结合并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经历了艰难曲折。我党也走了不少弯路，付出过一些代价。马克思主义最初是与西方国家其他各种先进的或落后的思想、学说一同传入中国的，这一情况导致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社会和意识领域中并没有占领统治地位。当时我国广大的人民群众在面对多种“主义”的选择时，陷入了选择的困境。经过我党艰苦的探索，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各种理论和学说中受到重视，成为指导我党思想和实践的理论基础，这是在经历了理论上的真理与谬误的反复斗争和较量，历经革命势力与反动势力的数次殊死搏斗而逐渐地实现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更是一个经历了艰苦卓绝探索的历程。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重要理论成果，都是在经历了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几十年的艰苦探索和理论上反复实践之后，逐渐地形成并一步步发展壮大起来的。因为这是一个结合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实践创造性地运用、发展、丰富马克思主义的过程，这个过程更富有原创性，因此也更加艰难。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经历了几十年的革命战争和土地革命，在付出惨痛代价的基础上实现的；邓小平理论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历经“文化大革命”，遭遇巨大困难和挫折时创立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则是我们党在新世纪面对新形势，创造性地研究和解决加强党的建设、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问题时提出来的。这一切都经历了艰苦探索和创造性发展的过程。我们只有在充分理解了这一过程的艰巨性、长期性、复杂性和创新性，才能真正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刻内涵及其重大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逐步把握和深入理解中国现实国情的过程

准确把握和清楚认识中国的基本国情，立足于中国实际，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根本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要性工作就是全面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原理、方法具体分析中国国情。如果对中国国情没有准确地把握，就不可能认识到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改革的根本问题、关键问题和难点问题，也就根本不可能提出正确的适合于我国国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而毛泽东同志正是做这项首要性工作的光辉典范。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依据。”根据“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通过参阅中国古代历史资料，对古代的“实事”有了较为系统的认识和透彻的了解；通过亲自去中国城市和农村进行实地考察，对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风俗习惯的“实事”有了全面的把握和深刻的认识；通过参加艰苦复杂的中国革命和社会建设实践，对中国革命和社会建设的“实事”也有了总体的把握和独到的见解。《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社会各个阶级的分析》这两则文章就是他最早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和唯物史观理论理性分析中国问题、重新认识中国问题的最好证明。《毛泽东文集》和《毛泽东选集》是毛泽东自始至终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问题进行分析的理论成果，这也是对中国特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理论探索。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和求真务实的思想路线，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最终探索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分析中国基本国情，提出中国目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中，要始终根据不断变化和发展的国内和国际形势，根据当前中国面临的国内和国际的主要矛盾，准确把握时代脉搏和实践主题，制定出体现不同时代要求的方针政策和路线纲领。在当代中国，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自主创新型国家、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创新性等一系列新理念和新思路，都是我党在充分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深刻分析我国国情和国际形势的前提下提出的。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在理论上的升华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标志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结合中国国情、社会建设和改革实践，灵活处理中国社会建设和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把中国的建设经验提升、发展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以形成具有普遍实践指导意义的科学的方法体系。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就是要在中国实践中合理运用马克思主义，并在其基础上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使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化。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曾率先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详细调查和研究了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实际情况，然后综合分析得出结论，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等著作。通过理论联系实际，毛泽东还发展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体系，撰写了《矛盾论》《实践论》等哲学经典。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历史证明：要真正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就要摒弃教条式的思维观念，要结合具体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其首要条件是客观地、理性地分析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能够根据中国历史发展中和革命实践中的种种实际问题，根据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形势，做出合理的判断，并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对策。

邓小平强调，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作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科学认识的基础上，邓小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创新性地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形成了以党的基本路线为核心，包括社会主义本质、发展阶段、根本任务、政治保证、发展动力、外部条件、领导核心、力量来源、祖国统一等多方面内容的完整理论体系，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局面，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新阶段。

江泽民指出，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善于根据客观情况的发展变化，不断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吸取营养，不断丰富和发展理论，以使理论能够为我们的工作提供指导。正是如此，江泽民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关于党的建设的基本问题，成就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对中共十七大概括的“十个结合”进行了进一步阐发，其中首个结合即是“必须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合起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为改革开放提供理论指导”。而科学发展观正是这种基于实践经验总结基础上的理论性创新。

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的过程

就理论渊源或思想来源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照搬照抄，也不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者在中国的“另起炉灶”或随意创造的全新理论，而是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的过程。

第一，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毛泽东能够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并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在一起，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体系，离不开他把坚持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注重实践和知行合一等近千年来积淀形成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科学性地、创造性地与马克思主义融会贯通起来。而邓小平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推到一个新的阶段，也与他秉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科学性地把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中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相融合息息相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这就潜在地包含着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也正是科学发展观改造和提升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集中体现。

第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进行双向选择和相互融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创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逐步融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国传统文化既具有统一性，又具有多元性。它是包容性极强的文化。中国近代先进的知识分子主张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选择和主动选择，是由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内在本质决定的。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和科学思维方式有着与中国传统文化优秀成分相同的因素，体现在具有对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进行改造、提升和引导的功能上。例如，马克思主义能够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空想性质的“大同社会”理想提升为具有科学性的、逻辑性的、历史必然性的共产主义理想，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和吸引力；能够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等级尊卑关系的群体本位价值观提升为消灭剥削压迫的阶级平等观和民主与集中相统一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从而大大提升了包括知识阶层在内的广大群众的理想追求；能够将中国传统文化中朴素的唯物论、辩证法的思维方式提升为唯物辩证的科学思维方法，从而使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真正接触和学习到科学的思维方式。

第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行选择、继承、整合。先进文化总是要从传统的文化中汲取思想资料和精神营养，才能扎根在民族文化的土壤上。正如毛泽东所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我们党得出的基本经验是：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不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也不是用马克思主义取代中国传统文化，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民族传统文化采取一种科学扬弃的态度，对传统文化进行选择、继承、利用、整合，最终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文化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在两条战线斗争和反对各种错误倾向中的发展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是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紧密相连的。党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深深影响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党的历史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经历了失败与挫折、艰辛与曲折的历史。党不仅在与敌人进行着武力的斗争，还在与党内的各种错误倾向进行斗争，在战胜和克服这些错误倾向中把党的事业向前推进。党内的各种错误倾向在理论上集中表现为无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而出现了“左倾”或右倾错误思想及政策。在战胜和克服了“左”或“右”的错误倾向后做出的科学经验总结，制定的正确路线方针，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了很大进展。

所谓两条战线斗争，是指党在两个方向上开展反错误倾向的斗争。反对右倾错误的斗争是一条战线，反对“左倾”错误的斗争又是一条战线，既反“右”，又反“左”即为两条战线斗争。毛泽东指出：“我们党内不但有喜欢‘左’的，也有不少喜欢‘右’的，或者中间偏右，都是不好的。我们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左’，也反对‘右’。”其中，所谓“左”，是指政治思想上超越客观，脱离社会现实条件，陷入空想、盲动和冒险的倾向。中国共产党在90多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历史中，在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国具体国情结合的过程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重大理论成果。尽管党在不同时期的历史方位不同，理论创新的历史条件不同，但这些理论成果都是在与各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的。

第一，毛泽东思想是在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前期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党内奉行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苏联经验绝对化等错误思想倾向，表现为党内“左倾”冒险主义、右倾机会主义的统治，这几乎曾使中国革命陷于绝境，使党多次经受严重失败的痛苦考验。正是在同这些错误倾向做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历史经验的过程中，毛泽东思想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在大革命初期，在反对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毛泽东思想正确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和同盟军问题。在反对瞿秋白、李立三、王明为代表的三次“左倾”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毛泽东思想确立了中国革命的政治、军事、组织路线，并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民主革命新道路。在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斗争中，毛泽东思想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第二，邓小平理论也是在既反“左”又反“右”的错误倾向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邓小平理论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其中包括了从1956年到1966年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的严重失误教训总结，也包括总结“文革”时期全局性、长期性的“左”倾错误的历史教训总结，还包括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指导反对“左”和“右”的错误倾向的经验总结。1975年，邓小平在主持党、国家和军队日常工作时，就与“四人帮”及其极左错误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表现了邓小平敢于冲破“文革”禁区的勇气，反映了邓小平反对极左错误倾向的思想指导。在“四人帮”被粉碎后，邓小平在反对和批判“两个凡是”的斗争中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方针，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还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也正是因为突破了长期以来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错误观念，中国共产党人最终搞清楚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课题。

第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同样是在排除“左”与“右”的错误干扰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江泽民强调中国共产党人要自觉解放思想，及时果断地摒弃和改正那些不合时宜的错误思想、做法和体制认识，如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条式、书本式理解，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等。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过程中，江泽民强调要在思想认识上克服来自两方面的干扰，既不能局限于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看不到其弊病和改革的必要性，也不能照搬照抄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而应在总结计划经济的经验教训和借鉴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有益经验基础上，开拓出一条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路来。同时，在政治建设上，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要着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第四，胡锦涛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这是30年改革开放经验的深刻总结，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推进必须要毫不动摇地排除来自各方面的错误倾向和干扰，既不封闭僵化，也不改旗易帜，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沿着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前进，以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

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人民寻找中华民族崛起路径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思想和方法解决中国问题的具体实践，其根本目的是实现中华民族的崛起和繁荣富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体系有其真理性的存在意义，客观地反映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本质内容及其发展的普遍规律。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绝不只是单纯探求真理的纯科学式的认识活动，它最终是要反映到实践中来的，它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繁荣富强这一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面临的艰巨历史使命而进行的理论探索。无论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广大中国人民处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压迫下，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人民以巨大热情投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接受和认同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并创造性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绝对不是一时的兴趣，更根本的是要解决近代以来如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历史难题，甚至有可能是面临国家生死存亡等根本性问题时的一种历史的、必然的选择，是为了探索救国救民之路，探求中华民族崛起，使社会主义中国富强、人民幸福安康并能够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唯一路径。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心系国家、忧国忧民，应该为中华民族重新崛起抛头颅、洒热血。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无一例外都是从青年时期起就树立起了振兴中华的雄心壮志；还有方志敏、赵一曼、江姐等无数革命烈士始终抱定宗旨，坚定信念并不惜牺牲自己年轻宝贵的生命。因此可以说，毛泽东思想是中国人民为中华崛起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首次成功探索。在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广大中国人民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站了起来。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江泽民同志强调：“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领导广大中国人民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创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马克思中国化的新进展，使中国日渐强大、富裕起来了。可以说，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结合中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不断改造广大人民的主观世界和中国社会的客观世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繁荣富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