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其他学科视角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第一节 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

一、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确立与发展

（一）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确立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也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和朱德等中国共产党的杰出代表纷纷把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与中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在批判剥削阶级法律制度的同时，创造性地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创立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理论的同时，创立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的丰富和发展。由于当时党的中心任务是领导人民夺取政权而不是进行法制建设，因此毛泽东有关法制的思想往往包含在国家学说中，如《新民主主义论》《论政策》《论人民民主专政》等。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意味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中国革命的成功。从此，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法学在中国应运而生了。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历史形势相适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强调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六法全书及其一切的法律观点的批判，并断然拒绝法律服从党的领导和司法机关是国家专政的工具等思想，他们坚信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真理性。

（二）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发展

以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以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先后形成了邓小平法制观、江泽民法治观和胡锦涛人本法治观，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以马克思主义法学和毛泽东法律思想为理论渊源，以改革开放和法制建设为实践基础，以和平与发展为时代背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主题，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

首先，邓小平认真总结了我国法制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阐明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基本问题，形成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法制观”。其次，江泽民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实践中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形成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法治观”。再次，胡锦涛强调以人为本，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将民主法治作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首要特征，要求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的全过程，强调法律同社会、经济、环境等协调发展，法制的每一个环节都要尊重人格、保障人权，形成了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人本法治观”。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的重要意义

（一）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思想

现在学术界普遍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既包括直接调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规范，又包括间接调整市场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对于这个概念，我们应从两方面加以认识：其一，它是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特殊需要而产生的。在一定程度上，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因此要想建立完备的市场经济，就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完备的法律体系。其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有直接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如民商法等），也需要有间接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如行政法等）。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系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与其他非经济方面的法律也有密切的联系。因此，在法律制定方面，我们不仅需要制定经济方面的法律，还要制定政治、行政、文化等方面的法律，只有这样才能建立完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

具体而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是一个多层次、多侧面、多门类的法律体系。联系我国的实际情况，一般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点将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确定为六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关于市场经济经营主体的法律规范。市场经济经营主体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以营利为目的，直接参加生产经营活动的人和组织。其二，关于物权的法律规范。物权是直接支配物的权利，它的实质就是权利人可以对物进行直接支配而享有其利益。其三，关于市场秩序的法律规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使商品等要素交换有序安全、公正的进行，必须有一些共同遵循的规则，否则就没有市场交易的秩序。在有关市场交易的法律中，债权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四，关于宏观调控的法律规范。其五，关于产业管理的法律规范。其六，关于社会保障的法律规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对深化国企改革，保障社会的稳定，顺利实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当前，为了进一步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制化建设，应着眼于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首先，大力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切实提高执法机关的执法水平和执法效率。其一，推进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任务是通过明确的法律法规把政府与企业、政府与事业组织、政府与中介组织分开，把与政府性质及职能不符的事务一律交给企事业单位和市场中介组织。让政府管好应该管的事，分解不好管的事，放开管不好的事，并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以科学界定政府职责、完善政府组织结构、创新政府管理方式、全面推进依法行政为关键点，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加快责任政府、服务政府、法治政府的建设。其二，我国当前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关键期，经营行为市场化，经济关系复杂化，经济利益多样化，各种问题丛生，矛盾异常复杂。对此，执法机关要坚持与时俱进，善于发现问题和用法律手段解决市场经济秩序混乱的问题。如果诸多市场混乱的问题不能有效解决，就会使人们产生社会主义条件下能否发展市场经济的疑问，从而影响党和政府的形象，因此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和法律问题，而是一个政治问题。

其次，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完备的法律体系，做到有法可依。根据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借鉴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法治经验，主要应从以下方面入手：一是进一步完善包括市场经济活动主体制度、物权制度、债权制度、知识产权制度、人身权制度等在内的民法和商法。二是制定和完善国家对市场运行进行干预和宏观调控、对市场秩序予以维护和管理的经济法。三是进一步完善民事立法，加快制定一部系统的民法典。经过多年的实践和理论探索，我国已具备制定民法典的需要与能力，这也是实行依法治国战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重要标志。四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法，保护劳动者权益，提供社会保障，对失业者、老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以及其他需要辅助的社会弱者给予救济，这也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

再次，努力培养全体公民法律至上的现代法治意识。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于其经济秩序主要是通过科学合理的法律制度维持的。建设现代市场经济，必须切实提高全体公民的法治意识。当前，在我国经济活动中，经营者和消费者因不懂法而违法或因不懂法而不知如何保护自身权益的现象还广泛存在，这些现象的出现不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因此，必须废除旧法统，强化对人们的法治宣传教育，强化法律对经济活动的调整。另外，要大力提升法官素质，提高法官审理案件的质量。特别是我国加入WTO的过渡期结束后，政府对具体经济行为的干预应大为减少，司法解决的途径也将大大拓宽，法官需要审理的涉外案件的数量和难度都将大大增加。国际条约、国际协定，尤其是WTO文件的内容庞杂，结构严密，技术操作性很强，涉及范围广，掌握和运用难度很大。因此，必须加快培养和吸收一批熟悉审判业务，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和丰富的专业知识，精通WTO规则和国际经济法律的专家型、复合型人才，以满足新形势下审判工作的需求。

（二）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的重要意义

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法学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法学事业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指导性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

1.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理论意义

从马克思主义法学发展史的角度出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法学以其独有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宝库，也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卓越贡献。

第一，在内容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法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关于法制与法治建设的实际问题，揭示了中国法治建设的客观规律，并且把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法制与法治实践中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加以科学总结和理性提升。

第二，在形式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法学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由欧洲的话语形式向中华民族的话语形式的转化，即根据中华民族的特点，运用中国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民族语言，深入浅出地阐释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原理，阐明中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基本问题和解决途径，从而成功地解决马克思主义法学民族化的问题。

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实践意义

第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法学坚定了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法学信念。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出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形成、发展及其成功实践坚定了坚持并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信念。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马克思主义法学“过时论”甚嚣尘上。如何认识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前途和命运成了法学界关注的焦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发展及其成功实践雄辩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生机与活力。

第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法学是我国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指导思想。从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出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法学成功地解决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制与法治建设各个历史阶段的任务。首先，毛泽东法律观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创立问题，通过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确立和保障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确认和保障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为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奠定了制度基础。邓小平法制观解决了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如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的问题，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实践依据。江泽民法治观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胡锦涛人本法治观进一步解决了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问题。习近平法治观发展与完善了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形成了具备科学理论性质与形态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法学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民族实现社会主义法治现代化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指导思想。

第二节 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

一、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产生的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于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任务，始终贯穿着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代表着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依据我党和人民群众的长期实践而形成的一脉相承且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些理论创新成果既包含实践上的历史联系，又包含思想脉络上的内在逻辑联系，是体现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前进趋势的统一的科学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形成了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历史观。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内涵

历史学是人们对社会历史的根本观点、总的看法。其基本问题是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这也是哲学基本问题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延伸。由于对历史学基本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两种根本对立的历史观点，即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第一，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第二，社会历史是客观的合乎规律的辩证发展过程，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初源泉；第三，在阶级社会，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第四，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要力量。总之，唯物史观的创立打破了唯心主义在社会历史领域中一统天下的局面，是历史观的一次伟大变革。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理论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过程，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国化的过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是经过本土化、时代化、民族化了的历史学，既是经过中国革命、建设及改革实践充分检验的具有蓬勃生机的科学化的历史学，也是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又因与时俱进而具有新质的历史学。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

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具有了实践和价值基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人类科学思想的伟大成果，为人类开辟了一个新的、广阔的科学领域。它实现了整个社会历史观的变革，具有全面性、综合性、普适性、现实性等特点，可以说，是最先进的历史观。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之所以能被中国化，不仅在于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似性，更在于它与儒家文化精神的同构性。关注现实、关注民生、追求大同是两者共同的人文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又与中国社会现实相适应。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一个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时期，为了救亡图存、强国富民，一批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在体系性与现代转换性上的不足，而马克思主义所内蕴的世界观、历史观、价值观恰恰可以为中国社会变革和发展提供正确的方向。它解决了近代以来中国先进分子在黑暗和苦难中苦苦寻觅、彷徨迷茫而又无法解决的“中国往何处去”这一根本问题。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以其鲜明的现实性、强烈的革命性以及准确的指向性而介入到中国现实社会变革中来，与中国社会生活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国化的势头越来越强烈。

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革命中的运用和发展，毛泽东的群众史观和革命史观得以创立。毛泽东深刻总结了五四运动以来我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充分论证了矛盾运动论、历史发展论、人民动力论、规律制约论、阶级斗争论等一系列唯物史观重大问题，对推进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发展有着划时代的意义。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不断深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与习近平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现实，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根据新时代提出的新实践要求，探索和解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如何建设党”的问题；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诠释了社会主义之科学内涵，为之注入了新的内容，开启了新的战略视野，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历史学。

二、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趋势和重要意义

（一）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趋势

从20世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中国的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自身的特点来看，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肯定能够顺应时代的要求，在历史学理论基础上不断地推陈出新，推动中国历史学的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也在不断地丰富和完善，从而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越来越多的史学作者开始认识到，深化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研究，并不是要借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而是要借鉴新的理论和方法，不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丰富和完善，这并不是要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与其他历史学理论和方法完全区分开来或者对立起来，因为这样做根本无助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研究的创新和发展。新时期，还有人提出了“回到马克思”，也就是要重新解读马克思，真正地读懂马克思，纠正在历史学发展中误读马克思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片面的、主观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观点。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要求，也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中国化的要求。这个过程必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经过一系列的挫折和曲折之后，人们就会理性地看待问题、反思问题，会对问题的认识更加客观和深入。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理论是与时俱进的理论，这就使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处在不断更新和发展中。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僵化的教条，它是与时俱进的，具有普遍的理论指导作用，它将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得到丰富，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历史学研究也将会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更好地发展。宏观的理论视野使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可以在不断变化的历史趋势下吸收新理论，包容新理论，进而实现自身的理论创新。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正在蓬勃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与全球接轨，现代化的工具已被人们广泛接受，这一切都将为历史学的发展提供新的研究内容和便利的信息来源。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也将不断提出新理论来指导历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所具有的兼容并包的理论内化性，更会不断地促进自身理论的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新时代必能既具有中国特色，又面对开放的世界，既继承传统，又融合现代，为新时期的历史研究和中国历史学的发展提供动力，创造辉煌。

（二）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重要意义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这一成果进一步深化了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认识，对于更好地学习、掌握、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更加自觉地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1.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理论意义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中国的形成与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1）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继承和发展，是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又是中国的东西。首先，从内容角度出发，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实际问题，揭示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发展的客观规律，并把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实践中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加以科学总结和理性提升，使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从而以中国特有的独创性内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其次，从形式角度出发，它成功地运用了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民族语言，深入浅出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阐明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规律及其理论、政策，从而成功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问题。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本身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新语境的开放性表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是世界性和民族性的统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

（2）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是唯物史观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合的结晶。马克思在19世纪中叶曾专门研究过中国历史，并撰写了《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鸦片贸易史》《中国和英国的条约》等文章。可以说，马克思在关注中国历史命运的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研究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包含丰富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与唯物史观的某些因素，从理论上来说，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有不少相通或相似之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形成中具有独特的历史地位。在社会历史观方面，中国传统哲学常把对社会历史变迁的考察和把握称为通古今之变。对于古今之变的动因和主体力量问题，还提出了重视经济因素和民众力量的观点。例如：“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等。这些思想无疑蕴含着唯物史观的一些因素。正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这些唯物论、辩证法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相融性，使其能够与中国传统文化发生联系进而顺利地实现中国化。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成与发展，不仅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国情相结合的产物，还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的结果。

2.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实践意义

（1）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为历史经验的总结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中国共产党在发展历程中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相结合，并根据时代和实践要求，植根于中国历史和现实的土壤之中，构建并发展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可以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既秉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特质，又融入了中华民族的本土特色和时代要求，创造性地回答了中国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体现出鲜明的实践性、民族性、时代性，显示出强大的创造力和生命力。第一，实践性是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重视研究解决重大实践问题，善于对最鲜活的实践经验做出理论概括。中国共产党人自觉运用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了新的理论，解决了新的问题，推动了事业的新进展，这就是其实践魅力之所在。第二，民族性是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有机结合，并表现出中国气派和中国特色。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强调民族性，绝不是要置身于世界进步潮流之外；相反，中国共产党人密切关注世界文明的发展趋势，重视从世界与中国的双维度去观察、思考和解决问题，还善于吸收不同文明中科学、进步的成分。第三，时代性是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对时代课题的回应和对时代精神的升华。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时代在变化，实践主题也在变化。对变化了的时代和实践主题做出科学准确的判断和分析，使理论符合实际情况，并指导新的实践，是时代赋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使命和重任。

（2）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旗帜。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解决了近代以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阶段的历史任务，是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和伟大复兴的光辉旗帜。近代以来，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充分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才能使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不断取得胜利。自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郑重地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作为自己的价值信仰和精神支柱。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同中国革命实际紧密结合在一起，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群众史观，解决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和其他一系列问题，从而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基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经过中共十二大、十三大，特别是中共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和十九大，我党又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伟大旗帜的引领下，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展现出光明灿烂的发展趋势。

第三节 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

一、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确立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具有苏联、西方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三种形态。各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研究者从不同的社会现实需要出发，依托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对文学艺术做出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独特阐释，创造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发展。作为体现先进文化发展方向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对于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有重大意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是中国现当代文艺实践的必然选择，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必然结果。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内涵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过程，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行阐释时，从中国社会不同历史阶段的现实需要出发，依托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对文学艺术问题做出的具有中国民族文化特色的独特阐释，创造性地运用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成果，是经过本土化、时代化、民族化了的，既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又具有新质的文艺学思想，是经过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检验的具有蓬勃生机的文艺学思想。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形成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正处在一个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时期，为了救亡图存、强国富民，中国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传统文艺理论在体系性与现代转换性上的不足，意图用新思想来改造国民性。与西方现代文艺理论过于专注文本而忽略了文艺与现实之间的联系相比，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社会生活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从而使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发展越来越深入。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形成大致发生在20世纪40年代初到70年代末。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针对当时文艺界的实际状况发表讲话，阐明了一系列重要的文艺理论问题。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标志着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成熟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正式形成。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文艺运动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系统而深刻地总结了五四运动以来我国文艺领域的历史经验，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础上，充分论证了批判与继承、文艺与革命、文艺与生活、文艺与群众、内容与形式等一系列重大的文艺问题，实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建设的第一次飞跃，对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之所以说毛泽东文艺观标志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正式形成，主要原因在于：其一，指明了革命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向；其二，制定了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双百”方针；其三，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文艺创作理论。毛泽东在创作原则、创作文体、创作方法上的独特创见，都对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做出了贡献。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发展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发展大致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深入开展，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与习近平结合各自不同阶段的社会现实与文艺实践各有侧重地提出了自己的文艺观。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首先，重新定位文艺的丰富内容，扭转文艺过度政治化的倾向。其次，基于对文艺审美特征和艺术规律的尊重，重视与保护文艺的审美特性和创作规律，以及艺术家的主体性和自律性。再次，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为建设和谐社会做贡献。最后，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文化体系的高度来发展文艺活动，把包括文艺在内的整个文化同国力、国策、国运联系起来。把这一切都放到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中审视，放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语境中阐发，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系统回答系列问题，使有关社会主义文艺的地位和作用、职责和使命、目标和任务、原则和要求，以及文艺创作该“做什么”与“如何做”的论述，有了新的内涵，这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史和文化思想史上都具有开创性意义。

二、建设当代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途径及其重要意义

（一）建设当代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途径

从某种程度而言，在理论上探讨建设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内涵及其意义并不困难，难点在于如何具体地建设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建设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没有现成的捷径，只能在现实文艺发展的具体实践中去逐步探索。在探索建设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途径时，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加强对建设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认识

邓小平在文艺问题上发表了建设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言论，这是他所创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中国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的许多文艺思想都是以新时期中国文艺发展的实际为出发点的，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例如，强调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应作为社会主义文艺的指导思想，文艺不从属于政治，但也不可能脱离政治；勉励文艺工作者要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文艺要为建设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做出积极贡献；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根本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基本方针；提倡在文艺实践中要尊重艺术创作规律，文艺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等。这些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和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建设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理论指南。新形势下，我们更应该加强对建设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认识，以应对目前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问题。

2. 立足于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文艺实践的具体现实

文艺学如果不立足于中国当代文艺的具体实践，就很难体现出中国特色，自然很难对中国文艺实践产生积极的影响。建设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关键不在于引用马克思、恩格斯或是毛泽东、邓小平的多少关于文艺问题的论述，而在于是否能够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与方法去具体分析中国当代的文艺现象，具体总结中国当代的文艺实践经验，具体探讨中国当代的文艺发展特点和规律。换句话说，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本原理，理论联系实际，立足实际，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3. 借鉴并继承中国传统和国外文艺理论的有益成果

第一，建设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必须采取积极的态度去继承和吸收中国传统文艺理论中有价值的内容。中国古代产生了大量的文论专著，如刘勰的《文心雕龙》、陆机的《文赋》、钟嵘的《诗品》、李渔的《闲情偶寄》、王国维的《人间词话》等。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以及佛家禅宗等各家学派，都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各具特色的文艺思想和主张。这里面虽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某些缺陷、局限或是不合时宜的因素，但有很多是对文艺共同特点、普遍规律深切的感悟体验和精辟的理论阐述，值得我们去很好地发掘、整理、分析、总结和学习。第二，西方文艺理论具有与中国文艺理论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学术传统，特别是自20世纪以来，西方现代派和后现代派的各种文艺理论可谓新说迭出、学派纷呈，他们多侧面、多视角地对文艺问题进行探讨研究，开阔了中国学者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思路，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提供了有益启示和补充。新时期以来，许多学者在引进西方现代文艺理论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绩不容忽视。但在借鉴西方文艺理论过程中也存在明显的问题。例如，不加分析、不加取舍地盲目吸收；更有甚者认为，凡是西方现代文艺理论就是先进的理论，就应该毫不犹豫地照搬过来运用；等等。这些现象如果不能尽快纠正，势必会造成文艺思想或观念上的混乱，对建设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产生消极影响。

4. 逐步建立和完善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学科体系

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理论，需要有一个完整的文艺学知识体系来体现。学科体系的不完善体现了这一学科建设的不成熟。因此，在重视结合当代文艺实际进行研究的同时，加强理论研究，更新概念范畴，在学科体系建设上努力。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应当有自己独特的概念、范畴和知识体系。例如，中国古代文艺理论体系中有气韵、意象、意境、风骨等概念范畴；西方文艺理论体系中有典型环境、典型人物、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等概念范畴。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虽然不必完全排斥这些概念范畴，但如果只是单纯地运用这些概念、范畴，就无法充分地概括总结当前中国文艺实践的经验、特点与独特规律。因此，也就难以充分体现文艺学体系的当代中国特色。鉴于此，中国文艺学要在总结当前中国文艺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在借鉴吸收古代和国外文艺学已有理论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概括，提出新概念、新范畴，通过完整、严密、科学的逻辑论证，建立起新的文艺学理论框架。

5. 探索建设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新道路

建设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就是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文艺发展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但是，究竟如何相结合呢？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存在现成的固定模式，需要我们从多个方面去探索。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基本原理，在具体探索上允许存在不同的观点、允许使用不同的方法、允许选择独立的视角、允许拥有自己特定的研究领域或内容、允许保持自己独特的研究个性和学术风格，尊重不同的理论学派，提倡自由平等地争鸣讨论，鼓励创新发展，才能在多元化背景下找到建设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有效新途径。

文艺学理论需要不断被建构，这是由于文学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生活的变化推动着人们对生活的思考，文学的变化推动着人们的理论思考。当前，电子媒介、生态环境、消费主义、艺术化生存、全球化潮流等对本土文化、传统经典文学、纯文学等都产生了巨大冲击，而如何面对这些新变化、如何解释这些新现象、如何扩大阐释力等就成了文艺理论需要思考的问题。当前文艺学的危机主要表现在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应变策略等方面的滞后，现有的阐释视域还驻足于计划经济时代，浮留在文学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循环中，而其所理解的外部研究又只是传统政治化的庸俗社会学研究。在新环境、新背景下，文学如果不能回应社会的新变化，就会失去其作为社会敏感器的角色。

总之，文化问题已成为当前中国和谐社会构建中的一个关键词，就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研究来说，需要根据现实的思想文化语境调整话语系统，不断地拓展阐释维度，完成时代向我们提出的具有战略性意义的理论命题。

（二）当代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重要意义

文艺理论的学科建构和学理发展，必须处理好传统和创新、民族性和世界性之间的关系。近年来，中国文艺理论界一直在对当前文艺学学科的问题和危机进行严肃而认真的反思，并就新世纪文艺学的建构提出了种种设想和方略。探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当代发展是实现文艺学理论创新的根本途径，也是当代文艺学完成价值体系建构的必由之路。

1.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理论意义

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具有博大的宏观性质与开放的多维视野，这就注定了它在中国当代文艺学建设中具有永不过时的理论价值。换言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是当代文艺学建设的主要理论资源和价值指南。

第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通过把对文本的美学研究、人学研究和史学研究融为一个有机整体，从而实现文艺学的美学精神、人文精神和历史精神的和谐统一。马克思主义文艺学重视和尊重文本存在，运用美学观点、人学观点、史学观点对作品进行审美的、人文的和社会历史的解读，形成了一个比较严谨的理论系统。马克思主义的文本理论是与文本所包含的审美因素、人文因素和社会历史因素紧密相连的，区别于西方封闭的文本主义文论。首先，用美学观点看文艺，认为美学因素作为文本的审美特性，负载着一定的人文因素和社会历史因素，有别于西方的纯粹的审美主义文艺论。其次，用人学观点看文艺，认为作品中的人文因素是通过具有审美特性的文本表现出来的，作为历史的人与人的历史发生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从而与西方的那些具有疏离社会历史倾向的人本主义文艺论大异其趣。最后，用史学观点看文艺，认为作品中的社会历史因素同样是通过具有审美特性的文本表现出来的，作为人的历史必然同历史的人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第二，与对文本的多种研究联系在一起，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还尽可能地把对文艺的外部规律研究和对文艺的内部规律研究结合在一起。20世纪的西方文艺论出现过两次重大的“转向”：一是深入内部研究的语言转向，二是开拓外部研究的文化转向。当然，尽管西方文艺论的不断突破和更新在某一领域和层面可能被片面地发展了，但毕竟深化了对一些问题的认识和体验，并发现了许多新质性的因素，为进一步整合、建构更加系统的文论体系提供了可供参照的丰富的、有益的思想资源。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应该努力把对文艺的这种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整合起来，建构一个更加有机统一的理论系统。

2.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实践意义

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作为基本的思想资源，着力应用于中国现实思想文化语境中的文艺实践和理论发展的实际问题，并在应用中加以发展，这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和习近平在应对不同历史阶段的文艺实践时，都一致采用的文艺学的理论创新与理论建构。这种指向现实的根本意义上的理论创新与建构，既可以是全面的、系统的，也可以是局部的、个别的，但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两大根本人文精神－以人为本和人的全面发展－为指导，因为马克思主义人文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灵魂与核心，从根本上保证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能成为解决当代文学问题与危机的良方。

第一，从我国文艺学发展的现状出发，由于我国当前正面临的文化语境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话语冲突；市场经济发展所伴随的消费文化兴起、拜金主义盛行、工具理性至上与价值理性的失落、人性单面化的反差；以及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精神喧嚣，正促使着文艺学从认识论向价值论的范式转换。因此，无论是文艺创作，还是文艺接受活动，都绝不仅仅是一种反映或认识。从人的生活活动的根本意义上来讲，它首先表现为一种人们追求自由的精神实践活动，还表现为一种人之为人的基本存在方式。正因为此，它必然而且必须具有自身的价值倾向和价值追求。因而，以文艺活动为研究对象的文艺学也必定要以关心人的生存和命运、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己任。总之，文艺学从认识论向存在论、价值论的范式转换，实质上是文艺学确立以人的主体性、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人学基础的问题。

第二，从人文立场出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恰恰能为中国文艺学的范式转换提供极为重要的思想理论资源。这主要取决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即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建设包括文艺学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发展观，就是要求以人为本和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思想核心，这自然决定了当代文艺学的创新建构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和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基础和出发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学自然也就成了思考如何建构具有鲜明现代性和深厚人文精神底蕴的文艺学创新体系这一问题的最佳切入点。总之，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以人为本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思想应用于解决当代文学活动中出现的重大问题，既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继续中国化的题中之意，也是当代中国文艺学体系的创新建构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