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的造型

美术作品的造型，通常是以点、线、面、形、色彩、形体、肌理等元素构成视觉形象。而中国画的造型是以线描为主要手段，尤其是工笔画都是以线描为先。线描大多用于人物画、双勾花鸟画和勾勒山水画中的山石、树木、房屋、车船等。后来又逐渐发展了皴、擦、点、染等多种造型手段，但仍以线描为中国画造型的基础。此种方法全凭线的虚实、刚柔、粗细、浓淡来表现物体的质感和变化。例如宋代李公麟的《维摩演教图》，不仅人物之须发皆现，服饰纤丽工整，维摩身下的簟席及卧榻的雕花，也都勾勒得丝丝入微， 用笔严谨细致。

线描在中国画中，不仅利用它来塑造形象，表现形体结构，还可以通过不同的线条给观赏者不同的感受。例如水平直线能给人以平静、沉稳、安宁、舒展的感觉；垂直线给人以挺拔、刚毅、尊严和具有向下垂或向上升腾的力感。斜线给人以奇突、惊险、倾倒的感觉；几何曲线给人以呆板、紧张、扭曲和痛苦的感觉；自由曲线给人以自由、活泼、温柔、愉悦和飘逸的运动感。这些感觉都是由人对现实生活中的视觉经验与联想而产生的，是画家巧妙地运用笔墨变化，创造出苍劲、秀美、刚硬、柔软、洒脱、光滑、粗糙、轻飘、沉重、甜润、苦涩等各种线条，从而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

线描是我国古代画家通过长期艺术实践的积累所创造的，从象形文字开始，我国绘画经过稚拙的原始阶段，逐渐发展，由象形符号上升为具有一定

艺术水平的独特艺术风格，后来又经过周、秦汉、六朝逐渐成熟，如东晋顾恺之的“春蚕吐丝”，北齐曹仲达的“曹衣出水”，唐代吴道子的“吴带当风”⋯⋯在线的运用上已有相当的成就。南朝美术评论家谢赫在他提出评价中国绘画的六条标准——即“六法”中，把“骨法用笔”列为第二条。

线描之所以能表现出灿烂多姿的形式、美感，是与用笔分不开的。我国人物画的艺术形式美之一，主要表现在人物的形体、衣褶、衣饰的处理上。自东晋顾恺之到唐代阎立本、吴道子、韩混、以及宋代诸家都各有自己的线描笔法。“十八描”中的各种名称，早在唐以前已散见于诸书。它的全部名目见于周履靖的《夷门广牍》、明代汪玉珂的《珊瑚网》和邹德中的《绘事指蒙》中，并定为《古今描法十八等》（简称为“十八描”）。并成为长期以来传统线描技法的基本程式。

线描的作用不仅是为用线勾画轮廓、表现形体，而且要通过写形来传神。顾恺之的“以形写神”论，是我国最早提出绘画中对形与神的辩证关系作出理论探讨的。顾氏的“以形写神”论，开始用于人物画，后来又推广到山水、花鸟画中运用。他主张神存在于客观本体的形象之中，神是通过形象表现出来的。没有形，神则无从寄寓；只有形而无神，犹如有眼无珠，从形到神是万物的表象到意境的深化。即“神者形之用，形者神之质”。北宋苏轼说： “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意思是说这种见识和儿童一样。北宋人物画家黄休复说“有气韵而无形似，则质胜于文；有形似而无气韵，则华而不实”。

以线传达形神是以画家的思想感情为基础的。不同的时代、环境、身世， 不同的艺术修养，即使表现同一事物时，在不同作者笔下的形象、情趣、效果也不尽相同。中国绘画线描如何传情达意，这要通过作者运用笔法的疏密、抑扬、节奏以及墨色的浓淡、干湿等变化，从而达到“物我为一”的境地， 给观者以无穷的想像和美的享受。从线描的形式美来说，只有状物传情、渗情达意的线条，才具有无穷的生命力和独特的审美情趣。

唐以后山水画的创作增多了，线的技法也逐渐丰富起来，于是产生了皴法。皴法就是以连续用笔的复线来表现物体的质感、量感、体感，用以调节线与线之间关系以及某些线条无法表现的内容。皴法过去多用于山水画。现代写意人物、花鸟画，也吸收皴擦的笔法来补充、丰富线的造型。

线条是中国画的生命线。自古以来中国画家以线造型的手法，为我国艺术创作提供了丰富多彩的表现技巧，线条对画家来说，既是画家的笔法，也是画家个性和情感抒发的手段，它决定一个画家的风格，如吴道子的飘逸， 李公麟的流畅、浑厚，虚谷的含蓄，赵之谦的丰满，吴昌硕的古朴等都是以线的勾、皴、擦等手法来表达的。

我国绘画中的笔墨线条是为特定的立意而创造的，它不仅能表现动感和静感、力度和韵律感、节奏感，还能达意传神，因此线的本身具有无穷的活力和审美效能，而且是从生活中来，既反映客观生活，也表达作者主观的情感。生活给予笔墨以创造的依据，画家运用线的功能使笔墨生辉添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