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能写小说”

啄木搭船先到横滨市。这里有个新诗社的同人，名叫小岛乌水，是正金银行的科长。他们一见面，就自然而然地谈论起文坛的动向来。小岛向他谈到对自然主义文学的兴盛之后，估计诗歌将被散文所压倒。他认为“不久的将来，作为自然主义的反动，新浪漫主义一定兴起”，而且，还谈到了二叶亭四迷（1864—1909）的作品给文坛带来新鲜感等等。他的这些见解对啄木很有启发。四月二十八日傍晚，啄木到了东京。他先访问了与谢野夫妇，也和他们谈论了文艺界的现状。最使他感慨不已的是那个曾在诗坛风靡一时，发出“虎剑调”的歌人与谢野铁干，他赞扬了夏目漱石（1867—1916），批评了岛崎藤村（1872—1943）的小说《春》（1908），认为这是一部失败的作品。啄木从他身上看到了年仅三十六岁的壮年人的衰老相。正像以他为首的“新诗社”的命运一样，自从年初批判了自然主义文学以后，却在整顿自己的阵容中引起分裂，一批青年诗人，如吉井勇（1886—1960）、北原白秋

（1885—1942）、木下圶太郎（1885—1945）、长田秀雄（1885—1949）、长田干彦（1887—1964）等七人退出了《明星》，而从此一蹶不振。他在与谢野家中，临时帮助他做些《明星》杂志的校对、发行工作。这期间，他曾访问过一些作家，如生田长江（1882—1936）、森田草平（1881—1949）等，接触了一些朋友。他的朋友都劝他保持与新诗社的关系而另寻途径。事实上，这时他已经有意识地接近新诗社所反对的自然主义文学，而且，决心从小说着手，来实现自己的文学理想了。5 月 2 日，他曾应著名作家、诗人森鸥外

（1862—1922）的邀请，出席他主持召开的“观潮楼歌会”。这件事在石川啄木来说，应该是一个荣誉。这一“歌会”，是森鸥外邀请了“竹柏会”的佐佐木信纲（1872—1963），“新诗社”的与谢野铁干，和“根岸派”的伊藤左千夫（1865—1913）三人，从明治四十年（1907）三月起，于每月第一个周六召开的短歌会。他企图通过这一活动，调停明星与根岸两派之间的尖锐对立关系。这是一种文艺沙龙性质的集会。会上曾以“角、逃、取、壁、呜”五字写作短歌，啄木在会上获得了仅次于森鸥外的好成绩，在一些短歌名手当中居然名列前茅，对他确是一个有力的鼓舞。这次会后，森鸥外曾说： “石川君的歌曾是我最爱读的。”这更是一个非同小可的鼓励。以后，啄木曾几次出席这个歌会。这些活动增长了他对短歌的热爱和信心。另外，啄木还曾为“新诗社”所属的“金星会”审阅短歌的稿件，换取些零用钱。尽管如此，他的志趣却不在短歌方面，他一心要从自然主义小说方面打开出路。到东京以后，起初他只好寄居在与谢野夫妇和金田一京助的住处。这终究不是办法。他只好自己租房居住。然而，这时他两手空空，一贫如洗，怎么付得起房费？后来，总算靠好友金田一京助的帮助，迁到他住处的楼上，才算有了立锥之地，从此开始专心致志地写作。他很清楚，这是他打开文学出路的背水之战。因此，他非常勤奋，在大约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先后写了五篇小说，估计有十二万字左右。其中《母亲》一篇，因原稿散失，内容不详。

《菊池君》和《医院之窗》两篇，都是以其在钏路时期的生活经历为基础。前者以钏路的《北东新报》的记者菊池宗武为原型，描写了这个性格古怪的落魄者。不过，实际上在表现人与人的关系中，“我”和菊池君的关系成为小说的主要内容，而“我”的经历，就是作者的经历，因此，小说竟带有浓重的自传色彩，故事没有一个可观的结局就中途搁笔了。《医院之窗》是以

石川啄木在钏路的同事，报社外勤记者佐藤衣川和医院的护士梅川操的事为基础进行创作的。据说，这是从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罪与罚》，岛崎藤村的小说《破戒》（1906）里得到的启发。他在这篇小说里，深刻地揭示了小说主人公野村良吉的内心斗争，展现了他性格中的矛盾。这种写法，在当时的自然主义小说里是不多见的。至于《天鹅绒》和《两条血迹》这两篇，都是以他的故乡涩民村为背景，掺和着啄木少年时期的生活经历，展现了那里的农村和少年们的生活面貌。这些小说，虽然在艺术性方面还存在着一些不够成熟的弱点，如情节缺乏曲折，结构不够紧凑，叙述平板拖沓等，但是，作者在追求表现的真实性中，着眼于现实社会中普通群众的生活和遭遇，比较注意人们内心世界的发掘。富有社会性、思想性和生活气息的小说内容，在当时那些只着重描写身边琐事，追求庸俗猥琐趣味的自然主义风气中，却是别具特色的。为了换取活命的口粮，他将这些小说分别托金田一京助、生田长江、长谷川天溪等人奔走推荐，然而，这些作品没有受到人们的青睐，只有那篇托森鸥外推荐的《医院之窗》，好歹算是以低廉的稿酬卖了出去也终未发表外，其余的都无人接受。看来，这一个月的心血，几乎付之东流了。他原以为只要认真地写，就可以发表，就可以换得稿酬维持生活。这种天真的想法落空了。他尝到了文笔生涯的辛酸。而且，这是背水一战呐！一个月的穷困、失眠和疲劳，不能不促使他对自己的才能，对文学的希望产生怀疑。在一则日记里，他写道：“黑暗中在路上走着，我怕起来了。由于好久没有走路而踉踉跄跄，眼睛似乎已经凹陷。我这样认真地写，烟钱和稿纸都已用尽，房费当然付不起了。正想着，弦月西斜了，那副令人憎恶的样子。从明日起，要写也没有纸，墨水也不多了。”卖出的小说稿酬，一时又不付给，这燃眉之急如何解决，他怎么也没想到竟然落到如此悲惨的境地。

正在这时，著名小说家川上眉山（1869—1908）在书房里切断了颈动脉自杀身死。啄木认为这是“近来最残酷的悲剧”，是觉悟到落伍于时代的悲痛和生活的窘迫所造成的“作家的末路”。不久，著名作家、诗人国木田独步（1871—1908）又死于肺结核，年仅三十八岁。这是一位受到啄木尊敬的作家。在啄木眼里他是“明治作家中真正的作家——在任何意义上都是真正的作家”。但是，在他生前十年之间得不到文坛的承认，而成名之后仅仅三年就与世长辞了。啄木从他的遭遇中似乎看到了自己。他说，“明治文人中最和我相像的就是独步”。作家的这种悲剧命运固然和他的主观条件有关，但是，当时的社会条件尤其不可忽略。这时日本经过日俄战争，已经完成了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而战后的经济危机，把一向掩盖着的资本主义的矛盾暴露出来。对外侵略，对内榨取的军国主义统治，激起了日本人民群众的反抗，工农的革命斗争不断高涨，继足尾铜矿暴动后，又有幌内煤矿、别子铜矿等暴动陆续发生。明治政府不惜动用军警联合力量进行血腥镇压；另一方面，他们又制造了“红旗事件”，企图将从事启蒙活动中的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一网打尽。桂内阁的血腥镇压活动，发生在明治政府反动统治的最黑暗时期。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社会前途也黯然无光。生活上的窘困，精神上的痛若，就使得一些意志薄弱的人，失去挣扎奋斗的信心。在这种情况下，两个作家不同的死，深深地刺激了石川啄木，“死”的念头掠过了他的脑海。“死呢，隐居田园呢？还是进一步苦斗呢？”正像他在离开北海道时所预料到的生死问题，提到他的面前来了。他的确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房东催交的房费没有着落，又没有可以典当变卖的衣物，已经

是借贷无门了。满心指望的小说，又换不来糊口的粮和钱。怎么办？他觉得真呀，美呀，艺术呀，人生呀，都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而唯有死去的人，才是幸福的。有一天，他曾经彷徨在春日町的坡道上，竟然产生了一跃投身到急驰而下的电车轨道下面的可怕念头。然而，想到了远在北国的老人和妻女，他转变了念头。“想死，可是不能自己死！这是桩可悲的事，自己不能使自己自由。”不过，死的念头还不时地浮现出来。

死吧死吧，生着自己的气，默默不语的

内心深处的黑暗和空虚。“就为这点事死？” “就为这点事活？”

算了，算了，这回答。

有没有办法，

像从高处跳下去的心情来了此一生呢？

这可是寻常的玩笑？持刀装出死的姿势，那脸色，那脸色！

不一会儿，嘀咕的话声高起来，手枪响了，

人生告终了。

最终，他还不甘心让困苦的生活吞噬自己年轻的生命。他战胜了死，却没有得出一个正确的人生态度来，他采取了任其自然的所谓“盲动主义”。于是，他便抛却了习俗的道德观念的约束，沉溺于寻求青春刺激的欢乐之中。他竟同一个舞蹈教师的女儿谈起恋爱发生了关系，又曾和一个远在九州向报社投稿的姑娘，书来信往地过起谈爱生活来。他这种逃避现实，寻求精神安慰的“盲动”，并没使他忘却现实的痛苦，而且，他仍然不时地想到对父母的责任，对妻子的忠实。良心的呵责反而使痛苦加深了。痛苦之极，他也曾想起了和歌。时而由于一种“非和歌难以表达的兴致”所袭，他又拿起笔来，用和歌这“悲哀的玩具”来抒写他胸中的块垒。在听到国木田独步死讯的当天夜里，他奋笔疾书，一夜之间他写了一百二十余首和歌，第二天又写了一百四十一首。后来收入《一握砂》中的不少名篇，就是这次创作的。他将这些作品选了百余首，抄送给与谢野铁干，发表在七月号的《明星》上，同期杂志上，还刊载了他的散文诗五篇，有《旷野》、《白鸟血海》和《祖父》等。

生活是无情的。正在无路可走的危急关头，中学同窗金田一京助伸出了友谊之手。他卖了两板车的藏书，为啄木付了积欠的房费，两人一起迁入新居，到这里，啄木的心绪才见平息下来。这期间，妻子从北海道来信勉励他，并通知他老母已去姐姐那里，自己做了小学的代课教员等。这虽然基本上解

除了啄木的后顾之忧，但是，他还是积极设法，四处奔走谋职，或者给报社写作应征小说。11 月，经友人的斡旋和推荐，他的小说《鸟影》（1908，原名《静子之恋》）终于在《东京每日新闻》上开始连载。这一线光明使他喜不自胜，在日记里他写道：“我的生活从今日起才有点起色。”这篇小说写的是涩民村一家地主，以及大学生、画家和小学女教师之间的爱情故事。作者以对纯洁爱情的描写和通俗流畅的对话，比较真实地反映了日本知识分子阶层的思想面貌，在艺术上虽然也还有些不够成熟的地方，但在当时的自然主义小说中，可以说是一部出色的作品。这篇小说总共连载了六十回，得了六十元稿费，用来还了房费、饭费和债务。这是他到东京后的第一次正式稿酬。生活上的窘迫、思想上的危机，像一阵风暴似的过去了。安定下来的啄木，对生活的观察和认识更加深刻。他从自己的切身体验中看到了世上更多的人的不幸，他的思想在不断地向前发展。

《明星》杂志终于在 1908 年末，以发行百期而停刊了。这是石川啄木意料之中的事。这件事在日本文学史上标志着以《文学界》杂志为中心的前期浪漫主义运动结束之后，以《明星》杂志为中心的后期浪漫主义运动的终结。代之而起的，是 1909 年初，原“新诗社”的一些青年诗人平野万里（1885

—1947）、吉井勇（1886—1960）、北原白秋（1885—1942）等人组织出刊的杂志《昂》。这份杂志由同人平出修（1878—1914）律师出资，由石川啄木担任名义上的发行人。后来，以森鸥外为首，包括上田敏（1874—1916）、谷崎润一郎（1886—1965）、永井荷风（1879—1959）等著名诗人和作家，形成了一个新的流派。这份杂志，不出啄木所料，起初带着一定的“明星” 调出现。后来，唯美主义的颓废享乐倾向和异国情调，越来越明显，表现出一种新浪漫主义的特色。

啄木对《昴》的这种思想艺术倾向是不满意的。尽管他要努力改变它，但却无能为力。他自己虽然也还写些诗歌，但是，他对小说仍不死心。在《昂》的创刊号他写了短篇小说《赤痢》。这篇作品写的是岩手郡的一个偏僻山村。秋末，这里发生了痢疾。全村总共四百多人，患者竟达 102 人，疫情的严重可想而知，派来的警察和医生都无济于事，而且，“巡警比疫病更令人讨厌”。死者一天天多起来，恐怖统治着整个山村。村民中有相信巫女去祈求狐仙的，这也没有得救；年轻的天理教传教士乘机宣传，让人皈依天理，但是，就连他的情妇也没有逃脱赤痢的魔掌。作者从这场天灾人祸的困境中，突出地表现了日本农村的贫困、落后和愚昧，以及农民在灾祸来临时的无能为力。作品有力地揭穿了宗教的虚伪和欺骗，以及警察等的反动本质，表现了作者对人民群众命运的关注和同情。这一富有社会性的内容，说明啄木观察、理解社会生活的深入和他的思想认识的提高，也使这篇小说同那些自然主义小说，尤其是那些“私小说”区别开来。后来，他又写了《足迹》、《明信片》等小说。这也都是以自己的经历为内容的试作。在《足迹》里，他以自己做代课教员，带领学生罢课，直到提出辞职书的经过为基本内容，本想写成“自叙传”一类的作品，因而，写得认真刻苦，但却被《早稻田文学》评为“夸大妄想狂”。这使得他一连三、四个月，几乎对小说失去自信。1909 年 3 月1 日，他做了东京朝日新闻

社的校对员。月薪二十五圆，加上夜班费每次一圆，平均每月可有三十圆的收入。从此，他打下了“在东京生活的基础”，自然是高兴万分。但是，他积欠的债务较多，生活也不宽裕，加上他这时，开始了放荡不羁的生活，

不仅给钏路的小奴的汇款已浪费过半，而且，连预支的工薪也往往所余无几。社会的压力，家庭生活的负担，使他仍没有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本来，固定的职业和收入，可以使他在艰苦中把生活稳定下来。然而，他的思想变了，生活作风变了。他不顾自己手中拮据和家庭负担，甚至预支借款，频繁地接触私娼，去过买笑生涯，靠这种背弃夫妻爱情的放荡行为，去换取一时的精神安慰。这一阶段的思想和生活，他都赤裸裸地写在一本用罗马字拼音写成的《罗马字日记》里。这七十五天的日记，反映了他所谓的尊重个人意志，改善并建立自由的生活和思想的精神状态。这实际上，是他的思想中的消极因素，“虚无”、“盲动主义”的一种表演，是他的思想发展中的一次最激烈的矛盾斗争的突出表现。从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内心矛盾和斗争。他一方面爱自己的父母妻子，经常思念他们，也曾为抚养他们而流浪奔波，尝尽人间的辛酸。家庭伦理观念要求他继续含辛茹苦、全力以赴地考虑生计之路；另一方面，他强调自己正是青春年华（二十四岁），要“最大胆、最露骨、最深刻、最广泛地品尝人生的喜怒哀乐”，要自由不羁地生活。这就势必触及家庭、婚姻制度和伦理道德观念而发生冲突。不过，他也知道，家人的团聚不可能使他的生活好转，婆媳不和会使他的苦恼有增无减。他心里清楚，要过自由而合理的生活，在那个社会，单靠个人的努力是建立不起来的，不管他是以什么面貌和姿态出现，孝子也好，良夫也好，甚至是“年轻的虚无主义者”，“悖德主义者”，或者以“铁石心肠”将所谓“人的美德，统统弃之如尘土”的“强者”也好，都不可能解决他的痛苦。“我为什么必须由于父母妻子而受束缚呢？父母妻子为什么必须做我的牺牲品呢？不过，这和我爱父母、节子和京子，自当别论。”他认为，“夫妇是多么愚蠢的制度”，“现在的夫妻制度——一切的社会制度无一不是错误的。”性生活的放荡，并没有达到他要求精神安慰的目的。这一段反常的生活经历，使他在受良心的不断谴责中，从个人的境遇，把问题引向了对社会制度的思考，也是他思想发展中的一次跃进。他之所以用罗马字拼写，目的在避开人的眼目，尤其是他的妻子节子。人们看不懂他自己写的日记，他就可以忠实而详尽地记述一切，坦白而无所顾忌地分析透露内心的活动，为自己造成一个静观的世界，驰骋自己的思想，省察自己的生活。而在客观效果上，他用罗马字拼写，必须改变他一向爱用的汉文调和美文笔法，而用淳朴的生活语言，作生动的记述。这也未尝不是他文风转变的一次尝试。这些日记，现在在日本被作为啄木的理想实验和文学实验，不仅是研究啄木的珍贵资料，而且，也是难得的日记文学作品，因此，被推为“日本日记文学的最高峰之一”，“日本近代文学的光荣，必须列入最高杰作之一”（桑原武夫；《啄木的日记》）

六月中旬，由官崎郁雨将他的家属从函馆送到东京，在本乡区弓町赁屋居住。离散的一家又团聚在一起，啄木也总算有个家了。从此，他结束了那段放荡不羁的生活。但是不久，婆媳不和又使他陷入极度的苦恼之中。十月二日，妻节子留下了书信，领着女儿回盛冈的娘家去了。啄木无奈，只好求金田一京助和新渡户仙岳帮助和调解。他自己也无心上班，每天无论白天和黑夜总以酒浇愁。十月二十六日早晨，节子领着女儿终于回到家里。她下定决心，今后不论婆婆说什么，她都不动声色地默默忍受下去。这件事的爆发，虽然早在意料之中，但却给啄木以极大的打击。

要找个地方玩到天亮，

一想起家来，心就凉了。

人人都有个家，多可悲呀，我像走进坟墓似的

回去睡觉。

家，不可能成为他抚慰创伤、休养心灵的场所，倒是一个欲离难舍、聚居不安的地方了。就在这年年终，他的父亲从遥远的青森县回到了家。当然，这也不可能改善他家的状况。在进东京朝日新闻社前后的一年里，前半年，他写了一些诗歌和小说；后半年，主要写作和发表了一些评论：《可以吃的诗》（原名《弓町通信》）、《胃弱通信》、《百回通信》、《偶感和回忆》、

《文学和政治》、《一年来的回顾》、《烟卷儿》等。在这些论文和杂感式的评论当中，《可以吃的诗》具有代表意义。它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啄木的诗歌观。概括起来说，（一）对诗歌，他强调诗歌必须联系实际生活，并有利于改善生活，反对为写诗而写诗的观点。（二）对诗歌运动，他强调要从日本的社会现实出发，用当时的语言，作日本人的诗，反映时代精神。（三）对诗人，认为诗人必须改善自己，以切实的努力和勇气，做真正的诗人，写新的诗，反对尊诗，反对对诗人的特殊看法，反对颓唐。（四）对自然主义和自然主义文学运动，采取了“一分为二”的态度，既肯定其在革新中的意义，又从内容和方法方面加以批判。尤其是对自然主义作家的作品内容空洞，不干预社会生活，回避“国家”的问题的“卑怯”和“虚伪”进行指责。（五）对文坛，指出缺乏像样的批评，强调应将文学和国家及其前途联系起来，等等。总的看来，啄木观察分析问题，能从社会现实出发，表现了生活的观点、社会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并且，强调了人的因素和信心，强调了改善社会现状，将文学和政治联系起来，表现了进步的现实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这说明，作为思想家、评论家的石川啄木，他已经和当初的浪漫主义诗人，后来的自然主义小说家截然不同，他的思想发展已经接近于成熟了。1909 年他写了诗歌《夏日街头的恐怖》、《煞有介事的春天的黄昏》等。 1910 年上半年，他从事编校《二叶亭四迷全集》。工作之余，二月，他写了评论《急躁的思想》，五月写了评论《玻璃窗》，并编辑歌集《工作之后》，共包括二百五十五首短歌。四月，发表了反映教学活动中新旧思想矛盾冲突的小说

《路》，后来，他又写了《到故乡》（断片）和《我们的一伙儿和他》。后者主要以对谈的方式，写一记者在两重生活中，追求探索统一的途径，是以思想见胜的未完成的小说。此后，他再也没有写小说。他的小说，虽然也取得了某些成就，但远不及诗歌和评论方面。他的小说没有得到文坛的重视，可以说是失败了。经济上的困窘，精神上的痛苦，仍然在折磨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