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社会主义者”

1910 年，对石川啄木来说，是有意义的一年，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也是关键性的一年。六月三日，《东京朝日新闻》发表了“幸德事件”的报道，震动了日本全国，甚至全世界。他们所谓的“大逆事件”，实际上是反动的桂（太郎）内阁制造的政治阴谋。是他们企图消灭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所采取的一次血腥镇压活动。他们要把“和固有道德相抵触的思想统统禁止、遏制下去”，用以“夸耀于世界”。于是，他们逮捕了数百名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对其中的幸德秋水、菅野须贺子、大石诚之助等二十六人起诉。捏造了他们图谋暗杀天皇的罪名，交最高法院（大审院）临时组成的特别法庭。在严格禁止旁听的秘密审讯之后，以一审终审不得起诉的方式，判决幸德秋水等二十四人死刑。后来，有十二人改为无期徒刑，二人有期徒刑。第二年（1911）一月二十四日执行。日本反动统治集团为了掀起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恐怖和憎恨的情绪，他们一方面捏造谎言，掩盖真相，把这一事件说成是“大逆事件”。他们却没有料到，事与愿违，这一血腥镇压，倒有力地唤醒了日本的广大人民群众。他们认识到，要使日本人民获得自由、进步和繁荣，就必须认清明治政府的反动本质，抛弃对天皇制专制政府的幻想，奋起斗争。日本反动统治集团的屠杀无辜，给石川啄木以很大的冲击，促使他的思想发展向积极方面飞跃。他在短歌里抒发了他的愤慨和仇恨，

望着那昏沉沉的阴暗的天空，

我似乎想要杀人了呀！

他在当时的日记里写道：“六月，幸德秋水等人的‘阴谋事件’发觉以后，我的思想产生了一个大的变化，从此，就逐渐地收集起有关社会主义的书籍来。”他从这年的夏季起，夜里阅读钻研的书籍当中就有幸德秋水的《平民主义》、《社会主义神髓》、《十世纪的怪物帝国主义》等。此外，还有久津见蕨村的《无政府主义》、千山万水楼主人（河上肇）的《社会主义评论》、堺利彦的《社会主义纲领》以及《社会主义评论》的合订本，等等。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在本年发现了一把能够统一我的性格、兴趣、倾向的钥匙，这就是社会主义问题。关于这一问题，我思考、读书、谈论特多，只是由于当政者的极为无理的压抑，使我不能发表。”原来，他只是同情和倾向社会主义，经过这一血的事件，他的眼睛更亮了，认识得更清楚了。在给友人的信里，他批判自己过去肯定现实的态度，认为自己努力改善自己和自己的生活，同时，就可以改善日本人和日本人的生活。现在，他认识到这在当时的社会组织下是不可能实现的事。于是，他由肯定现实发展到否定现实的思想阶段上来。他说，“从这时起，我自己就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一个社会革命者，暗自用社会主义者的方法对待各种事情。”他认识到，日本人民的真正敌人不是别的，正是天皇制及其统治的国家。他的思想迅速地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革命民主主义的高度。

这时的日本知识分子和文坛的情况如何呢？长篇小说《黑潮》的作者德富芦花（1868—1927）因不满于“幸德事件”的处理。曾向首相桂太郎提出

《意见书》，并草拟了向天皇的请愿书，改题为《谋叛论》，在第一高等学校作了讲演，表示了他的抗议。像他这样敢于坚持正义挺身而出的人，真是寥若晨星。更多的作家，在屠刀面前，惶恐、畏葸，蜷缩起来只顾保命，不敢面对社会现实，或者噤若寒蝉，缄口沉默，或者追求声色嬉戏，不问政治；或者放弃社会批判的锋芒，转向心灵的内省与道德规范的强调，用这来代替日本人民的出路的探求。文坛上，更多的是附逆的反动鼓噪，一时之间，“黑云压城城欲摧”，在日本人民面前出现了一个恐怖统治的暗夜。就在这知识分子急剧分化，文坛几乎荒芜的严重时刻，这个年仅二十五岁的青年诗人石川啄木，却在敌人的刺刀和人民的血泊面前，坚强、勇敢地挺身而出。他毅然地站了出来，针锋相对地、明确地喊出：“我就是社会主义者”的响亮声音。而且，他从自己的友人，“幸德事件”的辩护律师平出修那里，借阅了有关这一事件的大量资料，整理成《日本无政府主义者阴谋事件经过及附带现象》，并写出《“到民间去”集》，以便后人从中了解事件的真相。这时，他又阅读了大量的社会主义著作，认识更有所提高。血，并没有把他吓倒，相反，倒成为他革命思想的催生剂，使他更清醒、更坚强了。事件发生后不久，他撰写的《时代窒息之现状》（1910.8）行这一划时代的卓越评论，反映了他这一时期的思想认识和态度。

《时代窒息之现状》（强权、纯粹自然主义的末日及明日的考察）这篇评论，是从批判鱼住折芦（1883—1910）的《作为自己的思想主张的自然主义》入手的。首先，他对盛行于文坛的自然主义文学作了深刻的批判。他一针见血地揭露自然主义的根本症结在于不敢触及天皇制国家机构，自然主义文学家不敢正视令人窒息的社会现实而采取旁观的、妥协的态度，不能用“明天的理想”进行社会批判。其次，从家族制度、阶级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教育制度等多方面问题的分析中，揭示了明治社会令人窒息的社会形势。再次，他指出必须认清敌人，这敌人就是“既成”的强权，即天皇制的“国家政权”，否则，就不能建设理想的“明天”。最后，他号召青年，要解决这“时代窒息之现状”，“必须抛弃自然主义，停止盲目的反抗以及对元禄的怀念，把全部精神倾注在对明天的探索”上。这是一篇出色的评论。他自己也相信，这思想在当时是进步的，他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弃的”。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一定要写的著作有两个方案，一个是所说的‘明天’。这是要假托评论和歌，对现代社会组织、政治组织、家族制度、教育制度及其他种种事物加以揭露批判，是要给那些面向昨天的旧思想家，和那些正埋头于今天的新思想家——这些人提示一个新的明天的问题。⋯⋯”这是理解这篇重要论著的关键。犀利的笔锋中流露着多么清醒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战斗精神！他一语道破，切中要害，指出日本人民的真正敌人是专制统治的强权，并且号召青年丢掉对父兄的依赖、对过去的眷恋和对天皇制的幻想，要擦亮眼睛、认清敌人，脚踏实地地为了“明天”而进行战斗。这个“明天”，就是一个自由幸福的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这是当时无法明确说出来的主张。面对反动派的屠杀，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有针对性地用革命的手段来解决社会问题，不仅表现了啄木清醒的、革命的战斗精神，而且，他将文艺问题和社会问题紧密地结合起来，以进步的、革命的态度加以分析解决。他认为，文学离开了与国家和社会现状的联系，就不成其为文学。他要求文学要介入政治，要为社会斗争服务。这些见解的高度，是当时的著名评论家所达不到的。尤其是，一个年轻多病，生活贫困的

诗人，能在那样阴云密布、万马齐喑的反动恐怖统治中，说出这样的真知灼见，不啻是黑夜中的电闪雷鸣，发聋振聩，可以使人民醒悟奋起，可以使顽敌胆颤心惊。尽管啄木在论文中不得不用暗示和“曲笔”的写法，但也得不到发表的机会。这件事本身，也就是他所指出的“时代窒息之现状”的一个有力的明证。

在这一思想认识的基础上，他还写了一系列的杂文和评论，如《一个利己主义者与友人的对话》、《窗内窗外》、《纸上的灰尘》、《和歌种种》

（均为 1910）、《平信》（1911）等。这些文章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他的清醒认识和反抗斗争的精神。在后来收进诗集《叫子和口哨》里的一些诗作，如《无结果的议论之后》、《激论》、《墓志铭》等篇中，也反映出这一思想认识上的新高度。同时，在生活极为艰苦的情况下，他将未能出版的《工作之余》加以整理，编成歌集《一握砂》出版。

1910 年以来，他的生活境况越来越坏，

真可以说是多灾多难了。十月，他的长子真一，出生不满一个月就夭亡了。这使他非常痛苦。妻节子身体不佳，产后又得了病，长年服药。1911 年2 月，啄木也患了慢性腹膜炎，住院治疗一月有余，后来，又患了肺结核，身体也渐渐羸弱起来，不时出现发烧现象。六月，由于节子拟回娘家省亲等原因，发生纠葛，啄木和岳父掘合家断绝了来往。七月，节子病势转恶，诊断为左肺尖炎，家事只好靠病弱的老母操持，婆媳不和又激化起来。这使啄木增添了无限的苦恼。他写道：

身处难以排解的不和中间，

独自难过得今天又发起火来。

假如养只猫，

这猫就会成了口角的根苗，我这个令人伤心的家。

能不能放我独自到公寓去呀，今天我又险些儿

说出了口。

八月，老母也发了高烧病倒了，啄木只得带病奔走治疗。九月，节子又患了右肺尖炎，同月，女儿京子也患了肺炎。他的父亲在家人不和中，又一次地离家出走，投奔北海道的女儿那里。年末，啄木屡次发高烧，竟然不退。在这贫病交加中，啄木为了维持一家人活命，只得带着病继续勤奋地工作、读书和写作。1911 年初，他曾经和土歧哀果（1885—1980）商定，出版一份杂志《树木和果实》。表面上是一份“打着和歌革新的招牌的文学杂志”，实际上是要用“下一个时代”“新的社会”，在青年中进行宣传，在不被查封的限度内，“经常擦着火柴，投向青年那易于燃烧的心”。他们计划这样经营二、三年后，就搞成“政治杂志”，并开始普选、妇女解放、普及罗马拼音文字和工会运动的宣传。“眼下还打算对文坛上的酒色主义和曲学阿世之徒加以打击”。然而，疾病的折磨，使他不得不放弃计划。但是，即或在

病中他也不停地学习。他多方面搜集阅读有关社会主义的书籍和刊物。四月，从《平民新闻》上，抄写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山川均译）和托尔斯泰的论文《你们悔改吧！》；十月，抄写克鲁泡特金的《俄罗斯的恐怖》（英译）等。当他听到有关我国辛亥革命的消息，十分振奋，表示愿意到中国来。他说，到那里，自己的病就会好的。然而贫病的折磨，使他身心交瘁，感到精力不足了。在给土歧哀果的信中说：“近来补养的钱已经用光，而且，写点什么的勇气也没了。人世间变得实在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