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神的降临

一家人在贫病交加中，迎来了 1912 年（明治四十五年）。

啄木自年初起常卧床养病。病中还对去年年末，市内电车大罢工表示关注和同情。在病中写的《病室随感》里，他指出“市民都忍受着交通不便之苦而同情罢工的人”，“懂得了国民只要团结起来就能胜利，多数就是力量。这些事，从旧日本的眼光看来，当然一定要被认为是极其危险的事”。他从这次罢工中认识到群众大团结的力量。一月中旬，老母突然发起高烧，咯起血来，经医生诊断为肺结核晚期。这才弄清了一家人的病源。延至三月七日， 老母终于辞世。啄木失母，悲痛已极，身体愈见衰弱。这时，他囊空如洗。老母的药费、丧葬费，全靠友人资助。现在，一家人已经到了无米断炊的窘境，哪里还有钱治病？金田一京助前来探病，看到这种情况，将自己的《新语言学》稿费送来加以资助。又经土歧哀果的奔走斡旋，将歌集稿《一握砂》卖给书店，得稿酬二十元，解决了燃眉之急。但是，他的病情日见沉重。四月初旬，用加急电报将他的父亲一祯从北海道叫了回来。十二日夜，他连连地呼唤金田一京助的名字。凌晨，妻子用车接来了金田一京助。他只说了句“拜托”。不久，诗人若山牧水来，两人似乎高兴地谈了谈杂志的事。少许， 病情突然恶化。午前九时三十分，在父亲、妻子和若山的守护下，结束了他苦难的一生，年仅二十七岁，法名啄木居士。葬礼假诗人土歧哀果的家，浅草等光寺举行。参加人有著名作家、诗人夏目漱石、森田草平 相马御风、北原白秋、佐佐木信纲等四五十人。六月十四日，次女房江诞生。二十日，第二本歌集《悲哀的玩具》（原题为《一握砂以后》，由土歧哀果整理、改题） 出版。翌年（1913）三月，根据节子夫人的意愿，将啄木的遗骨迁葬到北海道函馆立待崎墓地，后来，由啄木的连襟宫崎郁雨等亲友为他立了墓碑。

一个胸怀大志的诗人，就这样悲惨地离开人世，结束了他年轻的生命。然而，他身后的家属的遭遇，更是悲惨。

啄木死后的九月四日，节子夫人只好领着两个女儿，离开东京回到函馆。这里，有她的娘家，和她结了婚的妹妹家。她和两个女儿，在公园附近，租房居住。第二年五月五日午前六时四十分，她也死于肺结核，年仅二十七岁。长女京子死于 1930 年 12 月 6 日，年仅二十四岁；次女房江在她的姐姐死后十三天，也去世了，年仅十八岁，都没有活到她们的父母的年龄。石川啄木的遗属只剩下了长女京子和丈夫石川正雄所生的两个孩子。

石川啄木的一生之所以这样悲惨，有人认为，其原因在于他的性格。以为他自幼娇生惯养，个性乖张，不善与人合作，不肯随俗，等等。其实，他虽死于穷和病，归根结底还是那个社会，断绝了一个不甘心屈从的青年的生路。我们还是听听他自己的话吧？他在那篇《和歌种种》里说：我感到不便的，不只是将歌写成一行。而且，现在我自己可以任意改动的、应该改动的， 也只能是这张桌子上的座钟、砚匣和墨水瓶的位置，以及和歌这类东西，也仅仅是些无所谓的事而已。至于其他一些真正使我感到不便，感到痛苦的事情，岂不是连一个指头也动不得吗？不，在这个世上，除了对它忍让，对它屈从，继续过那惨痛的二重生活之外，又能有什么办法呢？自己也曾试着对自己作种种的辩解，可是，我的生活仍旧是现在的家族制度、阶级制度、资本主义制度和知识商品化的牺牲。

他有自知之明，头脑也极清醒。这些话里虽然有难言的苦衷，没有言论

自由，但是，他的不幸的根本原因，在于明治时期日本社会的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这一点不是一清二楚吗？啄木的不幸，不是正好说明日本帝国主义的社会现实，将一个青年诗人，不可多得的天才戕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