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总 则

第一章 生活的各种风险

恐惧和风险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我们有些人最害怕的东西——饮用水中的毒物,空气中的放射物,食品中的农药——几乎没有带来任何真正的风险, 而我们最少害怕的一些事情——开车、饮酒和吸烟——却每年杀死成千上万的人。风险并不是一无是处。没有风险就不可能有个人发展——一个人怎样才能学会骑车呢?从更大的范围来讲,没有改善物种的风险和挑战,就不可能有生物的进化。不管怎么说,如果没有我们祖先对之作出反应的种种风险, 我们人类永远也不会成为今天这个样子。

本章意在收集美国已知的有关对生命产生威胁的事件,为本书其余部分建立一个框架,在以后的各章中,我们将集中讨论技术风险问题。

现在让我们把风险看作是自然的生命终结前偶然的死亡事件。死亡对于人类来说自然是不可避免的。用某种确定的东西来衡量风险似乎有点奇怪, 但有时人们也使用其他一些方法,譬如生命非自然地缩短的年数、日数或分钟数。用第一种衡量方法,早死 10 年与早死 5 年被看成是一样的;而用第二

种衡量方法,早死 10 年要比早死 5 年糟一倍。有些人认为早年的岁月比晚年的岁月更有价值,而另一些人(譬如罗伯特·布朗宁)则持相反的论点。第七章将较为深刻地探讨有关生命的价值这一有争议的问题。在一位著名的喜剧演员活到 50 岁时,人们开始把他称作中年人,据说他曾说过如果多认识几个 100 岁的老人,他的感觉会好得多。事实上,我们当中大约有 1%的人能活到 100 岁,而其中 80%以上很可能是女性。目前,夭折的几率是对风险的一个恰当的定义。

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几十年来一直在稳步延长。一位 1920 年出生的美国人

的寿命可达 54 岁——女性比男性多 1 年——而到 1985 年平均寿命已增加到

75 岁。世界平均寿命是 60 岁左右。美国女性现在比男性能多活 7 年,这一

数字在降低。因此在过去 65 年中我们的平均寿命每年延长约 4 个月,如果这

种态势再继续 75 年,美国的平均寿命可达 100 岁,最近有关社会福利基金的偿债能力的危机到那时回想起来可能只不过是一种儿童游戏而已。寿命的延长主要是由于医学进步和公共医疗措施攻克了一些易于夺去年轻生命的疾病。美国的婴儿死亡率在过去 20 年中下降了一半,这虽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但我们仍落后于其他 20 个工业化国家。年纪越大,改善的程度越小。50 岁以后大约每年能延长寿命 1 个月,这种延长速度已持续 28 年。要活到 50 岁,

最重要的一步是要活到 1 岁,95%能活到 1 岁的人可望活到 50 岁。

年轻人和老年人在存活率改善方面的区别在过去更为明显。在 1789 年

《宪章》生效时,即两百多年前,平均寿命的数据保存在马萨诸塞州。在那时的马州,人们在出生时预计可活到 35 岁左右,而今天则是 75 岁。相比之

下,当时 60 岁的人预计还能活 15 年,而现在增加到了 20 年,可见对老人来

说,长寿的前景现在比过去好不了多少。当然,在 18 世纪末能活到 60 岁的人一定是非常顽强的。

我们最终死去的原因是什么?下一页的表格列出了 1985 年的主要死因,曲线图展示主要死因的年龄分布。表格括号中的项

起因

死亡人数

心血管疾病(心脏病) 恶性肿瘤

(肺、呼吸道等)

事故

(机动车) 肺病,慢性肺炎

糖尿病自杀 肝病

被杀(包括警察) 其他

978,000

( 771,000 )

462,000

( 127,000 )

93,500

( 45,900 )

75,000

68,000

37,000

29,500

27,000

20,000

合计

2,086,000

目是前一项目的分项,在致命事故一项几乎有一半与机动车有关。

表格反映了当时的一个快照,并不是对未来的预测,因为我们的人口成分不稳定。美国的出生人数是死亡人数的两倍,所以我们的人口很年轻,这种情况将持续相当一段时间。这会使表格有所变动,因为那些主要袭击年轻人的疾病在这种情况下会显得较为突出。例如,表格下面的曲线图显示癌症死亡率的顶点是 72 岁,心脏病是 80 岁,因此后者会随着人口年龄的增长而更为突出。(人们不认为癌症是较年轻的人的病症,但它事实上是。)图中以最低的曲线表示意外死亡,它主要是交通事故造成的,顶点是 20 岁。(自

杀是 15—35 岁美国人的第二大杀手)。在非交通事故造成的意外死亡分项中,对此我们并未列入图表,20 多岁和 30 多岁的人当中溺水和中毒是最主要的原因,而跌倒,即意外死亡的第二重要的原因,是 60 岁以上的人最主要

的死因,其曲线顶点在 80 多岁。所有这些与年龄有关的因素都会对未来各种死亡原因的相对重要性有影响。医学研究也会影响这一点,它将攻克现在的疾病;生物力学也会发生影响,它会带来新的疾病。 1900 年,美国最主要

的死亡原因是肺结核,这一疾病如今在 1000 个死亡的人中占不到 1 个;而艾滋病当时还属于未知。

还请注意,曲线图展示的是 1985 年各种死亡的总数,而不是死亡率。所有的曲线在达到顶点后都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发展了一种死亡豁免力,而是因为面临死亡的人减少了。我们人口中只有大约 5%的人超过 75 岁,如果我们的人口稳定,按照目前的死亡率,这一比例会增加到 8%。但曲线图中展示的比率告诉我们许多有关相对的风险。因此,到 60 岁,因癌症和心脏病而死的人数大约相同,而到 90

岁,心脏病致死的人数是癌症的 5 倍。

这些死因中的大多数不仅取决于年龄,而且只是美国此时的具体情况。奥地利的自杀率是我们的两倍,而意大利只有我们的一半。法国的心脏病死亡率是我们的三分之一,日本则是我们的五分之一。日本因胃癌死亡的人数几乎是我们的 4 倍。表格的确只是一个时间与空间的切面,而不是人类的永久状态。

显而易见的信息是:我们社会中的真正杀手是血液系统的疾病和癌症

(1985 年,前者占死亡的 47%,后者占 22%),而技术对死亡率几乎没有

起到什么作用。诚然,美国发生的谋杀中有一半使用了手枪,并且我们 100 人中有一人(统计表明)命中注定要被谋杀,但最近几十年手枪技术的发展却不如手枪的扩散快。手枪并不能表明可能发生的化学和核事故所带来的技术风险。另一方面,可以公平地问一问最近几十年在癌症发生率的增加方面技术是否起到了作用,或者人口的年龄增长是否应作为原因。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把长寿归功于技术,即使是这样,几乎所有因不同年龄死于各种癌症的人数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下降。但肺癌和呼吸道癌症是突出的例外,其病因毫无疑问是吸烟。只有狂热的烟民和烟草商继续否认这一点。例如,在 55

岁至 64 岁的妇女中,上述这类癌症的死亡率在 25 年中增加了 5 倍以上,从

1960 年的 10 万分之 17 到 1985 年的 10 万分之 94。这些妇女在二战以后开始抽烟,这是当时的时尚,那时对其风险还不清楚。这是对那一时期妇女解放的标志所付的代价——对这些妇女来说,肺癌比乳腺癌的死亡威胁更大。当然,在吸烟死亡率方面,妇女还远不如男子的高。男性烟民的比例在过去 25 年中下降了 35%;而女性的则要小得多,在同期约减少 15%。在中学高年级学生中,吸烟的女生比男生多。对于没有中学文凭的人来说,比例几乎没有下降。吸烟有它的社会性。

死亡人数表明机动车事故是技术方面的主要死亡起因。如果汽车未被发明,也就不会发生汽车事故。但骑马作类似旅程的旅行也许风险更大,因而汽车也可能拯救了生命。当然,这一点是得不到证明的,因为人们永远不会骑马或步行作同样路程的旅行。即使是现在,每旅行一英里,步行被汽车撞死的可能性比开车被撞死的要大。人们注意到,如果我们真要拯救步行者的生命,我们应让他们上车。

其他大家普遍恐惧的技术危险,例如核能,根本没有列入表中,因为它们造成的死亡人数微乎其微。在核能问题上,大家恐惧的是一个灾难性的事件,因此去年无人被核能杀死这一事实对恐惧的人来说并无特别的说服力。发生灾难性事件这一遥远的可能性会带来一大类风险,合理地对待这种风险

——既不要过高估计,也不要过低估计——并不是区区小事。我们当然担心发生大的核事故,在我写这本书时本国的三英里岛刚发生了一次,没有一个人死亡,苏联的切尔诺贝利也发生了一次,迄今为止有 31 人死亡。我们确实担心飞机坠毁的大事故,这种事故每年总要发生一两次;我们确实担心毁灭性地震,在美国,每一代人的时间就要发生不到一次;我们确实担心大坝倒塌,等等。有些人甚至害怕外来文明的冲击,这可能比对上面任何一件事的担心要少些,建设性地对待我们的担心,同时不使我们的文明瘫痪,这是我们面对的挑战。

除了这些罕见而熟悉的不测事件以外,还有真正严重的技术风险,其损失在遥远的未来。煤炭和石油的燃烧伴随着地球大量森林的被砍伐,而砍伐森林又为膨胀的人口提供住宿(我们的人口在增长,我们需要生存空间,我们有饮食需求),它造成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稳定而明显的增加。没人怀疑这会影响气候,但我们不能肯定会有多大的气候变化,什么时候发生,结果如何。这也许是真实的也许不是。例如,南极和格陵兰冰山的融冰造成全球沿海地区的洪灾是肯定的,尽管一部分融冰将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全球气温升高的趋势而来,但我们还不能预测会有多少融冰。

由氟化碳引起的大气中臭氧层的枯竭,或者核战争的难以估量的气候效应(所谓的核冬天),或其他一些大规模风险所造成的健康效应同样也是真

实的。所有这些都是真的,它们长期威胁着人类,但所有这些都很遥远,给我们提供了一点时间来作出共同行动。我们是否有这样做的意愿和智慧则是另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