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对风险的认识

在这个物质生活富裕的社会里，我们特别关注安全，而在那些较贫穷的地方人们却把风险看作是生存环境中的正常现象不知为什么，认为地球应该为我们提供一个无风险的生活环境这一奇怪的想法较有地域性，并且是一种新现象，主要出现在西方工业化国家。即使在美国，这种想法也有地域性差异，西部比中西部突出，北方比南方突出，等等。但这种认识只是个人的观点，不能作为普遍现象。

有一种对风险的认识在原始人中有很长的历史，在当今社会的某些部门仍然盛行，它使得风险比较易于接受。这种认识在许多保险单上出现——即否认风险的存在。保险单常常把问题归因于上帝的行为，暗示所发生的事是由一个较高的权威决定的，而不只是运气。这是宿命论的一种形式。那些坚信我们的不幸是上帝让我们忍受的人不能走得太远了，因为合理的风险管理在这种情况下不起作用。处理风险承受所采取的实际措施，当然取决于我们是否认为它具有威胁性，以及我们是否认为我门可以为之干点什么。前者就是本章的主题。

那么如何认识风险？用什么标准确定某种风险是否可以接受？什么东西使得我们害怕某些威胁而又忽视另一些威胁？特别地，在对待极大的恐惧—

—失去生命时，“风险”一词意味着什么？到现在为止，它是不适时死亡（什么时候死亡是适时的？）的可能性，但风险还有比这更多的含义。承保人公开地、大多数人下意识地对生命的相对价值（缩短和死亡）和各种伤残作某种估价。在上一章我们提到了机场保险单，我们都有不同的价值观，基于早期的经历、教育、环境、个性等等诸如此类的因素。第一章开始时提到恐惧和风险是两种不同的东西，但个人对风险的反应主要取决于他个人的恐惧特征，不管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恐惧。现在来看一些例子。

相貌对我们当中一些较为幸运的人来说，可以占据比生命本身更为重要的中心地位。在加利福尼亚，强迫纹身造成的容貌损害被法院看作与残害肢体同罪，然而，自愿的纹身仍很繁荣，因此至少有些人对此有不同的感觉。当然这取决于纹身的性质，即使在加利福尼亚给未成年人纹身，无论其是自愿的还是被强迫的，都是非法的。

一些人会冒生命危险来保护财产，大多数人会冒生命危险保护他们所爱的人，使他们不受伤害，许多抱着传统的价值观念的人，会冒死保卫他们的国家，而冒死推崇其宗教条规的人则更是多如牛毛。在紧急情况下应牺牲男人去保护妇女儿童的格言（这一格言仍被恪守，但现在被认为是性别歧视） 来源于那个遥远的、久已被人遗忘的时代，那时人口短缺，现在的世界不存在这个问题。

我们将用两种主要的测量方法来计算失去的那部分生命：偶然发生的不适时死亡和所谓潜在寿命的缩短（YPLL）。后者常常被风险分析家们使用， 大部分人常常只把 65 岁之前失去的岁月算作真正失去的岁月，这体现了老人承受的风险同威胁年轻人的风险相比对社会造成的损害要小的观点（老年公民极少同意这一观点）。有时人们认为一个人所剩的有生产力的生命，其价值与其寿命或与退休前所剩的年月成比例，一个还剩下 20 年生命的人因此被

认为比仅剩 10 年生命的人的价值高 1 倍。这样的程序实际上过高估计了暮年岁月的经济价值。但从冷酷无趣味的非人格性经济角度看，老年人和幼儿的

消费高于产出，而中年人则养活他们自己和其他人。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大概是不赔不赚，无论是生产力还是个人感情，与剩下的寿命长短都没有直接联系。但医疗统计数字常常采用潜在寿命的缩短，医疗行为的目的在于延长寿命，不是拯救生命，后者是其他专家的责任。根据潜在寿命缩短方法计算，只有 65 岁以前失去的生命才算是失去的岁月，那么超过 65 岁的就被认为是无价值的岁月——这一观点难以站得住脚。我们将模糊地使用风险一词，大多指失去的那部分生命。

即便是“不适时”一词，在用来描述死亡时也构成了问题。疾病控制中心用过早死亡描述 65 岁以前的死亡，并以三种形式公布死亡率：失去的潜在生命的年数，潜在寿命的缩短（65 岁以前），过早死亡（还是 65 岁之前）， 和总死亡人数。第一章的表格使用了总死亡人数，心脏病和癌症居死亡原因之首。但老年人患心脏病的比患癌症的多，第一章的曲线图中对此有所表现， 因此在过早死亡人数比较表中，这两个原因大致相等。（曲线图表明这两种病引起的死亡人数大致相同一直到 60 岁，从这一点开始表示癌症的曲线开始

走平，并在 72 岁后下降，而心脏病却一直在上升。到 90 岁，所有死亡中绝大多数起因于心脏病或中风。）如果我们采取下一步骤，根据潜在寿命的缩短计算方式列出 65 岁以前的死亡原因，这两种病引起的死亡人数低于无意伤害或事故，无意伤害和事故是年轻人死亡的主要原因。根据潜在寿命的缩短的计算方法，四种死亡原因的次序是：事故，癌症，心脏病和自杀/被杀。在21 岁组，事故是最大的死亡原因，其中四分之三是摩托车事故。甚至还有地区差异——根据潜在寿命缩短的计算法，哥伦比亚特区的事故率是美国其他最糟糕的地区的两倍。人们可以在不具体谈到是谁的生命时，询问生命的价值吗？

最常提到的影响个人对风险的认识的因素有：

1. 风险是自愿承担还是由外在因素强加的？吸烟者常常以此作为继续抽烟的部分理论依据。“这是我的选择！”对一个在团体中处境相同的成员来说，风险更易于接受，因为相互支持可以打消对采取的行为是否明智的踌躇不决和疑虑。在军界，这被称作集体精神。

2. 风险是熟悉还是陌生的？编鬼故事者、狂欢节和煽动家利用人们对未知世界的恐惧。这是低概率风险常常显得比高概率风险更具危害的原因之一

——它们肯定较为陌生。最陌生的当然是那些从未出现的风险。

1. 风险是会导致即时伤害的，或是算总帐的日子离我们还远？向德玛尔·卡亚姆表示道歉，不要留意远处的鼓声。

2. 风险是如何表述的？人们极经不起言语的暗示——风险分析家把这看作是框架问题。

第一个问题几乎不需要讨论。人们非常愿意承担风险，有时为了好玩， 有时是工作的一部分。他们在承担风险时，常常对风险的大小没有什么清晰的概念，只要他们认为他们在控制着自己的命运。这一点在 70 年代中期特别突出：当时人们普遍拒绝使用强制性的安全带。在短期的安全带自动连锁装置（你不系上就发动不了汽车）的统治期，在一辆新车刚交货时就拆除这种装置是一种时尚，卖车者会免费提供这项服务。由于连锁装置经常被拆开， 最后只好取消这种装置。

气袋法有着与强制安全带法律一样的问题。尽管对于这些毫无疑问的救命措施的公开辩论都是关于费用和有效性的（它们在白热化的辩论中被热情

高涨的人所夸大），但强迫还是自愿这个潜在的问题起码同样重要。谁会喜欢那些冒充有权来保护我们，使我们不伤害自己的社会改良家？我们没有请他们那么做。

我们已经提到第二个问题——对风险的熟悉程度。人们夸大不熟悉的风险，很多人仍然害怕飞行甚于害怕开车，尽管商业航空的死亡率是每英里十亿分之一，而汽车放行的死亡率比这高 10 倍。有时经验证明排外心理，对其他国家和文化的恐惧是有道理的，但陌生感起着很大的作用。美国人对不讲英语的人的疑惧众所周知。目前最被夸大的恐惧也许与强放射性核废料储存有关，其根源在于对辐射的陌主感。尽管了解此事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一致认为从本质上这种风险被大大地过高估计了，恐惧依然存在。然而在我打字撰写这本书时，这间屋子里的辐射量要高于核废料储存库顶上的辐射量（由于氡及其生成物封闭在屋里）。任何一个真正害怕核辐射的人都不应该在屋里写书。

第三个因素是产生后果的时间，既更有趣也更微妙。有些风险对生命和肢体造成即时威胁——开车、爬山、在梯子下行走、进入虎穴等等。对于这些风险，我们原则上可以预测出灾难的可能性，判断这些活动与风险相抵可否带来补偿性报酬。坏运气带来的后果既及时又明显，你冒险尝试，如若失败就承担后果。

另一方面，一个接触可怕的疾病（譬如艾滋病或麻风病，或吸烟引起的气肿或肺癌）的人会不会由于接触病人而染上这种病，其后果长时间后才会出现。艾滋病需要 10 年以上的时间才发作，吸烟或辐射或接触化学致癌物质的后果要在二三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以后才会出现。

有些风险的危害潜伏到遥远的未来，影响到后代。煤和其他矿物燃料的持续燃烧造成的气候大变化（温室效应）估计要在 20 到 100 年以后发生（尽

管也许会来得更早），而反对储存核废料的人则在热烈地谈论 1000 年或 1

万年以后可能发生的事。（想象一下 1 万年以前的人为我们今天的福利作计划，就可以发现操心要么远的事徒劳无益。1 万年前是克罗马尼翁人的时代， 无论出于多么美好的愿望，他们也不可能知道怎样为我们提供帮助。）

据我所知，此远见记录保持者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前州长，他曾为未来将活 10 万年（我们希望如此）的人的福利担忧。相反地，如果我们回顾 10 万年以前的事，当时人类刚刚在地球上出现，我们可以问一问除了企图生存以外，我们那些早年的祖先还能为我们干些什么。在一切宏伟的计划中，假设我们对人类怀有良好的祝愿，生存即是我们对自己后代的唯一最重要的职责，其他的一切，包括生命的质量，都比不过它。如果我们不能生存，就不可能有后代。无论是对后代与我们具有相同的价值观，还是我们能预见他们的需求的设想都不过是自欺欺人。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可能在未来造成损失的风险呢？我们对风险的关注应该有一个客观的时间限度，在这一客观的时间限度以外，焦虑没有任何意义，不管我们的责任感有多强。太阳的自毁目前预计距今还有几十亿年， 为此作准备毫无意义。对那些算总帐的日子距今非常非常遥远的风险，我们当然不要太注意。对大多数人来说，他们对风险的关注时限在他们的一生中持续着并延续到他们的孩子的一生——而对某些人来说，还没有那么远。当然我们应该为未来作好准备并做一些对未来有益的事，这是出于正当的社会责任感，但我们应该做得谦虚而实际。

经济学家和银行家对付未来的偶发事件没有任何问题——他们每天都在做——其机制就是贴现，年金或复利也一样。后者对大多数人来说更为熟悉。有了年金，我们期望以少量的付出在将来得到较大的补偿（安逸的退休岁月），而利用复利，我们自愿放弃使用一部分钱，使它的数目在将来增长。在这两种情况下，某种东西的现值高于未来的价值。（一鸟在手胜于两鸟在林，等等。）没有任何一个自然法则宣称未来不如现在重要，但许多世纪以来人们表现得像是将来不如现在重要。经验甚至为利率提供了指导。

选择在今年或十年以后遭灾——譬如断一条腿——几乎不会有人决定要先度过这一灾难。从现在到十年以后，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如果我们相信史蒂文·文森特·贝尼特，魔鬼都会受骗。与此相反，选择在今年获得 100 万

美元的礼物或在 10 年后继承相同数目的钱，只有傻瓜才会选择后者。我们在内心深处知道我们应该贴现未来，尽管贴现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心理因素，譬如安全感。银行和投资者把这种贴现当作一种惯常作法，从他们的经验中可以了解我们的集体智慧。从存款帐户、投资收入和类似的用目前的财富与将来利益作交换时所使用的利率大小来判断，我们的未来贴现率长期以来似乎每年在 5％和 10％之间（当然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

这些惯常作法有两种方式：我们愿意放弃目前的好处，以便以后获得较大的补偿，这叫作投资。我们又坚持对将来才交货的东西少付些款，这叫作贴现。原则上这两者是一回事。它和保险的概念只有一步之遥，就是说保险单持有者并不是在等待损失，而是现在付保险费以防将来花费。信托基金与投资相同，资金被储存起来（连同利息）以备将来支取。如果未来支取是为了应付未来的意外事故，并在发生意外事故时付出，这就叫保险，而该投资则叫作保险费。

所有这些金融方面的鬼把戏都基于同一概念——任何注定在未来才有的东西其现在的价值较小，不管它是好是坏。正如上文所说的，这并不具有自然法则的地位，而是观察几千年人类行为而得出的结论。顺便说一句，这里任何一项都不能与通货膨胀混淆，通货膨胀只是使计算物品价值的单位—— 钱贬值。扣除通货膨胀因素是用金钱作未来计划的媒介的一种额外考虑。

更明确地说，假设贴现率或利率是 10％，而投资者想在年底获得 1 万美元，那么现在必须投资 9090. 91 美元，这样自然增长的利息 909.09 美元将

使总数达到 1 年以后的 1 万美元。如果投资者能等两年，所需的投资数额则

为 8264. 46 美元，以此类推，这样累计的复利和本金在适当时间以后将达

到 1 万美元。如果有 10 年的时间，所需的投资则为 3855. 43 美元，20 年

则为 1486. 43 美元，这开始显得有点像讨价还价了，投资不到 73 美分，过

100 年可获得 1 万美元。（这不是投资建议。）

因此对付未来风险的系统方法是把它当作商业损失，并按每年 5％到 10

％的贴现率决定它目前的价值。1972 年，美国预算管理办公室命令所有联邦机构在计算任何打算采取的行动的费用或效益时使用 10％的贴现率。这是那时该办公室较为恰当的估价水平。这一命令现在仍然有效，但普遍为人们所忽视。

大多数人会同意贴现是应付未来的合乎逻辑的程序（尽管有人会竭力否认这与人的生命和健康等问题有关），但对于“恰当的”贴现率却争议很大。理智的人的认识会有所不同，反映了他对于现在和未来的价值的区别有不同观点。然而，一旦原则被接受，对风险的决策就会产生戏剧性后果，人们总

是对眼前的问题投入更多的努力和资源。应该合理地对待未来，既不高估也不低估——这两种错误都很常见。

第二部分将再次讨论未来损失问题，但一个简单的例子可以说明要旨。1986 年的全球生产总值（地球上所有地方生产的物资和服务的总和）据最近

估计为 15 兆美元。假设我们知道一个将要降临（譬如由于二氧化碳的积聚） 的灾难可能会使其损失三分之一——5 兆美元，并使人类遭受一次大挫折， 但这件事 200 年后才会发生。按照美国预算管理办公室的建议，把 10％定为适当的贴现率，我们现在可以计算今天要花费多少钱来避免这一悲剧。答案大约是 2.5 万美元，作为一次性投资。这一数目既可以现在就用来避免这次

灾难；也可以投资于储蓄帐户，以至到了需要的时候已有 5 万亿美元的钱在

银行里等着。（你会问什么银行，但银行只是一个比喻。）如果贴现率为 5

％，今天要花的钱将是 3 亿美元，而在这两个数字之间很可能有一个合理的数字。这两个数字对于那样巨大的不幸来说都不显得昂贵——如今一架飞机都值 3 亿美元——而且我们大多数人都很可能愿意作这种投资，出于对后代

的一种不可估量的责任感。我们可以按照 200 年的想法进行考虑。如果我们

谈论的是 1000 年以后的事，那也许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其费用可以忽略不

计，远远不到 1 美分，然而那时距今非常遥远，我们也许干脆不去理会。这些都与风险认识有关，因为，尽管上面所述的一切从经济上来说是无

可非议的，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懂得经济学或复利，因此我们往往把今天的资金浪费在遥远的威胁上。为寻求一个绝对安全的核废料仓库所浪费的数 10 亿资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一点后面我们会谈到。更糟糕的是，在这急功近利的时代我们常常在另一方面犯错误，政府和公司领导人都不愿对未来投资。我们的主要行业现在很少支持基础研究，即使是在他们自己的领域也是如此。销售今天的产品被认为比开发明天的产品更为重要。躲避未来的伤害似乎比保证未来的利益更为重要，这一怪事令人难以理解。但事情并非总是这样，那些不愿为未来投资的人没有赢得未来。

影响对风险的认识第四个因素是描述风险的方式——这是个框架问题。说明这个问题较容易的方法是：交替地从利益或损失的角度来提出同样的问题要求人们对风险问题作出决策。这样做结果会发现人们通常以冒着遭受更大损失的风险来获取避免损失或把损失降到最低程度的机会；但却更可能努力获取肯定的东西，以保障其获得某一利益。显然，正如所有赌场的观察者所知道的。人与人虽然不一样，但这些是最常见的方式。

证明这一点的一个方法是，设一个 1000 美元的奖金，让人掷硬币来决定能否获得，如果投掷失败也不用倒赔。但也可以在未掷市之前就付一笔钱把这事了结了，这种了结方法是在法庭之外的。后一种办法显然是要赢，只有获利的可能，而没有任何损失的危险。但这值多少钱呢？既然获得 1000 美元

的同额赌注机会创造了平均获得 500 美元的期望值，你可能估计人们愿意以

500 美元出售这个机会。然而测验表明，平均说来人们愿意哪怕只获 350 美元而不掷钱币。人们要得到肯定的东西，即使他们得不到那么多，并且愿意为此付出代价。这是有所获得时发生的情况。

另一方面，如果规则有稍许变化，先给参加测试的人 1000 美元，然后要他掷硬币决定是否要归还这笔钱，他的决定就变了。这与上面其实是一回事， 只是现在钱在他手里，而掷硬币是为了决定承担或避免损失，而不是获得。概率还是他有一半的机会保留这笔钱，因此期望值仍然是 500 美元（手中有

1000 美元，减去必须归还的这笔钱的二分之一的机会）。最大的区别在于他

已经有了这 1000 美元，而且可以享受它。由此可见，赌博似乎是为了避免损

失，而不是为了赢钱。一个数学家仍然建议付出 500 美元放弃掷市，或者，

如果与上面所述的那种选择一致，他应该甚至愿意付出 650 美元以保证净收

350 美元。但事实却不是这样，赌博者仍然建议要以可能连 350 美元也保不住的掷币方式来了结，这就是说他更愿意押上一切去赌什么也不损失的运气。对于一个数学家或统计员来说，甚至对一个职业赌徒来说，这种选择没有一点道理，一个职业赌徒一定垂涎欲滴地等待机会碰上这样一个人。

因此人们赌博一般是为了避免损失，但对潜在的得益却比较保守。他们宁可一鸟在手。这当然是假设他们知道机会的大小——概率非常低的事件， 譬如彩票和灾难性事故是由于缺乏信息和了解以及迷信而导致的。在某些测试中，有些人不愿将刚用一美元买来的彩票以两美元售出。在这种情况下， 一鸟在手等于无鸟在手。

值得注意的是使用“风险”一词去定义本书的主题，这本身已使问题发生了偏差。如果我们用“安全”一词，那么心理方面的色调就不一样了。在给联邦机构命名时人们就认识到这一点，所有的机构都致力于（至少在名义上）保证安全，没有一个是减少风险。国防部，不管其名字如何，意思是在必要的时候发动战争；健康与公众服务部对付疾病多于对待健康；司法部主管联邦调查局；能源部在核武器上的花费高于在能源方面的花费；而疾病控制中心，上帝保估，确实在干名副其实的工作。仍然，委婉措词是常规而不是例外。

对问题的设计方式的敏感性远远超出了对风险的估价本身（这种敏感性有助于解释在风险估计中对低度风险的例行夸张），延伸到业余赌博和业余

（部分专业）投资战略这样一些领域。有关风险的设计偏见是不可避免的， 既然风险很少以有多少人逃脱的方式来表达。想象一下在描述航空工业的一天时说，“昨天有 100 万旅客进行商业旅行，其中绝大多数最终活着到达了目的地”，很少有可能看到这种广告。

但我们的公民对此有何看法？大约 10 年以前，俄勒冈州一个研究机构要

4 个不同团体的人——妇女投票人联盟、大学生、商业和职业俱乐部的成员

以及专家人士——按照风险大小的次序来排列 30 种知名风险。对照大学生和专家的答案，他们发现大学生把核能对公众的威胁列在第一位，而专家则将其列在第 20 位。专家把机动车列在第一位，而学生把它列在第 5 位（在核能、手枪、吸烟和杀虫剂之后），等等。这种事实与幻想之间的差异也波及其他小组，人们所看到的风险常常取决于大众媒介的报道而不是实际的风险。

在引言中我们提到过有关优先性混乱的一个特别惊人的例子，即有几十年历史之久的氟化问题。到现在，在整整一代人饮用加了一丝氟化钠（大概百万分之一）的水长大、而且大部分使用了氟化牙膏和漱口剂以后，其效果已经出现，而且很明显。5 岁至 17 岁的儿童中 50％的人恒牙中一个牙洞也没有；仅在过去十年，儿童牙洞数字下降了 40％。另外，有关有毒的氟化物（我们定期食用的许多东西含有氟化物，而剂量大到一定程度确实是有毒的）危害公众健康的可怕预言还未被证实。氟化已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绝对的优势， 几乎是有百益而无一害。

然而政治压力的结果是，不管专家们的意见如何，大约 40％的美国人生活在水源的氟含量低于最佳自然氟化物浓度的地区，且没有加入任何氟化

物。10 个最大的城市中有 3 个没有调节其水质。在整个洛杉矶盆地，只有两个社区的用水已氟化，而洛杉机市不在其中。实际上，反技术力量使得市政厅的日子非常难过，以致于符合公众利益的行动成了不利的政治行为。没有畅言无忌的选民支持健康牙齿，因此一个把保证能再次当选作为主要关心的焦点的政客是不能把良好的意愿白白耗费在牙齿上的。幸运的是，许多被剥夺氟化水的儿童使用了氟化牙膏。

作为辩论质量的一个例子，最近反氟化出版物宣称，大部分艾滋病病例发生在饮用水氟化的城市。事实上，它还可以同样轻易地说艾滋病发生在设有公共图书馆的城市，同样正确——但同样不相干。

氟化物一例体现了人们熟悉的公共利益被民主过程粗暴对待的情形。由于出现了许多以攻击技术和利用恐惧为职业、以此糊口、具有说服力的团体， 而且他们被当作专家受到大量大众媒介的热烈欢迎，这一问题已更加恶化。下一章将简要并善意地讨论这一全国性问题及其伴随而来的优先性扭曲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