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风险政治

由于风险是一个容易使人激动的主题，因此我们有必要谈谈有关参与者的情况，一般性的礼节要求这要做得尽可能的公平。否认这种事实是不诚实的，即有些参与者对合理决策产生了毁灭性影响，其结果是损害我们所有的人。本章篇幅很短，旨在承认这种事实，即美国和西欧存在大量而有力的直率地反对技术的政治势力，他们在行使其政治力量时几乎完全出于阻碍性目的。德国绿色和平组织的政策宣言最为公开，而美国的绿色组织的关心焦点则不那么集中。他们在我们许多人心中唤起真正的对简朴生活的留恋之情， 这是对这样一种事实的反应，即我们的技术世界的确是更难以理解。我们不知怎么丧失了对我们的命运的控制，这种感觉当然令人沮丧，而反技术姿态却能够撞击出有响应的和弦。反对变革特别是技术变革是许多人的专门职业，“积极分子”一词如今被骄傲地使用，似乎积极本身就是光荣，不管他是积极拥护什么还是积极反对什么，而后者更为经常。

由于我们社会中一个令人惊恐的趋势，这一问题变得更加严重。正当我们的生活变得更为复杂、相互作用更大、电脑比程度更高以及——让我们面对这一点——技术更进步时，我们人口的教育水平却在下降。标准的学术能力和成就测验的平均分数多年来一直在下降，这已不是秘密，尽管分数在 80

年代初已停止下降，而且从那时起上升了一点，但跟 20 年前的分数比仍有很

大的距离（低 50 点），而测验的难度并没有相应的提高。除此之外，我们学校的课程在过去几十年中大大减少，作为正当的教育目标，学术成就不被重视，科学和数学已让位给更“相关”的东西，分数的膨胀掩盖了学生及其父母的标准下降的事实。所有这些在任何有声誉的、可靠的研究中都已被证明， 并遭到所有有声誉的学者的反对。在我们的学生一次又一次地与其国外同伴的竞赛中，结果都成绩最差。在理论上，所有的父母都支持——甚至要求—

—他们的孩子获得更好的教育，但如果这会影响孩子享受生活，或孩子完不成学业将面对难以置信的事——失败的话，支持更好的教育的父母就会大大减少。

这种贬低学业的部分结果是我们人口中相信飞碟和再生的人的比例令人吃惊。我们美国人当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知道地球一年绕着太阳转一圈，而使得学校中有关进化论的教学保持合法性的斗争却永无止境。美国人中相信进化论和神造论的人大约一半对一半。一半美国人迷信幸运数字。最后，这种贬低学业的直接结果是，据估计美国工业每年用于数学补习教育的钱与用在小学、中学和大学直接数学教育上的钱一样多。

我们当中许多人从电视画面和音响刺激中获得信息，并且根据我们在晚间新闻中闪过几秒钟的单方面的英雄和坏蛋来确立我们对于和平、战争、环境、风险和经济的态度。那些已学会在娱乐节目和电视新闻节目中用 5 秒钟或更少的时间处理复杂观点的人知道，他们拥有的观众数量几乎完全取决于他们的娱乐价值。

在年轻人当中情况则更为糟糕，他们是在电视氛围中被抚养成人的。根据全国舆论研究中心的一个民意测验，报纸阅读者人数从 20 年前占人口 75

％下降到现在的 50％，而在 18—19 岁的年龄组中，则从 60％下降到 29％， 在 30—34 岁的年龄组中，从 75％下降到 45％；主要是老人，60 岁以上的人仍在阅读报纸。每一个人的观点都与任何其他人的一样好，不管他是否有学

识，这已成为一个信条，并在学校受到鼓励。

而你，亲爱的读者，你则属于卓越的少数人——你确实在阅读一本书。这不仅是一本书（不管它多么没有价值），而是一本意在使你比在读它之前更有学识的书。如果没有达到这个目的，这将是作者的错，而不是你的错。我们整个民族的识字程度已处于危险之中。教育部目前的估计是，我们

美国人当中整整有三分之一，即 7000 万 17 岁以上的人不是职业文盲就是勉

强地认识字。尽管我们的子女绝大多数中学毕业，这个数字估计以每年 200 万的速度增长（成人人口中 75％以上都是中学毕业，而 1940 年只有 25％）， 而更多的人是职业性数盲（数字文盲）。这不仅是一支必须在更为复杂和要求更高的劳力市场中得到供应的劳动大军，而且是一批具有权利和特权的人口，包括追求幸福的古老权利。首先他们是重要的选民，对我们国家对技术挑战的反应方式具有决定性发言权。我们的国家是分享民主制的国家，它是每个人的国家，而不仅仅是受过教育的人的国家。当 1983 年 3 月第一次写下

这些话时，两大党中剩下的 11 位被提名的总统候选人中没有一个受过科技培训，这不属于偶然事件，（惟一一个受过培训的是最先从竞争中被去除的。） 这就是反技术力量的工作背景。上面几段中描述的问题远远超出了本书的主题，我们马上就把它们搁在一边，尽管它们非常重要。

然而，在这里很难做到不提到一个有趣并且也许是有关的故事。据说1968 年对德国妇女的“代表性样板”作了一个民意测验，询问她们希望她们理想中的丈夫干什么工作。列在第一位的是核物理学家。（由于本作者是有核抱负的男性物理学家，认为这种现象是令人兴奋的，因为物理学家，特别是理论物理学家，没有许多幻想的机会。）可是在 1979 年，类似的测验却得出非常不同的答案，在表的前 2O 位怎么也找不到核物理学家，列在首位的是护林员。尽管德国人爱他们的森林，但这种偏爱的变化很 大，而追求这种变化的重要性又太令人痛苦了。

技术风险以保证公益的方法为民主社会管理事务提供了一个试验场。加勒特·哈丁在他 1968 年发表的《民众的悲剧》一文中指出，如果一个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以自身的利益为目标来作决策，该社会就得不到好的服务。由许多出于自身利益采取行动的个人组成的群体，很容易造成给社会和个人都带来坏结果的局势。他举了一个公共牧场的例子，每个人似乎都可以从增加牲畜中得益，最后导致过度放牧和牧场的毁灭。我们通过接受政府的限制来控制这种问题，平衡每个人选择的自由和共同福利的需求。如果政府本身只能体现个人选择的总和，就像在分享民主制国家那样，这一潜在的逻辑就会瓦解，如果分享者信息不准，则瓦解得更厉害。即使是少数人也会造成真正的损害。

这方面当然是有历史的，作为工业革命的一部分，自动机械 19 世纪初在英国被引入纺织业。其不可避免的结果是熟练手工工人（其技艺现已不用） 被解雇，而他们自己并没有错误。他们的怨恨首先是针对机器本身，特另是织袜机（生产针织袜的机器使得技术不太熟练的工人的产量达到历史最高记录的 10 倍多）。从 1811 年开始的 5 年中，暴乱和毁坏机器的行为范围不断扩大，一开始是破坏纺织机械，后来发展为破坏其他的各种机器。暴乱者被称作卢德派，因为其领导人采用了卢德将军的名字，这是以一个也许是虚构的叫作内德·卢德的人命名的，据称他在 1779 年捣毁了织袜机，而他却是那个时代以后的人。“卢德派”一词已成为骂人的话，指任何一个强烈反对机

器或延伸到反对技术的人。这个词在此非常恰当。

卢德派最终在议会里产生强烈的反应，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把捣毁织袜机定为死罪。自那以后，一些卢德派分子被处以绞刑，该运动被镇压。拿破仑大败滑铁卢以后的经济复苏和 1815 年的和平很可能也有助于缓和引起暴乱的失业状况。

这一悲剧性事件有一个很有趣的插曲。拜伦勋爵 23 岁在上议院作首次演讲时反对该死罪法案，并为卢德派辩护。诗人对技术的厌恶由来已久——读一下沃尔特·惠特曼的《博学的天文学家》可以得到这种感觉——但现代的律师接过了接力棒，而如今我们周围却没有足够的诗人，他们无法腾出时间来做这种工作。然而在这件事上，技术在下一轮中赢了：拜伦的女儿艾达·洛夫莱斯伯爵夫人是计算机历史上早期杰出的人物之一，一种现代计算机语言是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好的基因难以保留，当然她的母亲是个数学家。

奇怪的是，今天的失业工人并没有构成反技术运动的中心——反技术运动似乎是上层中产阶级现象。这些人真正担心的是技术也许在破坏环境，他们可能从未见过在其他技术较不发达的国家的环境状况。（马克·吐温曾说， “做好人是高尚的，告诉别人如何做好人更为高尚，会减少许多麻烦。”与此具有比较意义的是，H.L.门肯曾说，“对人类的每一个问题总有一个简易的解决方案——好的，好像有道理的，和错误的。”）遗憾的是，前人留给我们的环境质量确实需要有力而明达的保护。

到此为止，本章看起来有点偏向（这不令人奇怪），似乎所有的风险政治化的罪行都是由反技术精英犯下的。不幸的是，事实并非如此。无知的政治伴随着自负的政治，并且被不少风险技术的保护者接受。有些对我们的健康和福利不大可能有的威胁——核事故、核战争、温室效应等等——它的非常低的概率（在未来概率高，现在刚刚开始）可能会把人引入歧途。那些还没有到来的灾难使得太多的人相信它们永远不会发生，并因此而松懈。在重大事故从未发生的情况下要保持警惕不太容易，特别是在叫嚣得最凶的世界末日预言家明显是无情报根据的，或甚至还要糟糕的时候。一方面的无知和另一方面的自满（特别是伴随着互相的蔑视）是对合理地管理风险的双重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