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不确定性、因果关系、可探测性

如果一件事直接导致另一件事，它们则被称作具有因果关系——从高楼上跳下肯定差不多会摔得血肉横飞，古老的俄罗斯轮盘赌游戏也是这样。但俄罗斯轮盘赌并不只有一个结果，也有可能幸存。同样，去蚊子横行的中非丛林旅行也不一定会导致疟疾，尽管有此可能。结果中有我们所称的不确定性，在这种不确定性中概率的使用是最经常的，正如我们一直用到现在的一样。

如果我们把因果顺序倒置过来，讨论还是一样的。在上一段中，我们在知道原因的情况下讨论了结果中的不确定性，而当我们知道结果时，也许很难确定原因。国家运输安全局负责调查交通事故（还有其他职责），它因为第一个出现在重大飞机事故现场而著名。最后，它起草一份确定事故的“可能起因”的报告。一般说，原因会有好几个，不可能确定哪一个是真正的原因。这就是不确定性。

在风险分析中使用因果关系涉及两个方面的不确定性。一个原因不一定只有一个后果，一个后果也不一定只有一个原因。重要的是要强调这种不确定性是内在的，而非没有付出足够的时间和努力得出结果。

这是法律体制的一个问题，人们认为法律体制应适合于这一想法，即作出足够的努力雇用足够的专家就可以找到一个不幸事件的原因。但事情并非总是如此。

在过去几十年中法院已倾向于严格赔偿责任，确定应负责任（因此也是担负损害赔偿金）的人，其主要的罪恶在于参与了导致损失的最后的一连串事件，而且——最重要的是——有钱支付。这已被人们称之为“深口袋”” 问题——不要向过失最大的一方索赔损失，向最支付得起的人索求。这是一种重新分配收入的方式。最近法庭上一个民事诉讼案中的索赔事件要求人们表明被起诉的一方犯有疏忽的过失，这越来越不正确，原因在于太需要一名罪犯。有人争辩说被损害的人应该获得一些补偿，因此应该有人付钱。承认原因的不确定性的一个间接方法是让最富的人支付。

肺癌是一个更微妙的问题。毫无疑问在过去几十年中吸烟造成肺癌的增加。（男子 90％以上的肺癌是由于吸烟，妇女的比例较低。）尽管如此，法院仍在拼命地处理这样的问题，即任一具体的肺癌病例是否吸烟引起的，合理的怀疑已为烟草公司赢得许多案子。没有一个具体的案例可以肯定地归因于吸烟，尽管有几种癌症（鳞状细胞癌和燕麦细胞癌）与吸烟有特别紧密的关系。但相互关联并不等于有因果关系。因此大家知道这种疾病的原因，但却不知道一个具体病例的原因。

“不确定性”一词的另一种用法——在第二部分中会经常出现——在我们的了解某一主题的需求超过实际上了解它的程度时就会出现。二恶英是名声极坏的橙剂中使用的有毒微量污染物，在越战中被用作除莠剂，但人们并不知道接触到这种毒剂的部队是否遭受了值得重视的损害。这听起来和原因的不确定性一样，但实际却不然。这和适成上述事件可能有几个原因的状况有关，人们不能肯定哪一个原因最重要。在这种状况下，了解和深口袋的意思是有钱、富裕。（译注）自信地分析该案例所必需的基本科学知识就是没有。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完全无知，只是我们不能肯定。有些人激烈地争辩说

橙剂确实损害了接触到这种物质的士兵的健康，他们也许是对的，但我们目前拥有的知识还不足以使我们有可能充满自信地这样说。

不确定性并不是一个肮脏的词。每一种科学测量和每一个科学预测都涉及到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程度不同，但总是存在的。不幸的是每天使用这个词使它带有混乱、无能和不恰当的意思。文本编辑程序中的同义词词库为“不确定性”一词提供了下列词作为可能的替代词：忧虑、怀疑、犹豫不决、疑惑、猜疑，等等。因此毫不奇怪该词具有消极涵义。在风险分析中和所有豹科学活动一样，我们从未知晓一切，也从未毫无所知，不确定性是一个合法和必要的测量我们对我们自认知道的事情有多大把握的方法。

亚伯拉罕·林肯说，“几乎没有什么事情是百分之百的好或百分之百的坏。特别是政府的每一项政策都是好坏两方面不可分割的结合。因此不断要求我们对好坏两方面孰占优势作出最佳判断。”

下面所有的例子都有估价估计中的不确定性的方法，有时候必须做到这一点。在科学中，一项测量或一个估计若没有说明其不确定性就没有任何用处。概率及其伴生因素——不确定性对了解风险是心脏和灵魂。

不确定性的幅度如此之大使得最合理的估计也只针对无关紧要的风险，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许应从律师那里得到一个教训。有一句法律格言：法律不过问琐事。它意在不让法律机制把时间浪费在微不足道的事情上。没有必要对每个案子作出裁决，不管这个案子多么平常。

另一方面，我们寻找最低水平的风险。寻求小风险当然是一件没有止境的事，因为现代技术使得我们有可能检测水准非常低的风险，这在几十年前是不可想象的。对某些食品或药物的添加剂或污染物来说，检测技术如今非常灵敏和会选择，可以检测到一种可疑物质的几个分子。把这种能力和下面这一信念结合起来，例如，如果大剂量地服用一种东西会毁了你，那么较小剂量也是危险的，你也有可能受到伤害。新闻媒介肯定会这样说，于是将开始对小剂量的危害的搜索。有了这种心理之后，对风险的寻找不可能不成功。正如几个世纪以前寻找巫婆一样。1988 年，鉴于爆发了——几乎是一种流行病——在各种消费品上添上警告标签的运动，《洛杉矶时报》发表一箱社论， 建议贴上一个通用标签：“警告：据了解，活着本身就对健康有害。”这不完全是可笑的——我们可以从伊索的一个男孩呼叫狼来了的寓言中学到很多东西。贴标签中的真理是一件幸事。它一方面由于坦率而很有道理，也对那些对产品特别地抱有怀疑态度的人有帮助，它还会使我们的意识迟钝。我的微波炉上的标签警告我不要在炉门铰链损坏时使用，但并未警告我不要做其他我可能会对机器做的蠢事。它是否应该提出警告呢？那内容可就多了。

有些人会认为这不是一个有力的论据，因为一个正确的标签是有价值的，如果有人确实阅读了标签井从中获益。但克劳德·香农所建立的通讯理论告诉我们，通讯中重要的不是所传播的信号而是信号与噪音之比。（噪音是不传递信息的干扰，例如电视屏幕上的“雪花”。）不必要的标签就像不必要的规章，使我们忽视重要的事情，只能造成危害。这现在是一个熟悉的测试问题，不仅要看某样东西是否好，还要看它是否够好。

我们已说过某些管理机构似乎倾向于这一立场，即给普通人受死亡威胁的机会不到百万分之一，这种风险是可接受的。为更好地看待这一问题，回想一下，普通美国人每年被谋杀的机会比这大 100 倍，这使得百万分之一的机会看上去极小。

如果对普通人来说一种琐事的风险概率是百万分之一，那么“普通人” 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应该关心最大的个人风险——与其接触最多的人的风险

——或社会风险，对我们的社会的全部损害吗？那就大不一样了。有一些站得住脚的道德理论认为我们应该努力为尽量多的人争取最大限度的好处，正如还有另外一些站得住脚的论点认为我们有责任保护那些最不能保护自己的人一样。

目前我们的死亡总数是每年两百万人，加上死亡机会为百万分之一这个因素就是每年总人口中死亡两人。这两个人的死将是引起注意的非常与众不同的死亡。

有些死亡确实与众不同。1986 年挑战者号航天飞机事故中 7 名字航员的死震动了全国，它实际上使得航空计划搁浅了两年半以上。如果这种事情再次发生，并且没有令人信服的理由让人相信它不会再发生，那么这种后果趋于持续更久。在切尔诺贝利事故中，死亡 31 人（主要是死于火灾），这引起了世界的注意。我们已提到过天花已被消灭，因此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一个天花病例都将是一件大事。

但如果我们正在阻止的后果不从人丛中出现又会怎么样呢？考虑一下反核团体的困境，他们试图表明 1979 年的三里岛事故在处于工厂“下风”的各

个地区引起过高的癌症死亡率。那几个地区的总人口是 2.5 万人左右，因此

人们可预计每年有 250 名居民死亡，其中 50 人死于某种癌症。宾夕法尼亚州

跟踪研究了这件事，在 1982 年到 1984 年的三年时间里研究了那个地区的死亡统计数字。那时正常的癌症死亡人数大约是 142。

反核团体声称事故后癌症死亡率过高，为证明这一点它们还提供了一份后来证明是具有偏见的统计分析（根据宾州卫生部的论点）。在被纠正过来对，和预期的 142 人相比，被观察的癌症病例证明是 144 人，根据 N 的平方根法则，我们可预计这一数字的波动数是 12，因此 142 和 144 之间的差距没有任何统计性意义。任何低于 20％的增加永远也不会被注意到。它们的断言还有其他一些漏洞，但仅仅统计方面的原因就可以证明它是错误的。

说一种风险不需注意意味着对可接受的风险水准有着某种标准。它不一定是量的标准，也不必明确地表示出来，对这一点甚至连通情达理的人也不会同意，但它必定存在。即使在具体案例中，一些人的行为（和诉讼）似乎表明没有可接受的风险水准，但他们在抽象概念中通常也承认这一点。

然而，在涉及到具体问题时很容易犯错误。我们将在第十二章中讨论的某些食品色素添加剂被禁止使用是因为它们给人的一生带来不到百万分之一的风险，而这一数字还是夸大了的。对这种细微的威胁采取行动完全是荒谬的。一个风险被过分渲染的异乎寻常的例子是有关强放射性辐射废料的储存，它使得我们的政府瘫痪了好几年。本作者几乎没有见到任何一篇文章、一次演讲、一篇议会的证词或一个电视节目，不把这种风险描绘得确实可怕， 不把长期安全储存的问题描述成超出我们的技术能力的。然而最佳估计表明，普通公民在其一生中遭受风险的机会是万亿分之一。如果这都不能忽略不计，那就没什么东西可以忽略不计了。

在其他情况下，接受适当的风险被认为是精神健康的表现；过度的恐惧

（即使存在着某一水准的真正风险）被列为精神病，恐惧症。恐惧症，根据韦氏大词典，是一种荒谬的、持续的恐惧——请注意“荒谬”一词。患高空恐怖症的人超乎寻常地害怕高度，尽管高度也许真正存在着风险。恐惧症的

突出特点是把风险夸大到远远超出现实——治好这种病要花很多钱。而对社会却不能这样夸大风险，尽管一名著名的华盛顿精神病学家确实写过有关核恐惧症的文章，建议把它作为一种病症治厅。

对夸大风险的问题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险非使公众和国家提高认识，以最终导致更好的风险管理，在一切可能的情况下为琐事风险建立明确或事实上的标准有许多机会——我们已提到过核废料的处理和某些食品色素，其他将在第二部分中出现。在我们把时间和资源浪费在小风险上的同时我们使自己处于瘫痪状态，我们的举止恰恰像一个患恐惧症的社会。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真实的例子来表明一个极端的琐事问题，即辐射的有害后果，这将在第十五章中详细阐述。在讨论这个问题中最重要的是我们不知道少量接触是否不好，想要问一问是否可能通过直接测量来找到答案。

我们可以查看一下接触医疗 X 射线的人的统计数字，检查一下他们当中是否有过多的人遭受不良后果。对典型的医疗照射来说，这种盲目的检查从统计学上来说是毫无希望的，其原因有二。一是辐射量的大小，辐射量很小， 所以最近的估测表明每一次照射引起将来癌症的机会是十万分之一。即使数字比这大 10 倍，也必须在“自然”癌症的背景下测量。死于“自然”癌症的人占死亡总数的 22％，而患癌症的人更多。

如果检查的结果是万分之一，比预期的数字大 10 倍，其背景就是五个死亡的人中有一个死于癌症。那么如何检查呢？首先我们至少要抽样一万人， 否则，我们就不能指望发现一个病例。但在这一万人中，不管怎样有两千人预计会死于癌症（阻挠了癌症疗法的发现），加上两千的平方根的统计波动， 即 45 个病例，即使我们准确地知道可以预料多少人死于其他原因，被抽样的人也不流动，这些人的习惯和食谱保持不变，使得有充足的时间收集数据， 即使如此，一个可能的由辐射引起的癌症病例也会消失在正常情况下的统计波动中。

做这项工作需要有 2000 万个自愿的研究对象的抽样。那么，如果辐射风

险的机会是万分之一，我们就会有 2000 个辐射病例，正常的病例是 400 万， 其平方根为 2000，那么从可探测性的角度来看我们勉强能够扯平。如果某件事勉强可以探测，就不会有人相信。即使是这种对风险过高的估计，也只有对美国的总人口进行研究才能得到可信的结果。这种后果无法通过统计研究来探测。

这种统计问题也影响了切尔诺贝利事故的报告，所预测的未来的伤亡永远得不到注意。这并不是说这些伤亡不会发生，只是它们藏在“自然”癌症的正常波动中。当然这些受到辐射的人的健康将得到几十年的监测，因此任何要出现的后果会被认识到。

那么来自其他辐射形式的非直接证据怎么样呢？例如，宇宙射线是一种非医疗的辐射接触来源，宇宙射线来自天空，而且是无法避免的，在海平面接受的宇宙射线年辐射量比标准的 X 射线胸腔检查的辐射量要大，而后者的剂量不到上胃肠道 X 射线检查辐射量的五十分之一。

在丹佛，海拔有一英里高，其空气的屏蔽作用不如海平面好，居民接受的宇宙射线量大约是海平面地区的两倍，甚至丹佛的地面放射性剂量也比全国平均量高。我们是否应该预计丹佛的 150 万人口中的癌症病例比其他地方多？最新估计表明，预计每年由辐射引起的癌症增加两三例，原因是海拔高和土地放射性强。与成千上万的正常癌症病例相比，这些是看不出来的，即

使与一个类似的海平面城市进行比较。

同样的统计问题困扰着其他测量小风险的努力。如果我们求助于动物实验，虽然环境可以得到更有效的控制，但仍然需要大量的动物。人们谈到“百万老鼠”试验，事实上确实对几万只老鼠进行了试验，但这还不足以测量非常小的风险。在第二部分中我们还要讨论这一点。

我们对原则上小得无法观察得到的风险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努力。有些风险与生命中的正常危险相比太小了，它们应是被善意忽视的候选者（从莫伊尼汉参议员那里偷一句话），有时风险非常之小，我们甚至不能肯定它们的存在。明智地忽略它们，从事真正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