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风险的测量

韦氏《新国际词典》未节略本（令人敬畏的第二版）说风险是“冒险； 危险；严重危险；面对损失、伤害、不利、或毁灭”。它说风险和冒险的区别在于，风险常常是更自愿的，而冒险是机遇的产物。冒险本身是一个古老的游戏，我们知道掷骰子赌博是它的一个简化形式，在《牛津英语词典》（同样令人敬畏）中，它的定义是“掷骰赌博游戏，其机遇由于一些任意的规则而复杂化”。这些定义包含了风险的本质，把损失的概念与机遇或概率的概念结合起来。后者是关键，因为不可避免的事也许是令人不愉快的，但它缺乏机遇的因素，不是风险。死亡和纳税被假定是不可避免的。逃避后者要作的努力是冒风险，尽管许多人接受这一风险以获得潜在的收益。

数学把概率定义为 0 和 1 之间的一个数（一个分数如果你愿意），它测

量某事发生的机会。概率为 1 意味着某件事一定发生，概率为 0 则意味着不

可能发生。二分之一或 0.5 的概率意味着会有一半的可能性，是输赢各半的打赌，或叫同额赌注。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很少从这方面谈到概率，但他们谈到机会，他们甚至为此打赌。讲某一个队赢得足球的机会是二比一，意思是赢球的机会是三分之二，输球的机会是三分之一。赢球的概率因此是三分之二或是 0.667，这是一个 0 和 1 之间的数。机会和概率总是以这种方式相

联系，因此 0. 01 的概率可以被认为是 99 比 1 的机会。大多数人更习惯于机会的概念，而不习惯于概率，这大概是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有打赌的经历。事实上我们社会中具有最精通的概率实践知识的人很可能是职业赌徒，他们比业余赌徒知道得多得多，业余赌徒把他们的财产浪费在骰子的“胜利系列” 和赛马中的幸运数字这一类幻想中。根据最近的一个民意测验，美国人中有一半相信幸运数字。

风险有四大类，涉及大多数情况：

1. 人们熟悉的造成大量伤亡的重大风险，对这类风险我们有很多信息。恰当的例子是开车和滑翔。

2. 低概率的风险，其后果非常严重，必须认真对待。大地震可以作为一个例子。

3. 这一类可以看作是第二类的延伸——其概率非常低，从未发生过，但其预期后果非常可怕，值得注意。大气污染引起气候的灾难性重大变化可以作为一个例子。

4. 最后是一类实质性风险，尽管很真实，但却难以估价，因为它们在自然发生的危险增多时出现。任何一种部分由环境污染引起的癌症可作为例子，其附加的影响很难与“自然”部分区分。

第一类——熟知风险——的一个例子可以是一次驾车在洛杉矶和旧金山之间往返旅程中死于交通事故的机会。很多人作过这样的旅行，很多人令人遗憾地死在路上，人们知道生存的机会有多大。平均统计数字显示美国年客运汽车的旅程总计 3 万亿英里，而各种机动车造成的死亡人数达 45，000， 其中只有约 25，000 人是在汽车里——我们在第十三章中将看到所有种类—

—因此对一个普通的车里的人来讲，被撞死的机会大约为每旅行 1 亿英里一次。

洛杉矶与旧金山之间相距 400 英里，因此夭折的风险大概是十万分之一，美国人每天死亡的人数是四万分之一，因此这一旅程增加的风险与正常

的不到半天时间死亡一人可能性相等。这一风险似乎是可以接受的，几乎无人在出发前作风险预测。此外，每一位开车的人都认为自己技术很好，不能想象会发生任何事故。另外，在我们长期成功地做某件事时，我们就变得自满了，没有一个活着的司机有在交通事故中被撞死的直接经验，而乏第一手知识会影响我们的态度，这是一个自明之理。

我们较详细地对此作了研究，只是要表明在有长期经验和丰富的信息时，这种人们熟知的风险是如何计算的。既然人们此频繁地在这一特定的线路上旅行并得到具体数据，就没有必要使用全国性统计数字，我们甚至还可以按照年轻司机和年老司机、男性司机和女性司机、高速公路和风景路线来进行划分计算——所有的有关信息都有。这些常见风险易于分析，因为我们有数据。

对后果的估计要难得多，这涉及个人价值观念问题，大多数人都宁可回避。例如，典型的机场事故保险单并不只是为旅客的生命保险。如果失去表格上所列的手、脚、眼等项目中的两项，可以得到与丧失生命相同的保险金， 但如果只失去一项，就只得一半的保险金。可怕的是，这意味着有人对普通的飞机乘客的身体各部分的价值作了估价，把眼与脚等同起来，等等。（人们并不总是认为这种交易是合适的。《圣经》的出埃及记中说，“以命还命，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脚还脚⋯⋯。”）

对这些损失分配价值很不容易。在对待有形物质时，譬如财产，谈论重置费用，修理费用，或某些这种措施是有效的，但对于一些无法替代和无法修理的东西，那种估价就会失去说服力。（替代人相对来讲较容易，但替代具体的人是不可能的。）因此，产生了一场激烈的有关生命的价值，以至那些有助于提高生命质量的不可替代的东西的价值的辩论。美丽的落日的价值是什么？古老的红木林、或者约塞米提国立公园，或者玛莎大婶的价值又是什么？

对于第一类风险——普遍和熟知的威胁——在任何情况下，通过对充足数据的统计分析可以获得概率的数值。对后果的估价很难，这是因为常常涉及到需要主观判断的东西。脚的价值与手或眼的价值真的相等吗？能够安全地步行穿过马路值多少——每年有 8000 名步行者被车撞死。每个角落应该设有红绿灯和过街引导人的城镇人口应超过 1 万？还是 1000？还是 100？

这个问题和落日的问题把我们引向一个重要的但又被普遍误解的观点。有些人激烈地争辩说，为保护生命我们应不惜一切资源，他们对那些试图对方程式的两边都作出估价的风险分析家持怀疑态度。这样做确实需要对生命、四肢以及落日确定一个金钱价值，这样我们才能判断要花多少钱来保护它们。金钱毕竟是我们进行交换的媒介，金钱的目的正是使物品能够在不作物物交换的情况下按价值进行交易。但试图为生命确定价值的分析家们只要作此努力，就会受到铺天盖地地诅咒。（当福特汽车公司分析燃料罐碰撞引起火灾的威胁时，曾确定所拯救的潜在生命价值相当于每辆汽车花费 11 美元，他们受到了严厉的指责。不是因为他们为生命的价值选择的数字 200， 000 美元太小，而是因为他们竟敢确定生命的价值。）反对作风险—益处分析的人所用的标准表达方式是“拿苹果和桔子作比较”，他们认为这不可能。

事实上，这揭示了该论据的缺陷。端出一个既有苹果又有桔子的水果盘， 我们很少有人会难以作出选择。在超级市场采购，只有罕见的优柔寡断的顾客才会有困难。人们甚至可以测试消费者对苹果和桔子的不同价格的反应，

来获知他们更喜欢哪一个，水果商和超级市场确实这样做了，因此他们可以出售这两种商品。价格体现了出售者的相对成本和购买者的相对需要，这是应该的。当然这些价值判断是主观的，我们毕竟不是机器。我们作出选择， 并常在被迫对此作合乎逻辑的辩护。那又怎样？

对于是否需要红绿灯也可以阐述同样的观点。我们的社会事实上并未表现出步行者的生命是无价的。我们把一定的资金拨给我们的民主政府，政府又把这些资金的一部分拨给红绿灯，然后我们都接受剩下的风险。尽管世界上充满了对生命的价值发表武断意见的人（当然我们对那些对我们来说很亲近的人有这样的感觉），但我们并不采取相应的行动。

第二类风险的测量更困难。这类风险是真实的，但概率极低，几乎没有经验的指导，而结果却可能非常严重，我们对此关注是应当的。考虑一下南加利福尼亚发生一次大地震的可能性，我就住在这一地区。我们偶尔从令人吃惊的经历中得知我们居住在一个充满着断层、多地震地区，当来自东部的人被这儿经常发生的小地震所惊吓时，我们却自鸣得意、自视优越。像 1906 年旧金山的那种毁灭性地震并不经常发生，但却是不可避免的。地震是构成地壳的构造大板块的稳定运动造成的，不可预防。我们可以通过建造更富有弹性的建筑物，进行研究获得更多的了解和更可靠的预警，改善应急能力， 进行公共教育等等限制地震的损害，所有这些措施都涉及到费用，我们承受这些费用的意愿应取决于事件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发生的概率。我们从有限的经验和从理论知识中获得对估测概率的方法，而这两者都不是准确的指南。事实上，我们只是在等待。

但我们确实在试图增加我们的知识。国家愿意给予多少支持，我们就对潜在原因作多少研究，这样可以最有效地利用稀有的数据来作预测。我们有地震、洪水和其他自然现象的模型，以及对其发生频率的合理估测，尽管它们还不完善。由子上次加利福尼亚圣安德烈亚斯断层发生的大地震距今已近一个世纪，由于断层的内部压力可以测量并在增加，因此发生大地震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本书最早写成时，1989 年的加利福尼亚地震还未发生。这次地震与 1906 年相比要小，我们还在等一个“大地震”。）我们不知道它将在断层的哪一部分发生，什么时候发生，会造成多大的灾难。发生的概率和后果都不能肯定，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所能做的事微乎其微。在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大学，一个学院委员会几年前估计一些旧的建筑物也许经不起一次大地震，如果发生地震，这些楼又住着学生，就会造成重大的生命损失。但对这人们没有紧迫感，同时对稀缺的资金人们还有其他的用途。对于该地区大坝倒塌的可能性，情况也是一样。

第三大类风险——从未发生但可能发生的事——更为遥远。如果它们也不造成很大损失，我们可以不管；但如果后果是灾难性的，我们必须尽可能保护我们自己。例子很丰富，有些是技术性的，有些技术性不太强。一场大国之间的核大战的后果一定非常可怕，因此我们和苏联人都把我们国民生产总值的很大一部分用于那些减少战争的可能性的设备和活动上。试图在这个国家做一些预防核战争后果的事情（譬如建掩体）不受欢迎，因为这被某些人曲解为接受核战争的不可避免性。

误解低概率的含义对这一类风险造成的后果最严重。低概率仅仅意味着低概率，它并不意味着一件事永远不会发生或可以设法避免。低概率并不意味着 0 概率，接受这一事实是正确理解的开始。在核战争问题上，人们必须

在认为概率确实无疑是 0 的时候才可以坚持说减轻潜在后果的努力是误入歧途。尽管我们都希望并努力避免这样一种灾难，但认为我们能保证成功而且不必考虑失败只是痴心妄想和傲慢自大。根据罗杰斯委员会的报告，这种对概率的误解对 1986 年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失事也起了部分作用。

后果严重但概率低（但不是 0）或时间遥远的事件还有更多的例子。大陨石对一个城市的影响是可以使成百万人死亡，但由于我们对此无能为力， 我们根本就不去尝试做任何事。我们已提到大气中二氧化碳的稳定增长，它有可能造成全球性的气候灾难。还有核战争。

这一类低概率但后果严重的风险在某种程度上是四类风险中最有趣的， 因为对后果和概率二者的估测必须完全以理论为基础。概率由于不可避免的不定因素来自概率风险估价（后面会更多地讲述这个问题），而估计有可能造成争论和混乱。争论并没有内在的错误——民主制度据说因为争论而繁萦

——而不定因素本身是任何科学事业的合法和可敬的特点。但合法的不定因素为煽动家和技术骗子的行动提供了一个缺口，使他们有可能对国家政策产生不适当乃至最终是毁灭性的影响。使我极为痛苦的是那么多的有关技术风险的国家政策是由律师和娱乐界人士决定的。前者表现得似乎是技术专家， 后者则用扮演虚构人物获得商业成功。二者都是外行。

这一类风险有很多各不相同的例子。我们这个国家还未经历重大的商业性核事故，但这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概率法则——如果概率不是 0，事情是注定要发生的，只要有充足的时间。我们需要知道事情发生的概率及可能的后果，以及降低概率和减轻后果的最佳方式。我们在核工业的管理方面花费了大量金钱（核管理委员会的预算每年超过 3 亿美元），但我们仍不能对“怎样安全才够安全”达成一致的观点。因此我们无法知道什么时候我们做的工作已经够了，应该把我们的努力转到别处。过去的 15 年里核能界在风险分析领域中取得了许多最难忘的成就，也为地震学（地震会破坏核电厂）的研究获得支持作出了贡献。但大事故发生的概率仍异常难以确定。这为恶作剧的人打开了大门，他们利用了不定因素。

第四类即最后一类风险——因技术而略微增加的已知的风险——常常最有破坏性。它包括一大批的威胁，其概率和结果都难以捉摸。不是因为其后果比较陌生，而是因为我们对它们非常熟悉，它造成的附加损害在我们这个本已不完善的世界带来非 常小的损害。典型的例子是少量自然或商业化学物对健康的损害和少量辐射的后果。对污染（出于健康原因，不是出于美学原因）的恐惧有时像典型的恐惧症，然而威胁却是真实的，一个很好的办法是尽一切努力了解它。在估价这些污染物的损害概率时，我们的问题是，尽管它们被大大地夸张，但其影响却很小。在此我们可以作一些一般性的评论， 但每个例子都个案处理，在第二部分中我们将讨论一些例子。

毫无疑问，人与环境中，或者食品或饮用水中的某些化学物质在某种浓度下接触一定的时间会引起癌症。但我们不知道那神奇的接触极限，在这一极限内，某种化学物质是“安全的”，而超过这一极限，它就是危险的。了解化学品致癌作用的重要问题在于确定不同接触方式和接触期限的癌症诱发率，这样才能制定把风险减到可接受程度的国家政策。不可能把风险减到 0， 特别是因为许多最有害的化学物质存在于自然环境中。（花生中发现的黄曲霉毒素是已知最厉害的致癌物之一，但谁会在棒球比赛中禁止食用花主呢？）

困难在于，由于癌症是一种常见病（我们当中有 22％的人死于某种癌症），从统计数字中几乎不可能确定哪些癌症病例是由于哪种原因引起的。有时某些具体形式的癌症可以与同类接触物联系起来——所以我们毫无疑问地知道吸烟目前是美国人肺癌的最主要诱因——但我们无法直接测量在接触程度较低的情况下癌症的诱发率。化学品如果有效用的话，它也被每年 40 万以上“正常”的因癌症而死亡的人数所淹没。（某些专家认为氧气是癌症发生的罪魁。如果有人努力从空气中消除氧气，使呼吸变为非法行为，那一定非常有趣。）

少量辐射的后果也是这样。我们知道大剂量的辐射会造成癌症（或与此相反，可治愈癌症），但同样我们无法知道与普通的宇宙射线和正当使用的医疗或牙科 X 射线相联系的低剂量辐射是否也会造成同样后果。少剂量辐射的后果小得无法测量，也许最小剂量是无害的。但我们并不知道。如果我们要以这样一种方式来管理社会，即不使我们承受过度的风险，但同时又不对轻微的或可忽视的威胁作出过分反应，那么我们就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境地。第十五章将专门讨论这一问题。

最后，我们不得不面对专家们所说的风险防避，这与所有四类风险都有关。到现在为止，我们还未区分一件事的概率与其后果哪一个更为重要，尽管概率低且后果不严重的风险被忽略了——这是常识。人们仍然会问能否把一个事件的概率及其后果结合起来以更好地测量风险呢？概率和后果哪一个更重要？

开保险公司的人觉得这很容易。他们把事件的概率与潜在损失的数相乘，把结果称作损失估计，用它作为最终的风险测量。如果一件事发生的机会是千分之一，但会造成 100 万美元的损失，那么预测的损失是 1000 美元。如果可以找到一家非赢利的保险公司的话，这家保险公司会把这作为最低保险费。这种方法可行，因为该虚构的保险公司也许要负担 1000 份这样的保险

单，这会导致它平均承担一次损失，就用尽它从最低保险费中收集来的 100 万美元。把概率与损失价值数相乘是优秀的经济学，声誉最好的保险公司以这种方式运作，在最低保险费用上加上管理费、利润、广告费，推销员工资、佣金及其他看得见的必需开支。不管保险合同有多大，他们都可以用这种方式运作，只要潜在的损失没有使保险公司破产的可能。（破产就会导致规则的改变，这一点许多曾经孤注一掷的赌徒都知道。）

但人不是保险公司，有一种学说认为较大的损失应看作比损失的价值所意味的损失更大，因此必须把它们的概率保持在比乘法程序所建议的更低的水平上。根据这种思维方式，一次大的损失要比两次较小的损失更糟，即使损失的数额相等。能摧毁 1 万幢房屋的事件所代表的风险比只摧毁 1000 幢房屋的事件的风险大，即使大大大大大大倍。这一推理使得有些公司要求其两位高级主管人员不乘同一架飞机旅行。（他们常常乘同一辆轿车去机场，这样也可能风险更大。）尽管两人分开旅行至少一人死亡的概率要高一倍（哪一架飞机都有可能坠毁），两人都死亡的概率要小得多，而且避免这一灾难更为重要。许多人似乎都这么想。

许多反对核能的论据都以风险防避为基础——尽管大事故的概率极低， 但其后果之严重会使人认为技术是不可接受的。在本书的其余部分，我们将使用理想的保险公司的方法，以概率和损失数值的乘积来测量风险。甚至一些大保险公司有时也会偏离人们熟悉的规则的轨道。1971 年，伦敦的劳埃德

公司被要求签署一份保险单保护卡蒂·萨克烈性酒公司，以备有人可能在那一年捕捉到尼斯湖湖怪。卡蒂·萨克公司为捉到湖怪提供了一份奖金，后来它又突然地（莫名其妙地）担心起它可能不得不付出这份奖金。劳埃德公司无法判断捕获的概率，特别是因为湖怪也许不存在，但它还是签署了保险单， 要求卡蒂·萨克公司支付令人难以忍受的大额保险费用，这笔保险费与任何合理的损失概率没有任何联系。卡蒂·萨克公司支付了保险费，显然它没有讨价还价，没有人假装去计算概率和后果的乘积。（对劳埃德公司来说这是纯利润——湖怪没有被抓住，真是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