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新

摸进人性之洞

周大新

最初吸引我向它走近的，是那些五彩斑斓的花，那些娇美的花蕾、花萼、花蕊和它们发散出的香味，使我一步步向它走过去。

走近之后我才看见，那些花是长在一个洞口的，洞的上方镌有四个字：人性之洞。一侧写着：欢迎入内。

进不进去？我有些犹豫，怕误了正在干着的事。

咯咯咯……就在我犹豫的时候，一阵清脆、欢乐、诱人的笑声从洞里传了出来。这使我身子一震：也许内中真有美景，就摸进去看看！

我于是迈步向洞里走去。

洞口不大，洞里竟是一个世界。

果然是满眼美好景致：白发老人坐在树下含饴弄孙，年轻母亲敞怀甜笑着给婴儿喂奶，夫妻携手漫步林中，兄弟姊妹围着桌子劝酒嬉戏，一群姑娘在河边欢闹，一群男人在草地上笑比着腕力，一群老人在屋角闲说着过去……到处弥漫着一股浓浓的爱意，空气中流溢着轻松和安逸。人间如此美丽，我心里立刻升起做一个人真好的感叹。也就在这时，我瞥见背后的墙上写着三个字：第一厅。我一怔，难道这洞中还有第二厅不成？仔细一看，可不？有处地方画着一个箭头，箭头前写着：第二厅。我来了精神：既是进来了，何不去第二厅看看？

走过一条无灯的通道，果然来到了又一个世界。

这儿没有笑声。我看见一个丈夫正手拿木棍追打着妻子；我看见一个妻子正趁着丈夫熟睡和情人幽会；我看见几个兄弟姊妹正在分家，为一间房子和一张存折的归属吵得不可开交；我看见一个男人潜进一家商场正在行窃；我看见一个女人正高举着一条三角裤朝身边的男人高叫，快拿钱来，否则我就告你强奸！我看见一个母亲正在痛打女儿；我看见一个儿子大口吃饭而他饿着肚子的父亲只能吞着口水站在一边；我看见西装笔挺一脸正经的男人走进了妓女的房间；我看见一个女人解下妓女的衣饰换上白领的制服，满脸神气地对几个下属训话；我看见一个高官收下他人送来的重礼和一信封的钞票后，一脸肃穆地走上讲台说，我们一定要为政清廉……到处充斥着欺骗、敲诈、贪婪、盗窃和寡情，我的心一点一点地向下沉。我正想退回到第一厅去，倏然看见了又一个箭头，箭头上写着：此去第三厅。

也许第三厅有些好看的风景？

我于是又向洞的深处走去，通道里的光线更暗，而且有一股浓浓的血腥味涌进了鼻孔，进了大厅，我立刻被眼前的情景惊住：一个男人正把尖刀刺进妻子的腹中；一个妻子正把毒药倒入丈夫的碗里；一个持枪的男人正在射杀一群老人和孩子；一颗炸弹正在人群中炸响，肉的碎片在空中乱飞；一个儿子正用铁锤砸碎父亲的脑袋，白色的脑浆在四处流淌；两个敌对的军人正同时把刺刀刺进对方的身子；一个姑娘用煤气杀死了她的同伴，然后去搜她的箱子；一个小伙正用绳索狠勒同伴的脖子，直到他咽气伸腿；一个母亲正把邻居的女儿推进井里……血，满地都是血，我被那股浓浓的血腥味噎得喘不过气来。我不忍再看下去，正想扭身回返，空中传来一个喑哑的声音：请进第四厅！

去不去？恐惧使我的脚步有些迟疑。也许第四厅会好看些？

我磨磨蹭蹭地向前走，直到听见那些反常的笑声。第四厅里的笑声令我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我看见一个疯癫的母亲在笑，边笑边把一个木刻的娃娃放在怀里，掏出奶头去蹭它的嘴；我看见两个男人在笑，边笑边热烈地亲吻着对方并脱着对方的衣服；我看见两个女人在笑，边笑边搂抱在一起在床上翻滚；我看见一个父亲在笑，边笑边把已成年的女儿拉进了怀里；我看见一个男人在笑，边笑边把一个女人滴血的心脏捧在手上欣赏……我打了一个寒噤，一种想呕的感觉使我急忙跑向了一个出口，未料到头顶上这时响起了一个冷厉的声音：欢迎来到第五厅！

我睁眼看去，这个厅里灯光依旧很暗。一群人从地下挖出了一具骸骨，急忙焚香、烧纸、叩头；一群军人攻上一个山头，将最后一个顽抗者击毙，可随后又朝他的尸体敬礼；一个男人从容地把刀插进自己的腹部，自杀倒在一个坟头；一个女人丢下怀中的婴儿，平静地将悬挂着的用于自杀的白绫套进自己的脖颈；一个杀人的罪犯双膝跪地和他养的一只小狗含泪告别……我边走边看，不知不觉间来到了第六厅的进口处。

继续向前？可两脚有点不听使唤，我知道自己是害怕看见更加意外的场面。

既然进了洞，就应该有勇气看完。好像有一个声音在劝。

我决定迈步向前……

走出盆地

李国文

大新算是我的忘年交，而且是联系比较密切的朋友之一。

但是，很遗憾，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与他相识起来的，记不住了。也许人脑，如同早期286电脑的硬盘，储存的信息量有限。努力想忘掉的那些年代里的不愉快记忆，常删除不尽；而后来应该记住的什么，就存储不进去。硬盘可以格式化，抹得干干净净，再输入新的信息；人脑却没有这么方便，必须在数十载沉重灰暗的岁月后边，才能搜寻到近年来深刻的一些印象。

这样，我回想与大新的交往，《汉家女》，恐怕是能记住的有关他的最早印象了。我很在意同行在短篇小说上所表现出来的才力。才力愈盛，尊敬愈多；才力一般，尊敬也就一般。我还没发现写不出精粹短篇的作家，能写出辉煌长篇者。这是指现实主义流派作家而言，现代、后现代、瞎现代者不计在内。

那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这篇《汉家女》，写得精悍、精致、精彩，使我对周大新这个名字刮目相看。

这以前，不甚知道他，也就无缘识得。

当时，我在《小说选刊》工作，读小说成了我的职业，这不是什么好差使。读好小说，自然是一种享受；读不怎么样的小说，那就很要命，完全是痛苦和受罪了。

原来我读小说，挑我喜欢的读，一上手，能比较快地进入小说作者设定的氛围。但作为编辑读小说，通常都是从拒绝开始的，一路挑毛病地读下去，轻易进入不了角色。所以，当看到《汉家女》时，孤陋寡闻的我，马上跳出来一个问题，有姓“汉”的吗？

然而小说征服了我，人物站起来了，就够了。即或没有“汉”这个姓氏又如何，读者只要信服了，就不会要求必须百分之百的真实。巴尔扎克说过，“文学是最大的谎言”。看来，只要把谎撒得圆满，不留疑窦，能把人唬住即可。大新的小说无不好看，因为他会讲故事，有厚实的生活积累，有无数惊心动魄的细节。

于是，我被他的笔下那个叫汉家女的媳妇吸引。当她站在边界的河边，望着从火线上下来的打红了眼的人，而偏偏看不到那个曾经得到她一丝温情的战士。那场面，不禁感动了我，也感动了次年度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评委们。我也记不得这篇作品得奖了没有，其实，得不得奖，无所谓；口碑，有时比奖金更要值价些。

从那开始，我有机会更多地了解这位军旅作家。他话不多，属于愿意听你讲，而自己却不大讲的那种作家。有的人同他相反，愿意你当他的听众，而不愿意当你的听众。我想，这无所谓好与不好，是由一个人的性格所决定的。有人如黄河水，滚滚而来，汪洋恣肆，呼啸腾涌，属豪放一族；有人似春江雨，细密如丝，润物无声，沁人心脾，属严谨一派。

周大新是后者，说话轻声细语，行事文质彬彬。

那年头，涌现了一大批部队作家，形成文坛的生力军。他的谨言慎行、不事张扬的性格，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直到认识了许多年以后的现在，他的儿子都读大学了，数百万字小说也问世了，仍是本色不变，这一点，令我折服。

作家基本可分两类。一种他还没动手写什么，全世界都知道他要写什么了；一种很少作宣言，很少讲自己，然后我们在新书架上，知道他又写了些什么。那部得了电影大奖的《香魂女》，也是到了街谈巷议的程度，才知道他写了《香魂塘畔的香油坊》这么一个中篇小说，才去想法找来看。我们都在北京住，有机会在一些公共场合见面，还会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他不是风头最健的一位，因为他不会喝酒干杯，不会猜拳行令，很少看到他眉飞色舞，很少听到他高谈阔论。他是那种春种夏锄，默默耕耘，打理自己地里文学庄稼的人，不到收获粮食的季节，他通常不怎么愿意进入舞台的中心，被灯光照亮。

所以，忽然间，捧出来一部作品，引人注目；忽然间，他的小说改编成电影，造成轰动。在此以前，很少看到相关的报道、消息，就不必怪罪他未能及时告知了。这种不怎么爱炒作的古典主义，在相当物化的商业社会里，有时，真会成为他的致命伤。所以，到嘴的鸭子飞了，是他大概不止一次碰到过的尴尬。

好在，他坦然，安然，淡然，于是也就有了一种难得的自然。很遗憾，我做不到，所以，我常骂街，惹人不快。这一点，我要向这位年轻朋友学习才是。

我一直琢磨，他的这种性格与他的出生地，有些什么因缘。南阳是个盆地，被四周的山围住了成百上千年以后，对居住在其中的人来说，会有一种无形的囿限，施之于身心，天长日久，便化为自觉的拘束。盆地意识，对靠想象力吃饭的作家来说，是极为不利的。记得有一年，那时，周克芹先生健在，每次到北京来开政协会，总要抽空到舍下小坐，每次我都鼓动他跳出盆地。苏东坡走了出来，成了巨人；司马相如回到成都，与卓文君一块儿开小酒铺，再无像样的辞赋出手。川籍作家，凡走出夔门者，皆成大器；相比之下，留在盆地者，就稍逊色矣！

当然，这不过概而言之罢了，不是绝对规律。

盆地有丰饶的物产，悠久的传统，厚积的人文资源，以及在封闭状态下能够保持完整的原生态。正如人走进林子里，往往找不到茫茫林海的感觉，写作，也是这样，有时要有一点布莱希特戏剧理论的间距效果才好。苏东坡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便是这个道理了。周大新在南阳，写盆地，就不如走出南阳，回过头去写盆地。以更广的视野，以更高的角度，写盆地里的人和事，写盆地的过去和现在，便有了新的见地和新的境界。

代表作便是他积数年辛苦写出来的《第二十幕》，在百万字的篇幅中，给我们描绘出那多姿多彩的百年沧桑，是近年来少见的全景式长篇小说。其中，有许多闻所未闻的故事，有许多见所未见的情节，有许多骇异惊奇的人物，有许多耳目一新的场面，有许多深刻隽永的语言，有许多活灵活现的细部描写，生死情爱，烽火铁血，无不写得淋漓尽致，应该说，这是我读到的他作品中，最具其个人风格的一部标志性作品。

我为他拿出来这本尽到作家职责的作品高兴，也为他努力表现出来的文学素质表示祝贺。有一次讨论会，大家说了许多赞扬的话，也未见他多么喜形于色。即使大家都比较肯定这部作品时，也未见他登荧屏，会记者，讲体会，谈感受。还是他的一贯作风，在他的文学庄稼地里，种完这一茬，收了，再种下一茬，辛勤劳作，乐此不疲。

我常想对周大新说，我很佩服有些作家，在书外所下的功夫。营造声势，利用媒体，展开攻势，大造舆论，出场亮相，名流助阵，甚至组织反面文章，以批促香……通过种种非文学的手段，书多卖，钱多赚，在广告社会里，这是无可厚非的行为。虽然，短暂的喧嚣，与作品实际的价值，有时未必成正比。但是，正如一件金光闪烁的饰物，是足金，是K金，还是镀金，经过较长时间的氧化，会出现成色上的变化。然而，变又如何？在变之前，书卖出去了，房子买下来了，车子买下来了。所以，在商业社会里，崇尚“桃李无言，下自成蹊”，“好酒不怕巷子深”的株守主义式的行销策略，我不以为是可取的想法。

从周大新当年出道的《汉家女》，到20世纪末的《第二十幕》，他是靠作品本身的魅力，去征服读者。这当然没有什么错，也很正常，而且，也是依循以往绝大多数作家的常规行事。但是，不能不指出的，大新过分敛约的内心状态，一方面是受到他那盆地的自囿意识的影响，一方面也是与他多少有点内向的性格相关。写作兢兢业业，经营马马虎虎，所以，在他今后更长的道路上，自然还会有令我们刮目相看的作品问世。到那时，我建议，有百分之百的写作，必须有百分之二百的经营。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走出南阳，是第一步；20世纪90年代冲破盆地意识，是第二步；那么，在新的世纪开头，适应变化了的大时代，则应该是响槌重鼓的第三步。

我这样期望着。

大新真好

行者

周大新前些年一直在家乡南阳居住，南阳的文友们便全都与他做了“亲密战友”——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他似乎和谁都能处得来，处得愉快，处得毫无间隔。这恐怕主要是他的善良、淳朴、谦恭使然，当然还有他不凡的成就赢来的尊重。

我和大新年龄差不多，但写作上我绝对是后学。20世纪80年代我正在做着文学梦，写不出来像样的东西，却很关注文坛，时不时翻翻各种文学杂志，忽然间不断看到周大新的名字，便认真拜读，从《黄埔五期》到《家族》《泉涸》《紫雾》《老辙》，以及后来获全国短篇小说奖的《汉家女》《小诊所》等，觉得作品写得大度、老道、有味道，充满了命运感，现实主义加上一点象征手法，把农民的苦难都挖出来了，很是心仪。后来又不断看到一些刊物为他开研讨会、他的某部小说获什么奖等消息。又知道他是南阳人，在军队里做干部，便想有机会结识他，也好向他请教。这里面肯定有追星的意思。大概是1989年，我才有缘见到了他，记得我当时有点会见名人时常有的紧张，但见他一点儿也没有名作家的架子，便放松了神经，与他谈了我读他小说的感觉，也听他谈了不少文学方面的见解。你应该写东西。他说。

我对大新《豫西南有个小盆地》系列小说尤其感兴趣。他曾在《圆形盆地》中说：

在遥远的那个地质年代里，当伏牛山、桐柏山渐渐隆起，把中原西南部的这块土地变成一个盆地时，大自然还不知它要在这个盆地里养育多少人。后来是原本栖居在黄河岸边的一些部落人的南迁，当他们中的一些人发现这个盆地宜于生存停下迁徙的脚步时，便成了盆地人的祖先。接下来是世代繁衍直到今天，盆地已拥有了上千万的子孙。

我在这拥有上千万人的盆地里东游西逛。我见过很多的死人和活人，我同好些个男人和女人交谈；我到过乡村、小镇、县城和州府；我进过茅屋、砖瓦房、洋楼、礼堂；我爬过山、涉过河、翻过丘……这些话我当时读起来心里感到十分亲切，也十分感动。于是我以上面这段话作为引子，参考名家评论大新的文章，加上我自己的采访和感受，写了一篇报道性的文章，叫作《周大新情结》，在地方报纸上发表。文章重点谈了大新小说中透露出来的对家乡的挚爱，没有什么创见，大新见我还说了几句文章写得不错之类的话，给我以鼓励。

他还建议我去读鲁迅文学院，并主动去信联系。他还用别的办法鼓励我。如南阳几所学校编一本叫作《南阳籍当代作家作品选》的集子，由于大新的建议，我的一篇散文以及与人合写的一部通俗小说的一章也被收入到这本集子中。看到自己的东西与大新等名家的东西列在一起，心里当然很得意。

后来根据大新小说改编的电影《香魂女》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我们都为他高兴。在我的建议下，南阳地委宣传部为他开了个小小的庆功会，参加会议的领导由衷地称赞了他热爱家乡人民、描绘南阳盆地变革的感情和成就。那是一个游子对家乡深沉而刻骨铭心的爱。

几乎是每一次去大新家，我都看见他在写东西，要么是读书。我便想：这么知名了，这么有成就了，还这么刻苦。那时候我还不明白作家们一种特殊的心理：总想写出来一部更好的东西。

大概是1991年夏天，在大新的支持下，我下决心摆脱一下比较繁忙的工作，去鲁迅文学院读读书，逼自己写点东西。做通领导的工作后，我刚好到北京出差，就请大新给何镇邦老师写了一封短函，到北京拜访了何老师。第二年年初，我收到了鲁院的入学通知书，赶紧报告给大新。大新说，你应该写两篇小说，到学校后请辅导老师看看。我就构思了两篇小说说给大新，他觉得可以，鼓励我写出来。但是我比较笨拙，两篇小说都只开了个头就写不下去了。后来我明白，这是没有找到适宜于我自己的写作方法之故。到鲁院半个月后，有一天我忽然有所悟，就把我最近做的几个梦写了出来，我觉得我找到了我自己。但我觉得我这种东西刊物上不容易接受，也没有拿给辅导老师看。鲁院放暑假时我把这些东西挑了几篇让大新指导，大新谈了他自己的意见，鼓励我继续写下去。他还介绍我把小说拿给《十月》的一位老编辑看一看，可惜那位老编辑不喜欢我这种东西。

1994年初，我这种小说在大刊物上只发了五六篇吧，大新就写了一篇文章叫作《新拳法——行者小说阅读随感》，在《文学报》上发表，给我以肯定，说我修炼出了一套新的小说套路和修辞策略。这让一个初学者十分温暖。

大新是个堂堂的男子汉，一米七八的个子，浓眉大眼，嘴巴也挺大，脸上棱角分明，但你分明能从他身上体会到一种女性的美，那就是善良。是一种女性的善良、温和、体贴入微，那目光在关注着你，那话语是温暖的，那双耳朵在倾听。与大新交往，就觉得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心里装着别人，唯独没有他自己。他把他性格中倔强的一面全用到写作上去了。

这几年，南阳的几位文友先后患癌症而仙逝，如乔典运先生，孙幼才先生，大新都给了他们很多的关心和帮助。乔典运先后数次住院，大新多次去探望，还拿出来一笔钱送给乔的家人。孙幼才是南阳文学圈里年龄最长的一个，大新为他小说集的出版费了不少功夫，还为他写了序。他患癌症时大新早已奉调进京，但时不时打电话问候，又寄了一笔钱给他。近十来年间，我多次听老孙说：大新真好。老孙去世后，大新在《人民日报》上写了一篇悼念文章：《挺立一生》。写得情真意切又充满着人生哲理，南阳文友们传看后无不唏嘘。相信老孙九泉之下读到这篇文章会得到更多的安慰。他会再一次微摇着头，极认真、严肃地说：大新真好。

大新通透。他对人生和社会思考得很深入，多次在文章中说到平衡、偶然这些哲理性的概念。他在写给一位姑娘的信中说：“我想告诉你的是，人世间有一条规律，这就是人们得到的快乐和痛苦差不多呈平等状态。”他也用这种认识安排他小说人物的命运。因此大新对荣誉看得比较淡。他得到过全国短篇小说奖等奖项。长篇小说《第二十幕》在茅盾文学奖初评中得票最高，这本身就是一种荣誉，我打电话表示祝贺，他只淡淡地说，那可不一定，这东西你不能十分看重。这部大新最为用功、写了十年的有关南阳盆地的长篇到底没有评上，他仍然是一种很洒脱的态度。不过《第二十幕》后来获得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奖，实至名归，这很让人高兴。在这里我要向大新表示我真挚的祝贺。

大新坚强。从出生至今，大新经历了诸如饥饿、贫穷、困苦、突然袭来的灾难等的打击。在一场大的变故面前，不坚强的人很容易被压趴的，但他挺过来了，并将这种磨难所取得的经验转化到他的作品之中，小说写得更加老道了。

大新谨慎。记得有一次他要去郑州，我联系某单位，让他搭人家的车去，他开始同意，后来又改变了主意，买火车票走了。他说坐火车安全。他认为飞机和汽车太危险，但也担心火车会出事故，他估计他最终有一天会死于火车相撞的灾难中。这种心理大新在多篇文章里坦白过：“我害怕的东西很多。我怕高，不愿登高，医生说这是恐高症。修理电灯，桌上再放一个凳子，我登上去就有些害怕。1984年在西安求学时，同班的人大都去登了华山，可我没去，我不敢。我缺乏冒险精神。我惧怕车祸。我每次坐车，不管火车、汽车还是三轮车，我都时刻担心会出车祸。我每次离开济南的宿舍时，都把东西简单整理一下，以便家人日后来整理遗物。”想来这是大新对生命的一种极端热爱的缘故。

但我弄不明白大新人与文之间的一个矛盾：个性的敏感和恐惧如卡夫卡，作品的博大、悲悯和地域特色却如福克纳。

大新严守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的原则，谁为他做了一件什么事，他必有回报，否则心里便会严重不安。记不清楚什么原因，或者他离开南阳之前，我请他和一些朋友吃过两次饭，每一次他都非要回请一次不可。如果我知道他生病去他家看望他，拿了一点儿水果什么的，过后他必会提着什么东西到我家来一趟。这些是大新的优点，但未必是多么好的优点。

大新真好。

我的朋友周大新

何镇邦

在我称为学生的青年作家中，周大新无疑是认识较早、交往较深的一位。从1987年初秋他到鲁迅文学院参加第二期进修班认识他，到今已有十四个年头，这不算是一段暂短的岁月；而这十四年中，无论他是在济南，还是回南阳，抑或近年奉调进京，在京安家落户，我们之间都没有中断过联系；而且无论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彼此遭遇到什么挫折，都影响不了我们师生之间的友谊。尽管十四年后的大新，职位高了，成绩大了，人成熟了，还是像当年那样谦恭地尊称我为“老师”，而且不仅仅是嘴上叫叫而已，他确实在心里把我当他的老师看待。在瞬息万变的信息化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总是急剧地变化着，今天还是好朋友，明天就有可能变成仇敌；有的青年人，为了个人某种私利，可以出卖朋友，至于出卖老师更是小菜一碟。但对于大新，我总可以放心地把他作为知心的朋友，不用担心他的冷淡甚至出卖。仅就这一点而言，我就很感谢大新了。

十四年前那个秋天的一个很平常的日子，身着军装的周大新来到位于北京东郊的鲁迅文学院，参加第二期进修班。这一期的学员，以文学编辑为主。大新是军人，又是作家，且是小有成就的作家，因此在他们班上显得很突出，我也就很快地认识了他。但大新不是那种锋芒四射的人，他腼腆得像个大姑娘，一般是不大抛头露面的。他总是认真地听课，默默地思考，勤奋地写作，同时经常不显山不露水地做点好事，在经济上接济一些有困难的同学啊，帮我们做点同学的思想工作啊，等等。于是，大新很快成为这期进修班学员的核心，成为威望很高的学员。记得按照教学计划我们要选择一位学员为其举办作品研讨会，全班公推了大新。因此，尽管大新于当年的春夏之间已在山东泰安刚刚开过一次作品研讨会，我们还是于当年初冬时节在鲁迅文学院又为他举办了一次规模更大的作品研讨会。记得不仅在京的一些知名的作家、评论家与会，部队的不少作家、评论家也应邀与会，连平常不怎么露面的原总政文化部部长徐怀中同志也来了。大新的作品很有读头，也很有说头，会开得相当热烈，也很有水平。这是我在鲁迅文学院主持教学行政工作的十来年中，为学生举办的许多次作品研讨会中最成功的一次。因此，不仅大新高兴，我也很高兴。

大概在这次研讨会的筹备期间和会后，我和大新的交谈多了起来，但研讨会开过不久，进修班就结业了，大新也就离开鲁院回部队了。记得当时他的工作单位虽然在济南，但由于是搞创作的，家又在南阳，于是大部分时间住在南阳写作。大新是个很能记住别人哪怕一点点好处的人；为他开作品研讨会，本来是我工作范围内的事，不值得言谢的，可是他却一直记挂在心里。1988年6月间，他怂恿河南南阳地区文联邀请我到南阳讲学，他借此机会在他的家乡隆重地接待了我，以表达他的谢意。6月的南阳小盆地，天气已经很热了，可大新不仅安排我的食宿和讲课等事宜，还陪我游医圣祠、卧龙岗、武侯祠，参观汉画馆，往往是忙得大汗淋漓，但是我们都感到十分愉快。我此行的重要收获不仅仅看到了南阳的山川风物，发现小盆地深厚的独特的文化积淀——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交接处独特的文化景观，而且发现在这种独特的文化背景下颇有作为的南阳作家群，认识他们当中的一些作家，诸如二月河、孙幼才、周熠、周同宾等。短短的几天南阳之行，可谓收获颇丰。

但是，1988年初夏南阳之行最大的收获还是认识了大新的一家人，从一个更深的层次了解了大新。大新把我请到他家里吃过一顿颇具地方特色的家乡饭，认识了他的爱人小英和当时刚刚上小学的儿子。小英毕业于武汉大学，在南阳地区一个局里当副局长，是位副处级的干部。可在家里，她则是个标准的贤妻良母，对大新和儿子呵护备至；大新在外忙这忙那，可到了家里却当上了饭来张口的老太爷。贤妻娇儿，大新的家真是够温馨的！难怪他总是要回到家里写作，难怪他有那么好的创作心态。当然，这个小家庭也不是一帆风顺一点小灾难都没有，据说后来有一个时期，小英蒙冤受屈，大新为了替妻子洗刷不白之冤，奔跑于济南、北京和南阳之间，连儿子都寄养在一个战友家里。但是云霾终于扫清了，这个小家庭又恢复了昔日的温馨和幸福。而在这个风浪中，更显示出大新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感和博大的爱心。我听朋友转述大新一家的这段遭遇，更加尊敬大新，也更加信赖大新！

无论是作为一位朋友，抑或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大新的品德都是值得称道的。行文至此，我想起了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赞许柔石的一句话。鲁迅先生这样写道：“无论从旧道德，从新道德，只要是损己利人的，他就挑选上，自己背起来。(见《鲁迅全集》第4卷483页)”大新也是一个处处损己利人的人，处处为别人着想的人，无论是对家人，对朋友，均是如此。因此，无论从旧道德标准或从新道德标准来衡量，他都是个真正的好人。当然，大新有时也有点过于善良了。前不久有一次打电话到他家里找他商量点事，他一直不在，过后他解释说那两天被派到郊区一个宾馆里监护一个被“双规”的干部。他话里话外流露出对这种受贿干部的不理解，身居高位，吃喝不愁，干吗还要索贿受贿呢？这是大新善良也可以说是单纯的一种表现。

大新为人善良老实。可写起小说来却不怎么老实，他总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总是尝试着各种写法，进行各种艺术试验。1987年下半年在鲁院进修时，赶上有一股小小的“文体热”，我大概从那年开始进行小说文体的一些研究工作，不仅在文学评论中试着运用文体批评的方法，在课堂上也鼓吹我的那些相当肤浅的文体论，诸如巴赫金的复调小说，平行蒙太奇等等。这些东西大概被大新听取去了，于是，他在小说中也就付诸实践。大概是1990年春天，他送来即将出版的长篇处女作《走出盆地》的校样，要我践约作序。我读了这部只有不到二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后十分兴奋，不仅为大新所展示的女主人公邹艾的人生道路所吸引，为他塑造的这个带有盆地烙印和时代投影的艺术形象叫好，而且为他的小说文体试验感到高兴。记得我写的序里有一长段是对此作文体的分析，其中有这么一段话抄录于此：“本来，像《走出盆地》这种只写一个人的命运、时间跨度较大、单纯纵向展示的作品，是容易写得单调的，但是，由于作者有比较强的文体创造意识，注意不断地变换叙事角度，渲染叙事环境，把握叙事节奏和情调的变化，并在三个部分里用三个神话故事与叙事主线形成一种共鸣照应的关系，因此使本来容易写得单调的故事变得丰富起来，平添了不少韵味。”唯其如此，我认为这部小说在结构上是大新尝试着写复调小说的一次有益的试验，从文体创造上给予较高的评价。听大新说，这部小说出版前在一家大型文学期刊发表时，编辑由于缺乏必要的文体知识和文体意识，把作为复线的三个神话故事统统删去了。我对此感到震惊和惋惜，嘱咐大新出书时一定要恢复。后来在大新的坚持和在我写的《序》的肯定下，这三个神话故事在出书时恢复了。

翌年的初夏时节，也就是1991年5月，关于周大新近作的一次研讨会在济南军区创作室的筹划下于济南举行。已故的老评论家冯牧应邀赴会，我和北京评论界的一些朋友也都参加了这次济南的盛会。这次重点讨论的周大新的中篇小说《左朱雀，右白虎》，也是一部在艺术上有新的追求的作品。记得1988年初夏第一次到南阳，大新陪我参观汉画馆，面对当年鲁迅先生给予极高评价的出土的东汉墓葬中的墓砖、墓石画原品，真令人震撼！记得当时同大新有过关于汉画与南阳文化积淀的讨论，没想到过了两三年，大新就把有关的文化思考用到这篇小说的创作上来了。应该说，比起“豫西南有个小盆地”系列中别的中短篇小说来，《左朱雀，右白虎》对南阳文化的沉积有了更深入的开掘，这正表明大新在创作上又有一个新的飞跃。我自然为此而高兴。

大新的小说，从题材来看，大体有写军营和写故土两类，有的是把二者打通起来写，诸如短篇《汉家女》。但总的说来，他的小说写的大都是豫西南那个小盆地在改革开放年代里的人和事，诸如“豫西南有个小盆地”系列中的篇什，然后又有长篇《走出盆地》，最后以《第二十幕》这部百余万字的史诗型的长篇作结。作为一个热爱故土的作家，大新始终有一种盆地情结。但近日听大新说，他刚完成一部新的长篇小说，叫《21大厦》，写的是大都市的现代生活。看来，这种题材的转换表现了大新在创作上的另一种不安分，他想在现代城市题材上试试。当然，试得怎么样，要等看了作品再说，不过，其探索的勇气是应该首先得到肯定的。

我在本文的开头说过，大新算是我的学生，更是我的朋友；我不敢谬称知己，但是十多年岁月证明，大新是一位可以信赖的朋友。我们的交往没有什么利害关系，因此友谊似更可靠。下岗之后，白天坐在书桌前读书写作，晚上靠在沙发上面对并不吸引人的电视节目打发时光。这时，偶尔电话铃声响起，拿起电话听筒，传来大新那带有相当浓重乡音的问候声，似有一股暖流传遍全身。这就够幸福的了，难道舍此别有他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