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文玲

叩问灵台

叶文玲

人说如果常常沉溺于回忆，就是年老的标志。年过花甲，当然可归入老年。但我好像没有“沉”更没有“溺”——虽然因为写作，心屏常常闪烁记忆的火花，但我却不大能够真正幸福地沉溺于回忆之中。

是的，能够全身心放松地沉溺于回忆中，不管所回忆的往事是大痛苦或大欢乐，不啻是件幸福的事，就如窗前明月枕边书，总是一种心灵的休闲。我之所以说自己“不大能够”，是因为最近在长篇小说写作暂告一个段落的间歇中，忽然发觉自己这辈子活得很傻，有时候连这种起码的自我调节式的“歇闲”都不会，都不曾。六十余年的生活，抛开青年和中年为谋生存而劳碌不堪的状态自不必说，从进入专业写作开始，照理说能够清闲自在地安排属于自己的时间了，可是，“生就的性，钉成的秤”，在生命的进程中依然故我，仿佛身后老有一根鞭子在催赶着自己，三天不碰“笔”（如今是电脑），那心情，对了，就像老家一句生动的比喻：仿佛狗没有屎吃一样无滋味。

其实，这都是自己逼自己，我的生命状态，永远是一种心甘情愿的自我挤压。

但近日，忽然有了放松的机会——兄长和老伴的校友，也是本人的老朋友，著名评论家何镇邦先生的一份稿约，给我创造了一种休闲的良机——按镇邦兄的编纂要求，这种可贤、可圣钩沉往事式的回忆，使我一下子就“沉溺”其中了。

这一“沉”，就沉入了回忆的汪洋大海，这一“溺”，更教我不能不面对一个严峻的事实——天，我什么时候已经“花甲”了？六十年，六十年，那可是人生的大半辈子，往事并不如烟，血色更会留痕。余生也晚，虽然颇多坎坷，自是没有什么足可教人惊心动魄的经历。但是，虫蚁之辈亦有行迹，世事和阅历毕竟是一点一滴堆积的，即便是寻常人生，毕竟也有那么多往事涛起浪伏地冲击脑海，若要剥茧抽丝，真不知从哪里着手为好。

就手拿起了时代文艺出版社年前为我出的一部“人生笔记”：《六十年的原声带》。

《六十年的原声带》是我的第四十二本作品集——如果不把那八卷本文集包括在内的话。

四十二，是数字符号，但对于我，却与生年有关——1942年是马年，在这年暮秋出生的我，仿佛和马也有了一些命运的关联。

有史记载，1942的马年是个大灾荒年，但在我的故乡——鱼米丰饶的浙江玉环县，好像不曾有什么太大的动静。我对饥馑的亲历，是在青年时代，那时我在山头海角一座古庙改建的一所小学当教师。只影孤灯，食不果腹，就这般清汤寡水的清贫生活，却没教我觉得太多的困苦。因为那时文学托梦，书籍为伴，青年时期勤奋不倦的苦读，支撑并构建了我的精神世界。儿时的文学梦，从十三岁那年在县报上“将名字变成报上的铅字”起，已经愈渐美丽浓烈。自与文学结缘，哪怕命运屡屡向我展露的，是一张严峻的面孔和一条布满荆棘的路，却从未妨碍我对她坚韧不拔的挚爱和追求。

虽然在故乡见识的世界非常有限，但是，与她耳鬓厮磨了我的青少年时代，她自然而然地成了我感情的绿荫，创作的摇篮。二十岁时我远去河南，故乡更像母亲一样，成为我心头永远的思念和牵挂。正是这种打断骨头连着筋的情分，使我在中原大地重圆文学梦后，结集的第一本散文集，便以《梦里寻你千百度》为题，传递着对她的呼唤，而今整理几十年磨墨生涯的结晶，血肉相交的篇什中，全是亲情的沉淀。

人的一生经历，有一定的命运因素，但往往也有更多的性格使然。也许正是“马”的属性，使我注定了像马一样不驯顺于命运的摆布，大半生负重如枷，六十余年日子，“劳碌”是基本的概括。但我亦不以身累为“累”。当在几十年奋斗的路上依次经历过学生、教师、农民、工人、干部等职业，当渐渐见识着变幻无常的大千世界、吞咽过人生所有的酸甜苦辣，当深深体味着世海沧桑安然于而今的荣辱不惊以后，我觉得自己这一生，虽然多舛却可算丰富。从常情说，人过花甲之岁家庭安宁儿孙绕膝，也堪称晚年有福。可是，对幸福有别解、与“满足”二字永不沾边的我，却依然有点“不尽然”，总觉得此生仍有太多的欠缺和不足。

这最大的欠缺和不足，便是生有涯知无涯的“知”和“识”。

书到用时方恨少。虽然自学不倦，却遗憾连书海的小小一角都未游遍；虽然也到过海内外的不少地方，却都不过是蜻蜓点水；虽然常常痴思长绳系日，总归精力有限；虽然亲人无数，却难长年团聚；虽然挚友不乏，也非早晚得晤说见就见；自己也许生活尚可，可是你的周遭、你的亲朋故友、你的邻居熟人，却有种种不幸和困顿……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就是我们的精神“常态”。当无尽的思念充溢心头，当时时陷入无以言诉的惆怅，当面对丰富多彩而又广袤多变的大千世界，你无法不叹息世事古难全，人生太有限！

有了种种叹息，便有我们的文字；有着种种感喟，便有我们的呼吁和呐喊。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完成了长篇小说《无梦谷》。我曾在题记中写道：命运之神安排了生活中的一切，却偏偏不给人们剩下一个“假如”！

现在，我想说的是：假如生活能够从头开始，我仍然不懊悔的，是我所走过的路，我不怨懑我所经历过的一切。假如生活从头开始，我愿意仍然做我自己，重新经历我所经历的一切，包括所有的不幸和苦难。

这种无怨无悔，就是实践了文学之梦带来的自信，这种自信之源，正是文学的力量所在。于是，回顾人生，小结六十余年的劳碌日子，我依然认为：此生最大的幸福，是能与文学为伴。

所以，哪怕再历艰难，只要能与文学同在，我对生活依然充满希冀。

所以，哪怕再过十年八年，我也依然希冀自己起码还是一匹“渴饮一斗水，饥食一束刍”的驽马，是一匹扬镳奔驰不厌远的老马，是一匹“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的好马！

写作是我们的宿命，一本本书稿便伴随终身。但是，作家们都有一本无尽头的书，那就是录刻在他心头的人生笔记。

几年前有出版社约稿时，我觉得为时尚早。因为人生未到尽头，现在就来审视那些脚印，所用的规尺是否得当？真正想诉诸人世的话语是否合了时宜？众所周知，作品不管大小，都有一定喻世或警世的作用，我对一些板正了面孔充当教师爷的作品总是不敢苟同。君不见如今的读者大多是青年，如今的青年才俊聪敏活跃见多识广，如今有兴致读书的青年，更是一些身生绝域“自矜无匹俦”的骐骥。现在的世上很多事，特别是洋洋文学世界，青年们完全可以做我们的老师，哪里还能让上了年纪的我们一味的自以为是，充当令人讨厌的“谆谆教导”者的角色呢！

最怕的就是写成那样一本人生笔记。

人生笔记虽然不等同于个人自传，毕竟是事事亲历件件是实的“写真”，完成这么一部“写真笔记”，用心更可能用血泪。写这样的人生笔记，等于教自己重度了人生。而回忆，如上所说，是我们这个年纪该有的常情；思念，更是最能牵引感情的一瓣心香。

如是一想后，我终于从“暂且放下”的念头中解脱出来，一打开往事的心屏，记忆的金沙顿时如泉涌集。如是一想后，好像不费思索，故乡的山风海月，物产习俗；亲人的音容笑貌，悲欢苦乐；老师的教诲之恩；朋友的相挽之谊，全都化成了最简朴的“原形”，活生生地在我心头翩然而现，用不着捕捉，用不着编织，一切的一切，全然本本真真地来在眼前。而当我不无感戴地回首一个个的“他”和“她”；当我搬出那上百本影集，检视这几十年走过的山山水水，特别是凝视那些已然“作古”而音容宛在的老师同学亲朋好友时，我无法不心头滚烫而又热泪潸然！哦，此生最可宝贵的日子在刹那间融会，此生最值珍视的人与情，都在这本书里齐集，此生有关小说和散文甚至是风花雪月的“说道”，也在这里袒露无遗！于是，我终于不无感慨地明悟：这一切，就是我的一生，正是这一切，组成并丰富了我的人生。

当我终于将这些可贵的金沙一颗颗地装入记忆的小舟时，我欣然觉得：那真是一艘思念的诗船，它使我将六十年的人生“原声带”，真实地奉献在读者面前。

书写（回忆）至此，忽然又想起了另一部也在同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三生爱》。我同样地感慨万端。

在北京召开《三生爱》的讨论会时，众多朋友冒着寒风来为我的《三生爱》把脉，对于这番深情厚谊，我想，只道一声感谢，当然是太轻太轻了。

但是，也只有这声最起码的感谢，多少能表达这一为我铭记的厚谊深情。

对于文学，对于几十年来矢志不倦的写作，在面对非常熟知我的创作状况的师友面前，在大家为之如此苦口婆心地论说以后，我想，无论我说什么都是多余的、浅显甚或是言不及义的。时间如此仓促，那天，在将讨论会的时间一再延长、许多评论家朋友准备了发言稿却没有来得及说的情况下，我更无法细细报告在长达五年的写作和修改过程中的万般思绪，只能趁难得的机会向师友们叙述一种心情。在巴金先生倡导并建立的中国现代文学馆开作品讨论会，这心情如果归结为四个字，那首先应该是：实话实说。

我曾屡屡说过：书是我的第一情人。自与文学结缘，我就“命定”了要与它拥抱终生。哪怕这条命运之途永远荆棘丛生，也不会妨碍我对她海枯石烂至死不变的一往情深。

这段话，是我几十年坚持文学创作的“老底”，也是为什么五年前我刚放下完稿的《常书鸿》，本来想休整一下，却又一次“迫不及待”地进入了《三生爱》的创作的根本缘由。

我们无法否认，我们笔下的人物，很多时候是我们心灵的影子，我们的外部世界有着太多的嘈杂，我们的内心世界，却常常孤独无比。对于真正有定力、能够坚定地守望自己精神家园的作家来说，孤独是无形无痕的精神状态，孤独也许正是作家特有的巨大的精神财富，孤独促使其更沉静地思考。所以，我很赞成这个说法：每一次写作，都是作家自己与笔下人物的邂逅和交谈。在沉淀了无数孤独而不无痛苦的思考后，终于又一次打开了心的一角闸门，任思想的洪流倾泻而出，在倾诉中再次咀嚼感悟并宣告人生的意义，这便是我们的职责和良心所在。

我的许多小说就是这样的产物。《三生爱》也无例外。2003年春，我第二次出访美国。当我在“9·11”的废墟前沉重而忧伤地徘徊时，面对那抹阴霾的暮色，我突然感悟了眼前的有霄壤之别的两重世界，也感悟了人生幸福的真正要义。这种前所未有如醍醐灌顶的感悟，不光注定了本书主人公无可逃遁的命运结局，更使我郑重地省悟了人类的共同而至高无上的目标：和平。

和平是人类幸福的根基。

在这个大目标下，其他的一切欲望和追求都相形见小而微不足道。虽然要达到这个目标，要有许多惨痛的血流成河的付出，但是我相信人类最终也是最大多数的根性是趋善趋和的，必然要为这个目标的实现而生生不息地一代又一代地奋斗。

所以，哪怕再历艰难，只要能与文学同在，我对生活依然充满希冀。多年前我亦曾以一篇小文表达过：百年了悟唯一字，这个字，就是“爱”。人类之所以绵延世界，爱是支撑一切的根基。为了和平，为了爱，我们更要鞭挞邪恶，珍爱亲情，珍惜生活。

这部小说的原名叫《无桅船》，船与桅的关系，为什么会“无桅”？书中已说得很透彻。之所以改成《三生爱》，是因为社长出于“卖点”的考虑，说服了我——小说书名最好不要太典雅，最好有一个既能吸引读者眼球又有寓意的。我同意了他的建议。这当然是外在因由，内里的因由，就是源出于我在写作过程中所深切感悟的“爱”。

三生爱，既是三生之爱，也是三代人的爱；三生爱，是爱的盟誓，更是爱的苦斗，爱的礼赞。能寻觅到真爱，能享受到挚爱的人，是多么幸福！可是，世上许许多多欲寻欲得的人，就像一位评论家深刻指出的：更多的时候，只是心灵的呼唤，只是一种“独语式的精神访问”。

也许，正因为这样，才有文学，而文学的本义，文学的宗旨，就源出于这个神圣而又艰难的字：爱。

现在，当我将这缕缕思绪归结成这篇真实而零乱的文字时，却想不出一个很好的题目。眼睛再次扫向书架，看见了兄长叶鹏前些年赠我的一本书：《灵台叩问录》。

熟知我经历的人都知道：我的兄长叶鹏在我的人生历程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于他，特别是青少年时代，在许多时候，我都是“言听计从”的。众所周知，灵台，周台名。灵台即心灵之府，叩问灵台，即是心灵的审问，人心的探究，是真伪美丑与善恶的辨析。

鹏兄在序言中引了皮日休的话：“慎杖我心，俾平如砥。”就是讲的自我克制、自我鞭策和自我砥砺。这也是文学的一种责任。

多年前，我曾对鹏兄说，你是校长又是教授，教绩卓越，平常教惯了学生，谆谆循循；但写散文，不可总有这种理长情肃的“教师”味，否则人家不爱看。鹏兄在随后赠书的扉页中这样题写：是你教会了我写散文。我们兄妹间常有这样的友爱和调侃。但他这本以《红楼梦》人物说事的随笔，言简情浓，颇有真知灼见，更有信手拈来悉成话题的大况味，这个书名，令我佩服。于是，我也“信手拈来”，权且借用。自己老哥，不会与我打笔墨官司。

而更重要的是，我想，我们与文学，一言透底，就是要无日无休地叩问灵台。

千里闻铃音

叶鹏

三十年前，在那些个用辘轳把摇落红日的黄昏，我不止一次涌起这样的渴念：假如文玲这会儿来看我，她会和我一起摇这辘轳，深深的井底将映着她的两条毛茸茸的发辫，空旷的四野会飘散着她天真的笑声……然而陪伴我的寂寥的，却始终只有这大坟丘一般的邯山，这块渗透着我青春热汗的黄土地。

我爱文玲。她不但是我的众多弟妹中最教我喜爱的一个，更因为命运的独特牵连——我没想到，当我自己莫名其妙地被戴上“右派分子”的有罪枷锁时，罪枷的阴影首先笼罩的是她。

一

那时她才十五岁！

那时她奋发自强考上了省内的重点中学——黄岩一高，她在给我的信中叽叽呱呱地叙说着她的憧憬。她说：“大哥，再过半月，我就要去报到了，我真快活！现在，我常常有滋有味地想象着过了三年后再去报考大学的情景，我一定考中文系，我要考北京大学，北大不是比复旦还有名气吗？我一定要上北大！”

妹妹的这封信犹如报春的小鸟，每一句每一声都是快乐的鸣啭。可是，彼时我尽管为之庆幸，却无法提笔回信，挨了半个月后，我才硬着头皮告诉她：“得到你录取的消息，我很高兴，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在这次‘反右’运动中，我竟成了可耻的右派……”

写这封信时，正是我离开复旦的前夕。当我被驱使着在一份什么“材料”上签上名字时，连日来纠结于心的愤懑、鄙夷、委屈等，在这一刹那，一起化为麻木。我一面心如木石，一面却怀着一种异样的摆脱感，悄然踏上了北去的列车……来到豫西这个叫海资的小村子后，我忍受着心灵被磨成齑粉的痛苦，唯一的慰藉是给文玲写信和盼望收到她的回信。因为，在我上大学的四年中，家信总是由她执笔，她的信写得总是那样喜气洋洋。在复旦的四年中，她的每封快乐小鸟似的回信，不光令我，也令与我同宿舍的三名伙伴开怀不已。

终于，她的回信来了。

“……大哥，我被退学回家了。前天是周末，我突然被叫到教导处……我们同宿舍的五名学生，有三人同此命运。我被‘退’的原因，当然是由于你……“大哥，我现在心老像被什么啃着似的疼。回家已有一周，每天夜里都失眠，每天清晨我都心惊肉跳，最怕听见学校的钟声……我再也不能上学了，大哥，我多想多想读书啊！我难过得真想自杀……”

我的心沉下去了，眼前一阵发黑。我分明感觉到，那日宣布划为“右派”时，我都没有这么沉重过。

二

并非我过分杞忧，在这样的时候，如此严酷的失落和剥夺，对一个如嫩苞初绽的女孩子，将意味着什么？

文玲并非诞生在文学之巢的孩子。算上异母所生，我们这个大家庭共有兄弟姐妹十一个。文玲在七姐妹中排行老六。从哪方面讲，都不会在家中最受宠。偏因她幼时聪颖活泼，连我那平素对孩子甚为严厉的父亲也很喜爱她，姐姐和我们几个大孩子出门，也最愿意带着她。童年嬉戏的笑声和梦幻，一一沉落在后院的花荫鱼池下。多少年后，文玲以《摇出一叶荷露》为题，记叙了童年时的稚趣。的确，文玲首先深深印在我脑子中的形象，便是一个扎着双丫角活泼调皮的女孩，她常常像只小猫似的，爬过窗台，溜到我的房中看我所写的诗和日记，在她混沌初开的时日里，这是最能进入她心扉的事。

正因为与文学的亲缘，我们最相爱。如今，一切甜美的迷恋和向往，都被生活这沉重的一击粉碎了，从此，浓重的阴影将伴随着文玲的芳年，这是我最不能忍受的。不过，我不相信文玲会从此一蹶不振。我一向认定，她比我更多文学天赋，她幼时的痴迷书籍，上小学便显露的作文才气，以及上中学后，她不断给我寄来的一篇篇习作，特别是她十三岁那年在县报上接连发表的小小说，都使我加强了这种“认定”。当然，更重要的，是她的气质，她那秉承母亲遗传基因的那颗敏感而极富同情的心。

我在如火的焦灼中给她写回信，一封又一封，勉励、劝慰，天南地北，古今中外，谈诗说词，我知道无法帮她找到司天的巨杖叩开文学的大门，但我想首先要燃起她心灵的火焰，鼓起她生活的勇气。所幸的是，那时我尚有通信的自由，这种自由使我能够把全部的爱心都煎成浓浓的汁液，倾倒在给文玲的长信中。

文玲终于振作起来，她愈来愈在感情上依附我，她给我回的信也是长长的，一封又一封，倾诉着一个十五岁少女的忧喜苦乐。终于，她告诉我心情已渐渐轻松，现在和生产队的乡亲们一起下田劳动，很累也很充实，实际上乡亲们无需她做什么重活，最愉快最派得上用场的是晚上让她给大家记工分……“我很可自慰了，哥哥，不消多久，我就会成为一个内行的种田人呢！”

终于，又有了一个“特大喜讯”——1958年6月，她在《东海》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我和雪梅》。

我忘了收到信那时是中午还是黄昏，只记得读信的当儿，眼中一片湿润，窗外的土坡黄得耀眼，而我那眼窑洞外唯一的一棵枣树，强烈地飘散着枣花的芬芳。在风风雨雨黄黄绿绿的年华代谢中，没有什么比这个消息，更能使我感到新的生机和春的消息。

三

我是深夜三点回到故里的。

汽车行到离家乡五十多里的小站时抛锚了，司机声言明天再走。我不想等了，从大学二年级后，我就没回过家，现在，已经过去五年半了，再也不能等了。这是1960年。1960年的这场“摘了帽子”后的第一次探亲假，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

我提着那个用破被单扎成的包袱，一口气走完了五十里崎岖山道。快到老家楚门时，我的脚步却放慢了，“近乡情更怯”，没有人比我更深地体会到这句诗的意味了。

我的敲门声使母亲怆怀不已，母亲的喜泪冲去了我一路风尘。当我狼吞虎咽地吃完她给我做的两大碗米饭时，我才发现妹妹不在家。但我随即记起：文玲在农场，她为响应“大办农业”的号召，到海边的荒滩干江农场劳动已经半年多了。这些年，她在创作上出现了晨曦，生活却一无转机，青春而柔软的额头，接二连三地碰壁。

不知为什么，我是那么急于想见到文玲，这些年，频频的通信似乎远远没有倾吐完我想对她说的一切。在邙山的这几年，我仿佛已经度完了人生的全部岁月，我还想告诉她我所体验、感受的一切……母亲自然知道我的心情，天没亮，就让弟弟去三十里外的干江报信了。

她回来了，啊，文玲！

文玲提着小包，倚着门框，红扑扑的脸颊挂着一串亮晶晶的热汗，她望着我，惊喜而羞赧地笑着，那完全是一个成熟而沉静的姑娘的笑容。

我几乎立刻垂下了双臂，呆呆地望着这个十八岁的已经长成大姑娘的妹妹，哦，是的，从此以后，我不好意思再抱她，她也不会再小鸟似的像以前一样扑到我怀里来了。一刹那间，伴随着异常的欢喜，一丝莫名的惋惜和惆怅也涌上心头。

但我并没有长久地惋惜和惆怅——文玲交给我两大本厚厚的日记：“除了我给你写的信外，大哥，这几年，我所做所想的一切，全在里边了……”她说，眼里分明闪着晶莹的泪花，“我记下这一切，好像就是为了有朝一日给你看……”

我心头怦然，眼眶不由得也热辣辣起来，因为我看到那第一本日记，原是我在复旦参加“科学时论会”得的奖品，扉页上还有我当时的题签：“送给文玲妹妹——六一的礼物。”第二页上，是文玲上中学时的班主任也是我当年的中学老师为她画的一株蜡梅。

“我现在才明白了老师画这蜡梅的寓意，梅花香自苦寒来。大哥，你说是吗？”

读完这两本娓娓述来的日记，就如自己的灵魂也受了一番涓涓清流的淘洗。我没有了半点惆怅，而且还非常欣慰——文玲长大了，成熟了。从她日记中所显露的才情，所透示的对生活的沉思，我又一次加强了这种认定：是的，毋庸忧虑，毋庸急躁，她早晚会驾驶生活之舟，驶向文学的广阔海洋的。

我并没有虚盼妄想。她在日记中所记载、所描述的生活，二十年后，一一被她写在了长长短短的作品中。从这个角度看，苦难，正是人生的老师；不幸，正是一所最好的学校。

四

值得庆幸的是，噩梦般的日子终成过去。

书架上整整齐齐地放着文玲自1977年后陆续写的十五本书，加上在各地报刊发表的，共计二百多万字。从1977年她再度恢复创作至今，不过十年。

我的眼前再次涌现出那些年的情景:

背着孩子，她骑车几十里去工厂上班。十年中风雨来去，我记得她说过的一个数字，“大哥，我在这条路上摔过不下二十次跤……”

背着孩子，五口之家，她付出了加倍的辛劳。背着孩子，她照样读书写作，她1982年以前的十万字的作品，就是在那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在烟熏火燎的间隙，趴在缝纫机上写下的。也许正由于这一切，她才有了《藤椅》《卧铺》《篱下》和《第六个成员》，有了这这那那的作品，有了这这那那的吟诵和感慨，在用自己血汗浇灌的领地中，她精心着意地描摹她的《长塘镇风情》，唱出了一首首“独特的歌”。

她在条件极差的生活环境中，始终保持着可贵的热情。多年的超负荷运转，使她的肌体大伤，病痛频频袭击。但是，即便如此，她也不想把已经升起的生命帆篷轻易降落。我总觉得，我的这个妹妹，既同于又不同于同时代的其他许多作家，她是真正从底层，靠自己的无畏和奋勇，靠不屈的意志和毅力拼搏出来的。正因为是顶着石头生长的小草，她才有更多的冲力，这种冲力伴随着她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而今，我好像再难有那种心情，从头道及她自从1962年来到河南以后的经历。对此，文玲在自叙、小传中写过不少。的确，如果不是我这做哥哥的牵线作伐，文玲也不可能与中原大地相亲二十余年。实在说，我当时的动机，除了想报答我的诚挚的朋友同班同学王克起外，也不能排除文中开头忆及的感情。血缘使我们兄妹相亲，而磨难更把我们紧紧地捆绑在一起。

对生活的热情和对事业的不倦追求，正是我对文玲不是作为妹妹而是作为作家的钦佩之处。这十年，她奔波各地，硝烟刚熄的前线，路途遥远的边陲，深山孤村，海角小岛……足迹所至，步步留痕。1981年和1987年出访菲律宾和联邦德国，她都以众多的散文篇章记叙了所见所闻。这些年，她像一只自由的鸟儿四处飞翔，婉转啼唱，报刊上每隔不多时，总会出现她的名字。

1986年夏，文玲带着一腔蓦然翩飞的乡思，携家带小地回到了浙江。7月中旬，《河南日报》刊登了她给中原父老的告别信：《极目中原情丝长》。读着这封信，多年不曾汹涌过的热泪，潸然流过我的心田。是的，她是应该回去的，为了她所思念的那片绿土，她是应该回去的，她对得起那片绿土。这十年，对这片绿土的吟咏，几乎成了文玲创作的主旋律。

五

还在文玲的那本包括了十三个中短篇的《长塘镇风情》1983年结集出版时，我曾应出版社之约，写过一篇序言。我说过，表现生活和灵感的温情的摇篮，是每个作家终究要偿还的一笔相思债：岁月的筛子，不仅不能隔断童年记忆的阳光，反而使它化为诗意的彩蝶，翩跹入梦。的确如此，故乡，陶冶了文玲的艺术个性，也培育了她丰富的创作灵感。

当她痴迷执着握管如恒地倾诉着故乡的一个又一个、一群又一群的普通人的不同命运时，作为她的哥哥，我自然比旁人更深刻地察知她的笔下人物和她自己的内心世界。比之当下许多创作气势磅礴的作家，她现在还显得柔弱，但她善于避己所短，悄悄地开掘着另一个广阔的世界——心灵的世界，默然而有韧性。从她1980年发表后获奖的作品《心香》中，我惊喜地发现了她在认真进行着那个“说出人的灵魂的真理”的实践。也是从《心香》开始，她渐渐坚定了艺术探索中的那项最艰苦也是最辉煌的掘进，对美的寻找和发现。

我清楚记得文玲写作《心香》的起始。那是1980年早春，我应邀去三门峡进行为期三天的讲课，正在洛阳采访的文玲也被同邀。于是，在我讲课完毕回到住处时，我发现了《心香》的最初文字，这是一个美被毁灭的故事。当时，我分明觉得家乡潺潺溪水也已注入了她的心田……从此，文玲紧紧地抓住了“美”这根进入人的心灵的引线。在《心香》以后，《井旁的柚子树》带着浓郁的芬芳，《青灯》闪着幽微而又烛照人心底处的光亮，《小溪九道弯》流淌着一河水上漂来的欢歌。这些一一呈现着我们那个明媚的江南小镇的风情画，就像一道道美丽的彩虹，组成了一种令人迷恋的意境，她总是在轻轻地深沉地奏出生活的诗情时，传递了自己的美学理想。她的大多数作品的人物、画面、语言、旋律都好像经水洗涤，清净明朗，一尘不染，在完成美的创造的同时，也造就了一种独特的境界，在这样的境界中，痛苦也是美的，眼泪也是甜的……说实在的，我对文玲作品的研读，远不如很多专门研究并评论过她的评论家。但有一点却是我比他们更知底蕴，那便是文玲笔下的人物的“来处”。许多时候，我为她笔下跳出了尼姑墨莲、卖菜舅公、担水佬新福、瞎子金涛和他的母亲、画家邬龙、教授古森等人物而惊异，因为他们生存活动时，她不过是个丁点儿大的小丫头。那种种故事，那种种画面，是如何印到她的心屏上去而后又触遇成形的呢？

看来，这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她聪颖好学，刻苦勤奋。因为，“当手在挥笔疾书时，是心在熔化”(缪塞语)。对一个作家来讲，也许更重要的是天赋和气质。文玲的艺术气质是清净明朗的。有时候我更喜欢读她的散文。那些情真意切的散文和小说一样，总有一种清秀淳朴的抒情气氛，它们抒发着对美的欢欣的亲昵，对苦的温存的抚慰，对生活的不倦的热情。无怪她的一些感情真挚文采华美的篇章，曾被收入中学生的课本和“课外阅读”中，像《西行拾趣》《楚门杂咏》《溯水走黄龙》《洛阳诗韵》《道不尽的杭州》等，都能充分体现她的艺术才华。而她为我的两位或故去或健在的同学所写的两篇报告文学《美的探索者》《假如生活从头开始》，都可说是她作品的上乘。

文玲生肖属马，她特别喜欢马，她在许多文章中都抒发了自己爱马的感喟。河南文坛的诗翁苏金伞，是文玲的热心扶持者之一，苏老曾亲书咏马诗的条幅勉励文玲，诗曰：

嘶发月欲晓

蹄翻草色新

驰驱不厌远

千里闻铃音

不光是文玲自己，我也非常喜欢这首诗。它不但意境清奇洒脱，又巧妙地把文玲的名字与生肖融合在一起。现在，对我来说，这首诗仿佛也是种预(喻)示。不是吗？和我同在中原二十余年的妹妹终于远去，以后，我唯愿她年年驰驱不厌远，常常“千里闻铃音”！

直击老妈

王海靖

我大舅有一句四字名言：“男人难人。”这句话想必是从他自己几十年的生活经验中总结出来有感而发的，和我妈妈应该没有什么关系。而我在成为一个大男人之前就已经算得上是一个小“难人”，则大部分是拜我妈所赐。

我作为一个名女人的儿子，从读小学开始就渐渐明白了这个道理。那时老妈——确切地说那时还不老——已经越来越有名气，这倒还不要紧；要紧的是班主任（照例是语文老师）也知道了；这也还不要紧，要紧的是她（小学班主任照例是女人）开始把我的成绩和我妈的名气联系在一起。大小考试中偶有失手，便会招致某种程度的疑问：“你怎么会考不好的……”潜台词是你妈怎么会让你考不好的？而考得好便被视为理所当然。三年级开始学写作文，许是家教渊源，我的作文尚属通顺，时不时地被老师拿去做一两回范文；老师在台上读，台下的同学们则是一副见怪不怪的表情。碰上有一两次发挥特别好的时候，连老师都会把我拉到一边，很委婉地问我：“是不是你妈帮你修改过了？”天知道就为了怕这样的误解成为现实，我从小到大一篇文章都不曾拿给我妈看过！

学习成绩倒也罢了，因为一直还说得过去，可是还有德育成绩呢！少年人顽劣是天性，而在我身上这天性又很有些异常，异常地顽劣。由于在学校里闯了不大不小的祸而请家长，已成了家常便饭，也果然到了家常便饭的地步，一个星期没有接到老师的通知到学校去一趟，连父母也会觉着奇怪。请家长的时候母亲是从来不去的，一来是（照她自己说）没有时间，二来是（照我自己想）她觉得有失面子。的确，在别人身上顺理成章的调皮捣蛋，在我身上就有些不可思议。有老师问我：“你妈怎么会教出你这么个调皮的儿子？”我无言以对。我觉得这个问题需要我妈和我一起向老师解释一下，三方共同探讨，方有可能找出一个合乎情理的答案。可是母亲从来不给我这样一个机会——话又说回来，我也不想给老师这么一个机会，倒是父亲常常有这么个机会。他老人家彼时在一所中学当校长，也是经常大会小会发言，领导着中学老师却被儿子的小学老师教育，在颇具幽默感的他看来是一件很滑稽的事；另一方面基于男人与男人之间的相互理解，父亲比母亲毕竟好说话一点，当然也不排除他去得太多，已经习惯得无奈了。

因为自己的不够含蓄和不够内向，从小我就是和母亲争执最多的一个。大姐温顺，二姐乖巧，看在妈妈眼里都只有疼爱的份儿。我继承了母亲性格中的自尊、敏感和父亲性格中的耿直，渐渐演变成一种执拗。虽然没有到不讲道理的地步，但是也已经很容易觉得别人不讲道理，凡事好与人论是非曲直，而不太顾及时间地点情形，更无论方法策略，曾经有两次与母亲力争不让，直气得她老人家“肝儿颤”，事后想来也很后悔，而一直不曾向她当面赔不是。照我那时想来，“吾爱吾妈，吾更爱真理”。直到一次有朋友一棒打醒我：“哎呀真是的，跟你妈还有什么大是大非！”我茅塞顿开。从此不再与老妈发生大争执，偶有小摩擦，往往点到为止，总之不把她气得“慈容失色”就是。

小时候曾经有客人半开玩笑地问我：“觉得妈妈好不好看？”我颇为认真地回答：“作为妻子来说可能不漂亮，但作为母亲来讲很美。”一旁的父亲笑了起来，说了一句：“胡说八道！”可见在父亲眼里母亲为妻也是美丽的。我曾经见到过母亲年轻时的照片，长长的辫子，秀气的瓜子脸，黑亮的眼睛里闪动着一种她们那个时代的人特有的纯真的光芒，确实也很美。岁月流逝，母亲不再年轻，光洁的额头上已经添了许多皱纹，中年发福，瓜子脸也变成了一团和气的圆脸，用二姐的话说，妈妈“胖得很可爱”。长辫子早已消失，在我记忆当中母亲永远是一头短发，而现在也日见稀疏了；只有眼里的光芒永远是温和而坚定的。

母亲的坚定，是对于她所挚爱的文学事业而言的。小时候，我一度睡在她的书房里，记忆中最深刻的便是每次夜半醒来，都会看见她在台灯下伏案挥笔的背影。也许这对于每个作家的子女来说，都是一种很平常或者说很正常的经历，但它也确确实实让我感到了母亲的刻苦与执着。尤其是当她后来罹患了“坐骨神经痛”这一职业病的时候，在坐椅上铺了两层厚厚的垫子，咬牙坚持写作；有时实在疼得无法忍受，便趴在写字台上，而笔仍是不停。照我想来，母亲是确实准备履行她“直到生命最后一刻，手中也依然握着自己的笔”这一诺言的。但事实上，这一诺言很有可能无法照原样进行。因为母亲从1991年便开始换用电脑打字，总不能说“手里仍然握着自己的鼠标”吧？但这种精神是不会改变的。我也相信母亲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依然会是在写作或是牵挂着写作。有好几次她半认真地说写完手上的东西就要停笔了。写《无梦谷》时她这么说过，写《秋瑾》她也这么说过，出文集的时候她说了好几次，而直到现在她的笔也没有停下来，看样子也不会有停下来的时候了。

我妈换用电脑打字写文章，最大的受益人是我爸，最大的受害者是我。没“换笔”的时候一直是由我爸替她抄稿子，因为我妈文思“泉”涌的时候，笔墨往往尽作狂草，不但编辑大人不可能认得，连我爸有时也不认得。以往常常是我妈在一个房间里写，我爸在另一个房间里抄，往往先听到爸在喉咙里咕噜一句：“这是什么？”于是召唤我们三个中的一个过去；过去了先把那处不认得的地方指给我们看，希望有认出的可能，往往不能。于是“拿去问问你妈”，就去，妈也要先看上一会儿，然后告诉我们是什么字；碰上有两次她自己也无法辨识，于是愤怒：“为什么不早拿来？”——不是笑话，实是事实如此。我爸就这么着替我妈抄了二十多年的稿子，编辑大人看到的大多是我爸那飘逸秀挺的字，识我妈手写真迹者稀！而终于“俱往矣”，除了我没人怀念那个时代。

如前所述，我在大学读的是计算机系，理工科学计算机有点像文科学外语——到哪里都是给人当工具使。在单位里没当成工具，在家“工具”得厉害，使用者自然是我的娘亲。说起来不怕笑话，我妈从1991年用一台286开始打字，坐在电脑前的累计时间恐怕比我这个专业人员都长，但一直都没有记住将文章从软盘拷到硬盘这一最简单也是最应该搞清楚的问题，从硬盘拷到软盘也是一样——不会。我只得把整个拷文件的命令全都写下来，老妈每次需要拷贝文件时必定打开她的小本，一板一眼（所谓的一板一眼是这样的：老花眼镜架在鼻尖上，看一眼小本，从键盘上找一个字母，敲一下，再从眼镜上方看一眼屏幕）地照着打，而每次必定漏掉点什么，不是空格就是后缀名。而后她便开始打传呼，要我来救驾。常常是出了故障后，我在远处握着听筒，她在家里握着电话的另一头，先由她（或者我爸）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把屏幕上显示的出错信息拼给我听，我再把应该键入的命令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拼给她听，中间夹杂着“等一下我拿支笔记一记”之类的句子。电脑升级飞速，家里的286也是先变成486，然后又变成奔腾，直到现在的奔2笔记本；硬件更新了，软件也得上去呀，WIN95的时代再用DOS无论如何都显得笨拙；可她老人家无论如何都跟WORD过不去，还一直把它念成“沃特”，听起来如同WHAT，稍通英语的人听了必定一愣一愣的。我不知道是否所有用电脑写作的作家都应该有个学电脑或懂电脑的亲戚，我只知道我妈必须得有我这么一个学计算机的儿子，才能用电脑打出文章来。

关于我妈与电脑之间的苦乐，似乎不必再说，单就《我妈与电脑》这个题目做一篇文章便有许多可写。总而言之，老妈对于电脑可以用一句话来解：“年纪有一大把，问题有一箩筐，笑话有一大堆。”都说出来恐怕有损光辉形象，就此打住，“闲言碎语不要讲”，表一表我妈最拿手的绝活儿——做菜。

记得以前曾读过一篇文章，内有一段话大意是当今女作家无不以写作之外的某些特长为荣，或擅编织毛活儿，或长书法绘画，或能抚琴作乐，或精烹调厨艺，“写作算什么？只不过是蛋糕上的樱桃！”结论如此。我在餐桌上向妈转述此意，她笑不可支，夹了一筷子菜放在我碗里：“喏，给你樱桃。”妈的确烧得一手好菜，凡在我家做过客的各路亲朋好友无不称道，更有张光年老先生推为“女作家中第一”。虽有过誉之嫌，但也有几分符合事实。妈从小生长于江南水乡，从外婆那里带来了南方菜手艺；兼之在中原旅居三十余年，学会了北方菜的重火重油重味；烹煎炸炒煮熬烘焙，样样精通，连她自己也无不得意地说如果不写作，去开饭馆也准保能成功。可谁都知道她把这“樱桃”看得太重，这个“如果”是万万不可能的，可能的倒是经常把“蛋糕”丢掉。自从大姐也远渡重洋后，家里就只剩下爸妈和我三人而已；常常是我和爸两个已饿得饥肠辘辘，而老妈依旧兀自在那里一板一眼地敲打着键盘，爸是早已习惯了这种待遇，我是发懒，我们俩也都不敢去催：万一她写在兴头上，被我们打断了思路，“食无着”就不仅仅是这一顿的事了。所以在我们家，上午十点吃早饭，下午三点吃中饭，晚上九点吃晚饭都不是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近两年我自己工作渐忙，常常在外打理五脏六腑；妈妈本人会议兼应酬偏多，也是动辄“不回来吃晚饭了”；只是苦了退休赋闲的老爹，经常是妈做一次菜他就吃上两三天。“彼虽不言”，我想他偶尔也会遗憾自己没能有妈妈的那手烧菜本领，更令人遗憾的是妈妈的三个儿女也都没能尽学其中精义。我自不必说，在厨房里唯一会做的便是择菜、洗碗；大姐口口声声称自己会做粤菜，没吃过的不算，吃过的也只能用“熟了”两字来形容；二姐算是最好的，不过到夏威夷后也曾经发e-mail回来询问如何做东坡肉，妈听说后一脸的诧异：“不是跟她讲过了吗？看也看过我做的。”而精如绝技的厨艺终究不复现于儿女身上，也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阵痛之一吧。

同样失传的恐怕还有文学精神，妈以写作著书立世。爸自复旦中文系毕业后勤力教育，从语文教到现当代文学，两人对文学一道都是用情专一且良苦。平日里互相切磋，彼此都是良师益友，而在三个孩子身上这种传统未得以发扬光大，衣钵有无人继承的危险。大姐和我在学校的时候都比较喜欢舞文弄墨，偏偏被“勒令”读了工科；二姐在中学里数理化是强项，又阴差阳错地读了中文系，看上去多少沾了点边，结果又走了偏锋，舍文学之本而逐文字之末，读语言学去也！妈妈自己视文学为生命中唯一目的，却没有让一个自己的孩子走上这条路，看似矛盾，实则自有其道理。一来（照她自己说）写作太苦，是一桩需要用整个生命去倾注的事业，她不愿我们再去吃这份苦，“家里有一个人搞文学就够了”，她常常这么说。这么说让我觉得她把文学看成了上山下乡一类的事物。不过甘苦自知，真这么苦她为什么甘之如饴地写了这么多年至今笔耕不辍呢？二来（也是照她自己的说法）“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她觉得如果我们能够也愿意的话，用不着从科班毕业，凭着一份热爱应该也能够成就文学事业，这就有点“以己度人”的味道了。

我想还有一点是应该特别提及的，也是我特别感激父亲和母亲的，他们给了我独立思考的权利和方法。母亲本人是一个相当坚定的共产主义者，而在一些琐事方面则是传统得近乎保守。她为人有时显得比较固执，但唯独对于我们的思想从不横加干涉。从小家里便有很多书供我们阅读，我小学时读四大名著，乃至《三言二拍》，初中时读莎翁全集，高中读《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等。母亲从没有那种“因噎废食”的态度，认为其中有“儿童不宜”的地方而禁止过我；她有时会提出一些方法论的观点供我参考，即如何从思想性、艺术性等不同的侧面去看待同一部作品，从而得到一个全面的综合认识。更多的时候则是听任我自主地去阅读和欣赏，而后再与我共同探讨书中的观点。在每个人都必然经过的“叛逆”的青春期，我的方法便是好做翻案文章，现在想来不外是年少气盛的缘故——想用自己的眼光和声音去看待和解释世界，但那时往往被持重的语文老师引以为忤，讶然于我的论点之偏激过火，询之于父母。即使在这样的时候，母亲也从来不会把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强加于我。我想在这一点上母亲的做法深得伏尔泰的精髓：“我虽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拥护你说你话的自由。”

思想上的放任并不见诸行动上，这可能是妈妈的又一层聪明处。长至今日而德行无亏，应该说是可堪欣慰的了。而我等行为上每有小错也绝不姑息纵容，是妈妈做人力求完美的又一佐证。她总是希望我们各处都出类拔萃。

母亲自己是很出类拔萃的，这倒不是出于一家人的私心而刻意说的溢美之词。儿女三人分别继承了父母身上不同的特质：大姐踏实而勤勉；二姐机灵且认真；我呢，应该说是聪明却懒散。而我们都缺乏母亲身上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概。文学上如此，她获得了自己应得的成功；生活琐事上如此，有时便近乎于“一意孤行”。南迁杭州后，居处暂时稳定，她便开始鼓捣房子装修事宜。住进来十二年余，前后大装修三次，局部小修小改更多，靡费时间、金钱不可计数，还乐滋滋地说这也是一种创造的乐趣。可怕的是，在这一点上她很容易为他人的意见所左右，今天听这个说如此如此好便决定如此实行；明天听那个说这样更佳就打算这样照做，单单不听我和老爸的意见——当然了我们也不经常有意见，唯一的意见就是“别费那事”、“少折腾几下”，这个不入耳，老妈不会接受。一部作品完成付梓之际，经常是她摩拳擦掌准备在家里大干一场之始。小到改做沙发、安装热水器，大到敲掉一面墙壁打通阳台，她很少有让自己闲下来的时候。一次进我的房间里巡视，照例不满于我的貌似零乱而实则井然的局面，嘴里嘟囔了几句后蹦出来一句：“给你的房间添个大衣柜吧！”我随口应了一声，以为她也只是无心快语——第二天下班后便看见三位民工拉着一个两米来高的大衣柜上我家报到！为了把这足有三百斤不知是什么玩意儿做的柜子搬进三楼我们家，三个工人加上我和我爸用了整一个小时，各自手上脱去一层皮。等老妈回家我便埋怨她：“你买了个什么柜子？铁打的？”她充耳不闻地直冲入我的房间，爱不释手地欣赏那个大家伙；“怎么样？好看吧？”转过头眼里全是陶醉，我和老爸相视默然。吾妈做事风格由此可见一斑。正因为这样，家中大小事均由她定夺，我和老爸两人乐得做甩手掌柜。因为她很有主意我们就没有主意，因为我们不拿主意她就更有主意。这一习惯由我爸“始作俑”，历经大姐、二姐至我而发扬光大。曾经一度也想创造出某种民主的氛围，终因积习已深，回天乏术，而只能任由潮流浩浩荡荡。究其根本，全在我爸的姑息与纵容上。

照我想来，比妈大了整整八岁的爸是因为年龄的关系而对我妈呵护备至的，这样一来“娇妻”也就成了“娇气”，虽则照字面上的理解妈离那两个字差得很远，但是对照两人间的关系可知一点都不为过。日常生活中爸妈也会为了小事争执，天性耿直的爸爸有时免不得为自己辩上一番，而妈妈则是必然的“常有理”，无论原因如何，无论过程怎样，结果必然是爸爸乖乖地按照妈的指示去做。正如我二姐夫一语道破的天机：“妈有令，爸则行。”信哉斯言！

一不留神已经啰里啰唆地说了这么多，差不多也该收尾结束了。信笔由缰地写下的全是脑子里不断迸出的想法。对于母亲给我们的养育之恩，我没有讲很多。我只是想，如果真的有来生的话，我希望我能够做父母，而父母是我的孩子。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把他们曾给予我的关爱报答。

文玲掠影

何镇邦

认识叶文玲，应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初读她获奖的短篇小说《心香》时。这篇小说写了一个从内心到容貌都美极了的哑女的悲剧故事，写得凄美，文字也好，读了让人为之心颤。记得老评论家、鲁迅文学院院长，我的上司与挚友唐因对此小说极为赞赏，并著文评论过。

当然，读《心香》只是同叶文玲的神交，真正见面并且有了较深入的交谈乃是迟至1986年春夏之交在复旦大学校园的一次聚会。叶文玲的哥哥叶鹏以及她的丈夫王克起都是我在复旦中文系的学长。1957年的那场“反右”运动，叶鹏被错划为“右派”，掉进命运的深渊;他的同班同学王克起也因为为他说了几句公道话而受牵连，最后一起被“发配”河南教小学和中学。1986年5月底，潘旭澜先生借八十一周年校庆之机（从上海解放起，复旦大学就把上海解放的日子5月27日定为校庆日，百年校庆之前又恢复到每年的9月下旬），召开了“新时期文学十年研讨会”，把一批校友邀请回母校，其中就有叶鹏、王克起，我也在被邀请之列，叶文玲则是作为家属和著名作家被特别邀请与会的。就是在那次回复旦的聚会中，我同叶文玲见面了，不仅在复旦盘桓数日，而且会后一同应邀到苏州大学讲课，因此有机会作了较深入的交谈。

从交谈中我才了解到，1957年夏天，她受哥哥叶鹏的牵连，被取消一所重点高中的入学资格，辍学务农。后来，经叶鹏介绍，叶文玲同叶鹏的好同学王克起结婚。结婚之前，她是没见过王克起的，于是她那年到王克起的家乡青岛同王克起结婚时，是凭着手中拿着的一张相片在青岛港码头找到王克起的。后来，她就跟着王克起到了他任教的河南，相夫教子，一边当工人，一边当家庭主妇，一边还坚持业余创作。直到“文革”之后，她在文坛上崭露头角，被调到河南省文联当专业作家之后，还是一方面是五口之家的家庭主妇，一方面又是一位硕果累累的多产作家。后来，她成名了，仍然辛勤地耕耘，一本书一本书地写出来。可以这么说，三十余年来，四十五本书，一千多万字，就是靠着她这种韧劲，这种拼命的精神，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写出来的！

自从在复旦校园见面相识以来，文玲一直把我视为“兄长”，我发现她重情义，又豪爽，凡是求到她的事，她都毫不犹豫地应承下来，并完成得很痛快、很出色。20世纪90年代末，我应辽宁人民出版社之约，编了一套《中国当代女作家情感世界散文丛书》，打电话约文玲加盟，她痛快地答应了，并且在约定的时间内把编得整齐、利落的书稿寄来，不用我再费什么心，这就是2000年1月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女作家情感丛书》之一的《素心如简》。后来，我应友人之约，主编一家公司的企业报《长城润滑油》，上面有一版文学副刊《清水河》，文坛不少名家为之撰稿，同文玲打了个招呼，她也源源不断地把她的精美的散文稿寄来。这些支持，都使我十分感动。

叶文玲是位办事风风火火、泼泼辣辣的人，也是一位虚怀若谷、十分谦逊的人。她在创作中自然有她的坚守与追求，而且这种坚守与追求可以说相当执着。她同所有作家一样，也十分看重自己的作品。但是，她善于接受人们对她的作品的批评，也善于吸收别人的长处。就前不久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的她的长篇小说新作《三生爱》研讨会而言，与会者既充分肯定它视野开阔，观念更新、坚持对美的追寻与发现、语言诗性化等等长处，也一一指出它的不足，诸如对世界各地风光的描写仅止于一些客观的描述，缺乏心灵化和风俗化，因而同人物的形象创造、故事主干有些游离等等。对于与会评论家的批评，她不仅认真虚心地听，而且进行严肃的思考。一个已有近半个世纪“创龄”、著作等身、名噪文坛的作家，能够听得进别人的批评意见，并加以吸收，这是不容易做到的。就此一点来看，叶文玲的创作的确是走向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