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

文化环境与自然环境——在眉山文化讲堂的演讲张炜

我们对于传统文明的敬畏心，随着数字时代和商业时代的来临，也许会慢慢变得淡薄起来。我们平时对一些事物、对文化问题的理解，也很容易表面化，往往只是敷衍和迁就一下，没有什么认真态度，更谈不上求证心。但是这样天长日久，就会带来一系列问题。话题从这儿开始，就找一个切近的例子来谈。

一

昨天是圣诞节，我们住的这个地方拥来了一大帮戴小红帽的人。这是圣人诞生的一天，在西方就如同我们的春节那样的大节。但是与春节不同，那是一个单纯的节令，迎接春天，庆祝大自然的轮换交替：离绿色和鲜花不远了。但圣诞节是一个具有宗教含意的节令。

大家会感觉到，我们这里一年比一年更喜欢过圣诞节了，从个人的观察看起码是这样。这个西方的节日是那样被我们所接受，而且心悦诚服。有一个外国人看了这些很是不解，他发现中国这些热衷于过圣诞节的人，百分之九十九都不是基督徒，没有什么宗教信仰，为什么要一腔热情地过这个节日？

显然只是图个热闹，赶个时髦，只把它作一个娱乐的符号使用。但是我们心里仍然要明白，这个节日是源于宗教的虔诚，是基督徒的一个节日。因为西方是基督教国家，所以也就成了全国的节日。

我们这里如果真的要过“圣诞节”，严格来讲只能是孔子诞生的那一天。孔子哪一天诞生？没有几个人能够回答出来，因为孔子可不是什么新潮人物。我们压根儿就没有自己的圣诞节，孔子尽管早已是被广泛认同的“圣人”，但我们并没有把他当成一个宗教人物去顶礼膜拜。他是人，不是神。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来临，商业主义的盛行，我们对西方的强势文化往往不加分析地全盘接受下来，这个过程相当迅速。这就带来了一连串正面和负面的东西——特别是负面的东西很多。我们对于自己的传统文化渐渐疏远，不加分析地丢弃。比如说即便在孔孟之乡，诞生孔孟的地方，也没有多少人了解儒家学说。有多少人对这两个充满魅力的文化巨人，对他们一生的事迹有一些了解？没有多少。不光不了解，还莫名地排斥；不光排斥，心里面还有一种说不出的自卑感——为自己这片土地上所诞生的伟大人物而感到自卑。这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有人感觉我们的传统文化就像一片寸草不生的土地一样，那么荒凉贫瘠。他们为自己的这片文化土壤感到自卑以至于厌烦，甚至是——恐惧。

如果这仅仅是某一个地方的现象倒也罢了，但是仔细看一下，会发现这是我们这个时期、这片广大土地上蔓延开来的一个共通现象：对中华文化的不自信，对传统的厌烦。由此产生的那种疏远，从心里产生的情感上的剥离和分离，就一个族群的生存来说，其实是非常可怕的。

谈到孔孟，大家很容易会联想到眉山，想到这片土地之于苏东坡而言又是如何。因为没有在这个地方长期生活的人，对苏东坡及三苏文化就没有多少发言权，还是当地人更懂。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就很难具体地谈论苏东坡。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苏东坡对于眉山这片土地是无比重要的。何止是对于眉山，对于中国和世界也是如此。

如果是一个热爱中华经典并深入其中的人，就会知道那些像星光一样闪烁的文化人物，为何会受到人们永远的景仰。我们常常讲的伟大文学和文化人物，就一定要谈到“屈李杜苏”（屈原、李白、杜甫、苏东坡）。这四个文化巨人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公认的千古不朽。他们的文字刻下了人类所能够抵达的精神高度、无穷的想象力、完美至境的追求心，他们的心灵世界是那么广阔、遥远，那么不可企及。

苏东坡作为一个生命的饱满度，他的丰富性，斑驳灿烂的文字所展现出来的个性魅力，比如说丰沛的诗意、幽默感、趣味，在人类历史长河中都是极其罕见的。

进入了苏东坡的世界，我们会感受到人性所拥有的全部完美；我们对于文学的信念，可以变得更为坚毅，各种可能性都在我们眼前展示开来。我们看到一个人可以如此深刻、开阔地展开自己的生命，可以在天地之间自由呈现瑰丽的想象、倾吐无尽的激情。这个人对置身的世界充满了好奇，既激越不安，又顽强坚毅，面对各种各样的人生苦难、折磨和颠簸，用幽默，用诗心，用我们的文明所给予的全部能量去加以抵御。

当代人在数字时代里接受的各种刺激是空前的。在这个时代，人类经历了那么多的内心折磨，并常常因为不堪忍受的损伤而痛苦、忧愤和焦虑，日夜不安。无论是富裕或贫困，都有惶惑、不平和哀怨。许多时候我们是无力承受这些现代痛苦的。但如果是一个稍稍熟悉苏东坡的人，了解一点他的人生经历，就会觉得我们时下的这些煎熬还不算什么，我们个人的顽强性和忍耐力还远远不够。是的，作为一个生命的强韧，比起这位古代大师，我们真是十分惭愧，因为我们大多数时候简直是不堪一击，有些渺小孱弱。

为什么要阅读大师？就是为了有个对比，有个学习的参照，从而有个觉悟。这有助于理解我们当代的、当下的个人生活，用以抵抗当前的苦痛，解决当下的精神问题。

苏东坡一生可谓充满了跌宕。在现代文化人中，大概还很少有谁经历过苏东坡那样的荣华富贵志得意满和苦难折磨。他年纪轻轻就进入朝廷，且不是一般的文人，而是从起步之初就踏入中国最高权力阶层、接近权力核心的人物。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后来蒙受冤狱，差点被杀掉。他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贬官、流放，南北迁徙，做了卑微的小官。他即便到了当年那个瘟疫流行的不毛之地，流放即等于死亡的海南岛，也是一个快乐的创造者。哪怕就在遭贬的路上，也能有所作为，如在登州只待了几天，也还是做了好事，留下了很好的口碑。

就是这么一个勤于行动、永不自满、宽容乐观、充满了好奇心的人物，活到了六十五岁——因为在路上吃东西染病去世。这在当年比平均寿命还是要高出许多，仍然算是一个长寿的人。为什么要说这些？就是讲他如何与命运抗争，具备了怎样的胸怀和境界，怎样对待人生的大起大落，对待精神及物质各个方面的伤害，如何应对并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苏东坡是历代文人钦慕不已的人物。大概还没有一个文学人士、文化人士敢于傲视苏东坡。前不久有一个文化狂人，嘴巴很大，一开口就几乎贬低了所有的古代和现代文化人物，但说到苏东坡，他还是表示了自愧弗如。

苏东坡之于眉山，其意义已经无法估量。他对于这片土地意味着什么，对于中国意味着什么，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意味着什么，具体一点说，对于中国的文化人意味着什么，都需要从头好好思索和省悟。他好比一个无穷的宝藏，可以经过无数人的挖掘而难以罄尽。对于中国来说，他是一颗文化和文学的金星，一个文明的永恒的标志。

强烈的西风吹拂之下，我们的传统文化长期处于弱势，身在这样的一个文化等待更新和自强的族群之中，有时难免会有一种难以言说、不便言说的自卑感。在这种心理之下，对于强势文化是没有冷静心和鉴别力的，更谈不到抵抗力。我们今天的确就处于这样的一种文化环境之中。所以而今谈论苏东坡，实际上在谈我们迫切需要了解和分析的当下文化环境。

如果文化环境出了问题，方方面面都会出问题——特别是自然环境，必将发生一场剧变，变得让我们始料不及。本来任何一种文化的孕育，都源自于山川大地，可是当另一种文化强势进入时，母体也必定遭受摧折。

说到底我们的文化在山川大地孕育的过程中，已经与之不可分离，融为了一体。现在我们硬是要抛弃自己的文化，要更换一种异质的文化，创建另一种文化环境，那就必定有一次痛苦的撕裂。这撕裂的过程，除了自身的剧痛，再就是必然要把我们的自然环境——这片山川大地搞得一片紊乱，最后是遍地疮痍。我们为了那个不可指望的“新世界”，一定会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毫无顾惜。这是一个必然的狼藉的结局。

在疯狂的破坏之中，对自己的文化是不需要分析和了解的，只会轻率地漠视和丢弃。对于养育了我们的文化、给予了我们一切的大地母亲，一定表现出相当的冷酷和粗鲁。异质文化并非这片土地所生，也就谈不上血缘的深爱，二者之间从来没有那种关系。

我们的大地母亲遭到了漠视和敌视，我们自身就变成了冷血的儿女。

的确，今天人人痛心被破坏的大自然，可是空余叹息，谁也束手无策。因为这源于一种无所不在的力量，一种笼罩的力量。由此，我们不得不从文化上追寻原因了，于是不得不承认，这种破坏首先是从文化的毁坏上开始的：文化环境遭到了践踏之后，自然环境也就不能保全。

今天强势国家的消费文化、商业主义、物质主义是十分盛大的，这个不必讳言。强势国家的自然保护主义、宗教和神性主义在它的内部起到平衡和制约作用，一时还不至于溃烂。可是我们不问青红皂白接受下来的，恰恰只是前者。东方的闭塞和贫穷引起的自卑无力，使自己更容易陷入盲目的物质崇拜。而这种崇拜在自己的文化基因中原本就是存在的，并非全部舶来。

盲目地过圣诞节只是一个现象，它说明我们是如何地对待强势文化的。这个节日所包含的美好的东西，比如宗教信仰的内质，我们既不想了解也不想依从。这就十分糟糕了。

从日常生活中可以找到无数的例子，让我们看得更清——在数字化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中国的传统已经开始在现实生活层面全面消退。说到节令，比如中国最大的节令春节，上上下下都要做春节晚会——这也是一个展示精神内容的窗口。大家都知道，这些晚会上没有一群光膀子的女人，这个年是过不去的。一定要有女人袒胸露臂在那里嚎唱，有花男绿女的伴唱，有喷出的火焰和烟雾，有打扮得奇形怪状的人乱扭。几乎没有一个舞台是简朴的，没有一个舞台不是千奇百怪的。

这都来自肤浅的模仿，即东施效颦。

二

商业的强势不等于文化的强势，但是很不幸，文化的强势总是和商业的强势分不开，它们就是这样紧紧地结合在一起。说到晚会的那些表现，也不可仅仅视为娱乐小事。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女子是收敛的，内向的，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袒露。光膀子作为男子汉的形象也不能算雅。从出土的一些壁画和雕塑可见，在中国古代，即便是在糜烂的、腐败的宫廷舞会中，也没有太多光膀子女人。可现在，哪怕是偏远的一个小城，只要有舞台，就一定有那样的一套。这跟我们的传统风习离得太远。这表明了一个时代的放肆与泼辣，以及伦理秩序的紊乱和颓丧，绝不是一个吉兆。

对于外部的世界而言，我们不能输出自己的文化，不能输出自己的思想，而只能输出一些靠极其低廉的密集型的劳动生产的手工业品，比如低档服装和玩具之类。输出这样一些非常低端的、科技含量很低的东西，双手捧回来的又是什么？除了对方的高科技产品，再就是他们的思想、文化和行为方式。

当年有一位欧洲的强势人物，谈到西方一些人对中国涌来的出口产品的恐惧，只是笑笑说：“这没有什么可怕的，他们输出的都是一些物质产品，而且是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并没有输出自己的文化和思想，所以并不值得害怕，也用不着大惊小怪的。”

那个人说这话已经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可是直到今天还是使人警醒。因为一切并没有多少改变，我们中国至今仍然不是一个文化和思想的出口大国。我们在商贸方面可能是输出顺差，但在文化思想方面的输出却十分惨淡。我们从圣诞节的小红帽讲到春晚的光膀子女人，然后就该谈谈文学了。

随便翻开一本杂志，打开一本书，看看作者能够用中国语言来叙述和表达的有多少。写诗的，尽是那种西方翻译过来的气味；写小说的，大致是西化句式、结构方式。我们已经没有了自己的语言表达力和呈现力。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到今天，从胡适就开始探索的中国现代汉语，至今还在痛苦的摸索之中，挣扎之中。很可惜，它不仅离成熟十二分遥远，很可能已经是一场失败的运动。因为我们至今看不到成功的希望。

白话文吸纳了西方拼音文字的特质，但它的演进还是不能离开中国的文化传统。从胡适到现在，经过战争和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我们的语言演进方向基本上是朝向西方、背离传统的。我们原有的古文写作废掉了，这很自然，可能今天很少有人还愿意回到“之乎者也”那个时代里去。但是这并不表明我们的白话文运动可以一头栽到西方那里，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前进路径没有问题。我们完全可以有更冷静的、不同于现状的选择。

语言的丧失，是最大的丧失。

到今天为止，我们自己的表述方式依然没有形成，更没有成熟。今天的书面语几乎是全盘西化，而思想与语言相表里，我们的思维方式不可能不加速西化。这个趋向是令人忧虑的。

前不久到南方的一个地方去，在一个游乐点，一眼看去所有的建筑都是搬来的西洋式样。一群被拉到这里来的幼儿园小孩子，老师们带着他们拍照，摄影师刚喊出一二三，这群孩子就一齐伸出小小的食指和中指，比画那个英文字母，然后大喊一声“耶——”。

一旁的游客都发出兴奋的“啧啧”声。可见这种事情看多了，不但见怪不怪，而且还会觉得好玩。但仔细想想，从这么小的孩子开始，老师们已经在搞西化文化灌输了。这些词汇和动作究竟意味着什么，孩子们不可能理解。一切都要由盲从和无知的大人负责。如果这样下去，他们哪里还会读得懂“屈李杜苏”，再过多少年，提到“苏东坡”三个字，会觉得简直比外国古人还要遥远。

今天这种无所不在的浮躁心和崇洋心，完全阻隔了通向美好传统的回返之路，与古人对话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了。有人会觉得苏东坡的华美辞章如同嚼蜡，压根儿就没有耐心读下去，不能跨越那一点点文字障碍，更不要说进入他的心灵世界了。现在出版的《苏东坡全集》让人喜欢得不得了，印得也特别漂亮，可惜大半只是架上装饰。不过即便这样也好。大概眉山人都该在家里放一套这样的全集吧。

如果能够循着古代经典所指示的文化路标走下去，那我们的社会气质就会完全不同。现在随便到一个地方，大街上的人是怎样一副面孔，很难让人感受文化传承和滋养所带来的自信和从容，而是野疵疵的，急切切的，慌里慌张的。大街上行走的人，大致都是一些物质的追逐者。这样的群体当然难以产生意志顽强、心气高远、非常笃定的杰出人物。

一般来说，一个地方会因为一个人物而自豪。比如眉山，有了苏东坡就有了文化的底气，就永远不会自卑，走到任何一个地方都会理直气壮。但实际上还远远没有这样简单，因为这仍然需要建立在深刻的认同感上，需要拥有对杰出人物的爱与知。有人问起对眉山的印象，那么我们首先可以说这里有这么好的一片湖、一条江，沿湖有这么好的环境，其他声名显赫的大城市要找类似的地方都非常难——可是本应无所不在的苏东坡在哪里？他已经化在人们心里，化在这片美丽的山水之间了吗？如果真的是这样，一切该有多么好。

我们去过一些大城市，常常是满怀希望而去，大失所望而归。这除了因为那些地方格外拥挤，还有蓬头垢面。再想一下世界上的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发现要找到像我们的大城市这样脏的，还真的比较困难。那里绿色是绿色，墙壁是墙壁，屋顶是屋顶，干净清爽。可是我们的城市是怎样的？有绿也总要蒙上一层灰尘，墙壁总要挂一片污浊，好像随时都需要大量的肥皂和水去清洗才行，这太让人沮丧了。

这一切是怎么造成的？说起来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可以追问管理者，追问其他，但最后还要归结到我们的文化上去。价值体系变了，对于文明的那种敬畏心已经没有了，野蛮也就自然而然地得到了普及。也许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些东西太苍老，它没有了生长和更新的能力，最好的部分奄奄一息，最腐败丑陋的部分就茂盛地生长起来，最后这种文明也就走到了崩溃的地步。

所以我们也就不再惊讶于这种极度的紊乱。我们已经不知道珍惜什么保护什么，不能正常地判断我们的生活，所以只能四处拼凑思想，拼凑文明，学一点印度，学一点日本，学一点欧洲，学一点俄国，最后主要还是学习北美。到底哪一个才是我们的榜样？不知道。

挂在嘴边的回答是：一切好的东西都要吸取，都要为我所用。可是我们总还应该有自己的传统之柢，失去了这个一切都无从谈起。没有了传统的根柢，一定会走到六神无主的可怜地步。

接下来就是实用主义，是机会主义，是文化上的近视眼。传统文化中的劣根部分，我们却一点都不会丢弃，而西方文化中的商业主义物质主义，就会被我们当成最宝贵的东西接受下来。这将演化为一场民族的悲剧。

从城市建设再到自然环境，到文学到人性，无不因为失去了文化根柢而变得一片狼藉。

正因为文化传承的核心部分可能是文学，所以自然而然地还是要剖析这个标本。今天的写作人有一个惶恐，就是电脑上涌来的信息太多，我们几乎无法独自思索和判断。小说已经没法讲述一个崭新的故事，因为网络及整个传媒系统每天都会送来大量的故事，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耸人听闻的程度上，小说家似乎都不占上风。

生活中那些真实发生的千奇百怪的东西，远远超越了当代人的虚构和想象能力。当所有的光怪陆离一齐涌来，小说家的虚构优势也就被剥夺了。从故事上讲如此，从语言上讲更是如此：数字上滚动的各种言说方式，已经惊人地趋于一致化，我们会发现所有的这些语调和词汇，大致都被消费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筛子细细地筛过了一遍。如果有人想做一个惊人之举，即在个人的著作里运用自己的语调讲话，那将非常之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因为大家每天都在接受这种平均化的表达，都在使用同一种腔调和同一些语汇，个人性已经全部退出，再也没法恢复。

在数字化的时代，要真正回到个人的语言环境，这似乎是极难的。因为这种语言的平均化，是和所谓的全球化一起到来的，是全球商业资本主义浪潮下的产物。这种平均化大致也是现代商业主义游戏规则的一个组成部分。

创作者没法讲故事，也没法运用个人语言，更有甚者是没法产生个人的情感——爱和恨的依据大多也要来自纵横交织的媒体。这种情感是大可怀疑的，因为产生情感的那个源头不是来自个人的现实经历和体验，不是来自真实生活的细部，而是来自虚拟的生活。这些经过别人加工选择过的事物，就这样一股脑儿堆积到了面前。我们的判断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不是很危险吗？

当大量的信息像沙尘暴一样涌来的时候，每个个体都面临了巨大的考验。它对我们来说是个非常危险的遭遇。它们没法让我们有从容的时间和空间作出反应，因为一波接一波的信息蜂拥而至，毁掉和淹没了我们。

三

我们今天的人比起过去，实在是变得比较冷漠了。数字时代是冷冰冰的，这首先从人际关系开始。举个例子，过去我们到一个地方开会，遇到多年不见的朋友自然会兴奋，因为天南地北走到一起不容易，见面以后心头发热，很有一些话要说，还要相互询问一番。过去都是这样的，朋友相见总有无数的话要说，离开时还要依依不舍。这都是很自然的。

可是现在一切都变了：十几年没有见面的人，见了面竟然只是一阵敷衍，变得不愿意交流。住在同一个宾馆里，几乎没有串门的热情，都关着门看电视或自己玩。偶有交谈，也绝不往深里谈，绝不交心。到了分别的时候——这一别又不知猴年马月才能相见，可奇怪的是连个招呼都不打，就各自走掉了。这不是礼节不周的问题，也不是情感不睦的问题，而是数字时代形成的崭新的人际关系。

这种现象在生活当中比比皆是。看来我们人类真是变得陌生了，变成了这样一种动物：情感稀薄，或者说即便还有一些情感，但不再轻易地袒露了；为了安全或其他，已经变得冷漠和麻木。如果有谁正常一些，见了人依旧热情、真实和诚恳，就会被视为乡下老赶，还会遇到说不清的麻烦。

有一个朋友看到自己的孩子总是很热情地跟别的孩子一起玩，马上感到有些隐隐地不安。最后他不得不告诉孩子，说你不要对人那么好。孩子问为什么？他说你对人太好，会有麻烦的。孩子问为什么会有麻烦？他叹气，苦于没法跟孩子解释。这个细节让人听了心里难过。这就是我们现代人际关系的走向，是尴尬而可怕的现实。人人需要戒备，需要提防，需要时刻保护自己。

可是我们既然热衷于模仿西方，那么在比较文明的西方国家和地区呢？我们会发现并非如此。在那里，陌生人见了面都会点头微笑。那么让我们模仿一下试一试？在我们这里照此办理，大多数人会觉得你脑子有病，或者有不良的图谋。

我们这样一个古老的文明大国，诗书之国，走到今天真够悲哀的了。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一定含有什么极坏的东西，它在一个合适的环境中滋生茂长起来，以至于走入了今天的颓丧和绝望。只要睁开眼看看人际关系，弱肉强食的市相，就会有一种彻骨的悲凉。我们从公认的礼仪之邦变成了这样的境地，必须有几代人接力般地毁坏才能办到。我们的确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毁坏文明的施工，不幸的是这个工程到了今天，可能已经接近完工了。

许多人谈到时下思想与文化的悲哀，说我们已经没有了天才的勇气和坚持的力量，没有了那样伟大的忍韧者与创造者。这个说法有点武断和过于悲观。因为这样的人物是在磨难中成长起来的，并且需要时间去检验和鉴别。我们没有经历漫长的时间，就不会拥有这个判断力。我们没有能力去认识他，接近他。同时这种鉴别也需要一个很高的文明指标，只有人的认识力与宽广的心胸相匹配的时候，才有可能与同时代的天才同行。不要说我们，就连当年的凡·高，那么一个西方的艺术大师，当年也要贫穷潦倒，走到了自杀的地步。他在世的时候，很多平庸的画家以画致富，名声大得不得了，可是凡·高到死几乎连一幅画都没有卖掉。这是西方文明的尴尬一面。

我们今天也同样可能误解了文化和思想的巨人，只让他在自己的角落里默默地生长，直到被数字的沙尘暴淹没的一天。而我们每天都在颂扬的某些专业里的人和事，很可能只是一些把底层智慧运用得娴熟、紧紧跟随时代浊流的那一类庸人。

另一方面，现在也确是一个不利于产生文化巨人的时期。有人说今天的精神环境何等宽松，可以读到大量国内和国外的各类文字，表达的忌讳减少了，个人空间也增大了，所以不出杰出的作家、艺术家、各种文化人物，是大大地不应该、大大地对不起时代的。先不说这种环境存在与否，即便真的如此，思想与艺术之域的事情也不会那样简单。人的生存和养鸡仍然不同：鸡只要吃了好的食物，大概用不了多少天就会下更多的蛋，但思想与艺术的产生却不会这么快捷。心灵的酝酿和成长是一个极其漫长和复杂的过程，它需要个人生命中的艰难归纳、总结和沉淀。

这个漫长的过程也许要几十年，也许会更长。

以前说国家不幸诗人幸，即动荡的时代会刺痛心灵，使人的表达变得锐利深刻——这是从另一个方向讲文化与艺术的产生规律。

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大批专业的思想与艺术家是近代才有的。古代的苏东坡李白屈原杜甫他们，写作不是换钱来用，而是在生活中经历了欣悦和痛苦，在心里聚积和沉淀之后不得不倾吐出来。所以这样的文字才自然天成，才具有感人的力量，成为千古不朽的诗章。他们从来没有把自己的表达当成一种专业。

就此看来，对于专业化的过分认同，会对我们的思想与艺术造成损害，这种损害是隐性的，也是巨大的。那些最好的写作总是依赖感动的，有了大感动就倾诉不停，甚至写个通宵；没有写作欲望的时候，很可能一个月都写不出一个字。

有些专业人士让人羡慕，人们看到这些人士每天可以在一个地方写作，从容不迫的样子。岂不知这种专业属性对人的伤害。每天坐在那个地方感动，到了吃饭的时候再让感动暂停……而我们明白，源于心灵的冲动不是这样发生的，它是莫测的，从不按时而至的。

四

单纯讲西方文学的引进，现在和过去也大不一样了。过去我们会多么审慎地选择，引进之前先要把一个民族的文学史吃透，了解哪一些是经典作家，具有何种地位和文化意义。即便是翻译那些当代作品，也要掌握大量信息，作一个综合的评估和判断。决定翻译哪一本书之后，还要找一个性情与专业水准适合的人去做。所以过去的翻译作品就更可靠。今天就大不一样了，世界上大概还没有哪个国家的翻译队伍比这里更庞大，更芜杂，也更加商业化。

中国这个十三亿人口汇成的巨大河流，涌向哪里都是一场涤荡。我们制造了数字时代的最大垃圾，也搬来了世界上最多的垃圾。几乎国际上稍微畅销一点的书都被译过来了，目的只为赚钱。我们的出版物上总要标明这本书曾经卖出了多少，得了什么奖等等。他们的目标简单而明确，只有一个字：卖。

畅销与得奖当然不是坏事，那是来自他人的鼓励和欣赏，写作人士应该感谢。但是这些不可能成为唯一的标准，而只能是部分人在一段时间里达成的共识或妥协。

任何一个奖项都会是一个纺锤状的：两头尖，中间粗，即极其杰出和极其糟糕的都会比较少。歌德和托尔斯泰没有得过大奖，鲁迅也没有。思想和艺术这一类，一时获得多少读者，印出多少册，有多少人喝彩，不该是什么重要指标。

在现代商业时代，出版者的操作似乎无可指责，这只是从商业的角度来讲的；在更高的道德准则那儿，这种操作是经不起推敲的。

真正深爱思想和艺术、有强烈使命感的人，他的一生只能是一场剧烈的燃烧。那就燃烧下去吧——不要相信写得越少越好，那是一个经不起推敲的神话。勤奋更是才华的组成部分，一个激越不安的灵魂，其天才的敏感与深入的追究力会让其一生不得安歇。

他们真的是比较特殊的生命。

一个生命有这样的表达机会，也是一种幸运。这些人天生不是为了满足某些世俗目标而存在的。他认识了最高的志向和使命，也不为现在或未来的荣耀——而这一切，都与商业主义格格不入。

一个真正从事心灵之业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变得更加善良，也更加宽容。他的勇气深深地潜入了心底，而不是丢失。一个杰出的作家也会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但是他一定会比昨天更好。总之他的生命不是沉沦，而是提升。

对于诗性的追求，那种深爱，有时真的好像没有什么来由，它非常神秘地存在于一个人的身上。他的目标遥远而又单纯，他所要做的，只是用一生去表达这无法言说的一切。名与利的诱惑也会侵蚀他，但不同的是他最终会战胜这些诱惑。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和思想者。

始终不能摆脱世俗利益的诱惑，陷得越来越深并沉迷其中，最后的一点诗意也会被淹没。所以对所有人来说，这种挣扎都有可能发生。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也是一个必修课。没有办法，这也许是非要发生不可的事情。

一些人从很小的时候就没来由地爱上了文学，专注于精神生活，并没有多少功利心。后来慢慢有了影响，这才发现所做的一切原来跟名利和成功连在一起，这就有了另一种冲动和痛苦。只是他一直走下去，会有所觉悟，发现自己对文学所付出的劳动，那种痛苦和喜悦，与获得的这点世俗功利是完全不对等的。

就这样，他转了一圈，又回到了童年的自然和淳朴。

倾诉的欲望是纯粹的。而物质主义对我们的腐蚀，就是让我们身在物欲之中自得其乐，认为一切的商业规则都是自然而然的、正当的和有益的。

这是最可怕的认同。我们承认了艺术与思想之域的商业主义规则，彻底的败坏也就不可避免了。这种规则从此左右了我们的精神生活，我们的写作将追逐娱乐主义，以博得乌合之众的喝彩而自鸣得意。其实真正的艺术不是不需要民众，而是需要更加真实的、在漫长时间里形成的民众。

强势的商业文化的覆盖力是远远超出预料的，因为这种文化基因就在我们自身，而不仅是西方的传入和移植。从历史上看，传统文化中曾经有两大主流，一是儒家文化，一是齐文化。儒家后来成了正统，影响极为深远。齐文化就是一种商业文化，它的物质主义最后毁灭了自己的社稷，引来了可怕的后果。但那也只是形灭而已，其魂魄一直是存在的，因为它源于人心的贪欲。齐文化一直潜在传统文化河流的底部，所以一旦有了适宜的气候和机缘，也就更加猛烈地翻腾起来。

而现在的全球一体化，不顾一切的物质主义时代，就是齐文化和西方重商主义游戏规则合而为一的时代。传统儒家文化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强烈冲击，中华文化呈现出紊乱无序的状态。

在这种情形之下，民族文化的传承是不可能进行下去的。关于时代和生存这些根本性的追索和思考，将会集体退出。实用主义变成了一个民族的行为尺度，成为鉴别生活的最高准则。这就是悲剧的诞生。

我们常常忧心于空气与水流的浑浊不堪，面对各种污染痛心疾首。也许治理河山重整大地的宏志并不欠缺，可怕的是一切努力都会被进一步的毁坏所抵消。因为我们踏上的是一条追逐物欲的不归路。

如果中华文明慢慢走向垮塌、松散和崩溃，那么我们的现实生活也必将失去最后的立足之地。这绝不是什么虚张声势和耸人听闻。

我们对于物质主义的俯首帖耳，很像是再次返回了春秋战国时代的齐国，返回了那个糜烂荒唐的时期。重商主义的管仲已经成为理想的标志性人物——没有多少人对他的选择加以怀疑，认为这是一个千古良相——精神和真理的探求是虚妄的、短暂的，只有物质的获取才是永恒和实在的。

谁来质疑这些据说是“经过了实践检验”的东西？

如果我们还有点理性，即可追问：谁来确定实践的范围、深度和广度？在怎样一段时间里实践？在怎样一个范围里实践？在这个过程中，经验和理性会构成一对矛盾吗？实践与理性又在多大程度上是统一和并行的？这些问题朴素自然，一点也不深奥。

难道几千年来的人类历史不是实践，而只有本世纪的物质主义实用主义才是实践？

我们需要个人的坚持与忍韧，在最困苦的境遇下仍旧追求心灵的自由，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在这方面，最好的榜样就在身边，就是我们眉山的苏东坡。前边说过，很少有哪一个人比苏东坡的命运更跌宕更坎坷，更顽韧更饱满。像苏东坡一样度过了这般艰难历程的，作出这般辉煌、这般酣畅淋漓的人生表达的，真是一个奇迹。他强大的精神对抗力，永不屈服于命运的事迹，就镌刻在那里。

当然，也许几部《苏东坡全集》还远远不足以呈现他整个的生命，不会是他全部生存的记录，但这却是目前我们所能找到的最大的一个心灵窗口。

透过这些汉字符号，我们来还原那个真实的苏东坡，走进他的世界。

当我们把苏东坡变成了一个鲜活的人物时，才算是读懂了苏东坡。

有人曾说，有一些国外的经典作家，虽然逝去了千百年，可是仍然比自己的邻居还要熟悉。因为邻居之间很可能是冷漠的，近在咫尺却永不交流。但是透过那些大师的文字，其喜怒哀乐尽在眼前。文字是生命的符号，是用来还原生命的生动与神秘的。

对一个外国人可以这样，对于离我们的文化更为贴近的苏东坡呢？一切都不言而喻了。

他属于眉山，也属于我们整个的民族、整个的人类。

《你在高原》的放飞

陈占敏

可以断定，将来为张炜写传记的作者寻访传主行迹，会在万松浦书院驻留盘桓，叩问水杉松树，凝望青藤野花，深情地写下浓重的一笔。张炜生命的一部分，是留在这郁郁丛林中了；他的几部重要的生命之作，也产生于这里。

粗略数来，至少《芳心似火》的全部，《刺猬歌》的大部，是在万松浦书院完成的；《你在高原》最大规模的决定性修改，也是在书院完成；还有大量的短章散论，一些集子的修订编辑……万松浦书院的蔚蔚黄花青青蕤草，记下了张炜在这里勤勉的岁月。

2007年万松浦书院春草再萌，张炜开始了对《你在高原》的最后一次大规模修改。修改规模究竟何等之大，还难以预想；不过，这一次修改却是决定性的，不敢有丝毫懈怠。《你在高原》的写作已经过去了十九年，高原业已铺开，尚须奇峰兀立；长河奔流，还要有惊涛巨澜；最后的大规模修改，将决定多年的壮美理想能否功德圆满。张炜在书院的松林中漫步、思考，松林那边，海潮涨起，哗哗拍岸。两千多年以前，大方士徐福据说就是从那里起航东渡，扬帆远去了。

《你在高原》十几年前就有过问世的机会，那时候《家族》先期发表，好评如潮，张炜需要有强大的定力，才能抵住整体推出的诱惑。一位颇负盛名的作家，正当创作好年华，写作惯性，出版惯性，发行惯性，评论惯性，诸多惯性推动着他，他如果定力不足，就会把持不住，失了方寸。然而那些惯性的力量不会没有穷尽，等到惯性耗尽，猛然刹住，脚跟不稳，狠狠地摔跤，就难以避免了。难得张炜保持着足够的清醒，葆有充分的艺术耐心；他坚持着不拿出去，捂住，再捂住。

只有少数朋友知道张炜的这个巨大的写作秘密。1986年发表《古船》，随后是《九月寓言》《柏慧》《家族》等长篇相继问世；进入新世纪，《外省书》《能不忆蜀葵》《丑行或浪漫》《刺猬歌》又呈密集型发表，还有大量的中短篇、散文、随笔和文论。单单这些，张炜已经是中国当代作家中少有的优质高产了。他没有过明显的“发表中断期”，一般人很难想到他还会有一部大作品藏在其间。一个作家的创作生命力会有多大呢？他还会有什么样的时间用于深藏的一部大书的写作和修改呢？

其实多年来张炜一直在经营着这部大书。在完成那些相继问世的作品之余，他把全部时间、精力、心血都放在这部大书之中了。修改一直在进行，断断续续。2007年春天开始的这场修改，则是最大规模的，决定性的。

还需要大刀阔斧，也不惜伤筋动骨。有一些部分要完全废掉重写，有一些部分要大改狠改。某几部的定稿，根本不是朋友看到的初稿样子了，好像完全是部新书。成书后朋友大为惊讶，想起曾经对这一部不抱希望的意见，惊叹张炜修改的力度是如此之大，难以想见。张炜倒对朋友当初的批评感怀不已。《你在高原》出版后，张炜在记者访谈中一再说道：“我的一些朋友称得上诤友，他们总是毫不留情地给我提意见——他们不管我的能力如何”，“他们都把书稿往死里砸”，“只希望我花了这么多年，能写出一部极重要、甚至是杰作来才行吧”。

不错，因为寄予了太大的期望，朋友才“把书稿往死里砸”，有一些意见甚至达到了严苛的地步。朋友深知，对于张炜这样成就卓著、已经建立起自己的审美观念写作理念的作家，你的意见必须尖锐到深深地刺痛他，才能够让他重新审视他已经写下的作品，推翻他原来的某些有缺陷的构筑。“一切文学时期终了阶段必有一个衰微的时期；艺术腐朽，枯萎，受着陈规惯例的束缚，毫无生气……但问题不在于作家无知。相反，他的手段从来没有这样熟练，所有的方法都十全十美，精练至极，甚至大众皆知，谁都能够运用”（丹纳：《艺术哲学》）。艺术家最令人痛心的平庸即由此产生了。一味地喝彩、称道，对于一个正在修改自己作品的作家有百害而无一益，尤其是对于张炜这样的作家。正确的做法恰恰是反面，那才是负责任的态度。不仅仅是对张炜个人，也是对文学事业。只有狠心打碎，才能够有望重组。文学界廉价的吹捧之风大盛时，至少朋友间还应该有一种真诚爱护的善意的尖锐批评，“诤友”是最珍贵的朋友。

张炜的朋友中不乏高士，也有“异人”。对“异人”的浓厚兴趣，张炜从写作之初，就一直保持下来，“异人”在他的小说中占有了一个突出的地位，闪烁着浪漫诡异的光彩。来书院的“异人”有的自称是“喇嘛一转”，曾经看见过巡海夜叉，记下了目睹异迹的年月时刻。张炜已经据此改造，写进了《你在高原》，尽管他很怀疑“异人”是不是真的看见过巡海夜叉。超自然世界无疑是存在的，可是它存在于自然人不能目击的空渺处，可以呈现于小说的荒诞不经，不应该出现于现实的言之凿凿。“异人”还讲过考八级锻工的考法，一个铁蛋子放在钢板上，一锤砸下去，铁蛋子原地不动，就算合格了，可以晋级。有朋友不相信，说，那得多少腿？有多少腿铁蛋子飞起来也砸断了。有才华横溢的朋友画一漫画，题为《考级》，一个考工正要举锤砸向铁蛋子，一人腿上缠着绷带，拄拐而来，伸手阻止。看了漫画，张炜忍不住呵呵发笑，笑过以后，又认真地解释：铁蛋子上是拴了链子的，砸飞了也砸不到腿上。又一层幽默激起又一阵笑声，不知道在张炜未来的作品中，砸铁蛋子考八级锻工会怎样出现。

张炜谦虚而又自信。他当然不会盲目听从。来自朋友的方方面面意见，有的一致，有的相左。一致的相左的，他都会仔细甄别，用心斟酌。他自然清楚《你在高原》在他构筑的整个文学天地中所占的地位。想一想，那的确是伟岸壮美的：连绵高原，有《古船》《九月寓言》《外省书》等姿态各异，点缀其间，像齐烟九点，云蒸霞蔚。然而那需要巨大的劳动去实现。才情并不可靠，才力方是靠得住的。重要的是不能惜力，不能靠才情挥洒，一挥而就，而要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地走过去，全力以赴。标高绝不能降低，即便十部不能够全部达到最高标准，至少要有四五部达到《家族》的高度，有几部在水平线之上，掉下水准的绝不能有。其实可树为标高的还有《柏慧》。1995年问世的《柏慧》，简直也可以纳入《你在高原》。那通篇倾诉，可以作为这部大书的一篇总序，置于卷首。葡萄园，梅子，柏老，03所……还将在此后的书中出现。那种忧愤，那种彻痛，不眠的长夜，澎湃的思潮，还将贯穿此后的整部书中。《柏慧》着实开了一个口子，导出了此后的浩浩长河。《柏慧》好像一个预言，一个序曲；巨大的证实，雄浑的交响，尚在后头。徐福东渡的古歌，将在整部大书中一再回响。

那是张炜的浪漫和诗情，飞扬在海天苍茫处。没有浪漫和诗情，就没有《你在高原》。“我的心啊，在高原”，苏格兰诗人彭斯深情的诗句，必定长久地回荡在张炜的心头。少年时代开始的写诗，张炜一直没有放弃，到了中年，他还有《皈依之路》这样的长诗发表。他的写诗，在《你在高原》的创作中起了多么大的作用，你怎样估计都不会过分。《家族》中的倾诉部分，是散文诗，那是一眼就可看出的；更为重要的是，诗的浪漫和抒情，让整部大书灵动起来，活络起来，不至于枯滞笨重了；更不必说那些亦真亦幻的情节，诗意的描绘抒写了。《家族》中的倾诉部分像音乐中的和弦，始终伴随着主旋律的演奏。这种复调式书写在整部书中时常出现，不仅仅出于结构的用意，也在于内容情绪的需要。诗人气质的小说家，他有意无意之间，就会让他的诗情流溢于小说外。

《你在高原》的主人公宁伽就是个极具诗人秉赋的人，他爱写一些“长长短短的句子”。“占领山河，何如推敲山河？”他学了地质，推敲山河的过程中将情满河山，发而为诗。宁伽是小说的主人公，又是叙述者，歌者，游吟诗人。由宁伽的视角入手，张炜获得了极大的写作自由。宁伽穿行其中，又能够置身于外，他既前行，又回顾，深入谷底探源溯流，又跃登峰巅指点江山。他不是循线型规行矩步，而是呈放射型回环往复。他的自由，也就是章法的自由，他让一部大书的各部既独立成章，又一以贯之，杂花生树，分明有树枝树干撑起一树繁花。像踏上绵绵高原，登上峰顶，可以看出山势走向，脉络相连；而脚下的山峰却又各呈异貌，各各兀立在那里，有自己的山泉流淌——那就是诗性的源流，不息而来。宁伽是卓异的歌者，在山间放歌。在一部卷帙浩繁的小说里，诗性的泉源流淌极其重要，像连绵群山，有水，才有了灵气，有诗情，才有了灵性。岂止是长篇，即便中短篇小说，诗性、诗情也不该完全失去。近年来的中短篇小说，操着大致相似的语言，琐琐碎碎地讲着大致差不多的故事，琐屑，庸常，满纸壅塞的写实，透不过气来，诗性的空灵丧失殆尽。读不到托尔斯泰的《哥萨克》、契诃夫的《草原》那样诗情浓郁韵味绵长的小说了。

当然，小说的筋骨还需要用扎扎实实的笔墨一点点搭建构筑起来，飘虚不得，没有了坚劲强实的筋骨，再有多少浪漫抒情也构不成小说。像《你在高原》这样的长篇，要有成吨成吨的实实在在的材料，才能够组成它的骨架和血肉。材料自然并不缺乏，张炜做了充足的准备。他像小说中的宁伽那样，曾经背上行囊，踏勘山脉水文，举目四野，“推敲山河”，把收获所得累积起来，作为这部小说的基本材料。书成后，张炜曾经感叹，想一想书中所写，没有哪一点是完全凭空虚构，都有现实来源，可是没有哪一章哪一节是原材料的样子了。这就是由生活到艺术的过程了，这个过程需要作家一步一步走下来，每一步都不能凌空蹈虚。那不是技巧问题，不是手法问题，而只是劳动，踏踏实实的劳动。

劳动的间隙，放下了写作，张炜幽默诙谐而又多趣。每天晚饭后的散步是必修的功课。他把电话打过来：“咱走走吧？”这边应一声“好”，走出去，在书院大门那里相会，沿着书院门前的路向南，再向西，一直走到海边去。这是谈文学的时刻，也是谈趣事的时候。谈文学，有思想的碰撞启发，心头一闪；谈趣事，有生活的斑斓谐趣，常常忍不住纵声大笑。

书院的散步也像张炜规定的写作一样，耽误了要补上。有时候他有事出去了，回来已是很晚，他把电话打过来，说：“咱简单走走。”“简单”走走，就不到海边去了，只在书院的院子里走。踏着松林间石铺的小道，一圈圈走下去，常常走得并不“简单”，也会走到夜阑星稀。白天里偶尔也会走走，那必定是下午，张炜不写作，朋友也住了笔，只在读书。电话相约，一个往南走，一个往北走，在松林中碰面，再走下去。走到松林一角，有狗叫起来。那是张炜从济南带来的小狗，在书院长大了。张炜为它起名“宝物”。它是山东细狗，名犬，张炜一再赞赏它的聪明，它跑起来姿势优美俏逸。人走过去，“宝物”跳起来叫着，张炜一手指出去，叫它“闭嘴”。它闭了嘴不再大声吠叫，只是低低地吟哼。张炜用手抚着它的头，一下一下抚着，抑扬顿挫地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他说“宝物”能听懂……

《你在高原》横空出世，它却并不孤立，在张炜的创作中出现得并不突然，它是张炜的一部集大成之作，此前的创作与它有着切实的血脉渊源。《古船》对历史的反思、辨析，《九月寓言》对土地的挚爱、忧思，《外省书》对全球化、现代化的警惕、忧虑，到了《你在高原》，更加浩大、强化了。《丑行或浪漫》的亦庄亦谐，《能不忆蜀葵》的谑而不虐，《刺猬歌》的荒诞不经，到了《你在高原》，更加发展壮大，蔚为奇观了。古齐地稷下学宫的辩说，齐东野语的谐趣，化为庄严和幽默，从张炜早期的作品，一直贯穿下来，到《你在高原》，获得了一个最为奇妙的集中统一，令人时常忧思如焚，又常常忍俊不禁，或是痛彻心扉，却又通体舒泰。那是怎样的一个艺术实现呢？

一些好东西从初稿到定稿，一直保留下来，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改掉的，不管来自于哪方面的意见，张炜有一定之规。比如《人的杂志》中的大迁徙，初稿便存在，几经大改，到最后也没有改掉。那样的部分会不会形成阅读障碍，少有人读？有没有人愿读，不在张炜的考虑之内。“文学品质不因阅读而改变”（张炜语），文学品质只在于它固有的存在，而不在于有没有人阅读。一个严肃的审美理想坚定的作家，他的责任只在于写出最好的作品，而不在于他的作品取得了多少人喜欢。当下的中国文学，“取悦读者”已成大潮，其中有利益驱动，出版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作家也难辞其咎。取悦读者的大潮裹挟着“庸俗”“恶俗”和“滥俗”，严肃的作家作品被冲到岸上，望“潮”兴叹。实在到了需要有几个好作家砥柱中流反一下潮流的时候了。

同样会少有人愿读的部分，或许还有那些大段大段的思辨。在几部的初稿中，思辨的段落就有了，曾经激起过朋友赞赏。最后这一次大规模修改，张炜再一次认真审视它。小说的主观性需要重新认识。托尔斯泰《复活》中的思辨部分，曾经被当作说教，遭人诟病。其实，那是作家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不得不站出来直接说话，它本是作品的有机构成部分，同样来自于作家执着炽灼的心灵，正所谓“吾岂好辩哉，吾不得已也”。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就已经做过了。《战争与和平》的“尾声”第二部，通篇是思辨。对历史的主题，对推动各民族的力量，对以往的历史学说等诸多关系到人类命运的大课题进行辨析、思考、论说。一百多年过后，我们再来阅读，丝毫也不感觉到枯燥乏味，倒是别有一番兴致，像读托尔斯泰的那些宗教哲学著作《天国在你们心里》《当代的奴隶制度》《论俄国革命的意义》一样，能够更加领略到伟大作家才会具有的博大精深，不拘章法。大师总是在打破固有的章法，创立新的章法。他这样做的目的，并不在于简单的标新立异，而在于他要服从自己的写作追求、审美理想。为了实现这样的目的，哪怕必不可少的坚硬、晦涩，拒绝了一部分读者，也在所不惜。《你在高原》的最后修改，原有的思辨不仅没有减弱，倒愈发加强了；而且张炜在变换着形式思辨。《人的杂志》中的“驳夤夜书”，对勤劳、爱情、体育、娱乐等当代社会的诸多严肃问题进行思辨，却以看似戏谑的笔墨出现，正、反、合，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反讽调侃，讥刺幽默，正话反说，反话正说，好像东方朔再世，登上了前朝业已废弃的稷下学宫讲坛，嬉笑怒骂，切中的总是江山社稷人伦道德的大主题。齐文化对于张炜的濡染，变换为各种面貌呈现出来。张炜每天把他改写的“驳夤夜书”章节打印出来，到傍晚拿给朋友阅读，大修改找到了满意形式的欣悦之情溢于言表。

2008年盛夏，《你在高原》的最后修改进行到一半，张炜又抽身而出，写了《芳心似火》。这是他写作策略的智慧之举。一个成熟的作家，他需要十分警惕“滑行写作”。手法流利，轻车熟路，依仗才情，依仗一副流道的文笔，就可以沿着既定的轨道写下去，像在冰道上滑行，把手背起来，也可以到达终点。然而危险正在于此。庸常、俗套、疲软、松弛，往往由此发生。不要指望“滑行写作”会一直保持原有的高度，滑来滑去，是会下滑的。长篇小说的写作，尤其如此，更何况《你在高原》这样的长河小说。张炜是清醒的，冷静的。《你在高原》的最后修改正在顺利进行，也需要收住、勒一勒了，有“勒”才会有“紧”。

《芳心似火》的写作，与《你在高原》的修改也并不矛盾。对于齐文化的研究，张炜多年来一直没有放松，念念在心。“齐国的恣与累”让他想到了人类世界的太多问题，比如欲望、经济、革命，等等。程派名剧《锁麟囊》，让他一再思索和谐、中庸、美这些有关人类福祉的概念。他曾经想写一篇小说，题目就叫《锁啊麟囊》。在万松浦的盛夏，骄阳下万花繁盛时，他又想到了《芳心似火》这个题目，于是，写成了关于齐文化的一本专著。他多年来对齐文化的研究思考，得到了一次集中梳理和释放。为了人类社会的安宁幸福，他在古齐地的登州海角望月祷祝，唯愿现代人接受古齐国的教训，不再让那颗欲望的芳心烧啊烧，直烧到一片灰烬。那也是他在《你在高原》中激愤、痛呼的主题。《你在高原》的主题是庞大的、复杂的，可以从多方面入手去诠释。可是，你只要抓住了对当代社会的警示这个大纲，再往哪个方面走，都不会出错。那沉沦的荒原，那曙光与暮色的交割，那东巡马车的威仪和颠簸，那巡海夜叉的荒诞和虚无，不是从古到今、由天上以至地上、由陆地而至海洋，一直在警示着当代人应该警惕什么、应该怎么活吗？当代人是应该追问个活法了。《锁麟囊》中，经历了劫难的大家闺秀薛湘灵总结人生，深切唱出“苦海回身，早悟兰因”，有的演出本改为“休恋逝水，振作精神”，那不是作品的本意、人生的真谛。不问前因后果，一味盲目地“振作精神”，只会让似火的芳心燃烧得更凶，而“早悟兰因”，才能让驰骤的骏马悬崖勒缰，重新打量来路与去路。

我们到底是怎样走过来的，应该怎样继续前行？不重新回顾仔细打量认真地辨析一下不行了。《你在高原》中的秦先生是省城的高人，好像是隐居林泉了，一般人很难见到他。后辈仰慕他的学问情操，把他看作一座城市的良知，小心翼翼地满怀崇敬地拜访他，看看他屋子里透出的灯光，就会感受到温暖。关键时刻，需要他站出来表态，在大是大非面前说一个“是”或“否”，他却退缩了，而且朝着后辈莫名光火。无疑，他是张炜笔下的一个知识分子形象，然而，他不是符号化的知识分子，不能用通行的知识分子概念去套他。“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古代知识分子士的传统，在他那里，只是书之座右，悬起来给人看给自己看看罢了，他不能够真正做到。倒是那位“老红军”，为了信仰，能够矢志不移。“老红军”自然也在反思，反思的结果，却不是丧失最基本的信念和追求，而是更加清醒更加坚定地走向了精神高地。墓地的雨，钢浇铁铸一般的形象，怎么也不能让人忘怀。摒弃概念化的书写，张炜要写出生活、社会、人性的丰富性、复杂性。他绝不“二元对立”，他从来都不会那么简单。他不是“土地主义者”，也不是“反城市主义者”；他不是“知识分子的代言人”，也不是“民粹主义者”。他是精神高原的跋涉者，只为人类的精神高原探索登攀的途径。那就不能缺少了甄别与批判，也不会少了迷惘与反复。《家族》中的倾诉，已经先期透露了浩茫的心绪，虽九死而犹未悔的坚定；后来的抒写，更是一再回响着那种“和弦”。

不能用一般长篇小说的标准，来要求《你在高原》这样的长河小说。《九月寓言》《外省书》，已经让我们见识了写那种篇幅不长的作品，张炜会做到多么精致、精美，玲珑剔透，可以托在掌心赏玩。《你在高原》要体现张炜的另一种美学追求，那是壮阔美，浩浩荡荡，大气磅礴。你不能从一条支流一脉喘息那里，去挑剔是不是缺少蜿蜒，是不是缺少匀称，是不是有所疏失。有缺陷的奇崛远胜于中庸的完美。大匠运斤，一斧子劈下去，天然的壮美更值得赞叹。《你在高原》为张炜提供了巨大的创造空间，他的所有本事，都可以尽力展现了；反言之，没有足够的才华，没有娴熟的多方面本事，也难以撑起这样的巨型大厦。而这一切的基础，是劳动，巨大的劳动，一个作家最优秀的品质。“天才，不是别的，作为一个人或一个性格来说，不过是一个更好的劳动者，一个更真挚的人，一个更优美更朴素的性格而已。”冯雪峰当年评价鲁迅时说的话，大半个世纪过去，今日重温，更加深切地体味到了那种珍贵的相知。

巨大的劳动明显在张炜身上留下了耗损的痕迹。最后的大规模修改过去了将近三年，冬天到来，晚饭后去万松浦书院近处的海边散步，张炜穿上了厚厚的羽绒服，把帽子戴上，紧紧地扣好。寒风吹来，他仍然会咳嗽起来。他受过伤的身体要撑过这巨大的劳动，似乎有几分困难了。然而他奋力支撑，一刻也不放松。要紧的是集中精力，心无旁骛。有一些外出的邀请，他婉辞了；有一些无聊的聚会，他坚决地拒绝了。“市相缤纷，海客嘈杂，你却无视无闻。你端坐一隅，仪态万方，呼吸吐纳。紫蓝色的天穹更加静谧，星辰一片冷凝。我遥望那三个岛屿，倾听心跳的声音”（《海客谈瀛洲·致海神书》）。大海上涛声哗哗拍岸，张炜心跳怦怦，他快要接近高原的巅峰了。

雪花飘飞的傍晚，张炜和朋友再一次去海边散步。朋友走出自己住的万松浦书院研修部小楼，一只彩鸟停在门里边。门是关着的，窗户没开，彩鸟从哪里来的，什么时候来的，全不可知。朋友把门打开，静静地站住，等彩鸟飞走。彩鸟在那里停着，闪动着眼珠，不走。朋友蹲下去，轻轻地伸手，将彩鸟捧起，走向书院的大门。喝了点酒的老员工满脸红光，看着彩鸟，对张炜和朋友呵呵笑着连道：“好啊，好啊……”古东夷齐地边缘近海区，齐文化传统源远流长，民间有“彩鸟主文”之说。“文采斐然”的本义原本就来自于彩鸟。《山海经》上说“丹穴之山……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那说的是凤鸟。老员工舍不得彩鸟，接过去放入笼中，喂养几天，观赏几天，阳光明丽的正午放飞。彩鸟在书院上空盘旋几遭，振翼飞去。

这是2009年的岁末了。《你在高原》经过了足足三年的大规模修改。从头算起，在张炜手中整整捂过了二十二年。它已经被张炜的胸口暖得滚热滚热了。对作品，张炜已经保持了足够的艺术耐心；对意见，他待以了足够的虚心；对劳动，他付出了巨大的艰辛。他在生命的壮年、创作的盛年，付出了二十二年的浩大心血。作为作家，他能够做到的已经完全做到了。他竭尽了全力，没有惜力。总体看来，《海客谈瀛洲》《人的杂志》《无边的游荡》已经达到了《家族》的高度，有几部达到了水平线以上，没有一部掉于水准之下，既定的修改目标已经达到，那就——放飞吧。

《你在高原》的问世，是张炜文学生涯中的华彩乐章。

看看张炜巨大的作品产量，自然会惊叹他的才华；可是看到了他每日的写作状况，才会明白才华并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劳动，是勤奋。十八九年前，《古船》《九月寓言》业已面世，张炜曾经私下自我评价说，他的才华不是一流的，他的勤奋则是一流的。张炜的才华是不是一流的，姑且不论，才华存在于作品中；张炜的勤奋确乎是第一流的，他自己没有高估。他在生命的中年，已经成就了好多人终其一生也完成不了的巨大业绩，一千二百多万字的作品，需要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没有第一流的勤奋，没有日复一日辛勤的劳动，绝不可能。英国作家毛姆也曾作过自我评价，说他不是一流作家，但他是二流作家前排的；然而毛姆评价别的作家，却说过一流的话。他在评价巴尔扎克的时候曾说，高产的作家不一定是伟大作家，而伟大作家必定是高产的。近一个时期以来，巴尔扎克在中国文学界的影响、评价有些式微，可是，抚摩着书架上山峰一样连绵的《人间喜剧》，再读一读巴尔扎克传记，看看巴尔扎克是怎样写作劳动的，就会很自然地感佩起来：这是个伟大的作家。

劳动，勤奋地劳动，每日劳动，像勤苦的农夫，晨起而作，耕耘在他心爱的土地上。巴尔扎克每天半夜开始写作，那违背了生命的规律，巴尔扎克未得长寿，与此不无关系。张炜遵循着生命运动的规律，作息有常，上午写作，那正是日出蓬勃蒸蒸向上的时辰。需要守常，需要守静。不是非做不可的事情，不能干扰上午的写作。连电话也不打，书院内必要的交流，只发个手机短信。有时候下午也会写上一个半钟头。一天的写作任务完成，才可以放松下来，处理一下杂务，读读书，回复一些信件。这样的写作状态，张炜是从年轻时定下了规矩，延续下来的。这就是那浩浩长河一般滚滚而来的作品产生的原因了。胶东民间有言：“不怕慢，就怕站。”每天都不辍步，一步一步向前走，才有可能走远，有可能登高。

也不是闭关自修，书院本是讲学访修之地，海内外来访频繁，张炜都会热情接待。“万松浦—湾园国际诗歌艺术节”，英国诗人步下班机，直达书院。开幕式上，张炜胸佩红花，热情致词，说英国朋友今晨刚下飞机，真正是“喜从天降”。张承志从北京来，张炜和朋友在书院等候至午夜。雪亮的车灯照亮了那边的松林，车子停下，张炜打开车门，张承志下了车，沙哑的声音低低地叫一声张炜，跟张炜轻轻拥抱。朋友为他们的深情感动，眼眶一热。西藏作家团抵达书院已近黄昏。座谈会亮灯召开。张炜换上了洁新的衬衫，笑脸蔼蔼应对来自国内最远处的作家访问团。河北作家团在西藏团离去一周后到来。座谈会上，张炜侃侃而谈，讲写作中警惕时间线型思维的危险，讲写作中消失的分号。其时，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正在紧张的评选中。祝酒时，河北作家真情祝愿《你在高原》获奖，张炜笑一笑说，得不得奖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把作品写好。

这是一个炎热的夏季，书院北边的海滩上，入夜时游人如织，半空中有灯光游走，张炜说那大概是“孔明灯”吧。三国时诸葛亮被司马懿兵困平阳，诸葛亮发明出“孔明灯”放飞求救；后代人放飞孔明灯，则是祈福了。

如果放飞“孔明灯”能够为人间祈来福祉，那么，万松浦书院放飞的精神之灯，也该能为现代人祈福祷祥。那是我们今天的写作最终的目的；离开了整个人类的幸福安宁，一切一切都失去了意义。

我为什么迷张炜

逄春阶

与张炜先生结缘，是1984年8月底。刚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我，约上同学到安丘县景芝镇去赶集。我最爱去的是镇上的新华书店，书店就三间平房，很不起眼。我走进去，趴在玻璃柜上往里看，不经意间，就看到一本淡雅的小说集，名叫《芦青河告诉我》。我请售书员取出来，捧在手里，一下子就被那清新的语言所吸引，但我兜里没钱，同学问我：你真喜欢？我说真喜欢。他就买了两本，我们一人一本。

从此以后，见到张炜的书，就买；见到刊登张炜文章的杂志，也买；买不到的，我就抄。在大学里，因为喜爱，我全文抄录了《声音》《拉拉谷》《一潭清水》《海边的雪》《融入野地》等短篇小说，张炜发在报纸上的一些创作随笔，也抄了几本子。《古船》我读烂了一本，又买了一本。但一直无缘见到张炜先生。后来，大学毕业分配到潍坊市，一直很向往住着张炜的济南，那里不仅有泉水，还有张炜。

1999年7月，我终于从潍坊调到了济南。我最想见的人，不是省委书记和省长，而是张炜。我觉得，他就是一盏灯。大约是2001年春，我终于接触到了他，白白净净，很随和，说话慢条斯理。但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如发短信的次数多。其实，张炜并不一直在济南待着，他在各地走，尤其在胶东地区，在他童年生活过的地方。

张炜在《你在高原》的《人的杂志》卷中谈到自己的拐子四哥，用了这样的话：“这是一个特别坚忍的人，一个能够在绝望之地大声号唱的人。我好像一直跟着他走啊走啊，从少年走到了中年，从芦青河堤上走下来，一直走到这片葡萄园里来了——如今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我唯一的希望就是跟上他继续往前。”在我心中，张炜就是那个让人放心的“拐子四哥”。

尽管很少见面，但我总觉得他就在我身边，他是我文学的兄长，就像不涸的一潭清水，映照着我的心灵。有了他，我就不敢堕落；想到他，我就感到温暖；读到他，我就沉浸陶醉在芦青河边，如深邃夜空中的星星，葡萄似地敲打着我的心灵窗棂……迷他，因为他有趣

“我们家从古至今就爱交往一些有趣的人。”这是张炜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鸿篇巨制《你在高原》开头的第一句话。其实，凡是跟张炜接触的人，也会感觉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他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眉头紧锁。印象中他一直是微笑着，有时还很幽默。

朋友聚会的时候，大伙都等着张炜说笑话。他说笑话时很认真，自己一点都不笑，还不时忽闪着眼睛瞅一下周围的人。山东出版总社的虞静讲，有一次张炜给作家韩少功、方方等说笑话，说到“一丁点爱情”时，就用大拇指掐着小拇指，掐出绿豆一点儿大的地方，细心的韩少功看到这个滑稽的动作，笑得从沙发上滑了下来……迟子建称呼张炜时，总是开玩笑地喊“张——老师”，张炜听了马上说：“她这不是真心的，她们这些小青年哪，都后现代了……”

有趣的人，往往对什么都感兴趣。记得有一次，跟张炜先生一起吃简单的晚餐，他特意带了一瓶法国红酒。他说专门研究过酿制葡萄酒工艺，当年还真想自己酿制葡萄酒。将成熟的葡萄用清水冲洗干净后，除去果梗及青粒、霉粒、破粒等，放入经过消毒的容器里，用手挤碎或捣碎……然后是发酵……在《你在高原》中，张炜丰富的酿酒知识得到了集中发挥。

读书，最见性情，张炜自言读书很杂，除了那些经常翻看的滋养心灵的名著，他还特别愿意翻看一些有趣的书，比如前不久美国人写的《躁狂抑郁多才俊》，这本书写的是那些杰出的艺术家，而他们大多是性格狂躁抑郁的人，比如贝多芬，比如凡·高、拜伦等。还有，山东友谊出版社出了一本《俄罗斯庄园与名人》，张炜读得也很得趣。“读文学书要慢，要注意那些关键点和细微处，不能快，快了就什么也得不到了。”张炜说。

张炜写长篇小说《古船》的时候，专门研究过中医，认为中医不仅是医道学问，它更重要的还是思维方式。这种思考力在当今如果缺失了，就会造成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场灾难。现在常常能看到西方思维的皮毛，所谓西医对人的诊治，真的像是对一部机器零件的修复和更换的过程。这种简单化一刀切和不求甚解，想用来治世医人，连门儿都没有。

《你在高原》严格来讲，是一位地质工作者的手记。张炜说，“为了写这部书，我曾专门自修过南京矿业学院的全部本科教材，还有植物学、考古学，我童年就有个梦想，就是要做一名地质工作者。我的少年时代，有许多时候是在地质队员的帐篷中度过的。至今，我及我的朋友们，帐篷与其他地质行头仍旧一应俱全”。

迷他，因为他低调

我不喜欢高调的人，咋咋呼呼的，尤其不喜欢。

张炜则相反。长篇小说《能不忆蜀葵》问世时，我想对他搞个专访，但他总是说，让别人说吧，我该说的都在小说里说了。《你在高原》出来，我又想给他搞个专访，他还是那句话。不愿多说。

他总是静静地在一个偏僻的角落里，不停地思索，或者在孤独地行走。以前听张炜说到一位贤哲的话，至今记得：“我每一次到人多的地方去，回来以后，都觉得自己大不如从前了。”这段话张炜又一次提起，可能给张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我发现他一字不差地引用，并且他自己就是一个不太到人多的地方去的人。许多热闹的场合，根本见不到他的影子。仔细想想，真是那么回事。我们去参加人多的聚会，那就需要应酬，需要迎合，自然就消耗能量啊，能量消耗了，需要好多天才能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张炜不喜欢熬夜，除了在业余写作的那几年之外，他一直以十分正常的作息时间来工作。这样，他总是保持一种朴素充沛的元气。

为了安静写作，有时要藏到没人的山里或一些小村。《古船》的后半部分就是藏到济南南郊一个废弃的变电小屋里写的。有一年他藏到另一处多年没人住的山里读写，没有基本的生活条件，大雪封山，深冬里冻病了，朋友发现时已经高烧卧床三天了，不得不出山紧急送医院。还有一次独自一个人写作因病大出血被朋友急救起来。

张炜的长篇小说《能不忆蜀葵》中有这么段话：“什么得奖啊，画廊上的成功啊，那不过是人们制造‘屑末’的一种方式……只要是屑末，就永远别想掷地有声，风一吹就了无痕迹了。”读到这段话时，我还跟张炜交流过，他说，屑末无根，只能跟风，让风吹着走。不跟风的，有两种：一种是不做屑末做石头，一种是自己变成风。

我从张炜身上感悟到，真正优秀的人，都在安静的角落，一直处于低调的状态，默默地按照自己的想法耕耘着。

迷他，因为他倔强

张炜是一个真诚而倔强的人。他曾经说，在文学和思想的浪涌里，做一个人就如同做一棵树，根扎得再深也容易摇动。不过，只要根不拔出来就好。一个人在时代浪潮中，潮来了，人有感情，不可能不为时尚所动，有时在时尚中怀疑自己，质询，顾盼，这个过程就像树一样的摇动，但最后还要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像树一样不仅不会死亡，而且还会在风的吹动和梳理下变得更加茂盛。根永远在泥土里，有根就有立场。

谈到电影、电视，张炜说，影视是多人合作的产物，不能很好地凸显个性。导演可能好点，但也要妥协，也要迁就。我还是要搞我的文学，“两个人合作的东西，就不是文学的，文学是非常个人化的，不能合作。文学作品和影视是完全不同的，是两个行当。一部作品改成了影视得以广泛传播，应该说传播开的只是影视本身，那部作品还像原来一样，并不能增加或减少它的分量。”

张炜说，自己很少看电视剧，一是没有时间，另外电视剧太浮浅吧。从表达上看，电视剧是通俗的，它追求的是平均值，而文学则是突破平均值。

他好像说过类似的话：值得看的好片子真是不多，好的艺术家也少。除了天资，还因为他们读书太少。比如演那些历史人物，演员演的都是皮毛，演不出这些人物咬钢嚼铁的气质。如果说，目光有分量的话，那些真实历史人物的目光是一吨重，有的演员可能就只有二两……去年6月18日下午，山东省话剧院排练《古船》朗诵剧，张炜推掉了好多社会活动，从头到尾看完了演出。看后他很高兴。他对我说，写《古船》的时候，还是稚嫩了些。优点是纯洁，青春，激情，有爆发力。当然，青春的东西，本身也深不见底，清澈，我现在已经写不出来。

他对话剧演员说，要把文学的东西突出出来。任何小细节，都不要犯概念化的毛病，语言和表演，要冲破概念化。要问：生活中是这样吗？一定要冲破平均数和概念化。悲痛，有没有另一种表达？欢乐，有没有另一种表达？把纯粹的东西突出出来，把永恒的东西突出出来，把非概念化的东西突出出来。在这方面，一定要倔强些，再倔强些。

张炜始终提防在潮流中走向模仿，始终坚持自己的原则性。希望自己能做自立和自为的写作者，进行独自创作并排除外界干扰。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冷静和安静的人，这样的人会有原则和勇气。“冷漠无情的荧屏，某些现代传媒，街头小报，总的看一直是站在诗与真的反面。真正的作家不是偶尔才疏远它们，而是要持久深刻地表达自己的厌恶。”张炜说。

迷他，因为他耐烦

我读《你在高原》，感觉张炜写作的时候，保持着一个很饱满的状态，他在跑文学马拉松。用他独特的节奏，有时舒缓，如蒙古长调；有时激越，如催征的鼙鼓；有时又如跑累了的骏马，在草原上漫步……花去三个半月时间，通读了全书的我，感叹张炜这部三十九卷巨构，需要多少艺术技巧，多少文化贮备？需要多大能量才能让各种艺术流派交融在一起？这都是他坚持几十年如一日地向古人、向同时期的文学朋友学习的结果。张炜是一架大功率的书籍吞吐机，他曾经说过，每天坚持阅读五万字。我了解到，他竟然买了《列宁全集》六十卷从头看起，时常惊讶于列宁才活了五十四岁，竟然写了两千多万字，简直不可思议。张炜特别敬佩俄罗斯的那些伟大作家，常常为他们强大的人道力量所吸引。他们和中国古典作家一起，成为他重要的精神资源。

《张炜评传》的作者宫达对我说，他曾亲眼看到，《你在高原》打印稿每一部都有好几个版本，堆起来远远超过了作者本人的身高；而每个版本都认真听取朋友的苛刻批评。朋友批评得无论多么尖锐，他都会像一个小学生一样，坐在一边，一笔笔记下来。几十年来他都是这样下来的。

我记得张炜在小说《九月寓言》单行本的扉页上写了一句话：“为了一本好书，可以耗上一生。”张炜就是这样，一篇一篇地写出自己满意的作品，用的是质朴的语言，写的是质朴的感知。写了一篇，就好比崖畔上花的绽放，有更多的人来欣赏，当然高兴；一个也没有，自己静静地欣赏，也并不感到孤独，这就是在大轰大嗡中耐得住寂寞的张炜！

汪曾祺回忆其师沈从文先生，有段话印在我脑子里：“沈先生很爱用一个别人不常用的词：‘耐烦’。他说自己不是天才（他应当算是个天才），只是耐烦。他对别人的称赞，也常说‘要算耐烦’。看见儿子小虎搞机床设计时，说‘要算耐烦’。看见孙女小红做作业时，也说‘要算耐烦’。他的‘耐烦’，意思就是锲而不舍，不怕费劲。一个时期，沈先生每个月都要发表几篇小说，每年都要出几本书，被称为‘多产作家’，但是写东西不是很快的，从来不是一挥而就。他年轻时常常夜以继日地写……”由沈从文，我想到了张炜。

迷他，因为他敏锐

张炜小时候，居住在一片树林中，见树远比见人多。时间长了他也就培育出一种独特的气质，对大自然无比敏感，对树、小草、小花、野兔、刺猬、猫、狗等，有着难以言喻的情感。在他的小说《你在高原》里，经常出现李子树的高大身影、李子树的独特气息。比如在《忆阿雅》卷中说：“那棵大李子树啊，那棵走到天边都无法忘怀的大树啊。我一想到它就想到了外祖母，它银色的、雾一样的花朵就像外祖母的满头白发。”

2010年5月20日晚，在张炜家中，谈到大李子树这个意象。他对我说：“大李子树，在我老家屋后偏右一点，比房子大多了，我一生就没见过这样大的树。蝴蝶、蜜蜂，围绕着大李子树飞来飞去，那时我跟我弟弟整天在那里玩，在树下。大李子树是我童年的摇篮，后来被伐了。那树桩比碾盘还大，树底下有口井，离李子树不远，可能水脉好，树就长得旺。那口井，供应整个矿区。大李子树，对我一生很重要……”大李子树是张炜的庇护之树、幸运之树、思念之树，大李子树在张炜心中永不凋零。

在《你在高原》中，有大量的景物描写，如野地宿营，清晨寒露，落日辉煌，等等，张炜的描述，枝叶葳蕤，让人置身其间有跟着奔跑的冲动。比如在《无边的游荡》中写的这样一段，就牵涉好多的植物:“草丛中有几棵长得油旺旺的地肤菜，我采下嫩嫩的尖叶，这种菜让我想起了出生地:小茅屋旁，果园的空地上，到处都长了这样的野菜，外祖母把它们采下来，直接做成咸饭，或掺在玉米粉里做成甜窝窝。那时即使没有一点粮食我们也能活下来，因为有外祖母的地肤菜，还有各种各样的果子；北面的灌木丛里，一条条赶海人踏出来的弯曲小路旁还有无数的桑葚、蘑菇、松果，有彤红的浆果……”

张炜对我说，有一位作家，看到他写了那么多植物，很惊讶，说查了书中的野菜名，没有查到，原来都是张炜编的。其实这位同行说错了，这其中没有一个名字是编的，都可以从植物志中找到，是通用的拉丁文转译……诚如评论家赵剑平先生说的：“张炜正是依了大自然的力量，有了一颗博大的慈悲心，才有了强烈的道德感和强大的道德激情，才有了坚定和顽强；当他面对无聊的争执时，才能做到一笑而过。”

有幸在2011年11月跟张炜先生一起参加了中国作协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请他给写几句话，他录了贺拉斯的话给我：“我静静地走在一片树林里，想着那些贤人君子能做些什么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