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璞

七十感怀

宗璞

其一

明灭红烛自有时

花开花落两由之

无心岁月牵心事

冰雪聪明叹木雉

其二

豪情依旧又如何

纸上葫芦画不得

欲握管毫长四寸

素心百副礼医佛

其三

才命相妨芥子身

无端碾碎旧柴门

网遮松舍千般恨

何日全消战地尘

其四

铁箫一曲透青围

流水高山妙句回

未向苍茫觅知己

意存天地不成灰

注：“花开花落两由之”，借用鲁迅语。

兰气息玉精神

王蒙

许多年前读到李子云发表在《读书》上的一篇评论宗璞作品的文章，她从黄仲则的诗中拈出“兰气息，玉精神”六字来形容宗璞的作品的风格，我以为她以此来写宗璞其人其文，是再贴切也没有了。

许多人痛感于文坛风气之恶劣，他们提出“面向文学，背向文坛”，要保持“清洁的精神”，要不“媚俗”，要“甘于寂寞”，不要“媚俗”，还有什么文学是“孤独者的事业”等。

宗璞从来没有提出过什么号召过什么咒骂过什么。但是想一想，她做到了而不是说到了这一切，你大概不能不承认，她的精神是清洁的，她常常是远离文坛乃至脱尘拔俗的，更不会去媚哪个俗。正因为她甘于寂寞，所以从来不觉得也不诉怨什么寂寞的。一切的闹闹哄哄、蝇营狗苟、是是非非里，都没有宗璞的存在和印迹。

她受过很好的教育，她的作品里弥漫着书香，然而她连高级职称都没有。许多老作家老领导关心过她的看病难的事，到了，她的职称问题也解决不了。却原来，没有高级职称的人才更“高级”呢。

她的寓所里也有朋友们的身影，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然而她没有自己的一伙儿，她和她的友人们只知谈“义”、“艺”，从不言“利”。君子之交淡如水，从宗璞身上你体会到了真谛。

一次在一个聚会中我说到了自己的“新作”的进展，宗璞大声对我说：“王蒙，你要写慢一点！”这就是对我的友谊，也是最严厉的批评了。

她素常说话声音极小，她并不怎么善于词气，她从来没有大声疾呼的习惯，以至有一次我听不清她的讲话，不礼貌地说：“你怎么说话像蚊子？”

然而她带棱带角，有自己的见解，决不苟同从俗。对于一切炒作起哄，她有一种本能的拒斥和保留。她有所为，更是有所不为；有所交，更是有所不交。对于卑污，她绝对不能接受。

最近一次作代会前后，有些作家为自己的“一官半职”奔走得辛苦。有些作家为打掉与自己不是一个圈子的候选人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把他们的告状信收入文集，堪称奇观。宗璞对此木然无觉，大家也几乎忘记了她。

忘了也罢，木然也罢，她还是榜上有名。谁说作代会没有什么文学的民主呢？至少宗璞的当选主席团委员给人们带来了民主的希冀。

意外的宗璞

林斤澜

宗璞和我同时久居北京，久达半个世纪不算夸张，又是同行，见面的时候却不多。若好记性，是能够扳指头儿掐得出来的。推其原因，倒要先放下目前流行的“个人化”，往“众”里“掰扯”。一曰双方没怎么担任过职务。二曰在文学“档次”上，历来处于“边缘”状态，不知宗璞以为然否？

近读季老《牛棚杂忆》，这位博学前辈认定“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最荒谬的一场悲剧”中，我们也就是“十年生死两茫茫”。因为走正字儿时候，不上台盘；走背字儿之际，也不见于生死簿，何来音信？

平日偶然见面，可又不需寒暄，总用不着“今天天气哈哈哈”，也不像“开门见山”，更不那么“单刀直入”，只仿佛接着昨天的话碴儿说话就是了。

谈论宗璞的专栏要我写点印象，又道是宗璞自己点的名。那么就前面这点意思，恐怕交不了卷。其实也有一个印象每每发生出来，只是一直说不清“所以然”，和前边那几句里的一两句也有些矛盾。这个印象是每每感觉意外。若写作“她老叫我意外”，可能是流行歌曲的好题目，好了，就这么着吧。

有个什么笔会，十来个人到南方转悠回来，人说宗璞爱吃摊头小吃，我表示意外。原以为这一位书香门第，想当然过的是闺秀日子，和摊头小吃不好联系。提问：“怎么个碴儿？”

一位说好比逛街，走着走着不见了宗璞，回头一找，在街边小摊上坐下了。一位补充说，宾馆里的饭够可以的，是吃了饭出来逛逛的。

过后南方又有笔会，我打电话约宗璞一起逛逛，当然高论“冠冕”理由，稍带点缀风味小吃。宗璞叹息了，叹道刚从美国回来，“行李都还没有打开”。我放下电话，联系诸多信息——纳闷，她回来足足一个来月了。“行李都还没有打开”的话，查非空言，实属意外。

刘心武说——这里非提名道姓不可，兹事体大，出语不凡，生怕牵涉“知识产权法”也。这位刘贤弟说他的宗璞大姐开会不善发言，才三五句话，就“抠桌板”了。“抠桌板”一词，入脑储存。

若干年后，在一个座谈会上，一位法兰西作家振振有词，带点讲课风范。我对外国和尚，大都摸不着头脑，听着听着走神了。接着宗璞发言，虽是娓娓而谈，可旁征博引，我渐渐听出意思来，大致是对外国和尚的“解构”。她的眼睛通过镜片，落在一支笔上。那笔是用两只手的手指头抬着转着，因此手指头始终没挨桌板儿。

我虽“码”字为生，对字源却没有做功夫。凭空觉得人见人怕的“癌”字，乃老前辈照着骷髅画下来的：缺牙少齿的下巴骨上，码着洞洞。此字光临还一概如金圣叹说的“于无意中得之”。朋友们会说某人中了头彩，无意之中复强调意外。

宗璞得过一回，挺过来了。若干年后，又得，不是复发，是又一个头彩。现在又挺过来了，这在任什么人身上，都不是说声意外了得。见到宗璞，索性不敢挂齿，就像世界上从来没有过这些个“捞什子”。噫吁儿戏，身怀绝症成绝技。

前边说到季老在《牛棚杂忆》中，在“悲剧”前边不惜动用四个“最”。另在“自传”中，用的是两个对应的“极端”：“极端绚丽的面纱下蒙着的极端残酷的悲剧”。悲剧刚过，宗璞发表了篇小说《我是谁》，写一个女教授挨了斗回家，只能匍匐爬行，感觉自己成了虫子……20世纪50年代，宗璞的“响”作——比“名”作多有声响，更和“险”字声同韵不同——《红豆》，20世纪80年代的《我是谁》，在同行中也是打响了的。前后两篇写的都是校园生活，两个园里都有湖，有树木花草，都是有文有理的大学，小说的主人公又都是有才有貌的女士。《红豆》里的叫江玫，是个文科学生。二三十年后，《我是谁》里叫韦弥，是植物学者。《红豆》里有这么一段：

……只有和暖的春风和他们做伴。绿得发亮的垂柳直向他们摆手。他们一路赞叹着春天，赞叹着生命，走到玉带桥旁。

“这水多么清澈，多么丰满啊。”江玫满心欢喜地向桥洞下边跑去，她想着摸一摸那湖水。齐虹几步就追上了她，正好在最低的一层石阶上把她抱住。

“你呀，再走一步就掉到水里去了！”齐红掠着她额前的短发，“我救了你的命，知道吗？小姑娘，你是我的。”

“我是你的。”江玫觉得世界上什么都不存在了……“我是你的。”不禁联想“如花羡眷，似水流年”。

《我是谁》中也有一段湖边的文字;

……孟文起和韦弥同样地惊恐，同时扑倒在地，变成了两条虫子。“这便是蛇神了！”韦弥平静地想。蛇挑唆夏娃吃了智慧之果，使人脱离了蒙昧状态，被罚永远贴着土地，不能直立。那么，知识分子变成虫子在地上爬，正是理所当然的了。韦弥困难地爬着，像真正的虫子一样，先缩起后半身，拱起了背，再向前伸开，好不容易绕过这一处假山石。孟文起显然比她爬得快，她看不见他，不时艰难地抬起头来寻找…………她感到一阵莫名的恐饰，尖声哭叫起来：“我啊，这正在消失的我，究竟是谁？”

……韦弥静下来了。她觉得已经化为乌有的自己正在凝聚起来，从理智与混沌隔绝的深渊中冉冉升起。我出现在她面前。她用尽全身的力量叫喊！“我是——”她很快地向前冲进了湖水，投身到她和文起所终生执着的亲爱的祖国——母亲的怀抱，那并不澄清的秋水起了一圈圈泡沫涟漪，她那凄厉的、又充满了觉醒和信心的声音在漩涡中淹没了。

剩下的是一片黑暗和沉寂。

……

宗璞先前的作品中，不少激情，也有自省或叫作“灵魂拷问”，但总不离素来的“温柔敦厚”。那么《我是谁》叫人意外了，偏偏没有。大约是大家经历的“悲剧”太极端了，怎么写也不为过。

既不意外，放在这里说什么？实际也有一点意外之感，不过拐个弯儿出来，成了“怎么我写不出来？”

阿姨，还是大姐？

刘心武

一

有一回，一位海外来华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学者，访问宗璞时问她：“当代中国大陆作家里，你跟谁比较好？”她说：“我跟刘心武比较好。”对方颇为吃惊。宗璞答完，大概自己也比较吃惊。所以后来她打电话告诉了我，并且笑着说：“……她那么问我，不知怎么的，我就那么答了……”我听了，自然也吃惊。

我管宗璞叫大姐。宗璞大姐在文坛，是个人见人敬、人见人爱的才女。选举时，她得票率极高，倘若她自己也投自己一票，那很可能达到百分之百。她长期患病，身体一直欠安，因此写得很慢，要求自己又严格，常常是，写了好几百乃至上千字了，觉得不好，便马上撕掉；但是，因为她毕竟是稍能振奋精神时，便勤奋握笔，所以细水长流，慢工细活，过一段时间，回头一看，帮她算算，所出的书，所发表的作品，却也相当不少。远了不说，起码这二十年来，她是个年年有作品的、贯穿型的作家，这在她那个年龄段的作家群里，是难能可贵的。而且，宗璞大姐的成就、威望，这些年来呈扶摇直上之势。也许恰恰是因为这种情势，愿意接近她的，跟她密切来往的，与日俱增。我这么个惫懒人物，或者像某位同行，当着我面，很同情地给我定的位——“死角里的人物”，也就觉得，不必太多地凑上前去了。当然，宗璞大姐跟我的想法不一样，我过很长时间才给她挂一个电话，她很高兴，一点没觉得我“多余”，甚至于还有些个“惊乎热中肠”，嗔怪我何以“好久没有消息”。

二

算来，我差不多两年没跟宗璞大姐见面了，这两年里，通电话也有限。我承认，自己的性格，似乎越来越孤拐，也许是，经过这些年生活遭际的磨炼，胸腔里的一颗心，是内里越来越热越软，外壳却越来越冷越硬了。这两年里，凡见到宗璞大姐的文字——有时候是发表在并不怎么流行的偏僻刊物上——总还是要习惯性地精读细品，读完，少不得要推荐给晓歌(我爱人)，她读完，又总要讨论一阵。她常说，该把我们的反应，告诉宗璞大姐，其实拨个电话很简单，举手之劳，我又有的是“煲电话粥”的时间，却总是“驾不起事’(这是四川话，意为不能落实于行动)，懒懒散散的，到头来，是并没拨去电话。

可是，在一个我没有去的会议上，宗璞却在大庭广众中，为一桩关系到我的事，为我抱不平。她想到了，不是懒懒地，想说，到头来，却没说；而是，想到了，也就说了，说得清清楚楚，淋漓尽致。以我这样一个已然自愿“出局”又极不善为人处世，厌者颇多，甚至于还被个别家伙恨不能诬为“叛逃者”加以灭门的、背时的人物，谁愿再为我出来说一句半句公道话呢？宗璞大姐却为我说了。她说了，近乎白说，因为即使是还能跟我过话的、在场的人物，也想不起来给我报道一下，到头来是宗璞大姐自己，与我通电话时，想起来，跟我说了一遍。我听了，真是感动莫名。

三

宗璞大姐说，跟我好，好在哪里？好在坐在一处也罢，通电话也罢，有话说。也就是所谓的有共同语言吧。我们能有什么共同语言？宗璞大姐的学问，无论中国古典，还是西洋今典，我哪有半点分毫？与她论学，我实在没有资格。谈创作？交流写作经验？有那么一点点，如她说我总是想把事理写得清清楚楚，认为不可取，给我很大教益;又说投稿被退，乃写作者的“兵家常事”，使我意识到，写作时还是要依着自己的信念，由着自己的性子撒欢儿写，虽说写完并不是只打算搁在抽屉里，还是想投给编辑部，争取发表的，但万不可尚未动笔，便揣测编辑部意图嗜好，以“降军”姿态前往……这些交谈虽甚欢愉，究竟也还不是我们“共同语言”的核心部分。那么，我们“共同语言”的核心部分，是些什么？

却一下子说不出来了。

大概是，都是些孩子话吧。宗璞大姐写童话。童话不是每个人都能写的。技巧倒在其次，关键是要有一颗童心。宗璞大姐养猫，曾有一只耷耳朵的，名小花。我们交谈，小花一旁偏着耳朵，瞪着眼睛，似随时打算参与进来。宗璞大姐说：“小花如果开口，吐出人话，我是一点不会惊讶的。”我有同感。说起我家的三只大猫，一曰睛睛，二曰狸狸，三曰喵喵，也是很通人性，并且在家中与我们有着一样的地位、尊严，宗璞很理解。所谓“宠物”，这称谓是一种误导，不能把它们视作“物”，它们也是生命啊！生命都是金贵的。甚至于，不仅动物，植物也如是，是有灵性的，宗璞大姐说起她家屋外的三棵松树，亦即冯友兰先生用以命名其书斋“三松堂”的那三位披绿针衫的老人，他们只不过是不会走路罢了，其余方面，与人何异？望尽悲欢离合，听足生死歌哭，历遍风刀霜剑，尝够酸甜苦辣……悠悠岁月，风过微语，相对憬悟，何必多言？还有她家南窗外的几丛丁香，花开花落，籽饱籽裂，春送馨香，秋旋飘叶，氤氲中散多少情思，静默中传多少心意，谁能说它们的魂魄，就比人类单薄肤浅？也不光是植物，就是土石，也不能小觑轻亵啊……宗璞大姐的作品中，有曰《核桃树的秘密》者，有曰《丁香结》者，有曰《三生石》者，岂非偶然？

我和宗璞大姐，大概是，在这一类与仕途经济，与名坛利场，与选票座次，与人情世故，与同行长短，与时尚潮流……都了无关联的闲谈漫语中，获得了若干浮世中的促膝之乐吧，所以她说，跟我不错，算得朋友吧！

四

其实我这个人，虽说“自外”于某些人与事，决意取边缘存在的惨淡方式，来消费自己的生命，但跟宗璞大姐比较起来，还是心浮气躁的。世俗性的焦虑，过分鲜明的爱恨情仇，往往还在心尖蹿动。宗璞大姐是真正的闲云野鹤，甚而至于，我觉得，她像个菩萨。偶尔跟她提起一些人间烟火事，尤其是，提及某家伙如何心狠手辣，把我往死里害，她吃惊到天真的地步：“是吗？……真的吗？……哎哟，怎么会那样？……”她理解我的情绪，却又总是奉劝我：“不去管他吧……你要好好生活，好好创作！”她亲切的话语，如观世音用柳枝，从金瓶中蘸出圣水，挥洒到我身上，渗入我心坎中，我受伤的心灵，从而得到巨大的慰藉。

五

我和宗璞大姐，都是“红迷”。最近跟她通了一次电话，她还建议说，什么时候找几个同好，开个茶话会，专门“谈红”。我对《红楼梦》中秦可卿的探究，她并不以为然，却又极喜欢听我“侃秦”。她真是“我不一定同意你的意见，但为了捍卫你自由抒发出意见的权利，我甚至于甘愿牺牲”这一原则的坚定履行者。我已发表了《秦可卿之死》《贾元春之死》，正构思《妙玉之死》，把一部分构思跟她讲了，她大为诧异，那意思，似乎是认为“亏你想得出来”，“更向荒唐演大荒”，但她又鼓励我把《妙玉之死》写出来。我曾说过，我的喜欢“谈红”，并终于大胆“研红”，很受了我母亲的影响。我曾随口说过，我母亲对《红楼梦》如何熟悉，甚至于能说出秦显家的与王善保家的是什么关系，这话别人听了只当耳旁风，谁去追究？唯独宗璞听者有心，并向我郑重发问：她们是个什么关系？这说明她这人既天真，又认真。其实，我母亲只是一个普通的“红迷”，并不具备有关“红学”的基本知识，她是不仅把前八十回和高续的后四十回混为一体，也把她年轻时看过的某些续书里头的人物关系和情节，混为一谈的。秦显家的是司棋的婶娘，王善保家的是她姥娘，这在前八十回中有明文，二者当然是亲戚。记得母亲还说过，有一种续书，是把王夫人的陪房周瑞家的，跟邢夫人的陪房王善保家的，这两个互相合不来的人物，也勾连为亲戚的：周瑞的女婿冷子兴，跟王善保的外孙女儿司棋的情人潘又安，互为姨表兄弟，之间又演绎出种种离奇的遇合。宗璞连这样的谈资也很关注，更说明她那超越功利的一派童心，是何等趣味盎然。宗璞大姐长期患病，光是乳腺癌一症，便动过三次大手术，历经三十余年，却至今仍能读书写作，若问她有何抗癌妙方，我代她答曰：“永葆一颗超功利的无尘童心！”

六

我和宗璞大姐结识，是在1979年同获作家协会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项的活动中。那回她以《弦上的梦》获奖，那是一篇文学性很强，文字很优美，继承、发扬了她在1957年的成名作《红豆》文脉的一篇佳构，但因其内容涉及“文革”，也被视为是“伤痕文学”的作品之一。当时“伤痕文学”一方面有人欢迎，有人肯定；一方面也有人贬抑，乃至攻讦。万没想到的，像我、卢新华等的作品，还只不过是被指斥为“缺德”而已，她的《弦上的梦》，竟被一位很有地位和影响的人物，到现在我都不便写出的，不仅是政治上彻底否定，而且还带有明显侮辱性的词语，加以了恶谥。这对一位女士，尤其是宗璞大姐这样书香门第的大家闺秀，真是难以承受的遭遇。当时她内心有过怎样的波澜，我不清楚;但她表现得很平静，甚至于反过来，为那人因专断成性，竟急不择词，出口不雅，而感到难为情。这种以大悲悯对待人世争端的态度，令我感佩，却也使我觉得，世上几人能以如此？我说宗璞大姐是菩萨，这也是例证之一。

七

我称宗璞为大姐，首先遭到了母亲的训斥。那是因为，我的祖父，与冯友兰先生，以及宗璞的两位姨父，都有过交往；而我母亲在未嫁给我父亲前，也已出入过冯家，我的父母与宗璞，是平辈的，我矮了一辈，从世交角度，我应称宗璞为阿姨才是。我明知母亲是对的，但叫大姐叫顺嘴了，很难改过来；并且宗璞大姐也知道我祖父与她父亲曾交往，有那么一层关系，却对我呼她为大姐，并不以为忤逆。她对我说：“就叫大姐吧，叫大姐很好！”后来有一天，宗璞由女儿小钰陪着，到我家附近的地坛公园参加一种有治疗作用的抗癌气功活动，事毕，顺便到我家小坐。恰巧我二哥从成都出差北京，也在我家。二哥见我呼宗璞为姊，认为极不礼貌，他在成都与宗璞表哥交往甚多，称为孙四叔，所以也便称宗璞为冯阿姨，弄得我很尴尬。倒是宗璞本人乐乐呵呵地，认为怎么样称呼是很小很小的、完全无所谓的事，她所看重的，只是人际交往中是否有一派天真率直。经她首肯，并予以鼓励，我便始终没有改口，直到今天，仍大姐大姐地叫她，她也受之如饴。

八

因为和宗璞大姐都热爱《红楼梦》，所以总想拿《红楼梦》中的人物来比拟宗璞大姐。以宗璞大姐的身份，本应以“金陵十二钗正册”中的某一钗来作比，但正十二钗基本上都是悲剧性角色，探春、巧姐虽结局尚好，却都不能用来乱作比拟。想来想去，似乎薛宝琴差可作比，按在书中所占篇幅，宝琴比妙玉要多，且属贾王史薛四大家族成员——妙玉非四大家族成员而入正十二钗行列且排名第六，何故？这是我欲与宗璞大姐讨论的一个问题——虽然从年龄上说，用之来比拟宗璞略觉不妥，其他方面，似都相当贴切。宝琴在大观园的恩爱情仇中超然物外，一颗童心，一派天籁，其才华极为出众——所撰《新编怀古诗》十首，至今无人敢说所猜便是准确谜底——她又与外部世界有所接触，屐痕累累，见多识广，与“真真国”的女诗人有过交往；特别是，书中写到，在粉妆银砌的雪坡上，宝琴披着凫靥裘站在山坡上遥等，不一会儿，身后来了丫头小螺，抱着一瓶红梅，那纯净幽美的形象，令人赞叹不止。我若画一宗璞大姐雪中凝思图，将小钰作捧瓶梅的陪衬，不也有趣吗？宗璞大姐及热爱她的友人读者，是否觉得我拟于不伦了？但我却很可能，真画出这样一幅想象图来哩！

多保重，宗璞大姐！

何镇邦

1998年7月26日，是宗璞大姐的七十寿辰。这是我不经意间得知的。因为要编她的一个散文集，以加入我主编的一套女作家亲情的散文丛书，是准备请她“领衔主演”的，因此要当面同她商量点事，便事先打电话同她约定造访的时间。我原拟于7月26日(星期天)去访她，她也不经意地说出7月26日是她的七十寿辰，并说家人与至亲这一天都要去祝贺，说话恐有不便。于是，我便提前于7月25日下午去北大燕南园57号，一是提前祝贺宗璞大姐的七十寿辰，一是同她面商有关编选散文集的事宜。为此，还到北辰购物中心的花店里买了一束浅红色的康乃馨，作为献给这位文坛老大姐的生日礼物。

燕南园坐落于北大校园里的一隅，闹中求静，充满书香，也显得特别静谧。这些年来，由于商潮的冲击，连安静的大学校园也不安静了，颇有点市井的喧闹。可是燕南园，却仍然保留着一片静谧，可以说是一片少有的绿洲，也是读书人少有的一片乐土。宗璞大姐所居住的燕南园57号，是燕南园那大同小异的一片院落中的一个院落，它掩映在树木花草的扶疏之中，显得特别安静。我从喧闹的亚运村赶到这儿，敲开院落的大门，宗璞大姐与小钰迎出来，把我引进那充满书香味的客厅。一落座，在向宗璞大姐祝贺七十寿辰之后，即书归正传。而谈完编书和有关专栏的事宜后，即海阔天空地闲聊起来。宗璞大姐久病初愈，气色不错，也颇健谈。她说现在每天都能坚持写作，五六百字到千把字不等，作为《南渡记》续篇的《东藏记》也即将杀青。谈到写作，她语调颇为平和，神情也显得安泰。但一谈到最近一位年轻人在《从北大到哈佛》这本书中无中生有地对她进行中伤，和钱钟书先生对她已故的父亲冯友兰先生进行中伤，云云。情绪便有些激愤了。我只好安慰她，请她保重身体，不要让这些看不惯的事伤了身体，云云。明明知道我这些宽慰的话没什么分量，但也不能不说。大概宗璞大姐生活在一个充满书香的家庭里，虽自1957年来也吃过一些苦头，但总是把世界，把社会，把知识界看得太纯净，于是一看到一些难以容忍的事，就不能平静了。从一个方面来说，这也正表明她的心地纯净和精神境界的崇高。

当今文坛，有两位年事已高的女作家德高望重，颇受文坛内外的崇敬。一位是谢冰心，可以说是文坛的“老奶奶”；另一名便是宗璞，可以说是文坛的“老大姐”了。我们这批六十上下的朋友，都称宗璞为“大姐”，因为这称呼里既有尊敬的成分，也透着一点亲切之情。这就难怪心武老弟论理应称呼宗璞为“阿姨”，却一直“大姐、大姐”地叫下来了。

我虽然也称宗璞为“大姐”，却来往不多。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读她的由此获罪的写得很美的短篇小说《红豆》，即就心仪于她；20世纪80年代初，又读到她的散文《哭小弟》，同历史上的《陈情表》《祭十二郎文》等写人间至情的篇什可以放在一个层次上来读，更崇拜她了。当然，20世纪80年代中期作为一个关注长篇小说创作的评论工作者读她的长篇小说《南渡记》，也是颇受启发的，虽然未曾写文章评论它，但也保留了我对此长篇的好感。尽管我如此喜欢宗璞大姐的作品，而且同住一城，也同居一“界”，照说要找到她也是不太难的。可是我总以为她出于名门，又具有大家风范，不敢轻易去打扰她。于是就一直作为心仪于她的一个读者崇敬着她。

一直到1990年春，我在鲁迅文学院同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举办首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按照教学计划，要聘北京的一些知名作家作为创作导师指导学生的创作，有位叫冯敬兰的学生点名请宗璞作为她的导师。开始着实让我犯难，但我同几位朋友商量，他们鼓励我去请。于是我斗胆上门去请宗璞大姐出山，也是第一次造访北大燕南园57号。没想到，宗璞大姐欣然允诺，并且非常尽心尽力地指导分到她名下的三位学生的创作(这三位学生除冯敬兰外，还有来自军队的于劲和来自作家出版社的白冰)。她不仅来到鲁迅文学院同学生见面、交谈，指导他们的创作，同时还把他们请到家中交谈辅导。她的眼睛不好，视力较差，但还认真地审读学生交的作为作业的作品，大都是几万字或十几万字的中篇或小长篇，认真地写评语，给成绩。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这种敬业的精神，很使我感动，也很使我受教育。从此之后，我同宗璞大姐也就有了一些往来，她也把我看作文坛中的一个“好兄弟”，同她交谈，或到了她家里，也就无拘无束了。到了1993年至1995年间，我们又举办第二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又请了宗璞大姐作为创作导师。这一次她指导两位学生章裙和冯捷的创作，同样认真负责，以至过去几年了，仍然打听她指导过的学生的创作情况和别的情况，关心着他们的成长。这当然也着实让我感动，也让我感到惭愧。宗璞大姐这些作为，可以看作是对我们工作的支持，但究其实，还是对文学青年的关爱，对文学事业的热爱。

对于宗璞大姐，我对她知之不深，对她的作品也缺乏专门的深入的研究，很难再说些什么。但在文坛变得越来越喧闹之后，在一些钻营有术的人把文坛也当成官场和商场一样，争权夺利，愈演愈烈的当今，作为大家闺秀出身、具有大家风范的宗璞大姐，就越显得难能可贵，我辈也就愈发崇敬于她。

“人生复能几，倏如雷电惊。”不知不觉地，宗璞大姐也已进入古稀之年。在她刚刚过完七十寿辰之后，作为她在文坛的一个“好兄弟”，我所说的只有这么一句话：宗璞大姐，中国文坛需要您，我们一帮兄弟需要您，多多保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