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增泉

自找苦吃自得其乐

朱增泉

诗集《享受和平》后记

我从出版上一本诗集《地球是一只泪眼》并获得鲁迅文学奖以来，已有七年多没有出诗集了。对于一位尚在写作年龄的诗人，尤其同我诗歌创作高峰期平均每年出版一本诗集相比，这是一个不短的停顿和间隔。这几年，我的主要兴趣转向了散文随笔写作，但没有完全离开诗，每年还断断续续写一点。

这本诗集的整理出版，首先要感谢喜欢读我诗的读者们。这几年，他们在阅读我的历史散文和军事随笔的同时，并没有忘记我首先是一位诗人，并没有忘记我的诗。有些读者在网上贴帖子说，我的历史散文和军事随笔比诗写得更好；但有些读者的跟帖则坚持说，他们还是更喜欢读我的诗。其次要感谢诗歌界的朋友们，几家主要刊物每年都要向我约一些诗稿。说心里话，写约稿就像学生在课堂上写命题作文似的，往往写不好。但我每次还是很认真地写，按时寄给编辑部。一般地说，自己有感而发写的诗，通常会比费尽心力写的约稿诗好一些。当然也有少数作品的情况刚好相反，这属于例外。第三要感谢评论界、学术界这几年开始注意研究我的诗。在当前新诗写作不太景气的情况下，这对我无疑是个不小的鼓励。这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我的一个观点：少争论，多把功夫放在创作上。任何一位诗人，归根结底还是要靠诗歌本身来证明自己。

我这本新诗集的形成过程是这样的：西南大学新诗研究所所长蒋登科先生带的一位研究生，要写关于我的诗歌创作的毕业论文，来信来电话索要有关资料，其中包括最近几年尚未结集的诗歌作品。我和这位研究生至今尚未见面，但觉得对年轻人的热情应该积极支持，何况人家是不要任何报酬地“吹捧”我呢。于是开始翻杂志，翻报纸，尽可能把这几年所发表的诗歌都收集起来，将剪贴本复印一份，寄给了他。事后翻阅自己留下的这本剪贴本，又东涂西抹地改了一遍，忽生一念，何不借机出它一本？但这几年出版社都对出版我的散文随笔更感兴趣，出版诗集的热情大不如前，因为当前诗集出一本赔一本，出版社不能不考虑经济效益。我曾在河北省驻军工作多年，河北教育出版社表示愿意出版我这本诗集。这些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文化书籍品位高，名声好，交给他们出版，我很乐意。

诗评家、研究者认为，我这几年的诗风有了一些变化。张同吾先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了，他过去曾为我的诗歌写过不少热情洋溢的评论，对我诗歌创作的来龙去脉十分熟悉。他为我这本诗集写的序言，除了一如既往对我的诗歌创作给予热情鼓励之外，对我这几年诗歌风格的某些变化也有中肯的评论。就我自己这几年的创作心态和创作感受而言：第一，长诗我是肯定不再写了。要想真正写好一部长诗很不容易，很累，写不动了。第二，诗随人老，随着我老之将至，我的诗风也由激情澎湃开始转向平实祥和，这是我的诗歌跟随我的年龄一起走向“老龄化”的心理反映。第三，虽是这么说，但我对诗歌依然痴情未改，仍在研究和探索之中。当今诗歌之河泛滥，水面上漂浮物较多，泡沫较多，我想到中国诗歌之河的上游和源头去寻找一点清水、活水。于是，我今年静下心来读了一遍《诗经》，又选读了几位唐、宋大家的诗词。唐诗我喜欢李白和白居易，李白豪放，白居易通俗。宋词喜欢辛弃疾和李清照，辛弃疾雄武豪放中含悲愤，李清照清丽婉约中多忧伤，但两人有一个共同点，个人情怀的点点滴滴，全都浸泡在南宋羸弱王朝令人忧国忧民的大悲伤中。我回过头去读古诗，但不主张“复古”。我从一开始写诗就表达一个观点，一个时代必然会有一个时代的诗风，如果诗歌世世代代总是同一副老面孔，没人看。新诗要继承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是肯定无疑的，但新诗走到今天“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境地，要想从“复古”中找到根本出路那是不可能的，尽管时下旧体诗词的写作队伍正在日益庞大起来。因为中国正在进入老龄化社会，退休的老知识分子、老干部队伍日益庞大，他们大多从小受过一些古典诗词的熏陶，退休后将诗词书画作为精神生活的重要寄托，但这并不代表中国诗歌的发展方向。毛泽东的旧体诗词写得超拔豪迈，当今中国无人能比，但他也不主张年轻人写旧体诗词，毕竟时代不同了。我自己也不写旧体诗词，喜欢读，不会写。我喜欢读的是古人写的诗词，却不喜欢读今人写的旧体诗词，新酒毕竟不是陈酿，总觉得不是那种“味道”。我只想从古典诗词中吸取一些写新诗的养料。所以，我在阅读古典诗词的同时，也进行了一些自我探索和尝试。比如追求平白如话、质朴无华；又比如把情节引入诗，把对话引入诗。这些，我是从唐诗中得到了一些启发，例如白居易的《长恨歌》和《琵琶行》就是很好的例子。我有时也从宋词中借鉴一点句子结构方法。但由于我这几年把主要兴趣和精力转向了散文随笔写作，对于诗歌的这些探索和尝试，未能深入下去。另外，我把平白如话、质朴无华当作自己的诗歌审美追求，有些诗歌作品写得过于口语化了。这种探索的得失成败，我需要回过头来重新思索一下。

最近，有一位记者在采访中问我：“你自己最满意的诗歌和散文作品是哪些？”我说：“我自己最满意的诗歌和散文作品还没有写出来，到目前为止，我只有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我自己比较满意的诗歌，是在老山前线写的“猫耳洞奇想系列”，诗情激越澎湃，意象新鲜奇特，没有任何模式，不带任何框框。我自己认为，我那个时期的诗是本真的诗情燃烧，写出了一些独创性的诗。后来的几首长诗，例如长诗《前夜》创作于新世纪到来前夕，主要是思考国家、民族前途命运和人类共同面临的许多挑战。长诗《想念毛泽东》主要是评说毛泽东的历史功过，反思“左”的教训，讴歌邓小平推动改革开放的大胆创举。这些长诗理性思考多了一点，但我可以无愧地说，我在这些诗中对祖国、对民族、对人类前途命运和对人生意义的深入思考，是严肃的、认真的，甚至是痛苦的。我的短诗中也有一些自己比较满意的作品。去年，应屠岸先生约稿，由他担任主编、香港银河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人文丛书中，有我一本《朱增泉世纪诗选》，书名起得有点吓人，是出版社起的，其实它只是一本只有六十几个页码的小册子，选了四十首短诗，旧世纪选了二十首，新世纪选了二十首。由于出版社对丛书有统一的页码限制，最后印出来的是三十九首。这些算是我自己比较满意的短诗。

前天接到西南大学吕进先生电话，他带的一位博士研究生又在撰写关于我的诗歌创作的毕业论文，我等待着研究者的批评。

对于我这本“集纳”式的诗集，读者不要寄予太高的期望，切望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

散文集《天下兴亡》自序

这是我自己比较满意的一本散文集。

阅毕二校清样，我立即给责任编辑姜念光打了一个电话，把我的这一感觉告诉了他。这本集子我自己比较满意，要感谢姜念光的编辑眼光。我动念出版此书之初，曾对他说：“我想出版一本比较纯粹一点的军旅散文。”他读了我的绝大部分散文作品后认为，仅从某一个侧面，或从某一个角度去选编我的散文，有些可惜了。他说：“必须为读者提供一个相对整体性的阅读可能，才能让读者更加充分地感受到你散文风格的大气和厚重。”他还说：“你的散文中具有一些其他散文作家不具备的东西。比如历史感，比如观察问题的宏观视野与战略眼光，比如洞察力与预见性，比如文风的质朴与浑厚……”总之，他对我讲了许多“顺耳之言”。

我写散文有点“笨”，用的是“搬石头垒墙”式的写作方法，非把它垒得结结实实不可，恨不得把每一条缝隙都填得满满的，干活不偷懒，却不够灵巧。有一个词叫“笨重”，人们觉得我的散文比较大气、厚重，大概与我写文章的方法比较“笨”有点关系。

我有时也曾想过，我的文章为何也能打动一些读者？我自己找到的答案是，别人用旺火爆炒三鲜，我用老铁锅慢火炖肉，各有各的味道，各有食客喜爱。

我的散文随笔是属于“大散文”这一派的。大，就有一些“大”的标志。例如，我喜欢写一些引人思考的重大问题，习惯于从大处着眼看世界，从大处切入写文章，评说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也喜欢讨论他们的大得与大失，如此等等。

我热爱祖国，热爱祖国的历史，岁月沧桑，聚散分合，光辉屈辱，成败得失，全在其中，悠久，丰富，深厚。在祖国大地上到处走吧，无论走到哪里，常常会在不经意间被某个重大历史题材触动，非写不可，欲罢不能。

我喜欢立体地、而不是平面地析事论人。写了这一面，再写另一面；剥开这一层，再剥下一层；写一个人，既写他的功，也写他的过、他的哀、他的悲。如此等等。

我写秦始皇，以《秦皇驰道》为线索，写秦始皇的大得与大失，写秦朝的速亡教训。但我又想到了另一个问题：春秋五霸、战国七雄，最后为何由秦国统一了中国？秦国何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于是我往前追溯一步，又写了《长平之战》《振长策而御宇内》二文，说明秦国强大得足以统一中国，其奥秘在于早在秦嬴政当政之前，他的列祖列宗，自商鞅变法之后的历代秦王，已经走过了百余年强国奋斗之路。我这样来写秦国的巨大成功与秦朝的速亡，前后观照，着眼点全在一个国家兴衰存亡的“长策与大计”上。我觉得探讨一下这类重大历史问题，是有某种现实意义的。

我写长城，发现长城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根装订线。正是依靠长城这根装订线，才把长城南北两边缝合到了一起，组成了一部完整的中国历史。假如把长城这根装订线从中国历史中抽掉，这部古老的线装书将立刻散落一地，难以收拾，理不出头绪。因此，用今天的目光去审视我们一贯以长城为界思考历史问题的思维方法，某些传统观念是值得商榷的，是应作些转变的。泱泱大国，对待本国的历史，应该具有一种历史大度。

我在写作历史题材时发现，古往今来，是南来北往的历史大潮在一波接一波地推动着中国的历史进程。古代的历史大潮主要来自北方，一浪又一浪地拍击着长城这道“长堤”，冲击着中原大地。中国历代封建帝王，从秦皇汉武一直到明皇清帝，几乎无一例外的都是在围绕着长城防线的安危，日夜思考着他们的帝业兴衰、生死存亡。进入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风向为之一转，挟带着海风潮汛的历史大潮主要来自南方，一浪接一浪地拍醒中国。鸦片战争发生于南方，太平天国起自南方，辛亥革命起自南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武装起义也起自南方。中国的千年封闭，是被来自南方的海风打破的。历史要离远了看，才能看到一些大尺度的历史规律。

苏联搞了七十年社会主义，竟在一夜之间土崩瓦解。对于发生在20世纪之末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怎能不令我痛苦地深深思索？为此，访俄期间，我带着强烈的疑问，一路走，一路看，一路问，苦苦寻找答案，生发种种感慨，写下了一组文章。选入这本集子的《彼得堡，沧桑三百年》《朱可夫雕像》是其中的两篇，有些篇目被一些出版社选入了另外一些选本。

伊拉克战争令我投去格外关注的目光，不仅因为它是一场发生在信息化时代的新型战争，调动了我作为一名中国将军的职业敏感；同时，着眼于新世纪伊始的国际政治动向，剖析一下伊拉克这个国家、萨达姆这位人物，也都具有某种典型意义。所幸，我跟踪观察伊拉克战争所写的《观战笔记》一书，虽是政论性、时间性很强的随笔性作品，但我在书中所作的一系列分析和某些预见性判断，都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并且正在被事态的发展继续印证。

几句题外的话

我一再声明，我是军人，写作只是我的一项业余爱好。文学这东西，一旦“爱”上了它，欲罢不能，难以割舍，把我自己“害”苦了。长期熬夜不说，闲言碎语也在所难免。好在有句老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那么将军肚里开辆坦克也是不成问题的，所以我能坚持业余写作到今天。我自己感觉“武”与“文”在我身上统一得不错，几近“完美”；但在有些人眼里，“文”与“武”永远是矛盾的、对立的。这边有人说：“当了领导还去写什么诗，不务正业。”另一边又在说：“他当了那么大的‘官’了，还到文人堆里来挤什么？”忽然宣布我得了一项什么文学奖，记者采访评委时也问：“是不是因为他是一位领导，你们才给了他这么高的奖？”那位接受采访的评委火了：“你也太小看我们了！”我借此机会向这位评委表示歉意，我连累了他，让他受了委屈。有些人是讨厌“官”的，一听说是当“官”的写的东西，文章还没有看，就先入为主，认为那是“官样文章”，甚至还猜想有人为我“代笔”或“润色”。所以我在一篇文章中说，我的诗歌和散文，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是我自己的。

所以我始终认定一条：一位诗人，一位作家，最终还是要靠自己的作品来证明自己。

所以我在写作上始终告诫自己：不以小名喜，不因败笔哀，不为流言弃。

所以我写得比较苦。我这是自找苦吃，乐在其中。

所以我目前想休整一段时间，待精神和精力均好时，看看还能不能再写出点什么来。

见证朱增泉

刘立云

做一个文学编辑的最大幸福和快乐，不仅在于能最先读到来自生活中的作品，最先闻到从新鲜的书页中散发出来的那种浓浓的油墨香味；而且还能亲眼目睹一个作家的破土诞生和逐渐成长，亲身分享他们相继获得成功的荣耀。但我要说，在我二十二年从文学杂志到文学图书的编辑生涯中遇到的诗人和作家，朱增泉算得上是个特例，因为他除去给我带来持续不断的幸福和快乐之外，还给我带来了持续不断的惊异、震撼和激励。

从1984年开始，我在《解放军文艺》担任诗歌编辑近二十年，亲眼见证了当下活跃在部队诗坛的许多诗人的诞生与成长过程，朱增泉就是其中之一。记得我第一次读到他的作品，是1987年春天他从南疆前线寄来的几首短诗，有《钢盔》《迷彩服》两首，都很短，属于非常传统的那种，说不上有什么特别，丝毫没有露出后来那股“漫天香气透长安”的气势。如果有谁不相信，可以找出他的诗集《地球是一只泪眼》来读读，这本曾经获得鲁迅文学奖的诗集作为“处女作”收入了这两首诗，保证让你读后也有我当年那种感觉。那年我在阅读厚厚一叠自由来稿时在这两首短诗面前略作停顿，再把它们挑选出来备用，是考虑到刊物需要这种作品。因为那时我们的部队正在南方轮战，每年部队上去后都会自发组织诗社和印刷诗报，热血沸腾又多少有些悲壮地抒发为国献身的豪情壮志。对这些寄自前线、洋溢着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诗作，我们有责任给予扶植，也有理由对它们网开一面。正是出于这种心理，我很快编发了这两首诗，然后主动与他取得联系。直到这时我才知道他是个不小的官，在一个集团军担任政治部主任。那时还没有恢复军衔制，像他这个位置的官差不多就是个将军了。明白这一层，我又想，他写诗大概只是一种姿态，或者是一种别出心裁的战时思想鼓动。说得苛刻一些，大概也有点附庸风雅的意思。总之，我当时压根儿也没有想到这是一个在未来声名鹊起的诗人在嘭嘭地敲击诗坛的大门，以至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在他的诗稿中乱砍滥伐。他看了我传过去的稿子后婉转地表示了他的不满，但我依然不管不顾，心想我改你的诗歌，用你的诗歌，那就是看得起你，给你一个机会，你当大官又怎么样？

当年5月，在他这两首“处女作”刚刚面世的时候，我带领两位部队青年诗人简宁和蔡椿芳到前线去举办“战壕诗会”。听说我们到他的属地来了，他马上邀我们见面。当时他们的部队已经开始接防，战事一触即发，一辆辆战车正像风一样向前沿开去。大片大片被雾岚笼罩的边山不时传来隐隐的炮声。从我们面前一闪而过的那些官兵，脸色都绷成了冰冷的铁的颜色。在我们看来，朱增泉身居一支作战部队政治部门的最高长官，在这种时候肯定最紧张、最忙乱，例如他现在所处的位置，至少应该在披满伪装网、战争的气氛快要临近爆炸的前线指挥所。但他却把约见我们的地方安排在后方的一个人去楼空的驻地，而且显得那么轻松自如，那么谈笑风生，好像即将展开的战争只不过是小试牛刀。看见他如此从容，我们先是心里一惊，接着原本有些忐忑不安的心马上也跟着放松了。我猜想他这是要告诉我们：战争算得了什么？他今天要宴请的唯有诗人，唯有诗歌。那顿饭我们整整吃了两个半小时，席间坐而论道，没有一句话不与诗歌有关。那年我刚刚三十出头，简宁和蔡椿芳分别从地方大学和军校毕业才两三年，嘴唇上仍长着细细的绒毛，但一谈到诗歌，从我们嘴里蹦出的都是艾略特、庞德和埃利蒂斯这样一些外国大诗人的名字，还有他们写的长诗《荒原》《四个四重奏》《比萨诗章》《英雄挽歌》什么的。他多半静静地坐着，饶有兴趣地听着我们海阔天空，高谈阔论，如数家珍。他对我们提到和崇拜的那些大师显然还不熟悉，这从他眼里露出的好奇和专注看得出来，他不排斥，不抵触，甚至对我们年少气盛表现出来的那种轻狂也很宽容。他静静地认真地倾听着，不时发出提问，比如问我们那些外国大诗人对待战争到底抱什么态度，他们的表现手法有什么独到之处，还请我们举几例说明，好像我们每个人都能给他释疑解惑，每句话都能让他看见一片新大陆。记忆深刻的是，他始终坐在留着一道缝的两条凳子中间，身体的重心一直悬着。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些日子他其实非常忙，非常累，几近彻夜不眠，痔疮患得很严重，痛得不能在凳子上平坐着。知道这些，我们既被他的真诚感动了，又被他的痴情搞糊涂了：他都是军职干部了，年纪也眼看要到五十岁，怎么会在这种时候热血沸腾，走火入魔，动了写诗的念头？多么不可思议！再说了，仕途和诗途相比，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前者他已走得一马平川，未来当更大的官也是指日可待；诗途却要从头拓荒，从头起步，谁能保证他一定成功？就算他大器晚成，真能写成一个诗人吧，那又怎么样呢？一个将军与一个诗人在中国的社会地位，孰轻孰重，哪头热哪头凉，他还掂不出来？如此一想，我们还是论定他应该属于附庸风雅之列，充其量不过是一时心血来潮。等战事紧急了，军务繁忙了，写诗的念头和兴趣自然也就自生自灭了。

我们确实是这么想的！当时我们对他的诗歌到底能走多远，可能连议论都没有议论过。想不到从前线回来后，他主动以一个作者的身份与我保持联系，有时寄来几首新作，有时寄来一张背对着硕大的伪装网脸色严峻地望着群山的照片，说到底是作者与编辑的交往，从来不谈战事。但他新写的诗却离不开战争，特别明显的是他再不写那种一景一物的东西，而是在冷静地观察战争，反思战争，用他纷繁的思绪穿越硝烟弥漫的战争；诗歌的触须也逐渐向战争与人的遭遇，战争与世界的秩序、与人类的命运方面伸展。有一天，一首洋洋洒洒、长达百行的《猫耳洞人》终于让我吓了一跳。这首片段性的小长诗以坚守在猫耳洞里的士兵因潮湿和长期见不到阳光，一个个裆部溃烂，只好赤身裸体为进入点，但他思绪飞扬，天马行空，摧枯拉朽，时而想到匍匐在远古的山顶洞人、蓝田人和元谋人，时而想到生活在太空的外星人，时而想到石窟、神龛、鹰巢，时而想到弓箭、长矛、甲胄。诗歌的想象力经天行地，专横跋扈，宽可趟马，完全不讲常规套路，而要表达的思想却异常鲜明，异常锋利，简直割得出血来。正是在这首诗里，他在掷地有声地向人们宣告：他“在苦苦寻找着／真正的——人”。作品的结尾部分，甚至以泣血的声音喊道：“闪烁星空／众目睽睽／洞察着聪明非凡的地球人／猫耳洞人／拍打着肌腱鼓凸的胸／向天外生灵喊话——人／我们。是你们苦苦寻找的／人／人／人！”

读完这首诗，我呆若木鸡，无话可说。我感到这位长官现在与我离得是这么的远，又是这么的近。我无法用现有的诗歌观念接受它，也无法用通常的编辑视角取舍它。尽管我自己也在写这类分节分行的文字，并且因刚从前线归来正在狂热地写作所谓的战争诗、战壕诗，但却被他这首诗弄得心慌意乱，疑窦丛生。我对自己说：这是诗吗？又对自己说：这不是诗吗？因为找不到答案，《猫耳洞人》最终没有在《解放军文艺》上面世。

部队撤回那座北方城市，朱增泉开始了他真正的诗歌之旅。他这时似乎控制不住井喷般的思绪和灵感，在1988年，连续写作了《战争，雨季，地球的又一个受孕期》《猫耳洞奇想》等有关战争的几首长诗，陆续发表在《解放军文艺》《昆仑》《诗刊》和《人民文学》这样一些文学大刊上，接着在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以《奇想》为名结集出版。那年他留给诗坛的印象就是铺天盖地，横冲直撞，一飞冲天。有许多诗歌朋友相互惊奇地打听：咦，这个朱增泉是谁？他是从哪儿冒出来的？虽然部队诗人比地方更早地知道他，但却不一定比地方诗人更早地接受他，承认他。这是实话，因为他的创作太有个性了，太不守军旅诗的常规，也太不讲写诗的道理了。其实在他的心里，本来就没有常规，没有什么写诗的道理。我说他开始了真正的诗歌之旅，是指他在经历过那场战争之后，忽然对历史、人类、战争、文明等无比巨大的概念有了一种强烈的倾吐欲望，他感到过去几十年沉淀在心里的某种东西终于绽开了，沸腾了，鼓胀欲裂了，而诗歌正好成了他让那些东西冲破地壳的火山口。许多年后，他在获奖诗集《地球是一只泪眼》的自序中说：“我是军人，不是诗人。写诗，纯粹是我的业余爱好，何为‘爱好’？性情所至，爱之好之，欲罢不能，欲弃不忍之谓也，非‘附庸风雅’之谓也。我白天有忙不完的事，每一首诗都是熬夜熬出来的。早先是一行一行地写，一遍一遍地抄，后来买了一台电脑，在夜里一字一句地敲。并不是有人想象的那样，有什么人帮助我整理、润色之类。字字句句属于我，一笔一画在心头。”他还反复申明：“我不大懂诗，我写诗不大遵守诗的规矩。如果我对诗歌理论、诗歌技巧之类懂得太多，可能会顾虑重重，反倒不敢写了。不大懂，反倒顾虑少，敢写。”

朱增泉真正“敢写”的诗，是在《奇想》出版后的第二年写出来的，名叫《京都之乱》。依然是浩浩荡荡，依然洋洋洒洒。我依然在第一时间读到这首诗，并且清晰地感觉到他的心灵在诗中的跃动和震颤。我承认我当时流泪了，为他的诗在短短几年中所积蓄和喷发出来的那种摇晃历史和抚慰人心的温暖力量，也为他面对诗歌的坦荡、真诚和执着。我相信这首发表于当年《昆仑》大型文学期刊第六期的长诗，终究会被人们发掘和重读的，因为它具备历久弥新的历史和文学双重价值。

还不止这些。从1990年至1992年，他写出了更为宽广、凝重和沉郁，更见驾驭重大历史题材的功力，同时作为中国当代诗歌的文本也更见分量的两部长诗《国风》和《前夜》。这两部长诗，一部从我们共同面临的现实出发，追溯中国五千年跌宕起伏的历史渊源和痼疾；一部站在世纪之交，展示中国共产党人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坚贞不屈、英勇顽强、光明磊落和逐渐显示出来的雄才大略。《国风》还没有完成，他先把其中两个可以独立成篇的重要章节《出奔》和《土地》交给《解放军文艺》发表，继续由我做责任编辑。对这两部长诗的文学价值，当年已有许多评论，有的高校硕士、博士还将其列为毕业论文加以重点研究，在此我无需多言。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中国诗坛自新时期以来，虽然异常活跃，在西方各种诗歌流派影响下的写作风生水起，色彩纷呈，让人目不暇接，但奇怪的是整个诗坛就像集体商量好了似的，几乎没有人去涉足重大历史和事关国家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重大主题，鲜见此类大气磅礴、饱含忧思并从正面发起冲击的大作品，这使他的创作显得特立独行，鹤立鸡群；同时他通过这一部部长诗表现出来的身怀赤子之心的诗歌精神，在赢得许许多多读者欢迎和赞扬的基础上，也赢得了军内外诗人的广泛尊重、钦佩和接受。

《国风》和《前夜》两部长诗出版后，他诗歌写得越来越少，散文却写得越来越多了，而且又出现了一个散文创作井喷期。他的散文创作也与他的长诗创作一样，始终关注着天下兴亡，关注着历史的大震荡、大更替、大变革和各个历史时期那些显要人物的大悲大喜。仅通过我的手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的这类文化大散文，就有《秦皇驰道》《长平之战》《振长策而御宇内》《舍楞其人》《访张钫先生故园》《海峡与战争》等十几篇。关于他散文成就的评价，同样不是我这篇文章能够做到的。但有一个数据颇能说明问题：在这又一个十年中，他的这些散文被各种“散文精品选”和“年度优秀作品选”收入的，就多达三十多篇。

在这些先后以几个作品集出版的大散文中，我认为他的《观战笔记》必须单独列出来说说。因为这组散文随笔标志着他的思想和创作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这部以伊拉克战争为基本观察点，全面展现他作为一个将军对未来战争的分析和展望的散文随笔集，首先追随着伊拉克战争的袅袅余音，在《人民文学》和《美文》以专栏的形式与读者见面，马上又被出版界颇具眼光的大腕金丽红和黎波看中，以数万册的印数赫然推向市场。我说这部散文随笔集达到了他思想和创作的空前高度，是因为这部书比他的其他任何一部书都更见其气魄、智慧和思想的前瞻性，同时又让他作为将军和诗人的双重角色以更让人信服的存在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他对伊拉克战事纵横捭阖、条分缕析的观察，以及对战争结局的判断，使那些堂而皇之地坐在电视评论席上侃侃而谈但却漏洞百出，前言不搭后语，最终在人们的心目中沦为作秀的嘉宾一个个相形见绌，简直有点“六宫粉黛无颜色”。难怪这部书一出来，就引起了军方高层领导的注意，纷纷传看。

在朱增泉《血色苍茫》的出版见面会上，我说过他的创作是一个奇迹。这可不是阿谀奉承。我的道理，一是他从近五十岁时开始学习写作，先是诗歌，后是散文，二者都取得了让人瞩目的成就，令每个写诗歌或写散文的人刮目相看；二是像他这样在部队身居高职的人，长期坚持业余写作，不仅写成了著名诗人和著名散文家，而且一点也没有影响工作，从集团军政治部主任一直干到集团军政委、总装备部副政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从少将一直干到中将。当然，如果和他走得比较近，如果知道他是怎样工作的，怎样写作的，也会感到他的成功是有迹可循的。他的认真，他的刻苦，他的执着和谦逊，他胸怀的开阔和海纳百川，可以说，在未写作之前，他是用生命的一半去踏踏实实地工作，踏踏实实地读书，踏踏实实地做人和体验做人做事的甘苦。把这种阅历带入写作中后，则偏重于对历史和现实的思考与剖析，偏重于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深入浅出的探究。他写作，似乎从当年在老山写的《战争和我的两个女儿》开始，就敢于直面自己的灵魂，敢于把自己的心胸、自己的苦乐、自己在内心深藏的忧虑带进作品中，这使他一踏入文学的圣殿便颇得文学的真谛。在写作技艺上，他采取的方法是多读，多看，多交朋友，多动笔，对自己酝酿的东西反复打磨，精益求精。他的许多作品都是在跋山涉水的工作之余走出来的，问出来的，体验和考证出来的。有两件事可以证明：一件是他刚调到总装当副政委的时候，在晚上会突然敲开我在北太平庄那间小屋子，单独来和我聊天，聆听我对他的作品的看法和意见。有一次，我说到湖南文艺出版社率先出版了西川、欧阳江河和王家新等国内几个先锋诗人的诗集，他立刻表示出极大的兴趣，然后想方设法买来这套书细细研读。读后又认真和我交流对这些先锋诗歌的印象，肯定他们对中国诗歌的贡献，也指出他们过于隐晦、过于书卷气的不足。另一件事是，1999年，总装举行过一次业余诗歌大赛，在新疆的马兰基地颁奖。为答谢由他出面请来的那些评委，基地组织他们进楼兰古城游览。为确保万无一失，他事事亲历亲为，不放过任何一细节，完全充当一个组织和管理者的角色。在穿越罗布泊前夜，他夜不能寐，一会儿起来看表，一会儿起来看天，而后果断决定提前两个小时出发，终于保证有足够的时间安全到达楼兰并安全撤离。在楼兰古城停留的那短暂的两三个小时里，当有人对散落一地的建筑木块表示出兴趣并准备拾取一些带回去留念时，他会认真地说：“绝对不能带走，这些都是国家的珍贵文物。”从楼兰回来，许多原本是作家和诗人的评委一时什么也没有写出来，但却在《人民文学》上突然看到了他那篇长达两万多字的《罗布泊随笔》。那种对历史的独特追寻和洞察，对沙漠戈壁的独特体验和感受，让人不得不叹服。

这就是我见证的朱增泉！这就是我作为他的朋友和他作品的责任编辑在过去二十多年中从他身上不断获得惊喜和快乐的过程。我承认，正因为有他的作品给我带来持续不断的惊异、震撼和激励，才使我对他这个人产生了由衷的钦佩，并由衷地写下这篇文字。

布衣之交

何镇邦

我同朱增泉将军迟至2004年10月下旬在武汉举行的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的颁奖大会上才得以谋面。他是作为特等奖的获奖者应邀与会领奖的，我则是作为评委的代表出席颁奖会颁奖的。在此之前，当然知道朱将军的诗名和文名，只是无缘见面。在颁奖会之前的座谈会上，我大约谈了对朱将军一些散文作品的读后感，尤其是当时正在《人民文学》与《美文》两家杂志开辟专栏发表的“观战笔记”的一些看法。这似乎引起《美文》副主编穆涛与朱将军的注意。于是在会下有些交谈，发现朱将军虽身居高位，却平易近人；虽从戎数十年，却满身儒雅之气，便自然交谈甚欢。记得会后，他邀请一些与会的文友到武汉周边走走，自然也邀请了我，由于急着赶回北京参加另一项文学活动，未能成行。但由于穆涛请我为《美文》写一篇关于“观战笔记”的长文，于是回京后同朱将军便有了交往，并成了朋友。

增泉此时也已从总装备部副政委的岗位上退了下来，成了一位退役的中将。于是，我们从2004年秋天开始的交往，便成了文友之间的布衣之交。这不仅是身份变换使然，更重要的是增泉那种遇事低调、平等待人的处世态度使然。

我们之间往来的第一桩事是反复磋商他关于伊拉克战争那组“观战笔记”的评论写作。这一组文章，共十五篇，其中《看懂新一代战争》《巴格达的陷落》《伊军之败》《信息攻心战》《美国鹰派与战争》等五篇发于《人民文学》2003年7月号至12月号；而《萨达姆的雄心和悲剧》《悲情萨哈夫》《美英“情报门”》《伊拉克游击战解读》《战俘问题》《诺曼底的回声》《临时总理阿拉维》《一场胜败参半的战争》《一个难解的怨结》《亚洲的早晨不宁静》等十篇则发于《美文》2004年3月号至12月号。为了让我读起来方便，他把十五篇二十多万字的文稿重新打出来装订成册送到我处；为了让我更全面了解他的诗歌创作和散文创作，还送来他已出版的几部诗集包括获“鲁迅文学奖”的《地球是一只泪眼》以及已出版的四部散文集《秦皇驰道》等。这大概是我从事文学评论写作四十多年来在资料准备方面最优厚的一次待遇。于是，在2004年2005年相交处，我拿出整整两周的时间集中研读“观战笔记”以及增泉同志的几部散文集，决定从大散文文体入手，解读和评析朱增泉的散文创作，于是写成题为《大散文究竟大在何处——读朱增泉的〈观战笔记〉》一文，约六千字，是我近年写成的篇幅较长的一篇作品论（此文后来发在《美文》2005年第4期）。文成之后，为谨慎起见，先送增泉处审阅。他阅后完全尊重我的见解，只是坚决要求删去一些评价较高的词句，几经争取，还是只好接受他的意见。因为他甚至说，如果保留那些评价较高的词句，会给他惹来麻烦，帮了倒忙。这使我颇感震惊。因为在我几十年的评论生涯中碰到的评论对象，大都是希望在评价他们的作品或作创作整体评价时往高处说而不是往低处压，甚至还发生过这么一件事：20世纪80年代初，我应《中国青年报》之约，为一位颇具知名度的作家的一部长篇小说写书评，书评签发打成小样时，那位作家还亲自要走小样在上面改了起来，把不满意的评价性的词句删去，而亲自添上评价极高的词句，强加于我。此事当然使我甚不愉快。现在比较起来，使我更加赞赏增泉同志的低调谨慎的姿态，敬佩他的人品，于是把他认定为朋友，继续这种布衣之交。

这种布衣之交当然像所有君子之交一样淡如水，因为彼此之间没有利害关系，没有利益的诉求。朱将军的文友很多，愿意为他效劳的作家、评论家也很多，他当然对我这么一个已经退了休的落伍者无所求。我对朱将军呢，也可以说无所求，只是还在读书，还在舞文弄墨，对于这么一位从农民到将军，从将军到诗人、散文家的人物存有好感、对他的作品怀有兴趣才继续这种布衣之交的。加之，我家同他家住得很近，仅有一街之隔，来往方便。于是，这种交往就十分正常，且有与时俱进之势。

去年春天，我写了几组散文：《江南二章》《西北二章》《红河五章》等，大都是记述2004年秋冬之间的游踪的，是游记，还有点文化随笔的味道。其中，《江南二章》还承蒙错爱发在《人民日报》作品版的头条位置上，增泉读到了，马上打电话来表示祝贺。这让我感受到友情的温暖。

《美文》的副主编穆涛来京参加他的散文新作《血色苍茫》的首发式暨研讨会，他大清早打来电话，请我到航天城助兴。不仅可以会见朋友，还可以见见杨利伟等航天英雄，参观航天城，品尝航天城独具风味的佳肴。

他准备宴请路过北京的《山花》主编何锐，打电话请我作陪，于是又有一次蹭饭和畅叙的机会。

有朋友送他好茶叶，他的家乡送来大闸蟹，他也会想起我，让我分享品尝……这一切，让我感受到这种布衣之交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