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一弓

太阳正在落山

张一弓

当属于你的太阳正在落山

生命的黄昏如无声的狼群向身边弥漫

你听见，你苍老的心脏铿然跳动

如武士的鼓点处变不惊

于是，你依旧弹奏着琴弦走过旷野

不在乎身后边越拖越长的背影

当属于你的季节寒风骤起

老树像抛撒纸钱一样地落叶飘零

你看见，一颗被遗忘的果实高挂枝头

它拒绝成熟而坚守苦涩的生命

于是，你用形同树根的手指弹奏情歌

蓝蚯蚓般鼓突的血管里青春沸腾

当小喇叭不再为你吹奏赞歌

多情的秋波已懒得顾盼回眸

你听见，孤雁划破长空的啼叫

凄厉而清越的长鸣在天际缭绕

于是，你收起喑哑的琴弦加紧赶路

天上和人间的旅途上没有孤独

当林中传来夜猫子的笑声

夜幕如墨染的瀑布铺天而降

那时你身心俱疲，白发飘霜

颤抖的指尖触到了天边的残阳

于是，你轰然点燃了自己

留下一小点儿瞬间消逝的火光

我有这样一位父亲——女儿眼中的张一弓

张婷婷

父亲在文坛上初露头角，是在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

听父亲说，虽然我的祖父是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祖母是开封女子高中的语文教师，使他自幼就受到了文学的熏陶，但他原来只是跟新闻有缘。1950年，他在开封高中读二年级的时候，就被河南著名的教育家、校长杜孟模先生推荐到《河南大众报》当了编辑。那时他还不满十六岁，大家都叫他“编辑娃”。接着又成了“记者娃”，后来又成了《河南日报》的青年记者。当我和妹妹成了报社大院里的孩子，排字房的老工人向我们讲过，父亲第一次到排字房改稿，被他们当成了恶作剧的顽童，揪着他的耳朵，把他逐出了车间。

1956年，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父亲的小说处女作《金宝和银宝》。那时，父亲还是一个二十一岁的小伙子，还没有和母亲认识，我还没来得及出生。我没有看到过这本小说，只是听父亲说，那是薄薄的一本小册子，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父亲也没有因为这本小册子的出版表现过喜悦之情，只是表示惊讶说，我怎么敢于把那么幼稚的东西拿出去呢？

1959年，父亲是《河南日报》驻洛阳的记者，在洛阳的文学刊物《牡丹》上发表了短篇小说《母亲》。主编著文称赞说，就其人物内心刻画的深刻性和生动性来说，它是本刊发表过的小说中最为突出的一篇。这时，父亲已经与美丽温柔的广州姑娘黄淑雯结婚，我也在洛阳呱呱坠地，还不知道分享父亲的喜悦。但在1959年那个多事的秋天，《母亲》又变成了“宣扬反动的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大毒草”，遭到了口诛笔伐，据说仅发表在报刊上的批判文章就有二十八篇之多。我不知道父亲是怎样从一场声势浩大的大批判中挺过来的。但是我知道，《母亲》的遭遇把父亲的文学才华压抑了二十多年，也为他后来艰辛而绚丽的文学创作埋下了伏笔，蓄积了能量。

当我初谙世事、而《母亲》仍被认为是“大毒草”的日子里，我没有听到过父亲对那顶“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帽子表示不满，只是听到他私下里用排比句表示不平说：“仅仅是一个几千字的短篇，仅仅是在艺术表现上吸收了西方小说内心刻画的一些手法，难道有必要这样兴师动众、大张挞伐，乃至于在省委机关报上点名批判，这不是用‘喀秋莎大炮’打麻雀吗？怎能这样‘派活儿’！”

我听不懂这些排比句里的含意。在我童年和少年的记忆里，父亲和母亲似乎是忙碌而快乐的。“文革”前，我和比我小两岁的妹妹，是在对周末一家人欢聚的期盼中，是在父母亲相跟相随的歌声中度过的。舞池中母亲优美的舞姿，球场上父亲矫健的身影，永远是我们小姐俩的骄傲。

20世纪70年代，两个弟弟相继在郑州出生。据父亲那些《河南日报》社的同事们说，得了儿子后，“一弓整天乐得合不拢嘴，在篮球场上一跳八丈高”。两个弟弟也带给我们小姐俩意想不到的快乐和烦恼。家里一下子添了两张嘴，又请了一位保姆奶奶照看，快乐的小家庭一下陷入了经济上的窘境。日夜赶稿的父亲，把爱不释手的“黄金叶”，换成了一毛多钱一包的“勤俭”烟，还惹来报社里“烟民”伯伯、叔叔们的“讥笑”。母亲为了保证全家人的营养，每天都要让我去肉食店买三毛钱的肉馅儿，而她给父亲盛饭时，总要给父亲那只花瓷大碗中多拨进一些炒得香喷喷的肉馅儿。记得那是一个冬天的中午，我蹲在家门口的大榆树下洗衣服，父亲坐在我对面的马扎儿上。他用商量一件大事儿的口吻说：“婷婷，爸爸想把烟戒了，你看怎么样？”从小习惯了父亲抽烟的我，一直以为抽烟就是父亲工作的一部分，所以随口答道：“不抽烟就写不出文章了，爸爸不能不抽烟，倒是咱们家一天三毛钱的肉馅儿可以不吃……”父亲被我这一句不经意的回答感动了，他一声不吭地进了屋。许多天以后，这次关于戒烟的对话，早已被我忘得一干二净，父亲却给我买了一双粉红色的丝袜，真是让我欣喜异常。要知道这在当时可是件高级消费品，它足足花去了父亲一条半“勤俭”烟的钱呢！没想到我的一句话竟有如此大的含金量。这是我今生穿过的第一双丝袜，也是我最喜欢的一双袜子。

在报社，父亲是公认的“笔杆子”。父亲那笼罩在朦胧烟雾中的背影，不时在我少年的脑海里浮现，而他的“笔杆子”却忽而变成了“白”的，忽而变成了“黑”的，忽而又变成了“红”的。他曾经是“走白专道路”的典型，有“严重的资产阶级的新闻观和文艺观”，曾在“文革”初期被打入“牛棚”，在“黑帮队”里接受批斗和劳动改造；他当过记者站站长、理论处处长、报社副总编，还干了几年省委办公厅副主任。但是，官场的沉浮始终不能改变他为人处世的耿直和对生活深刻的思考。“文革”开始时，我刚上小学二年级。学校就在报社对面。一天放学时，同是报社子女的一批小同学说，报社大礼堂里斗黑帮，快去看黑帮啊！我也好奇地跑进了礼堂，却一眼看见，父亲也站在黑帮的行列里。我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和刺激，哭着跑出了礼堂。我不知道这个“大革命”中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记得父亲在批斗会上的站姿与众不同，他低着头，却挺着胸，站得笔直。事后，父亲说：“怪我没学过弯腰，你们的爷爷从我小时候就教我‘站如松，坐如钟’，要直着腰杆儿做人……”

1976年3月，我上高中三年级，老师带领全班同学到郏县“广阔天地”公社搞社会调查。同学们革命热情高涨，大家一商量，就决心不回来了，要在那里“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我给父亲写信说，我出了一个考题，请父亲回答，我决心在农村干革命，你同意吗？那时，父亲是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兼报社副总编，我以为这是给父亲出了一道难题，因为我是大女儿，家中还有两个学龄前的弟弟需要我帮助母亲照料。没想到父亲回信说，他为自己有这样的女儿感到高兴，完全支持我的决定。我高兴得差点儿跳起来。绝大部分同学的“革命行动”受到了家长的反对，四十个同学只留下了六个。我感到自己有一个无私的父亲，这是我的幸运。

在农村时间长了，我们的热情大打折扣，开始为自己的出路发愁。最理想的出路是参军。我又多次向父亲提出参军的要求，希望他能以办公厅副主任的身份帮我说句话。父亲却守口如瓶，不置可否。最后，父亲被我逼急了，说：“你爸爸就是自己闯出来的，没有依靠过任何特权。你想有出息，就自己去闯！”几天后，他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件军上衣，说：“你不就是想穿穿军装吗？这件军装送你在乡下穿吧。”参军的梦破灭了，但那件军上衣还真让我臭美了好些日子。

我下乡不久，生产队干部知道父亲在省里工作，就托我给队里联系购买一台大马力拖拉机。我回到省城“走后门”，父亲这次还真给面子。当我拿着一台“东方红”履带式拖拉机的供应指标回到乡下时，受到了英雄模范般的欢迎。

好景不长，政治风浪的沉浮，又将父亲冲到了人生的谷底。我眼睁睁地看着周围的知青入党的入党，参军的参军，回城工作的回城工作，生产队知青点上黑灯瞎火、清锅冷灶，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回郑州看父亲，父亲被“隔离审查”了。经过批准，我才到“隔离室”见了父亲一面。那是我小时候上幼儿园的地方，父亲被“隔离”在一个小房间里，有人在门外看守着他。父亲面容憔悴，头发很长很乱，对那间阴沉、狭小的隔离室却表现出“宾至如归”的样子，正守着一个小型收音机，全神贯注地收听英语广播教学。据说，他已经在学习中级班英语教材，而且抄写了厚厚一本《英语九百句》。女儿的到来触动了父亲最柔弱的那一部分感情。自身难保的父亲还必须面对他所支持过的一个“革命行动”给女儿带来的一个难以解脱的困境。他久久地沉默着，忽然用坚毅的、几乎是命令的口气要求我：“你一定要刻苦复习功课，必须考上大学。依靠自己吧，这是唯一的出路。爸爸相信你。”我必须承认，如果不是父亲“逼”我考上大学，给了我决心，也给了我信任，我可能不会在学习和事业上有今天这样的进步。正是在“隔离室”见到父亲的次年，我考上了大学。

我在乡下复习功课时，又一次回家，终于见到了解除“隔离”、卸去乌纱拖累的父亲。报社的叔叔、阿姨私下告诉我，他们很同情我的父亲，因为查了他几年，没有查出一条属于他个人的问题。他在“文革”中写了不少文章，却没有一篇离开过当时的“红头文件”和省委意图，把责任都推到他身上，是不公平的。那时候，父亲在认真地做着两件事：一是养鸡，他把人吃的药片碾碎，拌在鸡食槽里喂鸡，成功地预防了鸡瘟，十几只“生产白”被父亲伺候得白白胖胖。墙头挂历上，逐日记录着母鸡们的贡献。父亲每收一个鸡蛋，都要十分郑重地在挂历上画一道，画五道就成了一个“正”字，那是五个鸡蛋。父亲在挂历上日积月累地画满了“正”字，这是一家人补充蛋白质的主要来源。父亲沉浸在少见的从事物质生产的喜悦之中，大发感慨说：“当初要我从事物质生产就好了，在任何政治背景下，鸡蛋就是鸡蛋，它所包含的蛋白质是毋庸置疑的，不管怎么说，是不会变成‘毒草’的。”父亲的第二件事，却仍然是不可改悔地从事使他伤透了脑筋的精神劳动。他每天晚上都要写作，常常写到次日凌晨。在我家不足五平方米的小过道里，有一个两尺见方的小木桌，吃饭时一家人坐着马扎儿围在一起，一到晚上大家睡了，父亲就凑着吊在天花板上的一盏电灯，伏在桌边爬格子。因为他那时心情不好，家里人都不敢问他在写些什么，不知道在他写出了那么多的灾难以后为什么还要握住笔杆不放。不久，父亲被下放到距武林名刹少林寺不远的登封县卢店公社任革委会副主任。直到插队三年的我，考入了郑州大学之后，才知道父亲在那些沉默的日子里创作了轰动文坛的中篇小说《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而家里过道上的那个小饭桌，正是这部小说的“产床”。

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犯人李铜钟的故事》的发表，是与现代文学大师巴金先生有着直接关系的。1979年底，《收获》编辑向主编巴金先生推荐了从自由来稿中筛选出来的这篇小说，巴金先生看了很喜欢，决定发表。按照当时的惯例，发表作品是要审查作者的。就在审查作者的时候，有关方面以各种理由反对这部小说的发表。是巴金先生毅然拍板，推出了这部后来被称为“开社会主义悲剧之先河”、“反思文学代表作之一”的中篇小说。在评选“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时，有关方面又出来反对《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获奖，评委会只得把矛盾交给了担任评委会主任的巴金先生。巴金先生不但同意《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得奖，而且力主将其列为一等奖之首。父亲曾说过：“没想到一位文学大师，竟暗暗地保护着一棵小草。”或许是巧合，就在发生这个关于“故事”的故事时，我正坐在明亮的教室里，聆听现代文学老师讲解巴金先生的《家》《春》《秋》三部曲，做梦也想不到巴金先生给予我们这个家的恩惠。当然，这一切最终都得益于我们所处的这个伟大的时代，如果没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不会有《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也就没有我张一弓！”(张一弓：《听命于生活的权威》)可能是父亲想给陪他一起吃了不少苦的母亲做些补偿，他用小饭桌上的精神创造换来的稿费，给母亲买了一块崭新的瑞士英纳格坤表，这是我们家有史以来的第一件奢侈品。从这时起，父亲把时间都交给了文学，他再也顾不上去照看那群下蛋的老母鸡了。也正赶上省委家属院清理私搭乱建，他就让妹妹把鸡公鸡婆请出了鸡窝，送给了一家“道口烧鸡”老铺，让它们再作一点最后的贡献。

20世纪80年代，是父亲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也是他高产丰收的黄金季节。父亲在这个高峰期的一些重要作品，如《犯人李铜钟的故事》(1980年)、《张铁匠的罗曼史》(1982年)、《春妞和她的小嘎斯》(1984年)，连获全国一、二、三届优秀中篇小说奖，《黑娃照相》(1981年)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还有《赵镢头的遗嘱》(1981年)、《流泪的红蜡烛》(1982年)、《考验》(1982年)、《山村理发店纪事》(1983年)、《火神》(1983年)等八部作品被改编为电影、电视，有的被苏联、日本等国家的出版界翻译出版。这些作品的问世，实践了父亲“要追随时代的步伐，为正在经历着深刻变革的我国农村作一些忠实的‘记录’”(张一弓：《听从时代的召唤》)和不断变化、不断创新、不断超越的文学精神。父亲的经历总是大起大落。1983年秋，他又从登封农村被调到省文联专事写作。这时，距他调离新闻工作岗位只有三年半的时间，他已经奠定了作为“文学豫军中的骁将”、“河南文坛的形象大使”的历史地位。

1991年，父亲当选为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他以自己特有的认真与执着，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份使命大于回报、困难多于手段的社会工作中。行政事务、社会活动缠身的他，几乎支配不了自己的时间，难以创作自己的作品。渐渐地，他远离了书案，淡出了文坛。当时，省作协没有自己的刊物，办公经费也少得可怜。十多年前曾有过的养鸡经验，使他萌生了“喂只文学的鸡、下点儿文学的蛋”的创业冲动。于是，父亲说服他的企业家朋友，拿出了“喂鸡的米”，搭起了“养鸡的窝”。父亲靠朋友给的十万元钱，不要国家一分钱的财政补贴，充满激情、放飞希望地创办了省作协机关刊物《热风》。可是父亲善于形象思维的大脑，不谙管理经营之道，在激烈的书刊市场竞争中，他付出太多热情和辛苦的《热风》，就像当时商业大潮泛起的无数泡沫，最终还是破灭了。市场跟他这个主编开了一个玩笑，无力支撑下去的《热风》只好改版了。父亲这次商海弄潮拾获的，不止是一个教训，还是一次难得的市场竞争的体验。听父亲说，当他在刊物经营的困境中苦苦挣扎的时候，一位主管文艺工作的领导同志十分正确地要他注意深入生活，他大叫：“哎呀，‘生活’已经把我‘深入’得受不了啦！”

1996年，父亲从省作协主席岗位上退休，担任了省作协名誉主席。在退休后的日子里，父亲以坚忍不拔的顽强性格，执着率真的探索精神，追求完美的年轻心态，迎来了又一个创作高峰。近年来，他相继创作出版了长篇报告文学《正大集团创业史》(1999年)、纪实散文集《飘逝的岁月》(2001年)、长篇小说《远去的驿站》（2002年)、长篇传记文学《在毛泽东的身影里——一个红色“特工”的人生记忆》(2004年)等，在题材、形式、思想内涵、艺术风格等方面都有较大创新和突破。其中，《飘逝的岁月》收入了父亲访问美国、奥地利、墨西哥等国家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而集中创作的一批散文作品。他三十年记者生涯练就的看家本领，在这些散文中得到了畅快淋漓的发挥。在纪实中流露出对中外文化的反思，在叙述中表现了他特有的幽默感，读起来异域风俗、民族特色和文化气息都十分浓郁，像是醇厚甘洌的陈年老酒，又像馨香沁人的雨前新茶。以中原文化为背景，描述我们这个大家族的兴衰史，折射中国近百年历史变迁的长篇小说《远去的驿站》，获得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和国家图书奖，并与其他二十二部长篇小说一起，入围第六届茅盾文学奖。《在毛泽东的身影里——一个红色“特工”的人生记忆》与《远去的驿站》一样，是一个关于我们家族成员的真实感人的故事，它在《报告文学》杂志上一经刊出，此期杂志很快就被抢购一空。这在父亲的作品中是很少见的，也预示着他的文学创作正在酝酿着新的突破。

父亲是一个思想深邃、敏感细腻、个性鲜明的作家，因此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令我感到惊诧的是，就连一些青少年读者，对父亲作品的艺术风格都十分熟悉。1999年一位参加高考的中学生，在语文试卷的作文开头这样写道：“我羡慕李清照的婉约清丽，辛弃疾的豪放雄奇；我崇尚曹雪芹的博大精深，鲁迅的沉郁典雅；我喜欢赵树理的朴素自然，张一弓的淋漓尽致”(见《高考话题作文的特点及训练策略》，作者：厉复东、郭广福)。还有一个考生以《我的作家梦》为题的高考作文，依次列举出了各个领域里的代表人物，作为自己崇拜的偶像：李清照、辛弃疾、曹雪芹，鲁迅、赵树理、张一弓、钱钟书、茅盾；杨振宁、李政道，比尔·盖茨；刘德华、刘晓庆、乔丹、李宁；还有杜勃罗留波夫(见《高考作文创新启示录》，作者：乙平)。童言无忌，孩子的话是率真的。姑且不论这两位同学把父亲与如此多的文学巨匠、科学家、企业家、文体明星并列起来是否恰当，但起码他们熟悉父亲的作品，比较准确地把握了父亲的语言风格。

更让我惊异的是，佛门圣地九华山佛学院教务长、甘露寺住持、杭州佛学院研究生导师刚晓法师，大概从父亲作品中感受到了一种佛学精神和悲悯情怀，在讲解深奥的《大乘百法明门论》时，竟以父亲与其他文学名家为例，引证其中的玄机。刚晓法师在对信徒讲到“文身”时说：“文身，即文章。它要表达一定的思想内涵。如鲁迅的《一件小事》、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李準的《不能走那条路》、刘心武的《班主任》等都算文身。更甚者如老子的《道德经》、马克思的《资本论》、曹雪芹的《红楼梦》这些著作，是世界上不同领域的高峰，也可称文身。”他认为：“名、句、文都是从音声、语言上而立的假法。身是聚积的意思。这名身、句身、文身只是色尘上的差别而已。你若执着于它，看经书使得你知道的越多，文字障碍越大。你若善于运用，它是文字般若。”(见《〈大乘百法明门论〉口述记》，作者：刚晓法师)我虽然不懂佛教，但是看到佛教界人士也对父亲的作品如此了解，并据以讲经说法，的确使我大为震动，这也从一个侧面印证了父亲作品的艺术魅力。

父亲是个比较情绪化的人。他的情绪越激动，语言表达就越流畅、越生动、越犀利，因此形成了他特色鲜明的语言风格。同时，在生活中，当他情绪失控的时候，也在无意识中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其中就包括我的母亲。十多年前，父亲和母亲平静地分手，至今两位老人都没有再组成新的家庭。每逢年节或家里遇到大事、喜事，他们都要在儿孙们的簇拥下，聚在一起吃顿饭、聊聊天、商量事情，共享缺失的天伦之乐，彼此都很友好、很开心。对父母亲生养了我们姐弟四人的那段三十多年相濡以沫的婚姻，父亲曾经说过：“这不存在谁对谁错的问题，我的婚姻好像是把第一个扣子扣在了第二个扣眼上，这不是扣子和扣眼的过错，也许是命运的捉弄。”父亲还说：“缘分可遇而不可求，我从来不会去刻意追求它。所以我宁愿去享受这种孤独，它能使我心无旁骛地写作、思考……”无论怎样，父母亲都适应了自己的新生活，都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承担着长辈的责任，维系着彼此的亲情。父亲好像是快乐地享受着孤独，当亲友通电话时问他：“你在忙什么呀？”父亲有时说：“我在给张一弓当秘书呀！”有时说：“我在给张一弓当保姆。”有时却说：“哎呀，现在不是通话的时候，我正给张一弓下面条，开水滚锅了呀！”

做了外公的父亲，在两个外孙女面前，从来就没有像对待我们姐弟四人那样的威严。每当外孙女来到他的“领地”，都可以肆无忌惮地跑动嬉戏，翻出自己想要的东西，也可以把外公的耳朵拉到自己的嘴边，说一说只有他们爷孙才知道的“秘密”。父亲可以放下手中的活儿，一只手抱起一个给她们讲故事；他还要找出在旅行途中为外孙女准备的各色各样的小礼物，不偏不倚地装到两个袋子里，免得她们吵架；他可以认真地与两个“小大人”交谈，耐心地回答她们提出的各种稀奇古怪的问题，并从“恕不外借”的书架上挑选合适的书籍送给她俩。外孙女同时考上了大学，父亲高兴地拿出了一笔“助学金”，这与我们小时候相比，真是太奢侈了。也正是在与外孙女一起开心地耍闹时，才能看到父亲绽露出孩子般天真的笑容。

父亲快七十岁了。他对此似乎毫不在意，仍然关注着中外赛场的各项体育比赛，逐一数说我国体育健儿在二十八届奥运会上拿到的三十二枚金牌，如数家珍；仍然爱吃很有嚼劲儿的河南手擀面，更有嚼劲儿因而更能解馋的是更硬一些的山西刀削面；仍然保持着夜间创作、白天休息的习惯；仍然常常把自己关在堆满书刊报章的房间里，面对闪烁的屏幕，敲击无怨的键盘，倾听心灵的对话，驾驭奔涌的思绪，孤独地守望着那片富饶、蓬勃的精神家园。“作为一棵错过开花结果季节的老树，我只想把秋天以后的时光重新安排……”

这就是我的父亲。我为他祝福！

孤独的跋涉者

刘学林

张一弓任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的时候，我任副秘书长，也可以说，是张一弓极力举荐我到作家协会的。当时是1993年春季，此前我在《莽原》任二编室主任。一弓长我十二岁，是老师，是兄长，更是朋友。

张一弓1935年生于开封，其父张长弓是河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母亲是高中语文教师。抗日战争爆发，童年的张一弓与父亲随河南大学逃避战乱，迁徙到南阳、洛阳山区，直至陕西，曾与当时已成名的诗人苏金伞为邻。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开封高中写作比赛中，十六岁的张一弓获第一名，学校介绍其到《河南大众报》工作，被称作“记者娃娃”。1956年，张一弓入党，同年《河南大众报》并入《河南日报》，张一弓也随之到《河南日报》工作。1959年，《牡丹》杂志发表了张一弓的短篇小说《母亲》，谁知一篇小说竟给张一弓带来了一场政治灾难，被省委定为“鼓吹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对无产阶级阶级论”的大毒草，受到《河南日报》的点名批判，还有报刊批判其“为右派母亲的母爱唱赞歌”，因为此前张一弓的母亲已被划成“右派”。当时张一弓患“肺空洞”疾病，在肺结核医院口鼻喷血不止，病情危急，其记者部主任到医院和张一弓谈话：“还没有给你戴帽子嘛，经不起考验嘛……”张一弓忍受不了漫长的思想工作，在肉体和精神的疼痛中竟然说出一句让主任惊得一跳的话：“你给我一根烟抽吧！”不久出现了饿死人的“信阳事件”，才中止了这场批判，让张一弓侥幸逃过一劫。“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被关进“牛棚”，遭受批斗，之后又成了省委书记刘建勋、纪登奎所赏识的“秀才”而被任命为《河南日报》社副总编、河南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文革”后又垂直跌落，先是被“隔离审查”，然后被下放到登封县卢店公社任革委会副主任。

我认为，这一次政界的跌落对于成就张一弓为著名作家至关重要。其一，是使张一弓亲身参加了以实行联产承包制为其主要标志的历史变革，亲身经历了我国农村“大锅饭”的解体并向商品经济的过渡，再加上他丰富的人生经历和三十年记者生涯的积累，使他体内岩浆般的文学才华得以喷发。其二，是张一弓顽强的意志和不凡的毅力。我总觉得张一弓是一个打不垮的人，就像拳台上一个优秀的拳击手，每次被打倒都能在读秒中顽强地爬起来，揩一揩血迹，重新投入战斗。

被隔离审查期间张一弓就自学英语。审查来审查去没有审查出任何问题，刚一解除审查，张一弓就写出了《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该作寄至《收获》，《收获》拟定发在1979年年末的6期，然而河南有关部门却不同意发表（当时发表作品还要调查作者情况）。《收获》编辑把作品送到《收获》主编、中国作协主席巴金手中，巴老认为《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是一篇难得的好作品，果断拍板，《收获》于1980年1期发出。正是这篇作品发表后，张一弓被迅速下放农村。张一弓就是张一弓，年逾不惑的张一弓顶住压力，出手不凡，一批反映农村变革的优秀中短篇爆响文坛。

初识张一弓是1984年。

那时候张一弓还住在省委二区，青年作家郑彦英也住在省委二区，我就是在郑彦英家里第一次见到张一弓的。当时张一弓已经是轰动文坛的著名作家，《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铁匠的罗曼史》《春妞和她的小嘎斯》，连续三届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黑娃照相》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评论界认为《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开社会主义悲剧之先河，称李铜钟为中国的“普罗米修斯”。我是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届大学生，在学校时就读张一弓的作品，并和同学议论，觉得其作品现实主义手法又不乏浪漫主义气韵，风格大气磅礴，笔力雄健，情节跌宕，人物耸拔，极富思想力度、道德力度和艺术力度。也听说过一些张一弓大起大落的经历，想象张一弓一定是一条汉子，一见果不其然。张一弓长得不能说非常高大，但身材魁梧，肩宽腰细（现在腰粗了），有一种英雄气质和武林侠风。有一段日子，张一弓、郑彦英、齐岸青、邢军纪、曾平、我等七八个文友经常聚会，形成一个未名沙龙的文学沙龙，曾被戏称为“小作协”。张一弓是我们的老大哥，豪爽慷慨得很，到饭店，进舞厅，从不让我们掏钱。

之后，郑彦英、曾平到武汉大学上学去了，齐岸青忙于经商，邢军纪到北京军艺，当然也不乏其他原因，聚散无常，也是必然。朋友聚散一杯酒，那段日子不再有。只有我一成不变地在《奔流》当编辑室主任，与一弓交往日深，往往一瓶酒一碟菜坐到深夜，谈文学，谈经历，谈事业，谈人生。一弓人豪爽，饮酒也豪爽，量不算大却碰杯必干。我不让他多喝，他有时便不再喝，有时兴致正浓便和蔼可亲地求我：“我再喝一杯好不好？只喝一杯。”“我再喝一杯好不好？最后一杯。”这时的一弓全身充满了孩子气。一次我们在蓝天饭店，一弓喝得不少，饭后去舞厅跳舞。我说：“一弓，我看你喝多了，骑车骑慢点儿。”一弓说：“没事，不信咱俩赛赛车。”说着箭一样向前冲去，我忙不迭在后面追赶。当我追上一弓的时候，一弓正两腿夹着自行车前轮，一丝不苟地矫正车把。后来我拿这件事情笑一弓，一弓却一点记不起来。当然，有时我们也争论，甚至动真格的吵架，但事后总能和好如初。

张一弓这一阶段的作品尽管轰动文坛，毕竟不是无可挑剔，比如就有“思想大于形象”的评说。一弓本人对自己的文学成就也不满意，思索变化，追求创新，创作出了中篇小说《孤猎》《黑蝴蝶》等作品。这些作品脱开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具有浓厚的象征意味，由对农民的意志、愿望、感情、理想的体现，转向对人的命运和整个人类意识的深层探讨。

可惜的是张一弓的这种变化和探索中断了。我觉得，张一弓当上了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不能不是这种创作中断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一弓的作品中就可以感觉出来，一弓是一个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感极强的作家。一弓当上了省作协主席就全身心地投入进去，力图改变作协经费不足的现状，力图为河南文坛多做一点事情。于是就在既没有经费也没有编制的情况下创办了综合性文学月刊《热风》。其时创办《热风》无非两个目的：一是社会效益，一是经济效益；一是给广大文学爱好者开辟一片园地，一是挣点钱再投入河南的文学事业。用一弓的话说，就是给作协养一只小母鸡，让其下一个个新鲜的、营养丰富的鸡蛋。谁知正赶上文学期刊发行大滑坡，再加对经济市场缺少经验，《热风》一投入市场就陷入了困境。我也是切身体验者之一。《热风》创刊于1992年10月，一弓任主编，易殿选任副主编。一弓9月去泰国，易殿选10月去美国（易殿选至今未归）。临阵易帅，一弓让我去负责。一弓身在国外，心系《热风》，一个国际长途就是个把小时。来年春季一弓回国，看我已是身心疲惫，便让我到作协，把一副重担全放到了他自己肩上。一弓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一弓表现出了自身的英雄气质和侠义风范，承担起一种神圣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却由此中断了自己正在思变求新的文学创作。虽然烟云峥嵘，却已经都是往事了，1996年张一弓已经退下来，由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变成了名誉主席。

文学创作是中断不得的，一旦中断，接续上来就需要重新寻找语言感觉，重新进入状态，这就需要一个过程，何况，文学观念也在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迅速发展着，变化着。一弓又是一个欠不得别人人情并守信至诚的人。《热风》创办时，一弓之所以去泰国，是一个对《热风》有过支持的人请他去给正大集团写报告文学的，一弓答应了人家。答应了的事情就要兑现。一弓在退下来之后，又拿出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整理几年前因操劳《热风》而顾不上整理的采访正大集团的录音磁带，终于写成并出版了长篇纪实文学《正大集团创业史》，兑现了自己的承诺。由于如上原因种种，一弓有很长一段时期没有叮当响的大作问世，编辑记者们便也渐渐地疏远了一弓。出于职业的需要，编辑记者们总是被当红的作家所吸引，这也无可厚非。

我一直认为张一弓是一位不会被命运打垮的拳击手，张一弓不会一直沉默下去。那一时期张一弓很少出门，几乎谢绝参加任何社会活动。张一弓在阅读，在思索，在准备，在寻找新的感觉。一次我在省文联家属院碰见张一弓，就问：“一弓，开写了吗？”一弓说：“写了一点东西，但我还不想拿出来，是水就叫它放臭，是酒会越放越香。”

这就是张一弓。

我觉得，张一弓自身有一种孤独感。这种孤独不是来自近年来少了读者、记者和编辑们的追随和簇拥，不是来自他多年来的独身生活，不是指他近年来几乎拒绝参加任何社会活动而独往独来。这种孤独感似乎长期伴随着张一弓，似乎是与生俱来。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孤独。我猜想，每一个大家是不是都会有一种孤独感？孤独的旅途，孤独地行走，孤独地跋涉，孤独地探险。只有这样才能够独辟蹊径，只有这样才能够独有发现，只有这样才能够创作出独具一格的大作品。一轰而上或者一溜儿小跑追随别人是成不了大器的。

张一弓在孤独地行走，在孤独地跋涉，在孤独地寻找——这是我的感觉，我自从产生这种感觉至今起码有十年了吧。这十年之间张一弓不是没有发表、出版作品，比如创作了一个电视连续剧；比如出版了长篇纪实文学《正大集团创业史》；比如出版了散文集《飘逝的岁月》，这些作品都没有引起多少反响。于是有人觉得张一弓已经是强弩之末，不会再写出什么大作品了。我当然不这样认为，我认为这些作品只不过是张一弓在跋涉与寻找过程中的副产品，比如在戈壁滩上拣到一块硅化石或者在大海岸边发现一枚唐冠贝，这根本不是张一弓寻找的初始或者说最后目的，张一弓寻找的应该是丰富的宝藏和用什么办法开采冶炼这宝藏。

如果你看过张一弓的长篇小说《远去的驿站》，你就会知道张一弓究竟在寻找什么了。

在经历了孤独的、漫长的、艰难的跋涉之后，2002年5月，张一弓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远去的驿站》。

“我的记忆是一个奇迹。我能清楚地记得，父亲是怎样把母亲娶回来的。”

这开篇的第一句话极妙而且至关重要，可以说它决定并统领了一部二十三万字的长篇小说的写作手法和气韵。张一弓用这样一句超越现实的、神秘的、新颖的开头，以一种“我”童年记忆的视角，引领着我们进入了他的家族，然后又像串门似的，引领着我们到他大舅家，到他姨父家，去了解他们的家庭，认识他们的家庭成员。在他和他的亲戚家里，有清末的举人和接受“西学”的绅士；有早期的职业革命家和他们的同路人；有教授、洋博士和不那么循规蹈矩的私塾先生；有浪漫的薛姨和多情的婉儿姨等等。张一弓不再像过去那样煞费苦心地去编织故事，而是让“他”的家人和亲戚们自觉地走进故事，各自去扮演各自的角色。故事是自然的、开放的，由此使故事的意蕴更具有拓远性和张力。又由于运用了童年记忆的视角，使历史超越了历史，使作品更富于艺术的魅力。

《远去的驿站》已获长江文艺出版社“九头鸟”文库丛书大奖、国家图书奖和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并入围茅盾文学奖。收获是丰硕的，张一弓付出了很多，我想也很累。毕竟年龄不小了，张一弓还会一如既往地孤独地跋涉、孤独地寻找吗？我想，还是让张一弓自己来回答。

张一弓曾经写过一篇随笔叫《想念奥蒂》。奥蒂是一员世界短跑名将，也是一员老将，三十九岁仍然驰骋在田径场上。在一次大赛失利时，电视播音员惋惜地说，在以后的田径场上，也许不会再看到奥蒂了。然而不久，在另一个强手如林的国际赛事上，奥蒂又夺得银牌。张一弓在文章结尾时写道：“他宁静而亢奋地写着那个长篇，时有奥蒂的身影如褐色的闪电从眼前掠过，不是拿了银牌的奥蒂，是那个有点儿犯傻、有点儿执拗、有点儿孤独、也有点儿悲凉的奥蒂。她跑着，怀着三十九岁的自信，能跑出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地跑着，不需要荣耀，也不需要悲悯。她跑着，只是为了跟自己赛跑。”

灿烂的晚霞——我所认识的张一弓

何镇邦

二十多年前，当读到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铁匠的罗曼史》《春妞和她的小嘎斯》《流泪的红蜡烛》《黑娃照相》等一批在新时期文坛产生强烈反响的中短篇小说时，就很想见到一弓，同他交上朋友。然而虽然同在文坛，却没有一个同他谋面的机会，二十年来，同一弓只能是神交而已。到了公元1998年秋天，我们一起到湘西参加第二届“湘泉之友”笔会，不仅见了面，还相处了十几天，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当我们在由北京开往怀化的列车上见面时，真有点一见如故，不仅紧紧拥抱，而且滔滔不绝地相互倾诉，让人们感到两个年逾花甲的老人就像年轻人一样。因为这个不期而遇的见面，两人都等了足足近二十年的岁月。

在湘西与一弓相处的十几天中，我再一次感受到他身上焕发出的朝气和热情，感受到他为人的正直与机趣，使我加深了对他的认识。在那难忘的十几天中，我们同访湘泉酒城；一起到德夯苗寨参加很有民族特色的晚会；在王村古镇的听涛山庄一起参加舞会；在猛峒河的游船上共赏湘西的山山水水；最后在张家界的黄石寨和天柱山上共抒豪情，结束这次难忘的聚会。那时，一弓已六十出头了，但体力与精神面貌完全像个小伙子。他白天爬山，晚上在舞会上舞步翩跹，歌声嘹亮，他不仅舞跳得好，而且歌也唱得好，唱起俄罗斯歌曲来，可以说歌声惊四座，令人拍案叫绝。一弓的热情和青春活力远不止表现在舞步上和歌声中，也表现在他为人热情豪爽热心助人上。可以说，那次笔会，是一弓感情的一次释放，使他变得更加年轻，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仿佛使我感觉到，一弓的一生中虽然经历了很多挫折和磨难，但都压不倒他，而且可以预计，在经历一段沉寂之后，他的创作将有新的突破和飞跃。

果然，到了翌年即1999年12月，我们在豫北新乡南郊的小冀镇再次聚会时，他告诉我一部构思多年的长篇小说正在写作中，这就是后来轰动文坛的《远去的驿站》。小冀的聚会，是为河南长篇小说创作研讨而去的。那次去的人不少，无疑是一次文学的盛会。两年之后，也就是2002年春天，我终于读到了张一弓孕育多年又经过几年艰辛写作而向读者奉献出的长篇小说《远去的驿站》。那是2002年3月末，初春时节，我应邀参加湖北省作家协会在武当山下十堰市举行的湖北省长篇小说研讨会。在会上，长江文艺出版社的一位副社长把一摞书稿的三校样交给我，希望我先睹为快，并为即将出版的这部长篇小说写篇评论。这就是张一弓的《远去的驿站》，我当然乐于先睹为快并为之撰文评价。返京后，我立即阅读这部即将问世的长篇小说的三校样，并一气呵成写了一篇评介这部长篇的短文《诗情与历史文化相交融的家族叙事》。我以为，这部凝聚着一弓多年心血的长篇小说是家族小说中的佼佼者，它那充盈的诗意，那丰厚的文化底蕴，那新颖的结构形式，都是让人耳目一新并长久回味的。当我在长途电话里把下面这么一段文字读给一弓听时，他在电话那头会心地笑了：“……而当我们读到第二卷《桑树上的月亮》时，我们似乎感觉到作家久蓄的感情的闸门打开了，他那浓浓的乡情回荡在字里行间，因此我们是把这段桑园的故事当作充满诗意的田园牧歌来读的，也是当作一段充满民族文化意蕴的张家家族史来读的。因此，不仅能引起我们对那动人的爱国故事的共鸣，而且能激起我们对一个古老家族史和中华民族史的探求，其意义不可谓不大焉。”看来，一弓是首肯我对其大作的这一评价的，当然，我至今也仍然坚持这一评价。对《远去的驿站》的阅读与评介，似乎进一步拉近了我与一弓在感情上的距离，因为我们从彼此的作品中更深地感受到感情的脉搏。因而，从此我也更加关注一弓的创作。

一弓年近古稀，依然朝气蓬勃，就像一抹灿烂的晚霞在天边燃烧着。他的为人，不仅热情豪爽，重友情，而且处处谦恭谨慎，低调生活。这方面有两件小事必须补记一下。一件事是他的长女婷婷五年前在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取得文艺学博士学位后，急着在北京找一个合适的工作岗位，曾经求助于我。当一弓得知此事后，一直劝诫他女儿不要麻烦我。照说，作为叔叔的我，帮大侄女一点忙是应该的，但一弓还是让女儿不要麻烦我。这一点足见一弓律己之严。另一件事是，今年5月，我陪从美国回来的亲戚到河南旅游，曾在郑州有过短暂的停留。当我把一弓请到我下榻的宾馆聊天时提出为他编一辑文字在《时代文学》的“名家侧影”上亮相时，他一再声称“他不够名家的水平”，一再坚辞；最后，在我再三恳求之下才勉强答应。区区两件小事，又足以见出一弓的谦逊与低调，这也是值得我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