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鹰

短文二篇

袁鹰

也向总理交交心

中国作家协会从1953年9月到2006年11月先后举行了七次代表大会，我有幸都参加了。第一次是作为《人民日报》工作人员列席，后六次都作为代表。每次大会，都有中央领导同志致祝词或者作报告。我印象最深、感受最强烈的有四次：第一次是1953年周恩来总理对文代大会的报告，热情鼓励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参加社会主义祖国的文艺建设。第二次是1979年经历了十多年政治运动加上十年大动乱之后的第三次代表大会，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致祝词，祝词中说“斗争风雨的严峻考验证明，从总体上看，我们的文艺队伍是好的，有这样一支文艺队伍，我们党和人民是感到十分高兴的”。话不多，却使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多年受屈受辱受残之后顿时有解放感和温暖感。那句关于文艺创作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不要横加干涉的话，更是传诵一时。第三次是1984年底的第四次“作代会”，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代表以胡耀邦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所作的祝词，再次强调要保证文艺工作者的创作自由，批评许多党组织在领导文艺工作中干涉太多、帽子太多、行政命令太多等错误做法。他的话引起广泛的热烈的欢呼，有人称之为“第二次春天”。

第四次就是今年这次“作代会”上新一代中央领导人胡锦涛同志和温家宝同志的讲话了。本来是请温总理向大会作国内经济形势报告的，他却敞开心扉，以相当多的时间，同文学艺术工作者谈心，使到会的几千名代表意外地惊喜，顿时缩短了台上台下、领导人与普通文学艺术工作者之间的距离，因而会场气氛自始至终温馨和煦，掌声不断。温家宝总理讲话开始就提到他同一些文艺家的交往和对几位老文艺家的问候。他说曾就一首诗向诗人李瑛同志请教，还问：李瑛先生今天到会了吗？李瑛连忙站起身来向温总理招手，温总理在台上也起立致意，全场上又为这场面热烈鼓掌。那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联欢晚会，中央几位领导人应邀出席。我的座位正好在第一排的圆桌边，总理同我握手时，我说了一句“非常感谢您今天下午精彩的讲话”。这是出自内心的，不是客套话。中央领导人对文学艺术界这种有真情实感而又平和亲切的讲话，很久很久没有听到了。

温家宝同志援引了自屈原、司马迁到近代的一连串仁人志士忧国忧民、舍生取义的诗篇和警语，激励文学艺术家们加深对民族对人民的热爱和责任感，特别使大家受到鼓舞和启迪。讲话中很有针对性地说到他对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几点希望，头一条就是追求和弘扬真善美。将真善美放在对文艺工作者的希望和要求的第一条，要反映真实，表现真情，追求真理。他说：真理是人类的共同追求。五四运动高举“科学、民主”的旗帜，就是追求真理。中国要有光明的未来，必须发挥全体人民追求真理的积极性。他特别指出：“在文艺界要提倡讲真话，反映真实的社会情况，鼓励人民去追求真理。”这几句话含意深刻，但是冷静想一想，要真正做到也并不容易。当今社会上，包括文坛艺苑，不少地方滋长蔓延着令人民群众厌恶痛恨的歪风邪气：物欲横流，道德沦丧，浮躁成风，斯文扫地，假大空的文字时时堂而皇之地出现在报刊上，真正的民声民意遭到漠视和扼杀，真实情况被掩盖、隐瞒、歪曲，遇到这类事，自然就会引起老百姓的不满和愤慨。文艺工作者要反映真实，表现真情，追求真理，讲真话，就需要坚韧的胆识，需要极大的勇气。凡是有良心、党性强的正直人士，包括报纸电台记者和作家艺术家，对此都会有切身感受。例如，揭露大小官员违犯法纪、贪污腐化、钱权交易、欺凌百姓的种种大案，揭露不断发生、愈演愈烈的矿难，绝大多数都会受到重重刁难、打击、恐吓、诬告，甚至暴力。但是他们仍然冲破阻力，冒着危险，怀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深入细致地采访、调查、核实，写成通讯、调查报告、报告文学或者其他形式的文学作品，公之于众。也就是温总理说的“关心人民疾苦，反映人民生活，并为社会公平正义而奔走呼号”。这类情况，不胜枚举，温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想必是都能了解的。讲真话，反映真实，表现真情，本不该成问题，理所当然而且应该得到帮助、受到保护的事，实践上却要经历千辛万苦。温总理的讲话，给文艺工作者撑了腰，打了气。对广大文学艺术家是极大的鼓舞和激励，但是不知道对那些玩忽职守、漠视民生、损害国家利益以至草菅人命的贪腐官员和不法奸商企业主们是否能得到警示，有所触动，引以为戒，我实在不敢乐观。因为，对那些严重违法乱纪的人，依靠党纪国法、舆论监督、群众举报也许更有效些。

作为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温家宝同志，心平气和地同文学艺术家像知心朋友那样说古道今，在当前举国上下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候，特别令人兴奋和欢畅。他开了一个好的头，倡导了一种真诚、团结、宽松、祥和的风气。文艺工作者，像所有正直善良的知识分子一样，都是衷心拥护党、衷心愿为国家民族献身尽力的。多一点尊重，少一点漠视；多一点宽容，少一点限制；多一点温暖，少一点冷酷；多一点帮助，少一点棍棒，不是更好吗？在真正的和谐社会里，文学艺术必然会繁荣，人民群众满意的文艺精品和人才也必然会不断涌现，百花齐放的灿烂春天也一定会到来。和谐和谐，“和”字从“禾”从“口”，“谐”字从“言”从“皆”，就是人人有饭吃，大家能发言。就是要在平等祥和的气氛中发扬民主，尊重和保护宪法赋予每个公民言论自由的神圣权利，真正地在行动上而不是口头上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这四句话我们听了好多年，说了好多年，期盼了好多年，已经耳熟能详了，可是亲身体会到的，却常常是知不能言，言不能尽，言者有罪，闻者不戒。如果民主受限制，法制不落实，言论自由成空话，何来和谐的社会与和谐文化的建设呢？

温总理讲话的题目是《同文学艺术家谈心》，作为一名普通的文学工作者，也算是对他讲话的一点反馈，向他交交心吧！

“孤岛”岁月最难忘

——《泥河》后记

编完这本四十余年前的旧作，真如从一条灰蒙蒙的泥河中挣扎着上岸，抖落满身污垢尘土，心灵上有一种轻快解脱之感。为了编这本小集子，前前后后花去近两年时间，其中固然需要到图书馆查旧报，翻箱搜箧寻旧稿，也由于常常从一篇东西勾起往事的追忆，因而不免过多地沉湎于悒郁甚至伤感的情愫中。

抗日战争时期在上海度过的八年岁月是最难忘的。

卢沟桥上炮响时，我在杭州刚读初中一年级。尽管战火离西湖很遥远，但是挽救民族危亡的号角，振奋了我们这些少年的心。“八一三”上海抗战的第二天，杭州人都目睹了中国神鹰奋勇抗击日本空中强盗的辉煌战绩。秋季开学后，大家无心上课，挖防空洞，学防空知识，出壁报，似乎一下子长大了许多。到课堂上，就央求老师讲时事，讲战局，从老师口中，知道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知道了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知道了死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孤军。战局发展得很快。日寇在金山卫登陆，东战场国民党军队全线溃退，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快到年底时，杭州也沦陷了，秀丽的六桥三竺黯然蒙尘，我第一次尝到了侵略刺刀下生活的亡国奴滋味。

第二年春天，我随家避难到上海。那时，上海租界已成为被日伪四面包围中的“孤岛”。但是抗日气氛仍然很高涨，“一面是严肃的工作，一面是荒淫与无耻”。抗日志士被狙击、遭暗杀的事件时有所闻，爱国与投降的斗争极其剧烈。从敌人铁蹄下挣脱出来的人，到这样的环境里，却已感到如同到了自由的天地，可以自由地呼吸，自由地读书，自由地谈话了。然而好景不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风雨飘摇的小小“孤岛”终于为狂涛恶浪所吞没，上海完全成为沦陷区。直到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那七八年中，我在上海读完中学，进入大学，有幸接触许多革命书刊，更有幸结识许多良师益友，走上革命道路，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时，也开始了教书、编报纸刊物和写作的生涯。我的人生旅程中重要的一段，正是从“孤岛”时期开始的。上海对我的哺养、教育之恩，是永远不会忘怀的。别的先不去说它，这里只记一段自己是怎样同文学结缘的。

说起对文学的兴趣，那是幼年时代就受到它的魔力的吸引了。在家乡跟祖父和老塾师读《古文观止》《诗经》和《唐诗三百首》《千家诗》，尽管不甚了然，却也从字句华美、音节铿锵中得到许多趣味。少年时代在杭州，开始接触到五四以后的新文艺作品，眼前犹如打开一片新奇的世界，知道在李白、杜甫和唐宋八大家之外，还有冰心、叶绍钧、周作人和朱自清。但由于国民政府在浙江的党化教育和思想统制极为严密，杭州很少能见到近在咫尺的上海出版的许多进步图书，偶然能从学校图书馆里借到《寄小读者》《爱的教育》《稻草人》，就像发现新大陆了。

到了上海这个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革命文学的大本营，真像进入了汪洋恣肆、波澜壮阔的大海，又真像到了山阴道上，应接不暇。那几年，我如饥似渴地读了鲁迅、茅盾、巴金、丁玲和一大批左翼作家的作品，又读到邹韬奋编著的《革命文豪高尔基》，走进十月革命以后苏联文学的宝库。小说、诗歌、散文、戏剧，无所不读。也不管懂不懂，都囫囵吞枣地往脑子里塞。课余时间，除了少数必要的作业外，几乎全部用于埋头阅读，既是生活中的乐趣，也成为生活中的需求了。那数不清的新文学作品教育了我，也鼓舞和激励我学习写作的志趣，编织起从事文学生涯的幻梦。

开始动笔，只能从周围生活中找寻题材。我住的弄堂里，有一所私立小学，校长去世了，由妻子继任，学生仍称她师母。师母不善于办学，却热心于打麻将，输了钱就在学生和当教师的儿子头上出气，为邻里传为笑谈。我写了一篇人物素描，题目就叫《师母》，鼓起勇气寄到《申报》去。时隔不久，忽然看到它居然变成铅字，在副刊《自由读》上登了出来，这大约就算是第一篇发表的“作品”吧。喜出望外之余，又不免暗自担忧，因为真人真事的成分太多，还用了师母不少原话，怕她探出底细，上门问罪。担了几天心，总算没有发生，可能她根本不看报，而且我也未署真名。我也不敢告诉家里人，怕被斥责为不务正业(学业)，惹是生非。只是自己来了兴致，继续悄悄地写，悄悄地投稿。对好朋友是不保密的，二三知己，互相鼓励，互相评说，拿到微薄的稿费，就一起上街吃一碗鸡血汤或牛肉面，自得其乐，什么匡时济世的宏大志愿是没有的。

倒是由于蛰居“孤岛”，又住在租界与所谓“中国地界”接壤处的曹家渡，是邪恶、犯罪、堕落、污秽的渊薮。每天耳闻目睹，感受很深。经年累月，总觉得有些愤激之情，郁结在心内，不吐不快。读了高尔基、茅盾等大师指导写作的书，懂得要“接触生活”，要写自己最熟悉的人和事，就多以所见所闻所感作为题材，也就是反映“孤岛”的现实生活吧。但毕竟刚刚学步，只看到一点点皮毛，提笔就写，既不会观察得准确、清晰，也不懂得深入生活，剖析本质，文字水平又低，幼稚、粗糙和肤浅，是不待言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完全占领了上海旧租界，“孤岛”的特殊环境也随之结束，在铁蹄下过窒息似的亡国奴生活，生计又极其艰难困顿，虽然也相信抗日战争一定能获得最后胜利，但又觉得十分遥远。于是，时常为郁闷、悲愤和苦恼所缠绕，很想远走高飞，离开上海那个鬼地方，去苏北抗日根据地或西南大后方，但都未能如愿。偶尔听到一些远方的消息，就为之神往不已。天空中疾飞的小鸟，也能引起一阵渴望自由的遐思。“袁鹰”这个名字，就在那时候开始用的。袁，是效法鲁迅先生，用母亲的姓氏；鹰，则向往于一飞冲天，振翼千里。四十多年来用过的笔名不下三十个，有的只用过一两次，早已淡忘，“袁鹰”是最常用的，就成了正式的名字。那几年所写的，大体是两类题材，一是中下层市民的辛酸生活，二是青年知识分子的喜怒哀乐。说来说去，无非都是乱离时代动荡生活的浪沫，既不能算重大题材，也未敢直面人生。黯淡的情怀郁结难遣时，也写过些伤感、低沉的散文。有一个时期非常喜爱《画梦录》《黄昏之献》《竹刀》里弥漫的淡淡的哀愁所织成的氛围，刻意模仿。但自己远没有何其芳、丽尼、陆蠡诸家的思想深度和艺术功力，自然是画虎不成反类犬了。

现在，将这些青少年时(十六七岁到二十岁)的习作辑为一集，不由得思绪如麻，百感交集。我倒并没有“悔其少作”，恨不得将它们付之一炬；也觉得不必如衣冠楚楚时看到穿开裆裤时的照片那样脸红。每个人的历史都是自己用言语(包括真话和假话)和行动(包括做对的和做错的)写成的。文学的路程也是如此。能有机会出一本自己步入文学之门最早几年的幼稚作品，我是充满感激之情的。这套“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在我国现代文学中占有特殊的位置，编者容许我这些粗浅的东西混迹其中，殊觉汗颜。更感谢海峡文艺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同志的关怀和支持，使它得以问世。我谨用它来献给哺养我、教育我成长的上海人民和上海党的组织，也献给引导我、帮助我在人生长途上步步向前的许多师友，使人长怀哀戚的，是他们之中有好几位已先我离开人世，我只能用一瓣心香，默默地表达缅怀和感激之忱了。

耕耘散文——致袁鹰

何为

袁鹰兄：

沪上握别，忽忽逾两月，翘首北望，深以兄等为念也。

大概两年前，某次我在信中提及，拟用书简形式试谈对你的散文若干印象，那是我一闪而过的意念，焉知你竟认真起来。这项“讨来的差使”由于种种原因稽迟迄今，时间愈久，负疚愈重。不论从哪方面来说，与其我斗胆乱谈你的作品，不如请你评论我更为恰当。无奈你是这般谦逊，对我又是如此信赖和宽容，我乃信笔所至姑妄言之，借以抛砖引玉如何？

我不记得是先读了署名袁鹰的作品才认识作者本人，抑或是先认识了袁鹰才注意其发表的作品，反正是很久很久以前了。你曾具体而微地提到，我们第一次见面似乎在1943年或1944年，在上海南阳路某小学举行的一个小型座谈会上。你实在是个有心人，居然还记得我当时的模样，这使我很感动，尽管我对你的印象有些重叠了。不知怎么那些情景我苦苦回忆总是记不真切。

然而一个清晰无误的印象是，在敌伪统治的黑暗年代里，你是热爱文学的革命青年，就读于大学，课余编刊物，时有诗和散文发表，还从事秘密的革命文艺活动。我那时在“外围”，对你的了解自然是很有限的，只知道你是我们青年文学伙伴中有实干精神的一位。20世纪40年代毕竟是遥远的过去，我们的青春岁月属于过去的年代。可是我们青年时代就开始交往的友情，历四十年而不衰，这种老而弥坚的友情更觉可贵，不是吗？

在你的文学生涯里，较早一个时间对诗和儿童文学创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尔后你的写作重心集中在散文的耕耘。这里所说的耕耘，主要指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你长期经营报纸副刊的编务以开拓散文园地，另一方面你又以如椽之笔写了大量的散文作品，不论哪一方面你都是热情的耕耘者。近年来你又相继编纂了几种大型的散文选集，对振兴散文事业不遗余力。人们高兴地看到，即使被称为失去“轰动效应”的散文这棵大树上依然结满累累硕果，各种厚实有分量的散文选集的出版便是最好的明证。

我常常想，全世界的报纸很少像中国报纸的副刊一样自成一格，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属于报纸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拥有广大的读者层。试看全国日报晚报哪家报纸没有副刊？少则一个，多则数个。一般副刊都有短小精练、雅俗共赏的随笔小品，文艺副刊当然更侧重文艺作品。有悠久历史渊源的中国散文这一文学体裁绵延至今，同中国报纸的副刊有密切联系。于是副刊成为中国报业史中独有的篇章，也成为刊登和发展散文的重要园地。我是有感而发，因为当年我们的文学伙伴们都是向副刊投稿练笔，由此开始写文学作品的。更主要的是想说明，你长期投身于文艺副刊的编辑工作，对耕耘散文园地和扩大散文作者队伍具有深远的影响。

假如把人生之旅喻作若干驿站，那么也未尝不可将文学道路分为若干驿站。抗战八年，尤其是上海沦为“孤岛”的岁月里，我们几乎都是在光明与黑暗交织的旧上海度过的。就在抗战初期相差不远的几年间，我们各自走上第一个文学驿站。上海可算是我们的文学摇篮吧。

读了你的第一个文学驿站上那一组作品，以及你近年来沉浸在深深的忆念中，掇拾一连串的上海“梦片”，不由得引起我无尽的往事回忆。记得爱伦堡有一句名言：“一方面是庄严的工作，一方面是荒淫与无耻。”那时我们常常用来作为长夜如磐的上海滩的写照。收入这本选集里的开卷十篇散文，写的是敌伪时期上海市民的苦难生活，“生活像泥河一样地流”的沉郁歌声，仿佛又在我耳边轻轻回响。《泥河》和《望春草》两组散文，分明又可当作散文诗来读，不难看出作者笔端流露出前辈散文家某些韵致和华彩。民族灾难深重的年月远去了，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年华也逝去了，然而对民族和国家的忠贞之心是永远不会丧失的。

老田

王必胜

老田是我们部门的老主任，原名田钟洛，笔名袁鹰，在文坛是一位响当当的人物。他的著作，少说有三四十本，包括散文、诗歌、杂文以及编著。他主要写散文，曾有数篇作品入选教材。20世纪50年代，他的域外题材的少儿诗歌，产生过相当大的影响。前几年，巴基斯坦总统访华时授予他贡献奖。还有，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老委员，他从20世纪40年代起就从事新闻工作，一位资深的报人，他的文名和资历都是令人尊敬的。

老田，是大家对他的一种亲切自然的叫法，那时候，同事间称呼简单而随意，从不叫官职，没有谁把对人的称呼与叫职务联系起来。这在当时很平常，上行下效，大家都如此，老一点的不以官位自恃，小一点如我辈，也没有在称呼上不便和难堪。一个平常轻松的称呼，体现了单纯亲切的人际关系。

我是1982年来到现在这个部门的，之前是在一个大学，要说那里大小也是个局级，有相当级别的干部，也有延安时期的老新闻，大家都以某某或老某小某相称，连学校的某某老师的常规叫法也不多，没人叫官职，也没有人摆架子，好像没有条件摆什么架子。我的直接领导是一位三八式的干部，他的副手也是一位老同志，从年龄上我们相差三十多岁。他们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拖把和抹布满楼道地搞卫生，与他们共事几年，从没有听谁称呼过他们的官职，连我当时作为小字辈的，也跟着老武老苑的叫，没觉得什么不好。也许是习惯了，也许是这些当事人的带头，谁也没有把这些个或大或小或实或虚的职位当回事，这个好的传统一直沿袭下来，光大于后辈中。我那时刚到北京进机关，因了这先行的一步，来到报社后对这种平常而简单、其乐融融的集体氛围很适应，仿佛这文化机关就是这样子的，所谓官僚衙门，一点没有感觉。

按说，老田我应当尊为老师的。他不仅在资历和学识上、在生活上，是我所尊敬的老师辈的人，而在我上研究生时，师从他指导学业，也是名正言顺的老师。只不过，我们上的研究生班是集体辅导，老师多是专门指导论文写作的。可能这一点与专门的导师制的研究生不一样，所以，在几次场合我向人介绍，老田是我的导师，他却不以为然，总说哪里哪里，一笑了之，一番真诚的谦让，也就不再多说。有时候，我想，学生不才，忝列其门，有辱吾师，而从心里来讲，我总是把他当作导师的。如前所说，他不仅是我学业的导师，而且在他身边工作的那几年，他对我的教育和关爱，以及他在单位以至文坛的口碑，都是为我师表，有如师严的。

记得第一次去见他，大约是1980年。他的办公室还在王府井报社大院，我是首次登门。拜他为师，对于一个年近而立的学生，他也许觉得没有什么可要交代的，而于我却因近距离地见到心仪的作家，投其门下，颇有点惶怍，简单的交谈，觉得我的导师是一个面善之人，那副身子显得结实，虽有些发福，但看出来他的干练，听他说话，觉得江南普通话里透露出浓浓书卷味。

这以后，因他工作忙，写作的事仅与他通通电话，学业方面也只是作个简单汇报，到了快毕业时，才因写作论文与他接触稍多些。他对人对事，总是十分的宽厚，也许是这个年龄有所成就的人，对于后辈的仁厚，也许是一种放手的信任。记得我的毕业论文，他也没有具体提些什么意见，只是在大的框架和结构上，宏观指导，也是到了论文打印上交时，他作为最后的审定人、导师，签字放行。他对我最后的论文答辩，也没有后来的一些辅导老师那样的紧张，没有为我谋划商量，以便有所预案，应付可能的不测和变故，像后来我所参加评审学位时的那种杂七杂八的人事和非学业的纠葛。当时，我的评审委员有几位，都是谁，田老师也没有过问。大概他以为，我们这些“文革”后较早一批的研究生们，耽误了十年，恨不能夺回荒废的时间，大家学业勤勉，对这批人的行事标准、学业研究，较为放心，觉得都有相当的自控力；或许，田老师们还以为，当时的社会风气清纯，学风纯正，作为老知识分子，他希望看到的是年轻人的认真求实的作风和老实本分的态度。这也许是老田他们这一批德高望重的新闻、文化界知名人士，乐于指导我们这批年龄不一、社会经历也较复杂的研究生们的一个缘由。

毕业后，我成了他的下级、同事，到1987年他退休。这段时间里，我亲聆教诲，对他那学者的风度，长者的宽怀，父执般的善心，深有体会，也时有感动。部门里大都有我这种看法，记得缪俊杰先生曾在《文艺报》上写过一篇文章《袁鹰的风格》，生动地描绘了老田的为人为文，说他“官不大，名气很大，职务不高，威信很高”，认为老田是最没有架子的，对人对事真诚善良，心胸豁达。我还记得，最为大家谈论的是，他得了稿费后，总要交一笔党费，这已成了惯例。老缪的文章说，“文革”前，老田曾一次交了八千元的党费。二十多年前，人们的工资都是很少的两位数，此外也就是一点不多的稿费了，老田每笔稿费都拿出一些，好像很自然。那时，也不时兴搞什么内部的表扬，也没有内部的宣传小报和单位的闭路电视，这类宣传也不是老田的本意，他也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纯粹是个人的行为，他只是表达一份神圣的情意。按说，他的家境并不宽裕，家中老父亲和一个残疾的女儿，需要照顾，可他却多年一直是用这种方式表示一个老党员、一个部门领导者的心意。那时候，不时兴作秀，也不像现在有人还没有做点什么，就满世界地鼓噪，生怕自己做了一点事别人不知，特别是那些有点权或有点小权的人，陶醉于表扬与自我表扬中，弄得人所诟病。

老田属于那种对别人宽厚、对自己严格的人。他在主政部门时，没有见他激烈过，每每部门的会议，都在一个稍大些的办公室里开，如同农村田间地头的村民会，随意地坐着，谈点实事，无高谈阔论，只有信息情况的交流，简洁的工作安排，如此而已，要做的和要办的就解决了。而作为主角的他，不激烈，不焦急，不偏执，但也不马虎。属下的有条不紊，工作也没有出现过差池，也许那种纯正的文学和文化气氛，让各位编辑同仁、同事们各司其职，演绎得得心应手了。老田领导作风朴实，不指手画脚，不颐指气使，哪怕是对我这样的小字辈和新来的，说话也总是以商量的口气，不说官职(好像他“文革”前已是行政十三级，属高干之列)，就是在年龄上，他也可以说是部门里有些人的父辈级，可他还是以细声和气谈工作，商量的口吻说版面，即使议论单位的大事小事，即使批评文化界的一些不良之风，或者激愤于某些孜孜于利禄权势的人、蝇营狗苟的事，他也不像我等之辈，恨不得与之决绝；在他也多是一种认真的分析，还为那些本来就是尸位素餐的人，那些混迹于文坛而捞取资本的人，作些“假若”、“如果”式的推想。比如，说他们也不容易，替他们的生存现状着想，宅心仁厚，为不多见。在“文革”中，老田被造反派打倒，也有个别同事落井下石，颇不地道，他的处境可想而知，可一旦平反主政后，他并不把过去的恩怨当回事，连那些对此有过节的人也心有芥蒂，可老田却对此付之一笑。总之，在他的眼里，总是看到你的优点，在他的心里，总是为别人想得多。与他共事几年里，我发现他没有批评过什么人，甚至于，对别人的挑剔和耍性子，他也不太计较。大约是1984年，一次因为一块小刊头漏发，开了“天窗”，造成了报纸上的不大不小的事故。在部门会上他自责，检查也批评了这件事，可是当事人却有些漠然，不当回事，好像还说了些不合适的话。我们都认为当事人太漫不经心了，而老田只是把这件事在大会上说过以后，没有因为对方的散漫而动怒，更没有因此而给其人“穿小鞋”。他好像不曾批评人，也没有见他因为什么对属下发火，更不会无名地动怒。这些，除了与他的修养有关，我认为，体现出老田对事对人，多以一个文人的思维来对待，无论是他的下属，他周围的人和事，他取的是平等宽厚，甚至于过分的自我担当。他行事风格是文人书生式的，当然，更多的时候，他是想为大家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尽量把责任揽到自己头上，这种大度的领导作风，最容易赢得尊重。

其实，老田的新闻工龄是很长的，早在上海解放前，他就参加了党的地下工作，并在《新民报》当编辑，那时候，在部门里按新闻工龄排，是四代同堂。他的文名，在文艺界的影响，对新闻工作的贡献，无论有个什么样的职位，什么样的头衔都属正常。他对此看得很淡，他没有那些把资历、能力当成倨傲的资本，一心想转化为职务官位，善于经营自己的人的做派。这几年，这种事情，特别是在圈子里，阿谀逢迎、要官找官的事多了去了，被戏为“五子(官位子、钞票子、孩子安排、房子、车子)登科”，而这一切，对老田来说，好像是绝缘的。他对生活的要求简单，抱朴静心，在热闹的都市里，他的家竟然长达二十五年没有做过装修，房子面积也没有改善过，除了图书增添之外，老古董式的家具和外露的电线，可以看出他生活方面的节俭。单位大院里像他这样的，数十年仍然安居于旧楼旧房的人，绝无仅有。生活的清静淡然，总让我觉得他保持有古代文人的一种高古之风，一种通脱雅致的清淡。他有人缘，有口碑。前几年，因为种种原因，文坛有人这派那圈的，爱划线，可老田没有人把他视为左或右或新派或旧派的，也因此，有些人就利用他的影响，让他出席有些活动，让他写字题词什么的，他倒不在乎，也不计较，所以，单位也好，文艺界也好，说到袁鹰，说到田钟洛，都亲切地称为好老头，好像他也就成了让各路人马都放心请的和放心供的尊神。

当然，老田的宅心仁厚，宽容礼让，是大智慧，而他的爱憎喜好，也十分明显。他最是容不得文坛和新闻界的那种夸饰大话的做派，他对一些看不惯的人和事，十分反感，只是他并不像有些人那样激烈壮怀，指名道姓，甚为不屑的；但他也是常有批评，坚守持重，这在他所写的一些杂文中可以找到明证。当然，历经沧海，白云苍狗，他见识得多了，有了自己的思考方式。他多是以书生意气，以文人的善良，以作家的注重心灵的规劝和救赎的方式，以求那些丑陋的东西，得以消失，得以清理，还世界以清明干净。面对种种不尽如人意的丑陋和一些负面的东西，老田是那种设身处地地为之找出合理性的理由的人。作为一个古典文化传统浸润深厚的老作家，这种理想化的东西，渗透在他的精神灵魂中。他对净化人事，清理环境，有着那么明显的期待，但这些每每在现实中，又是那样的遥不可及，或许老田还在以自己的努力实现着自己的期待。这就是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心灵，一个智者的精神性的追求。

老田平时没有特别的嗜好，虽偶尔也抽烟，却没有瘾，有一段时间，他抽的是一种绿牌的中南海，焦油低，对烟的知识还不如我等年轻的烟民；他也不擅酒，聚会上也只有象征性的一点量。虽年事高，他身体还很硬朗，行走一如我多年前见他时的模样。在我的印象中，他仅得过一次病，也还是二十年前，因胆结石病住了几天医院，后来没曾见他有过什么病，哪怕是头疼脑热的。他住三楼，每天都说是被动地锻炼，常常下楼采买，提着小布包，邮信，买菜，一应俱办。家中有个自幼残疾的女儿，老伴吴老师身体也不好，这些都压在他肩上，一个八旬老人，其力所堪，但都得承担。

老田的节约是出了名的，他们这一代老新闻人，大多都有这样的好习惯。他用纸是正面背面两面用，有事给我写张便函，都把用过的纸和信封翻过来再用，有时候撕下台历当信纸，这种“敬惜字纸”的作风，对今天的常见的铺张，是一个警醒，也是多么大的反差！现在办公条件好了，可是常看到一些人随意地扯一张复印纸，写上个电话号码，或者几个地址几句话，就把一大张光洁的纸给浪费了，对比老田们的传统，令人感叹，徒有欷歔。

对老田，我当执弟子礼，但因我的懒惰，很少为他主动做什么。每想及此，心有惶愧。他每有新作出版，都不忘送我，还郑重地写几句话，有时是警言，有时是客气话，抬头直呼我名，显得随意，有几次竟以兄相称，令我不安。当年，他离休时，曾专门找出几本书送我，记得其中有《傅译传记六种》一书，题写留言以作纪念。现在，我找出这本十多年前的书，还余有墨香，然而，我也是头发稀疏，学无长进，辜负了老师的一片苦心。

每每读到老田的新作时，总想写点什么，像他这样的老作家，很少有评论文字面世，所以无论从师生还是作家的名头，还是他的作品所具有的品质和特性来说，写点评论是应该的，可是，我一直没有做到。我几乎没有为同事的著作写过什么，二十多年前应约为当时还是同事的李希凡先生的一本鲁迅研究著作写过一篇短文，以后也再没有了。按说为自己的老师写点什么，这也说得过去，在如今已是司空见惯的了。可我却没有。但我敢说，对于他的作品尤其是近作，我以为还算了解。他的散文这些年写故人故事，写往年编辑生涯中的难忘经历，写文化人和文化事件，回忆见长。比如，他写陈独秀，写冰心，写夏衍，写胡乔木、周扬，写上海孤岛时期的文化往事，这一类有多部结集问世。最新一本《抚简怀人》，就是一本回忆与当代名人之间书信过从、编撰往来的散文集，是他几十年副刊生涯中，与一些党政要人和文化大家们文章往来的记录，很有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会引起广泛的关注。还有，他的作品常与时代和生活有着紧密的联系，对于新的思维和新的现象，他都十分的热衷和关注，或许与他长年从事新闻工作有关。比如，他在迈入新世纪的2000年，写过一篇《凝视这个数字》的短文，从世纪之交看2000这个数字，凝视它，想到这个世界的争战与美好的期望，以及青年朋友、祖国、未来等等，千字短文，微言大义，角度独具，浸透着老辈作家的拳拳之心。

今秋老田年届八旬，我这小小文字，权作献寿。词不达意，也不是田老师所愿。故以上文字纯属自作主张，但愿老师不见怪。

文坛常青树——袁鹰小记

何镇邦

我之认识袁鹰，当然也是先从读他的作品开始。20世纪60年代初，我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先分配到北京一所中学教语文。袁鹰的散文名篇《井冈翠竹》入选当时的高中语文教材，于是我多次地为学生讲授这篇文章，从分析文章所表达的革命激情到讲解颇有气势的排比句，学生们喜欢上这篇文章，我也喜欢上这篇文章了。从“作者简介”中得知，袁鹰原名田钟洛，在《人民日报》文艺部当主任。我虽向往之至，且同生活在一座城市里，但由于身份的差异，是无法谋面的！不过由于喜欢袁鹰的散文，于是找来能够找到的他的几本散文集来读。后来，我为学生编选《中学生课外阅读文选》和参与《现代散文百篇赏析》（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的编选赏析工作时，就曾选入袁鹰的多篇散文佳作，记得其中就有选自他的散文集《风帆》中的《白杨》。在《白杨》的赏析中，我是这样概括袁鹰散文的特色的：“袁鹰的散文，善于选取生活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事物，借物（借景）抒情，洋溢着生活的激情和浓郁的诗意；语言简洁明快，风格清新隽逸。”的确，袁鹰20世纪60年代前后的散文，给人一种隽逸清秀的感觉，《白杨》作为兰新路上的旅途生活速写，作为一篇诗意盎然的抒情散文，同赞颂井冈山的竹子，以竹写人的名篇《井冈翠竹》一样，都是很能表现这种艺术风格的代表作。

同袁鹰见面认识以至有些来往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20世纪80年代初，我调到中国作协创作研究室工作，1984年和1985年之交的中国作协第四次代表大会，我又作为工作人员参与大会的筹备和开会期间的简报采写编辑工作。同袁鹰同志的见面，可能就在作协“四大”会议期间。20世纪90年代末，我从鲁迅文学院退休之后，应朋友之邀到隶属于中国石化集团的长城润滑油公司编一家企业报，同袁鹰同志的来往就多了起来。袁鹰给人的印象是平易近人，朴实真诚，这一点同与袁鹰有过交往的人感受是一样的。但他的健硕、厚道、敦实，却与在他散文作品中表现出来的隽逸、清秀、潇洒的风格颇不一致。可见“文如其人”并非一条铁的规律，应该常有例外，像袁鹰这种为人与为文风格不一致的就是一种例外。

记得在我主编的企业报《长城润滑油》上曾辟有一文学副刊《清水河》，京城内外文坛上的不少名人都曾在此发表过作品，袁鹰同志也是常在这个副刊上发表作品的一位名家，而且是有求必应。记得有一次出一版新年笔谈，时间紧急，但是给他打个电话，他还是按时把稿子寄来的，我常常感念他对这个企业小报的支持和对我工作的支持。有几次邀请文坛朋友到长城公司参观座谈，尽管袁鹰同志已经不年轻了，且家中有病人需要照料，也是每请必到的。有一次在座谈会的发言中还说道，他卧病于榻的夫人还嘱咐他好好看看国企改革的情况，使长城公司的干部、职工和在座的文友均颇为感动。2001年春天，关心长城公司的文友们建议创办“作家书屋”，捐赠自己的作品和藏书给长城公司的职工，以推动长城公司的企业文化建设。这一倡议得到了包括袁鹰同志在内的一批老作家的热烈响应。春寒料峭中，袁鹰同志冒着严寒整理图书，带头捐赠了一批图书给“作家书屋”，此事使我们十分感动。

前几年，我在北京西站管委会新闻中心工作的孩子遵从管委会领导的指示，在北京西站建成使用十周年之际，与《北京晚报》一起举办了一次小规模的征文活动，名为“我与北京西站”。我与袁鹰同志应邀出任这次征文活动的评委。在请袁鹰同志出任评委时我曾同他约定，请他出山，也是为了壮壮声势，他年纪大了，可以不看稿，只是最后把一下关就行了。可后来真干起来之后，他却坚持样样参加，启动仪式与颁奖典礼自然是参加了，初选出来的作品也要一一过目评选。从这次活动中，我再次感受到他平易近人，办事认真与朴实真诚的作风，并受到一次深刻生动的人生教育。

更令人钦佩感动的是，袁鹰同志虽然已年逾八旬，却还精神抖擞，笔耕不辍。我每年几乎都可以收到他寄赠的新书。直到去年年底，还收到他刚由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的并引起点小小风波的《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一书，展开一读，清新隽逸的文思以及宝贵的文献价值使我眼睛为之一亮。

袁鹰同志真不愧是一棵中国当代文坛的常青树。祝他健康！祝他笔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