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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苏联文学为“人类最先进的文学”，自然是难以博得广泛赞同的，但苏联文学七十余年间取得的成就，还是引人瞩目的。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苏联文学将一种全新的美学思想和全新的文学主人公引入世界文学，使无产阶级文学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一种主宰的文学，它将旧知识阶层中的文学名流纳入自己的河床，同时又在普通工农兵中发掘出许多文学天才，组建起一支浩荡的文学队伍。在文学创作的各个门类，它都推出了自己的大师，如小说领域中的肖洛霍夫和列昂诺夫、诗歌领域的马雅可夫斯基和叶赛宁、戏剧领域的布尔加科夫和万比洛夫，等等，等等。一批《静静的顿河》、《日瓦戈医生》、《大师与玛格丽特》式的巨作，成为世界文学中新的经典。可以说，作为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继承者，苏联文学是无愧于其前驱的。

苏联文学的成就，还表现在它对别国文学的影响上。作为社会主义文学的“老大哥”，它在社会主义阵营的文学世界中占据首席。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包括中国在内的欧亚众多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新文学，都是在苏联文学的影响下形成、发展的。那些国家的作家们努力地以苏联文学为榜样，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众多写作者的创作指南。比如，中国文学界提出并奉行过的“革命现实主义”，其实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此同时，那些国家的文学读者们，也在贪婪地阅读苏联文学的产品，保尔们、卓娅们曾感动过无数苏联之外的人们。比如，如今五十多岁的中国人，谁的脑海里不留有几片关于苏联文学作品的记忆？说文学上的“苏联模式”曾垄断过半个世界的文学，并不过头。无论这种影响的效果如何，尽管这种文学似乎是政治影响的附生物，但一种文学拥有如此之广、如此之大的世界性影响，毕竟是值得骄傲的。近、现代史上，一国文学能对别国文学产生如此这般的影响，是绝无仅有的。

谈到苏联文学的成就，还必须注意到苏联境内的自由派文学和苏联境外的侨民文学。如果不把苏联文学理解为“革命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文学”的同义词，自然就要把这几类文学也视为苏联文学有机的组成部分。有人曾将苏联文学划分为三类，即官方文学、乡土文学和自由派文学。官方文学是指那种以作协“书记们”的创作为代表的正统文学，以歌颂和正面描写为主；乡土文学着重对俄罗斯传统文学精神的继承，以自然、人性、道德、良心等为创作母题，对世界和人生进行严肃的探究，其理想在于实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美拯救世界”的主张；自由派文学大体上是一种暴露的文学， 批判的文学，是对社会或某些现实问题表达不满、提出批评的文学，它有时又被称为持不同政见者的文学。长期以来，第一种文学理所当然地得到赏识， 而末一种文学理所当然地受到压制，至于第二种文学，则时而受褒时而遭贬， 或其中的某些东西受褒而另一些东西遭贬。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上得到推崇的，首先是末一种文学。在五位赢得诺贝尔奖的俄国人中，除肖洛霍夫外， 其余四人均不属正统文学之列。蒲宁、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他后来是以美国诗人的身份受奖的）先后侨居国外，帕斯捷尔纳克则被视为“境内侨民”。这种状况，自然与东、西方间冷战的政治大气候有关，其中不乏利用者有意为之的企图，但它客观上还是证实了自由派文学的高质量。个中原因十分复杂，不容细说，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自由派文学恰好是苏联文学的产物，只有在苏联社会这块独特的土壤上，才能生长着这株奇特的文学之树。据说， 许多西方的“自由”作家反而非常羡慕一些苏联自由派作家的处境和经历； 据说，许多昔日的自由派作家，在苏联解体后竟顿时生出一种“失业”的感觉。

自由派文学的经历，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正是苏联文学自身的经历。苏联文学有过几段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时期，但也有过众口一词、千人一面的局面。行政干预过多，一直是苏联文学背负着的沉重包袱。二十、三十年代众多的“决议”，客观上降低了文学的繁荣程度。文学被统管得最紧、同时其水平也是低的，是所谓的“日丹诺夫时期”。当时，对阿赫马托娃等人的辱骂，使文学丧失了应有的活力和胆量。五十、六十年代，因帕斯捷尔纳克获诺贝尔奖而对其展开的“全民声讨”，对许多持不同政见作家的驱逐，就产生过不好的影响，同时也使苏联文学自身蒙受了损失。苏联文学享有崇高的社会威望，但过重的非文学负载，往往使苏联文学感到难以承受，甚至使它面临丧失自我的危险。卫国战争结束后，文学被当作宫廷音乐，在那自愿或被迫的颂歌合唱中，文学的个性、文学的尊严和文学的价值全都荡然无存。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时期，文学又一次充任为政治代言人，文坛成为政治论坛，如今，面对“改革文学”的课题，我们似乎只能目睹“改革”而找不见“文学”了。

福兮祸所倚。苏联文学的某些福事，往往成为其祸根；反过来，某些祸事，又往往成为其福源。苏联文学亦悲亦喜、时悲时喜的历程，或许能给我们留下一些经验和启示。

苏联文学已成为历史，但作为历史的苏联文学，将成为世界文学中一个永恒的阅读对象和研究课题，将吸引人们去对它作悠久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