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青春的声音

1985 年，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社曾出版过一本青年诗人的合集，名《青春的声音》。这个题名具有某种象征的、概括的意义。青年文学，一直是俄罗斯文坛上一个生机勃勃的现象。但是，在停滞时期和改革时期，青年文学虽时常在文坛引起广泛的争论，却没有赢得较为稳固的社会位置。回顾二十世纪的俄罗斯文学史，世纪之初的现代主义诗歌潮流是由一批年轻的诗人们发起的，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统治十月革命的诗坛时不过二十余岁，卫国战争时期的“前线一代”作家在走出校门后便同时拿起了枪和笔，“高声派” 和“细语派”的代表人物也是在风华正茂时就独领诗坛之风骚了。与这些前驱相比，改革时期的文学青年是自愧弗如的。也许是由于已步入老年的人类在排斥青年的因素，也许是因为这一代文化人恰好处于一个非英雄化的时代和一个物欲至上的年代。但是，文学是不会消亡的，自有一代又一代的人要走进文学。当前，俄罗斯文坛上仍响彻着一个青春的声音，它虽未压倒一切喧嚣，却也亮出了自己的嗓门和旋律。

“先锋派诗歌”是俄罗斯青年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早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一批青年诗人的诗作就因其“朦胧”、“难解”等引起过激烈的争论。这一批诗人一改老一辈诗人的写作模式，采用一些新奇大胆的形象、复杂多义的词语和结构。与此同时，他们的诗歌减少了对社会生活和社会性主题的直接反映，多描写“小我”和个人深层内心的感觉。在他们的诗中似乎少了些俄罗斯诗歌传统的公民责任感和激情，而多了些与他们同时代的西方现代派诗歌的实验色彩。他们的诗歌，在冒着失去官方支持、失去读者的风险，却有着回归诗本身、找回诗人存在之价值的追求。在先锋派诗人中，比较突出的代表有日丹诺夫、帕尔希科夫、叶廖缅科等。布罗茨基一次在境外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将这三人称之为俄罗斯诗歌的“希望”。

伊·日丹诺夫（1948—）的诗素以怪诞、难懂著称。他于六十年代末开始写诗，下面这首《无题》就写于 1968 年。

鸟儿死去的时候，

它身上疲倦的子弹也在哭泣， 那子弹和鸟儿一样，

它唯一的希望也是飞翔。

这首短短的小诗，已经表现出了日丹诺夫、甚至是整整一代新潮诗人的某些创作特色：子弹击中了鸟，诗人不去同情鸟儿却去同情子弹，这表现了一种观察、认识、理解事物的叛逆精神，写“疲倦的”子弹在“哭泣”，在渴望“飞翔”，是用一种新奇的想象在刺激读者的阅读神经。从 6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日丹诺夫一直是诗评界争论的焦点，他的诗也似乎越写越离奇， 越写越难懂。他及其创作，无疑代表着一种诗歌创作倾向。他的诗，如同一直没有固定工作、没有固定住所的诗人一样，仍处在不止的飘泊和求索之中。

自 80 年代中期起，俄罗斯文坛上开始活跃起一群青年作家，到 1989 年， 评论界已将他们的创作视为一个相对整体，并冠之以“另一种散文”（今译“异样文学”）的称谓。称他们的创作为“另一种散文”，是因为他们的作品表现出了与前一辈、甚至是前几辈作家的创作不相同的风格。该派作家大都着重写凡人琐事，对生活的态度更为冷静更为客观。他们笔下的现实，多为社会的阴暗面或僻静的落角；他们笔下的人物，多为被生活扭曲的、遭受

情感压抑的小人物。在写作手法上，他们也较多地采用了意识流、荒诞、非逻辑等现代艺术手法。他们中的一位代表、作家别仁在访问中国后写的一篇文章中，曾比较过中国京剧和西方话剧的不同，他概括到，西方话剧是一个“说什么的艺术”，而中国的京剧则是一个“怎样演的艺术”。这个区别似乎也存在在两代俄罗斯作家之间。较之于“写什么”，新一代作家似乎更注重“怎样写”。这一批人的创作，使俄罗斯的当代文学与西方文学之间的距离有所缩小；但他们的创作中缺少俄罗斯文学传统的责任感和人情味，这也招来了许多人的批评。“另一种散文”不是一个统一的文学流派，其主要代表作家的年龄、经历和风格也不尽一致。目前被视为“另一种散文”之代表的作家，有文坛巨匠列夫·托尔斯泰的孙女塔吉雅娜·托尔斯泰娅，有既写小说又写剧本的柳德米拉·彼得鲁舍夫斯卡娅，有学过汉学的列昂尼德·别仁，有中学教师出身的维亚切斯拉夫·皮耶楚赫，还有叶夫盖尼·波波夫、谢尔盖·卡列金、瓦列莉亚·纳尔比科娃、维克多·叶罗菲耶夫等。

别仁（1949—）是这一批青年作家中较为稳重的一位，他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并以题为《中国诗人谢灵运及其时代》的论文获得语文学副博士学位。他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发表文字，如今已出版八本小说和学术性著作，较重要的有《屠格涅夫地铁站》（1979）、《人文学热》

（1985）、《天使瓦莲卡》（1989）、《南瓜社会》（1989）等。别仁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曾称中国是他“在自己的思想中、理想中和幻想中神往的祖国”，并曾访问过中国。

转眼间，这一代的“青年派作家”已近五十岁了。他们似乎应有生不逢文学盛世之感，但他们却以自己顽强的努力，在传递着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的接力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