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侵略战争的第三阶段——一八五九年六月——一八六○年十月

英国政府接到大沽事件的消息以后，首相巴麦尊暴跳如雷。他给外相罗素的信上说：“我们要派一支陆海军武装部队攻占北京，赶走中国皇帝，把

① W.A.P.Martin：A Cycle of Cathay.页 193。

② 马克思：《新的对华战争》（二）、（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卷十三，页 573，582。

我们的全权使节驻扎在那里，这是最适当的措施。”①尽管一部分阁员不完全同意巴麦尊，但这个独裁者仍然积极准备另一次侵华战争。巴麦尊还担心法国路易·拿破仑会先动手，他说：“我认为我们不能让拿破仑单独去干，⋯⋯这样会把我们在东方的地位转让给他们。”②当时英、法两国在意大利独立和统一问题上有矛盾，英政府马上调遣印度的军队去香港，并且打算不要法国参加侵华战争，但后来两国终于决定继续采取一致行动，共同派军队到中国来。英、法分别再度任命额尔金和葛罗为全权代表，并分别以克灵顿（Hone Grant）和孟斗班（Montauban）为侵华军总司令。一八五九年九月英外相罗素曾提出六项侵略要求，后来经过两国政府的修改补充，主要归结为下列各点：一、由法国政府提议增加赔款数额，包括天津条约规定的赔款在内，共定为英法各六千万法郎（约合银八百万两）；二、占领舟山作为抵押；三、要求清朝政府道歉、换约并履行天津条约。此外英国又准备强占九龙，法国则企图为天主教会夺取新的特权。罗素还训令普鲁斯把作战地区局限于华北，对上海、广州以及其他地方则继续保持“友好的关系”。英、法准备从事这次侵略战争，从他们的计划中可以看出，其目的并不在颠覆腐朽的清朝政权。英国官员赫伯特（S.Herbert）说：“推翻清王朝并非我们的旨趣。当我们向北京进军时，我们真为我们的行动担心，若随之而发生无政府的局面，我们的贸易与茶叶都将化为乌有。”①英法两国政府给额尔金和葛罗的训令中更明显地表示出这一点。两国政府除坚持要求所谓“道歉”、换约和赔款外，一再警告他们两人说：清帝自北京逃逸后，中国的无政府局面将有利于太平军及各地人民起义的发展，这对他们是不利的。这时巴麦尊显然不打算把清朝皇帝从北京赶走了。俄国政府致驻彼得堡法国大使的照会中公开表示维持清王朝是俄国远东政策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美国这时正处在内战前夕，它虽没有公开表示态度，但一贯的政策就是维持清朝政权。在侵略者看来，清政府的存在正符合他们的利益，无论为了便于继续向中国人民进行勒索，或是为了扑灭太平天国革命，都需要象清政府这样一个反动的、卖国的政府。

一八六○年春季，正当侵略军在上海集结的时候，太平军向太湖流域发动了猛烈的攻势，连续攻克杭州、常州、无锡、苏州等重要城市。江南地主官僚集团在大沽事件以后，就主张对侵略者妥协，以便“分津防之兵，移津防之饷，尽力以定江南”，有的甚至主张借用外国兵来镇压太平军。当时咸丰表示：“速就抚局，原属正办”② ，但对借兵助“剿”，还有些顾虑。现在在太平军的压力下，江南统治集团的首要人物集中到上海，他们与侵略者

① Palmerston to Russell,12 Sept.1859（G.D.22/20）.见 Costin：前书，页 296。

② Palmerston to Russell，19 Sept.1859（G. D.22/20）.见 Costin：前书，页 299。

① Herbert to Russell，13 Oct.1859（G.D.22/25）.见 Costin：前书，页 307。

② 咸丰朝始末，卷五十一，页 39—40。

的勾结活动也就更加活跃了。五月间买办出身的苏松太粮道杨坊要求法国侵略军代守上海城，六月初上海道吴煦写信给法侵略军司令孟斗班，要求派法军驻防上海附近的嘉定、太仓、昆山等地。同时，杨坊等资助美国流氓华尔

（F.T.Ward）召募在上海的外国冒险家与亡命之徒组成“洋枪队”，向太平军进攻，并于七月间占领松江。两江总督何桂清逃到上海后，要求清政府完全接受侵略者的要求，以便共同镇压太平军。何桂清在奏折中说：“现在东南要害，均为贼踞，苏省已无一兵一将，全境空虚。⋯⋯为今日计，惟有亟为安抚夷人，坚其和议，俯如所请，⋯⋯乘势劝其助顺剿贼，⋯⋯庶几南北两衅，可期立时消释。”①虽然何桂清无条件的投降办法没有被清政府采纳，但江南的官僚地主买办和英法侵略者已经密切勾结起来。五月二十六日普鲁斯和布尔布隆共同出布告，说“余等与驻军海陆军将领完全同意，不使上海遭受任何暴动与抢劫，同时上海内城，亦在保护之列，不使其遭蒙外来攻击”

②，从此开始了外国侵略军帮助清朝政府镇压太平军的新局面。

英法侵略军一面北上和清朝政府作战，同时又在南方帮助它镇压太平军，当时侵略者自称这种情况是一种“奇观”。实际上这里并没有什么值得中国人民惊奇的。既然中国革命人民是内外反动派的共同敌人，那末中外反动派联合起来反对太平军就是不难理解的。而外国侵略者与清政府作战，正如他们所一再宣称的，并不想推翻这个政权，其目的在于控制这个政权，使它更顺从他们的意旨，从而巩固他们既得的权利和掠夺新的特权。

英、法侵略军按照原定计划陆续开到中国，共二万五千多人，其中英军一万八千余人，法军七千余人。四月二十一日联军占领舟山，五月二十七日英军占大连湾，六月八日法军占据烟台。侵略军每到一处，就在那里制造恐怖，他们在舟山强索“巡防费”，在山东沿海剽掠民船，在旅顺口抢劫杀害居民。六月初侵略军已完成封锁渤海湾和建立前进基地的军事部署。

俄国公使伊格那提业幅于一八五九年七月到北京后，就向清政府提出割让乌苏里江以东土地等要求，威胁说：“须知我国欲占之地，⋯⋯我们业经占立数处”① ，并出示俄国绘制的地图，要清政府“依照此图办理”，“不然，难免侵吞扰乱”。② 清政府拒绝了沙俄的上述要求。经过将近一年的交涉，伊格那提业幅勒索没有得逞，终于离京由北塘乘船南下，于一八六○年六月十五日到达上海。他此行的目的与以前普提雅廷南下的目的完全相同，即旨在参加列强合作侵华的联合阵线。伊格那提业幅并提供了北方军事等方面的有关情报，给英、法侵略军的行动不少便利。六月底葛罗与额尔金到达上海后，四个侵略国家的代表又在上海汇集了俄、美公使自动提议一同随

① 咸丰朝始末，卷五十二，页 15—17。

② 上海通志馆期刊，第一年，页 139。

① 咸丰朝始末，卷三十九，页 31。

② 同上书，卷四十，页 30。

英、法联军北上，这次他们又打着“调停者”的旗号，重新扮演两年前普提雅廷和列卫廉的角色。七月初额尔金、葛罗分别去大连湾和烟台。侵略军在以上两地集中后，决定七月底在北塘登陆，抄袭大沽炮台后路，然后占领天津。

在英、法军队登陆以前，俄、美公使早已到达北塘。他们照会清政府愿意“调处”争端。清政府看出他们假借调停、乘机勒索的惯技，在给俄使的复照中指出：“天朝并无失信于（英、法）二国，又何劳贵国替中国从中调处？”③“调停”的秘密被揭穿以后，华若翰认为只要英、法取得新的特权，美国可以援例均沾，没有必要在那里逗留，随即折回上海返国。俄使伊格那提业幅因索地目的未遂，仍旧跟在英、法后面，企图乘机渔利。

清政府本没有打算与英、法作战，在敌军压境的时候，还一再表示“总须以抚局为要”①。同时它错误地把主要希望寄托在经营三年、耗费巨资重建起来的大沽炮台上，认为足能挡住敌军进攻。僧格林沁是全军的统帅，他集中力量守大沽，对北塘完全没有设防。有人指出敌人可能在北塘登陆，但也没有引起重视。僧格林沁不了解近代化军队的机动性，竟以为敌人不善陆战，因此他不设法阻止敌军在北塘登陆，反而主张“诱其深入，设法截击，聚而歼旃”。天津人民虽要求抵抗，但清政府不能也不敢发动群众的力量。

八月一日英、法侵略军毫不费力地在北塘登陆，十二日占领新河，大沽与天津之间的主要交通线被切断。十四日塘沽失陷，大沽炮台的地位更加孤立，二十一日终于陷落，直隶提督乐善等阵亡。僧格林沁本打算等敌军登陆后在陆上打击敌人，但清军与依仗优势兵器的敌人作战，接连失利，出现了一触即溃的局面，僧格林沁的军队退到马头、张家湾、通州一带。

大沽失陷前，直隶总督恒福照会额尔金、葛罗商议换约，额尔金答复只与“实奉其权”的钦差大臣办交涉，以前的各项条件“丝毫不可更改”清政府曾派出西宁办事大臣文俊、武备院卿恒祺到天津准备伴送英、法公使进京换约，大沽失陷后，又任命桂良、恒福为钦差大臣，恒祺为帮办大臣，在天津与英法议和。桂良曾代表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恒祺曾在英法军占领下的广州任粤海关监督，清政府这一任命，显示出它向英法投降的决心。但双方谈判时，侵略者又增加新的条件，如天津开埠，赔款各八百万两。此外法国又提出保护天主教，允许华工出口等条款，英、法侵略者还要求各带侍卫一千人进京换约，并另派数十人先期去北京观看沿途及北京的住处。跟桂良办交涉的巴夏礼“骄悍情状，倍甚于前次威妥玛、李泰国万分”①，吓得桂良唯命是听，接受了他们提出的全部条款。他转过来吓唬咸丰说：如不先付二

③ 咸丰朝始末，卷五十四，页 14。

① 咸丰朝始末，卷五十五，页 3。

① 咸丰朝始末，卷六十，页 3。

百万现银，“伊等亦不强索，必欲到京自讨”②，并要求咸丰撤退驻守通州一带的军队。

以上的逼降条件中，带兵进京一项最使咸丰感到不安，认为“大患切肤，一决即内溃于心”③，担心外兵进京后，随即推翻自己的政权，因此命令桂良等不得签字，坚持英、法先退兵，后定约。天津谈判没有结果，九月九日联军六千余名向通州推进，对清朝政府进一步行施压力，决定通州为投降谈判的地点。

清政府得悉侵略军向通州推进的消息后，一面命令僧格林沁率部在河西务一带防堵，扼守通往通州和北京的两条要道，一面派恰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到通州与英法侵略者谈判。咸丰摸不清侵略者的真实意图，对求和活动没有必成的把握，开始准备逃往热河。这个风声透露后，引起北京极大的混乱。

载垣等从北京出发，接连发出几个照会，要求英法军撤至天津，然后再进行谈判。侵略者的答复是“未便顿改初意”，并威胁称：“如贵国⋯⋯抗拒通往通州之师，则军务复兴”。联军占领河西务后，载垣照会侵略军在河西务停止，“不再前进，贵大臣则照天津所议进京章程，少带从人，勿携器械，前来通州，与本王大臣会晤，即可将允许各款章程议定，盖印画押，随择日进京换约”。①侵略者派巴夏礼、威妥玛与巴士达（de Bastard）、美理登（Méritens）等到通州见载垣。十四日双方初次会谈中，载垣全部接受了侵略者的要求；十七日英法代表又提出向皇帝亲递国书一项，载垣等坚决拒绝，认为“此事关系国体，万难允许”。双方争执不下，谈判又告中止。次日侵略军向在张家湾附近的清军开火，战事又起，清方遂将巴夏礼等英方人员二十六人，法方人员十三人当场拘捕，咸丰所以绝对不能接受亲递国书，是因为他还想多少维持一点过去封建皇帝至高无上的威权。封建统治者认为，这一点与他们政权的巩固是大有关系的。至于拘捕巴夏礼，是因为他是挑起英军进攻广州的祸首，他在战争时期的横暴行为久为人民所痛恨。他们错误地以为只要把他逮捕起来，战争就可以结束。二十一日京东八里桥之役，清军大败，第二天咸丰从圆明园仓皇逃往热河，命令恭亲王奕为钦差大臣，向侵略者求和。英法联军当时物资供应发生困难，正好利用清政府求和机会补充给养，于是谈判又重新开始。

谈判开始后的头几天。奕坚持停战后才释放巴夏礼等战俘，英方正好利用这问题拖延时间。十月初侵略军的武器得到补充后，又开始军事行动。英法侵略者这次并没有直接进攻北京城，却绕过北京城的东北郊到圆明园去大肆掠劫。从十月六日到九日，侵略者把圆明园内能搬动的珍贵文物全部劫

② 咸丰朝始末，卷六十，页 13。

③ 咸丰朝始末，卷六十，页 7。

① 咸丰朝始末，卷六十一，页 23。

走，不能运走的加以彻底破坏。侵略者这一强盗行为的另一目的，显然在压迫清统治者尽快接受他们的逼降条件。十月十三日，北京城内统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决定投降，答应了侵略者的要求，并把安定门交给侵略军把守。奕

当时还躲在城外，不敢出面求和。额尔金借口清政府杀死了一部分战俘，十月十八、十九两天，发动了三千五百个英国兵，纵火焚烧圆明园。清朝统治者榨取中国人民的无数血汗、经营一百多年、综合中西建筑术、聚集古今艺术品而建成的全世界少有的壮丽宫殿和园林，顿时变成废墟，造成文化上无可估计的损失。一八六一年法国伟大文学家雨果（Victor Hugo）写给他朋友的信上对英法侵略者焚掠圆明园的滔天罪行曾痛加斥责。他说：

有一天，两个强盗走进圆明园，一个抢了东西，一个放了火，仿佛战争得了胜利便可以从事抢劫了。在两个胜利者瓜分赃款的条件下，圆明园就大规模地遭了蹂躏。⋯⋯把我们各大教堂的宝藏集拢在一起也是抵不上东方这所庞大的辉煌的博物院的。里面不但有各式各样的艺术杰作，并且堆积着金银珠宝。是丰功伟绩，也是贼运亨通，这个胜利者把口袋装满，那个把箱箧装满，他们手拉手，笑嘻嘻地回到欧洲。这就是那两个强盗的历史。

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在我们眼中，中国人是野蛮人，可是你看文明人对野蛮人干了些什么

在历史面前，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另一个叫英吉利。不过，我要提出抗议（所以我感谢你给我抗议的机会），为什么要抗议呢？因为治人者所犯的罪恶是与治于人者不相干的。政府有时会做强盗，但人民是永不做强盗的。①

雨果的抗议表达了全世界公正人士对侵略者的无比愤恨！

英国侵略者焚毁圆明园以后，声称如果清政府在二十日以前不接受全部条件和“偿赔恤金”五十万两，将要用同样方式焚毁北京城内的宫殿。同时，俄使伊格那提业幅也应英法侵略军的请求，向清政府展开逼降活动，说什么“在目前情况下，进行抵抗是不可能的”，“为了拯救中国，必须立刻同意联军的一切要求。”①在英、法两国的武力恫吓和俄使的诱逼下，奕终于代表清政府在二十四、二十五日分别与英、法侵略者交换天津条约和订立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北京条约主要内容有，（1）开天津为商埠；（2）准许华工出国；（3）割让九龙司给英国；（4）交还教产给天主教堂；（5）赔偿英、法兵费各八百万两，恤金英国五十万两，法国二十万两。

俄国以“调停”“说合”有功，强迫奕于十一月十四日订立中俄北京条约，规定：“自乌苏里河口而南，上至兴凯湖，两国以乌苏里及松阿察二

① A.Byксгeвдeн：Pyccкий,Китай,Oчеpки диплоMатичecкиxотношe нийPoccийcКитаeк, I. Пeкинcкий договоp 1860 P.页 211。CharlesS.Leavenworth： The Arrow War with China.页 201。

河作为交界。其二河东之地，属俄罗斯国；二河西属中国。自松阿察河之源，两国交界逾兴凯湖直至白棱河，自白棱河口顺山岭至瑚布图河口，再由瑚布图河口顺珲春河及海中间之岭至图们江口，其东皆属俄罗斯国，其西皆属中国。”从此，乌苏里江以东约四十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又被强行划归俄国，中俄北京条约中文本第二条还原则规定：“西疆尚在未定之交界，此后应顺山岭、大河之流及现在中国常驻卡伦等处，及一千七百二十八年，即雍正六年，所立沙宾达巴哈之界牌末处起，往西直至斋桑淖尔湖，自此往西南顺天山之特穆尔图淖尔，南至浩罕边界为界。”中国西部边界原在巴尔喀什湖，沙俄侵略者通过这一款，把他们擅自拟定的中俄西段边界的走向强加于中国，将清朝设在境内城镇附近的常驻“卡伦”（即哨所）硬指为分界标志，将当时中国的内湖斋桑泊和特穆尔图淖尔（即伊塞克湖）硬指为界湖，为沙皇俄国进一步割占中国西部大片领土制造了“条约根据”。中俄北京条约还允准俄国在喀什噶尔、库伦（今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设领事馆；俄国零星货物，亦准在库伦、张家口行销，便利了沙俄在我国新疆和蒙古等地区伸展政治、经济侵略势力。

中英、中法北京条约订立后，十一月侵略军自北京撤退。

英、法、俄、美四个国家强迫清政府在天津、上海、北京订立的许多不平等条约，其中除中国赔偿英法的军费、“恤金”、中俄疆界、边境通商以及其他的一些特殊规定外，由于片面最惠国待遇的条文，中国给予一国的权利，即为其他国家所共同享受。现在把这些条约综合在一起加以考察。

一、公使驻京一国的外交代表派驻在另一国的首都，本来是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惯例。但当时外国侵略者所以坚决要求公使驻京，另有恶毒的打算。例如英国侵略分子阿思本（S.Osborn）估计这一行动所能发生的重要后果时说：公使驻京以后，清朝皇帝就可代替英国士兵执行起警察任务来，可以通过各级政治机构镇压具有反侵略思想的爱国人民，也可以用行政手段惩罚那些对外国人不完全驯顺的官吏。阿思本坚决主张英国政府要派最有“才干”的人充当驻华公使①。思格斯在当时写的一篇论文中尖锐地指出：“不难想象，在北京设立常驻使馆将有什么样的结果。请回想一下君士坦丁堡或德黑兰吧。”①很明显，公使驻京是外国侵略者伸展其政治势力借以控制清朝中央政权、从而控制全中国的一个重要手段。

二、开放新口岸除原来五口外，天津、北京条约规定沿海开放牛庄、天津、登州、台湾（台南）、淡水、潮州、琼州等七个口岸，长江增设镇江、南京、九江、汉口等四个口岸，通商港口增加到十六个。多开商埠是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英国的强烈要求。阿思本说过：“出卖我们的制造品，一定要把它送到需要此货的地点，就是说，要在中国的每一省交货。⋯⋯我们要

① S.Osborn：The Past and Future of British Relations iu China.页 77。

① 恩格斯：《俄国在远东的成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卷十二，页 665。

得到廉价的中国物产，必须在生产这些东西的地方购买它们。”②这些口岸开放后，沿海及长江的十多个省份都成为外国资本活动的范围。由于英国为首的侵略者在通商口岸广设租界，它们的政治、经济势力在这些地区更快地伸展开来。

三、内江通商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外国侵略者实际上巳经夺取了中国的沿海贸易权。中英天津条约第十款规定：“长江一带各口，英国船只俱可通商”，自此侵略者又夺得内江通商的特权。侵略者取得这些特权后，外国船只在各口间往来贸易，不只贩运洋货，而且贩运土货。一八六一年浙江巡抚指出：“现在内地客货，多被洋船揽运。”③由于“洋商每将南北土货于通商口岸往来贩卖”，中国商人所遭受的打击因此愈加严重。一八六二年，上海船号商王永盛等上书说：“现在各口通商，凡属生意码头，外国已占十分之九”④，中国沿海及长江商船，受到全部停航的威胁。

四、内地传教中英、中法、中美天津条约里，都有关于传教的规定，其中以中法天津条约最为周密。这些条约订立后，天主教、耶稣教教士得到了以“传教”为名到中国各地进行各种不法活动的便利。中法北京条约还规定从前没收的天主教堂的产业发还给教会。当时替法国侵略军充当翻译的法国天主教士孟振生（J.M.Mouly）、董若翰（Jean-Baptiste Anouilh）还在北京条约的中文约本上私增“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的条文①，替后来天主教会在内地广置产业，霸占田地伪造了条约根据。

五、控制海关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第十款规定中国通商各口税收“划一办理”，并“邀请英人帮办税务”；该约还附有海关税则，约文中规定了外国人自用的多种日用品进出口免税，并定“倘有货物名目，进出口税则均未赅载，又不在免税之列者，应核估时价，照值百抽五例征税”。这项规定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一直没有变动。中英天津条约第二十八款又规定：英商运洋货入内地，或从内地运土货出口，均照值百抽二·五的标准纳子口税，以代替通商口岸与内地市场之间的各项内地税。由于这项规定，清政府在征收内地税方面也开始丧失自主权利。此外，中英、中法北京条约指定赔款由通商口岸关税收入内扣缴，一年分四次，每次交关税总额的五分之一。由双方议定税则扩大为外人管理海关税，海关管理权自此完全落入外人

② Osbom：前书，页 108。

③ 咸丰朝始末，卷七十八，页 7。

④ 《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以下简称同治朝始末），卷二，页 20；卷七，页 5O。

① K.S.Latourette：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页 276。同治朝始末，卷九，页 25，法国致总理衙门照会称：“中国与法国议和之际，有孟、董两主教，极力从中说合 ”。照会中所指董主教即董若翰，见《张公襄理军务纪略》，卷六，页 7。又据美理登自称，此款系美理登所加，见他所写的 Notes uponMr.Wade’s Memorandum Regarding the Revision of the Treaty of Tientsim.Enclosure in Wade to Granville，Nov.17，1871.F.O.17/580

手中。

六、掠卖华工合法化中英、中法北京条约规定，准许华工出国，到英、法属地或外洋别地工作，“毫不禁止”。这样，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外国侵略者在东南沿海称为“猪仔”贸易的掠卖华工的行为便“合法化”了。数以百万计的穷苦人民在海外做奴隶，服苦役，为英法等国家开发殖民地而牺牲了生命。

七、鸦片贸易合法化一方面由于英国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一再要求鸦片开禁，另一方面清政府为了镇压太平军到处搜刮军费，到一八五七年，至少在上海，鸦片已经成为公开买卖的商品了。上海以“义捐”的名义，从这一年起开始向中国鸦片商人征税，每百斤纳银十两，后来增加到二十两。但从全国范围来说，鸦片开禁是在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订立以后。这个条约规定准许鸦片进口，每百斤议定纳银三十两。从此鸦片成为“合法”商品，整个中国都成了它的市场。随着开禁后鸦片输入量的不断增加，它的毒害也就更加普遍和更加深入了。天津、北京条约订立的结果，清政府的闭关政策完全失败了，中国的主权丧失更多了，中国半殖民地的灾难更加深重了。天津条约订立后，一位同情太平军自称吟唎（A.F.Lindley，Lin-Le）的英国人指出：“这个条约从各方面看来几乎就是爱国者的死刑判决书。”①北京条约的订立使中外反动势力的勾结更进一步，此后它们积极合作，企图共同消灭中国革命人民，爱国的中国革命者就陷于血泊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