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侵略战争的第二阶段——一八五八年二月——一八五九年六月

英法侵略军占领广州后，额尔金与葛罗纠合美使列卫廉、俄使普提雅廷一起北上，并先由四国公使分别照会清政府，提出各项侵略要求。一八五八年二月十一日额尔金的代表俄理范偕同英法美三国驻上海领事到苏州径见江苏巡抚赵德辙，投递照会（俄国当时在上海没有领事馆，其照会交美国领事代递）。英法的要求大致相同，主要有公使驻京、开放新口岸、内地游历、赔偿军费及赔偿广州侨民损失等项，要清政府在三月底以前派具有便宜行事大权的钦差大臣到上海与英法代表举行谈判。照会表示：如果清政府接受他们的要求，他们马上撤退广州占领军，交还广州城，否则将扩大战争。美俄两国的照会除支持英法、替它们的侵略行为辩护以外，俄国还提出以黑龙江为中俄新边界的要求，美国则要求公使驻京和修改中美望厦条约。

上述照会发出后，四国公使先后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当时咸丰并没有认识到事态的严重，以为这不过是英法侵略者的“虚声恫吓”。在三月十日的上谕里，他要求英、法、美三国公使折回广州，与新任两广总督黄宗汉商办，又要俄国公使到黑龙江与黑龙江将军奕山会勘疆界。英法侵略者在上海没有达到与清政府进行谈判的目的，决定率军北上，进犯白河口。他们认为天津靠近北京，又是漕运枢纽，只要控制天津就可迫使清政府投降。额尔金甚至不等舰队集中，也不等英海军司令西马糜各厘从香港前来，就迫不及待地率领在上海的四只兵舰北驶。美俄公使也随同前往，打算趁火打劫，拣取便宜。

四月十五日额尔金等到达白河口，二十日葛罗率同法国兵舰接着赶到。由于当时英国舰队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集中完毕，葛罗建议一面向清政府提出强硬要求，要清政府派全权大臣，在天津或北京与他们进行谈判；一面加紧军事准备，以便要求不遂时立即攻击大沽与天津。葛罗的建议为其他三国所接受。二十四日四国公使分别发出要求清政府指派全权大臣立即举行谈判的照会。英、法照会限定六天内必须给他们圆满答复，美、俄的照会则声明他们愿意充当调人。

当咸丰接到英法联军及四国公使即将从上海北上的报告以后，才看出这次情势与前几年外国侵略者到天津要求修约时显有不同。第一，英法侵略者这次调来了许多兵船，表明他们要用武力达到侵略目的；第二，英、法、美、俄四使同时北上，说明四国已经结成一气。当时清政府正全力镇压太平军，它决定与侵略者实行妥协，在一定限度内满足他们的要求，并设法分解四国在外交上的联合。四月八日上谕说：“如先解散俄米（美）两酋，不至助逆，

则英法之势已孤，再观其要求何事，从长计议。⋯⋯现在中原未靖，又行海运，一经骚动，诸多掣肘，不得不思柔远之方，为羁縻之计。”①这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清政府根本的对外政策。这个政策后来既没有使英、法侵略者所取得的特权和利益有所减少，又未能防止俄、美两国以“调人”身分进行凶狠的勒索。

清政府最初派仓场侍郎崇纶到白河口与外国侵略者会面，崇纶曾于一八五四年在天津接见过英美公使。但这次侵略者依仗武力，认为崇纶没有全权，职位太低，拒绝会见。清政府于四月二十八日加派直隶总督谭廷襄为钦差大臣，负责交涉。英、法侵略者又借口谭廷襄没有便宜行事全权，拒绝与谭廷襄谈判。五月一日英公使声明展限六日，以便谭廷襄在限期内取得全权证书，如果到期还没有得到全权，额尔金表示不再与清政府进行谈判。

但是当时由于英国兵舰没有到齐，白河口及其附近的海道没有测量完毕，同时大沽炮台情况还要继续调查，他们终于又把战争推迟了半个多月。在这期间，英法侵略者“或令小船赴炮台左右测探，或令小船至河口附近窥伺，忽来忽往，并于哨船经过，开放空枪，又在水边立标打靶，不时挑衅”， “时令小船测试河口浅深，或爬上桅杆，用千里镜窥探村内形势。”①由于清军接到“可以回击，不可先行用武”的命令，侵略者进行这些活动时，完全没有遭到阻挡。

与英法侵略者从事军事准备的同时，美、俄两国公使一面代表该国政府与谭廷襄交涉，一面以“调人”身分进行活动。清政府这时已同意俄国可以由海道到五口通商，也容许美国在福建、广东各加开海口一处和酌减船钞，但反对公使驻京、内江通商、内地游历等要求，对公使驻京一事态度尤其坚决。谭廷襄等以清初外国教士南怀仁等曾久居北京为例，探询是否可以准许外国公使“若有要事，或隔数年，准其到京一次，随从不过数人”的要求，结果也遭到咸丰驳斥。上谕说：“英法之请隔数年或有要事，进京一次，迥非昔时可比，言似近情，心实叵测。盖昔时住京洋人，因学算法，操纵由我，无虑为患。今则来去自伊，贪得无厌，若只顾了局，终有隐忧。”②总之，清政府对公使驻京一项表示决不让步。

英国兵舰到五月十一日集中完毕。十八日英法公使和海军将领会议，决定于二十日进攻大沽炮台，选择天津作为胁和的地点。葛罗十九日把这个决定告诉列卫廉，当时列卫廉的代表卫三畏、丁韪良（W.A.P.Martin）正和直隶布政使钱炘和在非常“友好”的气氛中审查草约，列卫廉派人把这个消息通知卫三畏，要他不动声色地马上中止进行中的谈判，并且嘱咐说：“我确

① 咸丰朝始末，卷十九，页 23。

① 咸丰朝始末，卷二十二，页 7，20。

② 咸丰朝始末，卷二十二，页 9。

信你会认识到⋯⋯丝毫不让中国人知道联军意图的必要。”① 卫三畏果然很巧妙地完成了这个任务，钱炘和等在会谈中止时完全未觉察任何异象。他们报告谭廷襄说，与美国人的交涉很圆满，该“副使”“欣然而去”。

五月二十日上午八时，英法侵略军送招降书给谭廷襄，限两小时内撤退守军，交出大沽炮台。十时，英法军发动进攻。炮台守军立即还击，他们顽强的抵抗精神与炮弹发射的准确，使敌人大为惊异②。但由于武器陈旧和防御工事简陋，不久炮台失陷。英法舰队接着逆白河上驶，不到一星期，一路无阻地开到天津。

大沽失陷后，谭廷襄等率先逃走，后来又借口“天津郡城残破，内无一日之水，又无隔宿之粮”③，自动弃守。英、法侵略者为了通过地方官吏勒索给养，并企图把不占天津作为诱和的手段，因此只占领天津城外望海楼一带，而将这个城市留给清地方官管理。五月二十六日侵略者要求清政府“另派头品可以主持之大臣二员，迅速前来共议，⋯⋯否则仍欲进京，并攻击郡城”④；更不时探测北运河水道，做出准备去北京的模样。清政府于二十九日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赶往天津，进行谈判。六月二日又加派著名的投降派耆英，帮同交涉。咸丰的计划是：如果桂良、花沙纳接受了英、法一部分要求以后，侵略者还不满意，就由“耆英出为转圜”，再答应几条， “则该夷自当深信耆英，不致推托”。在天津方面，谭廷襄虽然明知美、俄公使“本欲从中取利，并非真肯为我说合”，但还是一再恳求他们出来调停。

桂良、花沙纳于六月二日到天津。在此后的半个多月中，所谓谈判实际上是一面英、法提出要求，一面由桂良、花沙纳表示接受而已，根本不容有磋商的机会。额尔金为了加强武力威迫，继续从香港增调军队。他们对清政府百般挑剔。在额尔金与桂良、花沙纳初次会见时，额尔金表示桂良等虽有全权名义，但没有关防敕书，是否开议，还待考虑，以致清政府不得不马上颁发钦差大臣关防。六月六日额尔金的译员李泰国通知清代表，必须允许英国公使“进京驻扎，方能在津议事，否则仍直带兵入都”①，吓得桂良等“焦急万状”，认为情势“万分危迫”。清政府终于同意议和以后，公使可以进京。六月九日耆英会见额尔金的代表威妥玛和李泰国。他们不承认耆英的代表资格，并当场加以羞辱，迫得耆英狼狈逃回北京。咸丰利用耆英“转圜” 的计划因此落空，便迫令耆英自杀以泄愤。

在谈判过程中，额尔金与葛罗都没有出面，分别委派随员威妥玛、李泰国与马吉士（Marques）办理实际交涉。在开始谈判时，英国提出公使驻京，

① F.W.Williams：TheLifeandLettersofS.W.Williams.页 262。

② de Moges： Baron Gros’s Embassy to China and Japan in 1857—1858. 页 210 。

③ 咸丰朝始末，卷二十三，页 33。

④ 咸丰朝始末，卷二十三，页 6。

① 咸丰朝始末，卷二十四，页 27。

“江路一带，至海之源（原文如此），各处通商，并在各省任凭英国民人，自持执照，随时往来，英国在要紧地方设领事官，如有不法之徒，就近交领事官惩办”① 等要求，作为议和草约的基本条件。六月十一日桂良等在英国压迫下，顾不得咸丰的意旨，对侵略者完全屈服。他们在奏折中故意含混地说：“将大概条款，暂为允诺，所有内地通商、游历各省两节，允于军务完竣后酌办；兵费一节，推交广东办理。进京一节，约俟缓期再议。他如不禁传教，会缉海盗，酌改文书，商量税则，俱已允其大概。”② 但咸丰不同意全部接受侵略者的要求，他斥责桂良等说：“若必事事皆准，何用大臣会议耶”？命令他们再行交涉，并请普提雅廷出来“说合”，“杜其不情之请”

③。但是咸丰的愿望又一次落空，英国反而提出更多的要求。桂良等奏称：

“从前所求之事，已属万分无理，迨奴才等接见后，该夷开来条款，又较从前加增。奴才等万不敢以不堪入耳之词，上渎宸聪。”④英国除更明确地要求公使“长远驻京”以外，还要天津开港（天津条约上改为牛庄、登州），镇江、南京先立码头。到二十五日，英法逼桂良等接受他们所拟定的全部条款，“非特无可商量，即一字亦不令更易”，中文约本的译文，也完全由他们决定。咸丰终于同意了侵略者的要求。

在天津谈判过程中，英国侵略分子威妥玛、李泰国的态度特别蛮悍，他们一贯耍弄流氓手段，动辄开口恫吓。耆英称李泰国“言语狂悖，极为可恶”。桂良等奏折中一再表示自己所处的屈辱地位。普提雅廷的一位随员记载当时的情况说：桂良及其同僚“当额尔金的代表走近时，就陷入一种绝端委曲的状态中。桂良已经完全沮丧，而花沙纳显然从烈酒中寻找安慰”①。桂良等在侵略者的淫威慑伏下，订立了可耻的卖国条约。

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分别于六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签字，前者共五十六条，附约一条，后者四十二条，附约六条。中英、中法天津条约的主要条款有：一、英、法公使驻北京，与清政府外交往来用平等礼节；二、中国开放牛庄、登州、台湾（台南）、淡水、潮州、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为通商口岸（后来开埠时牛庄口岸设在营口、登州口岸设在烟台、潮州口岸设在汕头），海关雇用外人；三、耶稣教、天主教得入内地自由传教；四、外国人得往内地游历通商；五、修改税则；六、减轻商船吨税；七、外国商船得驶入长江一带通商口岸；八、对英国赔款四百万两，对法国赔款二百万两，赔款交清后英、法退还广州。英约中还规定在上海举行关税会议。美俄两国在“调人”的名义下，用伪善的面貌和狡诈的手腕，早在中英、中法条

① 咸丰朝始末，卷二十四，页 37。

② 咸丰朝始末，卷二十五，页 17。

③ 咸丰朝始末，卷二十五，页 18。

④ 咸丰朝始末，卷二十五，页 27。

① Erskine to Russell，17 Sept.1860（F.O.65/554）.见 Costin：前书，页 260。

约签字以前（六月十三日和十八日）即已诱骗清政府订立了中俄、中美天津条约。俄约十二款，美约三十款，两国不费一兵一卒而从清政府取得许多权利。俄约第九款还规定：“中国与俄国将从前未经定明边界，由两国派出信任大员秉公查勘，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为以后在“勘界”的名义下割占中国领土埋下伏笔。

还在中俄天津条约签订以前，木哩斐岳幅已迫不及待地在黑龙江采取了更为狠毒的侵略行动。五月二十二日，他率领兵船多艘，“枪炮军械俱全”，直趋瑷珲，约黑龙江将军奕山谈判界务。开议初，木哩斐岳幅就拿出他事先拟订的条约草案，强迫奕山签字，并厚颜无耻地声称“黑龙江一带本系伊国地方”，要求中俄两国以黑龙江为界。奕山答以“两国分界，即以格尔毕齐河、兴安岭为限，议定遵行，从无更改，今若照伊等所议，断难迁就允准”

①。木哩斐岳幅根本不许辩论，狂妄地宣称“以河为界字样，断不能改”，

扬言如果中国不从，“我即撵江左屯户，不准存居”②。当时沙俄侵略者看准清政府软弱可欺，并断定清政府最怕俄英勾结，因此他们动辄以联合英国对华作战相要挟。沙俄学者格拉切夫在《黑龙江边区同俄国的合并》一书中坦白承认：在瑷珲谈判期间，“借英国人来进行恫吓，是俄国方面采取的主要方法之一”③。俄国兵船并在“夜间施放枪炮”，实行赤裸裸的武力威胁。五月二十八日，奕山在沙俄炮口下被迫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被沙俄割去，仅规定江东六十四屯仍由中国人民“永远居住”，归中国官员管理，俄国人“不得侵犯”；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由中俄两国“共管”。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沙俄的这些侵略罪行给予了严厉的谴责。一八五八年马克思在评论中俄瑷珲条约时说：“由于进行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帮助俄国获得了鞑靼海峡和贝加尔湖之间最富庶的地域，俄国过去是极想把这个地域弄到手的，从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洛维奇到尼古拉，一直都企图占有这个地域。”④同年，恩格斯也指出：俄国“从中国夺取了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和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⑤。恩格斯在谈到沙俄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得到的好处时还说：“它除了分沾英法所得的一切明显的利益以外，还得到了黑龙江沿岸地区，这个地区是它悄悄地占领的。”①

中英、中法条约订立后，侵略者陆续退出大沽海口。七月十四日清政府

① 咸丰朝始末，卷二十五，页 12。

② 同上书，卷二十五，页 13—14。

③ В.А.Грачев.ПрисоединениеАмурскогокрая к России. 页 14。

④ 马克思：《中国和英国的条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卷十二，页 625—626。

⑤ 恩格斯：《俄国在远东的成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卷十二，页 662。

① 恩格斯：《俄国在远东的成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卷十二，页 664。

派桂良、花沙纳等前往上海，会同两江总督何桂清，与英法会议通商税则，在桂良等未到以前，则由江苏布政使薛焕先与英国代表接触，“将零星细款，分晰进口出口，比较旧例，逐条查议”，等桂良等到上海，“综核大纲，与各夷酋会商定议”②。

但是清政府派桂良、花沙纳等去上海，主要目的却不在商订税则，而是企图通过上海会议挽回一些天津条约里清统治者看来最难堪的条款。咸丰打算以全免进口税为交换条件，取消天津条约中公使驻京、内江通商、内地游历以及赔缴兵费后始退还广东省城等四条（其中取消公使驻京更被称为“第一要事”）。他把这个办法看作“一劳永逸之计”，切责桂良等务必做到。但何桂清认为全免进口税，不只使当地镇压太平军的军费无着，而且并不能使侵略者完全满意，不能保证他们以后不再重提那些要求。因此桂良等到上海后，甚至不敢公开地把这个“内定办法”端出来。他们交涉结果，额尔金除答应在保留公使“随时往来”北京及以后可以提出驻京要求的条件下，考虑另择一地作为公使驻在地以外，其他各项斩钉截铁地加以拒绝。据桂良等在奏折中转述，额尔金的代表俄理范、威妥玛声明“条约以外之事，均可商量，条约既规定之说，万不能动”。这样，终于在十一月八日签订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十款，其中重要规定有：海关对进出口货物照时价值百抽五征税；洋货运销内地，加征百分之二·五的子口税；鸦片弛禁后，在通商口岸交纳每箱三十两的进口税等。十一月二十四日又订立了中法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十款。

清政府最怕公使进京，为了避免英法到北京换约，它命令桂良、花沙纳仍在上海等候，以便英、法新任公使来华后就在上海换约；它并因此解除了两广总督管理外交的兼职，任命两江总督为钦差大臣兼办外交。此外，为防止英、法军队再度闯入白河，又命令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在大沽口一带布防，何桂清并奉命把这个消息告诉额尔金，表示清政府希望来年就在上海换约。

葛罗、额尔金于三、四月间先后回国。一八五九年初，英、法政府分别派遣普鲁斯（F.Bruce 或作卜鲁斯，额尔金之弟）和布尔布隆为驻华公使。英政府在给普鲁斯的训令中，指示他到中国后坚持在北京换约，为此他本人应率领一支足够有力的舰队前往天津。无论英国政府或普鲁斯本人都认为在北京换约能够大大提高英国的威望，便于日后向清政府进行新的勒索。

四月底普鲁斯到达香港，此后他便与香港英国军事首脑及布尔布隆讨论北上的计划。他们决定：带同前往的兵力不得较一八五八年减少，并预定英、法公使乘炮舰从大沽口溯白河到天津，然后去北京换约。鉴于大沽口清廷已经设防，他们预期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但布尔布隆报告法国政府说，他们不但能应付困难，并且预先要激起某些困难，使自己处于更加有利的地位①。

② 咸丰朝始末，卷三十，页 20。

① de Bourboulon to Walewski,May 1859.见 Costin.前书，页 290。

显然他们认为清政府经不起武力威胁，且很快会接受他们的一切要求。普鲁斯与布尔布隆于五月十六日、十八日相继发出致桂良的照会，表示他们即将去天津换约。六月初，英、法公使到上海。在他们抵达之前，美国新任公使华若翰（J.Ward）先已兼程赶到。

清政府这时还希望英、法公使能在上海换约，命令桂良等为此作最后的努力。上谕表示，万一此举失败，只要两国北上的船只停泊在白河口的拦江沙外，随同英、法公使去北京的人数不多，可以同意他们在北京换约。普鲁斯、布尔布隆的态度十分蛮横，当他们接到桂良等要求在上海会面并商谈就地换约的照会以后，竟拒绝与桂良见面。普鲁斯根据英政府的指示，在复照中威胁说：“本大臣立意毫不更改，仍拟不日进京交换条约，⋯⋯迨查看条约各款⋯⋯毫无缺简之形，始克出都，设令有涉怀疑之处，则本大臣非释疑之日，亦断刻不暂离。”①他又在给英国政府的报告中，洋洋得意地说：“我们不得不在天津给予中国政府另一次教训，⋯⋯我一定要使清朝皇帝及其大臣相信：一旦我提出要求，就定要把它索取到手，如不顺从我的要求，我已准备凭借武力威胁来索取。”②普鲁斯在上海不顾条约尚未互换，擅自先允上海外商从七月一日起实行新的税则。六月中，普鲁斯、布尔布隆一起去天津。中美天津条约虽然没有规定换约的地点，但美使华若翰也坚持要进京换约，随同他们北上。

清政府接到英法公使决意北上进京换约的报告后，一面令桂良等兼程赶回北京，以便由他们亲自主持换约；一面命令直隶总督恒福照会普鲁斯、布尔布隆，指定他们在北塘登陆，经天津去北京，并要求随行人员不超过二十人，不要携带武器。清廷还命令恒福亲自到北塘接待英法等公使，又令沿途地方官备办供应，妥为照料，并在北京预备宽敞房屋三处，作为三国公使在北京的住处。清政府的一切行动，都证明它已经同意英法在北京换约，并且积极进行迎接公使的准备工作。

但是英法侵略者却不愿按照清政府指定的路线和方式进京。英国海军司令贺布（J.Hope 一作何伯）已在六月中旬把舰队集中大沽口，六月二十日普鲁斯、布尔布隆到大沽，坚持按照他们自己决定的办法去北京。二十一日英法公使把扫除大沽口的防御设备的任务交给贺布，贺布要求大沽守军在三天内将拦河的铁戗木筏撤去，并说：“若不撤去，即自行搬运”。威妥玛对直隶总督派去的投递照会的人员扬言“定行接仗，不走北塘”①。显然，外国侵略者以为他们的决定是不容改变的，清政府必须按照他们的意旨行事。他们虽然也知道大沽口已经设防，但以为这些防御工事是经不起他们的炮火

① 咸丰朝始末，卷三十八，页 20。

② Bruce to Malmesburg,June 14，1859. 见 Correspondence with Mr.Bruce，Her Majesty’s Envoy Extraordinary and Minister Plenipotentiaryin China.页 9—10。

① 咸丰朝始末，卷三十八，页 52。

轰击的。

六月二十五日下午，英法侵略者向大沽炮台突然发动进攻。与他们的预期相反，大沽守军进行了坚决的回击，经过一昼夜的激烈战斗，击沉击毁英法兵船十余只，毙伤侵略兵四百余名，连英国的舰队司令也受了重伤。当时停在附近的美舰上的美国舰队司令达底拿（J.Tattnall）竟然喊出“血比水浓”的口号，唆使美国兵帮助英法进攻。但这也挽回不了败局。英法侵略军终于狼狈地撤走了。

大沽事件完全是英、法侵略者一手造成的。当时在场的华若翰的翻译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也不得不承认英国“是开头一炮的侵略者，归根到底显然都是错误的”①。马克思当时在评论这次事件的论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既然天津条约中并无条文赋予英国人和法国人以派遣舰队驶入白河的权利，那么非常明显，破坏条约的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人，而且，英国人预先就决意要在规定的交换批准书日期以前向中国寻衅了。”马克思又说：“白河冲突并非偶然发生的，相反地，是由额尔金勋爵预先准备好的”②。马克思的这些深刻的论断有力地驳斥了英、法侵略者所声称的中国应负大沽事件全部责任的谰言。

大沽事件发生后，清政府还希望英、法公使从北塘进京换约，并请华若翰设法调停。美国公使华若翰等到英、法侵略军自大沽口退走后，由北塘经天津进入北京，后来回程中在北塘与恒福互换了中美天津条约。沙俄政府这时已任命俄国驻北京东正教会监护官丕业罗幅斯奇（Пepoвcкий）为全权代表，于四月二十四日在北京同户部尚书肃顺互换中俄天津条约。丕业罗幅斯奇并向清政府提出八点要求，包括割让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勘定”中俄西段边界、俄国在库伦、张家口、喀什噶尔、齐齐哈尔设领事馆等等，被清政府坚决拒绝，交涉陷于停顿。于是沙俄政府改命伊格那提业幅（Н.И гнатъeв）出使中国，准备逼签新的割地条约。伊格那提业幅于七月初由陆路到北京，向清政府进行进一步勒索。华若翰换约后回到上海，与何桂清议定从十一月二十四日起按中美新约翰纳船钞，一八六○年一月一日起潮州、台湾（台南）开市。英法侵略者援引“最惠国条款”，马上享受到中美天津条约上给予美国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