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侵略战争的发动到

广州和约的成立

缴烟事件发生后，义律积极准备挑起侵略战争。一八三九年四月三日在致巴麦尊的报告书中，他诬蔑禁烟是“不义的暴行”，是“侵犯英国生命财产、侵犯英王尊严”的行为。义律向巴麦尊建议：英国唯有事先丝毫不露声色，对中国实行迅雷不及掩耳的沉重打击，这才是对付中国人最恰当的方式

①。在以后的多次报告中，义律经常重复这一类的战争叫嚣，催促英国政府

对中国采取“十分迅速而有力的措施”。他厚颜无耻地颠倒黑白，大放厥辞说：既然禁烟是“一件最恶劣的、强制的劫掠行为”，所以“女王陛下理当具有要求充分赔偿和未来保障的权利”②。大烟贩马地臣的论调，也与义律完全一模一样，他肯定对华战争将不可避免。这些侵略主张，很受英国政府的重视。

义律在中国一面等待英国政府的训令和侵略大军的到来，一面进行不断的挑衅，层出不穷地制造纠纷。首先他就抓住具结问题，蓄意造成中、英间的紧张气氛。

原来林则徐禁烟的步骤第一是勒令缴烟，第二步通知外商出具甘结，声明以后永不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③ 。这本是为根绝烟毒所必要的措施，而且外商在中国，遵守中国法律正是理所当然，所以要求外商具结是完全合理合法的。但英国侵略者却以为向林则徐屈服，等于依照中国的条件在中国经商，这在他们看来是绝对不能实行的。义律本人更是千方百计地阻挠具结。一八三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当他接到林则徐发给的甘结式样时，他立即狂暴地撕得粉碎，以表示其抗拒到底的决心。五月十九日，义律下令禁止英船进黄埔贸易，并命令所有英商从广州撤退， 企图借此达到其阻挠具结的卑劣目的。林则徐一面坚决禁烟，但同时尽力保护中英合法贸易，这从缴烟以后林则徐立即下令恢复中英贸易，以及后来他竭力保护遵式具结的英船进口可以看出；而且具结也正是保障合法贸易的一种有效办法。相反地，义律强禁英船具结入埔，恰是破坏两国间贸易关系的罪恶行为。

英国侵略者故意制造纠纷的意图，在同年七月七日发生的“林维喜事件”中表现得更其露骨。这天英国水手在尖沙嘴白昼行凶，殴伤当地村民多人，其中林维喜伤重致死。事后义律玩弄卑鄙手段，以一千五百银元收买死者家属，要他们证明林维喜是“误伤致死”。林则徐多次据理向义律索凶， 但义律抗不交出，并擅自在中国领域内开庭审讯，一面还极其挑衅地通知中

① Costin：前书，页 57。D.E.Owen：British OpiumPolicy in Chinaand India.页 169。

② Sargent：前书，页 77。

③ 《信及录》，页 23。

国方面派人赴英船观审。审讯的丑剧终演后，义律在八月十六日将结果通知中国当局，轻轻地用“罪犯不发觉”几个字，抹煞了他本人窝藏杀人凶手的罪行。林维喜事件充分暴露了英国侵略者企图从中国攫取领事裁判权的野心。这项特权，后来终于在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上有了明文的规定。

义律禁止英船进埔，除作为阻挠具结的手段外，更为了在口外便于继续进行不法的鸦片走私活动。事实上，这时英国进行鸦片走私较前更加猖獗。仅在十月间，在东南沿海活动的英国鸦片船只，便有二十艘之多。林则徐在一八三九年八月二十日致义律的照会中指出：“今⋯⋯尖沙嘴所泊货船，带来鸦片，为数更倍于前。”①《中国丛报》也说：“在沿海从事非法贸易的船只，其数目可能不减于前一时期，或者更多些。”这些船上满载毒品，备有枪炮，除自己实行武装走私外，还用毛瑟枪去武装中国的鸦片私贩。它们碰见中国的水师船只，随意开炮攻击，其行径与海盗毫无区别。一八四○年五月间，英国鸦片走私船“希腊”号（“Hellas”），曾在南澳附近抗拒中国水师查烟，激战达四小时之久①。

原来在缴烟以后，印度仍存有准备运华的大量鸦片，这些鸦片后来继续从印度源源运入中国。英国烟贩利用中国禁烟，印度烟价跌落的机会，低价购进，高价售出。单举渣甸洋行为例，这家毒品贩卖公司在缴烟时曾交出七千箱鸦片，但此后仍继续从事走私，它以二百银元一箱的买价购入，后来又以超过八百银元的售价陆续卖出，转手之间获得巨额的利润②。

所有上述的鸦片走私活动，都是在义律的纵容和包庇下进行的。每当林则徐要求他制企这种不法行为时，义律便狡狯地通知香港附近的走私船暂时开到别处活动，然后对林则徐声明，这些船只并不在他权力所及的区域之内。

在这时期，英国侵略者在中国的活动，还有更其凶恶的一面，这就是对中国实行武装挑衅。早在一八三九年四月十六日，义律就向印度总督要求派尽可能多的兵船来中国示威。他又致书澳门葡总督宾多（A.A.de Silveira Pinto），劝诱葡萄牙和英国采取一致行动，企图以澳门作为武装侵略中国的基地。宾多不甘受英人利用，婉言谢绝义律的建议。当时英国在华兵力实际上十分薄弱，因此义律暂不敢任意发动武装侵略。到八月底，配有二十八尊炮的“窝拉疑”号（“Volage”）由印度驶抵香港，随后配有二十尊炮的“海阿新”号（“Hyacinth”）也来到中国。义律有了这个武装力量，益加狂妄放肆，为所欲为。九月四日他因勒索粮食未遂，炮击九龙。十一月三日， 义律因阻止准备遵式具结入口贸易的英船“罗压尔色逊”号（“Royal Saxon”）

① 《信及录》，页 104。

① Collis：前书，页 291—292。

② Greenberg：前书，页 208。

①，便向在穿鼻洋面保护该船进口的中国水师进攻，挑起激烈海战。水师提

督关天培率师船奋勇抵抗，英船一艘“被提督船上放炮打伤船头并绳索等件，人亦受伤，速即退出”②。此后英国侵略者愈加猖獗，复在官涌一带接连发动了六次武装袭击。穿鼻海战，实是鸦片战争的前哨战役。

必须指出，义律敢于肆无忌惮，长期禁止英船具结进埔，是与美国人的支持分不开的。事实是这样：尽管英船不能直接进埔，但英国对华贸易却由于美商的帮助，由他们代运代销，照常进行无阻。例如上文指出的英国在华最大的一家公司渣甸洋行，除委托奥立芬洋行股东金氏（C.W.King）出卖棉花外，还雇了立安（J.Ryan）和柯立支（J.Colidge）两个美国人在广州替它收购出口货物。义律在一八三九年底给巴麦尊的报告中指出：“这是一个很可惊的、令人满意的事实：直到此时为止，本年的合法进口贸易比从一八三四年取消东印度公司特许状以来任何相同的时期，进行得都更为有利。③ 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义律才敢于长期玩弄阻挠具结的卑劣手段。后来他亲自对旗昌洋行经理福士（P.S.Forbes）表示，如果没有美国商人帮忙，英国人早就为了顾及贸易利益而具结进埔了。由此可见，美国人在鸦片战争时期虽没有直接参与武装侵略，但从开始，他们就是英国侵略者有力的帮凶。

义律的侵略主张和侵略活动，和英国资产阶级对中国问题所持的态度， 是完全一致的。

缴烟以后，在华英商（绝大部分是毒品贩卖者）曾联合在一八三九年五月二十三日上书巴麦尊，历述对禁烟的不满，强调指出鸦片贸易既经英国政府默许，因之它必须积极过问。他们要求彻底改变中英关系，采取重大措施， 将对华贸易放在“安全和坚固的基础之上”①。

在英国国内，伦敦、曼彻斯特、利物浦、里子、格拉斯哥、布里斯拖等地商会，一致主张对中国采取“坚决而有力的行动”。伦敦英商的侵略态度特别显得露骨，在当地“中国、东印度协会”应巴麦尊之请而提出的意见书中，这些经营远东贸易的商人列举了各种“证据”，意图证明对付中国除采用武力外，别无其他途径。他们并提出一系列的侵华要求：开放口岸、协定关税、赔偿烟价、割让岛屿等等。这些要求进一步发展了巴麦尊给律劳卑训令中的侵华主张，而日后南京条约的雏型已明白可见。

英国鸦片商人在决定英政府侵华政策方面所起的作用，从查顿给予巴麦尊的重大影响，可以得到具体说明。上文说过，一八三九年初林则徐出京前往广东查禁鸦片，查顿闻风逃归英国。回国以后巴麦尊曾找他密谈多次，凡

① 在此以前，英船“担麻士葛”号（“Thomas Coutts”）不顾义律的阻挠，于十月十五日已径自具结进口贸易。

② 一八三九年十一月九日澳门新闻纸。引文见《鸦片战争》，册二，页 402。

③ Collis：前书，页 289。

① Chinese Repository.卷八，页 32—35。

侵华“武备的规模、必需的军队数额、船只数量等”问题，无不详细地征询了他的意见。后来巴麦尊在一八四二年十一月致友人信上，清清楚楚地写道：“主要由于⋯⋯查顿先生慷慨地给予我们的帮助和情报，我们才得以对英国在华的海、陆军及外交各事发出详尽指示，那些指示如今已获得了满意的结果。”而他所谓的满意结果，指的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中英南京条约。巴麦尊坦白承认，英政府在一八四○年二月间发布的各项重要的侵华训令，正是依据查顿提供的意见拟定的①。

一八三九年七月伦敦方面已获得中国禁烟的消息，但到九月二十一日， 英政府才接到义律的正式报告，当时巴麦尊立即表示，对付中国唯一的办法：“就是先揍它一顿，然后再作解释”②。这和义律的蛮横论调如出一辙。十月十八日，巴麦尊以密函通知义律说，英政府已决定派遣海军“远征”中国，届时将封锁广州与白河，占据舟山，并拘捕中国的船只。

一八四○年一月十六日，英女王维多利亚（Victoria）在议会中发表演说，声明禁烟事件使英商利益蒙受损失，并且影响英王“尊严”，所以她正予以密切的注意。这篇演说词预示英政府发动侵华战争的决心，同时也愈加鼓励了整个统治阶级的侵略意向。

二月二十日，巴麦尊发出训令，任命懿律（G.Elliot）和义律为侵华全权代表，并对具体的侵略步骤作了详尽指示：第一步封锁珠江口，然后占据舟山，再北上直趋白河与清政府进行谈判。如果得不到满意的答复，最后就扩大侵略战争。

在同一天，巴麦尊并发出致中国政府照会一件，正式向清政府提出赔偿烟价（隐其名曰“货价”），割让岛屿，偿还商欠等无理要求，并声明英国侵略军此次军费，全部要由中国负担。巴麦尊恫吓清朝政府说，如不全部接受上述的要求，英国必定“相战不息”。又说在照会送达清政府之前，若中国别生事故，“以惹大英国家”，英政府还要提出更多的要求。巴麦尊在照会中虽未列举这些要求的具体内容，但在上述给义律的训令中则作了详细规定，凡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开放五口等项，一概包括在内。巴麦尊的致中国政府照会，实际就是英国政府对中国的最后通牒。

英国政府虽然早已确定对华武装侵略政策，但迟至一八四○年三月十九日，才首次在下院宣布远征中国的决定和意图。四月七——九日，英国议会曾就对华战争问题举行了一场辩论，充分表现了英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虚伪性。不言而喻，辩论结果自然是发动战争的主张取得了胜利。上院议员艾伦波尔（Ellen-borough）在五月十二日直言无讳地宣称，鸦片问题直接关系着英政府的财政收入，所以企图将商业的观点与道德、宗教原则问题混在

① Collis：前书，页 266。

② Owen：前书，页 170。

一起讨论，是没有好处的①。这几句话十足反映了英国侵略者的卑鄙无耻。英政府决定发动侵华战争后，就训令印度积极进行军事准备工作。从一

八四○年六月二十一日起，所谓的“东方远征军”相继从印度到达中国，侵略军包括兵船十六艘②，武装汽船四艘，运输船二十八艘，士兵约四千人。海陆军归伯麦（Bremer）及布耳利（Burrell）分别指挥，懿律是这支侵略军的总头目。

另一方面，林则徐自到广东以后，就非常关心外国情况：“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报”③。穿鼻海战以后，他知道战争不可避免，即竭力整顿水师，加强广东的防御设备，在虎门口新建及修理炮位炮台， 添购西洋各国大炮，捍卫广州。他并能依靠民众力量，鼓励沿海渔民，出洋攻打英船，每人发给赡家费用。侵略军依照英政府训令，避免在广东作战， 于封锁珠江后径行北驶，沿途犯厦门，陷定海，封锁宁波及长江口，最后在七月末相继到达白河。

中国当时除广东外，沿海军备十分空虚。以天津为例，该地仅有守兵八百人左右。定海失陷和英军北驶的消息，使清政府张皇失措，原来主张“不可畏葸”的道光皇帝，这时首先就畏葸起来。以首席军机大臣、大学士穆彰阿为首的主张对英妥协的投降派用“禁烟过激”、“断绝贸易启衅”的罪名， 群起攻击林则徐。八月九日道光谕直隶总督琦善，如洋船驶至海口，“不必遽行开枪开炮”①。

琦善和盛京将军耆英、两江总督伊里布都是投降派的代表人物，他们是清政府的重要疆吏，和在中央的穆彰阿互为奥援，在政治上形成一股很大的黑暗势力。侵略军抵白河后，琦善一味强调敌人“船坚炮利”，难以取胜， “且本年即经击退，明岁仍可复来，边衅一开，兵结莫释”②。主张采用“好言相诱”的办法对付敌人，换句话说，也就是对敌人屈服投降。在九月九日答复懿律的照会中，琦善表示如英军肯返回广东，就会有满意结果，“必能使贵统帅有以登复贵国王”③。英国侵略者对琦善的答复深感满意，遂于九月中旬折回南方。

清政府认为琦善退敌有功，任命他为钦差大臣，赴广东继续负责和英国侵略者办理交涉，一面更将林则徐撤职严加议处。琦善自己也逢人夸耀说： “此次若非设法善退，夷船早已直抵通州。”④这时他以求降为荣，早已丧

① Hansard’s Debates ，54，页 44。

② 其中如“Wellesley”、“Blenheim”、“Melville”号兵船，各配有七十四尊炮。

③ 魏源：《圣武记》，《道光洋艘征抚记》。

①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以下简称道光朝始末），卷十二，页 8。

② 道光朝始末，卷十四，页 31—34。

③ 道光朝始末，卷十四，页 35—39。

④ 道光朝始末，卷十九，页 1。

尽廉耻了。

英国侵略军强占定海后，因疾病流行，损失很重，半年间死亡四百四十八人，超过总数的十分之一，患病人数还要多若干倍。当时海上交通依靠帆船，从英国到中国来须绕非洲南端的好望角，需时较长，兵员、物资的补充十分不便，对侵略者说来，这些都是很大的困难。懿律等南下路经浙江，迫切希望解除这个困难，于是就和当时负责浙江防务的清钦差大臣伊里布进行谈判。伊里布原任两江总督，定海失陷后，清政府调他来浙江收复失地。在江苏时，他在奏报上就强调江、浙水师积弱，一面力言英国“船只之高大坚厚，炮械之猛烈便利”，表示“不能抵御”①；到浙江以后，又借口琦善在天津正和英方交涉，“浙省更不宜冒昧轻进，以致彼此相左”②，一意主张妥协。十一月六日伊里布和侵略者达成停战协定，实际上也就是浙江方面对英国的投降协定，侵略者从而得以自浙江方面抽出大量兵力，加强对广东的压力③。

十一月二十九日琦善到达广州。懿律、义律已于九日前先抵澳门，双方开始进行谈判，不久懿律因病离去，侵华事务改由义律一人负责。琦善抱定投降的宗旨，未到广州以前，就强调“此次办理夷务，宜用柔怀”；既到之后，更“于一切防守剿堵事宜，置之不问”，等于听凭侵略者任意摆布。他与英人往来，大半依靠西崽鲍鹏。鲍鹏曾充美国闭馥馆及英国鸦片贩子颠地的买办，又是林则徐缉拿在逃的罪犯。义律“见鲍鹏如待下人光景”，“言语倔傲，动加诃斥”，完全不作外交人员看待，有一次竟用藤条打伤了鲍鹏的手背①。

义律对待琦善的态度也是极其蛮横，“任意反复，词语益无伦次，妄诞不经，无非以打仗肆其恫喝”②。琦善对义律提出的条件，如赔偿烟价，开放口岸，一一俯首承认，只有对割让海岛一事，认为英人取得香港后“必致屯兵聚粮，建台设炮。久之必觊觎广东，流弊不可胜言”③，不敢擅自作主， 但允“代为奏恳圣恩”。

但义律对于“圣恩”却无耐心等待。一八四一年一月七日，侵略军不候回文，突攻大角、沙角炮台，强行占领，逼使琦善屈服。一月二十日义律单方面发布文告，内容包括中国割让香港、赔偿烟价六百万银元及恢复广州商务，等条款。其实琦善并未与义律签订任何协定，双方谈判仍在进行中。六

① 道光朝始末，卷十三，页 10—11。

② 道光朝始末，卷十四，页 29。

③ 陈康祺：《郎潜纪闻》，卷七：“穆相当国，一意主和，耆英、琦善、伊里布诸人多选懦无远略 。士人赋诗纪事云：‘海外方求战，朝端竟议和，将军伊里布，宰相穆彰阿’。”

① 《犀烛留观纪事》（钞本，不著撰人姓名），页 72。

② 道光朝始末，卷二十，页 2— 3。

③ 道光朝始末，卷十八，页 25。

天后侵略军耀武扬威地将香港占领。

广东谈判开始前，侵华英军因病伤战死的人数很多，急欲取得暂息时机。义律在一八四○年九月二十九日致巴麦尊的报告中，已透露签订“临时性”协定的愿望，广东谈判正是这种愿望的表现。但这决不表示义律满足于举出的内容，更不表示义律真有中止侵略战争的意愿。果然，不久战事再起， 英国侵略者终于用自己的行动，证实了自己的奸诈无信。

道光起初以为将林则徐撤职，答应英国侵略者部分要求，就可以达到“终兵息战”的目的。不意琦善到广州后，义律提出增辟口岸和赔偿烟价六百万银元的要求，使道光大为惊愕。一八四一年一月六日，他一面宣布不准赔钱、不准添码头，一面谕令沿海督抚加强防御。二月二十六日广东巡抚怡良关于义律割取香港的奏报到京，道光态度改变，主张对英作战，并下令逮捕琦善。

就在清政府下令惩办琦善的同一天，义律借口清军增防，突然攻占虎门、乌涌等炮台。他企图借此使广东地方当局完全慑伏在其军威之下，不敢表示反抗，而他就可以等待援军到华，扩大侵略战争。当时道光派御前大臣、宗室奕山和湖南提督杨芳等来广东主持战争，杨芳先于奕山到达广州。他完全没有对敌作战的勇气，在来粤途中就替英国说情，“准其于偏岸小港屯集货物”；到广州后更一味主张妥协。其时有二万吨英国商船不能进口，又有三千万磅茶叶不能运出，而仅从茶叶一项，英国政府就可以得到三百万英镑的税金①，因此义律向杨芳提议停战通商。这一提议正合杨芳心意，从三月二十日起，广州就实行停战。停战以后，义律派伯麦亲自到印度，要求印度总督增派军队及船舰来华，以便大举北犯，并预定在六、七月间进攻厦门。

四月十四日奕山到广州。他原没有作战决心，但在出京之前既经道光“面授机宜”，要他“一鼓作气，殄灭丑类”，到广州后又经清政府一再督促， 因此不得不作些军事准备。但奕山的布置还没有就绪，而英军先已动手。五月十七日侵略军出动，二十一日通知英商秘密撤离广州，当晚战事再起，五天以后，广州城外炮台全被占领，英军大肆掠劫，城外的十三行被洗劫一空。在侵略军大炮威胁下，奕山同意缴纳赎城费六百万银元，商馆损失费三十万银元，并率兵退驻离广州六十英里以外的地方。这些就是所谓广州和约的主要内容。从这时起，到八月间璞鼎查（H.Pottinger）到华掀起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止，广州保持停战状态，同时照常进行贸易。义律在致印度总督信上表示：假如英国在广州继续通商而同时又与清政府保持敌对关系，对英国是有莫大利益的。他在当时所实行的，正是这样一种恶毒的政策。而奕山却谎报说英军已退出虎门，它的目的只在通商和要求归还商欠，以此来欺骗清政府。

在进攻广州的战役中，英国侵略者虽然毫不费力地使清朝地方当局完全屈服，但同时也第一次遭遇了中国人民的坚决反抗。当五月底几百个侵略兵

① Morse：International Relations.卷一，页 648。

到广州近郊掳掠时，三元里人民激于爱国义愤，竖起反侵略的大旗，把他们团团围住，四乡人民闻讯赶来，人数越集越多。侵略兵东奔西突，无法冲出重围。最后奕山派广州知府余保纯用欺压手段胁迫人民解散，侵略者才狼狈脱险。这次以三元里人民为首的反英斗争，还只是自发行动，但这是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最初表现。从此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可以鲜明地看出，中国人民和封建统治阶级在对待外国侵略者的路线上有着根本的分歧：封建统治阶级走的是卖国投降路线，而中国人民走的是坚决斗争的革命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