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黎光

爬过了千山万水——回顾我的文学路

杨黎光

一

自从1999年第一次八卷本的《杨黎光文集》出版，至今已经过去七年多了，整理一下这七年来发表的作品，发现不知不觉中又写了这么多。

1996年的6月我做了一个手术，术后的一天傍晚在医院的走廊上散步，突然，我感到自己是那样的虚弱，生命好像就维系在那不断的呼吸中，如果呼吸停止了，也许生命就结束了。疲劳的我靠在窗台上凭栏远眺，远处是深圳著名的国贸大厦，门前的人流如过江之鲫呈现着勃勃生机。仿佛经过一次生死考验的我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写了这么多年，该是有一个交代的时候了，于是就有了把自己的作品结集出版的念头。但出版文集并非易事，直到1999年，八卷本的《杨黎光文集》才得以出版。

抱着厚厚一摞文集，当时我想，对自己的写作生涯也算有了一个交代，今后也许再也写不了什么了，也不知道老天爷还会给我什么样的安排。

不知不觉中，许多往事就浮现在眼前。

二

我并非出身书香人家，父亲是一个几乎目不识丁的工人，母亲虽有文化，其程度也只是能算算账，写写字。但是，父亲忠厚善良，母亲精明能干。这些对于我后来的成长，必然都有一定的影响。

我的家乡在长江岸边——安徽省安庆市，这是一座历史文化古城，在中国近代史上，你能找到一连串发生在安庆的重大历史事件。许多历史风云人物都在安庆这座历史舞台上表演过。家乡对我的最大影响，就是她的文化氛围。安庆人喜欢读书，崇尚读书。因为他们知道要改变生存环境只有读书。安庆的民风，也讲究读书，哪怕你读闲书。故乡的这块土壤把我这个贫民的儿子引入了文学的殿堂。

我的父母没有给我一点文学的基因，那么，我又是怎样爱上文学的呢？

想想，真正给我直接影响的应有两个人，一个是我的舅舅，一个是我儿时的一位邻居。上小学的时候，我在舅舅的单身宿舍里住过一阵子，最早接触过舅舅那些现在看来应算少得可怜的藏书，开始对读书感兴趣。至今，我还珍藏着一本1958年版的《新华字典》和一本《哲学词典》，都是舅舅的藏书。可是，舅舅并不喜欢文学，他的藏书中，几乎没有文学书籍，只是跟着舅舅我开始喜欢读书。

小时候，我的家住在一幢清朝时期留下来的大宅子里，这幢有着“三进三堂”的大宅子里面住了近二十户人家。有一个邻居的儿子，比我大五六岁，人很聪明。在他读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他停学顶替他父亲工作。那时候我喜欢跟在他后面玩，他是大孩子，又参加了工作。我跟在他后面，想看一看校门之外的精彩世界。校门之外的精彩，主要是可以谈恋爱。写情书需要华丽的辞藻和一些名人名言。这些从哪里来？只能从文学书籍中抄。我想，不少青年喜欢文学恐怕都跟这一点有关，在文学中寻找爱情，用文学去抒发爱情。当时我还小，还不懂恋爱的滋味。我的这位兄长，爱上了一个女同学。他当时谈恋爱的方式，主要是写信。为了把这些信写好，他借了一些唐诗宋词之类的书，然后在那里现抄现卖，用来给他所爱的女同学写信。他做这些都不避我，还喜欢和我一道分享。当时，诗歌给我的印象是那样的美。当时还是在“文革”之中，一个“大破一切旧文化”的时代，很难看到这些收录有唐诗宋词的书籍。所以，偷偷地看这些诗词，特别是那些歌颂爱情的诗，想象的空间特别大，显得很刺激。于是我就向他借来看、抄、背。这使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文学的意境之美，抒发情感之美。于是，我渐渐地爱上了文学。

记得那时候，小小的我常常在黄昏独自一人坐在长江的大堤上，脚下是一望无际的芦苇。长江从夕阳里流出，流出一江波光粼粼的金水，我情不自禁地吟着：“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真有一种大文学家的抱负。

从那以后，我千方百计地找中外文学名著来读。每天睡觉前必须要读书才能入睡的习惯就是那时候养成的。我的文学基础，恐怕也是那时候奠定的。后来上了大学，在大学里，我学的是中文，这才系统地接受了文学的熏陶。

三

我的创作成熟于一个社会转型期，在这个转型期中，几乎人人都在经受着考验，包括我自己。人们在遍尝诱惑之苦后，又在寻找着自己的精神家园。我把这个精神家园物化成一个“枕头”，一个让你想睡就能睡着的“枕头”，我希望人人都有。

我认为，文学是我生命的一种延续。我热爱文学，是因为它可以最大限度地留住时间，留住历史，留住生命。历史并不仅仅是史学家们记录的，还有我们文学家的责任。

文学，是人类精神活动的一种重要体现。但要想真正搞好文学，作家必须吃得苦涩。我多年来的体会是：文学是一种积累，创作是一门苦学。

出版了八卷本的文集之后，随着岁月的流逝，我走进了中年，淡泊生活，工作之余，又觉得无所事事，于是不知不觉中又拿起笔，七年来又写下这么多，其中尤其以五十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惊天铁案——世纪大盗张子强伏法纪实》和记述2003年那场震惊世界的抗击“非典”的报告文学《瘟疫，人类的影子——“非典”溯源》写作最为艰巨，前者让我第二次获得中国报告文学“正泰杯”大奖，后者让我第三次获得中国文学最高奖之一的“鲁迅文学奖”。

于是2006年又增补出版了十三卷本的《杨黎光文集》，这让我的创作又延续了长长的一段。

四

在十三卷文集即将出版之际，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怀疑：写了这么多，可到底是为什么而写作？

写了给谁看？

还有谁在看文学书籍？

十四年前，我南下深圳之际，写完了我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大混沌》的最后一章，那天清晨窗外白雪静卧，只有麻雀飞过，却并无降落之心。七年前，我抱着一摞文集，茫然地走入人流之中，心里不知道还能走多远。今天，十三卷本的文集出版，却突然感叹人生，感叹岁月，无论勤奋者、懒惰者、贫穷者、富贵者，或者我这已经抱不下自己全部出版文集的写作者，都是殊途同归。因为回首时，岁月不会再重头来一次。

文集出版之际想到时间的流逝，正是思考生命价值的一次机会。虽然你想不透生命的玄机，但仍然会增添一份对岁月的珍怜。

我想用一杆秤，称称自己的分量，盘算是否对得起时间，对得起岁月。人生我已经走过一半，这一半中的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时间，我在干一件事，那就是写作，十三卷本的文集是对我最大的回报。可在人生最精华的一段时间里干的事情，真的如自己自小就认为的那样，有意义吗？

爬格子，是写作者自嘲的一句最形象的话。一个字，一个格子。我写了几百万字的作品，就是十三卷的文集，也远不是我这些年写的全部，那么我已爬过了千山万水。我的青春，我壮年最黄金的岁月，就是在孤灯只影下不停地“爬”着度过的。

生活的质量到底有多高？

五

我们把写作看得太神圣，写作者也把自己看得太神圣，甚至有“神圣”的写作者把自己当成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实在是太抬举写作者了。

其实，写作可以成为一种职业，不能成为职业者，就是一种业余爱好，我属于后者。

中国有以作家的身份来给作家定位的习惯，如工人出身的叫工人作家，农民出身的叫农民作家，知青出身的叫知青作家……他们的作品题材也往往与自己的职业相近，因为源于生活的体验。

我既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更不是知青，我算什么作家？

我的职业是报人，我属于记者作家？可没有当记者前我的创作算什么呢？

写了几百万字的文学作品，出了十几本书，突然不知道将自己的写作如何归类，十三卷的作品涉及社会各个领域，这也许是我的创作特点之一。

重要的不是自己属于什么，而是写了什么。

我对自己的朋友和同事曾灌输一种自以为得意的成功体会：一个人一生只能做成一件事，言下之意，我连续获得了三届“鲁迅文学奖”，这表明我一生做成了一件事。

夜深人静之际，我突然对一种新想法感到不寒而栗：如果一个人一生只做一件事，那该是多么的悲哀，一旦到了晚年，到了他因退休而不能再做其他事的时候，他将会如何地茫然不知所从？

六

有人说，我宁愿自己的书被一个人读一千遍，而不愿被一千个人读一遍。我真羡慕说这话人的自信。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将我的十三卷文集读一遍，因为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在坚持阅读，特别是读文学作品。

那么，下一步我还会继续写下去吗？

想了很久，最后不得不无奈地回答，恐怕还是得写。因为，选择写作实际上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十几年的写作生涯，让我已经把写作当作一种生活习惯。

如果不写，我还会干什么？

去年的除夕，我下决心这天一定不写作，因为按照家乡的习惯，年三十如果还在劳作，那么将表明你会一年劳作到头，这些年写得实在太累了，我想歇一歇。

可看了一半闹哄哄的“春节晚会”，还是和以往的除夕一样又走进了书房，还是下意识地打开了电脑，还是不由自主地开始写作。

这样，不知不觉中把十几年前就开始写的一部长篇小说《园青坊老宅》，竟一个格子一个格子又“爬”出来了，竟然“爬”了四十多万字。这部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也许开始了我文学创作的又一个时代。

这也表明：我还会继续写下去，就像安徒生童话《红舞鞋》里的那位小姑娘一样，一旦穿上了红舞鞋，就会不停地旋转，直到她再也转不动了。

文学的真诚

吴启泰

提起杨黎光，想到两个字：干净——从灵魂到作品。

这种干净，来自他执着于内心经过提纯的真情。他脸上从不书写虚伪，高兴时阳光灿烂，激动时脸红脖子粗。他不会心怀鬼胎窃窃私语，更不会耍阴谋诡计。他坦坦荡荡，有什么说什么，高门大嗓，中气十足，有时得罪了人还不知道。

他充满激情，喜形于色。朋友们视他为透明人，活得痛快淋漓。但很少有人理解他内心深处的孤独。这往往是文学创作所需要的特殊的情感方式。与朋友们一起聊天，海阔天空。偶尔，他会冷不丁地对你说出内心煎熬已久的某些人物、情节，包括一些创作意念和构思，然后困兽般的眼神盯着你，期待着灵魂的相互碰撞，在心灵游走的孤独中突围。

他内心紧紧地守护着一些他视为珍贵的东西。他的心简单、强烈。简单是一种人性回归，而强烈恰恰出于柔软、敏感、细腻、腼腆，狂暴和粗犷，往往坚守的是他心中的美。为了捍卫这种美，在坚硬的现实中，他的柔情变成了文学。因此，他的作品无不与当下现实息息相关。世纪之交的中国面临一场深刻的变革，这个现实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了戏剧色彩的文学文本。写作于他，是必然。性格即命运。

命运使他在世纪之交来到深圳，成为一个报人。历史，在这座移民城市中，呈现给他的世界如此错综复杂，如此多姿多彩。

越是灯红酒绿、光怪陆离，越是刺激他的处子之心。来到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深圳，巨大的精神物质反差，使他狂热地去采访、研究那些在商品经济、市场经济中疯狂的人。他以一竿子插到底的风格，拨开纷乱错位的欲望，用人性解读人性，用灵魂追逐灵魂，用原始的美还原混沌。他与他的人物一起挣扎、一起追寻，渐渐形成了作品中某种风格和特殊个性：真诚。人性的真实，以及作家诚挚的人性关怀，成为他作品的主旋律。这种真诚，传播到读者那里，读者不仅看到了现实的残酷，也传达了他对人类的脉脉温情。他揭露性的报告文学，在欲望城市中，温暖了许多读者的心。

长期以来，黎光视报人为自己第一职业，将写作当作“业余爱好”。他以一个记者的眼睛关注现实，深入思考，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由于“业余爱好”，他只能像上紧了发条的机器人，成为一个工作狂，办报之余的写作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报人，就应该是他这种人，心中始终有杆秤。无论什么，也不能收买他的善良、真诚、悲悯和血性。报人的职业令他与社会方方面面保持着紧密联系，令他视野更加开阔，不断汲取新的知识，关注变化中的社会现实，潜心研究人们内心一道道难以破解的谜。

2005年他创作了《瘟疫，人类的影子——“非典”溯源》。为了完成这部反映“非典”时期广东地区人们与SARS病毒的抗争经历。他进行了长时间的采访，查阅了大量资料，其中包括医学科学和生物科学等，最终以难得的专业知识和生动的细节再现了当时的情景，充分体现了严谨的科学思辨和人文关怀。

《没有家园的灵魂》是杨黎光崭露头角的代表作之一。在这部报告文学中，他以细腻的人物内心探微，深刻揭示了人性的弱点，充分展现了个体生命面对现实和欲望的迷惘。我们不难发现，这部作品以及后来发表的《打捞失落的岁月》《梦醒魂不归》《惊天铁案》等多部报告文学，述说技巧日趋成熟。

我曾多次涉及报告文学，深知人物内心述说是个难点。作者是述说事件的第三者，如何才能恰当地表现人物内心的想法。即便当事人亲口对你说的，如何界定其真实性？如果你一定要跳出来代表他们说心里话，必然有想当然的尴尬。如果省略不计，人物深度势必受到削弱。

面对这个难题，黎光进行了非常有意义的尝试。他借鉴电影和纪录片手法，将各方当事人不同的采访内容，与他们的对话原始记录，旁观者的述说，包括当事人的行为举止，作者的议论和当时环境再现等等，与真实事件以及有关调查结论等加以链接。这样一来，呈现在读者面前一幅幅精心剪接的画面，如同影视的镜头语言，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传达了人物内心深层次的情绪和难以言说的微妙。这不仅使他笔下的人物更生动，更具张力，同时避免报告文学中对真实人物内心的臆想。

《没有家园的灵魂》中的主人公王建业的犯罪事实放在那儿，但面对这一事实，每个人有不同的视角和解读方式。王建业的口供，以及他关押受审期间的行为表现；情人史燕青深含负疚的述说，包括她在监狱服刑期间对王建业动情的追忆；同事对他的评价和看法；办案人员和监管人员眼中的王建业等等，不同人物有不同说法。这一组组文字，客观地拼接成一个最接近事物真相的版本，传达了王建业内心的真实状态，为读者提供了更大的想象空间。犯罪前的王建业本应该成为一名优秀国家干部，是我们见过的无数公务员队伍中的一员，甚至工作能力很强。从这个意义上，他彻底坠落的悲剧顿时有了更深的含意。人们情不自禁地想到有关权力的制约，以及如何避免这一悲剧重演。

在后来的《伤心百合》中，作者“我”索性作为一个人物进入事件（不是勉强，而是非常有机地切入）。这部报告文学以人性的真诚打动了无数读者。几家影视公司先后买下影视版权，准备拍一部现代爱情绝唱，结果都未能如愿。许多人包括黎光本人，对此都感到某种遗憾。我对此并不奇怪。这是一部近似小说体的报告文学，其中包含了丰富的小说元素。大量的人物内心活动组接而成的现实中的爱情悲剧，其人性之美很难以影视的外化行为所取代。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一部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具有不可复制性。

黎光笔下许多人物在现实的无奈和残酷中，似乎难以逃脱悲剧的宿命，最终成为命运无解方程式的牺牲品。他们所以如此，因为灵魂没有找到精神家园。正因为如此，寻找人类失去的精神家园，成为他竭力追求的文学使命。那远古的、诗意的、单纯的、牧歌式的田原始终萦绕在他心头。文明似乎遗失了这样的乐园。人心越来越浮躁，越来越复杂，欲望和期望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在商品经济越来越发达的情况下，心灵被眼花缭乱的物质遮挡，迷失了方向。

相比之下，他的纯粹也许显得天真。有什么办法？他天生就是这种人。他沉迷于自己的世界，成为文学领域中麦田的守望者。每到秋天收获季节，他满头大汗地看着他的爱情怎样遭遇魔鬼；阴暗怎样被阳光蒸发；公平正义怎样被欲望收买；细菌怎样在变异中与人类赛跑……来深圳短短十多年，是他文学创作的高峰期。他先后发表了三百多万字，多次获全国性文学大奖，朋友们开玩笑地称他为获奖专业户。此间，他曾应国外学术机构邀请到日本、瑞士等国讲学，参加有关文学专题研讨。这是对他文学创作所取得的成就的肯定，也是对他在人类精神领域中的不断探索的肯定。

他的报告文学挖掘了人性，人性的深邃使他对自己有了更高的要求。二十多年前，他曾写过一个长篇小说《大混沌》。他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写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人千辛万苦地寻找杀害自己亲人的凶手，结果发现凶手正是自己。这个主题，在今天，已被现实演绎得更加深刻。真希望他能以知天命的阅历，重写这个题材，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现在，我们可以期待他的又一部长篇小说《园青坊老宅》。他以安庆地区一座深宅老院为背景，描述了20世纪80年代初，生活在其中各式各样人物的坎坷命运和不同经历，展示了一幅生动鲜活的市井生活画面以及人们的躁动不安和对未来的憧憬。这是一部思考贫穷、信仰、改革的小说。我们信仰什么？为什么我们有如此丑陋的贫困？人性因为什么如此扭曲？贫困本身，并不至于令人如此无地自容。他在这部小说中尝试着在追寻故乡湿润温馨的伤感中，探索被我们遗失的某种东西。他试图展示出文明的多样化，生存的无奈，还有冥冥之中被狐仙抽象出来的中国文化的表达。人类因为迷信包藏起罪恶，还是罪恶包藏起迷信，这也许是一个神仙也说不清楚的悖论。

总之，杨黎光是值得期待的作家。他始终是用生命在写作。这部即将问世的长篇小说再次证明了他创作上的潜力。他以他的真诚和善意向读者吐露心声。正因为如此，他与他的读者之间从来没有隔阂。人类的存在，需要以智慧汲取大自然的善意，也需要文学表达出人与人之间、人对大自然的善意。

文学，就是人学。人的复杂性，正是文学永无止境的魅力所在。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我们书写，我们阅读，因为我们作为同一个物种的心灵在根本上是相通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一样，是人类存在的哲学期待。文学的本质，是人类的精神探索，是灵魂跨越时空的互动。唯有美的运动，才能创生，才能构筑起人类伟大的复杂性和丰富性。

愿为文学殚精竭虑的杨黎光在今后的文学创作中，继续以他特有的真诚，对人性进行更加深入的挖掘。希望他的小说像报告文学那样注重述说方式，以及富有特色的语言风格，保持他贯有的真诚和激情。真诚是灵魂，激情和技巧是翅膀。灵魂插上翅膀，必将飞得更高更远。这是我的期待，相信也是许多读者的期待。

一位了不起的“业余作家”——关于杨黎光的片断回忆

何镇邦

查阅作家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的《杨黎光文集》第三卷，即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大混沌》，我为这部书写的“序”写毕于1993年7月6日清晨。由此可以确定，我第一次见到杨黎光乃是当年的春天，他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两位编辑李昕、彭沁阳陪同到我处求序。序写成之后不久，我又利用暑期南下惠州、深圳和广州，在深圳与黎光有过一段不短的相处时光。打那以来，我与黎光从认识到定交，已有整整十四个春秋。

一

杨黎光的文学创作，大概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写小说、散文，也写报告文学，搞影视创作。最初引起人们注意的是他于20世纪90年代初先后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两部长篇小说《走出迷津》和《大混沌》。1992年春他南下深圳之后，才转向报告文学创作，接连写出了《没有家园的灵魂》《伤心百合》《惊天铁案》《生死一线》《瘟疫，人类的影子——“非典”溯源》等一系列长篇报告文学，在文坛内外引起轰动，并连续三届获“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而他的散文《走不出外婆的目光》又获冰心散文奖。不到二十年的时光，十三卷文集，近四百万言的作品，三届“鲁迅文学奖”，五项国家级文学大奖（包括三届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主办的“正泰杯”报告文学奖和徐迟报告文学奖以及冰心散文奖），这就是杨黎光在文学创作上的业绩，也是他向广大读者交出的“答卷”。

然而，从杨黎光踏上文学创作道路至今，他在文坛的身份始终是“业余作家”，而且看来他不准备改变这一身份。因为他也信奉宗璞大姐提出的“面向文学，背靠文坛”的原则，不想卷入文坛的是是非非，甘心当个“业余作家”，而且他作为深圳报业集团的副总编辑兼《深圳晚报》的总编辑，够他忙活的了，他要挤到文坛来干什么？不过，人们要探问的是，作为一个“业余作家”，他怎能取得如此丰硕的创作成果？而作为《深圳晚报》的总编辑，从早忙到晚，他又是用什么时间来写作的？我是看到过他在上班时那种忙碌状况的。2006年5月，我到香港办点事，回来时在深圳逗留了一天，因住在五洲宾馆，离黎光的报社近，给他打了个电话，他即派车来接我到报社，可在他的办公室待了一个多小时，他不是接电话，就是接待人，其中还开了个小型碰头会，连同我说几句话的时间都没有。据说，他每天都要这样工作。于是，写作的时间只好留到晚上开完编前会后或双休日、节假日期间。于是，他获得了“拼命三郎”的美称。

杨黎光不仅对自己要求严，分秒必争地工作，连出差都带部手提电脑进行写作，不仅用人们喝咖啡的时间进行写作，而且主要是用减少睡眠所获得的时间进行写作。他还把这种近似残酷的自我要求用来要求他的朋友。1995年春，我被戴上糖尿病的帽子，随之发现心脏供血不足，多种疾病袭来，迫使我暂停写作。1997年春应友人之邀到珠海疗养，路过深圳时见到杨黎光，他照常热情接待我，也关心我的身体，但又当着不少朋友的面批评我那些年写得少了，对我的消沉表示不满。对于这种直爽的批评，我一时不快，但过后一想，这正是黎光对我关心爱护的另一种表现。

这就是杨黎光，不仅自己要做个“拼命三郎”，也要求他的朋友都做“拼命三郎”！

二

黎光主张“慎交友”，但是一旦同谁交上了朋友，他总是赤诚相待，百般关怀。同黎光交往十四余年之间，我时时感受到他友谊的温暖。

1993年暑期，我趁假期到惠州、深圳、珠海以及广州转了一圈，曾几度出入深圳。其时黎光也刚到深圳一年多，立足未稳，但却费尽心思安排我的食宿等事宜，照顾得极为周到，使我十分感动。

1995年以后，我身患多种慢性病，尤其是心脏供血不足，时时感到胸闷或心悸，他不仅经常来电话来信慰问，还多次托人从深圳带药来京。其中有一种比较贵重的中成药，服用后使胸闷、心悸症状消失，心脏供血状况大为改善，作为一位朋友，他的这一举措使我十分感动，铭记终生。

黎光对朋友的关心十分周到。我每次到深圳，或路过，或参加别的活动，他都要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看望我，或鲜花，或果篮，总要送点礼物。2001年秋，我们一行访台后经香港到深圳参加深圳作家彭名燕的作品研讨会，他执意要请赴会的朋友吃一顿饭。我原建议于我们下榻处的宾馆喝个早茶就行，可他坚持无论如何要请大家到特区报新落成的大厦里吃一顿比较地道纯正的西餐，以表达他的诚意。结果弄得他忙，大家也忙。这些年来，逢年过节，还可以收到他远从深圳寄来的礼物，真是既感到友谊的温暖，又感到心中不安。因为杨黎光自己除了是个工作狂外，生活上是不讲究的，不讲吃，不讲喝，不搓麻，不泡吧，可对朋友，却尽力让人家生活得好，提高生活的质量。这种先人后己的人，也快变成“稀有动物”了。

三

在创作上，黎光称得上是多面手。

在他的文学创作起步期，他是多种文学体裁都尝试过，这从他收在十三卷文集的第一卷《月光曲》中大体可以看得出来。其中既有中、短篇小说，又有报告文学和特写。在此之后，是两部长篇小说《走出迷津》和《大混沌》的写作。其中当然有他的一些艺术探求，诸如把通俗小说与严肃文学结合起来，也就是借用通俗小说的躯壳进行纯文学的严肃的艺术追求，把影视叙述方式引入小说文体等等，从这些探求中可以看出黎光之志不在小也。可是当他结束第二部长篇小说，正在构思另一部长篇小说《孤宅》的时候，他南下深圳，并做了报人，从一家法制报到特区报，从普通编辑记者到报社的老总，特区瞬息万变的生活以及他的报人岗位使他从小说创作转向报告文学创作。在深圳的十五年间，他写出了一系列轰动文坛内外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并屡屡获奖。正在这个时候，他再次回归小说创作。新近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的长篇小说新作《园青坊老宅》就是在十五年前构思的《孤宅》的基础上于近一两年间利用业余时间写就的。我还没有读到这部作品，读过书稿的老编辑崔道怡兄在电话中告诉我，此作相当精彩。当然，黎光的有限的业余时间，除了大块时间用于报告文学与长篇小说创作外，一些零碎的时间还用来写散文、写时评短论。文集第十一卷《走不出外婆的目光》就是散文卷，其中收入的五十多篇文章，有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叙事抒情散文，有的则是时评短论了。

无论从事何种文体的写作，黎光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那就是他在十三卷文集第十一卷卷首的《我的文学家园》中所说的：“我的创作成熟于一个社会转型期，在这个转型期中，几乎人人都在经受着考验，包括我自己。人们在遍尝诱惑之苦后，又在寻找着自己的精神家园。我把这个精神家园物化成为一个‘枕头’，一个让你想睡就能睡着的‘枕头’，我希望人人都有。”简言之，杨黎光的文学创作就是要为人们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也就是那个让人想睡就睡得着的“枕头”。作为一位“业余作家”，杨黎光在他的文学创作中，有如此明确的思想追求与艺术追求。这种追求，不仅明确，而且自觉，贯穿于他业余创作的始终，这应该说是不简单的，甚至可以说是很了不起的了。

黎光正当盛年，无论作为报人还是作为作家，他都还有一段相当长的路要走。愿他走好每一步，取得更令人瞩目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