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

我的“激情休克”

严歌苓

这个词是我从一本名叫《怎样写小说》的英文教科书里得来的：“Ecstatic Coma”。美国是一个人人相信通过训练而成为各种职业人员的民族，因此以“How To”为书名的书有几千种，包括“How To Write Fiction”（“怎样写小说”）。经过“How To”训练而成为小说家的人，我相信没有。若有，估计也只是略通匠术。但我在翻阅这本书时，发现了这个有趣的词。细想一下，我觉得“激情休克”是存在的。这一想我笑了——这书即便能教人“怎样写小说”，也绝不可能教人如何进入“Ecstatic Coma”——“激情休克”。

我理解的“激情休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失去知觉，而是“失去了作为一般生命知觉一般事物的知觉”。是一种敏感度、想象力、创作力突然混凝，在一颗心灵中悄然爆炸的刹那。是一种情感的白热状态。那本教人匠术的书中，作者这样教唆我们：“与情爱高潮相等同的一种佳境。”我想到无数不能自已的写作状态，敏感度向灵魂的方向、肉体的方向触去，触到什么，又似乎一阵极妙的疼痛。

这样的“激情休克”，以及那中间所含的敏感，出国之前我从没有感觉到。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一个陌生的城市，以别人的语言表白和辩解，别人的任何一个疑惑眼神，都会立刻使你口讷，使你退回沉默，使你在这片沉默的荫蔽后面，放弃地一笑。你这时感到不知怎么已遍体创伤，创面上一层凉飕飕的敏感……我在最初的吵闹无比的沉闷中写了许多、许多小说，英文的，中文的。英文的去交功课，中文的去谋稻粱。

我侥幸能有这样远离故土的机会。否则不会有这个辛苦平实的我，在小亭子间里四季植字，为着每一个烂漫或可怜的收成狂喜。这机会也让我重新栽植了自己：将生命连根拔起，再往这片新的冷土上栽植，而在重新扎根之前，我的全部根须是裸露的，像是裸露着的一把神经，因此我自然是惊人的敏感。伤痛也好，慰藉也好，都在这种敏感中夸张了，都在夸张中形成强烈的形象和故事。每个故事被我种植，被我收获，都给过我这种无法言喻的“佳境”。

现在我回望芝加哥北城的一个亭子间里，那个写得形销骨立的我，一阵怜爱上来。寄人篱下是最富感知的。杜甫若不逃离故园，便不会有“感时花溅泪”的奇想；李煜在“一朝归为臣虏”之后，才领略到当年的“车如流水马如龙”，才知“别时容易见时难”；黛玉因寄居贾府，才有“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感触。寄居别国，对一个生来就敏感的人，对一个偏偏以写作为生的人，竟是一桩幸事。琢磨“Ecstatic Coma”这一词汇，我进一步看透了自己：原来除了图稿酬，我还图这如瘾的“激情休克”。

失眠知己

陈冲

歌苓失眠与否，我能从她的动作和表情里一眼看出。比如她到我家来，话特别快，眼神特慢，语言有点冒犯，我就知道，她昨晚一定失眠了。有时她还会犯些愚蠢的小过失，比如在饮水机前面接水，水龙头不关就走。地板上滴一大摊水，她连声抱歉地拿块抹布去擦，结果把抹布扔到炉子的引火器上，险些点着。还有一次，我和她坐在饭店里，车停在门口的计时器旁边。时间到了，必须再往计时器里添两个二角五分币，我问她有没有零钱，她说，我有我有——说着便快步出门，掏出分币就要投。我在后面叫她，看准了，别往人家计时器里投——可是太晚了，她把仅有的一把硬币投进了我车子旁边那辆车的计时器，送人一个大便宜不说，我还得去换开整钱，再换些硬币。逢这种时候，我就会问她，你昨晚吃了多少安眠药？

我自己也失眠，有十几年的安眠药史。因而我跟歌苓相互间能找到最大程度的理解和同情。早晨通电话，歌苓跟我谈剧本创作上的事，听到我凡事一律往坏处想，大小事都有牢骚，就会问，你昨晚睡得怎么样？虽然我俩都是失眠晚期患者，但对失眠所造成的损失，各有各的补救方式。我相信吃，失眠一夜，第二天再不多吃点好东西，恶补一下身体，身体的亏空就更大了。而歌苓却不同。有一次我打电话给她，她气喘如牛，背景里还有嗡嗡的噪音，她大声说，昨晚失眠，今天脑子不好使，就改干苦力活了——我在洗地毯！我心想，失眠了这人还有劲儿操作那么重的机器。有时剧本要得紧，制片那边天天催我，知道歌苓一受压力就失眠，我就把制片的催促压下来，侧面地问问她进展如何。一听她睡得不好，又硬去写，就劝她出来，跟我一块去看个电影，或者逛逛商店，轻松一下。歌苓每回乘轮渡过海湾进城，我开车到码头上接她，大老远就看见她一顶遮阳帽，一身精心挑选的衣裳，头发也收拾得很光鲜。我说，你失眠还挺注意打扮。她说，失眠了，再不打扮，到城里不是祸害市容吗？这一点我跟她截然相反，我一失眠连头都懒得梳。

因为失眠，我和歌苓总少不了谈论安眠药，从医学杂志上常看见一些文章，谈到某种安眠药的害处，我会跟歌苓说，这药长期吃，就等于每天喂自己一点老鼠药，我们都下决心死也不吃这种药了，但用不了几天，失眠大反攻，我们就想，算了，还是吃药吧，死也不比这样醒着糟多少。我和歌苓常谈的话题里包括各种安眠药，某某是镇定类，某某是麻醉类，某某又是抗敏类。我们谈药的时候，津津有味，生动无比，不细听，别人一定认为我们在谈食经，谈烹饪方式。尽管我常劝歌苓少吃安眠药，但一旦知道她赶稿或上路巡回诵读她自己的小说，她的医生那里又弄不到安眠药，我就会帮她到我的医生那里“骗”出几粒好药来。她和我一样马大哈，什么都丢，走到哪儿丢到哪，但有两样东西永远不丢，一是她的手稿，二是安眠药。有时我想，上天公道得很，给你多少，一定要拿走你多少，它给了歌苓一个小说家该有的一切，敏锐的感觉、有魅力的语言、既形象又逻辑的思维，那么，它索走的代价就是睡眠。

也许失眠使歌苓成了小说家，也许不失眠，她会是更好的小说家。谁知道呢？

生命的味道——凝视严歌苓

周晓红

一

严歌苓是个女人，有名字为证；

“歌苓”名字起得非常动人，名如其人；

歌苓作为一个女人很有味道：这味道涵盖着她的外表、穿着、举止、谈吐、灵性、智慧和作品。

歌苓是个非常文学、非常才气的女作家。这一点竟然是让国门以外的文学界真正地先发现、先知道。出国前，她不声不响地躲在北京某部队创作室一个角落里，写出一部接一部精彩过人的女性军事题材的长篇小说，出了书，就静悄悄地走了。到美国不过是八九年间，她仍是在海那边不声不响地读书上学，就读出了个五年的英文写作的硕士，仍是静悄悄地写了又写，竟把台湾九个文学大奖一个一个地全部弄到了手。国内的人只看到她写的《陈冲传》放在几乎每个书摊上，以及一部美国芝加哥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首次合拍的二十集电视连续剧《新大陆》。台湾、香港的文学界却每每像迎接半个女皇似的动辄举出横幅，为她开着酒会、宴会、记者招待会，大报小报也竞相评价着这位旅美女作家每一部作品如何的经典、如何的突破、如何的大手笔。她也常常作为各类亚洲文学奖项的评委，被请来请去地踏遍半个地球。但歌苓依然如过去的内向和羞涩，她坦言她从小就怕见人怕应酬，尽管回到朋友中间时，她可以很童真气、很专业地轻歌曼舞，也可以猛一嗓子京剧又另一嗓子民歌把你唱得一惊一乍、灵魂出窍。但歌苓依然如旧的脆弱和伤感：无论天涯海角的亲情友情，她都很小心很在意地捧在手心里，人家还没有瓦碎，她会先替你玉碎着。尽管你想有意走近她贴近她时，她会把心沉下去，把感情埋起来，你不会看清她在呼吸着明日的新鲜还是昨日的悠远。歌苓看守着她的依然故我：静悄悄的像个精灵，连走路都像是操练过半生的猫步。歌苓说她有的是那种缓缓而来、延绵不断的激情。可以想见在她所有成功的作品身后，她早已一千遍地燃烧过自己并且一千次地将自己毁灭过。歌苓说她活得很累，因为她太勤奋太与自己过不去。但尽管疲惫，她依然执着；尽管挣扎，她仍旧清醒。所以她就更累。尽管她早已经把这累变成了一种活法、一种境界、一种归宿。她就这样活着活出了海内外文学界的大动静，也活出了新文学时期一个女人的神话——或许歌苓就是要把自己整个生命都活成一部浩渺无尽魅力无穷的大书？！

二

歌苓1988年3月第一次踏上美国的土地，那是一次美国官方每年惯例对中国艺术家的个人邀请。走前问及她如何边写边苦学英语时，她便调侃：“学了又忘，忘了再学，最后就剩下一句‘I Love You’！反正一个美国佬安慰我说‘够用啦’！”但一到美国，她立即明白语言对她意味着什么。访问之后，她住在姑妈家，她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背英语译本、看美国肥皂剧练习听力、一手拿电话机一手按住按键自己和自己无休无止的对话上。姑妈对她说：“你快把我搞疯了！”其实歌苓自己早就快疯了。但半年后离开美国时，她已经可以张嘴便是英语的对话。

再赴美国是一年之后。她再一次得到美国“20世纪战争文学研讨会”的邀请。此时她刚刚彻底地失去了婚姻。

想起那一段和丈夫分手后逃离澳大利亚的日子，她至今会觉得昏天黑地。“先是痛苦不已然后是不齿于这样的痛苦。因为那是一个根本不算竞争对手的女人。”歌苓这样说。但人去楼空，那种受辱和挫败感对如此骄傲和自尊的女人来说毕竟是致命的伤害。任何一个女人都有十足的理由倒下去，歌苓却终于踉跄着站起来，“不过除了读书，拼命学英语，一心去考美国的托福、大学，去写作，我根本不知道我今后还能怎么办。”

别无选择就会成就唯一的选择。有能力愈合创伤的女人便是一次生命的成长和跳跃。歌苓做到了。

到美国后，歌苓很快进入了纽约州立大学已具备考“托福”水平的4A预科班。但各种费用足以让她瞬间倾家荡产：一个学期的学费3500美元，一台必备的电脑2000多美元。交钱时她说她掉出眼泪是有痛觉的。如果她不很快地在预科班里拿到满分的成绩去应付“托福”，并考上有奖学金的正式大学，她就完了。

歌苓再次陷入生命中的另一种天昏地暗。“一切都扑天盖地地就来了……”她整本地背考“托福”的书，整夜地读英文版的《中国文学史》。与天文、与宇宙、科学相关的书、杂志里都有她需要熟悉的词汇、考题。此外，她要学会电脑，学会打字来应付上课和作业。她要兼顾打工赚钱来维持房租和生存。

最后，歌苓同时被美国三所大学录取。它们是：俄亥俄州立大学亚洲语言系、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英文系和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小说写作系。

歌苓最终选择了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因为当作家的父亲肖马在长途电话中对她说：“你如果选择亚洲语言系，学中文到美国去干什么？无非是用英文再把唐诗读一遍！荒唐！——这世上只有知道语言而不知道怎么写作的人，没有会写作而不知道语言是什么的人。”

在哥伦比亚大学小说写作系的百年历史上，歌苓是第一个外国人。这个专业原本就该属于那些满嘴操持着母语者的领地，歌苓的闯入，既庄严又滑稽。

一个梳着披肩黑发、玲珑剔透的亚洲女生每日淹没在一大群金发碧眼之中也是绝不会被弄混的。她连个喘息片刻、偶然滥竽充数一下的机会都再一次失去。读书量该用“巨大”来形容，而一上课导师会随时叫你站起来用某一部巨著中某一段原话来解释问题。尤其当黑头发一飘出座位，不同的那浅色的头发和耳朵都会竖起来大肆关注地倾听。歌苓知道自己要花出多大的气力才能跟上课程的进度，但她不能因此而废弃每天清早4个小时的打工和每日伏案到深夜2点去完成她的英文写作和中文写作。英文写的当然是必交的作业，中文的则是寄到台湾去，歌苓想用它投石问路，敲开一扇她从未开启过的较之美国似乎更遥远、更陌生的大门。

三

尽管歌苓从来都以为自己是个长篇小说家，把时间从做英文功课的边角中裁出来写短篇，她觉得自己可笑而无奈。“怎么成了农夫了？这块田种高粱不够，就种大豆吧！”但她的短篇却一枪击中靶心，台湾的《中国时报》立刻寄来了稿约和征奖启事。1991年《少女小渔》获得“《中央日报》”短篇小说的首奖，接着一系列短篇如《女房东》《除夕甲鱼》《学校里的故事》《海那边》《红罗裙》《天浴》陆续获奖。《少女小渔》很快由台湾著名导演李安买断版权，由她自己改编成电影剧本，影片荣获了1995年“亚太电影节”数项大奖。在此期间，歌苓的学业成绩已一路冲杀到班里的前列，她不再惧怕众目睽睽了。

1995年，长篇小说《扶桑》在台湾出版后，引发了海外文学界、评论界对严歌苓在更高审美意义上的重新评价和认识，也随即使国内文学界对这位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作家和她的系列作品产生了高度的关注。《扶桑》极其生动地描写了一个一百年前随着淘金浪潮被卖到旧金山的中国妓女，作品中那种凝重和凄婉、壮丽和苍凉，那种独特的视角、绝妙的文笔、精致的刻画和涌动的气势，足以令你掩卷后惊叹不已。1995年台湾《联合报》的长篇大奖再次拥抱了歌苓。好莱坞急急忙忙叩开歌苓的大门要求做她的经纪人。尽管歌苓并不情愿把沉浸中的文学情绪轻易转移到以可视为目标的电影中去，但她仍不得不应邀花掉整整一年时间将《扶桑》和另一部文学作品《天浴》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并把这部描写“文革”中军马场兵团女战士被“理想”蚕食了青春的《天浴》慷慨地交给了好朋友陈冲，使之成为陈冲导演生涯中一次重大开始。《天浴》是在“柏林电影节”最后期限的日子里才送去却在评选中大获成功。

四

歌苓非常感谢她的第二任丈夫Lawrence，“在我最无助，最受挫的日子里他帮助和支撑了我。”

歌苓是在赴美第二年认识了正在做外交官、会说七国语言的Lawrence的，共同的生活逐渐带给歌苓对西方人、西方文化的认识上的公允。她认为东西方异性之间从心理学上说很容易产生一种“迷幻式”的相互吸引，而距离与好奇心恰恰会激发一个人的热情、冲动和活力。她非常欣赏Lawrence身上特有的单纯和诚实，她认为那是一种十分高贵的气质和品质。Lawrence说他爱歌苓的智慧和慷慨，同时也终于在歌苓耐心的调教之下恍然大悟中国人的“Yes”原来就是“NO”，“NO”原来就是“Yes”！歌苓可以从美国丈夫那里得到她想要的个性自由、生活空间和情绪的选择，也可以得到丈夫永远的赞美和尊重。即使Lawrence并不喜欢歌苓穿短裙，但他只会小心翼翼地评价说：“你这样看上去很美，如果你穿长裙的话，我认为可能会更美……”而对曾有过的失败婚姻，歌苓表示女人应该懂得对再婚生活的“敬业”和“当心”。婚姻会造就出太多任性、停滞、真心展现缺陷的妻子，假如你无法学会自律、节制、为对方的感受着想；假如你认为做一个好妻子无需技巧，等待你的就不会是爱情的长久而一定是彻头彻尾的失败。

忽然想知道歌苓是否认为自己成功和幸福？

“一个女人，当她想为自己买一处漂亮的房子、一颗喜欢的钻石时可以毫不犹豫地拿出自己的钱去把它们统统买下来。不需经过谁的同意，不必讨好、不必内疚、不必看任何人的脸色，叫不叫成功？”所答非所问。

一个与文学毫无关联的回答和一个与生命哲学紧密相连的思考。

对“幸福”的提问更难启齿。对于无法阐释的人生来说这个字眼顿时变得无比浅薄。

突然联想起她在《人寰》中一段人物的内心独白：“幸福在中文和英文中的含义不尽相同；你们所指的幸福与开心紧相关联；对于我们，幸福不那么感官，而是内向的，幸福是种信仰。”

突然意识到这个每天清晨一睁开眼睛，喝杯咖啡就去写作、去读书、去思考、去玩儿命、去逼着自己时时自省、不断升华、永远成长；外表寂静无声内心却喧嚣成一片的女人，她能细细品味的只能是幸福不可替代的信仰和信仰替代了的幸福！

“文学真不是人干的事！”歌苓突然提高嗓音大声宣判着结尾。“你就这么写吧，反正我这辈子也没别的事可干啦！就算有一口气，就还是得写。”转而，她声音渐小，并莞尔坚定地一乐，“你说这是什么就是什么。”

对严歌苓的随感录

劳伦斯·沃克

严歌苓是一位很特别的人，这一点她的读者早就意识到了。我头一次去她朋友家认识歌苓的时候，要给我们介绍的那位朋友正好出门了，歌苓和我只好自我介绍。为了减少尴尬，我跟她讲中文，说了一些笑话使她轻松。半个小时后，朋友回来时，反而像一个陌生人进了屋子，使我俩觉得尴尬。第二天，按照安排，我带了她去看华盛顿的市容，先去了Phillip Collection，我最喜爱的一个私立画廊。

我一般带中国客人来看这些印象派和表现派的画时，必须给他们一个很详细的介绍。而歌苓不仅了解所有的画家和他们的艺术派别，并且对每个艺术家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和意见。

通过我们十二年的认识，我知道歌苓的感情深沉，表达能力很强，知识广博，艺术观念新颖。还有三个因素使她的文学事业不断进步：纪律、词汇量、创造力。歌苓的纪律是使人刮目相看的，有时也令人害怕的。她写作的时候，那是大部分的时间，从早上起来到下午三点不许打扰她。一次在我的办公室发生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连续给朋友们打电话报告好消息。一位女职员问我干吗不给自己妻子打电话？我回答，现在不能打，三点钟还没到。

对我来说，凡事别人不能催我，我很难使自己也能像歌苓那样遵守纪律。不过有时候周末，我想跟她出去玩时，有点遗憾她的纪律太过严厉，从早上到下午只能看她的写作背影。

歌苓的词汇量已经变成一种传说了。我在美国外交部进行中文培训时只学会认报纸和国家文件上的汉字。并且我在阅读其他中国现代作家的作品时，包括20世纪初白话写作刚开始时的文学作品，比读自己妻子的作品容易很多。在国外很多朋友说喜欢歌苓的作品，但百分之十以上的汉字都不认得。我发现如果不用字典读歌苓的作品，只能懂她故事构造和大概的意思，这情形很像用个小黑白电视看一个好导演的应该放在大银幕上的彩色电影。我翻译她的作品时，平均每一页必须查二十到三十个词，包括我已经认识的词，因为在她的作品里很多词是用字典里第二或第三个意思。坦率地说，我想真正懂得歌苓的作品，必须先把它翻译成英文。

歌苓的英文词汇量也巨大。她刚到美国的时候，用现今的比喻来说，她先学了“大钞票”的词，慢慢才学了“小硬币”的词。她在美国生活的十二年里，大词小词的词汇量平衡起来了，却还是大词比小词用得顺口。她有时候打电话到我办公室问我某个英文字怎么拼，哪种用法。不止一次，我正忙着接别人电话，听到我的秘书在隔壁的电话上给人拼一个多音节的英语冷僻字，说它大概的意思，又说她不敢确定，等老板通完了电话就会给她回电。挂断电话，我不必问刚才来电话的是谁，就马上把字典打开同时给家里打电话。

歌苓的最大的特点是她的创造力。她的创造力影响到她生活中的一切。她说她这一生只有两件事做得好：写作和烧饭。这种说法虽然很谦虚，也有它一定的道理。很多人知道她是一流作家，可只有我们的朋友才知道她做菜的能力有多么好。我甚至敢说，一直到两年前，我认为她是旧金山湾区最好的中国菜厨师。前年来了一位非常天才的专业厨师后，歌苓才被我排成本地第二名最好的中国菜厨师。

歌苓的烧菜才华和她写作的天才是来自同样的创作源泉。它肯定不是从大脑的逻辑部分出来的。人家问歌苓要菜谱时，她很模糊，多半配料想不起来，做法又没法给人解释。

创造力是歌苓最宝贵的天赐礼物，同时也是个巨大的负担。认识她之后，我才发现在她的身上，创作力和一个格外的敏感度是分不开的。这现象给她带来一系列的身体和神经方面的问题，包括消化问题、焦急、失眠，等等。我们的朋友Peter Kuckei是德国著名画家，在跟他交往的过程中，我发现他在某些方面的反应和歌苓是大同小异的，他对歌苓表示出深刻的理解。还有一次我们请一些美国小说家到我们家来，某人提到失眠症药品时，文学会马上改成药品分析会。会上的所有作家都在吃治忧郁症和失眠症的药，并吃过好几种，对各种药的化学成分、服量、作用和副作用比医生还要清楚。

歌苓最近在中国见到了她的前夫，要共同处理他们曾经共有的一些财产。跟她跑了几个政府机构后，听歌苓讲这里痛那里痛，前夫打趣地说：“Larry现在就得忍受这个吗？有没有一天你没有事？”假如他问我，我会明确地回答：“没有一天她没有事。”歌苓不情愿有这些事，可她无可奈何。不是一件事就是另一件事。有时我怀疑情况没那么严重，而她只是在撒娇，我就逗她，模仿她，用我给她编的“多种矛盾的怨诉”：“我脚痛，我头痛，我肚子痛，我渴了，我饿了，我恶心，我想上厕所，我想回家，我想回中国，我想回美国。”如果她开始笑，我就知道事情不严重。她不笑的话，或沉默或继续怨诉，我第二天就打电话给医生替她约一个时间。

歌苓的创作力使她很内向，却又爱走神。跟她说话时稍不留心，就发现她人在此处，心在别处。我学中文的时候，老师跟我说过中国人有时会讲“嗯”或“是”之类的词，表示他们在注意听，可是不一定赞成你的话，这意思不可以跟英语的“yes”搞混。而我跟歌苓又学了这两个字的另一种意思：我承认我在讲话，可我心不在这儿。有时我怀疑她注意力跑到别处去了，我会在话中插进一个荒唐的句子，譬如：“我给你吃一大勺儿鸡油，好吗？”或“咱们脱光衣服去遛狗怎么样？”如果她回答“嗯”，我就知道她的心在想别的事，就不跟她讲话了。有时，一刻钟或半个小时以后，事情想完了，她会烦恼地追着我问：“刚才你到底跟我说什么啦？”这种现象偶尔给我们带来一些麻烦。歌苓写作的时候一般不接电话，有时她非接不可，比如等医生给她回电话。偏偏这时，一个陌生人打电话进来，推销什么东西或服务。最讨厌的是我们的信用卡公司，因为你一旦答应了，他们马上把货品或服务打入下个月的信用卡账单上。歌苓接了此类电话，听而不闻中忙着答应了，然后挂了。几天后看信件时，我问她咱们什么时候定过这个每月四十美元的律师保险的破玩意儿，或咱们干吗加入那个每年交两百块的莫名其妙的旅游折扣俱乐部？她根本记不得什么时候接过这个电话，讲了什么话。所以我只好打电话到这些公司去退账。更严重的是，有一次一个美国出版社来了电话跟她确定她签名售书会的日期和地点。她都答应了，也没跟我说，以后一切都忘了。几天后，出版社着急得来了电话问我们怎么那天黄牛啦？歌苓非常后悔，觉得自己太不像话，可是根本不记得那次电话。为了避免这种“心不在此却一切答应”的现象和它很痛苦的后果，我越来越多地闯入歌苓的约会和时间安排。我每年把一个大日历挂在电话旁边的墙壁上，按月份把页数翻好。在电话旁边，我把所有的小条子都退了，只留了一个厚本子，免得她把电话号码或约好了的日子和地点写在小条子上，拿到另一个屋子里再不见了。每天我都检查本子的内容。如果我知道她跟人约定了采访，我就问她是什么媒体，电话、时间和地点都写在日历上，同时把信息打进自己的手提电脑。如果过两天我听她在电话上和另一个人约定同样的时间，我就赶紧举手指日历。到了约会当天，如果很重要（譬如我费了很多力给她约定到医生处去咨询），我会在早上上班之前在饭桌上给她留一个字条，把她手提电话也放在旁边，等她起来了以后会发现。如果是她头一次去的地方，我会在办公室的电脑上打出从网络下载的方向和小地图，用传真发到家里。在她差不多该离开家的时候，我会再给她打个电话提醒。怕她万一走失，这期间我最好坐在电话旁边，随时保留传真过了的地图。果不其然，她用手机给我打电话来了，说她刚下了地铁，地方都找不到，烦死了，马上要转身回家，那时我就问她在哪条街和什么路口，在电话上按地图给她指路，一直到她到达地点，才放心地挂断电话。

我们共同生活的另一种戏剧就是我们一块儿去旅行的时候。她有时批评我带的箱子太大，东西太多。她说她十二岁加入解放军时，只有个小背包，每天走到另一个兵站，包要打得快，东西要极少。我跟她解释，我的习惯也来自我的童年。她加入部队时，我参加了Boy Scouts（童子军）。美国的条件比中国的要好些，成年人领导劝我们多带某些东西为了以防万一。这个组织的传统口号也强调了这一点：“Be prepared（做好准备）！”有时，歌苓会犹豫地问我：“我的包已经塞满了，可不可以把这些东西放在你的大箱子里？”到了目的地以后，戏剧的第二幕就开始了。“啊哟，我忘带睡衣了！”那时我就把我的全棉T恤给她当睡衣。又忘了带牙刷了吗？没问题，我总是带两把，一把是专门为她忘带牙刷时备用的。天太晒，忘了帽子，我为她备了一个可以叠起来的浅蓝色棉布帽子，不好看也活该了。等她开始闹痛的时候，我也带了半个药房给她治病：胃酸药、阿司匹林、耳朵塞子，应有尽有（我唯一不带的药就是安眠药。她一般不会忘了这个，而且我不鼓励她吃。假如一头大象吃了她的安眠药剂量，我估计它也可能睡五天不醒）。不过还是有些东西我根本想不到，到时也很难补救，譬如女人的袜子、鞋子、内衣、化妆品等。我们第二天只好去买，买了以后她又会小声地、犹豫地问我：“这可不可以放在你的大箱子里？”

有一次我问她：“假如没有我，你怎样过得去呢？”她答：“过不去！所以我就跟你结了婚！”

有一次我见到一位著名大学法律系的系主任，问他和那么多有才华的教授来往，是否会觉得有点烦恼。他就跟我说了一个很有用的管理原则：“在我脑子里，我把系里的教授们分成两派：80%是属于‘正常派’，不怎么费劲儿的；20%是属于‘高保养派’，那就是系主任的工作重点。”我跟歌苓说了这话时，她马上回答：“恐怕我属于高保养派！”过了一会儿，她又说，“我虽然归高保养派，可我最起码也是高效益派的！”她说的倒是实情，她的文学产量、质量都很高。

在上面我把我们的一些冲突描写得较详细，可是描写也含不少幽默。自从我们第一次见面，幽默对我们的重要性仅次于氧气、饮水和食物。歌苓的作品不乏幽默，有时幽默得辛辣，不是每个人都看得出来。歌苓也非常欣赏别人的幽默，也很容易使她哈哈大笑。有时我只说一个她熟悉的笑话的最后一句，她就大笑起来。如果我连续说三四个笑话的结尾，她会笑得站不住。偶尔我也会说一个愚蠢的笑话，她会边笑边说：“这个好傻！”我答：“傻是傻，你还是笑了，那它就算好笑话！”说完这一句，她又大笑。

总之，和严歌苓生活在一起，什么都会发生，除了乏味以外。

关于严歌苓的闲言碎语

何镇邦

第一次同严歌苓见面，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的一个欢庆庆典上，时令是夏天，地点是位于北京北郊的远望楼宾馆。那时的严歌苓还很年轻，在文坛上也因“女兵三部曲”之一的《一个女兵的悄悄话》出版而崭露头角。在我印象中的严歌苓，与其说是一位才华四溢处处想引起人们注目的青年女作家，倒不如说更像是一位还有几分羞涩的女兵。据介绍，她刚离开部队的文工团不久，在那里，她是一位不错的舞蹈演员，善于用形体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因此在那次聚会上，她的话不多，却颇为专注地听别人说话。记得最后还有一张合影，但我始终没有找到，不知放哪里去了。这次见面很偶然，也很短暂，但在我和严歌苓的记忆里都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后来我就一本本地读她的“女兵三部曲”，除了《一个女兵的悄悄话》，还有《绿血》《雌性的草地》，书中那种独特的女兵的叙述语调深深地吸引了我，让我开了眼界，知道军事题材的长篇小说还有这么一种新的写法。从此，严歌苓的创作进入了我的视野。

再次见到严歌苓是几年后的1989年的春天。那时，我已到鲁迅文学院主持教学行政工作，并于1988年下半年同北京师大研究生们共同举办了首届文学创作研究生班。这个研究生班的预备班是1988年秋天开学的，严歌苓在一位老作家的鼎力推荐下进入这个研究生班，成了我的学生，从此，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多了起来，有时也可以随便开开玩笑。从侧面了解到，她刚从澳大利亚回来不久，在那儿埋葬了她的第一次婚姻。她仍然在一个部队的创作室工作，走读，每天要从北京的西郊赶到位于北京东郊的鲁迅文学院上课，穿过整个北京，是比较辛苦的。然而，她是个很有韧劲的女性，看似娇小，却很能坚持，大半年的课上下来了，没有缺过课，这一点颇让我感到惊讶。但是到了1989年底，她却向我提出要中断研究生班的学业，到美国去，去开辟新的生活道路。对此，我只能以惜别的心情对她的打算表示支持，为她办好退学手续和到美国后报考新学校需要的各种必要的学历证明。到美国后的一年中，歌苓有时还来信介绍她考“托福”和报考大学的情况，当然还有打工、写作情况。可以想象，娇弱的她，只身赴美留学，苦头是不会少吃的。她在信中说，为了生存，白天必须出去打工；到了晚上回到住处，喝上一杯咖啡提提神又要为写作准备功课。每天要坐十几个小时，连坐骨神经都出了毛病。我真赞叹她的毅力和韧性。皇天不负苦心人，她终于同时考上三所大学，最后选定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小说写作系攻读英文小说写作。她是这个学院小说写作系百年历史上的第一个外国人。其五年的学习生涯无疑是艰苦的，也是收获颇丰的。此后的几年中，我同歌苓之间失去了联系，但关于她的消息，尤其是获奖的喜讯还是不断地传到我的耳中。例如，她的短篇小说《少女小渔》获1991年《中央日报》短篇小说首奖，她的长篇小说《扶桑》获1995年《联合报》长篇小说奖，她的另一部长篇小说《人寰》获1997年《中国时报》百万长篇小说奖，等等，仅在台湾，她就连续拿下了九项文学奖，其他奖项还很多，难怪人们说她是位“得奖专业户”，是海外华人作家中获奖最多的作家。更令人高兴的是，她已涉足电影编剧，她同陈冲合作的电影《天浴》取得了成功，她自己改编的电影《少女小渔》拿下了“亚太国际影展”最佳影片奖等数项奖项……严歌苓终于在海外华文文坛上冲杀出来了，这怎能不叫我这个曾经是她的老师的朋友感到由衷的高兴呢！

同歌苓分别十几年后，再次见面是在2000年6月于加拿大温哥华举办的一次文学活动中。那一次，我与哈尔滨的小说家阿成是作为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的客人应邀访加的，我们同严歌苓同为加华作协的客人出席该会与温哥华华人文化中心联合举办的第四届“华人文学——海外与中国”研讨会。会期只有一天，严歌苓又是头天晚上由旧金山来到温哥华的，几乎整夜未眠，显得憔悴。但她依然参加整天的活动，并在会间同我做短促的交谈，然后又匆匆地分开。好在我结束在温哥华的活动后，准备应邀赴美访问一个多月，到时将有旧金山之行，可以到严歌苓府上拜访她，从容地聊一聊十几年来的情况。

我在温哥华的访问活动结束后，于2000年7月1日由温哥华到洛杉矶，在洛城做停留，于7月5日由洛杉矶到旧金山。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曾在一起工作过后来定居美国的一对夫妇到机场来接我。

在洛杉矶时曾同严歌苓通过电话，她说7月6日一早就要去参加加州作协的一个活动，有几天不在家，因此要求我7月5日下飞机后先去她位于湾区Alamela小镇上的家，吃饭后再回到三藩市我那两位朋友的家住下。在旧金山机场我向两位接我的老朋友说明这一情况后，他们慨然允诺先送我去严歌苓家做客，可是在旧金山住了十多年的他们对湾区的路并不熟悉，七问八问到达Alamela时，已近傍晚，从机场到这个湾区小镇，居然花去了整整三个小时的时间！

但是，旧金山的湾区果然很美！位于湾区边缘的小镇Alamela也果然很美！严歌苓的家是一座崭新的两层楼的连体别墅，屋里布置得颇为雅致而温馨，且很简洁朴素，在客厅落座后，她首先向我们介绍了她的先生。他叫劳伦斯·沃克，意大利裔的美国人，曾在美国驻我国沈阳总领馆当过外交官，由于读了严歌苓的小说后崇拜严歌苓，并于严歌苓到达美国的第二年，也是严歌苓最困难的时候，毅然放弃外交官生涯同歌苓结了婚。严歌苓给她的丈夫起了个中国名字叫“王老乐”，劳伦斯·沃克先生欣然接受。由于沃克通晓中文，我们交流起来很方便，落座不久，即交谈得很融洽。在匆匆参观了他们的家，照了几张纪念性的相片和做一些介绍性的交谈后，严歌苓同她的丈夫准备宴请我这位来自远方的客人。他们已在三藩市的闹市区一家湘菜馆定了位，吃湘菜倒很合我那位朋友的胃口，因为他是湖南人。但我是不敢吃辣的人，于是就改在紧靠Alamela的奥克兰市的一家上海餐馆设晚宴招待我。这里果然是一家很地道的上海餐馆，老板是一位中年上海人，颇为热情和精明。我们点了腌海鲜，墨鱼大烤等十几样上海菜，便边吃边聊起来。歌苓向我介绍这些年来在美国的生活和写作情况，也谈及她今后写作上的打算。她已经远离祖国，过去的生活积存也写得差不多了，打算以到美国的新老移民的生活为主要素材，开辟新移民文学的新篇章，从一百多年前到美国西部淘金、修铁路的老华工起写到20世纪末乘国门大开之际出国谋生的新移民。我很赞同她这个写作计划，并预祝她取得成功。当然，她写作生涯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同陈冲继续合作，从事影视的编剧，并打算打进好莱坞，成为他们的特约编剧。最近见面问到这方面的情况，她说进展颇顺利，已同好莱坞签约，成为他们的特约编剧，用英文为他们撰写了电影剧本。这在严歌苓的创作生涯中当然也是一个重要的篇章。在奥克兰这家上海餐馆里的晚宴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尽管我两位湖南朋友后来叫唤吃不饱，我却是吃得很饱，过得很愉快。

从2000年7月在旧金山湾区的一见至今，两个年头过去了。这两年来，歌苓由于种种原因经常回国，也准备在北京置业居住，但由于彼此都忙，无缘晤面。这次为了编“名家侧影”中关于她的一辑文字，才见到她，她风采依然，但还是弱不禁风，保持着那种外柔内刚的秉性。这次见面，我们彼此都发现，除了回忆在鲁院那段生活叙叙师生友谊外，我们在写作与批评方面也有不少话题可谈，我们将有更多可以合作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