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召政

人言萧瑟我轩昂

熊召政

一

我不知道该怎样评价我自己。我曾写过一首《楚狂人》的诗：

楚狂人说楚人弓，半壁江山一往红。

百战纵然输社稷，人间依旧吊英雄。

由此可见，我是一个英雄主义者。当然，也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英雄与理想是不可分的。

我之所以成为一名作家，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记得我考上县中学时，是“文革”开始的前一年。报到那一天，县中学大门的两侧各挂了一条横幅，左边是：“欢迎你，未来的科学家”，右边是“欢迎你，未来的文学家”。我脑子一热，竟然跑到右边的横幅下站了好一会儿。那时候，天真少年们的理想是当一名解放军战士，或者炼钢工人，或者拖拉机手，像我这样不知天高地厚的楚狂人委实没有几个。同学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盯着我，并从此送我一个绰号：熊作家。

如此称呼，自然是取笑我。我于是跟他们赌气，今生一定当一个作家给你们看看。幸亏我的父亲是一个新中国成立后才扫盲的木匠，根本不知道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舞文弄墨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我只上了一年正规的初中，“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的灾难也开始了。如果要细数我从少年开始吃过的苦头，或者干脆说是“一浪高过一浪”的灾难，那足可以写成厚厚的一本书，这里姑且略去不谈。

1979年之前，我似乎从来就没遇到过什么顺心的事。当了一年兵被遣送回家，随后全家下放农村。屡次招工，名额皆被有权势者侵占。好不容易安排进了县文化馆编辑一份油印的刊物，却因几次用了“坏人”的稿子差点被抓进监狱。有智者言“苦难是最好的营养”，此言不谬。正是因为备尝艰辛，才养成我百折不挠的性格。

就在1979年，我写下了政治抒情诗《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没想到，这首诗竟然在当时的中国诗坛掀起如此巨大的波澜。也就因为这首诗，我的作家生涯便正式拉开了序幕。

二

1981年年底我开始当专业作家，那一年，我二十八岁。我们省作协当时的专业作家一共有八位。姚雪垠、徐迟、碧野等都是大家，鄢国培、祖慰和我都是80年代调进的，我最小，又是最后一个，祖慰老笑我“第八个是铜像”。第一次参加专业作家会议，同这些如雷贯耳的大作家们在一起，我立马感到心虚。特别是姚雪垠和徐迟两人，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他们每到一处所受到的欢迎，如同今天的歌星、影星。姚雪垠第一次同我谈话，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口气说：“年轻人，不要写了一首诗就沾沾自喜，今后的路还长着呢。”我听了诚惶诚恐，本想对他说：“姚老，我今后也要写历史小说。”但没有勇气说出口。徐迟最具名士气，也最能坚持理想。当时的省文联党组书记、老诗人骆文同志把我推荐给他，他皱着眉头对我说：“我历来反对把诗当成匕首和投枪。”我顿时觉得讨了个没趣，脸腾地红了，大概就是这一红，让他发现我还是一个朴实的来自山里的文学青年，他严峻的脸色又和缓下来，又说了几句勉励的话，并约我第二天单独去见他。大约谈过几次后，徐老发现“孺子可教也”，便对我说：“我要花三年的时间，把你的文学观扭一扭。你先要读书补充知识，我给你开了一个书单，你按着这书单去读。”我接过一看，三分之二是外国的，第一部分从荷马史诗到但丁的《神曲》；中国作品部分，第一部是《楚辞》，第二部是《昭明文选》，大概有上百部。我心中不免暗暗叫苦，这么多书三年岂可读得完？后来证实，三年的确读不完，从1982年到1989年，这期间我便在徐迟的指导下读书和写作。他规定，凡我的创作，不管长短都要先给他看，他同意我拿出去发表才可寄出，我每有新作就赶紧给他送去，他总是不紧不慢朝抽屉里一放说：“先放一放。”有时，他一放就是几个月，其间让我一改再改，他说：“作品就像孩子一样，一定要养，要精心地养，方可成才。”有时，为了一句话，甚至一个词，他都要帮我反复斟酌。经过长达七年的耳提面命，我的文学气质的确被他扭过来了。在徐迟那里，文学是一种理想，是一种情操，这一点，我已完全继承了下来。1993年，我决定下海经商，徐迟乍一听这消息，气得不理我。大约有一年的时间不通音信。后来，在一个朋友的斡旋下，他才同意见我。我对他说：“我下海经商是离开文坛而不是离开文学。”他听后转怒为笑，答道：“如此说，我就放心了，这文坛越来越让人失望，早就该离开了。”

三

人们形容时下的风气：“能唱几首歌的都是歌星，漂亮一点的都是演员，个头儿高一点都是模特儿，剩下的全是名人。”世风日下，徒唤奈何？其实不用骂别人，我自己也是一个不能免俗的人。譬如说，在20世纪90年代初全民经商、一棍子能打着三个总经理的年头里，我也气抖抖地加入了总经理的行列。不过，我下海也并非全部自愿，其实有一些至今仍不能言说的理由让我走上了这条路。

我下海经商的第一个项目是建造一座高尔夫球场。在朋友们的信任与怂恿下，我出任董事长。我当时很投入，每天脑子里所想的完全是同文学不搭界的事。这其中既有刺激，也有挑战。我好胜心强，不愿意让朋友们笑我半路出家不懂商战。一年后，我的工作卓有成效，商界开始把我当成职业商人了。我自己亦树立了强盛的商业信心。但是，每当夜深人静，我发觉我的文人心态并没有改变。一个商人，如果拒绝与狼共舞，那他注定不能成功。至少在我经商的时候，这是一个规律。偏偏我讨厌这规律，我有《经商一年戏作》两首为证：

投身商海作遨游，又赚钱来又赚愁。

一个天生诗佛子，从来故意失荆州。

爱钱偏又爱清高，避席常因浊气豪。

还是去当闲士好，清风明月自逍遥。

这种心态的不可改变，决定我不可能当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商人。下海三年，我便产生了“不如归去”的想法。有商人朋友讥道：“作家有什么好当的，你爬格子累死，又赚不了几个钱，这年头，谁还看书！”我把这种话视为对我人格的侮辱，我仍用诗回答：

一灯能灭千年暗，半卷诗书百代香。

商海漫言名士劫，人言萧瑟我轩昂。

四

1998年，我终于上岸了，在商海五年，我不是一个失败者，我卸下总经理的职务是自动退役，并非仓皇出逃。我回到专业作家的岗位，除了不愿意“与狼共舞”这个因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我要抽出一段时间潜心写作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

大约在我1993年下海经商的同时，我对明朝万历年间的第一任首辅张居正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关于张居正这个历史人物的所有情况，已在我的其他相关文章中详尽论述过，所以不在这里复述。经商的五年，也是我研究明史的五年。在飞机上，在小车里，在床头，我不放过任何一点空闲，阅读有关典籍。当我决定要回到作家岗位时，商界朋友说：“你还能沉下心来，去过那种寡然无味的文人生活吗？”我回答：“古卷青灯的生涯，乃人间至味，不是闲人，安能品菜根之香？”

说到做到，我从董事长专坐的加长的凯迪拉克轿车里走出来，回到书斋独守寂寞，一坐就是五年，如今已把《张居正》前三卷写完，最后一卷正在写作之中，不久即可付梓。我当初下决心“十年磨一剑”，如今，这剑——属于我自己呕心沥血锻造的干将莫邪——不久就要问世了。

屈指算来，我已当了二十二年的专业作家，真正是弹指一挥间。在文学的道路上，我总是在自信与自卑两极中摇摆。与时下的才俊相比，我是老派人物，人过四十后，便以士大夫自居。今春，承《人民日报》文艺部邀请，我二游浙江天台山，赋诗一首，道得我当下的心境，抄录如下，权作本文结尾：

我本江城士大夫，琼台又到总踟蹰。

昔年秋暮看红叶，此日春深听鹧鸪。

雾月初升钟磬远，樵风暂歇老龙孤。

自从遮去寒山子，谁发清歌对碧芜。

从山野间走出来的文人

王先霈

20世纪80年代前期某年初夏的一天，我在一所中学的阅览室里随意地漫无目的地翻阅报纸。那时，我就居住在妻子任职的中学——武昌城东南的偏僻一隅。常常到中学阅览室去，并不是要寻觅什么研究资料，而只为享受幽静，那几年的日子而今给我留下的记忆，是那么轻柔，带着一丝儿温热，远离此前冷峭年月常有的惊悸、惶惧，也远离市区的尘嚣。大家都忙，极少有人到这交通不便的边缘地带找我，除了好事好奇的学生；我担负繁重的教学任务，也很少到教室和家居以外的地方奔走。那好像是一个晴天的上午，细碎的阳光钻过室外大树的密叶，悄悄地也是兴高采烈地在桌上和地下铺着斑驳的图案，不时会有几缕投到我的脸颊和手掌，有似顽童之撩拨。我打开《人民日报》副刊，署名熊召政的一篇散文跳进视野。熊召政这个名字我是早知道的，他是湖北一位年轻的诗人，因诗作《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而广为人知。我读过那首诗，且由于70年代前期到中期我在赣西北大山里面住了四年，随后在湖北京山县孙桥乡下住了一年多，交过一些农民朋友，所以对那首诗很起共鸣。听说作者本是下乡知识青年，发表这首诗的时候不到三十岁。大致推算，没有太多接受学校严格训练的机会。依我的阅读经验揣想，他的作品，可能会是气过其文，真诚情绪的爆发多于艺术技巧的精雕细琢，口语的运用胜过书面语言的采撷。孰料这篇文章却并不如此，而是有着甚浓的书卷气，表达的仍是很有时代感的情思，这使我颇为惊讶。前些时与熊召政谈起这件旧事，隔了将近二十年，他也很难准确判断我当时看的到底是哪一篇文章，说：“大约是1982年发表的《停棹后记》吧。”我要他一定把《停棹后记》找来给我读，那确是一篇清丽的散文，是与许多老诗人泛舟三峡后写的游记，其中如“一片片的香橙树的绿叶素荣，给奇特的山之家族，增添时代的馨香”之类的句子，念一念，齿颊之间仍沁出清甜。但是，当年那种意外欣喜的感觉则不复再现。岁月不居，时移事异，昔日那个诗人早已卓尔成家，而那个读者已是风尘满脸，白发皤然，哪里还能够重新踏进同一条审美感觉的溪流？我为自己刻舟求剑的愚拙而不禁失笑了，不过，二十年前一刹那间生出的印象却不曾模糊，反而更觉分明：他是从山野间走出来的一个文人。

熊召政少年时确然未曾得到持续系统的学校教育，弃学下乡也就在出生的英山县境内，成年以前的世界很狭小，是穷困的大别山区的一个孩子。失学是环境使然，给他带来过揪心的苦痛，可是，祸兮福所伏，免除了死记文字、标准答案，却熟诵了诗词古文、小说戏曲，这使他终身受益。1985年熊召政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作家班，在古代文论课堂上，老师讲解《文心雕龙》，一位同学与他交头接耳，敬业的先生怫然不悦。这位先生可能觉得刚写了几篇作品，对民族美学精粹如此漠然，岂可容忍，于是训诫了几句。熊同学回答说，《文心雕龙》原已读过，还能背诵若干篇章。在老师要求下，真的当场背了出来。这件事熊召政过后回忆颇为歉然，懊悔那时的唐突，对已经去世的老师深怀敬意。这种露才扬己也是少经磨难的文人的习性，是人生一个多半会要经历的阶段，而能够随口背诵《文心雕龙》，在50年代出生的大陆作家里，怕是很罕见的。

几年前，青年散文家徐鲁邀我和骆文先生及熊召政在八一路一家小饭馆里吃饭，话题不知怎么扯到现代社会里人的自我调适能力。我说，章太炎因《苏报》案坐牢，被迫做苦工，偷空读佛典《瑜伽师地论》，出狱时满面红光；同时坐牢的邹容却激愤而死。熊召政马上吟章氏《狱中赠邹容》诗：“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顺口而出，一字不差。此时之吟诗与课堂上背诵刘勰的骈体文，心境却是两样。我当时的观感与贾雨村在智通寺前的心理相近，想到：“这是一个翻过筋斗来的。”人的一言一动，尤其是无意的即兴的话语、表情，有时会流露出他若干年的经历之痕印，流露出他经受的风霜雨雪浸出的水渍，流露出他对人生奥义的领悟。此外，由此也看出熊召政肚子里是有些墨水，所以才能在文词的风格中体现出古雅的书香。胡适曾经夸奖年轻的冰心女士的文字，给五四文学“带来了一种柔美的优雅”，不同于其时一些白话文作者的“粗糙甚至鄙俗”，原因在于她“曾经受过中国历史上伟大诗人的作品的熏陶，具有深厚的古文根底”，熊召政也是在向这个方向努力。熊召政常与画家交游，他出资十余万元资助出版《薛楚凤画集》。薛氏贫病中于1976年春辞世，不闻于时。我请教过内行，对薛先生的成就看法不一。他倾服石涛，我看他的几幅画却联想到丰子恺，悠然古意中饱孕着淳朴人情，我是很喜欢的。熊召政说薛氏淡泊旷逸，画作清冷淡雅，不见半点浮躁，这种人格和作风征服了他，那就是在审美取向上有相通之处。

文学界集体外出，各种应酬场合，东道主要求题字，往往造成尴尬，例如我，字是不能见人的，熊召政在场就化解了。他的毛笔字，大幅小页均得心应手，落笔谨严有法度，提顿之间，轻重得宜，显然是受过训练而又长期乐此不辍的。不过，依我的私见，圆润略嫌不足。这自然只是一家之见。黄庭坚评蔡襄书法云：“蔡君谟书如蔡琰《胡茄十八拍》，虽清壮顿挫，时有闺房态度。”蔡襄的字我百看不厌，倒是黄庭坚的字，豪健却张扬，前人讥为“蛇挂枯枝”，会给观者一种压迫感。我这样妄议，也属于“闺房态度”吧？无论如何，熊召政的字是够进书法协会的。写旧体诗词是熊召政另一爱好，他自己已经编了一本旧体诗词集，徐迟、曾卓两位新诗耆宿生前分别写了序，都写得不短，不是礼节性的，而是认真的评论分析。早已有出版社愿意接受，作者却还想多多琢磨。也对，旧体诗写作的趣味大半在反复琢磨之中，吟安一字，浮一大白，真不知心之何以旷而神之何以怡。

“文人”多不拘小节、不受礼法羁缚，所谓“不护细行”，似乎不如此便不显风流倜傥。古来如此，于今为烈。熊召政有风流倜傥的一面，他打高尔夫，身手十分矫健，有时能够一击而球上果岭，球杆画出弧线如电闪，球在半空飘飘滑行，如鱼游鸟翔。这也像写诗写字一样，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行于所当行而止于不可不止。但他还有很“守旧”的一面。前年他接我和老编辑田中全先生到英山桃花冲，看《张居正》第二卷打印稿。其时骆文先生和作家张映泉也在，安排大家晚上吃一餐农家饭，熊召政请他的岳丈和本地一位官员作陪。下午，我见他闷闷不乐，眉间似有怒色，询问是何缘故。原来，执事者（他的弟弟）没有和他商量，开了一辆好车去接官员，而用桑塔纳车接他的岳丈。后来，下山回武汉，分派座位，他叫自己的儿子坐后排中间，请所聘的两位年轻的职员分坐后排的两侧。长途坐车，中间的人被两旁挤压，四肢难以伸展，会有些不舒服。这是细而又细的细节，当事人很可能浑然未觉。我在一旁闲看，却很有感触。按照传统的观念，“礼”是一种文明，也是教化。《礼记·乡饮酒义》说，“乡饮酒之礼，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听政役。”“政役”是饮酒礼上的事务，就是说坐着的是老人，听差做事的是年纪较轻的。倘若年轻的张手叉腿仰坐，让鹤发苍颜的跑前跑后打杂，那是不成体统的。可惜，这类不成体统的场面，人们不时还会碰到。熊召政说起他是一个新作者的时候，每次到编辑部，《长江文艺》的老编辑阳云、田野先生，如何彬彬有礼，仔细擦干净茶杯，倒上水，夸奖他的作品，鼓励他精益求精。我想，这种“礼数”还是应该一代一代往下传。略有所成，便对帮助自己入门的编辑不屑一顾，那样的“文人”，“文”也欠缺。我有不少年轻于我的朋友，我在十年前写的《三人行》里说到他们给我的帮助、启悟和激励。“三人”是文学批评界的，其中的於可训，也是熊召政的知交。他们两人有一些共同点，於可训当过铁路工人，做教师后依然侠肝义胆，曾经两肋插刀打抱不平，双手把一位欺负青年教师的房管人员平地端起又放下，吓得那位老兄立马把扣压的分房指标给了应得的人。这段故事被一位作家写进小说，发表在《人民文学》杂志上。熊召政是山野间走出来的文人，於可训是铁路车场里走出来的文人，这两位好友的文才都让我佩服。偶有微憾者，他们的“山气”“野气”似乎不再那么浓厚了，这也是势有必至，理所固然，如今他们都名满天下了，哪里还能“撒野”？但是，回忆少年的狂豪，寄托一点怀念之情，总还是可以的吧？

熊召政，对人本生命观的超越

董子竹

一

1970年，有一个十七岁的青年，站在他的故乡大别山中的一座高峰上，写下了这样的诗句：

奇峰拔地傲苍穹，压倒群山气势雄。

秋来一把枫林火，万壑千崖寸寸红。

已故的著名作家徐迟对这首诗的评语是：“这首诗值得徘徊其下，奇峰引出奇句，贯穿一生的气概，唯傲字提纲挈领，则苍穹不可傲也，其结句‘万壑千崖寸寸红’！两个‘寸’字就涌出亿亿万万都不止的‘寸’字来，写的是奇峰，写的是红枫，其实是自己，也只是自己，起得好，结束得也好。”他十七岁时写的这首诗贯穿了他的一生。

三十年后的今天，这位当年自称的“大别山的大手大脚的儿子”的青年，已经成为了驰骋文坛的著名作家了，他就是熊召政。

1980，年仅二十七岁的熊召政，就以《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这首诗而享誉中国诗坛。诗在《长江文艺》元月号头条发表后，立即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人民日报》《新华文摘》《文艺报》《作品与争鸣》等数十家报刊均转载或发表评论。《长江文艺》更是为此诗开辟专栏讨论达半年之久，仅这一首诗的评论文字就达三十万字之多。一首诗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实不多见。1984年，《华夏诗报》一创刊，就在头版发表了著名编辑家，时任湖南文艺出版社总编朱树诚先生的长篇报告文学《一首诗，在中国……》，为此作了详尽报道。熊召政也因此诗获得了1979年—1980年度全国首届新诗奖。也因为这首诗，熊召政作为文坛的后起之秀，同年被调入湖北省作家协会。更有幸的是，他成为著名作家徐迟的入室弟子，在严师的指导下，他开始了长达二十年的职业作家生涯。

二

“万壑千崖寸寸红”是青年时代熊召政的心声，也是步入中年时代的熊召政的步步足迹。当代几位著名作家大半都有着自己一份艰辛的履历，但较之召政怕还是要强得多。起码我认识的贾平凹，其才赋远胜于刻苦，平凹可以写出《浮躁》《废都》这样的煌煌大著，但绝不可能如召政这样写出文笔史笔皆堪称一流的《张居正》。

不管别人是如何评论熊召政的，我以为熊氏真正的巅峰并不是他赖以名享华域的《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这首诗不管如何激动了时代的心灵，但终是未摆脱一个幼稚时代的“义愤”情结。对社会，对人生，对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对生命本体的思考，不止是十分缺乏，有的层次基本没有触及，绝不是支撑一个时代文人应有的肩架基构。只有熊召政一头埋进明史的故纸堆中，爬梳一代名相张居正的足迹之时，只有当他放下高尔夫球杆铺开《张居正》第一卷的稿纸之时，我们才见到了一位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大作家的风范。

作家难，史家难，作家写史难上加难。史家只需认真理清某一时代的人们表象生存的脉络，便可称为秉笔直书的良史了。然而，作家写史则绝不可只止于此，他不但要搞清他所写的那个时代人们的心灵的历史，更要找到那个时代人的心灵史与我们这个时代人的心灵历程的对应情结。任何作家写史都是写当代的思想史境，否则只不过是个历史故事家。当代写历史小说者大有人在，真正可称之为历史作家的人也有几位，但像熊召政这样，通过爬梳明代的心灵历史，进而观照整个中华民族心灵史的，在今天的中国怕只此一人。在20世纪的世界文学史中，也只有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堪称达到了这个水平，《张居正》还没有最后完稿，但从目前已出的几卷看，熊召政是在做着穿透整个中华民族意识史的努力。

熊召政能有如此的功力，这与他青年时代的“寸寸红”般的刻苦有着密切的关系。

熊召政刚上初中二年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虽然十八年后，已经担任湖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和《长江文艺》副主编的他，有机会入武汉大学作家班就读，但其间漫长的青春岁月，熊召政都是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中刻苦自学的。1970年，他作为知识青年下到农村，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他常常是伴着一盏昏黄的煤油灯读书到天亮。在偏僻的乡村里，“扫四旧”还不算彻底，因此，他常常能借到一些残破的线装书来读。为了能借到一本书，他不惜翻山越岭跑几十里的山路。记得有一次，他听说七十里路外一户人家有一套《文心雕龙》，他在生产队里请了一天假，起五更长途步行找到那户人家，谁知人家不借，急得他眼泪都出来了。当人家弄清楚他是饿着肚子走了这么远的山路找上门来时，也被感动了，便搭梯子上房梁取下这套用塑料纸包得紧紧的线装书，答应借给他看一个月。熊召政如获至宝，当天下午就往回赶，半夜才到家。因为书是借的，他就去乡供销社买七分钱一张的白纸裁小制作成本子，硬是把《文心雕龙》抄了一遍并反复背诵，多少年过去了，如今熊召政还能将其中的某些章节诵读如流。就是在那个革文化命的年代，在乡村务农五年的熊召政，读了大量的书籍。从《唐诗三百首》到《古文观止》，甚至《龙文鞭影》和《解人颐》之类的闲书杂著，他都背诵过，研读过。

正是这一段经历，使他终于从前人的文字缝中体味到了民族的古人的心灵的风味，也可以说正是这一段经历，为他今日跨入史家行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回顾今日的文坛，对欧风美雨趋之若鹜者大有人在，总是想从西方的所谓“民主体制”中找出几条圣则来观照我们民族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心灵史。这样的作品一旦出笼，的确可以惊世骇俗一回，但毕竟是海市蜃楼一阵风似的去了，连“烟消云散”也不是。

一个不了解民族昨天心灵的作家，怎么能是作家呢？只要是作家，就应该有这样的本事，可以以今人的眼光看古人，也可以以古人的眼光看今人，一部伟大的作品必须在这种双重观照中完成。

三

凡读过熊召政《张居正》前三卷的人，都不能不惊讶于这个新中国成立后才出生的人，怎么会把古代官场朝野机巧权诈的生活写得那样入木三分，我们以为这和熊召政敢于大胆下海经商有关。

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熊召政沉寂了大约十年时间，其间他闭门读书，认真研读了儒、释、道三家的诸多经典。可以说，这段时间是他生命的重要转折时期。他从一位强烈关注现实，积极针砭时弊的作家逐步演变成一位冲虚淡泊，有着文化襟抱的智者。1993年秋，在几位朋友的怂恿下，他办理停薪留职手续，暂时离开专业作家一职而下海经商。

20世纪90年代初，文人下海几乎成为一种时尚，但熊召政下海并不是冲着这种时尚来的。他是真正想找一种活法，想通过波诡云谲、瞬息万变的商场来考验一下自己的生存能力。客观地讲，文人下海成功的不多，但熊召政无疑是一个成功者。他步入文坛的起点高，步入商界的起点也高。一般的文人下海总是离不开文，办个广告公司、文化传播公司什么的。熊召政甫一下海，就担任一家高尔夫球场的董事长。这个项目是他一手策划的，从筹集注册资金、申办营业执照、招聘员工、批租土地到项目审批、球场开工典礼一应事宜，他都处理得井井有条。难怪上任之初，一些商界朋友啧啧称赞，说他不仅是文坛的才子，同时也是商界的骄子。但是，只有熊召政自己心里明白：他只是商场的过客。

经商最为红火的时候，也是熊召政研究佛教入迷的时候。那几年商务之暇，他几乎跑遍了中国的佛教名山和丛林梵宇。每年深秋，芦花白枫叶红的季节，他都会自己驾车在江南旅行，在高尔夫球场享受挥杆之乐，在肃穆的庙宇里听暮鼓晨钟。他惬意于这种生活，但商场的尔虞我诈他却难以适应，他慢慢明白了商场的秩序混乱，主要原因是商人们道德感的丧失，而这种道德感的丧失，又起因于官场的恶性腐败。经商期间，熊召政写过这样的诗：

偷闲今又上罗浮，静读林泉半日书。

商海误人还自误，何妨云里听姑苏。

疏钟红叶年年有，道榻禅房处处稀。

首记去年春月下，空山流水尽玄机。

仅从这两首诗看，熊召政就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商人。他曾对友人自嘲说：“别人说我是儒商，这实在是抬举我了，我其实是一个商儒。赚一点小钱，用来保持自己独立的文化品格，仅此而已。”自嘲归自嘲，熊召政经商五年，还从未栽过跟头，从红莲湖高尔夫俱乐部董事长一职离任后，他还担任过上海运通公司董事长，深圳君安证券公司顾问等商职。不同的商业领域给他带来了不同的商业经历。到了1998年，一来是他厌倦了商业生涯的“非人”生活，二来是因为他想要静下心来写一部安身立命之作，就又回到了专业作家的岗位上。

正因为有了这样一段亦商亦儒亦佛亦道的生活，才使召政不仅可以理解冯保、邵大侠这样的“坏人”，也可以理解高拱这样飞扬跋扈的“好人”，更能理解张居正这样的王阳明心学的真正继承人“慎守汝身，物将自壮”的心境。这种“心学”心境往往不是我们用今人的逻辑思维所能分析得出来的。王阳明的“心学”，纯粹是一种生命体验、体验生命的哲学。未入其境者无法与之对应言说。不懂“心学”者也就无法理解一代名相张居正真正的用心着力处。读完《张居正》的前三卷，我们以为召政与张居正应该是通了心的，与冯保、邵大侠之流也是通了心的。

以商人的眼光看文人、官人，以文人、官人的眼光看商人又是一对双重观照，多形态的人生经历与对佛道儒的爱好，使召政在与古人通心达话之余，也悟透了这个时代现在的一切为什么会如此，我以为这是今人读《张居正》时应刻意去体悟的。不然，《张居正》于你，也莫过是一个普通的历史故事而已。

时至今日，《张居正》还没有如《曾国藩》《雍正皇帝》那样的轰动效应，一来是今日的人心太过浮躁，二来是熊氏与古人通心对话走得太深。如果我估计得不错的话，随着国家的日益强盛，人民生活日益安定，中国人浮躁的心绪会不断减弱。到了那时，人们再回头读读召政这部洋洋百万言的《张居正》，可能会大为惊叹作家对中华民族意识史的强力穿透。

真看懂了《张居正》，你就会真明白中华民族的文化在20世纪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的尴尬，也会悟到在21世纪人类文明巨大变革中我们的文化的极端重要的位置，以及中华传统文化在信息时代基因时代不可替代的价值。

我以为，人们如果要认识《张居正》，最好不要遗忘了这前照五千年，后照五千年的超大时空，否则你会认为熊召政也莫过是为了个人安身立命才写下这百万字的《张居正》。

熊召政面面观

何镇邦

一

对于熊召政，可以说神交已久。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当他的政治抒情诗《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引起轰动，毁誉参半时，就知道湖北文坛有位才华横溢且桀骜不驯的青年诗人熊召政。以后，又陆续听到过关于他的许多传奇故事。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我因鲁迅文学院同华中师大联合举办两期文学评论研究生班之故，经常跑武汉，有时一年要去五六趟，可是一直无缘同熊召政谋面，可能是缘分未到之故。

同熊召政见面，迟至2001年秋日。当时，我同北京几位评论家一道应邀到武汉参加青年作家晓苏的长篇小说新作研讨会。熊召政也在会上，于是很自然地要见面。因为此前的九月间，我同华中师大教授，我的挚友王先霈一起访台，在台湾的十天行程中以及后来一道到深圳参加一个作品研讨会期间，他多次向我提起熊召政以及他的新作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由于有了这个铺垫，还有将近二十年的神交，使得我同熊召政的初次见面没有一点陌生感，完全是一种一见如故的样子。当然，彼此也都有相见恨晚的谓叹。

会后的登磨山、游东湖，我同熊召政一路上聊了很多。尤其是游黄州，熊召政的夫人邱华也一起来陪我们，召政自己驾车，车上只有他们夫妇和我们夫妇四人，聊得更多。他一边开着车，一边聊起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段传奇般的经历——由于当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陈丕显对他的赏识和爱护，他不仅免去了一场挨批的悲剧，而且由于后来陈到中央工作和竭力推荐，他差点走上了显达的仕途。要不是熊的老师老诗人徐迟出面阻拦，熊召政人生的历史恐怕要改写了。当然一路上熊召政也深情地谈到徐迟对他的关心和培养，包括一些严格的写作训练。后来我才知道，熊召政的传统诗词写得如此地道，有较厚实的古典文学的功底，这一切同徐迟对他的培养是分不开的。当然，一路上也谈到他1989年那段难忘的经历和90年代后下海的种种故事。到黄州以后，我们一起游了东坡赤壁。然后，由他的内弟出面在黄州请我们一行十余人吃了一顿很地道、风味独特的英山菜——也就是他们的家乡菜。这就是熊召政的聪明之处，既给了他内弟足够的面子，又把招待我们的任务“转嫁”到他内弟身上。

晓苏的长篇小说研讨会结束之后，我由于准备到深圳参加另一个活动，于是独自留下来在武汉逗留几天。这几天，为我与熊召政深入交谈提供了良好的机会，他送来了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的一、二卷《木兰歌》与《水龙吟》，又介绍了这部小说的写作经历和其他两部的写作打算。当然，这几天的接触和交谈，也加深了彼此之间的了解，为我们后半生的友谊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

今年春天，为了准备参加湖北省长篇小说创作研讨会，我用了个把月的时间比较认真地读了《张居正》的一、二卷，随后又读了第三卷《金缕曲》的大部分书稿。以我数十年来阅读长篇小说的经验，惊奇地发现，这是当代不可多得的一部长篇历史小说佳构。它的出现，可以说是世纪之交的中国当代文坛一个重要的收获。据我所知，熊召政为《张居正》的写作潜心进行了近十年的精心准备，这种准备包括生活和艺术以及史料的准备，当然，更重要的是唯物史观的铸就以及古典诗词写作的基本训练，再加之他那种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以及从善如流的谦虚好学的精神。在《张居正》的写作方面，有几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02年春三月，湖北省作协等单位在鄂西北的武当山下汽车城十堰市召开“湖北省长篇小说创作研讨会”，北京和武汉评论界的不少朋友应邀与会。会上，对近年来的湖北长篇小说创作进行一种检阅式的巡视，并重点探讨了七八部代表作的得失。其中自然有熊召政的《张居正》，因为会前这部作品的一、二部刚刚获得“湖北省政府图书奖”和“第五届屈原文艺创作奖”。尽管有好几位重点作品的作者因各种原因推托不能到会听取意见（近年来，常常碰到这么一种让人感到尴尬的场面，被研讨的某部作品的作者不到场，原因是其作者自我感觉良好，觉得不必听取别人的意见），熊召政虽然也有较高的知名度，且作品出版后反响强烈，他还是推掉各种事情如期到会，并且出席每天的会议，认真听取意见。由于这一点，博取了“从善如流”的美名。会后，他邀我绕道武汉回京，在武汉逗留的两天里，我读了他已写就的第三部《金缕曲》的十几万字的初稿。读后，我向他坦陈了意见，大约有第一回“李国舅弄言拾妖道，孙督选拔扰启衅端”中关于白云观的静态描写过多，情节进展缓慢，以后几回中写工部尚书朱衡左掖门受辱叙述的层次有些颠倒，第八回写张居正到隆福寺见李太后的场面笔墨不能放开，等等。召政听了我的这些意见后，居然决定把已写成的第三部的十几万字稿子推倒重来，从头写起。这一回，当真让我感受到他“从善如流”的心胸和写作姿态，也找到了他成功的最根本原因。

在写作中，熊召政一方面“从善如流”，听取来自各方面的意见，同时又认真严肃地对待每一个情节、每一个场面以至每一个细节。例如第三部的第一回写到万历的“内相”冯保到北京西郊的白云观过“燕九节”，为了写得准确，他几次到白云观勘察，并用摄像机录下白云观的几个院落，以便写作时放录像观摩。前不久，我有一次有事打电话到他武汉的家中，他家的小保姆答道“熊召政不在家，到山东去了”，于是打他的手机，果然在山东，且正在曲阜孔府里勘察，原来第四部里将写到张居正准备惩办有贪污恶行的衍圣公后人，必须写到孔府，于是他就到孔府勘察录像了。这样写历史小说，可谓一丝不苟，但是却要赔上不少时间和本钱，这种事恐怕只有熊召政才愿意做，也才能做到。

历史小说创作中有一个难点，那就是语言上的雅俗共赏。写宫廷和官宦人家，必须有奏章诏书，也必然有诗词歌赋的唱和。有些历史小说，讲起故事来倒是相当吸引人，但一旦碰到要代大臣拟奏章，代皇帝拟诏书，要代一批文人骚客拟诗词歌赋，就犯了难，并露出了马脚，故只有其俗的一面，很难雅起来。代拟的奏章诏书，弄得四不像；代拟的诗词歌赋，不合辙不押韵，于是降低了作品的审美层次。这方面倒也难不住熊召政。我读过召政写的一些旧体诗词，韵味相当高雅，体式韵脚也都符合体制，他在《谢何镇邦先生赐饮大红袍》一诗中这样写道：“冬日京华冷，红袍独煮春。千秋名士气，一夕故人情。秋向丹山老，香随碧水情。何时重乞火，对月话胸襟。”这一首五律，吟咏的虽是品茗小事，却透露出一种高雅的诗歌和深厚的情意，令人爱不释手。我主编的一家企业报《长城润滑油》的副刊《清水河》上就曾多次选发他的旧体诗词，受到读者的好评。加上他办这些事时态度十分严谨，十分认真，于是检视《张居正》各部中的诗词歌赋，还有奏章诏书，大都比较地道。有一次，我打电话到他家，他正在伏案写作，代张居正拟一份奏章。他说，就那么几百个字，往往要费时一日，反复琢磨修改始成，可见其态度之认真。由此可见，写长篇历史小说同写政治抒情诗不一样，不能仅仅凭一时的激情和才华，还要靠锲而不舍的精神和水滴石穿的功夫。

三

熊召政在生活中扮演多种角色。就事业而言，他既是颇有成就的企业家、证券专家，又是著名的诗人和历史小说家。他可以做到在商言商，在文言文，同一些搞企业的朋友在一起，他就像个风流倜傥的青年企业家，炒股票、打高尔夫，他样样不落伍，而同文坛的一些朋友在一起，他又是一位博学多才的诗人作家，读古论今，可以说样样精通。在文学的领域里，他也是一位多面手，新诗、旧诗，他都能熟练地驾驭。小说更不必说了，有一部《张居正》足以表明他的水平。他的散文也写得相当漂亮，去冬今春，《人民日报》文艺部同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公司联合举办“长城杯·新游记”征文活动，他写了一篇《昙华寺对弈亭记》，仅千把字，无论立意还是语言，均属上乘，结果拿走了这次比赛的一等奖。前不久，他在广东旅游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游记结集《千寻之旅》，收入他近年来不少精美的游记佳作，展示了他这方面的才能和成就。

在家庭里，熊召政也扮演着种种角色。他首先是位孝子。他的老母亲已有八十多高寿，由于召政夫妇对老人孝顺，因此虽然兄弟好几个，老人还是愿意住在召政家，而且母子相依相恋到令人感动的程度。据说，每天晚上只要召政没回到家里，老人就不愿意就寝，在客厅里坐等，一直等到召政回到家里同老母见过一面，她才愿意回房就寝。去年十二月，熊召政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访问印度。访印期间，恰遇印度国会大厦爆炸，新闻播出后，碰巧熊召政那几天由于通信不便没有打电话到家，竟让老太太急得几天不吃不喝不睡觉，也急得召政的爱人邱华到处打电话询问。我当时正出差到山东济南，邱华打我的手机询问此事，我马上打电话到北京王蒙家询问，才得知代表团安然无恙，只是打电话不便而已。把这个讯息传到武汉后，老太太才开始进食，休息。由此可见母子情深何其乃尔！对母亲如此，对妻子和儿子也是没说的。我多次目睹他在邱华和儿子熊维面前的样子，完全是个合格的负责任的丈夫和父亲。召政的独子熊维在加拿大东部多伦多郊区一家商学院学语言，使他们一家牵肠挂肚。2001年11月，我应邀到蒙特利尔、多伦多等地访问，他们给儿子带了一大包东西，原来都是些调料，怕孩子在那儿生活不习惯，连烹调的调料也远从国内捎去。仅此一例，足见其关心之切，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为了望子成才，他们的付出实在难以尽述！召政的夫人邱华在华中电管局担任要职，他们住的房子也是电管局的宿舍，召政在那儿完全是个家属的角色。召政在有的场合下未免要逞能作大丈夫态，耍耍威风，每到此时，外柔内刚的邱华总是让着他，等回家才算账。有一次，我同他们夫妇同在一席上，熊召政为了表现他的真诚和酒量，酒一杯杯地干，连邱华在一旁劝阻也置之不理，结果这次确实喝多了。据后来熊召政对我说，当他们回到北京的住处时，他就觉得不行了，吐了一阵子。这时，邱华就开始数落了，每当这种时候，熊召政也很懂事，只听不答，于是等邱华气消了，也就风平浪静了。他俩共同生活二十多年来，不能说没有磕磕碰碰的地方，但总能相互扶持，同甘共苦，尤其是一次次渡过生活中的风浪，这使得他们共同生活的感情基础相当牢固。

熊召政每谈及他的小家，总是感到温馨和满意的，因此，他时刻也不忘记他作为丈夫的责任。对于朋友，熊召政可以说是位重友情、讲义气的好兄弟。他的诗友刘湛秋由于交通事故惹了一场官司，被判赔偿四十多万，这对湛秋来说简直是个天文数字，为了帮湛秋渡过难关，他不仅慷慨解囊，而且发动朋友们一起来捐助，使湛秋渡过了难关，一时传为美谈。对别的朋友也是如此，只要谁有困难，他就尽其所能帮助谁，有些到武汉出差公干的文坛朋友，他也为湖北作协分忧，出车接送，出面接待。我同召政交往一年多来，深感他的友情诚笃，仗义疏财，真可谓文坛的“及时雨”。

常言说，文如其人。一个作家的人品同文品应该是统一的，我不赞成作家的人格分裂，在作品中是一个样，而在生活中又是另外一个样。在我同熊召政不长时间的交往中，深感他的文品与人品是统一的。他在作品中（无论是诗歌还是小说、散文）所表现出的嫉恶如仇、乐善好施、刚正廉洁等高尚品格，在生活中也是努力这样去做的。唯其如此，我愿同他为友、并引以为荣。

熊召政的生活道路和文学创作道路都还很漫长，在这篇短文即将打住时，我只能叮嘱这么一句：走好每一步，老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