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少衡

讲述我自己的故事

杨少衡

我这些年的中篇小说大都写同一类人的故事，主人公为一些基层官员。早一点的《钓鱼过程》写几个乡镇小官，被假冒台商用暗娼暗算然后惨遭敲诈。后来的《霸王阵》写一个在县城修建广场主持民俗活动的县长被“哈掉”，也就是生殖器给“夹住了”的故事。《秘书长》描绘一位老秘在机关中枢游刃。《亚健康》表现一位官员为处置一瓶烫手顶级洋酒的焦灼。2004年底以来，我写了《尼古丁》《林老板的枪》《金粉》等六个中篇，主人公一式为县政府头号大员，秉性和命运各异。我试图在这一类人的故事里写出他们的个性，触及时下社会面貌之一侧，表达自己的理解。由于题材范围比较特殊，一些朋友称我这些小说为“官场小说”，或“新官场小说”。我曾略有不服，自称所作为“官员小说”以示区别。有一位记者朋友把我这句话拿到报纸上用，文字略有变动，叫“官人小说”，我发觉自己因此有些宋代山东汉子的感觉，用的是《水浒》的语汇。我知道关键在于自己写些什么和怎么写，如何穿衣戴帽是另一回事，瘦子穿得再多成不了胖子，很难参与各种减肥时尚活动。当然穿衣戴帽也很重要，只是我不擅长，我自觉我这样的作者概括和解说自己比解说笔下人物费劲，往往吃力而不讨好。

我写这类小说其实有些必然性。正着说叫作我比较熟悉这类人物，所以写他们。反着说则是我除了熟悉这类人物，其他人物不甚熟悉或不如别人熟悉，所以我只好写这类人物。所谓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可能得如此解释。

我觉得说自己比较熟悉这类人物，可能还没说到点上，更直接的不如说我自己本身就曾是这类人物，或者说是这类人物中的一个，这样可能更清楚一些。《钓鱼过程》里有个场景，小说中人到市里开会，中途溜出会场，时会场外走廊上聚集着大批当地中层官员，都是以撒尿抽烟为名，跑到会场外透气聊天交换信息的。这实在不是小说，是生活中常见场景，我曾经就混迹于这群人中，为该场景之一员，开会时总是留心占据听众席比较靠后且最靠边的位置，以便用最低的步行成本最不为人注意最方便地往会场外跑。我在该小说里写的故事本身就是在类似场合里遇到的，当时我参加市里一次会议，听领导讲话，中途有事出场，被一位老友拉住，这位老友在本地电视台当记者，参会采访。他问我是否知道有数位干部“进去了”，因为嫖娼并蒙受敲诈？我一听大惊，因为涉案诸人之一为老熟人，几天前还在一块喝过酒。于是就有了该小说。

我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写作并发表小说，说起来时间不短，近三十年。与我老友青禾、海迪一样，我写小说起步于“伤痕”，因为我属于那辈人。我生于1953年，“文革”爆发时恰读初一，为所谓“老三届”中学生最低一届，参加过所谓“破四旧”和“大串连”，然后因为父母被打成“走资派”蒙受磨难而备受冲击。我在1969年初上山下乡当知青，以后当过乡村小学教员，然后当县机关干部，接着开始在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1979年底，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在省刊发表之前，我接到通知参加省刊编辑部办的一个改稿班，时称“学习班”。坐着公共汽车前往百余公里外的一座陌生城市报到时，我心里非常忐忑、怯场，不知道自己是在干什么，甚至有一种逃走了事的冲动，但是最终未临阵逃离，坚持到会。那次改稿班上，一位编辑老师跟我说了句话，建议我“从文不从政”。如此劝说，是因为当时我刚好经历工作的一次变动，被从县委办公室调出来，派到乡镇任职，时乡镇还称为“公社”，我被任命为某公社党委常委，时年二十六岁。我在基层当个小官有一定必然性：此前我在县委办公室工作，职别为干事，调我进办公室的一个缘故是因为我有能文之名，会写一些材料。其实当时我写材料并不对路，形容词太多，我在办公室的主要工作任务是跟随县委主要领导，用时下说法叫县委书记的秘书。我的从政经历大体可以从此时算起。与其他秘书略有不同的是我在跟领导写材料的间歇喜欢读小说，还偷偷在稿纸上涂抹。改稿班的老师认为我的文字基础尚可，干吗去乡下当个小官？因此建议我从文。

后来我的经历一直与政文两领域相关。我在乡镇工作时间不长，即调到地区，在行政公署办公室当干事，然后进地方党校，为该校首期两年制干部培训班学员，同学有四十名，这种班次培训目标很明确。二十多年后，我的这些同学大多在地方上身任要职，也有几位成为过早陨落之地方政星，有的进了监狱，如我笔下某位官员，这是后话。当年在培训班毕业后，本应顺势而上，如我的同学们一样力求有所作为于政治舞台，应当说这方面我基础不错，但是我执意离开政府机关，自请调到本地文联当干事，不为其他，因为喜欢小说。时为20世纪80年代中，年轻干部的观念与今略有区别。后来我得到一个机会，到中国作协旗下鲁迅文学院进修半年，随后到位于陕西西安的西北大学中文系，上了两年作家班。其时文坛很热闹，我的作家班学友多位已崭露头角，我有心向他们学习，好好努力，却又没赶上趟：家乡领导把我从西安召回，宣布任命为本地电视台台长，奉命组建这家新建新闻媒体。让我去电视台当头，其中一个原因是我的一篇小说被省电视台改编为电视剧，省台曾谋求调我去当编辑，家乡一些领导因此认为此人可搞电视。于是我又回到那条路上，当台长三年，然后到市委宣传部，再到组织部，任两部副职共十一年。我干这些活与作家挂职体验生活有别，属职业官员，承担具体职责，从绞尽脑汁琢磨某新闻通稿用语到枯坐某会议主席台，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我在组织部任职的最后一年多时间，因部长调任，曾奉命两度主持工作，时恰逢市、县两级班子换届，我受命处理过数百名官员调整任职及提拔的具体事项，从提出考核人选开始，到抱着大堆材料上市委常委会一一汇报，再到最后呈请领导签发任职文件。一些友人笑称我已成批发乌纱帽专业人员。然后又是一大转折：手持上级一纸调令从家乡来到省城，重操旧业，再入文联。这一转折亦有其必然：十数年里我在工作之余依旧写作，虽身为业余作者，有本职工作需要努力，时间条件所限，写得不多，难有影响，为外界所未知，却也一息尚存，保有写作者之名。小说之喜好于我实如重度烟瘾一般难以戒除，无论其热闹且主流化也罢，枯寂而边缘化也罢。所谓三十年河西之后，四十年又到了河东。

由于上述经历，我觉得自己可能注定要来写这些故事。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在写我自己的故事。我觉得这类故事以及人物自有其意思，特别在时下中国，如此传统又如此现代，纷繁万千，这类故事引不少作者来写，也有不少读者愿意一读，显然有其缘故。与其他题材一样，这个题材也有很多东西值得琢磨，不同作者可以有不同发现，或者说不同作者可以力求有自己的发现。无论旁人如何评价，我常以此自说自娱，给自己一个存在的理由。我认为我在自己这些故事中着力于人，套用时下热门词汇形容叫“以人为本”，而非以乌纱帽为本，官员也是人，只是戴有一顶帽子。我这看法其实很基础很朴素，缺乏理论深度，属小说ABC范畴，无论什么小说，当然要有故事，尤其要有形象，此理尽人皆知。但是简单的东西往往很深刻很复杂，不像表面看去那么平常。我知道自己这种观念很传统，我写的是传统意义上的小说，所以总这么看。当然我不能止于这么看，而应该在自己的故事里努力实现。

我得说我对写自己这些故事的认识和实践有个过程。早期作品曾有所涉及，后来就尽量避开，可能因为身为场中人，白天晚上说的做的净是这个，下笔还写它实不免厌烦，冒用理论语汇，叫作“审美疲劳”。也可能因为靠得太近反而不好写了，另外要写好这类小说或者说写得与他人有别，可能需要足够多的阅历和理解力，同时笔力也需要锤炼，达到某种火候。我在鲁院读书时，何镇邦老师给我讲两句话，叫“为人要老实，为文不能老实”。他讲得很有针对性。我这人貌称忠厚，为人确实也比较老实，但是文如其人，文采一向比较暗淡，需要比较长的修炼过程。20世纪90年代末，我觉得有所进步了，可以试一试，第一个相关作品是个短篇小说，叫《木船和一顶帽子》，1999年发于《人民文学》，写一个翻船事故的审查过程，牵出一个卷入风化案的官员。该小说反应尚可，让我有些来劲，此后便陆陆续续，写作并发表了不少类似小说，多为中篇。我借用中央电视台名栏目《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之用语，开玩笑自称为“讲述我自己的故事”。这话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写我自己经历过的故事；二是他人的这类故事成为我笔下与其他作者有别的故事。此说实在拗口。我已经离开曾工作二十多年的那个特定场合，隔了一定距离看，有些新的感受，有所谓的“距离美”。也许我能努力把这种美感多少传递给读者。

中篇小说《金粉》里，某年轻干部初掌一乡大权，感觉很好，赴省城开会归来，要他属下大小官员列队于火车站门口迎接，让他亲切接见、握手，模拟国家元首出访归来的场面，感受权力的美妙。这个情节非我虚构，这位很有想象力的官员曾在一段时间里频繁找我，时他处境不顺，希望我帮助他调整一个位子。他跟我说过很多他的事情，色彩斑斓。今年春天一日，我坐在电脑前想写个什么，这人忽然从记忆里跳将出来，于是有了《金粉》。小说中的人物与故事跟生活中的人和事已经千差万别，但是毫无疑问是生活提供了灵感。我讲述的故事基本如此，它们是生活的赠予，包括它们的意义，当然也包括讲述者的缺失、局限与无奈。

漳州人杨少衡

青禾

说杨少衡是漳州人没道理，因为每次填表，杨少衡会在籍贯一栏毫不犹豫地写上：河南林县。林县现在叫林州市，有一条“红旗渠”，名闻中外。杨家祖祖辈辈世世代代都生活在林县的—个小山村里。

但我还是说杨少衡是漳州人，因为他是吃漳州的大米长大的，他说一口地道的漳州话，他按漳州人的方式生活，他的小说里写的是漳州故事，他把漳州风俗和漳州话写进小说中，写得活灵活现、出神入化。要是哪位国际或省际友人问我漳州人是什么样，我就说，就杨少衡那个样，安静、平和、宽厚、与人为善、与世无争、乐于助人。杨少衡的微笑就是漳州人的名片。

使本来应该是林县人的杨少衡变成漳州人的原因是革命。革命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杨少衡的出生地。20世纪40年代的某一天，生活在林县山村的一位杨姓青年参加了革命。参加了革命的这个人跟着共产党打过黄河打过长江打进福建一直打到漳州。服从革命的需要，他留在了漳州，在漳州娶妻生子，第一个在杨家诞生的便是杨少衡。

漳州人把从北方来的人叫“北仔”。北方人的孩子叫“北仔囝”。北仔囝吃馒头，说北仔话，北仔囝和北仔囝—起玩。杨少衡当了一阵子北仔囝之后就迅速本土化，他喜欢和本地的小孩一起上树，一起做弹弓，一起拣地上的龙眼核当子弹袭击行人的屁股，他还跟他的同学—起，偷吃过芝山下的木瓜，十二岁的杨少衡就在芝山脚下的漳州一中读书。芝山是漳州名山，芝山上曾经有过一个书院，叫芝山书院，相传留有大理学家朱熹的书撰，云：“五百年逃墨归儒，跨开元之顶上；十二峰送青排闼，自天宝以飞来。”我想杨少衡多少沾了一点芝山的灵气。

我认识杨少衡的时候他已经不是北仔囝，而是地道的漳州少年作家了。那是1979年的秋天，《福建文艺》（即现在的《福建文学》）发表我的处女作《到底谁合适》，我正幸福得不知如何是好，我的工友告诉我，长泰有个人，也有一篇小说要在《福建文艺》上登，题目叫《医生》，他也是漳州知青。这个人就是杨少衡，是我的工友从小学到中学的同学。我的幸福感由此向长泰延伸。但我已经忘记我们是在什么场合下第一次见面，我只记得在一个风很大很冷的晚上，我和杨少衡骑自行车到漳州西街一所新盖的楼房里，我的工友他的同学在那里等我们。那天晚上我们泡茶聊天，聊得十分愉快。我们是懵懵懂懂地撞进文坛的，我们其实并不知道什么是文学，如何做小说。于是我们决定找老师，很快就结识了一位原来在福建省第二师范学院中文系当教师的王凤贵。王凤贵是个才子，但他只说不写，他的思想十分活跃，我们从他那里得到许多启发。我们于是又赶潮流去上夜大中文班，以后夜大又变成电大。杨少衡对学习十分执着，上了电大上党校，上了漳州党校又上省里的党校，上了省里的党校又上鲁迅文学院，上了鲁院又上西北大学作家班，乱七八糟的文凭拿了一大堆，还差一点拿到硕士学位。

1980年夏天，《福建文艺》编辑部办了—个笔会，把当时刚刚写了几篇小说的业余作者请到鼓岭住了二十天，漳州请了三个作者，杨少衡、海迪和我。于是后来有了漳州小说“三驾马车”之称。杨少衡曾说，写小说他是经验型的，是通过实践慢慢学会写小说的。而海迪是天才型的，天生知道如何写小说。这是杨少衡说话的风格，他在说别人如何好时总要先把自己贬一下。但海迪的确有点天才，他有一度曾连续在《人民文学》《青年文学》《上海文学》发小说，《小说选刊》和《新华文摘》都转载过他的小说，后来他在《中国作家》上发了一个叫《再来四客冰激凌》的中篇小说，出了一点意外，惹了一点麻烦。在那个草木繁盛的鼓岭，我和海迪第一次见面。海迪是龙海人，到南靖插队，当了农民之后当矿工，在地下挖了一阵子煤之后又到供销社卖东西。他抽烟、喝酒，有一次喝醉了酒在床上抽烟，把被子蚊帐烧了，差一点没把自己烤了。他的第一篇小说叫《偷鸡的人》。他比我先上山，听说我到了，从房间里跑出来，跳到台阶下，拉着我的手说，你来了，你就是青禾，少衡呢？我说少衡不能来了，他住院了。其时杨少衡在长泰县的一个公社当党委常委，搞计生，忙得一塌糊涂。感冒发烧，空肚子吃药，把原来很健康的胃吃穿了—个洞，大出血，差一点把命送了。为了保住他的命，医生发狠切掉了他三分之二的胃。过后他说，大意失荆州啊。我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和海迪在鼓岭经常喝酒，喝的是北京的二锅头，和我们—起喝酒的还有一个叫齐红的女杰，这个齐红就是后来的唐敏。有一次她走进我们宿舍，海迪说要不要来一点。海迪的脸已经喝红了，他的意思是想吓她一下，没想到她抓过酒瓶子就往桌上的杯里倒，一倒就是大半杯。她以酒当茶，一边和我们聊天，一边就把酒喝完了，不用下酒菜。我们在喝酒的时候很想念杨少衡，听说他也有一点酒量。

和杨少衡—起喝酒是几年以后的事情，那个时候他的胃已经好了，不但好了还长大了，能吃两碗干饭，也能偷偷地喝点酒。我说真好了？他哈哈一笑，说“跌断手骨更勇”。这是—句漳州话，但意思浅显。那个时候他已经从长泰调回漳州，在行署当秘书，我们常常在一起议论国家大事人类命运，就人们关心的热点话题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指点一下江山。我们写的小说也交换着看，说一些批评和鼓励的话，大抵以鼓励为主。我们听说漳州又有一位作者在《福建文学》上发小说，还是个女的，叫赖妙宽，高兴得不得了。赖妙宽是一个穿白大褂的眼科医生，她不怎么把写小说当回事，想着了就写，常常不写。我们说，这怎么行，要多写常写。于是就想法子拉她进“圈子”，意在促进，我们都写了什么什么，你不写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大家。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的促进，她也就正正经经地写起来，一写起来就非常了得。少衡说，天才天才。她先是中篇小说《共同的故乡》被《小说月报》转载，接着小说集《天赐》在省里得一等奖，电视剧得飞天奖，最近，她在《人民文学》上发的短篇小说《右肋下》又进入中国小说学会2004年小说排行榜。

妙宽结婚的时候我们就到她那里去喝酒。那次杨少衡喝得有点尽兴，我担心他的胃，一直叫他少喝一点，他说没事没事早就没事了，今天不是高兴嘛，来，干，小赖，还有你的夫人，我们一起干。其实他已经有点醉，都把妙宽的先生叫成夫人了。但他坚持说他没醉，只是恰到好处。什么叫恰到好处？就是处在醉与不醉之间，无比放松无比幸福。

杨少衡喝酒很干脆很爽快，一不小心就滑入“恰到好处”的境界。但别人并不知道我们是怎么喝的酒。我出门喝酒，老婆问，和谁喝，我说少衡，她便放心。她对少衡夫妇很有好感。有一次少衡夫妇上我们家，为的是向她学习当妈妈的经验，这让她陶醉了好些年。以后她听说少衡的女儿考上南京的名牌大学，年年得奖学金，她便说，原来他们比我们厉害，我们得向他们学。我说来不及了，她说怎么来不及，不是还有孙子吗？我喝酒是不能说和海迪一起喝的，要说了，她就得多加—句，少喝点，因为海迪让人不放心。朋友中她就信任少衡—个。我想少衡的夫人对我也有点信任。有一次，我们到龙海喝酒，少衡的朋友在那里。不知道为什么，少衡的朋友常常变成我和海迪的朋友，而我和海迪的朋友也常常变成少衡的朋友，所以我们常常有酒喝。我们到了海迪的地盘酒是不能少喝的。酒喝到接近“恰到好处”的时候，少衡接到一个电话，接这个手机他的态度十分端正，一脸诚实，他对着手机说，没有真的没有就一点点。说着便看着我笑。笑过之后说，我老婆要和你说话。我接过手机，他夫人说，少衡又喝多了吧？我说没有。她说怎么没有，我听他说话就知道喝多了。不能让他再喝，他最近总是超过警戒线。我说有我在，你放心。可是当时局面已经失去控制。我说少衡你胃不好，少喝一点。他说我已经好了，你不好，你少喝，我来，我替你干了。海迪在一边说，还是我来吧，你们都不行，只有我行。说来说去三个人就一起干了。那天我们都超越了“恰到好处”。我不知道少衡那天晚上如何向夫人交代。我很抱歉，我辜负了他夫人的信任，很久不敢上他家。我发现少衡在家里的地位很低，夫人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上班下班，骑着一辆破自行车，颠来颠去，买菜带小孩，还笑嘻嘻的，叫服从命令听指挥。有一次我到他家吃茶聊天，说着说着他突然跑到房间里去，说我来吧我来吧，想帮夫人挂窗帘。他夫人说，去吧去吧。他便又跑出来，对我嘿嘿笑，说今天正好大扫除。有一次他告诉我，他女儿高考时失眠，吃了药睡着了，他怕她睡过了头，误了考试时间，便坐在她的床头守时钟。他说这种时候闹钟手机什么的都不能信任，因为这些没有感情的东西在关键时刻往往会出错。他说这话的时候他的夫人就站在旁边笑，说，青禾你看，他这人就是这样，有点傻。

有一次少衡给我打电话，说北京来了个人，是《人民文学》的，想和大家见见面。来的是杨泥。其实杨泥是冲着少衡来的，她在一家杂志上看到少衡的小说，专程到漳州来向他约稿。少衡说，好不容易北京来了个大编辑，把哥们儿姐们儿都叫来，大家认识—下，好投稿。我去了，以后也很热心地向杨泥寄稿子，寄了好几次，没有一篇用得上。我这才认识到水平有点问题。少衡却安慰我，不是水平问题，眼镜配人戴。“眼镜配人戴”是一句漳州话，在这里的意思是每个刊物都有自己的风格，也许你的东西不适合北京。我知道他的好意，也知道自己的不足，我说还是你行。他便嘿嘿笑，说，都称都称，臭都坎。又是一句漳州话，意思有点接近碰巧和偶然遇上和瞎猫碰到死老鼠。他从此和《人民文学》年年“都称”，一年一两个中、短篇，从《饕餮》到《该你的时候》，一连十篇。

在他发表《钓鱼过程》的时候，我发现我上当了，根本不是什么“都称”，这里面有名堂。我得认真对待。我于是就认真读，读出一点东西。我想现在小说家所困惑的不是写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和一个什么样的人，而是如何来写自己想说的故事和想塑造的人物，也就是说，用一个什么样的叙述方式和叙述语言来完成自己提出的任务。杨少衡正是在这里获得成功。我想起杨少衡对我说过一句话，这句话是在闲谈时说的，他说得很随意——这是他的一贯风格，他常常把经过深思熟虑的东西轻描淡写地说出来，而且脸带谦虚的微笑，让你感到这句话微不足道。但我这一次没有上当。“人家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我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还换了一根枪。”如果把换一个地方看成是题材上的变化的话，换一根枪的“枪”就是作家手中的武器——叙述方式和叙述语言。他不是说着玩的。他是认真的。他写小说表面上很随意，在什么地方都能写，甚至开会的时候，也能偷偷地写上几段，领导以为他在做记录，很满意。其实，他写得很认真，写完了放着，看了再看，改了再改。我发现，从最初的短篇《我的哥哥和爸爸》到《双声道》到《愉悦》到《木船和一顶帽子》，的确是一个阶段一个“样子”一个阶段一根“枪”。《木船和一顶帽子》可以看成是现在的样子，现在用的“枪”。而这“枪法”从短篇《木船和一顶帽子》到长篇《金瓦砾》到中篇《钓鱼过程》（《金瓦砾》之写作早于《钓鱼过程》）日渐圆熟。这种叙述方式和叙述语言本身就是—个“钓鱼过程”，让你跟着他的“鱼饵”跑，欲罢不能，转来转去，最后上钩。

又是在一次闲谈中，他说了这样—句话：“在影视作品的冲击下，小说要赢得读者，就要让人家有阅读快感。这种阅读快感是影视作品所不能替代的。”尽管他还是说得那么随意，我却不敢“掉以轻心”，我再一次阅读他过去和现在的作品，我发现，他有意把早期作品中固有的机智与幽默的成分推向极致，使之贯穿始终。

少衡的机智主要体现在对故事的叙述上，他善于讲故事，善于“吊胃口”，把一个本来不是很复杂的故事讲得津津有味，把你急于知道的东西藏在袖子里，这就是所谓的悬念，悬念有故事的，也有心理的。这种双重意义上的悬念的运用在他的短篇《愉悦》已见端倪，到《钓鱼过程》得到圆满。一路下来，《纳米布》《尼古丁》《林老板的枪》《该你的时候》，到《金粉》和《蓝筹股》又有新的突破。我特别喜欢《金粉》的悲剧意识和《蓝筹股》的新思维。他的幽默主要表现在叙述语言上，这种幽默的主要特征是：一方面把略带政治色彩的常用语言生活化，使原本需要很正经说出来的事情带有调侃的味道；另一方面，把世俗的叙述对象准严肃化，使原来只要很随意说出来的事情严肃化，造成—种心理反差，使读者在这种反差中得到略带跳跃的轻松感，眼随心动，不禁一笑。这是我们这个特殊时代的特殊语言，这也许不是杨少衡的独创，但他用出了自己的特色，自己的风格。而这种贯穿始终的叙述方式和叙述语言与恰到好处的悬念的运用，正是阅读“快感”之所在。

我想一个作家的叙述方式和叙述语言并不是单纯的技巧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而思维方式的转变源于对生活的感悟。杨少衡的成功，从本质上讲，还是来源于他对生活新的感悟。杨少衡的感悟不是一般的，是痛切与了解的混合体，是带有传统儒道合一的味道的当代忧患意识，这需要正义感、责任感，更需要宽大的胸怀和高远的目光。杨少衡的感悟使我想到他的微笑，他的微笑是别人学不来的，因为这发自他的内心。

我于是下决心向他学习，也换一把“枪”，也来一点“快感”。我连续写了六个反映高校生活的中短篇，好像有点进步，有一个短篇被《小说月报》转载，有一个中篇被王干主编的《华文2005最佳青春小说选》选中，我把消息告诉少衡，他哈哈一笑，说，好势好势。还是一句漳州土话，杨少衡喜欢讲漳州话，就是他到福州之后，我们通电话，一听到我的声音，他便用漳州话叫我，他这一叫，我便觉得少衡没有走，还在漳州，就站在我的面前。“好势”就是很好，但比很好还有味道，这种味道只有漳州人知道。少衡常常把“好势”挂在嘴上。但“好势”一般用于说别人，而说到他自己，则改用“歹势”。“歹势”的意思有时是不好有时是不好意思，他说“歹势”时常常略带羞涩状，所以作不好意思解。他在三种情况下说“歹势”：一是他帮了别人，别人向他表示感谢的时候，他为别人办事，再大的事他也说是小事小事；二是他让别人办事的时候，他让人办事，再小的事他也觉得给别人增加了很大的麻烦；三是别人说他好话的时候。遇这三种情况，他就说歹势歹势。也就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最近《厦门文学》要在“百年福建文学”栏目中搞一个漳州小说群专辑，让我找个人写少衡的印象记，我请海迪，海迪二话没说说写就写，写得很激动，放下笔便给我打电话，说他写完了，题目叫“无为者杨少衡”，我说赶快给少衡发过去，他说他的电脑坏了，把少衡的伊妹儿丢了，便借了别人的电脑发给我，让我转发。我一看，果然写得相当棒。隔了几天，他又给我打电话，说我这几天睡不着，很久没有这么激动过，把少衡最近的小说又读了一下，我们小弟真真是出息了，越写越好。

海迪是真诚的，只是他的真诚有时不被理解。20世纪80年代中期，朋友们大都结婚生子，唯有海迪还是单身。那时报上征婚的事搞得很热闹，我们就想也给海迪征婚，少衡说，好势好势，我们就来征征看。经过一番策划，便以李海音、张力、唐敏、我和杨少衡的名义在《生活与创造》上为他登征婚广告，这些人都是写小说的朋友。当时文学在少女当中还有些吸引力，“爱好文学”是恋人们见面的常用语。征婚广告大获成功，海迪在众多的应征者当中选定了一位沙县的少女，并在省作协在漳州召开第一次“海迪、青禾、杨少衡作品讨论会”期间结了婚，婚礼很热闹。不久，海迪又在单位分了套新房。双喜归门，我和少衡便到他的新房子去喝酒。那次酒三个人都喝得满脸红光天昏地暗。没想到数年后海迪发生婚变。婚变纯属个人私事，却有好事者给上面写信。信的大意是说，海迪是这样一个家伙，可见作为海迪朋友的杨少衡和青禾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别看他们道貌岸然，肚子里全是男盗女娼，要不然，小说怎么做得出来。这信七转八转转到少衡手上，少衡偷偷拿给我看，我们看完哈哈大笑，原来我们也不是好东西。当时海迪已经转了干部，听说还要提拔到一个镇去当副镇长，这一下全泡汤了。海迪于是下海开书店。下了海的海迪渴望一个良好的市场机制，大家平等竞争。这样的环境暂时还没有形成，同行竞争难免有人使坏。有一次海迪给我打电话说生意上出了点小麻烦。我解决不了就让他找少衡。海迪说，这种事找少衡会不会影响他的前途？我说不会吧，这又不是什么大事，主要是找人把事情说清楚。于是他就找少衡。少衡说没事没事。果然也就没事了。少衡人缘好，信任度高，他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一说，事情就没了。

有人说少衡的人缘大都来自他的微笑，我想有一点道理。在漳州，许多人喜欢少衡的笑，他的笑的确很有魅力，他的笑从他的内心溢出，给人真诚友善温暖和信任。但他的笑有时也不是真笑，是傻笑。他傻笑的时候特别可爱，让人感觉特别忠厚特别放心也特别上当。毫无疑问少衡是一个聪明人，但聪明人有时也会犯傻，伟人的犯傻叫“大智若愚”，少衡的犯傻是“假傻”，假傻是漳州话，那个傻字是漳州土音，标准的写法应该是上面一个“失”，下面一个“心”，没了心不就傻了吗？有专家研究这是一个古字，但我没找到它的出处。就是明白人装糊涂。少衡这傻笑是一种策略，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这种办法既不违背他做人的原则又不至于伤害别人。这种傻笑的出现随着他地位的上升频率越来越高，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有好几次他笑我也笑，他傻我也跟着傻，傻笑之后，他又对我笑一笑，我也对他笑一笑，表示可以理解。

少衡现在跑到福州去了，说不准还要跑得更远。我想，跑到福州的杨少衡还是漳州人，不管他走到哪里，我们都认为他是漳州人。漳州是个小地方，以前总是打水仙花牌，后来又说是中国女排的训练基地，人家还是不知道漳州在哪里，只好说就在厦门边上。这让漳州人很失落，1300多年前漳州建州的时候，厦门在哪里？漳州的确很古老也很文化。伟大如朱熹者还在漳州当过一年市长，他的《四书章句集注》就是在漳州完成和刊行的。还有明朝的理学大家黄道周，写过《东西洋考》的张燮，现代文学史上的林语堂、许地山和杨骚。当然这些离我们都比较远。平和的漳州人有时也很虚荣，很希望漳州再出一两个名人。看来杨少衡有点希望。有朝一日，万一杨少衡出了大名，我们就可以说，这人我认得，而且关系有点铁。

快乐地孤独——杨少衡印象

赖妙宽

接到邀请写一篇杨少衡印象的电话时，出现在我头脑中的直感是：快乐、孤独。细说起来，对杨少衡的评价还有许多，比如善良、聪明、勤奋、谨慎、好脾气……但我以为，快乐与孤独，可以像以前穿皂衣的人一样，一前一后贴在他身上。

记得在一次采风活动中，一位作者在座谈会上不知说到了什么，引申出一个问题，他说马是双眼皮，驴是单眼皮，它们杂交出来的骡子不知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我听得坐在我附近的杨少衡仿佛自言自语道：“有的单，有的双。”此时他是作为首长坐在必须正襟危坐的位置上，他知道自己的身份，但作为作家，他对这个问题有抑制不住的兴奋。所以，他这样悄悄说，说给自己听，自己偷偷乐。这一刻，我看到的分明是个少年杨少衡。这是他骨子里即便经过几十年官场打磨也消不掉的天性，那是一个智慧、快乐甚至顽皮的灵魂。这样一个灵魂，却被放到了一个有太多潜的、显的规则的环境里。让这样一个在官场上是个领导干部，好同志，前途光明的仕子；在家里是长子，父母的骄傲，弟妹的榜样，又是好丈夫好父亲，要为妻女擎起一片天的男人；在朋友中是热情、仗义、无私的哥们儿的人，不得不把自己灵动的气质收藏起来，放在一个被人们不易看见的地方。只是，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他那不安分的灵气，会趁他不注意跑出来亮相一下，又被他赶快收回去。

他的出身、教养、性格使他无可选择地充当了一个人人接受的角色，所有认识他的人，都会说他好。这个好，应该是以牺牲自己的个性为代价的。这样，他难免要孤独，有时甚至是痛苦。他是如何委屈自己，又是如何安抚自己的？

对于具备作家气质的人，当现实与心灵发生冲突的时候，最好的去处和解决办法就是写作了。从现实退守到虚拟，在虚构的世界里，自己的意愿扬眉吐气，现实的委屈可以得到纠正，被淡化，变得无足轻重、十分可笑。他的灵魂在这里可以得到安抚，自由翱翔。

在写作的世界里休养生息以后，再回到现实中来，他就有更好的韧性和包容度，来接受他的孤独，甚至从写作的角度看过去，这孤独也是美的。他似乎是经历着这样的循环：在现实中孤独，在写作中快乐，用孤独的养料浇灌快乐的花朵，用快乐的花朵把孤独都变成养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可以说，是写作拯救了他，支撑了他，也成全了他。他会以无为的姿态，把官越当越大，又会在人们以为天上要掉下一个大馅饼的时候，从一个炙手可热的权力部门，逃逸到一个冷清的单位，在冷清的单位已经少得可怜的权力中，又尽可能地放弃。因为我们看到，他作品里的人物世界，与他生活的现实世界，已经发生了转换。他的作品中的人物，从早期的单纯理想，到后来的惶惑疲惫，到现在的老练通达，与他越来越超脱的人生态度成正比。

但他本质上是个乐观、热爱生活的人，他的孤独是因为参透了生活，不再跟着热闹。如果不热爱生活，哪来写作激情？如果对生活没有自己的洞察，哪来作品的价值？他是不多的把现实和写作处理得恰到好处、相辅相成的作家之一。比起那些对现实一看不惯就拍案而起、拂袖而去，或是因写作而恋上权力，最终只熟透官场而不知写作的人，他总是保持了更多的清醒和独立。

他的写作，应该是生命的需要，给他的性格和操守一个出口，一个自由挥洒的世界，与文坛的热闹无关，与个人的名利无关。他是注定要写的，这是一种快乐地孤独的生活方式，或者倒过来说，孤独地快乐的生活方式。

但不可避免的，他的出身、教养、性格、经历，使他仍站在“正统”的立场上，“一个我党好干部”的影子总是与他相随。这就圈定了他的价值观和视角，使他的作品有了某种局限。似乎是一到某个临界点上，他就自觉地回到正道，作品也就在是非、道德、经验上盘桓。

这就是我理解和想象中的杨少衡，是我给他画的人物肖像，不一定准确，只是我个人的印象。

福建出了个杨少衡

何镇邦

当我动手编这组关于杨少衡的文字时，杨少衡摁响了我家的门铃。这真是太巧了！他是到北京参加湖南文艺出版社刚为他出版的长篇小说新作《海峡之痛》的新闻发布会的。昨天刚参加完发布会，今天一大早就专程赶来看望我了。这有点让我喜出望外！当我翻阅他送来的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海峡之痛》时，不禁心潮澎湃。记得去年盛夏时节，接到少衡从福州打来的长途电话，说他刚完成一部长篇新作，是写台湾半个世纪以来的风云变幻的，想让我先看一看。我当然毫不犹豫地应承下来。过了几天，即收到他用特快专递寄来的书稿，并立刻读了起来。在酷暑中，我很快读完了这部三十余万言的长篇小说书稿，为少衡在创作上新的跃进感到高兴，即挥笔写成一篇四千余字的长篇评论，题为《世纪之痛与民族之痛》，因为书还没有正式出版，故评论也压了半年。现在，在虚心地倾听了我的意见和出版社有关领导、责任编辑的意见认真修改之后出版的这部标志着杨少衡创作新水平，也可以说是代表着2006年这新一年长篇小说创作新水平的新作摆在我的眼前，怎能不让我心潮澎湃呢！

冬日里，在我并不宽敞的客厅里，我和少衡一边品着家乡的“大红袍”，一边天南海北地闲聊，不禁回忆起同他将近二十年来的交往。

那是1987年春天，我刚从中国作协创作研究室调到鲁迅文学院主持教学行政工作，杨少衡则是作为鲁迅文学院第二期文学创作进修班的学员来到北京。于是，我们开始了既是师生，又是朋友、同乡的将近二十年的交往。

杨少衡祖籍河南林州市，但他的父亲当年参加革命南下，过了黄河过了长江，从福州到漳州，在漳州扎下了根。于是杨少衡生于漳州长于漳州，成了河南林州籍的漳州人，成了我的同乡。其实，我的祖上也是河南人，不过早杨家一千三百年移民漳州而已。由于同杨少衡是同乡，又是朋友，并且是一个敢于托他办点私事的朋友，于是近二十年来的交往从不间断，并有与时俱进之势。这在我的众多的学生中，实在不多见。

少衡近年来的创作颇能与时俱进，他连续发表的写基层官员的中短篇小说被称为“官人小说”，引起相当强烈的社会反响，一不留神，成了悄然崛起的福建小说家群体的领军人物。但是在我的印象中，他始终是个常带笑容又有一张娃娃脸的老实人。直至准备写这篇补白性的文字，才在脑海里搜索出以下几点对少衡较深的印象。

印象之一：做官不像官。

少衡二十几岁就当上了当时公社（即现时之乡镇）党委常委，20世纪80年代末奉命组建漳州电视台并任首任台长；以后长达十几年的时间连任漳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和组织部副部长，有一段时间，市委组织部部长一职空缺，他就以常务副部长的身份主持工作。常言说：“要进步，到组织部。”在一个地级市委组织部主持工作，管着千百个县、局级干部的升迁与安排，这是一个权倾一方的职位。但是，少衡在此位置上待了几年，我看他并不以自己是“权倾一方者”而趾高气扬，也没从这个职位上给自己捞什么好处。本世纪初，大概是2002年或2003年吧，他奉命调到福建省文联担任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算是文坛上的一方诸侯。但是，他却更谦和了。如果说到省文联就职对少衡有什么好处的话，那就是可以摆脱诸多行政事务的纠缠，挤出较多的时间从事文学创作，使他的创作出现了一个新的喷发期。以上说的是少衡从政经历，也是他在官场的一个履历表。在我的印象中，他做官不像官，主要有如下的表现。

一是没有官架子。他始终是一副谦和、微笑的样子。不仅是对长辈、对上级。我见到过他时任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时同文友一起神聊的情景，完全不像个官的样子，是个标准的文人或文学爱好者。我也见到过他对一般群众谦和虚心和认真办事的样子，十分佩服。说他没有官架子，还有一点是他对朋友的态度，他虽然不以权谋私，但是对朋友的托付，却是十分认真的。他在漳州工作时，我的兄弟姐妹有点什么事找到他，他都认真去办，办不了的，也耐心解释，这使我十分感动。前不久，我到厦门参加鲁迅文学院培训中心的面授，他得知后，尽管工作十分繁忙，还是专程赶到厦门来探望我，让我既激动又不安。

二是不争权夺利。争权夺利是当今官场一大奇观和一大恶习，杨少衡为官，却反其道而行之。他无论在哪儿，在什么岗位上，从不争权夺利，而是让权让利。

三是从不以权谋私。在他主持漳州市委组织部工作的几年间，他的权是很大的，多少人想从各种门路找他谋个一官半职，大概都没找到什么门道，也没听说过他利用这种权安排谁，得到什么好处。到了省文联以后，倒是为文友办了不少事，连须一瓜加入中国作协的事他都操心。但是，轮到他自己的事，却是一种漠然置之的态度。他的长篇新作《海峡之痛》出来了，我是看好这部作品的，因为他站在民族的利益上来审视台湾海峡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分裂，且把宏大叙事（社会、历史的叙事）同个人叙事（家族、个人命运的叙事）结合得比较好，通过杜、罗两家的命运和纠葛写尽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海峡两岸人民分裂之苦。我在他送书并看望我时，建议他搞个作品研讨会。他说出版社不愿花钱也无此打算，省文联那边，关涉到他自己的作品，也不好去说。这倒是让我很敬佩，但也有点怅然。

印象之二：当文人不像文人。

杨少衡从事文学创作三十余年，发表了数百万字的作品，近年来不少作品被选载，连续获奖，被誉为“南方实力派作家领军人物”，可谓声名鹊起于文坛。但是，在他身上，却看不到当下文坛的恶习和一些稍有点成就的青年作家的坏毛病。

他把“文人相轻”变成“文人相亲”。在漳州文坛，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就有杨少衡与青禾、海迪并驾齐驱的“三驾马车”之称。后来，他们发现有个眼科医生赖妙宽会写小说，就把她拉来入伙。再后来，发现了有个写小说的小学教师何也（何之杰），又把他送到鲁迅文学院进修，后又调进漳州文联编《南方》杂志；同时又发现有个写小小说的金声和近年来声名鹊起的何葆国，他们通通拉进来，形成一个颇有点名气的“漳州作家群”。这个作家群的小气候很好，风气正，大家常在一起切磋小说技艺，并在各方面相互关心，相互支持。我是目睹到他们在一起的亲热劲和体味到他们“相亲”的情景的。这大致同少衡、青禾、海迪他们三个带头有关。后来，少衡调福州，妙宽调厦门，但这个写作群体并未解体，且越来越有活力。

在少衡身上也没有当下一些文人常有的狂气和酸味。有些稍有点名气的作家，自我感觉很好，有的作家一给我打电话总是自夸自己的作品如何如何好，要我赶紧读，赶紧评论，否则就会后悔似的。少衡就没有这种狂气，也没有一些文人的酸味。他总是那么发自内心的谦和，有时夸他的作品几句，他好像都有点不好意思似的。

印象之三：为人老实，为文不老实。

少衡说曾听过我讲的这么一句话：“为人要老实，为文不能老实。”记得我是说过这么一句话，但在哪儿说过，冲什么说的，却记不起来了。难得少衡还记住我的这句话。我自以为这句话还是有点道理的。

为人老实，上面我已记下少衡做人办事老实本分的种种。至于为文的不老实，我想大概是1998年秋日我出差顺道返乡，正赶上省作协和漳州文联一起开少衡、青禾、海迪的作品研讨会，要我读少衡的作品，并发个言、写篇文章。记得我有事要赶回北京，来不及参加正式的会，于是先开少衡的会，让我发一发议论。我是在漳州宾馆读了少衡20世纪80年代的一些主要作品，并用一个通宵写下一篇近八千字的长文的。这篇文章题为《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杨少衡小说创作散论》，收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我的评论集《文体的自觉与抉择》中。记得我读了少衡早期的作品，认为写得比较老实，因而大都比较平实，才有“为文不能老实”那一番话。没想到，少衡把这话记在心头，并付诸创作实践之中。

我们可以看到，大概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少衡的小说叙事风格有了很大的变化，变得越来越不老实，但越来越有鲜明的艺术个性了。先是长篇小说《金瓦砾》，再后来就是写他熟悉的基层官员（官人）的中短篇系列，如《钓鱼过程》《霸王阵》《红布狮子》《尼古丁》《纳米布》《林老板的枪》《金粉》等等，再就是他新近出版的长篇新作《海峡之痛》。这些小说的叙事视角、叙事风格与叙事节奏都是很有特色的，也是不断变化的。海迪称之为“软幽默”，说对了其中一部分，其实不止于软幽默。少衡的小说变得好读、耐读，意味无穷，魅力四射，固然是由于他对熟悉的官场生活的洞悉与独特的发现，也不能不说归功于这种独特的叙事技巧和叙事韵味。这似乎值得专文来论述，不是这篇印象记所能包容的。

福建出了个杨少衡，真让人感到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