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广芩

但写真情并实景任它埋没与流传

叶广芩

每月从单位领些个工资，以前还得盖章签字，月月跟会计打照面，现在省事了，直接转到银行，取不取由你。工资的补贴名目繁多，扣除也名目繁多，让人很难闹明白究竟该挣多少。工资折上的数字月月变化，索性不去管它，想的是单位总不会亏待你，任它攀升与下滑。我写文章与此雷同，写了投了，从来不问收获，我敢说，至今各编辑部的编辑朋友中没有一个接到过我问询稿件的电话和信件，稿子寄出便寄出了，管它做甚。令人愉快的是从传达室经过，常常被传达喊住，因为有小稿费寄来。哪儿来的，多少钱也不管，反正传达的本子上一笔笔给记着，都是自己劳动所得，拿得很踏实。有这些稿费在兜里装着，至少在菜市场提着篮子买菜会感到充实，不会再为那些红盐白米的贵贱伤神。

这样赚钱真好！每天早晨在公园里操练自编的体操，多为“双手托天理三焦，左右开弓射大雕”之类的传统动作。迎着太阳看着蓝天，练得微有汗意、浑身通泰了到早市上一转，花五六块钱买束时鲜的花儿，举回来插在瓶子里，书桌上便有了清香。敲几行电脑喝几口香茶，进入自己造出的天地，喜怒哀乐，嬉笑怒骂，十分丰富。饮食清素，朋友二三，家常的日子家常的人，写些家常的文章，说些家常的话，装腔作势的年龄已经过去，天命己知，所崇尚的唯有恬淡和平安。

这样活着真好，有人问起我“家族小说”的事情，也不知是谁，在什么时候，将我写的那些《梦也何曾到谢桥》一类作品归类于“家族小说”范畴。我常想，这个词汇挺怪，谁的家族呢？我的吗？瞎掰！我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都还健在，我写的那些故事，他们一概不认可，害得我出了书只好藏着掖着，怕他们笑话。在他们眼里，我是家族中最没出息的一个，他们说“咱家那位作家，只会把些个事儿驴唇不对马嘴地胡安……”在这里应该提出的是，他们嘴里的“作家”绝对是个贬义词，与“不学无术”画等号。深秋，我在北京创作老舍《茶馆》的电视连续剧，闲暇和妹妹小荃去看望我们的四哥，这个大我两轮的哥哥给我们每人找了两本老字帖，字帖上有家里老一辈留下的墨迹，越发显得珍贵。他让我们回去好好临摹，不许偷懒，下次见他的时候要把作业带来……他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书法教授，我知道，他对我们的要求不会比他的学生宽松。我说现在写作用电脑，已经许久不用笔写字了，他批评了我那“没有灵魂和个性的肉头字”，说一切艺术都是相通的，字写得很臭，文章也好不到哪儿去……听着兄长的训导，望着屋里暗红色陈旧的家具，望着墙上映在夕阳中发黄的老照片，望着白髯飘洒、清癯飘逸的兄长，嗅着儿时便熟识的气味，我想，这就是伴随我成长的家的基调，我的文学……人们说，作家要跟得上时代，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绝对是真知灼见，我特别敬重的崔道怡先生也说，大凡作者，其思想水平和境界要高于、新于常人，要看得远，挖得深，要见人所未见，识人所未识，成为群众与时代的先知先觉。我常常用这句话提醒鞭策自己，可是不行，我做不到。许多人家里挂着郑板桥的书法“难得糊涂”，我的房间里也挂过，后来搬了新房被我丈夫换了，换成了他写的“难得清醒”，在广岛的书房索性被他题了“糊涂斋”几个字。后来想想，他也真是题到了点子上，郑板桥的“难得糊涂”是一种超越聪明的大智慧，我是一种浸泡在迷糊中的真憨傻，自己糊涂却企图让读者明白，自己浅薄却让评论家去寻找深刻，实在是让人受罪。我写文章的时候永远是没有主题，永远是信马由缰，谁让我谈创新体会，我便如实招来，下笔之前从不知自己要写的是短篇中篇还是长篇，就好像面对一个被雪覆盖着的花园，我拿着笤帚要把通往各个景点的路扫出来，哪儿有小桥，哪儿有花台，哪儿有甬路全然不知道，从哪儿下笤帚全凭感觉，也许歪七扭八地扫出些没用的东西，也许扫到湖边险些掉进水里……但是我知道，我终究会把这些美丽景致一个一个掏出来，让人来欣赏它，享受它。这是我写作的自信，是我面对空白的电脑首先产生的意念。当然，有时写着写着没兴趣了，立马就能打住，绝不怕有虎头蛇尾之嫌。我知道，我都不想写了，读者肯定也不想看了，算了吧！

睡觉的时候我最喜欢的是“自然醒”，心里越放松醒得越早，我从没有睡懒觉的习惯。顶怕的是早晨有事，哪怕是上午十点开会，我晚上也得失眠，关键是心里搁不住事儿。这跟写文章一样，我最怕命题，谁告诉我要写什么，十有八九我准失败，因为我的个性迟缓又黏稠，很多时候是处于自己也说不清楚的莫名其妙中。我非常佩服也非常羡慕那些能写出“主旋律”的作家，常跟朋友说，看看人家，那脑袋是怎么长的！看问题多么敏锐，多么深刻。的确，这对我太难，在县里当了近五年副书记，开了无数次党委会，总也进入不了角色，官场上常说些让人喷饭的傻话，在乡下人跟前老是露怯，丢面子。

我写了些作品，阐述了我的感觉，我的心曲，我的朦胧与糊涂，竟然也能得到一部分读者的理解和喜爱，我于是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如我这样的人绝不止我一个，这是性情的共同，是文学的美丽。我总是想，搞文学的不能太清醒，太理智，那样会把美文写成论文。作家和学者有时候可以融合，有时候必须分开。有人问我作品素材的来源，揣测它们在我身上的真实程度究竟有多少，甚至将作品中的“我”和生活中的我等同起来，这让我尴尬。当然，家庭的熏陶，成长的经历对我来说是很重要的组成，从某种程度说它决定了我的性情，决定了我的为人处世，决定了我永不能更改的基因遗传。走了大半辈子回过头再看这一切，一切都很释然。人说狗是不知道自己的长相的，它们没有照镜子的意识，它们眼里只能看到人，所以它们以为自己长得跟人一样，是人的一种。我在楼观台住着，所见大部分是发髻高耸，长袍飘逸的道士，那种清澈无为、恬淡安逸让我崇敬，便以为自己也是那样的状态，产生一种模糊的认同。有一天，看见两个白发老道在廊下对弈，便凑上去看，一盘棋看完，于我是一头雾水，回头看那廊舍屋宇，四周人物，并无多少变化，绝没有斧柄、柴绳糟烂的迹象，就知自己还是个俗人，没有一点儿仙根的俗人。我对老子文化便有自己糊涂的理解——人不能跟自然较劲，人不能跟命运较劲，人不能跟人较劲，人不能跟自己较劲：“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就像写文章，全力投入地写了，写出我的真性情，糊涂也罢，聪明也罢，由人去评由人去说，褒耶贬耶，喜耶厌耶，都是客观存在，一切顺其自然……

我看叶广芩

邓友梅

“叶广芩的作品好就好在够味儿，不仅有京味共性，还有她叶赫家的个性。好比‘穆柯寨’的‘炒疙瘩’，一样的面，她炒出来就另个味！”

这是五年前我为她的小说集《采桑子》写的序中的一段话。评论家们创出“京味小说”一词多年，我一直没弄明白其准确定义，主观上估计是除了用北京话写北京事外，还得有北京“味儿”。要不怎么不叫“京话小说”或“京事小说”呢？而这个“味儿”只能意会不能言传，是浸透在作者血液中的一种气质。话可以学，我的北京话就是学来的，事可以编，我的一些故事是瞎编的，唯独“味儿”作不得秀装不了假，是长期在一个族群中生活熏染浸泡出来的。老北京人中有皇亲贵族也有平民百姓，味儿也就有雅俗之别。但要俗得不粗，雅得自然，很不容易。广芩作品透着优雅大气而不扭捏作态。后来见到广芩本人，尽管她在西北高原的基层生活工作多年，穿着朴素，言语谦和，但举止言谈却自然流露出雍容高雅的风度，我便联想起故友九王多尔衮的后人金寄水。他们似乎有一种相似的渗透到骨髓中的文化底蕴。

于是我就认定了叶广芩是个出色的“京味作家”，虽然她也写过其他题材的作品，但我认为只有“京味小说”是她的强项。

突然，我毫无准备地在《人民文学》读到了她的《广岛故事》，才发现我大大地错了！五年前为她的作品写序实在自不量力。怎么能说她的强项只是“京味小说”呢？

中国人写日本人，特别是写广岛的日本人，对其世风民俗观察之细，对历史伤痕体味之深，对人物心理刻画之准，达到这个地步的作品，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当然这跟我读书不多孤陋寡闻有关。因为我熟悉的中国人写广岛故事的作品只有一部，叫《别了，濑户内海》，与叶广芩这部一比，实在是相形见绌。而那篇小说的作者就是在下本人。所以看完叶广芩这篇大作后，我立即打电话给《人民文学》编辑，表示我对这部作品的钦佩。

或许这也叫缘分。我写过她的老家北京，她又写我熟悉的广岛。她写得比我高明。

五十年前我在日本劳动的地方，距广岛只有十几海里，和我站在一个机器前干活的“勤劳奉仕”的中小学生，不少就来自广岛。三十多年后我再次来到广岛，站在和平广场纪念碑前，看着那位被原子弹杀死的小姑娘用包药纸叠的千纸鹤，真是百感交集。

我亲眼看到日本侵略军在我的家乡奸淫烧杀，曾对所有日本人都充满仇恨。所以我十二岁就参军抗战。精兵简政中奉命复员，为躲避日军搜捕，流浪到敌占区，被骗往日本做劳工。这时才看到普通的日本老百姓不仅跟中国人一样善良勤劳，而且也受尽战争之苦——男人被征兵去送命，女人穿着破衣烂衫日夜劳动换不来一顿饱饭，学龄儿童停课停学被送到工厂“勤劳奉仕”义务劳动。

才认识到罪魁祸首只是那些掌权领军的法西斯帝国主义分子！普通的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在共同劳动和躲避空袭中，我受到过奥巴桑们的关照，也和几个一起劳动的少年成了朋友。在我重访广岛期间，其中一位从电视上认出了我，想方设法打听到我的行踪，特意打电话来问候。我问她家里人好吗？她带着哭声说：“原子弹爆炸那天，除了我一个人外，全家都在广岛……”

激动之下，我写《别了，濑户内海》。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侵略战争，对中日两国人民造成的灾难，罄竹难书。“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翻这本老账，就是提醒人们不要忘记那段惨痛的历史，以防重演。但因才智所限，要诉的心声没有诉尽，总感到遗憾。因此读到了广芩的《广岛故事》，就有一种满足感、欣慰感。我理了许久没理清楚的思绪她理清了，我没诉尽的心声，她用独特而优美的艺术语言倾诉出来。

《广岛故事》的“故事”非常简单，就是两位女人和一条狗的平淡生活记录。

与作者住在同一单元的山本和柴田两姊妹，生活得平平静静。她们斯文谦和，穿着华丽高雅的服装，蹬着木屐从院里走过时，向每一个人鞠躬问好，“那情景让人觉得像是刚从天上飘下来的神仙，是不食烟火的仙女下了凡，飘逸潇洒极了。”两人虽然都已年过半百，却各有忙不完的闲事。姐姐是俳句俱乐部的会员、和服教室的老师，妹妹是老年合唱团成员和妇女相谈会干事。常常听到两人在屋里一个弹钢琴一个练唱歌。唱的是广岛人人熟悉的儿歌。她们养着一条叫贺茂的狗，每天都在固定的时间出来遛狗，在固定的地点请那条狗喝苹果汁。此外还有一个年轻的亲戚隔一段时间来看望她们一次，那人与狗同名也叫贺茂，他管两位老人都叫“奥上学桑”，就是妈妈。来了就替两位老人做些力气活，而且来时必定抱着一丛黄色雏菊。老人的家中永远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没任何杂物，就是花多。卧室、客厅、饭桌上，甚至厕所里都摆着花，而且都是黄色雏菊。淡雅的气氛，平静的内心，成了她们的生活基调。使旁观的作者不由得发出感慨：人家老太太才真叫“幸福生活”。

两人也有一点特殊处，就是特别怕雨，只要一下雨，她们就蔫了，不化妆了，不打扮了，不唱歌了，不弹琴了，毫无声息地闷在单元里，停止一切户外活动，连卧在庭院中的狗也不出来喂了。而正是在广岛一次狂风暴雨之后，狗贺茂死了。老人郑重地穿起丧服，还戴上黑珍珠项链。把狗的遗体洗干净后，用吹风机吹干皮毛，盖上了小毯子，停放在客厅主要位置上，两人平平静静地坐在两边守灵，直到殡仪馆来车把它接走。不久，作者得知那位叫贺茂的年轻人也因白血病去世了，原因是他母亲受过原子弹辐射污染，而他的母亲就是那个妹妹……雨！透过那一滴滴晶莹水珠，作者以女人和作家特有的敏锐细致的眼光，终于看到了半个世纪前广岛那天崩地裂血肉横飞的惨剧写真，看到了成堆的尸体中两个侥幸活下来目瞪口呆的小姑娘，身旁是为掩护小主人被炸得变形的家狗贺茂，还看到了在一片死寂的废墟下悄悄冒出带有病态的小小黄色雏菊！更看到了日本帝国主义为本国无辜百姓带来的灾难，看到了留在日本人民灵魂和骨髓深处永难平复的伤痛！

作品表现了超越国界的爱心良心，展示了作者观察生活艺术创作的才能，为中国文坛增添了一丛光彩奇葩！

可能有人认为我的看法带有太多个人情绪。是的，这可能跟个人经历和审美倾向有关。但抛开我那些情绪化的感触，相信人们读完叶广芩写日本、写广岛的这篇小说，也会以冷静客观的态度承认这是部有特色，有深度的佳作。

本来编辑是约我写对叶广芩这个人的看法，不想只谈她的作品，就啰唆了这么多。也罢，有道是文如其人，要认识这位才女，还是读她的小说，毋须我来多嘴。

最是书香能致远

殷慧芬

1996年6月我在庐山参加百花洲笔会，初识叶广芩，和她同居一室，不无陌生。

我俩之间有着太多的不同：我们彼此的家乡一北（北京）一南（上海）；她出身满族贵族，我出身上海普通市民家庭；她曾经闯荡西北，东渡扶桑，我除了旅游从未离开过上海；她说非常标准的京味普通话，我说一口被她称作“鸟语”的上海话。我们勉强相似的是年龄，或者还有对文学的敬畏。我猜想，广芩最初对我这个说“鸟语”的上海女子，是抱着观望的心态，不指望会产生什么劳什子的友谊吧？一年后我看到她描写上海男人的文字小气，斤斤计较，怕老婆……你看看，她对上海人的偏见（好在我们都“为人实诚”——广芩语），友情就在这样的陌生和偏见中，一点一滴仿佛凉水泡茶慢慢滋味起来。待到下山分手，我们已经成了好朋友。

广芩说话爱抿嘴微笑，那浅笑里透着智慧、幽默和宽容，仿佛在说，嘿，就这么回事！她是一位胸襟大度、不拘小节的女性，比她年轻的男作家都叫她一声大姐。她的一口漂亮的京片子令我想起三十多年前的一位同事，那位先生也出身满族贵族，说一口非常标准的普通话，温和儒雅，当时他虽然是个普通工人，且处境艰难，但他热爱科学钻研学问的劲儿，想遮掩都不行。后来他去了美国定居。患难时期我们曾经有过非常珍贵纯粹的友谊。我把那位朋友和广芩类比，我猜想广芩在过去的年代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并且我想念她的坚强。不知道是怎么开的头，广芩说起了她的过去。果然，她说她六岁就失去父亲，二十岁就当了“反革命”，下过农场养过猪，曾经生不如死。

仿佛身上的伤疤，你会不由自主地去抚摸，痛苦也是这样，总是记忆深刻。广芩尽管出生在京城的大宅门，看到过没落的繁华，更多的却是品尝赤贫和耻辱的滋味。我后来去西安，和广芩在兵马俑博物馆附近的古玩街闲逛，不知怎么走散了。待到重新碰头，我手里已经捧着两件淘来的“古玩”，广芩不屑，连一眼也不瞥说，扔了。那天我关注的是满街的“古玩”，广芩关注的却是陕西小吃，凉皮、千层饼、荞面饸饹、牛肉拉面、小米稀饭、江米甑糕……几年以后我看到广芩写的回忆录《没有日记的罗敷河》，这个从八九岁开始就代母亲跑典当行，把家里上百年的老底一件一件典当出去以维持生计的叶广芩，曾经在1960年的饥饿年代，把家里最后一个鼻烟壶，乾隆年间宫廷作巧的稀罕物件儿，以一元五角的价典给了古玩商，为了换取保命的五斤黄豆！1968年，贫病中的母亲给即将远赴西安工作的广芩凑一床被子，以三十四元的价典当了一条精美的波斯毯子，事后这条毯子以数万元的价格出现在文物商店……当时毕竟年纪小，广芩说，经她手从家里倒出去的古玩字画何止价值千万。而在“破四旧”的疯狂中，家里铺天盖地的字画和书籍，还有精美的古瓷，都在院子里化作了灰烬和碎片……真正是曾经沧海难为水呀。我终于明白了在西安秦俑的古玩街，广芩和我的差别，其间有多少痛彻心肺的隐痛和酸楚。我为广芩哭！

叶广芩姓叶赫那拉。清代这个显赫的家族以出皇后而著名，至于嫔、妃之类就更不在话下了。辛亥革命后，这个家族才简姓“叶”。叶赫那拉的姓氏带给了广芩无穷的灾难和痛苦。同时也给了她文学的骄傲。她的系列中篇家族小说集《采桑子》，即是取她家族的先人、词界才子纳兰性德的《采桑子·谁翻乐府凄凉曲》一词的词牌、词句作为书名和篇名的。我想，在广芩的血脉里一定流动着无言的傲气和风骨。

自庐山分手后，我和广芩常通电话，交流的也无非是说了就忘的废话，但我们彼此牵挂。1997年10月，广芩说秋天的西安是最好的，你来不来？我说来了就住你家？两个人都说好。因为两个人都“实诚”，所以就有了我的西安之行。这是我喜欢的旅游方式，找一个落脚点，然后就独自瞎逛，期待冒险，或者是奇迹出现。我之所以敢赖在广芩家，是因为她的先生在日本讲学，家里由她说了算。待在西安的几天，广芩时而也陪陪我。去乾陵的时候，我是独自出游的，在长途车站坐了“一日游”的小巴士。后来才知道那是私人承包的小巴士，导游想方设法带你到一些破景点敛财，比如在扶风县法门寺，导游却把我们引领至距法门寺数百米外的人造景观“东方大佛宫”，仅门票一项就宰去了游客十几元钱，里面净是一些造型和制作工艺都非常粗糙的塑像。事后知道，早在1995年国家宗教局就指出，法门镇的“东方大佛宫”是不合法建筑，应予以拆毁。而在乾陵附近，导游又把乘客引领进人造景点“武曌园”，该园号称融园林、展览、游乐于一体，票价二十元。我对此不感兴趣，拿着导游代售的门票去窗口退，却被告知是“折扣票”，不能退。人生地不熟，我只得坐在“武曌园”门外生闷气，恰巧有一对慈眉善目的老夫妻从载客小车上下来，他们原来打算去乾陵，半途被车主鼓动改道而来。心直口快的我告诉这对老夫妻，乾陵是非看不可的，武曌园是可看可不看的，二老一明白就撤退转身叫车去乾陵了。原先那车主正殷勤地抢着在代买门票，眼睁睁看着一笔横财落空了，竟把一股毒怨发泄在我的身上，园里园外追着我不放。那车主长得方脸大嘴，和他那些祖先的塑像——兵马俑一样威武，那天我差点挨“兵马俑”的揍。晚上回到广芩家告状，广芩责怪我干吗不打电话给她，她保证立马赶过来。说平时找人吵架不行，这送上门来的才痛快呢。还说她常常是路见不平，恨不得拔拳相助打一架。2001年9月，广芩以家族小说《梦也何曾到谢桥》荣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这位昔日八旗世家的“格格”，一袭旗袍款款玉立，出现在浙江绍兴的领奖台上，这时候的她不再是泼辣干练，而是雍容端庄，此时此刻有多少沉痛的家族故事在她的胸臆间流过？广芩是多面的。

我那次西安之行真的是非常单纯，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率性而为。我甚至都没想过该什么时候回家。似乎一切都是那么理所当然。而接下来的华山之旅，更是出乎意料之外了，是广芩说的，你该去华山了。于是我想起我的两个初中同学，他们在1968年分配去了西北的某军工基地，他俩在红卫兵运动中曾经势不两立。这样两位冤家对头一起上了火车，命运使他们只得握手言欢。一年后回沪探亲两个人结伴先上了华山。那时候的华山，道观早成了残垣，渺无人烟。事后其中一位告诉我，自古华山一条路，两人站在华山绝壁的险道上，周围竟无一人，深渊空寂。这时候他都不敢去想身边的人曾经是死敌。我听了汗毛凛凛。我就是在这时候听说了华山之险。

当然1997年的华山，已经是熙熙攘攘人群喧哗了。只是险峻依旧。赴华山的前夜，广芩先是指点我行程、交通和住宿，然后突然平静地说，明天咱俩一起上华山吧。我喜出望外乐不可支。后来我领略了华山无法形容的险峻，才深深地体悟了广芩的情谊。我大概不会陪人再上一次华山吧。我们那次沿途还在临潼华清池“挟持”了那里的公安民警范东峰。他也是庐山笔会的文友。我们在临潼想了很多办法才找到他。不管怎么着，你得陪我们上华山。广芩不容置疑地宣告。广芩还说你得穿着警服上华山，保证我们安全。听得我忍俊不禁。范东峰也想了很多办法逃避，几乎是一步一回头地被我们逼上华山的。他气得骂我们是“贼女子”。在陕西话里，“贼”作形容词是聪明和狡黠的意思。吵闹归吵闹，心怀愧意和慈悲的我们对范东峰十分照顾，下山的时候，还替他单独叫了一乘滑竿，我和广芩则在一边趔趄着脚儿苦行，那情景十分可笑。

华山之行让我对广芩有了更深的了解，记得那天乘缆车上北峰然后一路经过擦耳崖、天梯，来到苍龙岭，几乎每一步都是“四脚并用”，战战兢兢。苍龙岭的大风仿佛是从天而降，无遮无拦。据说韩愈在此吓哭过。至于南天门的“长空栈道”，那是要有一点亡命之心的勇气才敢涉足的。我们原来打算当天下山的，实在是连爬带滚都无法在当天下午五点之前回到北峰的缆车站。最后被困在一家幽静的小道观，在那儿过夜。华山之夜是彻骨的寒冷，有一点“风雪山神庙”的意境。因为无法入眠，我们索性披衣长谈。就是在那个寒夜，广芩聊起了她曾经五上华山的经历。自1968年被无辜打成“反革命”以后，她在华山脚下的华阴农场度过了整整八年的猪倌生涯，忍受了无数的屈辱和挣扎。即便如此，她仍能远远地欣赏华山的峻美之态。八年的磨砺使一位二十岁的贵族少女成了一个能够说“扯淡，去球”的坚强女子。广芩的父亲是画家，解放前曾担任过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中央美术学院前身）的老师。广芩在父亲遗留下的画作里领略过高山大川的美妙，她对华山因此怀有一种类似亲情的敬仰之心。她甚至不愿意以“戴罪”之身去攀登华山。直到她即将离开农场，她才来了邪劲儿，一个月内她竟上了五次华山！

“从这以后我不敢再提华山。”广芩动情地结束了她叙述。她后来站在华山上，俯瞰昔日的华阴农场，并在那里照了一张相。我这时候领悟到，我们的华山之行，其实不是广芩舍命陪君子，而是我在陪伴广芩重走过去的人生。我为和广芩有这样交错的机缘而感动。我想唯有面对了，才能放弃，广芩今后的路必将走得更加坚实。

今年三月听说广芩担当了改编《茶馆》电视剧的编剧，我想干这大活儿没有比她更合适的了。我看过她的长篇小说《全家福》，我首先折服的就是她的语言。我甚至都没细看故事的发展，而一味沉湎于小说人物的对话、作者的叙述语气，那分生动、纯正的京味令我如痴如醉。我仿佛走进了老北京，看到了老北京的东直门、故宫、大宅门、四合院……作家邓友梅说，读叶广芩的京味小说最解渴，够味儿，有墨香，于“从容舒展中流露书卷翰墨之气”。

最是书香能致远。我等着广芩编剧的电视剧《茶馆》，在老舍先生“环转如珠，流畅如水”的语境中，寻找广芩的温婉隽智。

广芩是特立独行的。她在陕西周至县挂职当县委副书记，因为她爱穿旗袍，爱吃烤白薯，冬天坐一块钱的小三轮，成了当地引人瞩目的“明星”。县文化馆馆长找她提醒说：“叶书记，你不能穿这个旗袍在县委大院里进来出去！”两个人就一来一去地对话。馆长说，你是书记。广芩说，书记怎么不能穿？馆长说，旗袍不正经。广芩说，谁说旗袍不正经了？旗袍是国服，你看出去的夫人都穿旗袍。馆长说，那人家是夫人，你是书记。广芩说，书记该穿什么？馆长说，穿套服。广芩说，去你的土八路，我就穿旗袍。

看看，这两位文化人。俗话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真不知道谁是兵谁是秀才呢？非常民俗非常传统的广芩，这时候大概也迷糊了吧？2002年，我和广芩在武夷山，听她闲叨说这事儿，我笑出了泪，直喊痛快。

我和广芩还有好几个约定没有兑现呢。1999年我患眼疾，天马行空的广芩从周至打电话过来慰问，说她常在林木葱郁的动物保护区内居住，那里没有电没有任何通信设施，人、动物、自然三者的交流处于一种非常本原的状态，大美无言，她常常在不假言说的造化之美中审视自身，悲悯一切生命。你该来看看，广芩说你到了周至，随便问上一个赶马车的“叶广芩住哪儿”，就会有人把我带到她家。2002年我和广芩参加作家出版社的武夷山笔会，相约会后一起去厦门鼓浪屿，后来因故没有成行。我们还想过东渡扶桑旅游……但是我的心里一直装着广芩。我觉得广芩在关中平原著名的周至县挂职是一种命运，前世今生的缘分。周至是一个文化大县，白居易在那里当过县长，在周至写下了千古名篇《长恨歌》，李商隐也在那里当过县长，留下了大量意味隽永的诗篇。周至有著名的老子讲授《道德经》的“楼观台”，此处周秦遗迹、汉唐古迹比比皆是，是道家的发源地，唐宋诗人王维、李白、白居易、李商隐、欧阳修、苏轼等都在“楼观台”留下了墨迹，周至还残留有清道光年间佛坪县城的旧址——“佛坪厅城”，1922年因匪患而废弃，现有一条小公路通向外界……周至的文化积淀丰厚悠长。广芩四五岁的时候曾经在颐和园里的小院子居住过，从龙王庙的码头到后山的藏庙遗址，西堤六桥的桥墩至仁寿殿的流水沟，还有北宫门的石阶、后湖的睡莲……一个淘气无聊的小丫丫日日在颐和园里野逛，中国传统文化的魂魄悄悄地潜入了她的内心。颐和园中谐趣园秀雅的楹联、景福阁清寂的月光是慈父带着她阅读的，成了她童年亲情最好的记忆。我想广芩到周至，是不是那段童年岁月的延伸？景福阁的月亮当初也在周至的汉唐遗址上徘徊，广芩是不是在追寻，追寻一种文化？

因为广芩的多面和博识，广芩本身就是一部小说，一部能够带给朋友快乐和智慧，野性和雅趣的小说。

流年惊风雨今个叶广芩

阿成

初识叶广芩，是在一次湘西之行的笔会上。虽然她的个子很高，很精干，但是看模样，看状态，我觉得她应当比我小得多，至少十岁，或者十五岁的样子。正式熟悉起来之后，才知道彼此也差不多，叫大姐可以，不叫大姐也行。有趣儿的是，大家都“叶大姐、叶大姐”这么叫。我也只好“入乡随俗”了。

非常不礼貌啊。

与叶大姐谋面之前，我就非常熟悉她的作品了。一个时期，各大刊物都有她的小说，各大电视台，包括全国各地的电影院也都有她编剧的影视剧和电影片子，似乎偌大的中国文化市场，被她占去了一半儿。

感觉她是一个被文化市场熊熊燃烧着的女作家。

我先前以为，叶大姐的姓氏，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姓氏。后来，从一些与她相关的、包括她个人的闲文中得知，这个叶姓本身是派生于清代叶赫那拉之皇族的。这样，先前阅读中所存有的小小疑惑，便恍然于大悟之中了。应当说，一个在自己的姓名上就浓浓地渗透其作品之魂灵的作家，自开国以来，是不多见的。

知道了这样的渊源，再悄悄地端详叶大姐，人也一下子很不同起来，横看竖看，觉得她很像年轻时代的慈禧，倘若让她扮上慈禧，虽然多少顽皮了一些（以及叶大姐所特有的幽默与调侃之外），还是最像的。尤其是叶大姐的笑，感觉像刚刚被册封时的慈禧，特别有感染力。精干的叶大姐人也干净利落，头发梳得像格格似的一丝不苟，身之上下，一尘不染。总给人一种她将要出席端庄宴会的感觉。我偏执地认为，叶大姐的这一特点，除了她天性的保持之外，以乎也有来自其皇室家族的影响吧。

不仅如此，叶之姓氏的本身，我猜想，对叶大姐来说，与其说是一种天然的继承，莫如说是一个桃花灿烂般的诱惑。这样，无论是《乾清门内》也好，《采桑子》《谁翻乐府凄凉曲》也罢，洋洋洒洒、多舛的皇家宗室的兴衰故事，由她来讲，怕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一次同叶大姐闲聊的时候，她曾无意中对我说我很注意一个人无意中说的话，她从西安回到北京，看颐和园呀，紫禁城啊，感觉很不一样。而且说这话的时候，她的动作总是先在话之前就很夸张地出来了。然而，让人费解的是，她在她的一篇长篇小说的后记中，却说：“陕西恢宏的帝王之气与厚重的人本之气是上天给予陕西作家得天独厚的馈赠，这是任何地域都无法替代的。古老的土地有周秦的大度，汉唐的气魄，土厚水醇，崇尚实际，西安以它的宽厚、诚挚、热情接纳了我，这是我的福气和运气。”

但不管怎么说，北京的天空，北京的建筑，北京的气氛，北京的历史，总能让叶大姐变得亢奋起来。这个时候的叶大姐，说起话来，常常是如数家珍、妙语连珠。

叶大姐是文坛公认的一位小说叙述的高手。她笔下的那些错综复杂的历史头绪，人物关系、命运以及围绕在其中、或者作为背景的事件与物件，处理得那么从容，和谐，地道。像弹焦尾琴似的，用优美的手指，徐徐弹拨，让若古若今的曲调缓缓地进入读者的心灵。很显然，在她的小说里，当代的文化式样和传统文学的精粹，常常是结伴而行，形影不离的，这就使得她的小说有一种诗意的美。

少年时代的叶大姐，家，自然在北京。后来变化了，去了土黄色的西安。在这种颜色的天地里，人群中，叶大姐不仅做过医院的护士，还做过报社的记者。然后，东渡扶桑，去了日本的千叶大学读书。这样的经历，使得叶大姐的知识储备和感知领域一下子扩展起来。从叶赫那拉氏的子孙，到北京的女学生、西安的护士、报社记者，再加上赴日的留学生，这一系列的经历，使叶大姐成为一个挺特别的作家，就像她自己说的那样“如树上的果子一样，人大约也是到了该熟的时候了”。特别是叶大姐在日本的留学生涯，使她天然地获得了对祖国、对叶氏之宗族，当然也包括土黄色的西安——静下心来——隔海瞭望与思索的机会。这对她能够全景式地讲叙神州天下的故事，无疑是一种天赐的力量与支持。用她自己的话说，“那些尘封已久的人和事，个人的一些难忘的体验，常常不由自主地涌上笔端。”事实上也的确如此。这之后她创作的小说，特别是对清亡之后各色人物的命运展示，很是入情，入理，入微，既有天然的灵性，又有女性的敦厚与善良，还要包括她南北闯荡之后的坦然、自信和不吐不快的风格。让老老少少的看官们掩卷之后，感慨万千，无法矜持。但是，叶大姐却提醒大家说：“有人说我写自己，在写家族史，这未免让人有吃不了兜着走的尴尬，文学作品跟生活毕竟有很大的差距，很难严丝合缝地对应起来。”

有时，历史和现实是不完整的，需要想象来补充，这恰恰是叶大姐的强项。记得前年在北京，在中国作协的招待所里与叶大姐见面，我特别欣赏她用陕西话讲的那些让人喷饭的市井笑话，非常让人开心。还有更开心的，同是那次见面，大会安排一个青年作家代表我们讲话。叶大姐便真的是叶大姐了，像党支部书记那样，严肃地指导那个青年作家应当在发言中先说什么，后说什么。那个老实且厚道的青年作家一个劲儿地点头，而且还很感慨的样子。但发言的时候，他根本没按叶大姐的“指导”去做。坐在下面的叶大姐也开心地笑了。那次分手的时候，叶大姐送我一包陕西产的、类似快餐面式的“羊肉泡馍”。黄色花纹的包装，很好看，给人一种很陕西的感觉。回到东北我没舍得吃，让小女儿品尝，小女儿吃过了说，“挺不一样”，但是不用但是了，只有到陕西去，才能吃到真正的羊肉泡馍，而且才能真正地走进叶大姐的世界。

走出叶广芩

叶广荃

不少读者都知道她的名字——叶广芩。

我的同事隔三岔五会对我说，我看到你姐姐又写了篇什么什么。或是电视里在演你姐姐的戏……同事和朋友们由于认识叶广荃便更关注了叶广芩。其实在一般读者当中，我想也未必，关键的原因是我是叶广芩的妹妹，人家乐意把这样的话对我说。自己的姐姐有人关注，这当然很好，她的作品，她的家庭，她的经历都有人问到，而我却说不出什么，我觉得她很一般，甚至太一般了，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向别人说道的。她每次回北京，我得事先帮她打扫屋子，得时不常地做些个家族的传统菜给她送去，得替她交煤气费、物业费、电话费……其实这些她自己都能干，偏不干，让我替她干，而她自己就在电脑前头敲字，一敲一整天，一天吃一顿饭——早点。有几回上我们家吃晚饭，饿得眼睛发蓝，问她为什么饿成这样，说是一天没吃饭，顾不上。

读过一些采访她和评论她的文章，有“走近叶广芩”的，有“又见叶广芩”的，还有“陕西有个叶广芩”的，读了都觉得有些阻隔，不知他们在说谁。也许那就是真的她，竟让家人感到如此陌生，如此遥远……我和她应该是属于“零距离”接触的人，由于距离太近，一切都变得很模糊，就如同看一幅油画，太近了全成了斑斓的色块，想的是拉开距离，远远地看，也许清楚。但是，远的走不近，近的走不远，这一近一远，就是角色的定位。要想更换，不容易。

我们是一母同胞的姐妹，是叶家兄弟姐妹中接触最多、关系最深的一对。

我和芩姐相差四岁，从小厮混在一起。从我记事的那一刻起，她便存在于我的周围了，贯穿于整个少年时代。

20世纪50年代的一天，我们全被叫到姥姥家，人们围着母亲在说着什么，我和芩姐靠着炕沿站着，听着大人说话。突然，芩姐号啕大哭起来，我觉着应该跟着她学，也哭，其实我根本弄不懂为什么要哭。原来是父亲去世了。客死在外地，芩姐是在哭父亲。芩姐对那天是这样回忆的，“有一天来人带话说姥姥得了急病，叫母亲回去。我和小荃随着母亲来到朝阳门外的姥姥家，到了姥姥家。姥姥很健康，没有一点儿生病的样子，我说，姥姥您不是病了吗？姥姥没说话。大舅把我拉过去说，丫头，你得懂事，得为你妈想想，小荃还小，别吓着她。到底怎么了？我懵懵懂懂跟大舅进了屋，屋里有一桌未动的酒菜，这种非同一般的阵势让人心底一阵阵发凉。母亲见到我，哭了。母亲说，你父亲殁了……人的长大是突然间的事。经此变故，我稚嫩的肩开始分担了家庭的忧愁。”

那年我四岁。从跟着她哭的时候起，好像就注定了，我们的行走轨迹往往踏在一个点儿上。芩姐的性格外表倔强，但其实是个心思很重、感情很细腻的人。父亲去世后的一天，母亲病了，她带着我去北新桥买东西。两个幼小的女孩子身带重孝，又没有大人领着，是非常扎眼的，夏天，胡同里净是些纳凉的人，免不了有些人指指点点。我看到芩姐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一言不发，低头只顾走路，也不管我是不是能跟上她。回来时，她从另外一条路回的家。还听母亲讲过，带她去方家胡同小学报名上学时，负责报名的老师例行公事，问父亲在哪儿工作，她沉默了许久，哭起来，弄得老师很尴尬，母亲不好意思地一个劲儿说孩子不懂事儿。后来人们都记住了，不能当着她提父亲，父亲的去世对她幼小心灵的打击是异常沉重的，就如同后来母亲的去世对我的打击是致命的一样。

父亲去世后，母亲开始为生活而奔波，顾不上我们，对我们的教育方针是放任自流，而这恰恰给了我们自由发展的极大空间。当时的情况是我们考试得了一百分，母亲也没有太多喜悦，考试不及格，也不责备……我们最喜欢的节目是上房。房上乾坤之大，乐趣之多，没有上过房的人是绝难理解的。我们住在北京东城一座大四合院里，院子南墙根儿有两棵大树，一棵柳树，一棵榆树。靠东北角有一个小过道，穿过小过道是一个长方形的后院，后院过去是花园，后来盖了一排北房，但规格不能和前院的正房相比，这一溜儿北房顶上就是我们的“房上乐园”。后院尽西头有一棵枣树，树旁边竖着一个梯子，这就是上房的重要通道。芩姐性格像男孩子，上房、爬树是家常便饭。母亲上班一走，芩姐立即就成了王爷，她问我，咱们今天干什么？我说，上房。于是就上房。噌噌几下就上去了，在上面如履平地，我们家养了只黄猫。猫也爱在房上待着，见我们上来，猫就跑，我们敢大步流星地在房上追猫。站在房顶上，向四周望去，连绵起伏，一片灰瓦，能隐隐约约看见景山，这时，芩姐就底气十足地喊那么两嗓子，唱“将酒宴摆至在聚义厅上，某要与众贤弟叙一叙衷肠”，我会恰如其分地为她喊几声好。配合相当默契。两个小丫头，在房顶上这样张扬，也就是在当时，在大人放任不管的环境下，用“宽松”一个词汇足以概括。

这样的“好日子”不是哪个孩子都有机会能得到，至少，我的孩子今天我不敢将他撒出去，让他在房顶上喊叫。

我们第二喜欢的是演戏。应该说芩姐在那个时候就是个好编剧，好演员。家里有的是老式衣裳，不唯长袍马褂，甚至还有两把头，花盆底，穿戴起来比戏台上还真。没有观众，街门关着，大院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不怕谁笑话，所以在表演上我们绝对放得开，那些即兴的演唱，投入的表演，至今想来仍让人怀念。演瓷人戏是我俩的传统项目，戏台是母亲的梳妆台，台面分上下两层，上面那层较窄，是摆雪花膏瓶子、梳头油什么的地方，靠后面是面大镜子，造型很像大戏台。演员是家中形态各异、一寸多高的小瓷人。父亲是搞陶瓷的，家里这种瓷人多的是。演瓷人戏只能一个人演，这样就必须有一个人充当观众角色，而当观众的通常是我。芩姐一边摆弄着小瓷人，一边绘声绘色地念叨着戏词儿，一会装成小姑娘，一会儿又装成老太太，一会儿又装成小伙子，就是装狗，装老鸹，她都叫唤得很到位……她特别会编故事，一出一出的，有时候能把母亲也吸引过来，放下手里的活不干，专看她演戏。她演得非常认真，现在我体会到，她不是在哄我玩儿，那是她的所爱，是她的兴趣所在。她演累了，该我上了，我大多是演些简单情节的，实在没得演了，就把她演过的戏，再小改一下，好歹也算一出。偏偏她的记性非常好，每到这时，她就会揭露我，而我就死不认账……前不久，我和她一起去看望已经八十岁的四哥叶广明，芩姐和我们提起自己的梦想，说写小说实非所愿，她最钟爱的职业还是去唱戏！可惜，现在年纪大了，嗓子也不行了，只好怀着一腔遗憾看别人在台上表演。难怪她有时接些个电视连续剧脚本类的活计，干得十分得心应手，舒展自如，想来那还是她的戏剧情结。

画小人书是我们花费时间、精力最多的事情。那时，我已经上小学、认字了。暑假，芩姐找来了白纸，说是要画小人书。一会儿就把纸裁成了小人书大小，拿针线一钉，完全是地道的线装书。接着就开始画起来。画画儿的本事我俩都不含糊，父兄都是画家，恭亲王的孙子溥心畲和徐悲鸿是四哥的老师，姐姐毕业于美术学院，耳濡目染，我们也敢在白扇面上涂鸦，全无顾忌。在当时我的印象里，芩姐的人物画画得棒极了，十分传神。记得有一次她犯了什么事儿，母亲说了她几句，第二天，满院子的墙上全是粉笔画的人头像。寥寥几笔，只画了脸形和翘着的头发，眉眼都没有，但我一眼就认出是谁，真是惟妙惟肖。我跟她说：“你画的是咱妈，你当我看不出来？我给你告诉妈去。”她说：“你要是敢告诉，以后甭想让我再带你玩儿。”我还真怕这一招儿，没敢去告密。母亲看了这满院子的头像，竟没发觉什么。当时，画小人书不光是画，还得编故事情节，芩姐编故事的本事又发挥出来了，那一出出的戏、一个个的故事又活灵活现地出现在纸上，她竟然自编自画出了一本小人书！在芩姐的感召下，我也开始裁纸、钉本儿，画小人书。那年暑假我俩编、画了好几本小人书。这些小人书一直保留到我上女一中。“文革”时候，芩姐和四哥两个人关起门来，将家中的“四旧”做过一次大清理，名人字画、善本书籍、字帖卖了几车，是当废纸卖出的。唱戏的全套锣鼓家伙是她拿出去当废铜卖的，十四块钱，这套家伙是当年“富连成”的叶春善先生（著名京剧艺术家叶盛兰的父亲，叶少兰的祖父）为我们家选购的。祖辈留下的多少精美的瓷器在院子里被摔得粉碎……那次的毁坏是完全彻底的，让人心疼的。所处理的物件里，也有我们画的小人书，怕人说是才子佳人，给烧了。前不久，女一中的同学聚会，我的一个最要好的同学说，还记得那时上你们家去，看到你姐姐和你画的小人书，真让人不可思议。没想到这位年过半百的老同学，竟还对近四十年前的事记得这么清楚。东北作家阿成在谈到芩姐的时候说过这样的话，叶大姐是个讲故事的高手。现在看来，她小时候演戏、画小人书不能说跟后来的小说创作没有关系。小说的首要条件是好看，是情节，然后是语言、结构等等，好看的情节就是故事，怎么抓人是语言，如何讲清楚是结构，这对芩姐来说好像不是很难，她平时不太爱说话，但是要讲起来却很有吸引听众的本事，不紧不慢，娓娓道来，跟她的小说风格很相像。搞文学得有天赋、有悟性，这方面，她在我们兄弟姐妹中是佼佼者。

1963年，芩姐考上了北京女一中。我问她为什么不考离家近的女二中，她说，一就是一，排在二前边。这个回答到现在想来都挺有意思。我们学校的校名是北京第一女子中学，“女子”合成一个字就念“好”，就是北京第一好中学。在她的心目中，什么事情都要做得最好。的确，“文革”前的女一中是北京市女子中学中数一数二的，要考进女一中不是那么容易。因为学校较远，芩姐中午不回来了，兴趣又转移到了读书上。她每天下午放学回来，都会带本课外书，是从图书馆借的。她要求自己很严格，不论多好看的书，都先放一边，先做作业，然后复习，一切都妥当了，才拿起课外书来。星期天也是安排得满满的，除了复习功课，她每礼拜天还要画画，画工笔，细细地一笔一笔地描，有时一张画要画一个月，说是要磨炼性情。而这正给我提供了看书的好机会，我每天下午早早儿的把作业做完了，眼巴巴儿地坐在廊子下等着她放学，她一进门，我就上去抢书包，把书翻了出来开始看。她借回来什么，我就看什么，而且得抢在她写作业的这点时间内看，所以看书的速度极快，因为不定她什么时候就会要走了。在那段时间里，我真看了不少书，反正是她看过的，我也全看过，不过也落下个不好的毛病，看书不求甚解，一目十行，有时一本书一晚上就看完了。这种“快速阅读法”，到现在都改不过来。我小学毕业考初中，报志愿很有些戏剧性。我的志愿是芩姐帮我选的，一共是三个：女一中、女二中、女四中。志愿交上去第二天，班主任让我去校长室，说校长找我。女校长和蔼可亲，先说了不少夸奖我的话，不过，最后我还是听明白了，是报的志愿出了问题。按现在的话来说，是三个志愿没有拉开档次，三个志愿跨了三个区，西区、东城、朝阳，而且都是这三个区的顶尖学校，一旦有一点闪失，将全军覆没。女校长微笑着，把志愿递给我，让我回去把第二、第三个志愿改一下。第二天，我把志愿交回校长室，女校长的脸上没有了微笑。我的志愿还是那三个，原因是芩姐不让改，还扔给我一句话“你只有一条路，必须考上第一个。”现在想起来，老师、校长真是做到了仁至义尽，而我却是个不识时务的学生，又碰上了一个爱顶尖的姐姐。破釜沉舟，这是芩姐的良苦用心。从把志愿交上去的那一刻，我就没退路了。

最终，我考上了女一中，那年的录取分数线是196分。

置之死地而后生，逼着自己咬牙，这是芩姐的处事原则，我常常惊异她对自己的狠劲儿，她会利用一切机会充实自己，在对待学问上，从不偷懒，在对待错误上，从不原谅自己。我2001年到日本去看望她，她的房间门口挂着一块木头牌子，上面写着“反省中”，她说她得常常想想，每天是不是有该干的事没干，或干错了事而不觉得……五十多岁的人了，应该说到了颐养天年的时候，她却还不断给自己找事。她的日语水平相当不错，这次回到北京，却突然向我提出要学习英语，我的丈夫是英语教授，她认为这是近水楼台，至少音标先得学会吧，其他可以自己慢慢来……我问她想干什么，她说电脑要用，交流要用，她还计划要绕地球旅行一周。这个人哪……回首往事，虽然我们年少时家境窘迫，生活中满是酸涩，但也有我们的无穷乐趣，有我们五彩的梦。那是我们人生的起点，是我们人生的基础所在。芩姐是我的启蒙老师，我对文学、美术的爱好，都和她分不开。

1968年秋，芩姐分配去了西安。火车站上，和她一起走的同学几乎全家都来送行，带着大包小包，父母亲拉着孩子的手，千叮咛万嘱咐的，那情景让人羡慕。而她，只有我一个人来送，小小的一件行李，连午饭也没有带，穿着一件很寒酸的半旧的衬衫。母亲在家中躺着，患了绝症，已无精力顾及离家的儿女，她是心事重重走出家门的。我们躲开喧闹的人群，她一遍一遍地嘱咐我，叫我多帮母亲干活儿，别忘了带母亲去看病，我们都知道，母亲生日无多了——重压之下，她的心在滴血，我哽咽得说不出话来。火车向西开走了，我看见了芩姐眼里的泪水，我跟着火车跑着——后来听跟芩姐一起走的同学讲，在火车上，她坐在角落里，一直无声地流泪，从北京一直哭到保定。直至今日，我每到火车站总是心情很坏，或许是这第一次的离别和我后来插队时的来来往往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太惨。

芩姐走后，我收拾她睡的床铺时，发现了一沓子纸，原来是过去我画的一组漫画，那是“文革”中在家逍遥时给芩姐贴的大字报。记得那天不知为什么我们发生了口角，芩姐出去了，我气犹未尽找来了纸、笔和墨汁，开始又写又画。第一张是“叶广芩走白专道路”，画的是她骑着一头瘸驴，左手挥舞着鞭子，右手高举着一个大三角板，嘴里高喊着“学好数理化，骑驴走天下！”第二张是“叶广芩贪图安逸享受”，画的是她舒服地躺在床上，脑子里想的是许许多多好吃的，有话梅、咸带鱼什么的。这两样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她最爱吃的——画完后，我把这一组漫画贴在她床边的墙上，很是得意。晚上，芩姐回来发现了她床边的漫画，我等着她发火，没想到她看着看着，扑哧一下乐了，一边往下揭，一边说：“这可是有纪念意义，我得好好保存。”说着把它们压在了褥子底下。眼下，看着这一张张漫画，我的眼睛湿润了，物在，人却去了，心里空落落的。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体会到了什么是离别，什么叫思念。本想把这几张画好好保存留做纪念，但后来也丢失了。

1969年1月，我插队去了陕西延安地区延长县，和芩姐在同一个省份。

或许是离开了家乡，彼此分离，也或许是长大了的缘故，我们学会了彼此关心，相互牵挂。

我到陕北后，芩姐因为有了工作，挣了工资，承担了我的经济费用。刚到陕北第一年，我由于水土不服，吃的又全是粗粮，肠胃不好，拉肚子持续了半年多。初夏的一天，芩姐突然风尘仆仆地站在我面前，说：“正好有便车到延安，我来看看你。”我真是震惊了，感动得半天说不出话来。说是有便车，其实从西安到我们村里，足足有一千多里的路程，她到了延安后，还要换车到延长县，从县里到村里又要走五十里山路，真不知她一个人是怎么找到这儿的。芩姐的到来，着实让同学们羡慕得不得了，我更是像过年一样高兴。我从老乡那儿借来二十个鸡蛋，一下子都给炒了，没有油，干炒，那些鸡蛋变成了一个个硬疙瘩。下乡后，我凭着从北京带来的几本芩姐用过的医学教科书和对医学浓厚的兴趣，当上了村里的赤脚医生。芩姐在我那儿期间，刚好有几个病人，她陪着我上东坡儿下西沟地去老乡家看望，我跟她又学了不少医学知识和临床经验。她耐心地给我讲在不具备化验条件情况下，怎样区分痢疾和肠炎，医疗器具怎样消毒，农村常见病的最基本处理方法——后来在芩姐的小说《醒也无聊》里边，有个在陕北插队的知青形象金瑞，她将金瑞在陕北插队的情节写得活灵活现，许多人都以为她一定有过陕北插队经历，其实那里边很多是她当年住在我们村里的观察和体会。洞察生活的细致入微，体会周围人的言语颜色，可能是来自芩姐敏感的性情和内向的性格，她常常在不动声色中，将周围的一切审视得清楚透彻，做到心中有数。那时她根本没有想过写小说，我从来也没有听过她有当作家的梦想，但是这种从小特殊经历造成的生活态度，已经成为她的习惯，成为她的本真。

芩姐从陕北回到西安。没想到等着她的是一场厄运。回去后不久，因为“诗”的问题，芩姐被上纲上线打成“现行反革命”，那年她二十岁，被下放到黄河滩放猪。通信地址的改变，我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在我再三追问下，芩姐轻描淡写地说了个大概。我给她回信说你不会反对毛主席，我相信你。你一定要好好的！那段时间，我很担心，害怕，怕她一时想不开出意外，怕她挺不过这一关，怕我永远失去她。几十年过去了，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从未听她细讲过，直到她的《没有日记的罗敷河》出版后，我才清楚地知道当时她所经历的一切。她不愿意说那段日子，那是她生命中最黑暗的年代，那是真正的置之死地而后生！

像当年在热孝中，躲避人们各色的目光一样，她坚守住自己的人格，将牙咬碎，咽进肚里。最终，她挺过来了。不光挺过来了，而且还利用独自一人放猪的机会自学了日语。她先是可以熟练地用日语背诵“老三篇”和毛主席语录，而后又将《汉方研究》杂志上的一些科普小文章试着翻译出来，写了厚厚的几本子。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她把这些书稿分成两部分交给了人民教育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两个出版社不约而同全都给出版了。大概没有谁知道，芩姐最初涉足文坛是从翻译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初，她翻译了不少小说，那是她写作的准备阶段，也未可知。芩姐自嘲说自己是因祸得福，说这日语是“捡来的”。我不能不佩服芩姐面对逆境的奋发拼搏精神，她的永不服输的劲头。她经历了一次涅槃，得到了新生，得到了升华。

芩姐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年轻时的磨难是一笔财富。翻弄这些财富，是与历史相对的会意，是走过人生的豁达。不忘记过去，也不为记忆所摧残。

后来，我被招工到了陕南汉中。母亲去世了，这一打击对我是致命的，身心几乎全垮了。如果说父亲的去世是一棵大树倒了的话，那母亲的去世就是整个大厦全塌了。再回北京探亲，我去探谁？父亲没了，母亲也没了，只有哥哥嫂子。往常回去，母亲还在，北京到底还是我的家，我敢翻抽屉，敢做一切家里人能做的事情，可如今再回去，我还敢翻抽屉，能翻抽屉吗？我的心里悲凉极了，沮丧极了。是芩姐拉着我走出了那段最阴暗的日子。那时她几乎一个星期就来一封信，信中天南海北什么都聊，唯独在有意识地回避着母亲去世的话题。其间她曾两次来汉中看我，每当他们单位有人来出差，一定会让他们来看看我。在我享受第一个法定探亲假时，那种悲凉几乎将我压倒，我不知道回去再探谁，母亲永远不在了，家的感觉永远没有了。探亲的第一站我到了西安，那一天的情景还历历在目。西安下着少有的鹅毛大雪，当我披着满身的积雪出现在她面前时，我看到她的眼睛湿润了，说了句这么大的雪，快进来，我给你扫扫。不知为什么，我再也按捺不住，谎称要去卫生间，躲在里面一边洗脸，一边让不争气的眼泪痛快地流个够。短短几句非常普通的家常话，我又找到了家的感觉，深切地感受到了什么是手足情深，这是一种永远割不断的亲情。人是需要相互搀扶、相互支撑的，亲人之间更是如此。

芩姐给家人的印象是一个倔强、刚强，甚至有点挑剔的人，有时还时不常爱调侃几句，好像对什么都无所谓，从她的嘴里极少说出充满柔情的话语。她的女儿，说话敢跟爸爸故意耍大舌头，却从不敢趴在她身上撒娇。其实她是一个非常重感情的、充满爱心的人。她似乎不愿意把内心最柔软的那部分展示给众人，但是我感觉到了，从她的作品中也能感觉得到。

改革开放后，我们的情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从外地调进了北京的一所高校。由于彼此都在忙于工作、学习、生活及教育子女，我们的联系似乎比过去少多了，但是我每次收到芩姐的信，总是有新的信息：先是她在1983年彻底改了行，调进了《陕西工人报》任副刊部主任、记者；1990年随姐夫去日本，在此期间，她在日本千叶大学法经学部学习；1995年她回西安后调进了西安市文联。这些年来，芩姐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向前走着。

1994年，芩姐的第一篇将笔端伸向家族的小说《本是同根生》发表，而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家族小说《祖坟》《风也萧萧》《雨也萧萧》《瘦尽灯花又一宵》《谁翻乐府凄凉曲》等相继而出，直至长篇小说《采桑子》的出版。那种对家、对人生的复杂情感，那种广大而深邃的文化氛围，那种历史的沧桑感和人情变异史，那种时代风云与家事感情相扭结的极为复杂的情绪，让我熟悉，也让我陌生。

芩姐的家族小说让我感到强烈的震撼，那么不可思议。我开始探讨芩姐小说题材的变化，以及文风的变化。因为只有我，只有与她有着共同经历的亲人，才能从那些字里行间体会到素材的利用，体会到从生活转向艺术的奥妙。太神奇了，司空见惯的人和事，在她的笔下，一个个是那么的出彩，那么的鲜活。我和家里的其他人一边读那些小说，一边笑着说，这个是谁谁，那个是谁谁，但是合上书本，却又觉得不像，在这些像与不像之间便泛出了艺术。那是作家的升华。

芩姐以前的作品我大多数都读过，从中能体会出她的性格、她一贯的文风，觉得那就是她。按照演艺界的行话来说，那时是性格演员，而现在，变成了成熟的、有着丰富经验的演技派，这一点在她的家族小说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作家个人的经历、文化习惯同影响我们的时代一样，是不能回避的。由于“文革”的冲击和她个人的经历以及所受的教育，她总是无意识地回避家族文化背景，但恰恰是这想要回避的东西，对她却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的家庭是个大家族，父亲那一辈儿兄弟四人，虽然都成了家、有了孩子，但还是在一起生活。父亲和三大爷都在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教书，即今日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校长是徐悲鸿。二位老人不仅是陶瓷方面的权威、专家，画儿也画得好，戏也唱得好，而且京胡也拉得好。到了我们这一代，大排行排下来兄妹共十四个，七男七女，我是最末一个，同父异母的大哥整整比我大了四十岁。那些哥哥姐姐们都是多才多艺的，其中有建筑专家、陶瓷专家，有的精通书法、绘画，有的精通古玩鉴赏，他们还有个共同的爱好，唱京剧。听哥哥们说，当时有个叫赵晓兰的女孩也常来我们家参加演唱，唱青衣，后来此人下海，成了名角，在上海专与周信芳配戏。父兄们热热闹闹唱戏的时代我和芩姐都没有赶上，我们出生时，大哥已经去世多年了，只记得小时我和芩姐从家里书桌最下面的抽屉翻出一沓子京剧脸谱，画得规矩，色彩也艳，就像是印出来的，上面还写着人物的名字。母亲说那是大哥画的，大哥二十几岁就死了。我和芩姐玩演戏时，这些脸谱也曾成为我们编排人物的凭借。家族浓厚的文化、艺术氛围的熏陶，对芩姐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知识、生活、情感的积累是芩姐创作家族小说的基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芩姐喜欢的一句话，她努力去做了。而那段炼狱般的生活给她的人生、她的情感带来的磨难则是一种财富，为她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作家冯骥才所说：“谁是生活的不幸者，谁就有条件成为文学的幸运儿；谁让生活的祸水一遍遍地洗过，谁就有可能成为看上去闪闪发光的福将。当生活把你肆意掠夺一番之后，才会把文学馈赠给你。”一位记者曾问过芩姐，为什么突然涉足并选择了家族系列小说这个题材，芩姐说：不是“突然涉足”，是必然的开启。她说：“过去回避个人家族文化背景成了我的无意识，那些痛苦的感受实在让人感到可怕，我甚至不愿意回忆他们，把他们看成是一场噩梦。在那噩梦中改变的太多，不变的只有人格。我将这些粗粝与苦涩用泥封起来，不再触动，以享尽今日的轻松与自由。孰料，年沉日久，那泥封竟破裂，从中冒出了浓郁的酒香……”

芩姐在创作家族小说的过程中，完成了个人的超越，家族的超越。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圣吉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创建学习型组织需要进行“五项修炼”，而这第一项就是“自我超越”。彼得·圣吉说：“自我超越的修炼，则是以我们真心向往的事情为起点，让我们为自己的最高愿望而活。“精熟”‘自我超越’的人，能够不断实现他们内心深处最想实现的愿望，他们对生命的态度就如同艺术家对艺术品一般，全心投入、不断创造和超越，是一种真正的终身‘学习’。”芩姐自从走上文学之路以来，一直追求实现自己内心深处最想实现的愿望，全身心地投入，不断创造，在创作家族小说的过程中，她跳出了自我，超越了自我。我和芩姐探讨过为什么涉足家族小说这一问题，她说：“其实我们的老哥哥姐姐们了解的家事比我要多，受家族文化的熏陶比我更深、比我更有才华，但却由我写出了家族小说。究其原因，这应该得益于我离开了北京，还有去日本的那几年，由于远离祖国，远离北京，远离家族，使我跳出了原来的圈子，拉开了距离，因此可以从另一个视角去审视我们民族的传统文化、社会的变迁，审视我们家族的兴衰和人生的起伏。”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先生在评论芩姐的家族系列小说时说：“……叙述人‘我’是一中年女性，她受新社会教育，还有红卫兵文化、知青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的背景，故而常抱着批判的眼光，扮演着理智的、旁观者角色。但问题的复杂在于，她终究是家族的一员，遗传基因、家世烙印、寻根潜意识并未消失，这样的双重角色给小说平添了陌生化的美感。”雷达先生的评论非常精彩，而且非常到位。

多少年过去了，芩姐在外面被人称为作家，得了一个又一个文学奖，但我能够感觉到，她对这些看得很淡，就跟母亲当年对我们的态度一样，得了一百分也不高兴，不及格了也不批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几年，她在农村挂职，住在楼观台，那里是老子讲述《道德经》的地方，她跟我谈论往往是“上善若水，厚德载物”这样的大命题。她变得淡泊而随和……我想，芩姐她活熟了。

人熟了，文也就熟了。

豪爽热情的叶广芩

何镇邦

第一次见到叶广芩，是在1996年夏天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举办的庐山百花洲笔会上。那次应邀参加笔会的作家相当多，有来自陕西的叶广芩和范东峰，来自上海的殷慧芬，来自哈尔滨的阿成和迟子建，来自江苏的储福金和韩东、鲁羊，来自湖南的李元洛、聂鑫森和王开林，来自武汉的方方，当然，北京也去了好几位，其中有尚属军旅作家的石钟山和至今仍是军旅作家的李鸣生。到会的人多，时间又较从容，仅在避暑胜地庐山就逗留了七八天之多，可以说遍游庐山诸景点，更有意思的是相互之间有了个尽情交流的机会。这时候，叶广芩的“家族小说”已在文坛内外发生相当大的反响。见到她，自然很高兴，尤其是她的爽朗、颇有点男性化的性格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记得那次笔会，从南昌到庐山，都是安排我与阿成同住一室，因此除了每天的游览、参观与开会之外，晚上大都以我和阿成共住的室内，聚集一伙人“侃大山”，常来玩的主要有聂鑫森、石钟山等几位，有时，殷慧芬也来凑凑热闹。这种时候，这种场合，叶广芩是不来的，我同她的交流大都是在参观游览的路上。记得有一次，走在庐山的一处林中，范东峰陪着叶广芩，在整个笔会上，老范常陪伴着叶广芩，似她的保镖，大概是由于一同来自西安之故，同我边走边聊，于是才略知她的家族身世和创作情况。有一天登庐山三叠泉，我同叶广芩一起爬上一块大石头上照了相，算是那次笔会留下的一点有意义的纪念。当然，在庐山笔会的那几天，最惬意的还是每天晚饭后坐在邮电疗养院的院里，扶栏远眺暮色中的青山和晚霞，同文友一起天南海北地闲聊，这种时候，叶广芩偶尔也是参加的，我对她的初步了解，也大都是来自那种情景中的闲聊。

1996年夏日庐山相识之后，叶广芩偶尔寄赠她的新作，可一直没有见面的机会。直到2000年5月，我到西安参加公安部举办的公安战线文学创作座谈会，住在丈八沟国宾馆，才再次见到叶广芩。这时候，她已是西安文联党组成员，好像又到周至县挂职担任县委副书记，又适逢西安市文联正在搞“三讲”，她比较忙，只是匆匆见了一面，送给我一部新出的长篇《采桑子》，来不及细谈。只是感到她比几年前更干练更豪爽了。

由于几年来我应《时代文学》编辑部之邀，一直为他们主持“名家侧影”这个专栏，早就有请叶广芩在这个栏目露面的打算，但苦于她行踪不定，联系不上，一直不能如愿，今年夏天，西安的两位朋友来访，他们在西安交大宿舍，与叶广芩是近邻，愿意代为联系。有天晚上，西安的朋友来电话说，叶广芩家有人，可能是她的女儿回家来收拾东西，要我马上打电话过去联系。我照着他们提供的电话号码打过去，接电话的果然是广芩的女儿，她说她妈妈又去了日本，大概九月底十月初回国。我把为叶广芩做一个专栏的打算如此这般地在电话里对广芩的女儿说了一番，望转告其母回国后同我联系。九月下旬，我在青岛参加中国海洋大学为王蒙举办的“王蒙文学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突然接到叶广芩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说她女儿已转告她我准备为其做“名家侧影”专栏之事，并欣然应诺，准备在北京多逗留几日，待我回京见面后再返回西安。青岛会议结束后，我又去深圳参加一个文学活动，回到北京已是十月二日深夜，拨通广芩留给我的她在京的电话，她高兴地约定次日到我家访我。十月三日，我在寒舍接待了广芩和她的小妹叶广荃，做了一次长谈。除了商定专栏的各种具体事项外，还谈起她把《茶馆》改编为电视连续剧以及准备把编剧所得的三十万元稿酬用来在周至建一所民间文学院的打算，她在周至挂职任县委副书记已近五年，颇了解当地众多业余作者对文学的痴情和艰难的处境，因此打算在当年老子讲道的“楼观台”附近择地建一所文学院，供一些业余作者写作之用，为他们遮风雨，供衣食，也可以兼做招待外来的一些访问周至的文学同行之用。我当然很赞赏她的这一义举，从这里更可以看出她的豪爽与热情，但是当谈及文学院的管理以及经费的缺口如何筹措等具体事宜之时，我又不能不对她这一打算大泼其冷水，因此劝她虽然地也买了，还是暂时放弃这一打算，把《茶馆》编剧的稿费用在更实际更有用的地方去。

一个多月后，我读到由广芩妹妹叶广荃转来的文字、自画像、签名等等，也读到叶广芩、殷慧芬、王阿成为本栏写的文章，我似乎对叶广芩的了解又进了一步，为她的人生经历和豪爽热情的性格深深地感动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