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克凡

黑马褪色是灰马

肖克凡

20世纪80年代后期，有记者写文章称我为文坛“黑马”，我一下子就变成一匹大牲口。时光悠悠十几载，这次据说林希先生写文章，仍然称我为文坛“黑马”，我竟然保持“黑马”称号如此天长地久，一寻思，心里挺不好意思的。

据我所知，“黑马”的本义是指事先不被公众看好而事后意外夺冠的那匹黑色赛马。如此看来，林希先生称我为“黑马”这绝对属于溢美之辞。我混迹文坛时日不短，一不曾获得什么国家大奖，二不曾取得什么优异成绩。我心里明明白白，称我为“黑马”者，那无疑是对我的抬举。

小生这厢有礼了。

我本是文坛一龙套，假如有两句唱词儿，那也是“里子”。这是我近年来对自己的清醒认识。光阴似箭，混到我这种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年岁，如果还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那真是脑子进水了。可能正是由于我对自己的评价比较恰当吧，人家才继续称我为“黑马”，继续抬举我。然而随着一年年的风吹日晒，我这匹冒牌儿黑马也褪了颜色。正是：黑马褪色是灰马。关于灰马，周立波先生在《暴风骤雨》里把它分配给了哪家贫雇农，我记不清了。好在是灰马还有草吃。灰马就灰马吧。

灰马多说几句。说一说阅读和写作的事情。

我的最初阅读，完全是因为孤单（不是孤独），这是十来岁时的事情。随着阅读的深入，我渐渐发现书籍里的世界竟然比生活里的世界大得多。其实生活里的世界也很大，但对我这样一个独守一隅的小毛孩来说，生活里的世界再大，我所能接触到的也只是一个小角落而已。阅读则不同，阅读使我在书籍的世界里去了很多地方，认识了很多在生活世界里根本无法结识的人。孤单，确实是我阅读的起因。我在书籍的世界里认识了我的兄弟姐妹，尽管我在现实生活里什么都不曾拥有。在这里我必须提到我的外祖母。远在我识字之前她老人家就充当了我的启蒙老师。在我的童年时代，外祖母给我讲了许多故事，包括她本人的所见所闻，八国联军、苏俄送给孙文的水晶棺材、日本皇军大队长、国民党军队师长等。她老人家告诉我她十六岁那年见过鬼，青面獠牙的样子；她老人家还告诉我她二十二岁那年见过神仙，那是一个脚踏五彩祥云的白胡子老头儿……我的最初写作，也是因为孤单。由于孤单，我在写作过程中找到了对应的世界，那里有人有物有风景，当然也有爱情和友情，写作使我克服了孤单的感觉，它不啻于一剂良药。

我写作的初始阶段，基本不包含名利思想，挺纯洁的。后来开始发表作品，人也渐渐复杂起来，整天是胸怀大志而郁郁不得志的样子。正是在这个阶段，我居然发表了不少东西。由此看来对我而言，名利思想也是一种生产力。当然这跟黑马不黑马的没有什么关系。后来，经历挫折多了，年岁也大一点儿了，明白了。明白文坛就是一座农贸市场（绝对不是超市），买什么的都有，卖什么的也都有，人多嘴杂，品种也比较齐全。你根本不必去羡慕大个儿南瓜，因为你本来就是小个儿土豆儿。那你就好好去当小土豆儿吧，被人家装进篮子拎回，然后被某位爱下厨房的男士将你做成一盘“尖椒土豆丝”或“土豆烧牛肉”，这不挺好嘛。当然，大个儿南瓜也有大个儿南瓜的用场，兴许被人买回去摆在家里，当作一件古董欣赏，而且一摆就是十年八载的，逐渐成为南瓜里的化石。尽管如此，大南瓜还是南瓜，小土豆儿仍然是土豆儿。

由此看来，混迹于文坛你根本不用着急上火。举凡你着急上火的时候，往往是你没弄明白自己究竟是大南瓜还是小土豆的时候。这就怪不得别人了。当然也有这种情况，你本来是个大南瓜，但是你多年以来就阴差阳错被当成小土豆儿，不得脱颖，那就是命运问题了。没辙。此类素材完全可以写成长篇童话《耳闻目睹三十年之小土豆》什么的，拿去出版。

我有时候拜读人家写的文章，很羡幕人家活得明白。可转念一想，人若是活得太明白，那日子未必好过。你一眼就能望穿万里云海，那不成神仙啦？而神仙是没有权利活在人间的，只能羽化而去。然而我们的作家们一个个无论多大岁数都特别乐意活着。这就是矛盾。

人是不能胜天的。人也不可以走在时间前面。一个人一生只能做一件事，而且未必能够做好。作家更是如此。因此我能做的事情只是继续写作而已。如果必须使用“农贸市场”这个关键词来形容文坛，那我只能将自己比作一匹送菜进城的灰马。

灰马也是很光荣的。因为它促进了“菜篮子”工程。

在这里，我要一并感谢促使和允许我在“名家侧影”专栏里露面儿的有关人士。因为对我这样的作家来说，如此大出风头的机会，毕竟不多。最后，我还要感谢何镇邦先生、林希先生，还有何申哥、李晶姐，你们这次写了我，受累啦。我欠你们一个人情，至于这个人情如何回报，目前我正处于严肃的思考之中。

灰马干了一天活儿，应该吃草料去了。就此打住。

文坛黑马肖克凡

林希

我和肖克凡投脾气。

我称肖克凡为老弟，肖克凡管我叫大爷，我们两个人有许多共同特点：我们都写小说，都是作家，还都不“著名”，开会时全在下边坐着，散会后台上念名字，“请什么什么同志留下来”的时候，保证没有我俩。许多人站在下面聚精会神地听，唯恐听不清就错过了历史机遇，只有我们两个人和一大帮没有前程的人呼呼地往外走，一直走进饭厅，吃头一桌热乎饭。蒋子龙知道我们两个人不错，他说：“你们两个人形影不离。”其实他不知道，我和肖克凡是“有架不打”，有好几次差点没“那”，但不撕破脸儿，就是你“臭”着我，我“臭”着你。“臭”够了，再说是怎么一回事，事过境迁，话说通了，肖克凡知道我是为他好：“大爷这辈子在我身上是做了好事了。”多诚恳，这年月还有这么说话的吗？

我说：“肖克凡，你这两年够火。”肖克凡回答说：“撞吹。”我说这个“撞”说明了你现在的状态，果然中国新时期文坛就“撞”出了一匹黑马。而且是单枪匹马地一个人“撞”，还是在这样的一个时期“撞”，早“撞”两年，你肖克凡就是个人物了，那时候一篇小说就是一个时代，你划、我划，把时代“划”得一片辉煌。那两年，我写诗，肖克凡“背”，这个“背”是我们天津话，说得规范些，就是“点儿低”，越说越不明白了，也就是掺和不进去。到现在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我和肖克凡倒渐渐地“火”了，我说这就是实力，肖克凡比我学问大，他还说那个字：“撞”。

新时期文学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之后，最近两年又进入一个新的高潮期，这个新高潮期的特点，就是各路英豪各显神通。中国文坛已经由才子时代进入了群体时代，一次冲击波推出一批人才，一个群落成熟一批作家，这样大家的作品再一起经受时间的筛选，经受住时间考验的作品，就是传世之作。而就是在这样的时期，游离于冲击之外，更独立于群落面前，就杀出了一匹黑马——肖克凡，他以自己的作品一次一次地震撼着读者，批评家说不清他属于哪个流派，解释不清他出于哪个冲击旋涡，但他的作品已经使你不能无视他的存在，一个独具实力、独具特色的作家肖克凡，就这样出现在了中国文坛的地平线上。和所有的文学青年一样，肖克凡也面壁“习作”了好几年。虽然报纸杂志上时常能够读到肖克凡的小说，但很长时间肖克凡并没有引起文坛的关注。中国特色，哪儿也是人多，逛王府井，身高一米八以下的，休想有人多看你一眼。肖克凡身高一米八，堂堂男子，走在路上颇能让“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但女孩看过来没有用，文坛叱咤风云的权威不肯看过来，你也终结不了“习作”状态。

1987年，肖克凡一篇小说《黑砂》，惊动得蒋子龙“看过来”了。小说发表的同时，蒋子龙就写下了热情洋溢的推荐文章，宣告一匹黑马已经闪亮登场，中国文坛将可能因此失去平静。

我是读了蒋子龙的文章之后，才找到这篇小说的。蒋子龙，非凡人也，他看好的小说，一定有好看之处。读过《黑砂》，我被作品中强烈的生活气息所感染，更为那种带有野性的文学风格感到振奋。彼时彼际，所谓工业题材的作品，正在思考中国重工业到底应该姓“社”，还是姓“资”，更多的工业题材小说正在为中国工业的未来规划新的蓝图，工业题材小说带给读者新的希望，高举思想解放的大旗，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只有肖克凡，他似是不想负有任何使命，他倒更是要向读者倾诉他自己工业人生的悲凉。肖克凡当过翻砂工，我在工厂劳动，也进过翻砂车间，号称是现代化的工业社会。走进翻砂车间，就像回到了洪荒年代，除了昏暗的灯光之外，你几乎就如同回到了中世纪，满车间翻腾的飞尘，呛得人几乎窒息的混浊空气，一张张黑脸，无从辨认面容，唯有一双双眨动的眼睛还传递给你生命的信息。这里夏日40℃，寒冬比室外低2℃，而且没有门窗。思想、情感，都被远远地抛出翻砂车间之外，倒是在一片麻木之中，更有一个不肯麻木的人在构思一篇名为《黑砂》的小说。我被感动，我的眼窝里涌出泪珠。

铁厂的翻砂车间不对外宾开放，上级领导来厂，一般不肯亲自去那里视察指导工作，电视台不采访，报社记者不做报道，给年青人介绍对象，不能说在翻砂车间工作，只说二级工，有技术，身体好。

当过翻砂工人的肖克凡，对于中国工人有他自己的深刻理解，他以自身的情感体验和生活积累写出了中国工业社会的真实面貌。读着《黑砂》，你会听到来自生活底层的声音，听到我们社会最最悲凉，也是最最神圣的声音。肖克凡以他独特的视角，开辟了工业题材的新视野，《黑砂》能够引起那样强烈的反响，自是因为《黑砂》对于社会人生强大的穿透力。

读着《黑砂》，我想，像《黑砂》这样的作品，肖克凡还能写几篇。如果只是《黑砂》，这篇《黑砂》还不如不写，如果再写《黑砂》，只怕更是重复。但可喜的是，随后肖克凡向他的读者奉献了一组“最后”，《最后一个工厂》《最后一个工人》，此时我才惊叹，非蒋子龙慧眼独具，不才如我，也非平庸之辈也。肖克凡的“最后”系列，也许正是从他的《黑砂》开始的，一个前工业社会的终结，一种人生命运的终结。

《黑砂》热闹了一大阵，天津人民艺术剧院还将《黑砂》搬上了话剧舞台，应该说也就算是辉煌了。肖克凡是聪明人，以《黑砂》为代表的“最后”系列之后，他突然冒出了一篇《都是人间城郭》（1991），立即，一个新的肖克凡，跨过了《黑砂》和“最后”的肖克凡，似一匹黑马，跃进了新的文坛。

《都是人间城郭》，使肖克凡寻找到了新的文学自我，《都是人间城郭》系列既不同于《黑砂》的“最后”系列又和《黑砂》的“最后”系列有着内在因缘。肖克凡的文学视线，一直瞄准底层社会。他和我不一样，我专写有钱人，虽然我从来没见过钱，但我爱想象有钱人的生活。肖克凡只想没钱人的日月，明明他不愁吃穿，偏偏他爱琢磨吃不上饭、穿不上衣的人如何生存。用一个当代词汇，他关注弱势群体（你瞧，多时髦，一下子，肖克凡“政治”了）。

肖克凡关注弱势群体绝对不是情感恩赐，肖克凡的可贵，是他生命体验和情感世界与弱势群体的相融相通。一个从翻砂车间走出来的作家，不会在弱势群体面前犯酸，更不敢在弱势群体面前扮演救世主的角色，弱势群体精神世界的强大，是不属于弱势群体的人所无法理解的。倒是许多貌似强大的豪杰，才在弱势群体的心目中微不足道。肖克凡从“最后”系列拓展到本土写作，依然将他最大的关注投向底层民众，一系列的小说，肖克凡创造了许多可亲可爱的艺术形象，读者之所以喜爱肖克凡笔下的人物形象，是因为这些文学形象使读者更清楚地看到自己的生存状态。我十分欣赏《都是人间城郭》和《天津大雪》，这两篇小说虽然写的是不同的人群，写的是不同的历史时期，小说主人公又各有自己的文化背景，但这两篇小说却让人们看到不同的社会人群，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生活动荡，弱势群体所表现出来的生命力的顽强，这种顽强有时是刚，而更多的时候却是一种不可更改的柔韧。生命意志的刚与柔，凝结成强大的历史洪流，并且决定着人类的命运。

肖克凡来自弱势群体，肖克凡更深爱着他所属于的弱势群体，在弱势群体的心灵世界中肖克凡获得归属和艺术感觉，弱势群体在肖克凡的小说中获得艺术享受。

来自弱势群体的肖克凡，有他自己深厚而又坚实的生活积累。肖克凡自幼随祖母生活。他和我不一样，我小时候上学，放学回家时，母亲在家门口等我，我回来得晚了，母亲就派人去路上迎我；肖克凡在天津城跑三天不回家，他奶奶不找他，他八九岁时怀里揣着一只蛐蛐跑到鸟市去卖，回家时摔倒了，把大腿划开了两寸长的大口子，回到家里，愣没去医院，好歹找块布包上，还真就好了，也没打破伤风针。这若是让我母亲知道了，还不得吓出病来？

肖克凡作为劳苦大众的一个普通成员，更是一个不安于命运的硬汉，从做翻砂工，“跋踩”着进了“工人大学”。怎么就叫是“跋踩”？也是天津话，可能原来就是“跋涉”，带有挣扎的意味，是一种很不容易的挣扎，要比他人多付出十倍的努力，还不一定就成功。好不容易念完了“工人大学”，毕业提干，这一提干，国家干部成正果了。从此肖克凡有了技术员的职称，还做上了机关干部，也骑着自行车下厂“抓材料”，正在肖克凡有可能散会后被念名单留下来的时候，听说领导看不上他，有人打小报告，说肖克凡在暗地里写小说。

天津作家协会对肖克凡不薄，几经周折为肖克凡要下了一个“指标”，从此肖克凡进入天津文坛打杂，每天为那个绝对立不下项目的“基金会”四下奔波。一连奔波了几年，“基金会”没有“批”下来，肖克凡却写出了以百万字计的作品。天津作家协会念其写作有成，也就不追究他办“基金会”不力的责任了。

1993年的《冬季生活》和1994年的《没戏的日子》，使肖克凡受到了文坛的关注。人们正被所谓“现代派”作品折磨得无精打采的时候，忽然感到有一股新鲜空气飘然而至，肖克凡以日常生活普通人的丰满形象，打动了广大读者的心。

从此肖克凡从“工业题材”的樊篱中突破出来，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这个位置就是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贴近普通人，肖克凡以一个平民作家的身份，在如此难于立足的中国文学界，为自己打下了一方天下。从此，肖克凡的作品开始被选刊转载，而且还不断地得点什么小奖，虽然没有人“炒”他，但是人们也不能无视他的存在。就是在中国文坛这里一个派、那里一个群的时候，蛰居天津小镇的肖克凡居然也大摇大摆地登上了高台面，就是靠的作品。

肖克凡是一个情感型的作家，很难说他是长于写什么题材。工业题材、农村题材、金融题材，最近又出现了反腐题材，“文学”已经被切割得支离破碎，而且许多作家都在争坐某种题材的头把交椅。肖克凡游刃于几乎所有的题材之间，于是他就拥有了自己最广阔的创作空间，他以自己对社会人生的高度关心，把底层社会的众生相展现给他的读者，他拥有了自己的读者群。

一个作家的成功，有多方面的因素，“肖克凡现象”真需要人们认真地做一番研究。在文坛多年沉寂之后，凭靠着一股“拗”劲愣“撞”，真也就“撞”出了一番成绩，果然也带有点奇迹色彩了。

天津文学界，高不可攀，不才如我，写了这些年小说，依然不入“流”，再加上自己不争气，至今没有名分。忠义堂上没有座位，状元榜上没有名姓。白丁一名，出无车，入无堂，幸好有外地朋友看我可怜，将我几部被本地高人看不上眼的破小说拿去出版，这才能够于工薪之外多得一把破碎银子，也没有挥霍，买了一间土坯房，聊以遮蔽风雨。

和我比起来，肖克凡更不济了，前些年天津一片喧嚷，说天津文学界后继无人，尽管那时我已经写下几篇向肖克凡学习的文章，但无人理睬，至于肖克凡，那就和压根儿没有这一号人似的。有一阵肖克凡“撞笼”，气得七窍冒烟，肖克凡活像是被收进了太上老君的八卦炉，不熏出一双烂红眼儿，是休想出世了。

肖克凡火气大，见了我就跺脚，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是好言相劝。我又不是那种能够打开万把锁的钥匙，没有多少能够打动肖克凡的美好语言，开门见山，只对肖克凡说了一个字：“写！”

2001年冬天，我正在美国，网上每天浏览天津报纸，一条消息使我大为震动。这条消息说，天津设立青年文学大奖，已经请来京津两地专家、学者和知名作家，开始审读天津青年作家的作品，继而提出获奖青年作家人选。这条消息传递给我一个信息，天津终于要承认青年作家的创作成绩，再不容忍那种天津文学后继无人的喧闹了。肯定青年作家的成绩，不仅对青年作家是一种鼓励，对于天津文学创作，以至于对于全国文学创作都是巨大鼓舞。天津文学“后继无人”的喧闹，无视天津青年作家的创作成果，其实更是一种不敢面对青年作家挑战的自欺之说。

也是在网上看到，各地专家集中天津，开始审读天津青年作家作品之后，出现了一个大难题，好作品很多，有突出成绩的青年作家也多，名额所限，不知道应该如何提名。在美国看到这条消息，我暗自笑了，在心里对我的评委朋友们说，开开眼吧，谁让这些年你们光注意制造效应的文学明星呢。天津文学界的青年作家方阵，是一支实力派写作群体，这个群体不事声张，不赶时髦，不炒作，不相互吹捧，不出怪招儿，不提口号，不耍花架子，不玩“断裂”，如今天津开始肯定这支强大的文学力量了，如此肖克凡这一些天津青年作家才能得到公平对待。天津青年文学大奖评选结果，肖克凡金榜有名，肖克凡激动，我很平静。我对肖克凡说，早就应该如此，如果早几年天津能够举办青年文学大奖，今年就不会委屈比你年轻的那几位作家了。

肖克凡如今已经很有点知名度了，估计不久的将来，再有开会的机会，他就有可能于会后被念名字“留”下来了，我希望到那时候肖克凡也别忘了他自己的那个信条，还是要“撞”。我对肖克凡说，如今你的成绩只能说是一种状态，来自你的大作品，才是你的成就。以肖克凡的性格，他是一个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人。以肖克凡的创作实力，他更是一个必能写出大作品来的作家。有一次我蒙本镇领导召见，让我谈对天津未来文坛的看法，我说我看好肖克凡，他正在拼命。

这一阵肖克凡很忙，好多事都找到他头上来了，肖克凡心太软，天津人说话，叫“抹”不开面子，好在肖克凡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写小说，写短文，胡编乱造电视剧，外带写有偿报告文学。这年月大家都想多抓几个钱，我和肖克凡开玩笑，说我们一个好朋友什么都干，颇似老天津卫的一种小摊，这种小摊还有点品位，拔牙，一个江湖医生，也不打麻药，就是一把钳子，一瓶碘酒，有人不怕疼，一角钱，拔一颗牙。

当然，到这种脏地方拔牙来的患者不会很多，光拔牙难以维持生计，一般这类游医还卖点不值钱的东西。最最不值钱的东西，天津有一种“泡仁果”，就是没有花生果的空花生，一角钱一大包，剥半天，也剥不出一颗花生米来，就是便宜，穷苦人家的孩子买。

做生意要吆喝，这类小摊的游医就大声地吆喝，“拔牙不够挑费，带卖泡仁果！”

当今中国作家大抵如此，有人不凡，说他不如此，他于写小说之外，不卖“泡仁果”，他“委员”。其实“委员”也是“泡仁果”，你不也是写小说不够挑费，才“委员”的吗？

闲聊老乡肖克凡

何申

1996年深秋，武汉《芳草》杂志搞笔会游三峡，我和关仁山在北京西客站会齐，等着肖克凡从天津过来。结果他是在开车前五分钟从人流中冒出来，且不紧不慢的样子。于是我就感到克凡很是沉稳。车到保定上来谈歌，他俩跟火药点着了似的连掐带侃起来，又让我觉得克凡还有很活泼的一面。

出游那些天克凡比较多地显示了活泼这一面。和谈歌在一起说笑，话题无边无际，内容五花八门。涉及天文地理，三教九流，京剧评戏，煎炒烹炸。在漫长的车船途中，给大家增添了挺大的乐趣。有一天晚上船到秭归，也不知停的是个什么码头，黑灯瞎火像攀金字塔的石阶一般。

连手带脚攀上去，再乘坐“哗哗”作响的面包车，就在那江边窄窄的路上飞驶开来。有几次眼看就要跃到江中，司机的方向盘突地一转，又把一车人拉回了阳间，好生吓人。待到一双脚踏在县城的街道上，大家都情不自禁地欢呼了。

半夜聚在一家小饭店里，秋风送寒，白酒暖肠，众人喝得口滑，就聊起“文革”前一些现代戏，克凡竟然能将大段的台词流利地背出来。比如有出改编于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的评戏，这戏一般人都没看过，更不要说记住唱词，但克凡不仅记得住词，还唱了“这包烟叶我不要，你把它送给捷尔仁斯基”这段唱腔。后来这个段子经谈歌挖掘整理，主要由关仁山（仁山是唐山人，唐山是评戏的发源地）演唱，很受文学圈里朋友的欢迎。当时我很惊讶的是克凡出生于1953年，属蛇的，“文革”开始不过念小学五年级，而五年级的小学生若要记住那些台词，必须要有极好的天赋。我的猜想在那次游三峡途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克凡聪灵的大脑及闲不住的思维已经不满足于掏自己肚里的存货，他和谈歌开始即兴创作，见什么就编什么，合辙押韵，能说能唱，而且越来越贴近人物贴近生活。终于有一天把一位同行的老兄编得有点承受不了，险些发火。于是他们立刻中止创作及演唱，大家和好如初。

也就是那天在巴东土家族漂流前，从山顶坐滑竿去江边。价钱是一人十块。行至半山腰，抬我的两个人唱，这个老哥好沉呀，呀呀呀，不加钱就掉下。唱着滑竿就往崖边一倾，吓得我就一闭眼。这时后面又有人唱：这个老哥个儿好大呀，呀呀呀，然后就听克凡喊老何咱俩加钱吧，要不这多危险。结果我俩加了二十，才安全到了江边。

江边都是半大孩子，手里拿着一袋袋瓜子，群猴般抓住让你买，那真是典型的强卖。克凡穿得潇洒，天虽冷，但深烟色西装敞怀，内里是雪白的加厚衬衣，像有钱的大款。加上他个头大目标大，就先被团团围住，时间不长，克凡就狼狈不堪落荒而逃，喊所有零钱已经全部给你们啦，我也不要瓜子啦。那次漂流是很惊险的，撑船的汉子几次只穿一条短裤跳下水推船，把我们紧张得不行。回到县城坐在江边的饭馆里，吃到半道，克凡竟脱了个光膀子，大喊大叫地喝起来，这时不像大款，倒有点像船老大了。

克凡的这些举止，让我感觉到天津卫男子汉的特点。天津古来多水路码头，吃码头饭的人强悍豪爽且能言善辩。即使后来环境变化，但民风遗俗仍影响颇深。其中能说能侃又叫能筛，是一大功夫。不过，若肚子里没点墨水没点绝活，你就是长八张嘴也没用，在众人中也显不着你。我看克凡应该是打小就有这个能耐。后来一打听，还真是这么回事。他没上学在院里玩时，一旁有几个学生背课文，怎么背也背不下来。过了一会儿克凡说我都背下来了，你们怎么这么笨呢。人家不服，他“叭叭”就背，都不带打哏儿的。我见过克凡与朋友筛时，先是不紧不慢地娓娓道来，其间就埋着伏笔，待到一定阶段，情节突变，语言激烈，真就有点说书的味道了。我记得我小时候天津说书的特别多，即便不花钱进书场，随意找个小花园就能听到说书的。后来我和克凡住一个房间时，我问他小时候住在哪里，他说了好几个地方，我一听都极熟悉，离我家都不远。按老天津人讲，那曾是日租界和英租界。说来绝没有一点崇外思想，实际情况在那摆着，这些地方不论居住环境，还是文化环境相对是好一些。这其实也给克凡后来的津味小说作了注脚。20世纪50年代乃至“文革”前，在那些洋楼和楼群形成的地域里，昔日的痕迹不仅随处可见，而且还极强烈地熏染着你。克凡有这样的生活环境，加之他爱看书且记得住，故他编起往日的人和故事，自然得心应手。

这些年天津作家写津味小说的有两大高手，一位是林希先生，一位就是肖克凡。我对他俩的小说都很喜欢。林先生出身于旧式大家庭，作品读起来要一点点看其神秘之处，因为一般人不了解那种富人生活。而克凡则明显地写平民较多，描绘了一幅幅社会底层的生活画面。我读着有时会问自己，这些事我也听过，咋就没像人家那样留心收集起来呢？显然克凡是个有心人。我想林先生和克凡的这批作品，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越发珍贵。

据我所知，克凡的青少年生活应该说不是很欢乐的。我想他也不忌讳我在此披露一点，即克凡六岁时，他的父母就离异了，尔后他是跟着姥姥、奶奶长大的。须知那个年代可没有如今这么高的离婚率，身边没有父母的孩子，往往从小就要经受大院里楼道里没完没了的议论，且克凡上无兄姐下无弟妹，按相声里的话说那是“孤独一枝”，这种孩子玩时缺少伙伴还好说，一旦在胡同里挨欺负时最可怜，没人帮呀。克凡说他曾受过这种欺负。但据我分析，他大概很快就度过那个阶段。克凡身高体壮，大了长到一米八几，估计在年少时就要比同龄的孩子高上半头一头的。说心里话，我实在不忍心想象克凡这样的人小时候被欺负，当然也不希望他欺负旁人。以克凡的为人，他一定会有不少好朋友，他们的兴趣会较早地从孩童间的打闹转移到别的地方。

不过，算起来克凡还真没有多少时间与少年伙伴在一起闲聊逗趣。1970年他初中毕业就分配工作了。应该说这是老天爷对他的补偿与厚爱。他们那一届全部留城，不像我们老三届一古脑儿全下农村。克凡当了翻砂工，尽管那活儿又脏又累，学徒工的工资每月大概是185元吧，但他毕竟能养活自己了。他所在的北仓发电设备厂地处天津市北郊，离市区相当远。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天津人对北仓的认识，主要是那里有个大公墓，市区死了人大部分都埋那儿。有公墓的地方一般居民少荒地多，当然也就为后来建一些大工厂提供了条件。我说的可能不准确，如果工厂没有通勤车，克凡骑自行车从家到厂起码得一个半钟头。克凡一定表现得非常出色，卖力气干活并且头脑聪明，领导喜欢群众关系也好，于是1976年他就被推荐上了大学，学了三年，学的是机械制造专业的铸造专业。以致克凡前不久跟我说，如果不写小说，还可以铸个铁锅洋锅维持生计。毕业后他就回厂当技术员了，按理说他满可以在这专业的路上走下去，将来有一天没准会铸出高水平的大部件，成为一名铸造专家。但克凡的人生轨迹却在那一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开始拿起笔写东西，或者早就在悄悄写。80年代初他就发表了小说，小说使他身上潜在的能力得以发现与展示，同时也与同龄的工友显出了不同。于是两年后他理所当然地被市机械局调去当了机关干部。这对一个整天在翻砂车间浑浊空气中忙碌的青年来说，简直是一步登天。我曾见过一些汽车修理厂的女工，当时她们最羡慕的不是旁人住多好吃多好，而是羡慕干部能每天穿着干净的衣服上班。可她们上班就是一身油，所以下班尽管天已黑了，她们仍要穿上自认为最干净最漂亮的衣服，大声说笑着以引起厂区其他人的注意。我不知克凡在衣着上是否与工厂的那段经历有关，反正在我眼里，肖克凡永远衣着齐整而且时尚。如果我记得不差，1996年底开全国作代会，在京西宾馆坐车外出时，克凡穿的是件雪白色的大羽绒服，再加上他的个头，便在较多黑灰色冬装中甚是扎眼。也就是在那次会后，他把我们“三驾马车”拉到天津做客。由于我的双亲已不在，我又急于去石家庄开会，故没有惊动诸多的姐姐（我有五个姐姐，没有哥，小时打架亦没帮手），随着住宾馆。那晚坐车转来转去到了一家饭店吃饭，其间我出去看看这是哪里，不料一看竟让我险些流泪，原来这竟是我少年时生活的地方，一晃离开已二十余年了。此地名叫黄家花园，克凡儿时就在这附近居住。

转天我要走，克凡早早拉我去南市食品街吃锅巴菜。天津人把锅巴菜的“锅”念“嘎”，我从小吃早点就吃这个，尽管落户他乡多年，仍馋那口儿。克凡太了解我的心思了，他找了一家地道的锅巴菜馆子，说大哥你管够吃，离开这地儿就没这味儿。那天我吃了好几碗锅巴菜，然后就上火车，一直到晚上才到石家庄，七八个钟头竟然不饿。我很感谢克凡，那次故地重游使我很愉快。

尔后我与克凡又见过几次面，头一两次时因克凡的儿子得了比较严重的病，弄得他身心疲惫，见面除了安慰的话，别的话题就不能说得太多。后来得知孩子的病治得不错，没有危险了，我们“三驾马车”多次在电话里为此高兴，说这回又能听克凡的神侃和笑声了。有一天谈歌打电话告诉我，他刚与克凡在电话里聊了两个钟头，我说要是能三个人一起通话多好，我愿意听克凡那带有天津口音的普通话。在外人耳里，天津话都是一个味儿，但实际是有区别的。和平区集中了昔日租界的大部分地方，居民的构成比较复杂，久之其语调便有些变化，这种变化让人感到这座城市内涵丰富，有必要很好地去研究它。作为作家的肖克凡，他的责任更重一些，他还要把研究结果写出来，让更多的人分享。最近，我听说克凡当了天津作协文学院的院长，我还有点担心，他是1988年到作协当专业作家的，个人支配时间习惯了，如今可能要坐班，能行吗？羊年正月初八我往他家打个电话，弟妹说他上班去了。我又打到单位，他正在那忙呢，我心里说，行，还挺勤政的。

我所认识的肖克凡

何镇邦

大概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就知道天津有个青年作家叫肖克凡，因为他写了《黑砂》《最后一个工人》等作品，被看作一匹跃上天津文坛的“黑马”，又被看作是继蒋子龙之后另一位写工业题材的高手。但是，尽管我对肖克凡和他的作品早有些了解，尽管北京与天津近在咫尺，由于缘分未到，十几年间一直没有机会同他谋面。我同克凡的第一次见面，也可以说真正的认识，迟至1999年4月下旬群众出版社在北京十三陵一个培训中心举办的笔会期间。由于我们同被邀请，又由于我们彼此都神交已久，故自然就一见如故。

我在天津文坛有不少朋友，但天津实在去得不多，不过，自从结识了被称为天津文坛“老顽童”的林希先生和被称为天津文坛“一匹黑马”的肖克凡之后，天津自然也成了我常去的地方，成了我电话热线的另一个关注点。我有时通过电话同“林公”与克凡聊天。有时乘车路过天津，也应邀下来撮一餐海鲜，然后继续走路。譬如，在北京同克凡见面的十多天后，我与夫人在去济南的途中就曾在天津短暂逗留，受到林公与克凡的盛情款待。一来二往，我同克凡的友谊自然也就与时俱进，逐渐成了忘年之交了。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1999年8月我与克凡等一起参加由内蒙古公安厅《警察》杂志在克什克腾旗的热水塘镇举办的笔会度过的几天时间。这次笔会虽然在偏僻且显得有点荒凉的内蒙古大草原上举办，但由于主人的热情，又由于笔会内容的丰富，使与会者都十分愉快。对于我来说，也为我提供了一次更深入地了解肖克凡的机会。这一次，我俩都带来一个有病的孩子参加笔会，或者可以说，都为了有病的孩子能出去散散心而应邀参加笔会。这样，我与克凡就多了一层“同病相怜”的情感。我的长子十多年前得了重病，年近四十，仍然在家养病，当然成了我的一块心病，但年月久长了，也逐渐麻木了。可是克凡唯一的爱子，前几年刚得了重病，刚上高中的少年被迫辍学，虽然经他们夫妇千方百计地为之奔跑治疗，病情转危为安，仍然需要在家疗养，这自然成了他沉重的负担。克凡的爱人提前退休在家照料孩子的起居饮食，克凡自己也尽量争取机会带孩子出来参加活动让他的生活更丰富一些以便减少心中的歉疚。我在笔会期间看到克凡悉心呵护照顾儿子的情景，一个身高一米八几的大男子汉在照顾病儿时，其细心和耐心简直超过一位善良温柔的母亲！这让我看到克凡那颗善良而宽厚的心，使我深深地为之感动。尤其是当我听到克凡在儿子得了重病后的自责以及多方奔跑寻找为儿子治病良策的自述时，更加深刻地理解他的善良与坚毅。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由于相近的遭遇以及同命运抗争的经历，我们成了莫逆之交！

这些年同克凡比较密切的交往，使我对他的了解也逐步加深。他不仅是一个对家庭有责任心的好丈夫和好父亲，也是一位关心朋友胜过关心自己的好朋友。这方面我有着比较深切的体会。河北的“三驾马车”何申、谈歌、关仁山都是他的好朋友，他不仅邀他们一起到天津做客，以个人的力量尽地主之谊，而且对他们每一位都很关心。1999年8月，当我邀请他带着孩子同林希先生一道参加《警察》杂志在赤峰市克什克腾旗热水塘镇举办的笔会时，他又竭力推荐了关仁山，要我代表《警察》杂志邀请关仁山赴会，当然我照办了，也同关仁山成了忘年之交。前些年，谈歌查出患有糖尿病，而且病情不轻，他颇为关切，立即建议谈歌同我交流对付糖尿病的经验。因为克凡知道我患此病多年，积累了点对付糖尿病的经验。后来，我在电话里同谈歌长谈了几次，把糖尿病的病因以及控制糖尿病的要点作了分析和介绍，力劝他戒酒，不管谈歌听进去多少，克凡是尽了朋友的责任的。仅这两件小事看来，克凡对文坛的朋友是够仗义的，也可以说是变“文人相轻”为“文人相亲”的适例。还有一件事很让我感动。2002年5月，他与赵玫一起荣获“天津首届青年创作奖”。8月间，天津市作家协会在天津郊区一个度假村为获奖者们举办了一次研讨会，纵论他们文学创作上的得失。天津文学界的朋友，尤其是评论界的朋友都应邀参加了，我同柳萌兄也应邀赴会。这个会整整开了两个半天，与会者对获奖者，尤其是对肖克凡近二十年来的文学创作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解剖，有的意见还谈得颇为坦率，甚至还有点尖锐。肖克凡自始至终地虚心听取大家的讨论，对有些意见他未必认同，但也听得进去，并且记下。他不仅听会，而且在会下做了大量的会务工作，像迎来送往、招呼就餐、安排住宿等杂事，他也都搭把手，帮专管会务的同志一起做。目睹他在会上会下的表现，我颇有点感触。当今文坛，有些稍有点成就的青年作家，其傲气实在让人不敢恭维。我参加过几次作品研讨会，被讨论的作家借故不出场，而且是本来答应出场临时又借故逃脱，这让参加研讨的评论家们往往有一种受轻慢之感。在这方面，克凡谦逊的表现尤其值得称道。当然，他在对待文学前辈，比如在对待林希先生的态度上更是表现出他敬老、谦逊的美德。这方面，林希先生的文章已经涉及一些，而且在天津文坛尽人皆知，我在这儿就不赘述了。

在2002年8月天津郊区某度假村举办的研讨会上，我曾说过肖克凡虽然已有二十几年的“创龄”，写下数百万字的作品，但还是一个不定型的作家。这个说法，颇得到与会一些评论界的朋友的认同。对克凡的作品虽然读过一些，但缺乏比较系统深入的研究。但是，仅就我浏览过的部分作品而言，肖克凡的确是一位不安分、不定型的作家。就题材而言，他既有诸如成名作《黑砂》《最后一个工厂》《最后一个工人》等一组系列作品，这些作品开掘的是他多年积累的生活素材。然后，他又写了一组后来收在“津味小说”集《赌者》中的十多篇写天津民俗的作品，诸如《天津大雪》《天津娃娃》《天津少爷》等等，成了与林希齐名的写天津民俗的名家。同时，他又写了《都是人间城郭》《罗薇的峡谷》《网络中的爱情》等一批写现代城市生活、又颇有点现代意味的作品。从题材的选取和开掘来看，肖克凡绝不满足于掘一口深井，而是多方探测其文学创作的水源，迄今为止，他还没打算在哪棵树上吊死，这既表现出他的不安分和不定型，又表现出他的艺术探索精神。在写作体裁方面，林希先生调侃他“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写小说，写短文，胡编乱造电视剧，外带写有偿的报告文学”。林公之言大致不差，这些年来，肖克凡由于脸皮薄，有求必应，也由于生计的关系，的确十八般武艺都耍一耍，当然，这也表现了他在文学创作上的另一种不安分。“著书皆为稻粱谋”，曾为人所不齿，其实也是光明正大的，一个靠写作为业的人，要养家糊口，又要为生病的孩子治病，不为“稻粱谋”又怎么办呢？在这方面，我是理解克凡为什么要在文学上打杂的缘由的，也曾为他找了点杂活。当然，话也要说回来，不再年轻的肖克凡，是否在八方寻找文学水源的同时，是否锁定一口自己选中的深井，好好打一口水旺的深井给老少爷们儿看看？我以为，是到了肖克凡打一口深井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