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斤澜

自述

林斤澜

生无格言，相难漫画。

若是吹牛，也是土话。

有话则短，无话则长。

没事胆小，有事胆大。

林斤澜！哈哈哈哈……

汪曾祺

林斤澜这个名字很怪。他原名庆澜，意思是庆祝河水安澜，大概生他那年他们家乡曾遭过一次水灾，后来水退了。不知从哪年，他自己改名“斤澜”。我跟他说过，“斤澜”没讲，他也说：没讲！他们家的人名字都有点怪。夫人叫“古叶”，女儿叫“布谷”。大概都是他给起的。斤澜好怪，好与众不同。他的《矮凳桥风情》里有三个女孩子，三姐妹叫笑翼、笑耳、笑衫。小城镇哪里会有这样的名字呢？我琢磨了很久，才恍然大悟：原来只是小一、小二、小三。笑翼的妈妈给儿女起名字时不会起这样的怪名字的，这都是林斤澜搞的鬼。夏尚质，周尚文，林尚怪。林斤澜被称为“怪味胡豆”，罪有应得。

斤澜曾患心脏病，三十岁就得过一次心肌梗死。后来又得过一次，但都活下来了。六十岁时他就说过他活得已经够了本，再活就是白饶。斤澜的身体不算好，但他不在乎。我这些年出外旅游，总是“逢高不上，遇山而止”，斤澜则是有山就爬。他慢条斯理的，一步一步地走，还误不了看山看水，结果总是他头一个到山顶。一览众山小，笑看众头低。他应该节制饮食，但是他不，每有小聚，他都是谈笑风生，饮啖自若。不论是黄酒、白酒、葡萄酒、啤酒，全都招呼。最近有一次，他同时喝了三种酒。人常说酒喝杂了不好，斤澜说：“没事。”斤澜爱吃肉。“三天不吃肉就觉得难受。”他吃肉不讲究部位，冰糖肘子、腌笃鲜、蒜泥白肉，都行。他爱吃猪头肉，尤其爱吃“拱嘴”（猪鼻子），以为乃人间之“大美”。他是温州人，说起生吃海鲜，眉飞色舞。吃海鲜，喝黄酒，嘿！不过温州的“老酒汗”（黄酒再蒸一次）我实在喝不出好来。温州人还有一种喝法，在黄酒里加鸡蛋，煮热，这算什么酒！斤澜的吃喝是很平民化的。我和他曾在屯溪街头一小吃店的檐下，就一盘煮螺蛳，一人喝了两瓶加饭。他爱吃豆腐，老豆腐、嫩豆腐、毛豆腐、臭豆腐，都好。煎炒煮炸，都好。我陪他在乐山小饭馆吃了乡坝头上的菜豆花，好！

斤澜的生活是很平民化的。他不爱洗什么桑那浴，愿意在澡堂的大池子里（水很烫）泡一泡，泡得大汗淋漓，浑身作嫩红色。他大概是有几身西服的，但我从未见过他穿了整齐的套服，打了领带。他爱穿夹克，里面是条纹格子衬衫。衬衫就是街上买的，棉料的多，颜色倒是不怕花哨。

斤澜的平民化生活习惯来自他对生活的平民意识。这种平民意识当然会渗入他的作品。

斤澜的哈哈笑是很有名的，这是他的保护色。斤澜每遇有人提到某人、某事，不想表态，就把提问者的原话重复一次，然后就殿以哈哈的笑声。“×××，哈哈哈哈……”“这件事，哈哈哈哈……”把想要从口中掏出他的真实看法的新闻记者之类的人弄得莫名其妙，斤澜这种使人摸不着头脑抓不住尾巴的笑声，使他摆脱了尴尬，而且得到一层安全的甲壳。在反右派运动中，他就是这样应付过来的。林斤澜不被打成右派，是无天理，因此我说他是“漏网右派”，他也欣然接受。

斤澜极少臧否人物，但是是非清楚，爱憎分明。他一直在北京市文联工作，对市文联的领导、一般干部的趣闻逸事了如指掌。比如对老舍挨斗，是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揭发批判老舍的人是赖也赖不掉的。他觉得萧军有骨头有侠气，真是一条汉子。红卫兵想要萧军低头认罪，萧军就是不低头，两腿直立，如同生了根。萧军没有动手，他说：“我要是一动手，七八个小青年就得趴下。”红卫兵斗骆宾基，萧军说：“你们谁敢动骆宾基一根毫毛！”京剧演员荀慧生病重，是萧军背着他上车的。“文革”后，文联作协批斗浩然，斤澜听着，忽然大叫：“浩然是好人哪！”当场昏厥。斤澜平时似很温和，总是含笑看世界，但他的感情是非常强烈的。

斤澜对青年作家（现在都已是中年了）是很关心的，对他们的作品几乎一篇不落地都看了，包括一些评论家的不断花样翻新，用一种不中不西稀里古怪的语言所写的论文。他看得很仔细，能用这种古怪语言和他们对话。这一点，他比我强得多。

林斤澜！哈哈哈哈……

斤澜印象杂记

唐达成

一

斤澜兄，年逾七十，童颜道首，步履轻捷，面色红润，白发苍然，两眼炯炯有神，俨然一清拔飘逸之老人。他谈吐从容宽厚，甚少与人争论，纵有不同意见，点到为止，非面红耳赤硬钻牛角，死抬杠子执拗不休之人。但是，以他数十年的沧桑经历，洞明世事，笔下无论写小说、随笔，常有独到之见，妙语惊人，却全以不动声色之平常心出之。此时你便悟出：他的智慧与热情如蓄在热水瓶中，不倒则已，倒出便觉灼人心神，醒人胸臆。

北京文学界的友人，称他为林大哥，他比我长四岁，是老长辈无疑。有的小字辈也顺口称呼，其实认真说，应称为林老师。无论他的阅历，他的学识，他的人生经验，都够你品味一辈子的，你学写作，如有他的点拨，受用无穷，能入门为徒，便是造化了。

他自己其实就是一部大书，风风雨雨，历尽千难万韧，却很少为人所知。我从温州友人处便得知他青年时最惊险的一次经历。

那是新中国成立前，浙东温州一带，新四军所属之三五支队，活跃在邻县平阳山区，进步学生暗中常与地下党有联系，斤澜大约当时即与地下党常来往，但是否已入党我就说不清楚了。1946年前后，台湾已自日本回归祖国，当时省长是国民党的陈仪，俨然一太上皇，生杀予夺，大权在握，独断专行。斤澜那时不知是否受党的派遣到了台北工作。不久，1947年2月间，台北摊贩万人为对抗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奋起抗争，罢市罢工，声势十分浩大。省长陈仪惊慌失措，以大量军警弹压，滥杀无辜，大肆搜捕。这次摊贩的行动，可能有地下党的组织领导，人称“二二八”事件。斤澜不幸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经同乡和友人百般营教，当时因捕人甚多，国民党军警一时未查清斤澜兄的身份来历，被同意取保释放。斤澜一出狱立刻与港口熟悉的运煤船联系，躲入煤船暗舱内，第二日即起航去上海。不料在第二天，国民党特务发现斤澜被释放，大怒，立即下令再次搜捕缉拿，但已遍寻不得。原来彼时彼刻，斤澜已随煤船漂至海上，安然脱险了。当时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台湾白色恐怖愈演愈烈，斤澜如再次被捕，则有性命之忧。“二二八”事件是台湾人民对国民党的腐败公开抗争的一次壮举，四十年后，在台湾人民强烈要求下，建立了一块纪念这次事件的死难者纪念碑。斤澜这次危在旦夕的惊险遭遇，平日很少和人说起，但是如果你读过他的短篇小说《台湾姑娘》，便会对这次如火如荼的群众抗争活动，以及后来的悲惨结局有个概括的了解。虽然他写的是小说，并非实录，但如果没有他自己那段和台湾群众同命运、共生死的切身经历，是决然不可能写得如此生动、如此感人的。

二

斤澜善饮，年轻时，白酒也有斤把的量，一般酒徒休想和他对擂。文学界中，大约只有陆文夫、汪老曾祺是酒乡高手，可以与之对酌终日。可惜那时没有录音机之类的先进电器，否则把他们畅怀痛饮，天南海北的对谈录整理出来，不仅会得到许多学问知识的启迪，也会明白他们对人生的感悟与人生的况味，岂不妙哉。

斤澜的性情豁达超逸，接触过他的人都会有感受，我想这是他高寿秘诀之所在。前两年，他陪几位文友同游故乡新辟的风景胜地。景点初创，曲曲折折的石路循山而上，有的地方只挖了一个石洞，要攀铁梯上去，许多人不免心中忐忑，面有怯色，甚至就在路边石块上安坐休息，不打算再往上攀登了。我只顾往前，倒也没有犹豫，等爬上去之后，我不免担心斤澜大哥年已七旬，恐怕不必再这样乘危涉险地折腾了。这条路也实在崎岖险奥，如不再加修整或另辟蹊径，一般游人可能要望而却步。我边寻思边行走，到了一山边小茶摊，树木葱郁，枝条葳蕤，即坐下歇足，不一会儿，斤澜兄竟缓缓从容而来，虽然额上大汗涔涔，却神色自若，并无任何畏难之色，甚至还绕茶摊极目四望，观看层峦叠嶂的起伏走势，他对大自然确实别有一番热爱情绪。在他看来，水木清华之处，即可洗去凡愁俗虑，而颇有神仙洞达之快了。

“文革”初期，红卫兵云集北京，到天安门接受检阅，四面八方的“革命小将”潮水般涌到北京来，他们都是所谓请来的“客人”，不可怠慢。于是各区各单位都分配了任务，腾房子，摊铺位，找人添火做饭。做一次面条，要在双人铺板上，用碗口粗的竹杠，一头两个人，一上一下如同跷跷板那样压出面条来。别看这些日常吃喝拉撒小事，突然来了这些千军万马，可把人忙了个四脚朝天，累得不亦乐乎。

当时斤澜是在北京作协，恰当中年，看块头也还壮实，造反派看上了他，命他为“小将”服务。斤澜想想，也是，像他这样造反没资格，进“牛棚”又还没到火候，奉命去对付吃喝拉撒睡恰好活该。但是即使当年算是一条壮汉，这样白天黑夜、没完没了的杂役劳务，也够他受的。有一天他累得昏昏沉沉，本来应该朝北回家，他却脚步踉跄地朝南去了龙潭湖。那时的龙潭湖并无亭台楼阁，只不过有点天然野趣罢了。但那时浩劫刚来，有的人以为真是来了“革命”，有人却是疲于奔命，还有人则是什么也顾不上，只顾逃命，哪里还有什么闲情逸致去逛公园。但斤澜阴错阳差地竟走到了湖边，脚下踩着了草地，夕阳映照之下，草叶有些红了，有些干了，结籽了，是寸草结籽的时候，是秋天了！这时斤澜自述道：“我心里抽紧，由外往里紧缩，随着慌张起来。随着晕眩，随着颤颤的，这是由里往外颤抖了……原来还有秋天，春夏秋冬还在！大自然还在，天地好生之德还在！”于是他镇定下来，生活还要享受，生机依然存在，希望仍然尚未泯灭。他在自己的散文中称此为“天籁”“天命”，但他肯定这是和大自然的规律息息相关。用他的话来说，那就是“显现了永生不息，周行不息，自强不息的生命力”，“展现了憨厚、厚实、实诚的生命力”。在那人妖颠倒，黑白不辨，浊浪滔天的时刻，大自然的“好生之德”或许正是他使自己心理取得平衡，超逸于生死祸福之外，而未偏落颓唐，并获得镇静无畏精神力量的缘故。

宗白华先生在论晋人的诗情画意时，曾以为这是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境与神会，便有真气扑人之感。所谓“浑万象以冥观，兀同体于自然”。精神上的自由解放和胸襟的旷达，才能有对于自然和宇宙共感的深沉境地。斤澜兄的豁达性情，正是和他对大自然之情相关的。

三

斤澜兄是著名的小说高手，无论对人生体悟还是语言表述方式，都独具一格，因此常有人请他讲课，或请他讲解小说创作规律，以及个人创作中的体会，这是很自然的，他因此写了不少这方面的文字。过去我读他的小说，总以为他写作是机缘偶触，灵感倏生，信手拈来。读了他论述创作的文字，心中才不禁惊叹起来，原来他在小说领域中，无论长篇、中篇、短篇，尤其是短篇，用力之勤，之深入，之细致，决非常人所可企及。而他的叙说又与文学讲师的讲章大不相同，往往有如两人对饮，从从容容，侃侃而谈，活泼有了，生动有了，精密也有了，真个举重若轻。

比如他说：“写小说好比玩藏猫，明明白白是有那么个孩子，把自己隐蔽起来了，叫人好找。怎么个找法呢？要观察各种迹象，也就是隐蔽起来的孩子从各种情节中流露出来的现象；另外还要猜测，也就是想象，或是意会。”你看他对小说特点的解说，如此言简意赅，情节、主题、思想、曲折等习惯说法，都被他用“藏猫猫”的比喻点透。他就此还谈到意会与晦涩之别，他说：“叫人意会下来，能够意会到些东西的，是含蓄。那个晦涩是意会来意会去，却一场空。”可见晦涩往往与故作深沉状相连，却无实在的灼见，把二者的区别，一语道破。

我说他对小说形式研究得又透又细，可举他对鲁迅《孔乙己》的分析为例。他说孔乙己后来叫财主老爷吊打，以致骨折，在地上爬着走，不久爬死了。鲁迅先生只用酒店里酒客的传闻，一百五六十字交代过去了，惜墨如金；倒在吃茴香豆，教写茴香豆，分茴香豆，保护茴香豆……这微不足道的茴香豆上用了五六百字（全篇不足三千字），想来不会有别的理由，只是作者看出“这些里边蕴藏着深浓的人生味”。鲁迅先生小说中写的人物，往往却叫封建吞吃了。他们本都有善良忠厚的本性，却毫无出路，笔墨的繁简，是和作者尖锐又深沉的思想光芒不可分的，他作品的“人生味”渗透着历史、民族、“国民性”的悲剧的悲凉。斤澜见微知著，切中肯綮的体味实在胜过万千言。

斤澜在文学语言上是极下功夫的，他是温州人，吴越语系的口头语，要是硬写下来，一般读者无法卒读，所以他的作品是杂取种种话语，而且因此形成他独特的叙述风格。他细细分析了鲁迅先生作品中的用语，写童年故乡时，用乡音较多，为了表现乡情，多采用南方语言，而写城市知识分子的事，则采用不少北京话，有时也用书面语言，甚至夹杂着外文，比如写告别三味书屋时，就写：“Ade，我的蟋蟀们，Ade，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这Ade就是德语“再见”的意思。斤澜自己也是主张杂取种种话语的，所以在他的文字中，有时也采取有形象、有意味的家乡方言，给人以新鲜感，加强必要的环境氛围。但他以为“作家团弄语言，仿佛揉面，总要揉透揉匀，还要发得好，还要营养愈见丰富。这就是在每个作家手里，都设法把一些少有的或未有的养分揉进这团面里去。‘杂取’和丰富相随，但‘杂取’的揉透揉匀实更不容易”。这里就是他从自己实践中体会到的甘苦之谈了。

清人李渔有云：“琢句炼字虽贵新奇，亦须新而妥，奇而确。”又云：“文字莫不贵新，而词为尤甚。不新可以不作。意新为上，语新次之，字句之新又次之。所谓意新者，非于寻常闻见之外，别有新闻所见，而后谓之新也。”（《窥词管见》）可以说与斤澜的见解不谋而合。

结识斤澜兄若干年，只是彼此忙于杂务，直接接触的机会也并不很多，但他的为文为人，都为我所钦服。他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尤其令人难忘。有时他虽不言不语，那锐利而有神的双眼，专注而凝视，你便觉得那仿佛是深不可测又清澄见底的大湖，那里面蕴含着的是睿智？是阅历？是感悟？是通达？那是等闲如我辈者，所一时难以说得清楚明白的了。

常青的老树——老作家林斤澜二三事

何镇邦

在北京文学界，年逾古稀的文坛老将还是比较多的，其中大多数我都是敬而远之，唯有汪曾祺和林斤澜两位老先生，不仅同他们过往较密，而且还敢于同他们开开玩笑什么的。近十年来，还有几次与他们结伴出去参加笔会和别的什么活动的经历，于是对他们了解就较多。曾写了篇《说不尽的汪曾祺》；这一回，再写一篇记述林斤澜的文字，献给读者。

读林斤澜的小说，大概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或60年代初，亦即上大学和刚毕业参加工作的时候。那时，他的短篇小说是很有名气的，但大都是写北京郊区农村的，很容易让人误以为他是从北京郊区农村杀出来的作家，如浩然、刘绍棠等。直到读到他的《台湾姑娘》，才略知他的一些经历，但仍不甚了然。1989年初冬，我受鲁迅文学院普及部之托，到我的家乡漳州设点为南方片的函授学员进行面授，邀请林斤澜与汪曾祺两位老先生到漳州授课。面授结束之后又从东南沿海到闽西北的武夷山一带漫游了半月有余，于是才对林斤澜的经历有了较详尽的了解。原来，林斤澜在他的家乡温州中学毕业后，正值抗日战争后期，就参加了新四军的一支部队，在闽浙交界处打游击，因此，1989年初冬的福建之行，算是旧地重游。抗战胜利之后，他又奉组织之命到台湾去，参加过举世闻名的“二二八”起义，并被台湾国民党当局逮捕过。由于身份未曾暴露，又有战友的营救，他出了狱，并很快离开台北潜回上海。在福州时，我们住在温泉宾馆，斤澜同志的一位曾在晋江地区当过专员的当年在台湾并肩战斗过的老战友来看望他，说起这段旧事，大家还真为当时他的危险处境捏一把汗呢！当他回到上海后，已临近解放。新中国成立之后，他进入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学习，同学者有高晓声、叶至诚、陆拂为等。苏南新专毕业后，即到北京文联工作，圆他的作家梦。自从50年代初到北京，他就再也没有离开过北京文联。风风雨雨，几近半个世纪。

了解了林斤澜的大致经历，才知道他原来是个老革命！不过，他这个老革命从来不把“革命”挂在嘴上，也从不炫耀自己光荣的历史。

林斤澜的性格兼有南方人的细致与北方人的豪放。也许他在北京生活的时间长，并且有一段时间，就住在北京郊区的农村体验生活，因此，其性格中豪放的成分似占主导的地位。唯其性格豪放旷达，虽年逾古稀，且于三十多岁时即患心肌梗死，至今却仍康健。

林斤澜性格豪放的表现之一是喜饮且豪饮。他同汪曾祺既是文友，又是酒友，我常常可以看到他俩一起喝着黄酒，东扯西扯地聊，或者干脆不言不语地喝上一两个小时。1989年初冬的福建之行，将近二十天之中，我常常可以看到他们俩对饮或者在某些宴会上举杯劝酒的情景。最难忘的是，路过泉州古城时，我们参观完开元寺后，没有去惊动当地的文联，而是把车径直开到我的一位复旦老同学家。老同学见我陪两位老作家从天而降，惊喜莫名，款待甚殷，拿出一瓶珍藏的“拿破仑”劝酒。这下可把两位旅途劳顿的老头乐坏了，开怀畅饮，仍不能把一瓶洋酒饮尽，于是在我老同学一再坚持下，二老带着未喝完的半瓶“拿破仑”上路直奔福州。再者是在武夷山。冬日的武夷山，比夏天时清静得多，我们白天游山赏景，晚上就在下榻的银河饭店就着狗肉、蛇肉、冬芦等山珍野味喝老酒。两位老人往往是喝得满脸通红，然后东南西北地神聊，度过几天相当愉快的日子。1991年夏天在牡丹江的镜泊湖参加一个活动，主人用当地的一种仿日本清酒而制的响水米酒招待我们，这种酒是以镜泊湖附近种植在火山岩浆上的响水大米为原料，配以镜泊湖水酿成的，清香可口，度数不高，但其味相当醇厚，林、汪二老几乎每次都要喝上几大杯。临别时，林老还向主人索取这种酒，可见其引人之处。可惜载着送汪、林二老几箱响水米酒的车子在来京路上出了车祸，这几箱酒竟未能送到二老手里，很是遗憾。因为二老大多数场合是酒伴，有时汪老或林老不在，特别是一年多来汪老因身体关系遵医嘱戒酒，于是剩下林老一人独酌，就有点煞风景了。

林斤澜嗜酒大概始于青年时代。据说他在无锡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学习时，因他年长，常带着高晓声、叶至诚、陆拂为等年纪比他小的一些同学到学校附近的小酒馆里喝酒。有一次，喝完酒买单时，大家身上带的钱不够付账，于是林斤澜脱下身上的衣服抵扣，直到回学校取回钱来付了账才把他的衣服赎出来。这件事几十年后，在他的同学中仍然作为一桩趣闻在传说着。

林斤澜不仅喜饮，而且有一个颇为古怪的癖好，就是收藏各式各样的酒瓶子。你若是到他家的书房里一看，书架上除了书就是陈列着各种各样的酒瓶子，既有瓷质的、陶质的，又有玻璃的，造型更是多种多样，越怪他越喜欢收藏。陈列着各种各样酒瓶子的书架，几乎占了一面墙。粗略估计，他收藏的酒瓶子不下七八百种。由于收藏多了，他收藏的标准也就提高了，无论质地或是造型，太一般的就不收藏，而只要是质地造型好的，有特色的，他就千方百计收集来。他的一些朋友也帮他收集。还是1998年初冬到福建那一回，我陪同汪老先乘火车到福州，再乘汽车转赴漳州，斤澜公则由于在京有公务，过几天由北京直飞厦门。为了打发汪老路上的寂寞，我把湖南作家孙健忠送我的一瓶湘泉酒带上。就是靠这瓶湘泉酒，一路上哄住了汪老。当喝完酒之后，汪老郑重嘱咐我，酒瓶子不能丢，斤澜正在收藏酒瓶子，给他带着。因为湘泉酒的酒瓶子乃黄永玉所设计，造型古朴可爱。到漳州后交给林斤澜，他果然非常喜欢。从此放进行囊里，陪着我们漫游八闽大地，直到带回北京加入他那收藏的成千上百的酒瓶子行列之中。

林斤澜是一位有着近半个世纪创龄、著作等身的老作家，但他始终平易近人，而且一直关注着青年作家的成长。在老作家中，像他这样，坚持读青年作家的作品，并且能与青年作家心灵沟通的实在不多。

20世纪80年代的大部分岁月，林斤澜担任《北京文学》的主编，他常常亲自审读青年作者的稿件，也培养推出了北京的一批青年作家。诸如刘恒、刘震云、刘庆邦等所谓北京文坛“三刘”，还有李功达等青年小说家，他们的成长，无不渗透着林斤澜的心血。刘恒原在《北京文学》当小说编辑，后来成为北京作协的专业作家。他的中篇小说《伏羲伏羲》1988年在《北京文学》发表后，轰动了文坛，后来张艺谋据之拍成电影《菊豆》，更引起强烈的反响。这篇小说写成初稿经初审二审之后，送到林斤澜处终审，初审、二审均认为作品不错只是题目不雅，刘恒还是没改，只是到了林斤澜处终审，才根据林斤澜的建议改成现名的。据《北京文学》的编辑们说，林斤澜当主编，是常常要亲自审读稿子的，尤其是新出现的有潜力的青年作者的作品。改刘恒小说的题目，仅是其中一个小例子。

20世纪80年代后几年和90年代初，我主持鲁迅文学院教学工作期间，林斤澜与汪曾祺二老都是鲁院教学工作有力的支持者。他们二老都被我们聘为兼职教授，每一期学员，无论是进修班，还是研究生班，抑或别的专业培训班，他们都应邀到鲁院授课，并辅导学员的创作，有时还到外地为函授学员进行面授。这方面我与二老接触较多。我记得林斤澜每次来讲课，和汪老一样，都是认真准备的，并且讲得很认真很专注，有一些观点不仅对学员很有启发，对我也很有启发。例如关于文学语言的观点，林斤澜主张来自外地的学员，要注意学习北京的有生命力的口头语言，过好语言关，才能写出好的文学作品。其他如关于小说观念的演变问题，题材的举重若轻和举重若重问题，细节描写问题，他都有精辟的见解。这些来自他创作经验认真总结的真知灼见，对学员的创作是大有裨益的。因此，他的课总是受到各期学员们的热烈欢迎。

林斤澜不仅关心鲁院在校学习的学员们的学习与创作，有一些学员毕业之后有什么难事求助于他，他总是热心相助。去年年底，北京作协招聘合同制的专业作家，有一位从外地来的曾在鲁迅文学院学习过多年的青年作家拟应聘，此事林斤澜知道后，给予多方的帮助，热心向北京作协有关领导推荐，终于使这位青年作家经过评委的一致同意，被北京作协招聘，取得较好的稳定的创作环境。提起林老热心相助这件事，这位青年作家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林斤澜是位重感情、讲义气的豪侠之士。他不仅关心扶植青年作家的创作，而且在文坛疾恶如仇，广结善缘。他同老作家汪曾祺之间近半个世纪的友谊传为文坛佳话。其实，他同汪老的文学观点、创作风格不尽相同，但他们的友谊经得起几十年来风风雨雨的考验，究其原因，是他们之间的交往没有什么功利的目的，他们之间的君子之交淡如水，因此可以维持近半个世纪。把酒论文，那只是他们交往的一种方式，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心是相通的。我同二老一起出去参加过几次活动，感受到他们之间的相互关心。例如1989年初冬在漳州，1991年夏在牡丹江，向汪老求字求画的人太多，让老头忙得够戗，林老见此很是心疼，常常出来为汪老挡驾。在漳州时，《闽南日报》的一位记者一而再地来求字，就被林老批评过。我还常从他们互相之间的文字交往中感受到他们之间的友谊，例如汪老为林老的小说《矮凳桥风情》写的长篇评论，林老为汪老写的发在《中国作家》的“作家写作家”专栏上的长文，都是这种深厚友谊的见证。

林斤澜的同辈朋友不止于汪老，北京文坛也还有不少。例如评论家唐达成，他也是引为知己的。江苏的作家高晓声，已故的叶至诚，他们早年同学于苏南新专，后来又都从事创作，友谊也是经得起风雨考验的。在新华社工作的著名记者陆拂为，也是林斤澜苏南新专的老同学，小林斤澜将近十岁，但他们之间的友谊也甚笃，关于林斤澜的不少逸事，就是陆拂为转告我的。

林斤澜一生致力于短篇小说创作，形成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其影响是深远的。且不说他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出版的十来部短篇小说集，即就70年代末以来他出版的两部短篇小说集《矮凳桥风情》（浙江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和《十年十癔》（中国华侨出版社1996年版，“文瀚阁创作丛书”之一）而言，作为新笔记小说的代表作之一，其艺术价值是不可低估的。关于《矮凳桥风情》，在该书刚刚出版之际，汪老就曾撰写长篇评论文章作过精辟的评论，那些写浙东沿海地区改革开放人和事的篇章，无论就其开掘生活的深度，还是文体创造的价值，怎么称赞都是不为过的。可以这么说，从《矮凳桥风情》中，我们看到林斤澜经过几十年的艺术探索，终于找到了自己。尤其在文体上，在文学语言上，在小说的叙述技巧上，找到了属于林斤澜独有的东西。而新近出版的《十年十癔》，写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令人难忘却又容易被人遗忘的人和事，二十余篇短篇文章，创作时间历时十余载，这在文学逐渐商业化的今天，的确是不可思议的。林斤澜显然是很钟情他的这些作品的，因为其中饱含着他“文革”十年中的血与泪。他曾告诉我，这些作品现在发表出来并结集出版，是不怎么合时宜的，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但这是他的心血结晶，希望我能认真读一读，评一评。我是听得出他话中的含义和良苦用心的。当然，在这篇东拉西扯的文章中，不可能认真地评论一下《十年十癔》。要完成这个任务，恐怕得另写一篇文章。林斤澜对短篇小说艺术作了相当自觉和长期的探索，既有实践，又有理论，从短篇小说的结构，叙述方法的语言表达，他都有过研究和主张。这在他的一些文论中和讲课时都有过表述。他曾说过，他每年都要读一遍《契诃夫文集》，由此可见他对短篇小说艺术研究的持之以恒。我想，今后当我们撰写当代文学史时，是不会也不应该忽视林斤澜在短篇小说创作中所取得的成就以及他在短篇小说艺术探索中所发表的真知灼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