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

如此这般

李国文

人生如谷，这是我和我许多文学同辈人的命运。

其实，每个人都有走进命运低谷的时候，从八字来说，运交华盖是常事，流年不利是难免的。在诗人眼里，叫作“月有阴晴圆缺”；老百姓的话，叫作“人有旦夕祸福”。但浮沉跌宕的幅度，达到碧落黄泉的地步，而且谷底是无止境地延伸下去，永远走不到头，好像也只有我和我的同辈人，才能享受到这种时代的“宠遇”了。幸欤不幸欤？也就不去说它了。反正二十多年的低谷，在人类折腾史上，倒也并不罕见，非独对我辈优待。有的人，永远走不出低谷，便埋葬在谷底，永世不得翻身，固然是悲剧；最后走出低谷的人，侥幸还存活下来的人，浑身伤痕累累，苟延残喘，难道就是喜剧吗？我看也未必。

因为，无论怎样豁达，怎样想得开，顾念到人的生命如此有限，是陪不起这种残酷的政治游戏的。想到这些一生中最好的岁月，最精华的、最能干出些事情的年代，就这样被强制着虚度过去，是不大容易笑得起来，除非这个人有毛病，才会说出“娘打儿子”的话。这也是我不大愿意回过头去看的缘故，也是在我的作品里，不大愿意把结痂的创口再撕裂一次的原因。现在那些不停地唠叨自己是五七年的“勇士”，我总怀疑他们至少要比我幸运。一个死过不止一次的人，他会津津乐道，像逮住一个有把的烧饼，把死亡过程说个没完没了吗？

现在，还是把镜头摇回去，先从我外祖父为我起的这个名字谈起吧！

那是一位捧着水烟袋、在农村里教私塾的冬烘老先生，煞费苦心拟就的。老式的中国名字，只有一个字是属于你的。其他两个，一个是属于你家庭共有的姓，另一个，是你同辈兄弟姐妹共有的排行。我的外祖父为我起的名字，绝不表明他预见到我将来会以写小说和写一些骂人的文章来谋生糊口。但是，在那位老童生的心目里，存在着对于儒家文化传统的虔诚，认为这个“文”字，是个挺好的字眼。

呜呼，那可是大谬而特谬矣！在中国，自从仓颉造字以来，文和文人，走运者并不多的，而潦倒文场者则比比皆是。这样，名字中的一个“文”字，后来，应验了我的一辈子，使我越来越觉得其不可取了。可有什么办法呢？中国人讲究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也就只好将就了。

那是1930年，上海，我出生的日期为农历的八月二十四。

那一年是民国十九年，适值处于里下河地区的江苏盐城，我的原籍故乡洪水泛滥，水深数丈，累月不退，淹死饿死的人不计其数。当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鬼子进入上海租界，我因逃难头一次回到老家时，乡亲父老回忆起我出生那年的这场水灾，指着墙壁每次被水浸泡后留下的一道一道的渍印，说明从祖先起为什么要离开这个穷乡僻壤的原因。

所以，盐城至今犹是江苏省的尚未富裕起来的地区。因此在旧社会，即使不发生洪涝灾荒的话，也未见得丰衣足食，更何况兵灾匪祸。于是，很多乡亲便跑到上海滩来混饭吃。“江北人”被上海原住民看不起，和现在发达国家看不起中国人一样，就因为穷。而由于穷，唯有靠打工、卖苦力，从事低贱职业谋生。据说旧时上海拉黄包车的，以我家乡人为多。

我祖先拉没拉过，已湮没无考。但到我父辈这一代，也还不过是小市民一类。尽管努力以为不是，穿长衫，而不穿短打；戴礼帽，而不戴瓜皮，会说两句洋泾浜英语；吃西餐知道哪道菜用什么刀叉，以为自己有点教养，似乎家境还算不错。但骨子里，仍是地地道道在上海无数弄堂里生活的小市民，是无疑的。

不过，我父辈那一代，是属于那种善良老实的小市民。这绝没有涂脂抹粉的意思，因为不论在什么社会里，善良老实，总是与懦弱同义，是一种没有多大出息的人群。我之长久以来缺乏一种抗争的意识，大概就是胎里带的毛病了。但我也感谢这种自小就形成的本质上的善，努力与人友好，努力珍惜别人哪怕点滴的情谊，努力为别人做些事情（如果我有这种可能时）。当然，对那些具有侵略倾向的家伙，不管他多么权威，多么有资格，多么强大，多么有力量，我惹不起，我躲得起。实在没有办法，不得不在霸势、强权、政治迫害下弯腰低头，甚至坠入恶狗村受尽挫折，我也尽可能地保持最起码的尊严，尤其在心灵上，我想我永远也不会臣服于哪个王八蛋的。这一点，也是我于倒霉中更加倒霉的原因。

小人，对哪怕比他稍稍高明一点的人，也会嫉恨得牙痒的，而你居然在精神上敢对他藐视，为此付出痛苦的代价，也是应该。虽然他可以把你剥夺到零的程度，但他心里明白，你掌握的知识，你占有的文化，你读过的许多他没有读过的书，你受过的他哪怕恶补也不赶趟的教育，也就是我那名字中的“文”字所代表的一切，是他们所拿不走的。正是这些我拥有的唯一财富，使得我有勇气去面对一切。

然而，我知道，我根子还是小市民，容易满足，容易退让，容易忘却，容易轻信。研究我自己和别人身上的小市民心态，倒成了我在作品中常常探求的主题。在社会中这个特殊层面的人群，很难用经济的、阶级分析的观点来认识。大城市里的小市民，既是一股涌动的力量，也是一种可怕的惰性。每一个细胞都有逃逸出这个整体的不安于位的企图，无法实现以后，也能迅速找到乐在其中的理由。有的人，会对比他强的人忌妒得心痒难禁，也会对比他不如的人奚落耻笑而获得慰藉。这等人，永不满足又永远满足，有吞吃一头大象的欲望，但无捉拿一只耗子的决心。有的人，拜金主义和对权势的慑服，使得某一部分神经特别发达，但对庸俗、卑劣、堕落和无耻，又往往显得麻木和习以为常；有的人，变得刁蛮，便恃强耍赖，是当狗腿子或白相人的好材料；有的人，无大能耐，无大出息，但求三饱一倒，然后关门骂皇帝，或东家长西家短，使庸俗的社会更加庸俗而已。无论小市民中的谁，一个个活得既开心，也不开心，似乎痛苦，又并不十分痛苦。这就是我认识的那些弄堂里的芸芸众生。不过，这种小市民习气，这种庸俗，如今，并不局限于那些弄堂里。在我厮混其间的作家队伍里面，那些老的、少的、男的、女的等等衣冠楚楚之辈，日久天长，也看出来有那么一些人，并不比小市民好到哪里去，甚至更下作，更无聊，更浅薄，更他妈的不是东西。

但年轻时却不知道世界上无处不是高尚与卑污同在，光明与黑暗并存，记不起是哪位哲人说过的话了，“文学是我的理想国”，在那样一个纯粹小市民的氛围里，我并不清高，但多少希望有一些清高，于是，书籍是唯一的可以逃避现实的去处。这也是我在上海淮海路的一间中学，读到了高中二年级，因为参加进步学生运动，无法读到毕业，便选择报考到南京去读戏剧编剧专业的动机，这是1949年的事情了。人，虽然对自己的前途无法把握，但对于自己最终走上了哪条路，还是有轨迹可寻的。

这就要感谢在我求知欲望最旺盛的年代，有许许多多可看的书；也感谢那个年代里，竟然没有许许多多“敬惜字纸”的劝善者，谆谆教导你应看什么书，和不应看什么书；即或有这样好为人师者，还有既可以听信和依从，做一个乖孩子，也可以当作放屁，不予置理，愿怎样就怎样的选择权利。

那时，在这座国立的戏剧专科学校里，已是风雨飘摇，人心思变，根本念不下莎士比亚和易卜生了。这或许是我至今想写戏而写不了的原因，也大概是我小说中残留某些戏剧化弊端的根由。人容易定型，文也容易定型。文学性格和人的秉性一样，说改也难。另外，一个作家应该明白你的读者的口味。你为你的读者写，只要他们看你的书，买你的书，就行了呗！又何必一波一波地追风逐浪做弄潮儿呢？当然，这有点护短，但文无定法，何必一定要合乎什么规范和潮流呢？我觉得这样写得舒服，写得痛快，别人说长道短，干吗要往心里去呢？

所以我从来不相信一个人说我作品好就好，一个人说我作品坏就坏的。即使所有的“评论家”都对我摇头，我也抱无所谓的态度。写文章本来不易，还要抬头看这看那的脸色，实在太累。再说二十多岁时，为写小说闹到离死只有一步之遥，命都差点送了；现在，年过花甲，还有必要在乎别人说这说那？

随后，南京解放，我就到了北京的华大三部，到了很快成立的中央戏剧学院研究部。接着我调到天津铁路局文工团工作。是创作人员，很惭愧，其实我什么也没写过。

虽然，我很想写，但在文学这条狭窄的路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也并不容易。1954年我从朝鲜回国，到1957年在中国铁路总工会宣传部工作的这段时间，正好赶上那也许是中国文学上的一个初醒期。

北京的春天，总是匆匆来，又匆匆去的。在这个文学春天的尾巴，腥风恶雨的1957年间，我终于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我的处女作《改选》。先是寄去了两三个短篇，那是我第一次投稿。很快，收到回信，我就到那时在北京市东城区的小羊宾胡同里，一座有影壁的四合院里的编辑部去谈谈。谈的结果，就是《改选》，他们说这篇最好，先发它，于是，我一生的全部灾难，就从这篇小说开始了。

幸也文，走上文学之路；不幸也文，饱尝二十多年的苦难。

一篇短篇小说，一篇被认作大毒草的短篇小说。过了几十年后，它被当作“重放的鲜花”。所以，我由此不大信赖对于我作品的任何判断。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好和坏，除去自我感觉良好者外，作家自己心里是最有数的。

说真的，事后回想1957年，命运要跟一个人开起玩笑来，那往往是相当残酷的。一切都那么顺畅，几乎毫无周折就写出来，就发表了，而且，立刻引人注目。当然，也因此一下子为这篇小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想不到从此跌进了人生低谷，竟会度过长达二十几年之久的艰难岁月。

所以，“文”这个字，并不总是美好的。这二十多年，一言以蔽之，便是幸而不死。

对了解的人说这些，已无必要，对不了解的人说这些，也未必能生发出切肤之痛。个中滋味，非当事人也难体会。但不少同辈作家呕心沥血的努力，我是敬佩的。历史和文学的区别，大概就是在于前者把痛苦挤干净了，而后者则不然，这也许是文学生命力的所在。因此，个别卖乖者的嘴脸，实在够龌龊的，而大谈苦经，给自己捞什么资本，也不敢恭维。

打成“右派”后，一直随着铁路新线工程部门流动，过着辗转南北不安定的生活。山之高，水之深，暑之热，冬之冷，加上比这一切总和还要苦痛的人间滋味，全领受个遍。

有时候，我非常后悔写那篇构祸的短篇小说。有时候，我看到别的人并不因写什么东西而同样永劫不复，只要这个世界上存在有小人，即使你一个字不写也照样谋算你，想想，也就不再懊恼了。无论如何，这篇小说是奠定我文学自信心的基石。一个人，在创作的途程中，若无自信，大概只能任人俯仰，顶多写出和别人差不多的作品。若无自审，便会膨胀，跟着，大概也就写不出超过别人的作品。因此，信心是第一位的，特别在刚刚起步的阶段。

记得在1957年和以后对《改选》的咒骂声中，有一位获得过斯大林奖的资深作家也参与了鼓噪的行列，实在让我对前辈作家的尊重感情打了很大的折扣。在初学写作者心目中，这些头顶上有光环的人物，即表现出那么一副讨好当局的可耻嘴脸，令人齿冷。这位大人物，在当时的报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隐含的敌意》的批判文章，对准了当时才二十几岁的小青年，一下子把我置之于死地。

所以，我发誓，有朝一日，我要是能够成为作家的话，一定要对年轻人宽容，“奖掖后进”这四个字不敢当，如果能给青年作家帮一点忙，绝不吝惜气力。允许年轻人东碰西碰，不一定都要当妈妈的乖宝贝。谁学起步不摔两跤呢？这也是我1986年接手当《小说选刊》主编的一段内心隐情。

从1979年开始，便是中国文学的新时期了。

这一年，平反，我回到中国铁路文工团任创作员，在此之前，“文革”结束，我就燃起写作的欲望，写成了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但返回文坛的第一篇作品，却又是一篇短篇小说《月食》，说来巧合，也是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光阴荏苒，距离《改选》，是二十多年以后的事了。

嗟夫！若时光能倒转，该多好！

也许因为文学更接近了文学，也许因为那是整整窒息了十年，甚至还要长得多的文学空白期过后，人们需要文学，因此我和我的同辈人的作品，如此蒙受广大读者的青睐也有些意外。看到自己作品的反响，当然是一种欣慰。但如果看不到其中有读者饥不择食的因素，那就是不清醒了。我常想：文学的轰动和冷落，并不完全与作品自身价值相吻合的。那引起洛阳纸贵的左思《三都赋》，现今又有几个捧读呢？人为地抬爱也好，故意地贬低也好，都无伤文学之大雅。

文学就是文学，它可以一时被人这样扭过来，一时被人那样拧过去，但历史将证明，文学，最终还是要遵循它自身规律前进的。好的，留存下来了；不好的，尘封起来，再也无人问津。

所谓好，又谈何容易？努力吧！有一条，不写那些让人感到恶心的作品，大概可以做到。所以，能写，则写之，不能写，则不写之。无期求，尽绵薄，若读者赏眼，大概还会写一些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的作品。这便是1990年《小说选刊》被停掉以后的我，在中国作家协会当专业作家的现状。

仅此而已，真没有什么可说的。

守着这个“文”字

崔道怡

“文”字所代表的一切，是他们所拿不走的，正是这些我拥有的唯一财富，使得我有勇气面对一切。

——李国文

《改选》之前

老郝死了！

他是静静地在人群的声浪里死去的。

全场沉静下来，静得连窗帘簌簌的飘响都听得见，寒风带来了春的气息……这是李国文的处女作、成名作同时又是致祸作、传世作短篇小说《改选》的结尾。

四十年前，我是《改选》的第一个读者。那时，我刚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被分配到《人民文学》杂志社当见习编辑。承蒙领导器重，让我初审京、津、华北地区自然来稿。所谓初审，就是要披沙拣金，从数以万计的自然来稿中选出那概率为万分之一的可用之作来。半年多的时间里，我退掉了大量稿件，还没能够选出一篇我满意的可用之作。也许因我口味偏高，在大学里读的多是古典和现代足堪传世的篇章，当代小说即便知名也看得不多，所以一般习作很难引我瞩目。就在无奈之时，眼前豁然一亮，我看到了李国文的作品。

首先吸引我的是那严谨的字体：横平竖直，方正工整，仿佛是在刻写蜡版；更改之处，并不涂抹，而是另剪稿纸方格贴补起来。我头一次见到初学写作者对自己的劳作这般认真自重，且勤恳自信。他是把五个短篇小说一块儿投寄过来的，猜想他已修炼多年，而今就要正式出山了。

当然使我怦然心动的，还是作品那思想的新锐和艺术的精美。或以为，四十年前的新锐和精美，现在未必值得回顾了，不是的，真正的新锐和精美，经受得住时间考验。四十年后重读，联想现实情态，我还是能为之动心的。考虑到现在的年轻人难得读到，我觉得有必要把这篇小说略加介绍。

《改选》——“按照工会法的规定，这一届工会委员会已经任满了，如果再不改选的话，除非工会法有了新的章程。”工会主席为了报告精彩，争得连任，“提出了两化一板的要求。条理化、数字化倒是容易的，要紧的是样板”。而工会委员老郝，只顾给过世的老工人选“一副好板子”，提供不出报告所要的样板。“起初他当工会主席，那份热心肠待人是极好的”，后因在大会上照着“现在的主席、当时是工会干事草拟的文稿”作报告时念错了词，“被改做了副主席”。此后又因这样那样有违领导意图却有利群众需求的事情，“只让他挂上个委员的名”。这一回改选，候选人名单上干脆取消了他。但工人不答应，“会场像一堆干草着火似的，噼噼啪啪地到处冒火星”。于是投票只得顺从民意，愿意选老郝的，就写上他的名字。结果，3423张票，“第一名郝魁山同志，得票数为3405……掌声有节奏地响起”，人人要求老郝讲话，而他，已经悄然离去……看到这儿，我仿佛也置身会场，“脑海里波澜起伏，眼睛都湿润了”。其时，正值1957年深春。《人民文学》杂志社所有的四合院里，飘散着淡淡的甜甜的丁香花味儿，阳光和煦。何曾料到，这一年的夏季，会有一场摧花折木的暴风骤雨。

我当即给李国文写了信，告以我之观感，随又接到他的第六篇小说《初恋》。

那时运动还没有来，编辑部正因发现了文学新人而兴奋着，仅以不到一周的速度便通过了复审、终审。我再次写信给李国文，告知“来稿六篇均已读过，我们觉得很好”。希望他到编辑部来面谈。

对李国文作品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当时主持版面工作的编辑部主任李清泉。李清泉精通编辑业务，颇有诗人气质。他对《改选》尤其赞赏，认为李国文卓现才华，大有潜力，应该重点联系。受他影响，编辑部小说组、评论组诸多编辑都看了《改选》。请李国文来面谈，实际上并不是对作品有多少意见需要交换，主要是想看一看这是个怎样的人。

5月中旬一个晴朗的上午，李国文应邀来到《人民文学》前院南房会客室，李清泉率多名编辑热情而好奇地接待了他。交谈内容记不得了，当时的心态还有印象，那就是：我在喜悦之中，却又隐含一点惊诧与失望。凭那一组作品已达到的水准，我原以为他该是个中年人，却不料也是个青年人，只有26岁。凭那字里行间氤氲着的机智与幽默，我原猜想他的风度也该精明灵秀，却不料其面容老实憨厚，令我想到黄梅戏《天仙配》里跟严凤英相映成趣冒傻气的“董永”。这种相貌与文采并不一致的情状，后来接触作家多了时有发生，而那是我编辑生涯的头次遭遇，所以难免有些怪异。

但正因如此，愈发觉得他硕大的头颅里一定储有丰美宝藏。我为自己初当编辑即能有此发现而心中暗喜，想来见习会如期通过的。得知编辑部的安排之后，我便接连写信给他。6月4日通报：“在介绍七月号时，将提到你这一组短篇《改选》《巧遇》《出息》，其余的以后发。”6月27日又通报：“就质量看，《改选》单独发出去，比和其他各篇一起发，引起读者注意的效果会更强些。这样，七月号就发了你的《改选》，是列为小说头条发的，其他各篇留待以后再成组发出去。”

1957年7月8日，《人民文学》革新特大号面世，这是创刊以来最丰盛的一期，篇幅增加了二分之一。沈从文、老舍、王统照、艾芜等名家荟萃，而赫然排列于前的，是李国文的《改选》。李清泉撰写的“编后记”指出：“这一期的所谓革新，实际上应该说是一种探索的表现。”“我们这个时代最富有朝气的青年们，在各方面都不甘于沉寂和畏缩，在文学战线上也是如此。‘鸣’、‘放’同样鼓舞了新生力量，有不少人写出了比较好的作品。本期所刊载的《改选》《红豆》，都是新人的作品，希望前辈作家和批评家们更多地关怀他们的创作。”“最近两个月，我们始终是处在一种所谓紧张状态里。一方面在整风，同时也在尽一切力量研究和策划关于刊物的改进问题。”

多么切实的业绩，多么美好的设想。可是，编辑与作家，有谁关注到，“事情正在起变化”。该期刊物出版前一个月，毛泽东主席下达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出版的第二天，他发出了“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公开号召。“1957年夏季的形势”是：笼罩在知识界诸多人头上的“阳谋”之网倏然收紧……四十年过去了。我始终难以把批判文章所指斥的右派与毒草跟其本人和作品对上号。李清泉是来自延安鲁艺的老革命，前不久还代表党组织找我谈话，动员我这个共青团员积极投身整风运动的，怎么忽然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李国文只比我大四岁，也该算红旗下长大的新一代，还曾受过抗美援朝战火的洗礼，他怎么一下子就成了攻击党攻击新社会的反革命分子？在我心目中，他们的言行，非但没有任何反党或攻击新社会的主观意愿和客观效果，而且正是毛泽东同志所倡导也是人民群众所期望的忠诚党的事业勤恳有加的社会中坚，为新社会能更美好坦诚无忌的志士仁人。他们被强行扣上右派帽子的共同罪状，是创作和刊发了小说《改选》。而《改选》，仅从社会功利政治效应来看，不恰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所界定的“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等标准的香花吗？

20世纪50年代天翻地覆，中国开始崭新世纪。当此历史转折时刻，满目疮痍的社会机体亟待恢复与充实元气。元气之根本在于人，在于能将自己奉献社会之人。而有些人，掌权之后，视社会为私有，滋长权欲恶性肿瘤，并派生出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种种赘疣。这才是那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破坏或者削弱民主集中制的毒草。无论26岁的李国文在构思《改选》时是否清醒明确这一篇小说的主题，实际上他是在内心深处呼唤着对人、对好人、对人民也就是对推进社会向前发展的决定性、能动性、创造性生产力的呵护珍重。他的呼唤是真挚的、炽烈的、急切的，当然，首先，是艺术的。正因为是艺术的，他要提炼，要集中，要典型。他的笔下激情洋溢，流露着对“样板”心计与势力的鄙薄憎恶，对老郝处境与遭遇的怜爱疼惜，以至采用看似极端、类似尸谏的方式结局，不如此不足以发聩振聋、骇俗惊世。

文无定法，诗无达诂。有什么样的作者，就有什么样的创造，有什么样的读者，就有什么样的心得。但有一个大前提，无论什么人也摆脱不掉的，那就是历史的烙印。一个时代一季风，解放和发展以人为核心的社会生产力，应该成为新中国创业之初的当务之急。于是凡有艺术良知的文学家，不管自觉与否，只要直面人生，都会把这种历史的需求引进自己的作品。那么反对官僚主义等等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腐败弊病，就成为了那一时期文学创作的大背景和总的主题。读者对这一类作品的反响也就会最强烈。其中，在艺术上达到了小说创作高峰境界、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强烈反响者，首推1956年9月号《人民文学》刊出的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而向这一类作品挥舞大棒的事态，同时已见端倪。幸亏当时毛泽东对该作尚予首肯，王蒙暂得庇荫。半年多后崭露头角的李国文则无此幸运，尽管《改选》同样真实、深切、意韵隽永、情致感人，因它撞在了历史曲折的转捩点上，面世之日当即便被打下深渊。

那是一个要求文学直接服务政治而实质上只求一时功利不要艺术真实的年代，这就难说能有什么真正的文学评论了。可叹一些《人民文学》的编者和读者未免愚钝，乃至政治风雨铺天盖地之时，还在那评论上做文章。《改选》发表一个月后，铲除毒草的运动大张旗鼓地开展起来，《人民文学》迫于形势，不得不刊出了《读者中来》。然而那位从读者中来的工会工作者，对《改选》的意见却是这样的：“无可否认，官僚主义的工会主席在现实生活中是有的，甚至有的比《改选》中的更坏。作家有权利拿起犀利的笔，创造出生动的形象来刺一下这些官僚主义者和揭露批判这些工作中的缺点。能够击中要害，刺得狠点儿也完全应该。”但他觉得这篇小说不甚成功，那位“威风而又渺小的主席，这样一个‘扶摇直上’的人物，除了他个人的因素而外，他所在的环境应该也是个重要的因素，而作者对这一点却绝少叙述”。他的来信最后表示：“我知道一个人走上文学创造道路的艰难和可贵，我的主观愿望是希望作者能有个良好的正确的开始。”如此说来，若要“成功”，还需加大力度，对官僚主义者“所在的环境”进行更多的揭露，这岂不跟当时所需要的批判背道而驰么！

于是，另有权威通过另外的报刊来批判了。起先，他们想在作者身份上找到缺口，没有看《编后记》，便猜测这个李国文很可能是某一位老作家的化名。反击右派先抓大头，若《改选》确系老作家的化名作，则其“别有用心”就是无疑的了。岂料猜测只能证明李国文真个出手不凡，他在思想的磨砺与艺术的修养上果然少年老成，已经炼得相当圆熟了。这一点倒跟我读这组小说的朦胧感觉“不谋而合”，当时曾联想到诸名家，依稀似有契诃夫、欧·亨利以及鲁迅等人作品风韵。但而今要反右，反躬自省，调整思路，只好这么想：这些名家都出名于旧社会里，那套路数到新社会便行不通，甚而就连我们的民族魂鲁迅先生，若遭遇反右派扩大化，恐怕也将难逃此劫。这么一想，便又觉得那位“权威”却也不易。他毕竟懂艺术，在艺术上他感到是否定不掉《改选》的，因而只有援引艺术愈高明思想愈反动的逻辑，指斥《改选》在思想上“隐含敌意”。对于一位年轻的业余的作者，对于那个按比例抓右派的单位，这个“罪状”足以置人于死地了。

然而，这还不够。反右派扩大化指向，并非仅限于几位业余作者，而是波及一大批有知有识有才有志之士，包括当时主持《人民文学》的一些编者和所推出的一批作家。李国文只是这总体中的最后一名，他倒霉就倒在艺术的出类拔萃和际遇的恰逢其时，所以他受到了特殊待遇，一年之后又被专题讨伐。1958年9月号《人民文学》，发出一篇署名“马前卒”的《一株攻击党的领导的毒草》，终于把批判上到了“纲”上。该文首先指出，以前的批判“以为《改选》塑造人物形象不真实”，“描写工会选举不合事实”等等，未能击中要害。在他看来，恰恰相反，《改选》的人物与故事都很真实，唯其真实才体现出作者的意图。他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宣布：“作者是要告诉我们：‘你们瞧吧，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厂和工会，一个关心群众疾苦、有广泛的群众联系，并且得到群众爱戴的党员老工人，就是受到那种是非不分，一意奉承上级，专拿运动来整人，自己做错了事把责任推给别人的党的领导者的打击和排挤。这样，一个正直的共产党员还有活路吗？老郝只有死去了。’——难道作者的反动的创作企图不正是这样吗？”“作者在这一篇小说里，塑造了一个拥有广大群众的党员老工人的形象，处处和所谓的“‘官僚主义者’闹对立”，“尽量丑化工会主席”。这是“用精心的结构和经过仔细推敲的语言，来装扮这株毒草”，以致“一眼看来，不是谁都可以看出作者的反动透顶、恶毒至极的创作企图的”。“我们读了这篇小说后，可以肯定地说，这只有是反革命分子才会这样来看待我们的工会领导和工会工作，才会这样仇恨我们党领导的各项运动的”。

四十年后我之所以旧事重提，不惜篇幅引述如此惊人妙语，也不仅只向今日的读者介绍李国文一个人的遭遇，还希望能通过这一段伤心的回忆，有助于人们更清醒地认识历史、正视现实。想当年反右扩大化，有多少人出于这样或那样莫须有的原因被扣上了右派帽子。在《人民文学》上，只因一个短篇就被打成右派者，唯有李国文一人。如果那时未曾推出《改选》，或者先发出的是那篇歌颂性的《邻居》，也许他不会有这遭遇？恐也未必。因为李国文写小说是公开的，划右派有比例是规定的，那就难保不会打到他头上了。即便先推《邻居》，作为《人民文学》头条，也将首当其冲。若按照“马前卒”的逻辑，在李国文笔下，“一颗心尽惦着别人”的好人，被故意安排为当不上人民代表，而且写成并未得见其人，也“可以肯定地说”，这是诬蔑我们选举漏掉好人，影射我们眼里没有好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更何况这一名马前卒，这一回的确是击中了“要害”的。

正是这样，《改选》所显示的思想感受，爱憎分明。李国文歌颂、呼吁、珍惜的是“关心群众疾苦、有广泛的群众联系、并且得到群众爱戴的党员老工人”，暴露、嘲讽、贬斥的是“那种是非不分，一意奉承上级，专拿运动来整人，自己做错了事把责任推给别人的党的领导者”。马前卒说这就是作者的创作意图，所言不谬。只是他所运用的手段和所得出的结论，大谬不然。他把工会主席就当作党的领导，岂不未免“是非不分，一意奉承上级”么？他以丑化工会主席为由判定李国文为“反革命”分子，岂不正是“专拿运动来整人”么？“马前卒”没想到，他的批判实际恰如毛泽东常比喻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改选》的命运，又恰好证实着《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的预言：“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

经历二十二年不正确的处理，《改选》作为“重放的鲜花”取得了她正确的位置。这之后，原曾打算继《改选》后“成组发出”的另外几篇，才得初次问世。《改选》等1957年所写七个短篇，跟1980年以获奖作《月食》领衔的八个短篇一起，于1982年结集出版，名为《第一杯苦酒》。其中，《第一杯苦酒》亦即《初恋》。《初恋》改名，一语双关，既更切合该篇题旨，又透露出这本选集的特殊滋味。正如该集之序所言：“李国文同志的集子，固展示了他从事创作以来的劳绩，他的才华，他对生活的理解，却也留下了文祸黑黑的印痕。”“从《改选》到《月食》，年代标志是1957到1980年，前者是致祸之作，后者是获奖之作，悲喜融汇，不免令人有点沧桑之慨。中间这二十二年眼睁睁都被埋葬掉了！”为这本别有意义的选集作序的，自然是当年“互为致祸之出”的难友李清泉，他引述1979年有人为《改选》鸣不平时发表的见解：“现在回想，这短篇实在是一个天才的预告。‘样板’这个词可以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成为一根棍棒，起杀人的凶恶作用。历史辉煌地、毫不走样地证实了这个预告。”而后剀切地指出：“若论它的社会意义，我认为却不在于‘天才的预告’。像《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等被列为‘毒草’的作品一样，其基本之点，在于揭示了我们在当时还萌发未久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状况。”“《改选》作为作者二十多岁时的出手之作，至今读来也是无愧的。只是许多年来，官僚主义积习日深，现在的事情更其复杂了，不是彼时的《改选》所概括得了的。”

李清泉同志十六年前所说的话，今天看来倒确实是一个“天才的预告”。“现在的事情更其复杂了”，有些早已不是“官僚主义”概括得了的。甚而首善之区个别党的领导，不是堕落成为罪犯了吗？权欲之痛迅猛扩散，几近形成无官不僚。乃至有些厕所所长，也要利用手中屁大之权，以一己之方便为尺度，予夺群众屎尿之事的方便与否。相比之下，《改选》的结局，就很理想了：“按照工会法的规定，改选是在超过人数三分之二的会员中进行的。这次选举是有效的。”那位工会主席最终毕竟因应世情，公开承认：“这个会开得成功，这是一次发扬民主的样板……”

“样板”之所以能够“成为一根棍棒”，根源在于文化领域缺乏民主。文化专制达到独裁，终至酿成“文革”浩劫，“样板”作为“四人帮”手中的一根权杖，遂“起杀人的凶恶作用”。幸喜历史进入新的时期，民主逐渐缓过气来。而若真个发扬民主，还要看能不能按章程选举出老郝那样的大好人来。从这一方位谛听，四十年前“改选”之心，至今仍在怦然跳动。

《月食》之后

黑影开始浸入了那晶莹玉洁的月亮，顿时间，群山暗淡了。

好了，到了七点一刻，虽然有点云彩遮住，月亮开始摆脱那些黑影。

八点半钟，一轮更加明净，更加皎洁，更加娇俏动人的月亮，悬在半天。似水的月光，泻满了整个大地，整个山林……这是李国文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月食》结尾。

太行山的那次月食，历时不过两个钟点，李国文所经受的“日全食”，长达二十二年。这二十二年是怎么熬过来的？他至今未曾向人倾诉，我只能从旁暗自推测。

1986年李国文出任《小说选刊》主编，邀请各地期刊编辑旅游。同行者都兴致勃勃登峨眉山，他却稳坐山下宾馆不为所动。我是个旅游爱好者，对他这种淡然态度大惑不解。为了促这位仁者与我同去乐山，我曾故意用话激他，身为文人岂能面对名山大川不屑一顾！请问你那《月食》里的太行山是怎么写出来的？他淡然婉谢说：“劳改期间早已钻够了山，山消耗了我生命的一大半。”这使我联想到他的小传，多年劳改只化作了一句交代：“长期在铁路战线工地劳动。”那小传又使我曾联想自己在干校时的劳动体验——头顶烈日脚陷水田，弓身插秧，腰痛难耐。军宣队长田埂监视，厉声训斥：不许直腰！正宗“五七战士”处境尚且如此，1957年右派的劳改之苦可想而知。后来听到名人趣闻，说李国文来到了黄山脚下却不上去！我便默然，不觉有趣，反而心里生些酸楚。

但李国文在那不幸的二十二年里，所受痛苦不仅在于皮肉。一次给初学作者讲课，他曾透露：“《改选》八千多字，二十二年七千多天，每一个字几乎付出了一天的痛苦代价。现在提起来似乎轻快，当时却是异常痛苦的。一些人整起人来很恶，尤其整五类分子制度全面，工地食堂竖个牌子，标明‘右派分子李国文吃饭处’，众目睽睽之下在那儿吃饭，那滋味比挨打还难受。”可见他是属于那一类硬骨头文人，心灵高贵重于生命，士可杀而不可辱的。写此稿前我刚参观山东临淄一处景点：孔子闻韶处。传说当年孔子就在此处闻韶从而三月不知肉味，于是古人因之立碑。不禁联想倘使“李国文吃饭处”那块牌子还在，或能为这一类历史之泪留个印痕，是不是也可以算一处借古鉴今的人文景观呢？

直到这回《如此这般》，他略加简要剖白：“这二十多年，一言以蔽之，便是幸而不死。”“山之高，水之深，暑之热，冬之冷，加上比这一切总和还要苦痛的人间滋味，全领受个遍。”“想到这些一生中最好的岁月，最精华的、最能干出些事情的年代，就这样被强制着虚度过去，是不大容易笑得起来。这也是我不大愿意回过头去看的缘故，也是在我的作品里，不大愿意把结痂的创口再撕裂一次的原因。”我明白了：“一个死过不止一次的人，他会津津乐道，像逮住一个有把的烧饼，说个没完没了吗？”同时也明白了，为什么有些人津津乐道，“当年本人曾被内定‘中右’”云云，没完没了诉说自己的“不幸”命运。原来国人世情大抵“咸与维新”：何物时髦走俏，便都争相效仿，从而使那正宗的淹没其间，于是彼此不相上下，无所谓好，无所谓孬，也就统统一概拉倒。“如此这般”，夫复何言！

我却要说，我更明白《月食》是如何写出来的了。1979年李国文获平反，《人民文学》又找到他，约请他写一篇右派题材小说，让人从中可以看到他的影子。他说这很难写，因为别人多已写过，他不愿意跟任何人有所雷同。然而冤案起自《人民文学》，如今平反也须于此昭示。他还是应下来，但不写右派受难，就从平反开篇：右派“伊汝”平反了，回到故乡太行山，他要“寻找那些失去的东西”，“失去的东西”是什么呢……显然，从“伊汝”这人物，也能得窥作者身影。可是，李国文着意奉献给读者的，不是他自身的命运，而是“妞妞”“郭大娘”“心心”这些老百姓的心。她们是“右派”的“妻子、女儿、母亲”，她们是养育了我们、珍惜着我们、对我们忠贞因而我们该永远跟她们在一起、一心为她们做贡献、一刻也不可疏离她们的伟大的、崇高的、至亲的人民。

这题旨来自真实的生活。李国文获改正，回工地迁户口，“那天正巧赶上月食，一路想起二十多年的艰难历程，感慨系之。如今这些都过去了，似月食一样黑了又亮了。对我这个人是如此，进一步想，对国家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于是恍然大悟，个人的恩怨在整个社会中不过是沧海一粟。我在铁路工地劳改多年是流动性的，到过许多地方见过许多老乡，饿死在三年灾荒岁月里，全体中国人所承受的苦远比右派多得多。所以，我把《月食》的基点移到民族的灾难、人民的灾难上，努力和以前别人写的不同。”（李国文《讲讲小说创作》）这题旨来自赤诚之心灵。还是与李国文共患难的李清泉最了解他的心：“《月食》本身证明，把‘右派’的命运和人民的命运相联系，立志高远，见识拔群；此外，还有不可小视之处，作者自己就是错划的右派，历经人间艰辛，甘苦备尝，屈辱难计，在以‘右派’伊汝为轴的《月食》里，却完全略去二十二年不写，专写他去寻求失掉的人民。作者倘若私念缠身，作品就难以摆脱个人的狭隘界限，就会借作品来宣泄私愤……可见从个人的局限中跳出来，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来观察生活，是一个作家的关键课题，也是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文艺之精义所在。”（李清泉《第一杯苦酒序》）或以为星移斗转、事过境迁，如今已是商品时代，还在大谈什么四十年前的《改选》、十八年前的《月食》，这有什么实用价值？或以为我翻箱倒柜、东摘西引，是想给作家写传，是要对作品评点？须知黄金有价玉无价，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从《改选》到《月食》，我敢肯定作者那时毫无商品意识，国文之文，为国立文，不是为卖钱的，化人生一瞬为传世永恒，其艺术的价值是无可估量的。而我只是一名编辑，我的职责只在先于读者认识作家并把他们推介于世，无意也无力对之进行全面理论研究。将来总会有人给李国文写评传的，我在这里仅仅提供一些我所知的信息、表述一点我个人的心得，如此而已。

在我心目中，李国文是一位真正纯粹的作家，卓尔不群的作家，学识渊博的作家，德高望重的作家，人如其文的作家。

真正纯粹的作家，无不禀赋超凡素质，具有艺术创造的爆发力、耐久力、开拓力。其灵性、韧性、悟性，或许外在不显、寻常不见，但当风云际遇、水到渠成，便会如泉喷涌、百折不回、活力常新。李国文的爆发力如前所述，又因其闪现于转捩点，已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桩奇案。耐久力可分为承受力与持续力两大方面，李国文的这两方面也都足以载入史册。

四十年前流星一般耀眼升空旋即隐没暗夜之中，此后他艰难里可还曾涉足过险象环生的文学创作吗？1962年“双百”方针重现光明，《人民文学》接受任务：组织刊发一些“摘帽右派”的作品。实施过程中发现，许多打为右派的作家，虽然被迫搁笔，却并未断绝文思。他们戴着镣铐跳舞，身姿依然不失艺术之美。刊物版面又见王蒙等人，但没有李国文。我不敢提出他，因我跟他已断联系，不知他的“帽子”是否摘掉。知道他1962年也曾发表过作品，则是1982年他成为作家协会会员之后了。不过，那一篇当年受著名的评论家颇赞赏的小说《银花嫂》，发表时既未用本名，也未用化名（李国文从未用过笔名），而是用了他人真名。这是何苦来呢？只能证明：中国文人那颗艺术创造之心，犹如关汉卿笔下的铜豌豆，是煮不熟、砸不烂的；使人想到“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棒打出孝子”“诗穷而后工”等等古训和俗语。这件事“文革”中被揭发，多亏了那位评论家站得住，要不然李国文就得交代“是何居心”了。现在来看这件事，作为文学史上“右派”作家苦难历程之例证，也可算是一桩奇案的。

1977年，政治之冬刚刚解冻，文艺之春尚未到来，他已经趴在缝纫机上开始创作六十万字的鸿篇巨制《冬天里的春天》。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进行两届，1982年，长篇小说茅盾文学奖才新设立，他都相继获奖并名列前茅。若将改革题材单列，并按时间先后排行，他于1984年推出的《花园街五号》，当之无愧居于榜首。《月食》之后，直到如今，他的创作不仅从未间断，而且日益蓬勃。每一年度每一季度各种报刊重要版面都可见李国文。他的书，自20世纪90年代起，平均每年出版两部，平均每部三十万字，也就是说，平均每天至少会有一千五百多字精美艺术产品从他笔下源源出世。关键还不在于数量。另有写作能手一天能写一万五的，写完之后看也不看就交出去，此类产品往往需经有经验并负责任的编辑下功夫为他们“做嫁衣”，否则便难“嫁”得出去。有时大加压缩也无伤大体，或许使之更显体面。李国文的文字，则轻易动不得，这一点在他出山时我就已经感觉到了。《改选》校样来不及送他看，发稿后我马上通知他：“《改选》的校样是我看的，个别字句和标点改动了一点点，会不会遭到你的责备呢？”我当年的倍加小心，也可反衬他初创的惜墨如金。近十几年，二十二部，四百万字，他的作品，总体厚重，堪称一流。当有些新秀也以含作文在内所写全部文字结为“文集”刊行于世时，李国文仍未肯出“文集”。他以他的自重，履行着他制定的格言——“自信与自审，是为作家的起码的条件”（1997年4月号《作家》杂志封面题词），从而显示了他在作家群中的卓尔不群。

从本质看，文学最是个性因而也就最是独特的。若以这一标准要求，既然取得作家称号，就该力求卓尔不群。只是有些流行作家，成群搭伙批量问世。又总也摆不脱规范产品的统一模式，有的人一辈子也没能卓然独立，其作品若隐去作者姓名，便难分辨出于谁人手笔。而能卓立者，都具备锐利的开拓力，既开风气之先，又常别开生面，无不各有风格。例如在创新这一点上，如果说王蒙以1980年获奖短篇《春之声》，领导了意识流新潮流，那么李国文早于1977年就以他后来获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冬天里的春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被视为现代的“打破时空限制”写法上，遥遥领先了。这两位作家的经历与成就，颇有相似之处。他们同期知名，同时罹难，同案平反，同科中奖，同为长篇、中篇、短篇无所不精的小说大家，同是杂文、散文、论文无所不通的随笔能手，一个曾任《人民文学》主编，一个曾任《小说选刊》主编，一个评点《红楼梦》，一个评点《三国演义》……其相近相通，如双星辉映。然而，仅从评点经典来看，又都各显神通。若把他们掉换过来，请王蒙评点《三国演义》，李国文评点《红楼梦》，则肯定这两部古典名著又该出新评家的新版本了。再以“说红”为例，比对品味李国文的《红楼非梦》与王蒙的《红楼启示录》，便能领会：王蒙就是王蒙，李国文就是李国文。他们的小说艺术创造，更是在语言、结构、取材、立意诸多方面自成一格，各领风骚，都浓浓地、鲜鲜地喷薄飘出彼此不同、与众不同的独家风味。

或许因李国文年轻时就读于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供职于中央戏剧学院研究部，他也确系莎翁专家，写过《莎士比亚传》的，这种自幼的意趣与自然的濡染，使他的戏剧智慧特别灵敏。戏剧化如胎记，成为他的小说创作一大特色。这给他带来了相当的便利与利益：无巧不成书，有戏才得文，读者都想寻幽探秘，看的就是人生如戏。于是，铺展开“一个共产党人四十年遭遇和他家庭之悲欢史的《冬天里的春天》，却以一件扑朔迷离的谋杀疑案贯穿全篇。及时映现现实情态的《花园街五号》，则先把人带进那座弥漫着历史之神秘感的“凶宅”里。他用笔建造的“危楼”系列，埋伏着变化多端的险情悬念。狭窄的“电梯”来到他的笔下，也能发生诡谲莫测的“谋杀案”。他那珍珠项链般璀璨连成串的《没意思的故事》，其实是折子戏，读来如看戏剧小品，让人于津津有味的赏读之中心领神会其内涵的深刻意思。

但把《没意思的故事》比作戏剧小品，又未免是一种亵渎。因为电视所映的某些戏剧小品算不上艺术品，不过是娱乐品，仅供观众开心一刻。《没意思的故事》则如鲁迅所评《儒林外史》，“集诸碎锦，合为帖子”，汇集了人生的苦辣酸甜，蕴藉着作家的深情厚意，是“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的。这样看来，说戏剧化是李国文系列小说的一大特色，也未免是皮相之言。李国文毕竟是小说家，戏剧化之手法，只是凸显和强化了他小说之叙事、抒情、喻理，特别是塑造人物的三维力度与个性色彩。他小说的总体味道，还在对于人世、人生、人情之刻画、揭示、抒发的深切、深入、深沉。若非具备厚实而宽广的生活体察，若缺乏对生活底蕴的穿透性开掘与升华性提炼，是难做到如许之深的。人不深没有神，事不深没有韵，情不深没有味，理不深没有魂，李国文的笔深到心里去，他写出的人、事、情、理，便有韵味、有神魂。这不仅是技巧问题，更重要的在于气质、品格、风味。李国文之艺术风味，与其说近似欧·亨利，不如说更像契诃夫。他能使你忘乎所以进入那个虚幻而又真实的艺术境界，他能让你感同身受体会那种熟悉而又陌生的人生滋味。他给你甘甜，又给你苦涩；他给你辛辣，又给你清爽。他是森林，他是大海。“森林有宽阔的胸怀，张开臂膀接纳所有涉足其中的来访者。“无论谁在林间漫步，都不会毫无所得。几串蘑菇，一把山珍，一束鲜花，总会带有些许惊喜。”（李国文《电梯谋杀案作者的话》）“海无静时，在不停地运动着，有它温柔的时候，也有它愤怒的时候，因为它无遮拦地展现自己，你可以把握住它。”“虽然，海水有一分咸，有一分涩，有一分腥，但更多的却是那难得的清新和温馨。”（李国文《冲浪者的乐趣》）——这就是李国文。

如果是一棵参天大树，挺拔于作家之林；或只是一条婀娜小溪，婉转于小说园地，都无妨可以说是卓尔不群的。但卓尔不群之作家，又堪以森林与大海作喻者，必须具备渊博学识。天资聪颖、机缘契合，跟着感觉走，也能写小说，际遇独特，潮流推涌，善于冲浪者，也能成气候。然而无论先天条件多么优越，假使后天修养过于单薄，终究难成一流大家。当世作者跟现代名家比、现代名家跟古典大师比，差在哪里，缺少什么？智慧和学识之量与质，便是重要标志。李国文在其随笔《智慧之美》中说：“对于命运的领悟，人生的豁达，世情的谙悉，社会的了解，所言所行，常常于不期然中所闪烁出的智慧之光”，乃是美所不可或缺的。而“最可贵的是阅历，智慧则是吸啜人生、体味世态的精粹升华”。可见当作家既需要有机灵劲儿，又需要有相当的学识修养来垫底儿。

及时意识并急切提示这一要素的，是王蒙。王蒙本人属学者型，相与颉颃者是李国文。能跟他们旗鼓相当的，恐怕至今屈指可数。有些作家所缺少的，甚至首要不在学识，该先打好文化基础。我曾见过一位名气颇大之作家，推荐一个小有名气的新秀，申请加入作家协会所填之表，后者愣把《现代汉语词典》里两个以十字为左偏旁的协字写成“宁”（另一个为博），前者却称赞他为先锋中之“姣姣”者（崔按：那个新秀并非女性，推荐者也并非耍俏皮）。这两位的水平，跟王、李怎可比！李国文对此不以为意，作为老作家，他是宽容的，“写两个错别字，语法经不起推敲，又有什么了不得的呢？”（李国文《智慧之美》）而我作为编辑，是难以容忍的。稿件经我之手发出，错别字若改不胜改，花费我的精力不说，有疏漏挨骂的却是编辑。常有读者来信责问：你们是干什么吃的？给我们吃的净是沙子！代劳还得代受过，怎能让我对那些缺乏自重的写匠们瞧得起呢。

话虽如此，错别字说到底算不上大问题，作家照当，像模像样。但在那一系列著作的行间字里，有没有、有多少，有怎样文化、文学、文字的素养、气质、功力，归根到底会检测出其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作家的。如果说有时候小说的情节性更吸引读者的注意力，那么在随笔里学识的含金量则明显决定着作品的成色。近年随笔随处可见，似乎谁都随手能写，见多识广水平高，固然擅长随笔，打个喷嚏放个屁，也能随意凑一笔。但哪块是石头哪块是玉，哪颗是珍珠哪颗是鱼眼珠，凡有一定文化者，是不难鉴别出来的。早年曾见一篇随笔，其间引述一副联语：“能受天磨真铁汉，不遭人嫉是庸才。”当时感慨，确实如此，李国文便是一个例子。他受天磨无需说了，他遭人嫉想必不少，可从他的一些随笔推测出来。他有一些章节对忌妒这恶疾痛下针砭。

“文”字所代表的，在李国文那里，不只是人品，首要在人格，所以我又冠以德高望重。德高望重这句成语，若按李国文随笔《语言的误区》来推理，也已进入误区，成为对年长者常用的恭维话。我跟他同辈，无须奉承他。我之所谓德高望重，仅为概括作家类型，德指文品中之人格的等级与分量，望指在读者和同行中的地位与影响。李国文在这两方面，伟岸，沉稳，都足够高与重，是属于建国初那一批老作家中的仁厚长者。

李国文属于社会型作家。然而哪个作家不是社会的产物，又有谁跟社会没联系呢？之所以单列出社会型，是跟近年来涌现的自我标榜的私人型相对而言。其实这种分类并不恰切。真正的艺术品无不都是私人的独特的，没有个性便没有创作。可是强调本性完全排斥并脱离社会，则既不真实也无价值了。一些私人型作家的作品，一味张扬自我，不惜贩卖隐私，实际上谁也没能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得开地球，即便隐私暴露得须眉毕现，若丝毫也没有社会的道德的含量，不过就是那么一撮毛罢了。而社会之承认作家，历史之接纳作家，主要是因他们能做社会的代言人，他们常是历史的预言家，如李国文。李国文以其文之入世而脱颖出世，以其文之愤世、警世、济世而卓立于世。他是我国文坛最富有社会责任心与历史使命感的作家之一，他之艺术的忧国忧民思想脚步，常能走在时代前面，善于并敢于为天下先，且矢志不渝，始终“有勇气面对一切”。这种精神，焕发于他的闪光文字，并将不断发扬光大。

李国文属于道德型作家。这不等于说相对就有个缺德型作家。不过确实存在着那么一些全然不为国不为民只为一己之名与利而写作的人，确实出现过那么一些按照传统道德观来看起着坏人子弟作用的恶俗文字，更有甚者，卑鄙到以文整人，下作为精神娼妓。而我国自屈原至鲁迅传统之文人品格，该是“文以载道”，“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疗救国人之灵魂”。李国文是心系传统之中，又不拘于传统之人，他的为文之道：“我主张文以载道，但也不必篇篇载道，字字载道，作者痛苦，读者更痛苦的事情，何必多做。但又不可不做，篇篇风花雪月，不敢直面人生，也未免太怯懦了些。我主张作家还是应该尽量真诚，把爱献给大多数人”（《中国当代作家选集李国文卷自序》）。“有一条，不写那些让人恶心的作品，人概可以做到”（李国文《如此这般》）。他无疑做到了，他面向的是大多数人，他献出的是真诚的爱。因此他得到了大多数读者的真诚爱戴，他被诸多比他年轻、跟他同年以至比他年长些的作家，公认为可亲可敬的“老大哥”。

这就该说到人如其文了。既已德高望重，自然人如其文，但因有些作家人不如其文，我仍想借题发挥一点感慨。对于这种人与文相分裂的状态，历经多年切身体验，感受愈加分明。年轻时，读名著，赏心悦目，如坐春风，以为那能写出如许优美文字的人，其心灵必然也是美的。后读那些古典与现代名家传略，也印证着所感属实。但工作后，成为职业读者，仍以这样心愿看待当世作者，跟这样那样作家诸公常打交道，逐渐发现有些事情出乎意料。

个别头上顶着人类灵魂工程师桂冠者，其内心与行止之虚假、恶俗、丑陋，令人咋舌。他们笔下的真、善、美，是做给人看的。一般读者看见的是麒麟皮，我作为编辑常获悉内情，便能看见那麒麟皮下的马脚。李国文以作家之目光观察他的同行，看得比我就更清楚。他《如此这般》揭示：“在我厮混其间的作家队伍里面，那些老的、少的、男的、女的等等衣冠楚楚之辈，日久天长，也看出来有那么一些人，并不比小市民好到哪里去，甚至更下作、更无聊、更浅薄，更他妈的不是东西。”

作为编辑，我对“更他妈的不是东西”的作家，感触最深切的就是“成名脸就变”者。当其初投稿，你选出了他，他称你为恩师，恭谨之态可掬。一旦作品发表，其人一举成名，名声越大架子越大，脸面随之大大变化：脖子梗起来，眼珠翻上去，连鼻孔喷的气，嘴巴哼的声儿，都跟以前全然不同。犹如清纯的村姑一下子变作了骄横的贵妇。这时在其眼里，你便成为奴仆。

李国文对编辑，一向是尊重的。他在1985年所写《编辑与我》里说过：“编辑的劳动，是一种付出代价，但成果却并不属于自己的劳动，是一种为他人做嫁衣裳的劳动。正是由于编辑的劳动，才得以保证使作家的劳动，不致付之东流。”他把编辑比作能使作者到达成功彼岸的摆渡人，“他把你渡过了河以后，人们只知道你的作品和你的名字。但是没有摆渡人的努力，也许你永远站在河边踟蹰，而到达不了成功的彼岸。如果作者在过河以后，把摆渡人扔在脑勺后的话，就不免欠妥了。”他的这篇文章，以《改选》之出世为例，借以再次表达对我的感激。那时他早已是大名家，仍“念念不忘”我对他的“发现”，称我是使他“走上文学道路的第一个摆渡人”，须知当年正是因我选出《改选》，使他“才一登岸，便跌进深渊里去了”。我对他的命运，曾经起过负面作用，但他只从正面理解，“决无半点嗟怨，从来也不曾埋怨过”。他记着的是：“假如那一天，道怡在处理我的稿件时，塞进字纸篓，或者夹张铅印退稿信寄还给我，那样，也许会一笔勾销我的文学之梦。”“在我重新提笔挤进新时期文学大军的队伍以前，和我文学上的摆渡人，只有那次编辑部会见的两面之缘。道怡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让我能贴切感受到的。他希望我成功的炽热的心。希望别人成功，帮助别人成功，这是一个真正的编辑无与伦比的美德，道怡是这样的人。”我相信李国文这些话是真诚的，但我想他早有自信：禀赋作家基因，总会有所创造。我当然也自知（没有这点自知，也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编辑了）：这一过河者遇到那一摆渡人，无非是一种缘分。他说我的话，实际上是对编辑的一种情分，他甚至还为编辑抱不平：“一部文学史，上面刻满了作家的名字、文艺批评家的名字、领导文艺运动的人的名字，独独没有编辑——为我们摆渡过河的人的名字，这当然是不公平的。但具体到一个作家来讲，这种不会忘却、不该忘却的感情，又是很浓的。”这就足够足够了，编辑从来都无名，遑谈能上文学史，只要作家对编辑怀有这样浓的感情，则幸甚。

在编辑队伍里，我更是幸运者，因为还有不少作家，也像李国文这样看待我。王蒙在1981年为我之《创作技巧谈》作序时说：“许多人（包括我自己）提起崔道怡和《人民文学》的其他老编辑，都会有一种感谢与敬佩之情油然而生。多少人经他们的手立起来了，‘打响了’，然而，他们是不声不响地默默地做着‘人梯’的工作。想到这里，我眼里、心里都发热。”如许深情，我从作家的心声和眼神里，领受多多。但有一件事，则是唯一的。四十年来，把我作为编辑最初写给作家的信，保存至今并复印出来给我留念的，只有李国文。这又是怎样的情分，怎样的缘分！正是这四封信，唤起我的万千思绪，从而写下这么多这么杂的回忆与感想，显然不合“侧影”写法。而我觉得，这仍只是从我的角度尽我的力度为李国文勾勒了几个浮泛的侧影。且又觉得，与侧影同步，也该为诸名家的评传积累下翔实的史料。否则，虽只四十年，即便当事人，回忆难免也有出入。例如《如此这般》说，李国文先寄来两三个短篇，是编辑部找他谈过后才有的《改选》。还曾有见证人“写真”说，李国文不是寄来而是把五六个短篇亲自送到编辑部的。这样说的效果，都将表明《改选》并非经我之手从自然来稿里选拔出来的，这便不合事实。设想当初若不是编辑部因《改选》而轰动，恐怕未必要请作者来见面的。李清泉的序言可作证：《改选》等篇“是在会见之前看了的”。我这些信，更是“证据”。1957年5月4日告以收见《初恋》的信写道：“前五篇正在编辑部传阅，这一篇也一定尽快看完。我们很希望能和你面谈一次，不知你什么时候有时间？”5月10日的信，通知决定发表其稿，同时约定会面时间，并且说明“若有公务在身，可凭此信请假”。我把这史实，告诉李国文，电话听筒里传来他呵呵呵的笑声：“那是我记不清了，当然得以你的为准。可见有些纪实写真，也不一定真实。历史也不是都可信……”由此而生发的感慨，又该是他新的一篇小说或随笔之一点意思了吧。

瞬间一闪之念，常成燎原之火，李国文便是此类灵性作家中之敏锐者。仅只在这点上，他的面容跟其才情似不吻合，而在骨子里，人确如其文，相貌跟品德则极其吻合。他是名家系列中最平易近人的一个，厚道仁和丝毫未因名之增长而有所变化，一直没有让人感觉不自在的名人架子，没有令人起鸡皮疙瘩的名士派头，对大多数普通人来说，他总是那么一位笑眯眯乐呵呵的仁厚长者。

这一次李国文在他名字中的一个“文”字上做文章，说“那‘文’字所代表的一切”，是他“拥有的唯一财富”，可以使他“有勇气去面对一切”。我想顺其文意，补充几句：真正的“文”字下面，无不有一个真正的“人”字支撑着。人如其文，才是真正文人。李国文拥有的，正是这样的一个“文”字。

守着这个“文”字，任它这样那样的人间“月食”，也一定会将更加皎洁、更加娇俏动人的新月之光，泻满山林，泻满整个大地……

我的导师李国文

毕淑敏

国文老师面有佛相。

一个人总会有他特别喜欢的作家和作品，就像有最喜欢吃的饭和最爱看的颜色。我想这一定和血液的气质有关，也许还有某种上古遗传的密码潜伏脑中，做着爱好的向导。

十几年前，我是一个挑剔的文学爱好者。挑剔的特权，来自我还未动笔写过任何一部作品，更不用提神圣地发表了。人在一无所知的时候，很有评点的胆量。比如不会踢足球的人，敢对着电视屏幕指责马拉多纳。如果他自己也到绿茵场上跑两圈，就心平气和多了。

那时首都剧场每周举办一次文学讲座，当代璀璨的文学星斗，依次在讲台上同文学爱好者见面，票价很便宜，只要一块钱。我在一家工厂的卫生所当所长，于是利用职权，将自己上夜班的时间调到讲课日的前晚（所长这个官太小了，我没办法为自己找到从工作岗位溜出去的机会，好在可如此变通），下了夜班之后，便能光明正大地利用休息时间，到东四去听课。

轮到国文老师讲课的那一天，正好夜里抢救了病人，清晨头脑昏眩，恨不得在地上拿个大顶，把全身血脉都灌进天灵盖，使神经抖擞起来。上午又有几件公务要办，没找到机会打盹。下午，更是头痛如裹。听课前，我暗自对自己说，今天就放松一把吧，听得了就听，听不了就溜，绝不坚持。但国文老师一出场，第一印象是他像一尊佛，心中立刻涌出亲切稳定的感觉，便安静地听了下去。

记得国文老师说，写作是没有什么诀窍可教的。如果你为名而写，不妨去打扫天安门广场，自带扫帚簸箕，任劳任怨，不计报酬。这样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有新闻记者来采访你，你若是能说出些豪言壮语，被树为典型，那出名的速度是远在写作之上的。

国文老师还说，你若是为利而写作，那也基本上要收获失望。单凭着写作，其致富的概率微乎其微。有那工夫，不如到北京的繁华闹市区，比如大栅栏，低着头寻寻觅觅，碰巧捡个钱包，比爬格子的效益要合算。拿出写作的时间去干其他行当，其发财的希望灿烂多了。

国文老师还说到了他写作长篇小说之前，所做的艰苦准备和稿子送出之后的焦急等待……这些朴素诙谐的话，埋藏着一种深刻的人生感悟，稳定地进入了我的耳鼓，使我的精神猛烈而快意地振作起来。记得那天走下首都剧场的台阶时，我抬头看了看天，通常混浊的北方天空，显出一种奇怪的景泰蓝色。就在那一刻，我作出了一生中很重要的一个决定——回家后，提笔写一篇小说。

在这个瞬间之前，我是一个文学的爱好者，但在这之后，我试着做一个文学的操作者。我像孙悟空一般，分身跳上云头，仔细甚至苛刻地审视了地面上的自己一番，立志不是为了名和利，将为爱好而写作。有人等着请国文老师签名，我就退走了。我不喜欢签名，不管是求人还是被求。特别是自打知道了有些求签者在名人死后，将他生前的签字拿去拍卖后，更觉得这事有些像不出本钱的资本投资，染了铜腥。如果尊敬一个人，就思考他的话，把这份敬意，放在心底最洁净的地方，储藏起来就是了。

1987年，我发表了处女作中篇小说《昆仑殇》。一天，丈夫说，从此你也该看看有关文学的报纸了，要不对整体状况一无所知。他是军人出身，对国家大事和报纸有经久不息的热爱。我说，也不知道该看什么报啊。他说，我到街上找找，有看上眼的买回来就是了。

他某天回家的时候，带回一张《文艺报》。晚饭后，我刷碗，他坐在那里先期浏览。读着读着，突然从沙发上跳起来说，快来看，这上面有李国文先生鼓励你的文章。说着，便念给我听。

“我们常爱用‘出手不凡’这四个字来形容一篇新人新作，《昆仑殇》也给读者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作者虽然写了十年‘文革’中的异常绝顶荒谬、为执行副统帅的‘拉练’指示，一支野战部队通过雪线以上的生存禁区的故事。但作者并没有执意去诅咒这荒唐年月的荒唐，更不是抚今追昔地在反思中顾念惆怅。作者虽为女性，但却笔力刚健遒劲地努力表现革命军人在这场人为的悲剧里所表现出的人性的壮美，从指挥员到战士在极端艰苦的环境里，心灵的高度净化和升华，和人民军队那坚不可摧的素质与传统，以及或许为作者亲自体验过的，在她笔下描绘出的她心目中的昆仑山。整个作品，给人留下悲壮的深刻印象……“……读了《昆仑殇》，才知道万物绝迹的雪原上，竟也是变化万千的世界。在那样的世界里，生和死，爱和恨，崇高和卑微，光明与灰暗，又以那特定环境下的形式表现出来，一位作者第一次写出这样的作品，虽然难免稚嫩，但为之鼓劲，希望作者在此起点上，写出更好的作品，也是评论的一个目的吧。”

我从小对表扬和批评都比较迟钝，但这一次听着听着，被深深地感动了。那源泉不仅在于国文老师的鼓励，更缘于这样一位我所尊崇的老作家，那么认真地读了我的处女作，说出了我预设在文中的想法，我惊讶地体验到了一种心灵共振的力量。还有文字传递感情的魔力，尽管我在使用上是那样的不熟练，我好像初次走马的驭手，在草原上忽而信马由缰，忽而紧张踟蹰，以为周围是空旷无垠的。第二天忽然接到一双智慧的手绘制的地图，将你已经行走的轨迹一一标出，并点明了你想抵达但刚刚起步、自以为是一个秘密的目的地。我在钦佩感激的同时，伴生出浓浓的惊讶和淡淡的敬畏。想到如果不继续努力，愧对如此的关切和期待。

念罢，丈夫对我说，你该给李国文先生写一封信，表达一下谢意。

我说，与国文老师素昧平生，他根本不认识我。轻易打扰，是不是太冒失了？

丈夫说，他已经读过你的小说，就不算一点不认识了。你不写，显得太没礼貌了。

思忖再三，我给国文老师写了一封信。我是一个从小就羞于谢人的人，不但大恩不言谢，便是中恩小恩，也觉得真正的感谢是无法表达的。信里只略略地提了一两句感谢的话，主要是向国文老师提了一个要求，实质是给他添了一个大麻烦，请他帮我找个学习文学的机会。

我对自己的医术素有信心，对文学可是丁点把握也没有，很想系统地学习一下，但我在整个文学界举目无亲，求助无门。

国文老师很快就给我回了信，说已将我的请求转给鲁迅文学院的何镇邦老师，请安心等待。

我又一次被感动，因了那信纸的洁白和字迹的极端工整。我从里面读到的，不仅是自己的请求被人善待的郑重，更感受到一种渗透字里行间的安宁与平和。

后来，在诸位老师的帮助下，我如愿读了鲁迅文学院的研究生班。在选定写作导师的时候，我和刘震云很荣幸地成为李国文老师的研究生。

多年来，我听到许多和我年龄相仿或是更年轻的作家，说到国文老师对他们的鼎力相助。在他担任《小说选刊》主编和以后的日子里，给予中国文学新一代的鼓励和支持，将被许许多多的人铭记在心。

国文老师说过，文学是一条流动的河，总要有不断的活水注入，方能呈现出无限生机。国文老师不但自己以心血写作着，用生命奔腾着，掀起一朵朵澎湃的雪浪，更竭力以自己的力量，推动着文学的潮汐，汇入文学明天更辽阔的海洋。

活得潇洒——小记李国文

何镇邦

在1957年被打入另册、20世纪70年代末又重返文坛的“归来的一群”中，李国文至今仍是最有创作活力的一位。尤其是1990年他主编的《小说选刊》暂时停刊他告“失业”后，得以全力以赴搞专业创作，成果更是丰硕。除小说外，随笔经我手编的就有两本：《骂人的艺术》和《红楼非梦》，前者收入群众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名家随笔丛书》，后者收入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读译文丛》，此外，还评点《三国演义》，真可谓全面开花。前不久，遵嘱为他即将加盟长江文艺出版社的“跨世纪文丛”的一部新的小说集《人生在世》作《跋》，读了集中收入的中短篇小说新作，更感到他在小说创作上也正在开辟一个新的艺术境界，令人读之耳目一新。

国文兄年已六十有七，年近古稀，而无论在身体上、思想上，还是创作上，都充满一种勃勃的活力。作为他多年的朋友，一方面为他高兴，一方面自然要探究其原因。

照我看来，李国文创作上的活力主要来自他活得潇洒，因而具有一种良好的创作心态。

当今的文坛，熙熙攘攘，颇为热闹，各色人等，鱼龙混杂。其中有这么两种人活得特别累。一种人，身为文人，可又有很强的权力欲，想在文坛谋个一官半职，于是使出浑身解数到处钻营，对上拍和瞒，对下欺和骗。年过半百了，还要在上司面前做奴才相，仰其鼻息，端茶倒水，于是混到某个职位，手中有权，又对其下属作威作福，大耍其权术。这种人，可能还戴着“诗人”“作家”“评论家”之桂冠，但已无心于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只是把文学作为谋官的一种手段，怎么能谈得上创作呢？另一种人呢，本来不是什么文人，但某种机遇把他们推到一些文化机关的领导岗位，弄到了一官半职，于是为了附庸风雅，表明自己也是个文人，也活得很累，处处谈文学，古今中外，无所不知，无所不谈，于是，闹得笑话百出。居然把汉乐府民歌《陌上桑》里极力描摹咏叹的美女罗敷变成《诗经》里的，一下子把她提前了一千多年！而这样的人居然也成了“作家”，成了每讲话每撰文都要讲点文学的文人！

李国文当然不同于上述两种人，既不同于文人中的政客，也不同于混入文人队伍的伪文人。他不想当官，因此不必为谋取某一位置而费尽心机，到处钻营；他当然也不必为证明自己也是个文人而侈谈文学。因此，他就活得很潇洒，很自在。他是个作家，就像一个真正的作家那样活着，他用不着看谁的脸色，也不必顾左右而言他。更不必言必谈《诗经》、楚辞、李白、杜甫，以表明自己懂文学，他谈《三国演义》，他评《红楼梦》，他著《莎士比亚传》，是因为他正是这方面的专家。因此，无论是评注，研究，还是作传，都表现出一种新的水准，让人耳目一新。我过去只读过他的小说，知道他是位出色的作家。待读到他上述的一些著作后，方知他还是位学问渊博的学者，而且他谈论三国、红楼、莎翁，还全是水到渠成，无半点矫揉造作之态。这就更不简单！此外，还读到他一些杂文随笔，谈古论今，旁征博引，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其知识之渊博，文笔之老到，创作心态之自由，让人惊叹！至于他的老本行小说，读了收在《跨世纪文丛》里的《人生在世》里的作品，无论是中篇《涅槃》《垃圾的故事》，还是那一组精粹的短篇《九叔》《八姐》《七弟》；无论是对生活的感悟和开掘，还是小说叙事艺术的创新，都到了一个新的境地。我常这样想，如果没有这七八年“失业”后的创作心态的自由，李国文是不可能具有这样的创作活力和创作成就的！由此可见，正常的健康的创作心态对于一个作家的创作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当然，这些年来国文兄创作上的保持活力和取得的成就还要归功于后勤保障的优良。我的那位嫂夫人精心呵护，提供大量的“精饲料”，使国文兄越来越成为一尊“弥勒佛”，只可惜肚子越来越凸出，血压也有点升高，可见“精饲料”也是要有所节制的！除了持续供应“精饲料”外，我那位嫂夫人还为国文兄备办了诸多名牌服装。前年我曾随同国文兄出访泰国，看到他从头到脚，一身名牌，风度翩翩，简直把诸多洋鬼子都比了下去。这一身名牌也常常使李国文更显出几分潇洒劲来！

李国文被称作文学界的一尊佛，王蒙说“我佛国文”，毕淑敏说“国文老师面有佛相”，这种感觉都是准确的。李国文不仅有佛的体态，更有佛的心胸，他是以宽厚而著称于文坛的。对于诸多青年作家，他是宽厚的长者。在他担任《小说选刊》主编的几年中和后来应聘担任鲁迅文学院文学创作研究生班创作指导教师的几年中，他发现和培育了许多青年作家，在他们身上浇灌他的心血。十年前，正是他从毕淑敏的处女作《昆仑殇》中发现了一位有潜力的青年作家，并郑重地把她推荐给我，让她进鲁迅文学院学习。十年间，一棵文学幼苗终于长成一棵枝叶繁茂的树木，这里头，有李国文的发现之功，也有他的培育之功，这方面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他的宽厚还表现在对曾伤害过他的人的态度上。一般说，事情过去之后，他也是表示理解和宽容的。最近在电话里他说到正在为一个人编的一套书写序的事，我随口说：“这个人不是曾经伤害过你吗，怎么还为他干活呢？”他不假思索地说：“事情过去了，人家又求上门来，只能宽容。”这又是一种宽厚！当然，国文也不是一个抹稀泥不讲原则的老好人，对于社会上和文坛上的一些丑类和丑行，尤其是对那些善于钻营和蝇营狗苟的人，他不仅深恶痛绝，而且嬉笑怒骂，只要有机会，就踹他们一脚，或戳他们一枪，或骂他们一通。收在《骂人的艺术》集中的随笔，有不少是这样读之令人痛快的文字。有一次，在作协的一个重要会议上，由于会议主持者违背他们制定的议事程序，准备搞点动作，国文拍案而起，愤然离席，最后以会议主持者放弃他们的主意把他请到会上而告终。凡此种种，又表明国文是一位疾恶如仇不拿原则做交易的人。无论是宽厚，还是疾恶如仇，嬉笑怒骂，不宽言一切丑人和丑行，也都表明国文活得本色，活得潇洒。而这，正是一个真正的文人，一个真正的作家所需要的！

我同国文兄认识交往近二十载，我们之间有各种关系：读者和作家，评论家与作家，编辑与作家，院方与外聘教授，等等，随着工作性质的变化，就有一种新的关系，但有一种永远不变的关系，那就是：朋友。我一向视国文为慈祥的长兄和威严的畏友。在我困难的时候，他一向关心支持我，并到处为我说话，给我温暖和力量；但是当我翘尾巴或有什么毛病时，他总是不留情面地一针见血地指出来，给以严肃的批评或及时的提醒。他总是能一眼看穿我，在他面前，我从来不敢掩饰，也不敢故弄玄虚。当然，我知道，他这种严厉甚至尖刻，是为了我好，我还是能接受他那调侃之中带着严厉和尖刻的批评的。我想，这种长兄和畏友的关系是可以维持到我们生命的终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