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方

终归靠自己

方方

很不习惯写这一类的文字，每逢轮到非写这些字不可的时候，就仿佛智商都没了。脑子里茫茫然一片空白，心说，读者读小说就行了，知道这些干什么呢？由此也就羡慕一些言辞机智或刻薄的人，用很俏皮的一句话，将这些非写不可的东西化解而去。但我却不能，何镇邦先生在电话里的声音热情诚恳，使我这做晚辈的人有一种无法拒绝的感觉。想起十年前，何先生领着我们一行人在武夷山翻山越岭、穿林过涧去山里一户人家买茶叶并用我们永远也听不懂的闽南话帮我们讨价还价的事，心里就有一种温暖之感，然后觉得如果不写这样一篇文字，真就是太对不起何镇邦先生了。茶叶虽然早已喝完，可茶的香味却令人回味。

我想我从小就是个独立性比较强的人，其实这也都是父母教出来的。比方我的父亲，他从来的观点都是一个人最终还是要靠自己，别的什么人都指望不上。自己若有本事，也没必要去指望别人。父亲说这些话时，正是“文革”期间，他自己虽然本事大得能通五国语言，可还是一天到晚写检查，抑或去农场什么的放牛和种菜。所以我和我的兄长们私下里都笑他“迂”。但笑归笑，父亲的话我却是听进去了的。少年人特别容易把听进去的话当作自己生活的信条，然后将之作为一个目标去努力，尤其父亲的话。

“文革”十年，几乎没有上什么学，也没有什么事做，只有在家找一些旧书闲书来读，读着读着，就读出一些兴趣。有了兴趣，便易偏科，一偏就对文学偏爱出许多。高中毕业后，当了工人，别无所长，只有文学还可以无师自通，于是小心翼翼地开始写一点东西。当然最先是写诗，这是一个年龄病，到了一定年龄就一定想通过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写着写着，也就有了一点发表欲，虽然那时没有稿费，发表作品也就是送一个笔记本，所有的好处就是你的同事和你的领导对你另眼相看。只是我所在的那个装卸站领导不读诗，觉得你有些文化，可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我在那里发挥出的最大才能一是一人办一大版墙报，从写稿到抄字到配图，全都是我一个人干；二是替人写大字报。记得有一次写过一张名为“打架事件的来龙去脉”的大字报，被公司宣传科的人看到了，没说事件本身，却大赞大字报写得好，后来便常让我去公司里写文章。

1978年，考大学时，本想考理科，可是临考时发现自己除了文学，其他都不太行。最终还是改了考文科。这样就进了武汉大学中文系，这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转折。没有大学四年的学习，我想我现在也已经下岗了，有可能在街上摆摊小卖，也有可能拼命写作，吃尽千般苦，看够万只白眼，然后成了一个自由撰稿人。但大学生活却改变了我的命运。

其实大学毕业后，走向社会的我又能做什么呢？想来想去，心知自己还是一个百无一用的人，只有写写文章可能还能使自己变得有用一些。于是便写作，把少年时期的兴趣和热爱变成了一种谋生的“本事”，以便使这样一个无用之人能在这个社会有立足之地，使一个生活窘迫之人手上有一点可以养活自己和母亲的钱，最初的写作动机不外乎如此。

仿佛就是这样，渐渐地进入了文学圈内，渐渐地有了自己的一些读者，渐渐地越写越有一种兴味无穷之感，写作由物质需要变成精神需要，又变成了一种生理的需要：一旦停笔不写，过不多久，便有一种浑身不自在的感觉。这样就一直写了下去，写成了别人眼里的作家。在别人的认同中，自己也觉得自己是个作家了。事情就是这样一个简单而又自然的发展轨迹。

现在来回想父亲早年说过的话：一个人最终要靠自己。而我除了一支笔（现在应该说一台电脑）外，还有什么可以靠得住呢？于是也只能一直写下去，尽自己的努力写出一些好作品来，为了兴趣和热爱，也为身体和生活，在成全我自己的同时，也满足了那些喜欢我作品的读者——他们是我从内心里一直感谢不已的人。

啸声中的风景——与方方对话

陈应松

14岁女孩的风景

大约是1969年的某一天，方方（当时叫汪芳）随同母亲去汉口的“河南棚子”看望一位朋友。母亲的朋友在市卫生局，卫生局宿舍是座楼房，楼房孤零零地蹲在低矮、破旧的“河南棚子”中间。这位14岁的女孩当时一个人走在“河南棚子”空无一人的铁轨上。铁路从这儿一穿而过，她踏着枕木，在灰色的天空下，她的心就像这片风景，凄凉而寂寞。而这时，她听见远处传来的尖锐呼啸的火车汽笛声。撕心裂肺的汽笛像一支巨大的利箭飞驰而来，又像凶肆的洪水漫漶到破旧的“河南棚子”上空，久久不肯散去。

十八年后，这种恐怖的、嘈杂的啸声出现在方方的成名作《风景》之中，这篇小说从头至尾充满了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噪声的感觉——它啃噬着人的神经，把作品中的人物和读者一起统统放在这种啸声里，让人的灵魂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煎熬，痛不欲生。

“……在浩漫的生存布景后面，在深渊最黑暗的所在，我清楚地看到那些奇异的世界……”说方方是一位“清醒的作家”，在《风景》中能得到有力的佐证：一位能准确地传导出18年前的印象的人，并且把这种印象牢牢攥住，让它的啸声像铀的裂变一样制造出震撼人们心灵的力量，这样的对撞所产生的效果，难道不可以说明一位作家清醒的程度？在《风景》的篇首，波特莱尔的话就是啸声中14岁的方方所听见的那渐渐远去的汽笛声，它使一位作家的目光变得深邃而深情。《风景》是奇异的世界里向世界发出的奇异声音，它摈弃了一切矫饰，以最真实也最真诚的叙述宣告了伪文学的终结，而1969年绵延至今的啸声，说明了我们民族生存的真实性，不容篡改性。

在14岁之前，方方是小学火炬艺术团团员，在团里跳舞。到中学后，她是宣传队乐队的，敲扬琴。高中毕业后，因为她父亲的去世，两个哥哥均已下放，按当时的政策，她留在家里照顾母亲，从而免去了下放农村接受再教育的苦役。紧接着，她招工到运输社，在仓库扛大包、拉板车一干就是四年，以致她腰部受伤。这期间，运输社成立了宣传队，方方被抽到宣传队敲扬琴。这个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的女性，在干装卸工的几年里，真正地接触到另一个社会，另一片天地——工人和市民的生活。她的一些同事正好住在14岁时她去过的“河南棚子”。这也是一种天缘吧。当真正地踏入“河南棚子”的一扇扇门楣后，她才实实在在地被震动了。她记得当从球场街穿过去，七弯八拐地来到一位女同事家，这位女同事的父母离异，女同事就和她的父亲二人住在一间只有五平方米的房间，上下铺。奇怪的是，女同事并不觉得有什么不便，毫无怨言。正如方方在《风景》中描绘的：“京广铁路几乎是从屋檐边擦过……”那种尖锐的呼啸声对于他们已经习以为常，并不骚扰他们的神经，每夜都可以酣然入梦。不是别的，因为他们从呱呱坠地，到长大成人，列车的啸声就一刻不离身边地陪伴着他们。

这就叫生存，这就是生活在最底层的人民的生活方式与习惯，包括这些人的谈吐，渐渐地被方方所熟悉。

一直以来，我们并不承认我们有贫民窟，老是宣传我们社会主义是天堂，却一个劲地报道来自最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贫民窟，如美国、香港等，后来当我们知道连许多美国乞丐也有自己的小汽车时，留给我们的只有尴尬。因为，在我们国家连大学教授也只有骑自行车的份儿。

“河南棚子”使方方的创作变得凝重、无情而深沉，那种啸声中的煎熬，实际上也是一种理想的煎熬。

《祖父在父亲心中》，最成熟的作品

迄今为止，我以为《祖父在父亲心中》是方方最成熟的作品。几乎方方所有的才华和她的思想都展示在这篇作品中。《上海文学》编辑部原想让这个中篇与《风景》有连续性，将小说题目改为《风操》，似乎成了方方“风”的系列，然而在发稿之后，方方写信请他们将题目复原了，现在想想，《祖父在父亲心中》这个题目该是多么确切，也比“风操”二字显得沉重得多，丰富得多。

这篇小说似乎是一篇司空见惯的家族史，然而它里面弥漫的血光和卑琐，使我们欲哭无泪。方方的确是一个清醒的作家，她知道她生活在何时、何地。而当今许许多多的作家们陶醉在他们浮艳的才华和名声上，世俗的欢呼成为他们奋笔疾书的理由，一种功成名就的满足感也是他们创作并挖空心思的理由。笔与我们的生命处于怎样一种联系，他们并不知道，也无暇知道。而这一切，方方似乎在不经意中全部领悟到了。

她原是想写三代人，三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正好在写这篇作品时，母亲由生病到去世，使她的心情更加沉重，她这一代知识分子就在小说中省去了，只剩下两代。但是这也许是天意，这两代知识分子的命运足够了，如果真把年轻一代知识分子加进去，是否会有画蛇添足之感？

方方在这篇小说中将理性和激情的分寸把握得异常准确。在那种掷地有声的语言和触目惊心的画面里面，我们闻见悲愤有如暗潮，长久而荒凉地拍打着这个社会的岸壁，爆发出浊重的一声声叩问。那是夜不能寐的暗潮，在无垠的天穹底下，诉说着两代知识分子的命运。跳荡的文字和异乎寻常的随感似的结构，在看似零乱中服从于一种悲怆的思绪，像一段被命运与苦难纠缠的音乐，它的跌宕和起伏的旋律组成一股气势，最后化入苍穹，化入胸境。然而，这种灵魂被纠缠有如噩梦的音乐，并不像略萨的《绿房子》有意为之的结构主义，或者福克纳《喧哗与骚动》的呓语般的零散。它不是故意的，它不是技巧的表露，它只是才华的显示，这里的才华，就是作家所达到的境界——那一支笔，简直成了“上帝的代言人”。

在这篇小说中，同样被好心的编辑删掉了一些话，这些话大致是：软刀子杀人与硬刀子杀人，哪个更痛苦？零割与一刀子杀死，哪个更惨痛？而父亲这一代，所经受的是精神的“零割”。

祖父有过他辉煌的一瞬，面对日寇的屠刀；而父亲呢，他永远也不会有了。

这篇小说大多是真实的：关于祖父，关于伯祖父，关于外公、曾外公，关于潇洒的懂五国语言而一事无成的父亲，关于美丽的母亲……她的长篇小说《乌泥湖年谱》的上半部分已经发表了，反响不错，可惜我未有读到，看有关报道，知她引用了她父亲生前的一些日记资料，以为是一部与她父亲有关的小说。她说，没有关系，仅仅引用了一点她父亲的资料，如此而已。但写的的确是父亲那一代知识分子。

方方的祖辈们……

方方的祖父和伯祖父是她引以为荣的，也可以说是她心中的偶像——至少对于文学意义而言，是方方心目中理想人格的化身。

后来她的老外公也成为她的偶像。

这几位祖辈，每个人都有那种理想人格的具体表现。她小时候一直认为伯祖父汪辟疆就是她的祖父，汪辟疆是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与宗白华为邻，方方就是在宗白华家的房子中出生的，这位伯祖父著有《唐人小说》《目录学》《〈水经注〉疏》，伯祖父逝世于1966年初。前几年，方方收到她伯父汪越从南京寄给她的一本厚厚的《汪辟疆文集》，此书是程千帆先生整理的。方方告诉我，她的父亲是读书人之家，母亲是官宦之家，方方在《祖父在父亲心中》这篇小说中写过，她曾祖父际虞公曾是清朝的官。她祖上曾出过一个金榜题名的状元（中国历史上从唐至清总共也不过出了500多个）。她的祖父和伯祖父同时就读京师大学（今北京大学），祖父叫汪君毅。关于祖父，方方在那篇小说里写得再明白不过了，然而直到方方长大成人，竟不知道祖父的情况，父亲也没给她说，这实在有些奇怪。遗憾的是，方方并没有在小说中解答，我也是在写这篇文章时才兀然生出这个疑问的，但时间不允许我去询问个中原委。

她的祖父汪君毅同样著作等身，有《中国文学史》上、下册、《经学概论》《中国文字学概论》《澹静居诗稿》。这位“心溶溶其不可量兮，情澹澹其若渊”的学者，在日寇面前宁死不屈，惨遭杀害，其殉难事迹经当时的省教厅呈报江西省政府转呈国府，褒题“义烈千秋”匾额一方，赐给汪家。

方方的外公张仲西，日本庆应大学法学部法学学士。1913年7月回国后，即与岳父杨赓笙参加湖口起义，杨赓笙就是方方母亲的外公，方方的外公死后，方方的母亲一直生活在老外公家里。方方的外公是一位诗人，有一次，江西都督，起义总司令李烈钧以所佩宝剑赠给起义军参谋长、其岳父杨赓笙，张仲西目睹了这一壮伟场面，写了一首诗呈李、杨二人，这首诗流传了下来：“夜夜龙吟意若何？中宵起舞影婆娑！湿多蛇蝎山多虎，陆有包洼海有波；脱颖原为今日用，霜锋曾贵十年磨；凭君去管不平事，快意尊前一啸歌！”方方那位英年早逝的外公同样具有慷慨悲壮的情怀。

而方方的老外公杨赓笙却真是一位不平凡的人物。被许德巧称赞的“写得慷慨激昂，大义凛然，使人深受感动”的《江西讨袁军总司令檄文》，即出自杨赓笙之手。他曾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后与李烈钧1913年在湖口兴兵讨袁。“二次革命”失败后，他与李烈钧一起流亡国外，临别时曾沉石于江，发誓“沉石于江，意志如钢，不灭袁贼，永不还乡”。

流亡东京期间，孙中山成立了中华革命党，时值革命低潮，流亡的革命者中许多人处于犹疑观望之中，而她的老外公十分坚定，在宣誓书上打下五个指模，表示他追随孙先生矢志不移。她的老外公后在南洋办报，并筹募经费，以图再度讨袁。1916年蔡锷在云南起义，老外公将筹募的经费，亲自从缅甸送至云南，深得蔡锷赞赏。这位老外公日后因与蒋介石政见不和，除一度任过江西省民政厅长和省代主席外，大多时间只拥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高级参议的虚职。

方方深深地为老外公当年“宁为共和鬼，不做专制奴”的无私无畏精神而自豪和敬仰。她的祖父当然可以说是一位具有高尚气节的民族英雄，这些祖辈的“义”、“烈”，几乎都烘托映照在方方的小说中，使她作品中的理想主义色彩无比浓烈。而祖辈的血质，不仅汩汩流淌在方方的灵魂中，也浸透了她的作品。

父亲和母亲的罗曼史

方方在《祖父在父亲心中》真实地写了她的父辈，诚如她说的，她的母亲确是一位端庄美丽的大家闺秀，而父亲亦是风流倜傥的才子。

翻开那一本本陈旧的相册，一张张发黄的照片将时间一下子拉回到了20世纪30年代。1935年的一张照片上，站着方方16岁时的母亲张恬然及二姊妹张惕然、张怡然。这张家三小姐以后的不同归宿，方方以为可以写一部砖头厚的长篇小说，单是这张照片，就使人感慨万千，照片的文学感与历史感是那么强烈地暗示着你去追溯与怀想。

父亲汪德佑，毕业于上海交大土木工程系，新中国成立后是“长办”工程师，懂英法德俄日五国外语。1949年，他不愿去台湾，留在了大陆，他向往延安式的生活，打心眼里热爱中国共产党。然而，他却一辈子无大的建树，饱受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清贫一生。

然而，20世纪30年代的方方的父亲却是踌躇满志，意气风发。这一年暑假她的父亲从上海交大回家，认识了在九江儒励女中读书的女中学生张恬然，两人一见钟情，然而他们双方都由家里做主定亲了，父亲与一位柯小姐，母亲与其表哥。但是，浪漫的爱情战胜了封建礼教，虽然方方的老外公反对这门亲事，但方方的父母却无比坚定其结合的信心。回校以后，方方父亲给她母亲写信，鼓励她读巴金的《家》，并且摘录“我们不是畸人，不是愚人”这样颇有煽动性的句子。后来这一对新时代的青年终于成功了。“最后戏剧性的是，”方方说，“父亲定亲的那位柯小姐和母亲定亲的表哥结合了。”父母的解除婚约促成了另一对夫妻，这个戏剧性的结局方方没有写入小说。

在抗日战争期间，方方的父母都在云南，父亲是中印油管工程处的工程师，他曾经也有过辉煌。而以后的年月，就像方方描述的一样，她的父亲成了一个抽着劣质烟，不爱说话，整天担心挨批挨斗的、瘦不拉叽的古怪老头。我们残酷地设想一下：假如他当年出走域外，今日重新归来，穿着T恤衫，红光满面，以海外学者的身份出现在国内大学的讲坛上，并且受到官员们的接风与宴请，向国内的亲人一掷千金……会是这种结局吗？可能是。然而，每个人都只有一种结局。这就是命运。

方方的父母都谢世了，就像她在小说中说的一样：这个世界再也没有了他（们）的足迹。一代一代的人像烟云一样飘散了，他们究竟去了哪里？

“宦子塌”闲话及其他

宦子塌是一个地名，一个江汉平原农村随处可见的地名。方方的《闲聊宦子塌》是偶尔为之的农村小说，农村方言小说，但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农村题材小说。她不“思索”农村的现实问题，也不刻意表现农村人的痛苦，更不想表现那种所谓地域文化的底蕴。这样的一篇让人说不出所以然的小说，为什么受到许多人的赞赏且也是她自己很喜爱的小说呢？

这曾是打动我的一篇小说，这是使我看到了小说中阳光灿烂的小说，犹如躺在田野的草坡上晒太阳，看流云，什么也不想的小说。之所以如此，因为这些年我一直把沈从文的小说视作我创作的圭臬，方方的“宦子塌”使我重新沐浴了一回这样的阳光——沈从文小说中传导的那种温敦的、宽厚的、无边无际的阳光。

胡幺爹与秦家妃妃一家的感情瓜葛，方方不过借了这一些背景来写那片土地悠长而甜蜜的神秘韵味：它在穿破与不穿破之间，说与不说之间，欲言又止与戛然而止之间，温和的嘲笑与历史的默许之间。就是这样，人繁衍着，干着蠢事、傻事、回味在心的事、遗憾的事和满足的事。

这篇小说是方方在电视台拍电视时额外的收获，是电视的下脚料，从洪湖得来的素材。那时候她十分怀念那样一种激情鼓荡的年月；而现在，这种激情慢慢地消退了——她在拍片子的间隙，是一个写小说的有心人，尽力去搜集、抄录当地的方言、地名志、方志、民歌资料。她沉浸于此，在土地的光芒中，她得到的回报当然就是土地暖烘烘的感觉了。

一个完全没有农村生活体验的作家，写出了醇香的农村小说，这当然是一个奇迹。

《暗示》则是一篇阅读效果与《闲聊宦子塌》完全不同的小说，它之所以牵人眼目，在于它使我有一种读20世纪那些外国小说经典的感觉。细究起来，它当然是一篇“先锋”小说。可是国内的“先锋小说”都写了些什么，天知道！“先锋小说”在我看来是一些压根儿就对自己不自信的人写的，那种写作时的犹豫状态变成了所谓哲学意义上的“恍惚”与“迷宫”，天知道我们的评论家是怎么上当的。但方方的小说与那种所谓的“先锋小说”又显然不同。《暗示》中的叶桑的投水，下坠时升腾的强烈欲望与幻觉，方方为此营造了一个旭日燃烧的童话奇景，因为有了这个布景，叶桑的自溺便是十分的悲壮与绚丽了，甚至达到了灿烂的极境。方方这些年极喜欢营造灿烂的极境（景致）：“宦子塌”的通篇阳光（正常的），《桃花灿烂》中凄美的灿烂，《暗示》中迷幻的灿烂，都让人有新奇的阅读体验。叶桑姨妈的自杀与其说是“不能承受罪恶”，不如说是这个家族有着乖戾和精神缺陷的基因所致。姨妈、母亲、妹妹，最后由叶桑将这种精神缺陷推上了极端。

在我看来，这种暗示不仅仅是自然的暗示，它当然与我们的当下现实的精神苦闷暗示有关。最初触动方方的是长江大桥上的自杀事件，武汉的大桥上每年有多起，据说其中的一种原因来自“自杀的暗示”。人在桥上，看到那江水涛涌所卷起的迷离，长时间凝视流水所给人的恍惚与幻觉，都会产生暗示，诱惑人往下一跃。她认为老作家徐迟的自杀也是领受了这种暗示，一个人特别孤独的时候，在高楼的窗口，看到窗外那夜空中灿烂的灯光，他会被引诱。这当然是魔鬼的引诱，也说不定是神的引诱呢！他飞翔了，他升腾了，没有任何理由。大自然的景致冥冥之中呼应了人的情感。人本身就是大自然的一分子，自然中的信息某一时刻与身体的信息遥相呼应了。的确如此。我们某一时刻站在高楼顶向下看时，难道不会滋生出一丝想往下跳的欲念吗？这就是暗示和引诱，方方说，她也有过在悬崖上想跳进脚下云海的念头——这种一闪念是十分诱人的，也是十分可怕的。

原因还不仅仅这些，精神上的病灶还恐怕没有这么简单吧。叶桑的自杀难道也是无法“承受罪恶”和宁克所说的无法“承受（男人的）诱惑”吗？这也未免太脆弱了，现实社会已经把人的神经锻造成铁一般的坚硬，再大的罪恶我们的神经也能承受得起：数亿元的贿赂、杀人、妻妾成群……基督教中的十恶（如奸淫、作假证、贪恋他人财物等）和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也无法容忍的十恶（如不道、不敬、不孝、不义等），我们现在已经习以为常了，到了遍地开花的地步。因此，这样的暗示会使另一部分神经脆弱者和精神清醒者产生生理上的迷乱，因精神的无处逃遁而转向神与幻觉、虚妄。

近来，方方的另一篇小说《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与《暗示》有同样的思想“暗示”。黄苏子白天和晚上截然不同的两种观念下的生活，在她认为，这是十分正常的一种生活方式。这使人想起一部很有名的小说《一个分成两半的子爵》。方方写的并不是一篇带有寓言性质的荒诞小说，它的严肃性也正在这里。它不荒诞，它是严酷的现实。一个人白天衣冠楚楚，而晚上就成了魔鬼、妓女。一个人天然就有了几副面孔和几种截然不同的生存状态，一个知识女性，她竟没有了是非感，以为恶就是善，善也是恶，这个时代是怎么塑造她们的呢？小说仅仅是“暗示”，没有答案。

答案似乎又在其中。

她也是母亲

方方也做了母亲。这十分正常。她的女儿聪明可爱，与她的性格颇相似。她从事着写作这门职业，她曾在一篇文章里提到“怎么舒服怎么写”，然而方方并不轻松，她写作，同时还主编一份正义感极强的刊物《今日名流》。

我们生活的时代同样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这也许是出现传世之作的时代。因为理想的幻灭无时无刻不在煎熬着我们。对于道路的选择也许无可更改，然而对于理想的追寻却是幽阔无限的。一个作家，他的创造潜力是无穷的，在任何时间，在子夜或是黎明，在荒原或是古道，他都可以创造辉煌，那是精神的光，人类理性的佛光。一代又一代人消失了，可是他们的光却留在路上，藏在石头里，当你行走，当你跋涉，用脚趾敲击石头，用石头敲击石头，你都可以见到那种光。

方方过去写诗，方方的诗歌也不凡，她署名汪芳的、发表在《诗刊》上的《当我拉起板车》获得过该刊的一等奖，这在诗人满天飞，“桂冠”多如牛毛的今天，方方也是佼佼者。1978年她进入武汉大学中文系的时候，就是由写诗而闻名的。但是她放弃了写诗，她诗人的感觉（或者说那一种诗歌精神）使她得益匪浅。她的小说注重于投注，喜欢用击打的方法警醒读者，就像载重汽车经过时的呼啸，而不是清风徐来的小扇。

她对我说：“咱们都得感谢曾写过诗。”写诗与不写诗的人写小说时的感觉是不同的。她告诉我，她喜欢苏童的小说，苏童的小说每一句都那么干净，有音乐感。我很同意方方的观点，我说到杨争光的小说，这位同样曾是诗人的作家。在他的小说中，几乎没有任何多余的铺陈，一句就是一句，而且跳荡的句式和新奇的感觉纷纭而至。这只是从操作上分析，而内在的，方方认为：写诗的人倾向于理想主义的东西，作品中有强烈的理想化色彩，这是一种明显的标志。现实往往给人幻灭感，使人痛苦、紧张；而理想主义者则善于调节自己，使他们在创作最痛苦、最残酷的小说时，也带有身心的极大松弛与愉悦。

方方的祖籍是江西彭泽。20世纪70年代她回去过一次，据说是为她舅舅送一笔钱。江西，使人联想到革命、烟云无涯的鄱阳湖，那块土地同样是笔者的故乡。那么方方也与笔者一样，同为江西老表。故乡时常会给方方以灵感，方方的灵感来自她父母双方的家族。她的父母都是彭泽人。

我相信，在方方的家族史小说中，会有更加不凡的表现，而且，会更加厚重，更加冷峻。方方是一位清醒的女作家，有独特人格的女作家，她还写过另外一些有影响的作品，如《白雾》《白驹》《白梦》《落日》《冬日苍茫》《埋伏》《桃花灿烂》。她被评论界推崇为“新写实主义”流派的代表作家。然而，方方的作品具有明显的现代小说特征。《风景》是以一个出世不久又死去的孩子的口吻来叙述的；《祖父在父亲心中》则完全不是所谓“新写实”的那种流水账平面记叙的“经典”方式，它完全是一种碑林式的构筑，参差、块状、造成一组悲凉的纪念碑建筑群效果，给人突兀和肃穆感。当然，方方后来顺应和迁就了评论家们，果真写出了一批也挺不赖的“写实”作品，如《白雾》《落日》《行云流水》。其实，方方同苏童、刘恒等人被划入“写实”，是一种令人瞠目的误解，这只能说明评论界的书卷气日益浓厚。真正的传世之作是没有“加入”什么主义和流派的。你能说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是什么流派吗？杰克·伦敦的小说又是什么流派？而斯坦倍克的《珍珠》不过是根据一个民间故事改写的。真正的好作品就该像方方的《祖父在父亲心中》一样，震撼人心，使我们认识一个时代。我们为什么活在今天，为什么只能活在今天？我们的那支笔，应该刺痛什么？灵魂里的暗伤，蛰伏的血潮，难以忍受的虚伪和缄口不语……总要有人站出来说话，总要有人记录下一切。在浩漫的无穷尽的时间和宇宙里，我们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哪怕只有一次。

方方，祝你更加清醒。在中国的“风景”里面，“祖父”同样在你心中。

对方方的一次写生

迟子建

方方，现在轮到你坐在窗前当静物了。你的周围，聚了一些手持画板的人，他们坐在不同的位置，从各自的角度要仔细审视你，准备勾勒你了。这时你是气定神闲还是脸热心跳？这些人中，有的是绘画高手，他们深谙你的气质和秉性，因而画起来肯定得心应手。而我，只是一个毛手毛脚的初次拿起画笔的学生，若是把你画歪了，或者因为要认真打量你而走到你面前，意外淋到你脸上几滴油彩，你权且把它们当作幸福的鸟粪，千万不要恼。

第一次见方方，是在1985年的青创会上。那是个灰蒙蒙的冬日。我们在昏暗的楼道里经人介绍相识，记得方方穿一件鲜艳的毛衣，背着个精致的黑皮包，齐肩的头发微微卷曲，她笑吟吟转身的一刻让人觉得格外明媚。在此之前，我只是从作品中认识方方。

这之后的十年中，我们没有任何交往，因为彼此实在是不熟，从来没有交谈过。只是不断见方方的作品四处开花，朵朵灿烂。经常在报纸上读到有关她的消息，方方红透了大江南北。

1995年，“红罂粟”丛书首发式在北京举行。作为丛书作者之一，我也参加了那个活动。主办者在会议之后组织女作家们到驼梁和五台山游玩。有很多人因为有种种事情难以脱身，纷纷走了。最后到了五台山，只剩下叶文玲老师、方方和我了。由于我和方方年龄相仿，我们自然同住一屋，这样便有充裕的时间聊天。我总以为，人和人的沟通，聊天是最好的方式。轻松、自由、随意，这时很容易就能认识一个人。与方方住在一起，聊天其乐无穷。她开朗、大度，与我一样贪玩，且也是口无遮拦，笑起来像东北姑娘一样不秀气，张着嘴，哈哈哈的，哈哈得脸上的红晕像朝霞一般艳丽（描绘方方，必须用一个最俗气的比喻，好让她能找到一点笑料）。几天疯玩下来，彼此“没有理由不成朋友”（方方语）。从这以后，只要有见面的机会，我就会兴高采烈去赴会，为的是能和方方胡侃一通。方方说话机智、幽默，有一次与她住在北京的一家旅馆里，我们住在一楼，夜间老有老鼠出没。我这个人贪吃，零食不离身，因而老鼠在我的床的这一侧闹得凶。偏偏我是个天不怕、地不怕，就怕老鼠的人。上高中二年级时，我曾在宿舍压死过一只老鼠。那间宿舍也常有老鼠跑过，有一日清晨起床，我叠被子时发现一只老鼠在我被窝里，它已经死了，想必是深夜蹿上我的板铺，溜进我被窝后被我翻身给压死的。这段经历每次重温都令我毛骨悚然。为了求得方方的同情，我把这经历对她讲了，希望与她调换床位，不料方方一本正经地对我说：“你都压死过一次老鼠了，再压一次就是了。”坚决不与我调换床位。

方方衣着随意，与她自然洒脱的气质极为吻合。她爱睡懒觉，上午10点若给她打电话，她准会恹恹无力地责备你扰了她的美梦。而午夜11时以后，只要我的电话叫了起来，很可能就是方方，这时候的她声音洪亮，就像清晨刚起床似的精力充沛。我想她那洋洋洒洒的文字，多半是在夜深人静之时完成的。

方方的作品很耐读，品位高，但很奇怪的是她的作品并不畅销。方方对此并不以为然。她对自己的作品是否得奖、是否畅销、是否转载、是否有人评价都看得极淡，确确实实是一个少见名利心、散淡之极的人。而我以为，这种作家往往更能成为大家。她的长篇《乌泥湖年谱》，我虽只读了部分章节，却已然嗅到了一个成熟作家具有风范意味的文学表达气息。

方方有些“洁癖”，与她同屋住，我不敢随意去她的床上坐，怕她“训斥”。所以她说她家并不很整洁时，我一直不太相信。方方具有一副唱民歌的好嗓子。方方喜欢吃三文鱼，喜欢喝茶，也爱吃辣椒，但脾气不“辣”，很宽厚温和。与她交往，不必担心哪一句话刺伤了她，你会觉得很放松和自由。方方最好的朋友就是蒋子丹，我与蒋子丹并不很熟时，她竭力对我说蒋子丹如何优秀，后来交往多了，觉得方方说的果然如此。在海南岛的某一天，蒋子丹说要到我和方方的房间小憩一会儿，方方说：“那你可别睡我的床。”蒋子丹很生气，说：“那如果迟子建也有洁癖，我去你们房间岂不要睡在了地上？”针尖对麦芒，我真希望她们狠狠“掐”一通，好从中看热闹。岂料她们转身就和好了，让我觉得有些失落。我知道她们的友谊可以用一句俗话来形容：“地久天长”。

方方很能干，写作、带孩子、做家务、外出开会、办《今日名流》。她常常头疼，我说她是太累的缘故。她有个宝贝女儿毛妹，方方每次外出回武汉，总不忘给毛妹带回一堆吃的东西。一旦讲起毛妹，便满脸幸福。我也很喜欢毛妹，她聪明伶俐，小小年纪却常出“惊人之语”。当然，我说的这些都是阳光下的方方。在黑夜，在星光闪烁的时分，我想方方一定有另一种不为朋友所知的情怀，也会有忧伤和惆怅，也会有隐隐的孤独感伴她左右。好在她有一支笔（确切地说是电脑），有开朗的性情，这一切会像遮住月亮的云彩，转瞬而逝。

方方如今住在一套舒适的住房里。据说楼下有个小花园，栽种了一些桃树和花草。我想黄昏时方方若是放一张藤椅在小花园里，一边饮茶，一边看落日，一边听花园里虫子的鸣叫，一定非常惬意。

对方方的一次写生就要结束了，当静物的方方已经从窗前的椅子上站起来了。她走到我面前，看了一眼我画夹上方方的素描，突然哈哈笑了起来，说，就你这水平，还不如我们家毛妹！

我建议何镇邦老师请毛妹画画方方，一定格外精彩。

追寻认识方方的踪迹

何镇邦

第一次读方方的作品，记得是将近二十年前读她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作《“大篷车”上》，那种泼辣的文风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打那以后，在我的脑子中，就有一个从珞珈山下走出，生活在长江岸边的女作家方方的位置。真正为方方的作品所打动乃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读到她的作为新写实代表作的中篇小说《风景》，这篇以现代主义某些技巧包装起来而其灵魂仍是传统的现实主义的写汉口码头旁棚户区工人生活的作品，是篇典型的新写实的作品，我多次在文章中和讲课中提到它。而同样作为新写实代表作家的池莉，也是生活在武汉的一位女作家。我们通常把方方、池莉并列为武汉两位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女作家。由于偶然的机会，我在1986年夏天张家界的一次研讨会上见到了池莉，从此比较关注她的作品，并为她的《烦恼人生》写过评论。而对于方方，却始终没有拜识她的机缘，虽然在80年代中后期，由于同华中师范大学联合举办两期文学评论研究生班，同时又同武汉大学、华中师大的一些朋友共同筹办首届文学批评学研讨会，因而经常到武汉去，却也没有机会见到方方。

为方方的作品深深打动而自觉写评论是在1990年春夏之间。那时，我从《上海文学》上读到她的中篇小说《祖父在父亲心中》，写的是她的祖父、伯祖父以及父亲的人生经历，其中更多的笔墨是写她父亲的，一位决心把自己的学识和才能奉献给新中国而由于种种原因壮志未酬的中国正直的知识分子。依我看，此篇的题目应易为《父亲在我心中》。使我感到惊喜和震动的是，我们不仅从小说中发现一个出身书香门第的方方，看到大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更重要的是发现了方方有别于《“大篷车”上》和《风景》的另一副笔墨，儒雅、从容、充满书卷气的笔墨，让我刮目相看。读了小说，趁着那股热劲我写了篇读后感式的评论，因为当时在江西的首届滕王阁笔会上正认识了一位《武汉晚报》副刊的编辑，于是把文章给了他，不久就发了出来，后来又收入我的一本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评论集《文学的潮汐》。此文题为《且看方方的另一副笔墨——读方方的中篇新作〈祖父在父亲心中〉》。这可以说是我同方方在笔墨上的唯一的一次交往。我原以为方方会读到这篇短文，因为它就发表在方方所生活的那个城市的一家晚报上。没有想到，方方却一直没有读到它，直到最近向她组这一辑有关她的“名家侧影”的稿子同她通电话的交谈中，才得知此事。我感到意外。除了答应她把文章复印件寄给她参阅外，我更进一步认识了方方。她是有别于当下不少很注意自己的影响位置和别人对自己的作品评论，不大注意创作之外的事，淡泊于功利的不随俗的作家。唯其如此，才让人更加喜欢她的作品和人品。像这样的事后来还发生了一些。诸如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公安部宣传局每年举办一次“金盾文学奖”的评奖活动。我和著名作家李国文、从维熙均应邀担任历届的评委。第一届评奖时，我力图把方方写警察“蹲守”的中篇小说《埋伏》补上，终因作者不是公安战线作家和作品发在地方刊物上（此作发在浙江作协主办的《江南》杂志上）而未果。后来，当我把这个事情和我遗憾的心情告诉方方时，她竟无动于衷，也使我很感意外，也许这才是真正的方方。

第一次见到方方，也是在1990年。那年的深秋季节，我与方方、池莉同时应邀参加海峡文艺出版社举办的海峡笔会。到福州报到后，先游武夷山，又经南平南下厦门，再经石狮、泉州折回福州，历时十余天。时间虽说不短，但真正深入的交谈却不多。唯有登武夷山的天游峰至半山腰时，我与她及池莉的合照至今仍珍藏着。站在半山的台阶上，一边是方方，一边是池莉，感觉自然不错。当然，游罢水篇洞后一起沿鹰哨岩下小径走到慧苑特品茶买茶的经历也很有趣。这是我同方方交往的开始。

而有机会同方方进行比较深入交谈的是1996年夏天在庐山举办的百花洲笔会，我和方方均应邀与会。方方的好友我的学生迟子建也应邀与会，方方还带上了她天真活泼的女儿毛妹。我们在避暑胜地确实度过了难忘的愉快的一周。除了一同登三叠泉，观庐山瀑布，散步花径，探访植物园和一起纵论文坛流变、切磋创作技艺之外，更多的是各种自由组合的无主题的海阔天空的聊天。那时候，迟子建诉沈阳出版社擅自篡改她的长篇小说封面，以低俗的封面损害她的人格的一场官司正到了关键时刻，因此聊天时，这场官司常成了聊天的话题。

每到此时，方方便慷慨激昂地发表见解，表现出一种侠义衷肠。笔会临近结束时，方方的女儿毛妹偶感风寒生起病来，把方方急得团团转，自此很少见方方的身影，她又把全部精力用在呵护爱女之上了。由此又可以看到一位母亲相当细腻的感情。正直侠义，还有作为女性的细腻温和，这大概也正是方方性格中不可或缺的两个侧面。

自从1996年夏日同赴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在庐山举办的笔会之后，我同方方的交流也就多了起来，说多也是相对以前而言，而且这种交流大多通过长途电话。不仅在电话里聊天问候，且有所托付。诸如她主持的《今日名流》杂志要在武昌一个商场的一隅办书店，托我同群众出版社打招呼，让该社出的书直接供他们出售。我也曾打电话托她查她的好友蒋子丹的电话等。直至不久前向她组“名家侧影”的稿件，闲聊中提到她曾发在《钟山》上的长篇小说《乌泥湖年谱》，我告诉她毕淑敏读后大加称赞并向我推荐过，没想到她却告诉我先不要急着读，她是边写边发的，杂志上先发的部分次序有些混乱，她劝我耐心等待，等全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再读不迟。方方的这种态度又一次让我感到诧异。照说，一部作品已引起人们的注意，别人想读想评，作家应该是很高兴的，巴不得人家快点读快点评，何况我二十年来还是个长篇小说的专业读者呢！而方方却劝我慢点读。这种态度着实让我感到意外，但回头一想，这才是真正的方方，也正是方方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