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醒龙

小说的难度

刘醒龙

我们对小说以及其他艺术的需要，完全是出于一个人灵魂的驱使，与饥寒饱暖无关。文字从发明出来以后，就是人在有限的生存时空里所享受的最美妙的东西。从来就没有人能够占有它，即便是有人在对文字的使用上超出他人许多，到头来受用这些文字更多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别人。文字是人在世界里实现物质与精神的沟通，跨越种种不平衡而从心理上维持平衡的最伟大的发现。而小说是人对文字使用的登峰造极。

历经沧桑不褪色的小说不是没道理地凭空而来。这种道理是人生命中的绝对隐秘。就像我们对着大海无亲无故就开始景仰它欣赏它的壮丽磅礴和深奥，可大海真的就这么一说就清，我们在潜意识里就没有别的什么想法吗？难道就没有因为人是从海里进化而来，所以人的基因里至今还保留着对大海的亲和吗？在所有艺术形式里，小说最受偏爱，除了它最容易让人感动，难道就没有人在选择小说时首先是因为它包容了最多的欲望、最大的期望和最失败的情爱悲欢吗？难道就没有小说可以向人提供一种虚拟的参与、虚构的发泄、虚妄的激情吗？

所以，小说是一个时代的奇迹。小说是黑暗中的一种光明，是平庸中的一种浪漫，是无奈中的一种反抗，是残酷中的一种温馨，是糊涂中的一种警醒；或者是与此完全相悖，是光明中的一种黑暗，是浪漫中的一种平庸，是反抗中的一种无奈，是温馨中的一种残酷，是警醒中的一种糊涂。小说决然不同的取向，决定了它是无法约束的。在它身上有颇多的上帝意味，在理论上，上帝永远只有一个，进入到每个人心中的上帝却个个迥然不同。小说也是这样，写作者与小说的每一次遭遇所产生的结局都是不可以重复的，因此我们见到的每一部小说都有让人惊讶的地方。一旦新的写作开始了，从前的一切经验便即刻成了乌烟化去，只有那些空阔无边的想象在发挥着作用。而当一部小说渐入佳境时，那些先前决没有意料到的语言与情节让写作者不免一边自我怀疑一边自我赞叹。没有人要求写作者的写作是因为没有人能够要求写作者的写作。一部小说的诞生是一个人生命升腾灵魂出窍的结果。我们常在冥冥之中感受到一种召唤，随后心就被什么拿走放进油锅里煎熬，这时候除了写作我们无法自救。结果自然可以预料：还有什么能比在拯救自我中所表现出的忘我，更让人回味无穷，更让人百读不厌？

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界就在热衷于制造一些虚假的繁荣，其特征无外乎，以诱惑代替真理，以广告代替权威，以重复一千遍的谎言代替一字千钧的承诺。人们的审美判断看上去仿佛“多元”了，其实是“把玩”。就像当年只要钱包不是瘪的，谁都敢去海南倒卖汽车和房地产；只要会写汉字，说得清楚汉语，便敢厚颜地将那些不成体统的篇什妄称为文学。好的文学，其中倾注的必定是一种深沉之爱，以及那些因为小康了隐隐而来的忧郁和痛楚。好的文学，会是书写者的灵魂形态，能够用来散布宽厚，宣扬达观，标记灵性；是书写者重新回到普通人位置，与物欲横流的越来越猖獗所进行的个人阻断。

一次具有文学意义上的书写，必然是某些经验元素积累到临界点后的一次酣畅淋漓的重组，幻变而成的新生。这样的经验，只靠肉体积淀是不行的，得有通过灵魂的升华。即便是鲁迅那样的大师，也不能成为后来者的个人经验。他的小说经验只是相对文学史而言，对于后来的个人写作，最能发挥功效的反而是使其成为写作的诸如近亲回避机制。当下业界与媒体甚至更愿意在一个六岁的孩子的文字面前蜂拥而上，更愿意炒作一部只用六天时间就写作完的所谓著作。用六年写一部小说很可能是蠢材，六天的写作绝对可以吹捧成为天才。文学界没有经历过“虚假的繁荣”，还没有产生这方面的免疫机能，这些也得靠经验积累。这其实也是小说的难度。

刘醒龙印象

朱小如

湖北作家刘醒龙似乎无论春夏秋冬都一直留着短短的小平头，给人一种精明能干的印象，初次见面是在《上海文学》主办召开的“现实主义冲击波”研讨会上。那时他的小说《分享艰难》几乎成了整个研讨会的关键词。在一起吃饭聊天的时候，尽管他也坦言“分享艰难”不是他的原小说名字，而是周介人给他改的，功劳还是应该记在周介人身上。但是刘醒龙这个作家就此被定位在主旋律作家之列。一位前国家领导人曾多次要求各级干部都要看根据刘醒龙的小说《凤凰琴》改编的电影《凤凰琴》，并要求一定要解决好乡村民办教师问题。后来上海电影制片厂也的确请他来写过主旋律剧本，然而似乎又没有搞成，不知怎么回事。那几年，他一下子完成了四五个长篇小说，其中上海文艺出版社还给他的《弥天》召开了研讨会。因而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多了，当然谈话的内容主要还是小说创作，从他的话语里偶尔会流露出对自己被定位在主旋律作家上有所顾忌。他似乎更愿意人家说他是个现实主义作家。

在我的眼中醒龙是个很有个性但又不是那种过分张扬的人，有一个小细节特别能看出他的为人处世。20世纪80年代初文坛时兴现代派小说，他在早期执着书写的一组系列小说，原本自己命题为“大别山之迷”，写得也颇有现代派风格，然而，几乎所有发表这些小说的杂志编辑，都以为是刘醒龙的笔误，问也不问就将题目改成了“大别山之谜”，于是此“谜”决非彼“迷”，少了现代派的许多意味，杂志出来之后刘醒龙傻了，但毕竟木已成舟，刘醒龙只能默认而已。以至至今很少有人知道刘醒龙的小说创作起步实际上和现代派文学有着紧密的关联。

刘醒龙的小说不仅在国内有影响，在海外也很有影响，美国的一位女作家翻译了他的一本中短篇小说集，把他看作是当代中国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前几年还特意来中国，并到刘醒龙青少年时期生活过的湖北英山，实地考察大别山一带的风土人情。为此醒龙还特意邀请了我一起参加，见到了刘醒龙的父母及家人。可能是因为刘醒龙的父亲也是县里的乡镇干部，他家的小院挺漂亮。种着的石榴树高高地悬挂着果实，还有伺弄得十分整齐的花草。醒龙在老家当过工人。英年早逝的作家姜天民在县文化馆工作时，是他的兄长和朋友。姜天民因小说获全国奖而被调走后，醒龙就被调到文化馆搞创作，就连所住的宿舍，也是姜天民先前住过的。以后，他也被上调到了黄冈和武汉。大别山一带在我看来倒也没有多少人杰地灵的环境，相反和其他山区一样，凭借那样的人文气息，刘醒龙的平步青云显然要有着超常的毅力和信心。刘醒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做任何事，包括文学创作，也包括打扑克、打麻将，总有那么一股不服气和不服输的劲头，甚至是不求输赢，只要一时的酣畅。

他新出的长篇小说《圣天门口》一百万字，囊括了当下长篇小说创作的历史文化的厚度和复杂人性的深度，前后花费了六年时间。在我看来其动力也是出于那么一股不服气和不服输的劲头，因为当时在《弥天》的研讨会上，有评论家发言认为，当代中国乡土文学到《白鹿原》已是不可超越的，谁再写也没有太大意义。所以我想刘醒龙的那口气一直憋着，直到《圣天门口》写完才放松了。

凡见过刘醒龙“风华正茂”的模样，很难料到刘醒龙也已到了知天命的年龄，尤其是他讲话的语速快捷有力更显得精神抖擞。唯独他的语速放得舒缓甜美之时，那一定是在和家里的小女儿说话。我曾经建议他再写就写一本专门给女儿读的书，不要像《圣天门口》那么长，那么厚重。醒龙后来还真的这样写了，这本关于写给天下所有做女儿的人看的书正在定稿，很快就要出版了。

刘醒龙的“圣”

王久辛

作家刘醒龙给我的感觉：既有一点脱俗的优雅，又有一点入俗的高贵，言语之间还透出几分不容置疑的尊严，这复合了几种感觉的感觉该怎样来概括呢？想想他并不伟岸，甚至还有点矮小的样子，以及他那股子精气神儿，我就不能不想到这个字——“圣”。对，醒龙自己也说：“一个‘圣’字，解开我心中郁积八百年的情结。”难怪，他的扛鼎之作便叫《圣天门口》。

刘醒龙自己说：“我的灵魂与血肉是团风给的，而思想与智慧是在英山丰富的。”团风县上巴河镇张家寨村是他的祖籍，此村并不比方圆周边的其他村子多什么，却是醒龙的出生地；而大别山腹地的英山县石头嘴镇，则是其父被任命为石镇区区长之时，随父而来之地。由于父亲工作多变，他四岁半就上了小学，而后又转了六七次学，上了两次一年级和六年级。漂泊与动荡的生活，给了少年醒龙以丰富的内心世界，这或许是他“圣”的缘由。后来他中学毕业，再后来应征准备入伍当兵，却因指标已满，不得不到县阀门厂——当了一名“大集体”的工人。据我所知，在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里，还分个集体所有制工人和国家所有制工人。而刘醒龙这个“工人”比人家国家所有制工厂的工人，还低一个档次。这个最底层的小工人还有什么可“圣”的呢？

一晃，十年过去了。醒龙从工人到车间副主任，再到厂办主任，在官本位的大环境里，可谓顺风顺水，在全厂也算个人物了。然而他却不满足于平静的生活，非要写小说。1983年因小说崭露头角，被借调到县文化馆，那是他极其向往的地方，然而却怎么也调不进去。“通往天堂的路，早就有人把守。”普希金的这句诗，形象地概括了他当时的处境。后来，不知求了多少人，说了几车话，终于感动了分管人事和文化的两位副县长，竟然在他申请调动的报告上盖了“英山县人民政府”的大印，人事局长这才悻悻地松手。之后不久，《青年文学》相继发表了刘醒龙的中篇小说《村支书》和后来改编为同名电影的中篇小说《凤凰琴》——我正是这时才知道刘醒龙的名字，至于他后来寒窗苦作，艰难腾挪，上调地区群艺馆、武汉市文联，直至声名鹊起，被推选为省作协副主席等，则正可见出醒龙死搏硬拼、励精图治的神轨圣迹。

按理，像刘醒龙这样从最底层“爬”上来的人，绝大多数都未老先衰，锐气早早就被磨光了。我见过太多太多揣着明白装糊涂，一句话掰成八瓣嗫嗫嚅嚅说不清的假害怕真耍滑的阉人了，所以对醒龙的圣气与锋锐极为欣赏。前年，市委召集文学艺术界知名人士座谈大繁荣大发展——不用说，书记、市长等等头面人物全在主席台就座。会前，秘书长就给刘醒龙打了招呼说：“你要重点发言呀。”醒龙应承着，心里却有了一个“坏主意”。那天他一进会场，乖乖，全市的“腕”级人物全来了，近百人。领导们讲完话，该作家代表发言，刘醒龙站起来了。他说：“大繁荣大发展的前提是什么？”大家不知道他问谁。他又自答：“还得人来干吧？”大家还是不知道他要说什么。他又自答：“人呢？咱们也有了，从北京挖来了，但怎么干呢？”这问题问得太有才了。怎么干还能让领导教吗？他再次自答：“作家林白调来一年了吧？可不给人家房子，而没房子怎么干？总不能把写字台搬到大街上去干吧？”他什么大道理也没说，市委领导当即表态——马上解决。醒龙这才把他的屁股放到椅子上。

作协来了位新领导，特别爱写诗，去年恰逢改革开放30年，要写个成果报告，这位领导把自己发表的诗列了一串串，而且放在全省作家成果的最前边。开会讨论时，醒龙对他说：“上级派您来作协是让您来从事领导组织工作的，可不是让您来搞创作的，您应该知道您写诗的水平，在省内也是排名在二百名以后，现在您把您的作品当成果排在最前边，恐怕不合适吧？”说得那位领导脸红脖子粗，幸好有涵养，没有发作，而且主动把自己的“成果”删掉了。醒龙后来对同事们说：“能听进人的谏言，这也是水平，而且是高水平。”

醒龙女儿的芭蕾舞教师名叫奥丽嘉，是俄罗斯圣彼得堡芭蕾舞团的演员。每逢上课，她总要提前来练功房热身；下课后，她也总要将孩子及家长们一一送到门外，再回身到练功房的正中央站直，虔诚地在胸前画一个十字后，行一个慢慢的谢幕礼。这种充满感恩的谢幕礼不知重复了几百几千几万次，但当醒龙发现后却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女儿问他：“爸爸，你怎么哭啦？”醒龙答：“太神圣了，太神圣了！孩子，对工作、学习有了这种神圣，就没有干不好的。”女儿茫然。醒龙又说：“神圣就是至高无上的感受，比天还大、比地还大的一种美，明白吗？”女儿用眼盯着他。我想，她恐怕仍然不会理解。但原来拟以《雪杭》为名写了六年的长篇小说，被醒龙改了名字。他说：“那一瞬间，我突然感到，自己正在书写的这座小镇也应该冠名：《圣天门口》，头一个字必须是‘圣’。”

逆着山水的方向寻找故乡——我心目中的刘醒龙老师

龙仁青

刘醒龙老师说，他是一个没有故乡的人：“很多时候，我都觉得自己没有真正意义的故乡、故土和老家，无法像大多数人那样，有一座老屋可以寄放，有一棵同年同月同日生长的树木作为标志，再加上无论走得多远都能让内心踏实可感的一块土地……”而在他的许多简历中，却总是明确地写着：生于湖北黄冈。与刘醒龙老师相识相交，慢慢才揣摩出了这其中的无奈和用心：在乡野间寻根，他希望有个有名字的故乡，而举目回望，故乡却并不在远方。于是，黄冈，这个外延很大指向模糊的地名，成了他心灵的慰藉，成了指引他走向精神故乡的一个路标。顺着这个路标，他一直在寻找。我恍然间觉得，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他的许多的文学作品中，不时会出现一个这样的身影：一个执着却又迷茫的人，孤单地立于路畔，不断地挥别城市和逐渐城市化的乡镇，眼含探寻，悲愤又期冀地走向乡野，走向乡村的最深处。比如，《凤凰琴》中那个叫张英才的少年。

有文章介绍醒龙老师曾经的经历和过往，说他先后在团风和英山两地成长，于是，我郑重其事地在百度搜索里先后键入这两个陌生的词汇，我想知道在这样两个地名之下，演绎过怎样的历史，掩映着何等的风光，又是如何赋予了醒龙老师灵魂和血肉，丰富了他的思想和智慧的（醒龙老师语）。是的，我找到了，随着一条条信息，一片大美的山河在我眼前豁然洞开：首先是“巴水悠悠出大贤”的巴河，接着是鄂东第一河举水，再还有“滚滚东逝”的父亲河长江。河——水——江，以一种渐次上升、渐次扩大的态势，托举着“蜿蜒盘状”的鄂东“泰山”大崎山，托举着团风大地；而英山则如她的名字一样，将众多的山峰聚集在了大别山主峰的左右，宛若各路英雄豪杰齐聚在这里，天堂寨、九龙山……群峰林立，峰峰奇绝。

我似乎也明白了，醒龙老师何以有一种既孤傲又随性的个人魅力，是因为在他的身上、心里沾染上了这些山水的脾性：尊贵且又坚持。

那么，这里就是故乡吗，那座老屋又在何处？醒龙老师依然陷入了迷惑和沉思。

其实，从他出生时就开始了的奔波和颠沛，让他依然不知道故乡在哪里。于是，他从这些山水间走来，带着山水的柔韧和坚毅，行走就成了他此生的一种习惯。他就这样行走着，一路且歌且吟，一步步走向了文学的神圣殿堂。而这条路，也是一条寻寻觅觅的路，他在寻找什么呢？他在寻找故乡。其实，行走本身，就是一种寻找。

我猜想，这个在河岸和山畔长大的孩子，在不断的行走中，一些历史和风景进入了他的视野，他看到，历史被徐徐打开，循环往复中有着绮丽的风景，景致极深；而风景也被书写成了历史，山重水复间展演着曾经的无限美好。一些声名显赫的人物出现了，他们用自身的光亮照耀了历史，他们的形象，宛若风景中一棵又一棵美丽的树。他不光看到了这些，他更是看到了眼前的现实，现实似乎总是在历史与风景之外，总是在艰辛和困苦中变得悲戚而苍凉。于是，他继续寻找着，寻找着那个可以寄放心灵的老屋。于是，一部部的作品在他笔下诞生：长篇小说十部共十二卷，中短篇小说集二十三部二十六卷，共计发表文学作品近千万言。并有五部中短篇小说集由外国出版机构翻译出版。

这是何等壮观的一次行走和寻找，何等艰辛又快乐的一次心路历程啊！

虽然没有确指的故乡，醒龙老师的内心深处却依稀有着故乡的轮廓：那里没有纷乱，没有喧嚣，没有尔虞我诈，没有你争我夺，有的只是四季花木的更替，风霜雨雪的往复，那里的人们总是与清静的自然相濡以沫，不分你我。

1998年，他来到了青藏高原，这是他第一次行走在高原，当这片山野一览无余地在他的眼前铺展开来的时候，他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那是一种无法形容的愉悦，那感觉似是故乡在眼前吧。他似乎看到了故乡：云雾缭绕间，故乡的老屋时隐时现，炊烟飘散，宁静致远。特别是这里的人们与大地对话的一种特殊方式震撼了他的心灵，深深地打动了他。

或许，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寻找故乡的脚步，有了一条道路：顺着水的方向逆流而上，沿着山的坡度，渐渐攀升，他就是这样一路寻找着。

我怀想，自从与山之宗水之源的高原相遇，在意外和惊喜中，对高原的深深怀念也根植在了他的心里，深居于武汉市井，高原时常在他的心里梦里。这期间他曾潜心写作，而他的写作，也是采用了青藏高原上笃信藏传佛教的修行者常用的方式：闭关。他就是以这种方式，以一种用胸膛行走的方式，进入了“大隐隐于市”的真正宁静，进入了他的《圣天门口》。他磨砺六年，让一部巨著横空出世，一时间好评如潮，并获得多项大奖。

再后来，他开始主编《芳草》文学杂志。

我是一个幸运的人，2006年，就在他怀念高原的某一时刻，我稚嫩的文字歪打正着地进入了他的阅读视野。我猜测，当他看到这些文字时，久违了的激动在他的心中涌起，不是因为我的文字，而是这些文字沾染着高原山水的气息，散发着些微故乡的味道。刚刚改版后的《芳草》杂志，居然连续两期刊发我的小说专辑，编发了我的八篇作品！这可能是中国文学杂志前所未有的举措，被我这样一个人撞上了。我知道，他一定为我承受了许多的微词和压力。

那时我们彼此从未谋面，等我们见面，已经是2007年的初春，我的小说获得了《芳草》文学季刊的“女评委”大奖，我怀着满心的忐忑不安和意想不到的兴奋，从我正在采风的果洛草原直接去武汉领奖。在宾馆的饭厅里，我们相遇。看着他，看着他镜片后面的眼睛，我即刻感觉到了他的个人魅力：尊贵且又坚持。我深信，我能够获得这次的“女评委”奖，一定是他的偏好和错爱打动了女评委们，影响了她们的目光。

再后来，2008年的元月，我的作品研讨会在西宁举行，深冬季节，他力邀《小说选刊》副主编秦万里、《文学报》理论部主任朱小如、《上海文学》副主编杨斌华一同赴高原，到西宁来参加我的研讨会。研讨会上令我记忆犹新，并深深动容的，不是众多的大家为我这样一个入门不久的写作者的赞许和鼓励，而是一个小小的细节：他为一个刚刚出道的藏族歌手写了一首歌。

这首歌叫《天佑卓玛》，是醒龙老师专门写给卓玛措的。几经周折，这首歌由曾经写出《遇上你是我的缘》等广为传唱的歌曲的曲作者才仁巴桑谱曲，由我交给了卓玛措。如今几年过去，这首歌却依然没有完成录音。后来，卓玛措参加青海卫视与湖南卫视共同推出的一档秀场节目《花儿朵朵》的比赛，进入了前十强，网络上到处都是她的歌声和视频，却没能去唱这首歌。写这篇文字写到这里，我特意打电话给卓玛措，问她歌曲如何了，她说已经进入录音阶段，并且专门交给来自北京的录音师，她为这种长久的耽搁感到不安，说一定做出一首好歌来。

这首歌没有录制，只能当一首诗去读它，每每诵读，我依然能够感受到醒龙老师为高原、为故乡，也为母亲而动容的那份真切，那份潮湿……醒龙老师自从担任《芳草》杂志主编后，便陷入了忙碌之中，但他似乎并没有停息寻找的脚步。在我的臆想中，他就站在高高的黄鹤楼上，仰首回望着高原，宛若是对高原的一次次遥祭。不仅如此，他还用一种精神的方式，开始了一种新的行走：2009年，《芳草》杂志推出《吉祥青藏》专号，集中推出了青藏甘川等地藏族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是他自己亲自审阅了两百多万文字后遴选出来的！我猜想，当他阅读这些作品的时候，那种寻找故乡的快感一定在心头萦绕。醒龙老师就是这样，在这个远离藏区的城市，在这个似乎与藏族文学并无干系的杂志，就这样完成了一次迈向高原的文学朝圣之旅，这甚至是藏区的文学杂志也从来没有过的壮举。

2010年9月，醒龙老师随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一行远赴西藏，见到这个消息，我似乎又见到了从繁忙的事务中脱身而出的醒龙老师再一次开始的寻乡之旅。后来，我在他的博客里看到了一组拍自西藏的照片，每张照片都配有动情的文字，我把那些文字理解为他对高原，对故乡的一次次深沉赞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