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仁山

文学的困境和梦想

关仁山

2007年8月,应深圳作家李兰妮大姐的邀请,到深圳市民大讲堂讲了一课。兰妮大姐给我定了个题目是“文学创作与人生立志”,我是作家,人生立志离不开文学,讲文学就离不开文学的现状。我真的不敢说是讲课,只是与大家共同探讨文学的话题,从而拉近作家与读者的关系。

首先探讨的是当今文学的生存环境。我感觉已经非常严峻了。特别是小说,面临许多的挑战。托尔斯泰曾经说过,下个世纪的文学不再是虚构的世纪,而是纪实的世纪。文化产业的兴起,文化消费、文化快餐等社会潮流直接冲击着“经典”,也使经典难以产生。有人说读图时代已经来到,电视、网络充斥着我们的生活。人们已经越来越习惯于用直观视觉的符号激发自己的感觉。人与世界,人与人,常常被置换为人与数量繁多而格调单一图像时代接触。图像让人失去了拷问、私语和默然会心的机会。文学被大大地边缘化了。创作让位于制作,人与人的交往更加直接和利益化。语言的美感和沉重感从人的感知中淡出。世界被最大限度地抽象和简化。这是文学衰落的原因之一。我们谈科学发展观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着自然生态危机,但很少有人关注这文化生态危机。其实,文化生态危机非常严重了。在图像化的时代,对于作家来说,存在的勇气就是写作的勇气,而写作的勇气和精神资源来自哪里,这是我思考的一个问题。再比如有人说,长篇小说越来越短,这与流行有关,与印刷和包装有关,与利益有关,与浮躁的心态有关。还有人说,专门发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刊物订数越来越萎缩,已经没有多少人关注刊物了。过去《小说选刊》或《小说月报》选一个“头题”就火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有的小说,可能在圈子里影响很大,可是在一般读者那里却失去了信誉。有的小说在市场上看好,可是圈子里并不买账。其实,这也是文学衰落的一种表象,这也就是虚构与想象的衰落。

在艺术形式里面,能看的东西观众最多。比如电视剧、电影、电脑网络、舞台话剧,等等;能听的东西就相对较少了,比如音乐、收音机、小说连播,等等;能读的东西就更少了,比如图书的阅读,等等,通俗读物还好一些,如果高雅的,能够思和想的东西,读者就少之又少了。当作家和批评家对小说文本的研究越发深刻的时候,小说已经走失了。我们说小说技术、小说元素、小说语言做得好不好时,殊不知怎么研究都不能感动读者,读者已经找到了新的狂欢载体。小说像京剧似的处在尴尬的悲剧中,却不忍自身的消隐。市场经济对传统阅读的破坏也是显而易见的。市场的急功近利和重利轻义,破坏着精神生态和社会风气,导致文化垃圾泛滥,进而抑制了优秀文学的创作和生存空间。其实呢,无论我们怎么渲染衰落,小说是不会消亡的,我们所能做的,是如何贴近中国文化语境,如何贴近文学史,如何贴近文本,如何发现问题,如何去伪存真。冷静下来,我们就会发现文学还是以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着。因为文学还是影视的基础,文学有电视、网络无法替代的功能。白昼是有限的,黑暗是无边的,就是说肉眼看到的是有限的。人需要沉思,需要谛听,那你一定是在黑暗之中,或者在你的心灵之中,文学是介入人精神层面的东西。我们时代缺乏的就是这种听和想,阅读好的小说就能让我们在审美时去听去想。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国家变化非常大,老百姓每个人几乎都经历了内心的震荡,都在思考,他们最要在阅读的时候,有一种精神上的参与、满足和心灵的再造。

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多元化、个性化、世俗化、现代乃至后现代时代。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心向城市、向上层倾斜。在上层那里,文学构筑了一个五光十色的“浮华世界”。这是一个真实的中国吗?文学的衰落,大环境是一个方面,同时还要追问作家自身的问题。当代小说越写越轻飘,越写越粗糙,作家与时代生活隔膜,躲在书房里闭门造车,对叙事和细节缺乏耐心。叙事说服力的丧失,就无法使读者信任小说。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为谁写作?是为自己写作,为评论家写作,为圈子写作,还是为读者写作,为哪个层面的读者写作?这是作家必须认真而谨慎回答的问题。我们都会说,为大众写作。为哪些大众呢?为大众为百姓写作的人,会注意自己如何建构一种与读者共享的普通价值体系。看一看自己的作品能不能被他们理解和接受。有了这个支点,我们才能进入写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这是讨论了很久的问题。时代生活对作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作家必须作出回应。现实生活需要我们静下心来,艰苦地认知、体验和思考。摈弃旧有的创作模式,摆脱对历史的虚无和狭隘的功利原则,以开放的眼光和胸怀,饱览和容纳历史全部的丰富、芜杂、曲折和发展,改变我们对生活简单和肤浅的认知。有了新的认知能力,才有客观冷静的审视,以及宏观的把握能力,小说家才能在某些方面有所超越,我们需要超越世俗,超越常规,超越现实。

传统文学过于强调文学的精神引领,从20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文学实现了传统往现代的转型,强调“纯文学”“向内转”“小叙事”“日常化”“个人化”“私人化”等,文学的“个人发现”,成为表达真实自我的有效载体,肯定世俗化的欲望,肯定世俗生活的乐趣,摈弃了“假大空”和“伪崇高”,它顺应了经济社会和现代生活的发展要求,把中国文学推向了更文学化、更艺术化、自由开放的姿态,产生了一批好作品。这是大进步。但是,作家的生活在雷同,过上了中产阶级的小日子。文学便自然地陷入了另一种极端,文学回归了个人的独语,颠覆了传统文学的一些要素,拒绝社会深度和宏大叙事,淡化了文学的使命、良知,疏离了民众和底层社会。把这一切都剥离之后,还剩下了什么?食与性?难怪有个编辑说,现在收到男作家的稿件多是“偷情”,收到女作家的稿件多是“离婚”。人物环境多是酒吧、豪华别墅。读者厌倦了这样的模式。

一位评论家说,不要忘记,文学终究属于审美意识形态,政治意识总是历史地沉淀在一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中,起着作用,作为社会人很难绝对地逃离,绝对地逃离就一定会削弱文学的力度和感染力。

实际上,文学发展至今,作家很难再靠某种单一的文学取向来创作,向内也应向外。我们应该下功夫去研究的是,如何提高作家的心灵质量,如何对艺术世界有独到发现,对人性世界有崭新认知,如何获得写作的创见。这是我们面临的写作难度。作家直面自己的内心的同时,也应该以宽阔、深入的眼光容纳时代生活的复杂经验,而这就迫切需要重新面对文学的基本问题,小说的基本元素,进行艰苦的自我磨炼,自我塑造,而去真正获得表现这个时代的精神高度和艺术功力。

我想,作家与读者的沟通还是靠作品。我生命的根基在乡村。生命是一条河,乡村便是每一条河的源头。乡村作为我们的背景和摇篮,滋养着乡人。就是远离土地的都市人,也挣不掉与乡村脐带般的深远牵系。作为本土作家,感知了乡村的苦难,也谛听到了乡村变迁的脚步声。感受乡土那种一触即发的疼痛,也会看到土地上澎湃的生命和生机。当生活激活我的想象,我便感到创作不仅仅是兴趣,一切有关乡村的叙事,便有了一份深重,多了一份亲情,添了一份责任。

中国是农业大国。文学的眼睛永远凝视这片土地。让文学紧跟时代步伐,让文学根植于人民和大地之中。这些真理性的口号,我们喊了多少年了。时代主流在哪里?生活的本质是什么?恐怕每个人的理解都不一样。社会转型时代,农民的精神痛苦与矛盾是丰富而况味儿的。乡村历史与现实、新与旧之间相互纠缠、渗透和挣脱。我茫然。几年前,我为什么进行雪莲湾风情系列小说创作?这得益于老作家管桦老师的启发。1990年秋天,管桦老师到老家探访,我们的县委书记将我介绍给管桦老师。管桦老师听说我已发表了两百万字的通俗小说,就叹了口气。他劝我深入老百姓的生活中去,努力创作出有艺术品位的作品。我听后为之一震,心想是该换副形象了。当时我27岁,做新人走新路绝对来得及。不久,我便认识了管桦老师的儿子鲍柯杨。鲍柯杨在中国文联工作,读过好多书,也写小说。他热情地向我推荐了尼采、叔本华等大师的著作。我读了,也就很快找到了对《苦雪》这类题材的言说方式。于是,我在冬雪天,来到我县渤海湾渔村,面对苍凉的白雪覆盖的大冰海,躲在村委会办公室烤着火盆子,写完了《苦雪》。写完之后心里痛快,试图在乡村多情的沃土上挖一眼小井。1990年春天,我从城里到渤海湾涧河村挂职深入生活时,想将这里的风情写得清丽些,可是渔民生活的艰辛和岁月的沉重,迫使我不能太轻松。真正走进农民中间,就会发觉,个人的孤独悲哀微不足道。时代与社会的联系十分突出。生活把什么没有展示出来呢?如今的乡村是日新月异而又充满诱惑的世界。中国社会成员大多是农民,就整体来说,他们仍然是活得最苦的一部分,对于急剧转型的商品社会,他们缺少思想准备和心理承受力,他们不能一步入阁,走向真正的富裕,却失落了文化传统秩序,每前进一步,都是以道德和精神沦丧作代价的。乡村开始零乱,脚步匆忙、为生存奔忙的个体身影变得飘忽不定。无论是坚守乡土进行变革的农民,还是弃农逃离家园闯荡都市的农民,都在经历一场从没有过的灵魂震荡与洗礼。农民问题,一直是社会重要而敏感的问题。关注人类的文学理应表现他们。可有时,当月亮升起来的时候,我们常常看到它的残缺。农村改革解放了生产力,可是乡村又不断出现干群矛盾激化、产销失衡、打白条子、盲目引资、资源浪费、新的浮夸现象以及出国热、进城热等,到后来的新农村建设中,农民如何在土地流转中求发展求生存,问题出现了,我们茫然,无法理解它,但要正确把握它。这些严峻的问题并不能剪断我们的乡村情结,谁也无法否认,乡村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革。我们还是发现弯曲绵长的乡路上开满鲜花,把对土地的深情歌唱还给乡土。乡村的新故事酝酿着新的生命力,乡村温情的童话展现在自然的怀抱中。农民的淳朴、坚忍,乡村变迁的脚步声,虽然充满悲怆的情调,但是人与土地的美好品质熠熠生辉。这里,道德的评断和审美的评价代替不了历史的评价。作为村社文化的最后光环,正随着乡镇企业的发展和道德演变而变化,既写出了中国老一辈农民辛劳而盲目的生存奋斗史,又透示出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景观。文学,虽然不能够一一解决农民问题,但是,它们应该以应有的步骤和形式,以血肉丰满农村新人艺术形象,向农民的生命意义、生存状态发出凝重的叩问和深情的呼唤,其深隐的意义就不仅仅是乡村自身了。我们对乡村与土地的深情与理解,会拓展文学的表现空间。大地的丰厚意蕴,孕育并导演着我们的种种人生。沸腾的现实生活总是将乡亲们淳朴自然的乡土状态打破,造就特殊的人生规则。乡村的四季,一块块土地解冻,又有一块块土地结冻。我的创作从海上走到平原,在故事的大平原上,我看到热土地,也看到了冻土。那年秋天,我跟踪了一家乡镇企业的工人,面对破产与城里人不一样,因为他们还有土地种。同时,我回老家给母亲的口粮田办过户手续,二叔是村里的售棉大户,他说村里又要重新分地了。他与村里的包地合同作废了。细一问,我才知道,有两部分人还乡。一部分是破产乡镇企业工人,一部分是进城打工人员。他们在9月里还乡是奔土地来的。我没能待到分地那天回城,二叔也跟到城里。我带着二叔去县政府,到了县政府门口,二叔扭身不进了。他湿着眼睛说,咱不告了,都得有碗饭吃吧。我记住了此时二叔痛苦的脸。在年根儿,我听母亲说二叔一冬都在开荒地。我仿佛听到了一种悲怆的声音。冻土是博大的,冻土又是残忍的。冻土与热土的衔接点上,嵌有传统与现代相递嬗的瞬间景象。

那年秋天,又有关于土地的消息传来了。县城北关的一个村,上企业,卖耕地,耕地竟被南方几户农民买走。我去后才知道,这几户温州农民曾是给他们打工的。今年企业破产,村里农民又从温州农民手里租地种,在自己的土地上给别人打工。与我同去的一位记者感叹一声,农民啊!他这样一叹,促使我在村里多住了几天。

我曾对朋友说,我有幸过长江到了南方珠江三角洲的南海罗村,看了江苏的华西村,看到经济发达的乡村。我又有幸到大洋彼岸的美国,看到了美国的乡村和美国的农民。我去过印度的乡村,也看到过台湾的乡村。记得在美国的时候,坐在身边的陆天明老兄问我,看到窗外美丽的乡村有何感觉?我一时找不着感觉,只说,这成片的庄稼地里看不见劳作的农民。而且我还看到了美国农民用大片耕地搞装饰。肥沃的小山上,有美丽的小房子和一棵茂盛的大树,余下的是一片草坪。我说人家人少地多,我们人多地少,先吃饱才能去想那片美丽。这片美丽好像与我们无缘。回到我们河北的乡村,再全面清醒地认识我们的改革、我们的土地和我们的乡亲。这时才看到,深入生活不能盲目地隐入,还要头脑清醒地跳出来。对生活的亲近和距离都是文学所需要的。深入生活的过程,也是我们作家自身成长的过程。

面对现实的写作,是需要现实精神的。有人说,就农村题材作家而言,现实精神就是土地精神。中国乡村的土地精神是什么?回望田园的早晨,万情涌动。时代没有摹本,只有不穷的精神。文学需要承接这种精神,背负这沉重,亲吻大地,抒写人间情怀,透视时代变革的辉光。

我觉得拥有土地的人,是最富有的人。我们是拥有梦想的人,是最快乐的人。土地上成熟的果实是根和叶,即使流水冲走了叶,还会留下根的。过去热情单纯的预期,一再让我们误入歧途。丰厚的生活需要精美的艺术形式,但内容和形式却是不可分割的。我们怎样看待“生活流”,站在时代、哲学和美学高度穿透生活,把握生活?为了这个目标,我觉得自己还需艰辛地努力。

现实精神,一直像火炬,在我们的土地上冷静地燃烧。它能照见坚韧的民族心性,也能触摸乡村的精神内核。源于生活的文学必须孕育着,生长着,因为土地永存。带着乡愁的情结寻找家园,我们想唱一曲严峻的乡村牧歌!

令人刮目相看的小说

梁晓声

仁山:

你好!

我用一天半的时间读完了你的《白纸门》。我首先向你祝贺!我认为你写了一部很好看的小说,同时也写了一部很好的小说。

对现实的睽注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现实思想,乃是好看的小说成为好小说的元素之一。我过去这么认为,现在仍这么认为。

接着我要请你原谅我——我曾答应你,一定去唐山参加《白纸门》的研讨会,但是现在我须抱歉地告诉你,我不能去了。不是因为别的原因,而是因为劳累,像《白纸门》中后来的疙瘩爷一样感到劳累。昨天我六点钟起床,从老伴和儿子住的这一边,步行半小时回“童影”我住的那一边,洗漱吃早点,找出一些书,签上名,带着(有些区人大代表一直要我的书,已拖得我自己不好意思面对他们)打的赶到我们“北语”所在的街道,再集体乘车去往北京体育大学,与十几位区人大代表讨论食品安全问题;下午两点钟回到我住的童影宿舍,接待了两位客人,躺了几十分钟,连晚饭也没吃,五点赶到学校,集体去中央电视台录节目,七点应该开始录制的节目拖到了八点半,回到家里已近十二点……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还有几次这样全天奔波的事情。尤其是29日我要讲的课,是民盟中央下达的任务,当认真对待。我自觉再去你那里,实在全身心不支了。我知道你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想念我了,我去了你会很高兴。故我的歉意,其实也包含内疚。好在我们今年5月在天津大港油田相聚了两天。

不多说了,下面,我将读《白纸门》的一些心得体会,以及一些联想写下来,委托主持人代我向到会的作家、评论家们汇报。

一、中国近当代的文学史,至20世纪80年代末,比例上几乎是乡土文学史。这是因为,中国近当代作家和诗人,大抵是农民的儿子。即使父辈不是农民,祖父辈差不多也是的。不是农民的后代,也大抵总在农村生活过的。如鲁迅,虽是官宦人家子弟,却毕竟也有过乡土童年和少年,于是笔下便也有社戏和闰土。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近当代文学发生明显拐点,都市生活开始渐成主流,这也几乎是必然的。于是乡土文学边缘化。尤其是影视作品,需政府政策上给予投资补贴,才有人触碰。我倒并不凭吊这一种文艺现象,但一想到中国毕竟仍有八九亿农民,并且都没生活在乐园里,心里总是有几分诧异的。但是幸而还有一些同行,执着又真诚地以大的文化情怀书写乡土,书写农民。我认为这是一种文化道义,是文化的一种可贵本能。而你的名字,一直在我们的这些同行中。那么,关仁山不能不是一个我们亲爱和尊敬的名字。

二、《白纸门》已不再是农村题材的小说。这一次你将视野由土地转移向大海。我从《白纸门》的字里行间读出了你的自信、兴奋和创作激情。《白纸门》是一部充满创作激情的长篇。我认为你开拓自己创作领域的这一“战役”是胜利的,《白纸门》将是你创作进程中的重要标志性作品。

三、《白纸门》的主人公们,仍是普罗大众。你仍坚持着你的文化道义感。这一点不但没有变,反而更深切了。疙瘩爷也罢,他的孙女麦兰子也罢,这些以海为生的普罗大众人物,他们在轰然而至的商业时代,和我们一样,原本一向恪守的价值观念(我觉得那是些引人向善的朴素的价值观念)也难免发生坍塌。你看到了这一世相,并心有感慨地表现了这一点,并未因他们是普罗大众,因他们与我们所来自的阶层那么亲密而一味地正面书写。你的批判也几乎是痛心疾首的。情怀的深切由此而附加了思想的深刻,而这是好小说的另一元素。我认为你做到了。

四、这部长篇小说令我对你大为刮目相看。你将荒诞色彩与现实性十分大胆地结合了起来。对于我,这是完全能接受的。七奶奶最后变成了“雷震枣木门”的情节,确乎使我怔了许久,一时难以得出结论。那近乎神化的写法,究竟是好,抑或不好。我坦诚相告,现在我也难以就此自信地说三道四。我只能这么告诉你,起初觉得别扭,但后来别扭消失了,认可了你的写法。你的《白纸门》本就具有荒诞色彩,那色彩是你一定要体现在作品中的,那么对于具体的一个荒诞情节,读者尽可以不去究问它是否“太荒诞”了。对于荒诞之风格,本无所谓“太”与不“太”的,结合全书的状态来接受之,反而更近阅读情理。在你这一部长篇中,又有着很多象征、隐喻。你究竟要通过它们表达什么,不是我刚放下作品不久的现在就敢于说自己明白的。我只能说,我看出了它们,知道它们肯定象征着什么,隐喻着什么。甚至,也能领会最表层的象征和隐喻,但我又觉得,那象征和隐喻,必有你独到的深意。故我只能先这么汇报——白纸门、鹞鹰,此二者在借象征和隐喻之中,给我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象,是我目前仍不敢说完全明白的。对于我,书中还有许多知识点,居然有那么多历史中的小说中的人物皆属门神,老实说,我是读你的小说才知道。

螃蟹从海中爬上岸,要用它们的钳,徒劳无益地钳断铁轨,这细节也使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难以想象,铁轨都能铺近到海滩,人都一车厢一车厢地拥向海边,海如果有灵性的话,会有什么感觉?因为海是远离热闹喧嚣,以孤寂为本色的。你笔下的海,又确乎是有灵性的,是拟人化了的。是与人“对立统一”的一种存在。海本身倒很厚道,海狗和鱼、蟹、藻,其实是它向人类奉献的作品。为的是和人类统一。倒是人类,贪心巨大,巴不得最好把海收入自家缸里去,于是人将自己偏偏置于与海对立的立场。有些自然灾难,是人逼自然太甚逼出的结果。

你写疙瘩爷有这么一句——“他内心里已没痛苦,只有疲劳。”这是很厉害的一个短句。这几乎可以说是对当代许多中国人,甚而是对商业时代的许多别国人的一种诊断。《摩登时代》中的卓别林,当他成了机器的一部分,便像疙瘩爷一样了。

五、《白纸门》中的海狗,不就是我们在《动物世界》中见过的海狗吗?它们比海狮小,实际上又没腿可言。即使雄的,相对于手持利器的人,其凶其猛,又能到什么程度呢?故我认为开篇的“引子”是不成功的。人猎海狗,无论如何,谈不上英勇,猎河马海象还差不多。在“引子”中你似乎偏要写出点儿“好汉”气概,而我觉得适得其反。倒莫如写出一种既猎之又怜之的矛盾心理……六、日本的海域里会有巨蟹,壳的直径有一米多,地道的“杀人蟹”。何不索性更狂想一点儿?七奶奶可变“雷震枣木门”,将“杀人蟹”引入小说,又有何不可?拳头大的蟹,阵势再凶,终觉不十分可怕。因我们常吃它们,而且叫它们“海鲜”,跟毛虫大军的可怕性都没法相比……七、你的《白纸门》,运用了与你以往小说创作完全不同的叙事方法,很新颖。当然,韩少功、李锐等我们的同行,也运用过类似的叙事方法。但你与他们也还是有区别的。他们所借之典之故,主要还是与“农”相关。而你所用的,却来自海与渔民的关系中。海取代了土地,渔民取代了农民。比之于土地,海对人具有特别主动的攻击性、报复性,因而人与海的关系也更具有紧张感。《白纸门》一直紧抓住这一种紧张感写人写事……这一点我是很钦佩的。

八、我对《白纸门》的文字风格也很喜欢。我认为后边是越写越好了。“大铁锅”所引发的人物欲念,尤其那些村、乡的吏们对大铁锅的利用之心,写得不温不火,绵里藏针,到位即止。你时刻不忽视对景、境的细致描写,使小说文本很“文学”。

九、但我有些直觉的阅读印象,供你参考:即有些乡言俚语的掺入,与文学语言之间,似乎还不是融合得那么“舒服”。

仁山,以上是我的读后感,啰里啰唆,汇报完毕。

祝研讨会开得好。

关仁山,少“一艺”

谈歌

“三驾马车”喊了多年,何申老大,谈歌行二,仁山排三。有依据吗?唉!这都是岁数惹的祸哟。谁让他关仁山年纪小呢?关仁山出道儿要比谈歌早得多,他写小说已经扬名立万的时候,谈歌还在报社当记者呢,天天头晕目眩忙着写新闻稿。对于写小说,谈歌还是个没下海的“票友”呢。如此排列,小关应该是老谈的“前辈”。

谈歌当记者的时候,爱看小说。看过仁山的许多小说。套用一句俗话,小关“下”的许多鸡蛋,谈歌都见过,就是没见过这只下蛋的鸡。报纸上刊物上也看过介绍关仁山的只言片语,知道了他是河北的作家,知道了他得过许多奖。一篇篇细细读来,只觉得他的作品有特立独行的品格与气质,如写乡镇呈清新之气,如写大海有磅礴之势。举例《红旱船》《蓝脉》种种,一些精彩的段落,谈歌至今还能背。当时读后很是吃惊,那几篇东西,宏大高远,气象万千。谈歌是绝对写不出的。打死也写不出(废话!都打死了还写什么)。也仍然记得当年的疑惑,咦?这小厮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有了这厮,直让老谈眼前有景道不得了。这岂不是挡了老谈的道儿嘛!崩溃!

第一次见关老师(第一次见面嘛,当然要称关老师)是在1992年河北省文联文学院的创作会上。谈歌当时刚刚从报社抽身“转业”,想“投机”文学“行业”试试运气。正值当时河北省文联雄心壮志,“冲出洼地”的口号喊得震天价响。文学院第二届“聘任作家”不拘一格招兵买马。谈歌就本着熟人好说话的处世原则,请保定市的两位老师喝了一顿酒(名字这里就不提了,不恭),就被喝了酒之后嘴软的老师们热情推荐上去了,就领了表就填了表就交了表,就被招募了。当时的文学院长是谈歌永远尊敬的陈映实先生,经陈院长介绍,谈歌即与关仁山有了第一次握手,谈歌算是见着“活”的了。那时候的关仁山老师雄姿英发,只是没有羽扇纶巾,却是西服革履。帅!便是相识了。饭桌上,谈歌很想跟这位“精英”喝两杯,便笑着一张脸凑过去举杯邀请,他却皱巴巴的眼神似乎很不情愿。谈歌就说:“关先生总要赏个面子啊,您看,我都端起来了。”他很真诚地说:“谈歌啊,我真是不能喝。这样吧,初次见面,我意思意思。”

话说得很坚决,他斟了一个杯子底儿,很豪爽地“一饮而尽”了。谈歌当时心里发堵,别扭,颇是有些看不起。靠!不就是一杯酒嘛!挺壮实的一个爷们儿,个头儿比我还高呢,怎么跟个娘们儿似的呢?怎么就喝了一个杯子底儿呢?拿捏?矜持?装?唉!后来谈歌才知道,人高马大的关老师根本就不能喝。喝上一两酒,他就得输液。那一杯子底儿的酒,还是他看在谈歌年纪大的份儿上,咬牙切齿地硬是喝下去了。真是泄气啊!

那一届的文学院创作会开了好几天,关老师是第一届,续聘。谈同学是第二届,新人。谈歌就本着向老同学求教的认真态度,关老师做出辅导新同学的热情姿态,我们两个人就神聊起来了。文学好似大观园,谈歌是刚刚“入道”的刘姥姥,瞧哪儿都新鲜。关老师虽说年纪轻轻,却是文坛上的“老江湖”,说创作,如数家珍;说读书,娓娓道来。一日两,两日三,我二人竟是扯得心血来潮,一塌糊涂,十分投机。得!这就算是交往下了。散会之后,众同学星散而去。我们两个竟是过从甚密了。书信、电话频繁不断,依稀记得“相见恨晚”之类的倒牙酸话也确实说了不少。斗转星移,转年过来,又参加了省里的“青创会”,会上又结识了承德的何申老兄。即为后来的“三驾马车”做好了“人事”上的准备——打住,此处说关仁山,怎么说开何申了?在这篇文章里何申是次要人物。字数所限,不提!

不提也得提!何申——绕不过去呢。何申老兄是个快手,关仁山出手更快。当年还不用电脑呢,他两天三天就能折腾出一个中篇来。有速度,而且高质量!谈歌真是服气了(单田芳先生讲话,不服高人有罪)!只说长篇吧,当年他写《风暴潮》(后改编成了电视连续剧),近四十万字。他仅用了三十八天时间。后来的《天高地厚》(也改编成了电视连续剧,热播!想必大家都看过),近五十多万字,也就是用了两个月。再后来的《白纸门》(正在改编电视剧),五十万字,也是两个多月。再、再、再后来的……不说了吧,谁能知道关仁山是什么东西变的呢?谈歌突然有了一种很不好的情绪——妒忌!

妒忌也是白妒忌!关仁山还是个“多才多艺”之人呢。多才多艺这句夸人的话,现在已经说滥街了,成了贬损的词儿。多是骂人“狗揽八堆屎”。说到关老师,却不是骂人,真是夸奖!他除了写小说,还能画画,写毛笔字(错!书法)。绝非附庸风雅,正经八百的高手。谈歌近年去过几回唐山,大街小巷转悠过,饭店酒楼畅饮过,关老师的作品多见过,或商家店铺的大字牌匾,或楼堂馆所内悬挂的精品字画。真是神气招摇啊。说去年,仁山还在唐山搞了一次轰轰隆隆别开生面的“关仁山书画展”。谈歌也赶去捧了捧人场,本以为也就是凑趣儿的事儿,还能热闹到哪儿去呢?事情大出意料,虽然不似宋丹丹所说“人山人海,相当壮观”,却也是观者如潮,购者多多,快赶上菜场的早市了。谈歌亲眼见一个老板(手上戴着三个大金戒指,不是老板是什么),兴高采烈地买走了十余张字画。谈歌瞄了一眼那老板的神情,好像刚刚从早市上买了新上货的黄瓜土豆。据唐山的朋友很雷人的描述,当年关仁山乔迁新居搞装修——列位看官,大概都知道装修房子是件什么苦事儿,费时费力费钱!费时费力就不消说了,费钱可是让天下“事主儿”都牙疼头疼肚子疼的事儿。谈歌装修过,花钱花得眼睛都绿了,肠子都青了。可是仁山呢,眼睛也不绿肠子也不青,很轻松地画了几张画,很轻松地卖了几张画,就很轻松地把装修钱儿弄妥了。啧啧!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关老师啊,你……太有才啦!哦耶!

话是那样泄气地说,可人比人得活着,货比货得留着。谈歌白发积雪,自知天命难追,却也要见贤思齐,决心以关老师为榜样,以挣银子为动力,发愤刻苦,学学丹青笔墨,以图将来……装不装修的吧,能换个酒钱儿,也就心满意足屁颠屁颠的喽。

好了!何镇邦先生交代了篇幅长短,眼看着就要倒计字数,谈歌最后节省笔墨,接着上边,说说喝酒的事儿。嘿嘿,这是关老师的软肋,谈歌说这事儿绝对有自豪感。

谈歌嗜酒。仁山呢,不喝正好,一两就多。话说那年,仁山去北京参加青创会。何申与谈歌都没去(不是不想去,是人家不让去。青创会嘛,老何老谈都超岁数了)。会上,难免有老朋友们打听老何与老谈。酒桌上,人家也问候得热情洋溢,仁山就被架上去了,端着酒杯代表老何与老谈与人家碰杯喝开了。得!一下子干了好几杯(后来才知道,说是杯,其实一杯撑死也就是三钱)。还没出酒场呢,他就豪气冲天地掏出手机给老谈打电话:“老兄啊,我今天英雄了一把,代表你们喝了好几杯!”谈歌电话里听得奇怪,代表?谁批准你代表了?怎么?长本事了?能喝了?仰头看看天儿,咦?太阳也没从西边出来啊?嘴里就忙着说:“行了!行了!你千万别逞能!”电话那头儿还嚷呢,“没事儿!真没事儿!”

没事儿?谈歌半夜里不放心,再打电话,得,英雄的关仁山老师去医院输液了!

哈哈!关老师的“粉丝”们啊,你们切不可再说关老师多才多艺的话喽。论喝酒,关先生真是少了“一艺”啊!

大俗大雅关仁山

张继合

铁凝调任北京,实力派作家关仁山接把,当了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虽说这个结果并没什么悬念,年轻的“关主席”还是觉得“省作协主席”这副担子分量十足。

铆足了劲儿干呗!既然河北文坛选择了自己,也算众望所归吧。仔细端详,仁山就是个奶油小生,俊,帅。大眼睛一眨一眨的,成天笑。我俩认识十几年了,刚见面什么样,现在还什么样。他乐得两肩颤抖,说:“我还帅小伙儿呢?儿子都上大学了。马上奔五十,你说多快吧。”

快呀!人生这几十年,好像没几天。难怪仁山写长篇、弄剧本,屁股长在椅子上,酷似挂钟上满了弦。提起《三国》《水浒》《红楼梦》,干文学的都流口水,那些古典大师,一部书可以吃一辈子。现在?中篇撵长篇,累死你都未必有什么动静,即便侥幸拿到了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外界照样弄不清阁下是哪一位。孙犁先生说,文坛历来就是“香火云集”之处,想争地位,有影响,哪能笔下没作品呢?文坛只认手艺,还得乖乖地写呀!

仁山实在,想啥就说啥。他盘算,再多出几部长篇小说,然后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档播出。倪萍主演过他编剧的《天高地厚》,李雪健接过他的《唐山绝恋》。央视一播,小说家便顺风顺水地走进大江南北、千家万户。尝着甜头儿了,仁山写得更上瘾了。他的《白纸门》刚刚开完研讨会,便收拾东西,躲进偏僻的寺院,创作新长篇去了。

古人读书,“闭门即是深山”。眼下就不行了,喝不完的闲酒,打不尽的电话。想找个耳根清净的地方,难啊!仁山在庙里没写几行字,外边的哥们儿,就掘地三尺,摸着了他的下落。他磨破了嘴皮都劝不住,几个小时之后,庙外就说说笑笑地跑来了一大帮。仁山满面春风,陪哥们儿一起玩够了,还得疲倦地灯前枯坐,赶白天落下的活儿。有人说,访问美国16天,他神色憔悴。仔细一打听,原来,小伙子见缝插针,夜里还急匆匆地赶制小说呢。

著名诗人公木先生说:“以诗为生命,是二流诗人。以生命为诗,才是一流诗人。”作家何尝不如此?你犯不着为缪斯女神寻死觅活,更无须为中国的文学事业献身。作家、艺术家,不过是画画儿、写字儿,说书、唱戏,和“引车卖浆者流”相比,牛不到哪儿去。仁山可不想吊死在文学这棵老树上,他说,这辈子,是追求幸福来的,不可能为什么东西而“殉道”。西方讲究“诗意的栖居”,仁山恰恰是个有诗意、有情调的人,很多时候,甚至有点儿女性化。

比方说喝酒。其实,就是陪客人。他吸烟恶心,祖传“上脸儿”,三杯葡萄酒下肚,立刻小脸儿通红。感慨——咱享不了这个福,找点别的乐儿吧。找乐儿,也得高层次,例如画国画,写书法,唱评戏……个个儿玩得风生水起,神采飞扬。

最哏儿的是仁山的拿手好戏——唐山方言版的《列宁在1918》,俏皮话、口头语、老呔儿味儿爆……絮絮叨叨、哼哼唧唧,一拽一串大包袱,那个火爆,不亚于传统相声里山东人唱《秋胡戏妻》。这个原汁原味的段子,简直成了仁山的“痒痒挠儿”,张嘴见响,准保笑趴下一大片。河北文坛有“三驾马车”,谈歌、何申、关仁山。哥儿仨声名鹊起,全国各地便这儿请那儿请。大作家来了,不得招待吗?一提喝酒,仁山就打怵。酒不行,咱就唱,这才叫“顶上不见,房上见”。唱戏见着人情,他自然格外卖力气。再加上谈歌的京剧、何申的歌曲,在热烈的掌声中,哥儿仨从河北唱到山东,从江苏唱到福建。最后,都腻了。仁山低声对谈歌说:“我怎么觉得,咱仨像卖唱的!”虽是这样,还得一遍一遍地重复唐山版的《列宁在1918》:“列宁我打坐在克里姆林宫,叫一声斯维尔德洛夫细听分明……”

古人好拿两件物品作比:男人的书斋,女人的妆台。看来,各有各的玩法。

如果说,酒桌上唱戏是玩票,仁山画牡丹却人人称奇。几笔下去,花有花的出处,叶有叶的门道。总有人睁大双眼,刨根问底:“关老师,您什么时候练起国画来了?”“只见一挥容易得,须知个里见功夫。”画画儿可不能临时“抱佛脚”,局外人哪里知道,仁山作画绝非玩票。他曾就读于昌黎师范学美术,在牡丹和葡萄身上,着实下过多年苦功。

文人傍上艺术,往往是“物以人贵”,仁山的社会影响越造越大,精明的收藏家便辗转而至。唐山多矿,流金淌银,又是他的土生土长的大本营。2007年夏天,“关仁山书画展”在唐山揭幕,总共两百幅作品,本地藏家一下子就摘去了七八成。他也不隐讳“护犊子”情结,展开自己的国画、书法,一边笑眯眯地和人品鉴,一边美滋滋地“敲边鼓”:“这词儿多好!”“裱起来更漂亮”……不吸烟、不饮酒的关仁山却很讲究格调,他喜欢把哥们儿请去茶社、酒吧、咖啡馆,这里灯光柔和,音乐舒缓,不像酒桌上那么面红耳赤,大呼小叫。他品性深处,还是好静,腼腆。难怪他母亲曾对谈歌说:“我养的儿子,我知道,他没主意,胆儿还特别小……”其实,仁山性子绵软,经常吃亏让人。即便有人“以怨报德”,他也不较真儿,反倒将所有的不愉快,一股脑儿地压在心灵深处。脸上依旧是晴空万里,阳光灿烂。

仁山礼细。每到年节,都惦着打电话、发短信。这种脾气很招女孩子待见,比如,元旦送一枚钻石戒指,情人节买一束玫瑰花。圈子里的女士们时常这样逗他,“啥时候送玫瑰呀,哪天请我喝茶呀……”仁山也不往心里去,只管没心没肺地开“空头支票”:“等着吧,哪天我请你。”究竟哪天呢?他也不知道。哈哈一笑,也就过去了。尽管如此,赶上年头岁尾,他还是雷打不动,不厌其烦地通电话、发短信,挨个儿问候。常说礼多人不怪,偏偏谈歌大哥最腻歪这一套,马上打回电话,埋怨道:“有事儿说事儿,干吗拿短信骚扰我!”仁山能怎么样?只得喏喏连声。

“君子和而不同”,仁山细,谈歌粗,这两人性格互补,心心相印,相识二十多年,从来没红过脸。如果是另外两种是是非非、鼠肚鸡肠的人,能吗?

谈歌在保定出事儿了。一不小心,五十多岁的人滚下楼梯,随即被抬进了医院。当时,仁山正在石家庄开会,马上招呼我:“走!看大哥去。”那天晚上,我俩便上了谈歌的饭桌。谈歌拄着一根棍子,坐在正位,嘎嘎地乐着劝酒。他心里非常暖和,谁都看得出来。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有仁山这样的好哥们儿,够了。

仁山是地道的满族血统。父亲刚走,母亲当家。只要老太太把脸一吊,他这个独生子立刻就没电。母亲怎么吩咐,他就乖乖地照办。唐山大地震,仁山娘儿俩被埋进废墟里,天塌地陷,还以为“苏修”扔原子弹了呢。在那个极度惊恐的黑夜,娘儿俩彼此呼唤着:“我在这儿呢,别害怕……”仁山是个大孝子,这得叫外人夸。省作协换届正乱的时候,他住院做了一次小手术,摘除甲状腺上一颗肉瘤。一两天就出院了,可是怎么回丰南见母亲呢?为了让老人省心,干脆,瞒着吧。谎称开会,过一阵子才到唐山呢。家里人心里没底,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直到谈歌出面“圆谎”才作罢。孔子说:“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仁山当选河北省作协主席,不得不省会、唐山两头儿跑了。他忽然跟我打听石家庄的房价,说:“我再紧,也得叫我妈跟着呀。买一套干干净净的房子,多守老太太几年。”

干事业,执着;对家庭,负责;跟朋友,亲热……这就是我眼里的哥们儿——既现代又古典、且俗且雅的关仁山。

快过年了,“关主席”忙得手脚不沾地儿。电话打通了,他朗声应道:“外地慰问呢。今儿在衡水,明儿跑沧州。哪天回家?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