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

致何镇邦的一封信

梁晓声

镇邦兄：

好！

你对我的要求，实在让我为难。

《时代文学》是每期寄我的刊物，前几年我在该刊还发过小说。它所辟的“作家写作家”的“名家侧影”专栏，我读过。但是，非常坦率地说，我从来也没想到，有一天自己成为被写的对象。我这个人，实在是一个没什么写头的人，根本就不值当让别的作家来认真地写。不认真地写也是不值当的事。又，我和作家同行们，没主动的交往。同行中朋友是有的，不过就是说得来，相互可以托信，过心，却又淡如水的一种关系。我是作家不假，但我的人生似乎从来和文坛没什么关系。“文坛”二字对我只不过是一个词而已。我的言行主要在我工作的单位，我居住的社区，以及我的故交们的心目中。倘我对以上三方面任何一方面的任何人说：“写写我吧，有编者要这样的文字。”那他们差不多都会爽快地说：“行啊！”

而且我对于他们，是有的可写的。因为在他们眼里，我首先是一个稔熟的人，其次才是作家。

但难道我会真的让他们中的谁写写我吗？

那不滑稽吗？

至于你将联系哪位同行来写我，我是不管的。

我只完成你交代我的事，照片、签名及这一篇文章。

你说随便我写什么——这就仿佛在某些会上被主持人要求“随便说几句话”。

那种情况之下所说的话，大抵是可说可不说的，正如我这篇遵命的文章。故为其难。

那么就汇报我近期常在想的两个问题吧：

一、我这一代作家的先天营养，现在看来，单薄性是越来越显然了。我或许没资格这么说。那么就只说我自己吧。我一直认为自己青少年时期，便是亲近文学的青少年。所读文学作品，比普遍的同龄人稍许多几本。从前我一直夸张地自我估计了这一点，并且引以为豪。虽然现在我也勤奋地读着，却忽然有种感觉，怎么明明在营养方面主动地“吸收”，反而更加觉得自己单薄。

我的写作，第一靠经历，我这一代人，谁还没有点儿经历？第二靠经验，写了二十余年，谁还没总结出点儿章三法四？第三靠积极而又无悔的入世状态——我接受“作家是时代的书记员”这一最低层面的理念，并且不耻于在这一理念之下孜孜实践，进而提高。第四靠的是洞察的本能。

这第四一点，乃是我写作二十余年来唯一欣慰的获得。

现在我对自己的评价——我们这个时代的、三流的一名书记员而已，类似乡镇文秘的那一种书记员。

所以我从来没有什么作家的好感觉。

获奖的次数并不能使我不好的感觉好起来。

现在尤其这样。

二、以我的眼看现在年轻一代的作家们。除了经历、经验和入世的状态他们与我不同，或某种程度上不及我，其他一概方面都比我强，而且强很多，太多。为什么单单不比洞察的本能呢？

因为这种本能，他们其实也是具有的。由于不同的经历，他们洞察世事的立场、角度也便与我不同，并且往往得出不同的结论，往往赋予不同的表现。于是中国文学的总貌随之别开生面。

他们优长于我的方面，主要如下：

1.他们与文学亲密接触的时代，中国出版业空前解禁。他们是文学青少年时可选择的读物真是丰富极了，简直丰富得来不及从容选择，简直丰富得时常陷于选择的困惑。这使他们得天独厚地接触到了我在我所处的那个时代根本接触不到的许多文本。我的先天文学营养是单一的，他们的先天文学营养是周全的。起码，他们想哪样，便能哪样。

2.他们与文学发生亲密接触的时代，中国文学理论界空前活跃，使他们得以在文学青少年阶段从多方面接受和领略文学真谛。这或许会导致他们某时迷陷于歧途，但总体上意味着文学的宝贵的自由原则。

3.他们驾驭语言的才情，普遍高于我“这样式的”作家。我甚至经常觉得，在新一代作家笔下，中国文字发生了不容忽视的质变。我起初是轻蔑的，现在我不敢轻蔑了。中国文字在他们笔下毕竟变得生气勃勃了，风趣幽默了，更加鲜活生动了。在文字与文学的细腻的关系方面他们显然具有比我“这样式的”作家更佳的感觉。

4.他们看中国的眼，已善于纵跃在中国之外。改革开放，使世界离他们近了。他们这一点，曾是我所批判的、反对的。现在想来，正是这一点使他们往往比我“这样式的”作家看得更客观些。

5.他们中有些人原本学的不是文学，而他们之与文学发生亲密接触，也同时使社会学、哲学、美学、心理学、法学、科技、管理、经济等等学科对文学实现了良好的渗透，文学在他们笔下多姿多彩了。你会看出，我始终在用“文学”二字，而没具体谈他们的小说——因为给我的印象是，他们的写作，如散文、随笔、札记、杂文、议论文等，似乎更明显地体现着他们以上的种种优长。至于小说，目前还不能作太高的评价。丰富的文学营养，值得刮目相看的文学感觉，转化到小说里，对于具体某人而言，似要比呈现在散文类文本中更复杂一些。对于文学总貌，乃是更需要耐心期待之事。但已有多种迹象表明，中国前所未有的小说创作的新局面，正在他们的实践中渐露端倪……我“这样式的”作家的优长之点，目前还勉强是优长，但不须多久，便注定不再是了——所以我不能“吃老本”，得虚心学习。以上汇报，原打算沉思而后梳理，且应了别人的约稿。今你催逼甚急，只得先寄你。

我不交你吩咐的这份差，你高兴吗？

“随便写什么都行”这句话，对写作之人是虐待。

此刻已夜十二点半，明日尚有明日事，一拖，只怕就不能按时交差了。

打住。原谅行文匆匆！

梁晓声印象

李国文

对于晓声，有好多话想说。第一，他是值得一说的作家；第二，如果撇开文学，仅仅作为朋友，我认为他更是值得一说。

他在中国时下健在的，还在写作的作家群中，知名度应该排在前十名中的一位。虽然文学圈里有人也许并不支持我的这种观点，但实际上，像梁晓声这样，不靠炒作，不靠人为的非文学手段，就靠他的名字，能够拥有相当数量读者的作家，在中国文坛上是屈指可数的。可看有些作家，名气很大，名声很响，但所谓的“大”，所谓的“响”，只是在一个很狭窄的圈子里而已，一出这个圈子，便没有什么动静了。

不久前，一位在报纸主持读书版的记者，逛西单图书大厦。在二楼当代文学书架前，从架上抽出一本书，问他身边也在买书的读者：“请问，你读过这本书吗？”被问者接过来书，看了看，摇头。他又问：“你听说过这位当红作家吗？”

被问者仔细看了看，又摇头。

他又抽出架上的另外一本书，问：“这位女作家的书，你读过吗？”

被问者有点警觉起来：“你是推销员吗？”

他连忙解释：“我只是想了解了解，值不值得花钱买。”

被问者翻了翻书，念了书名和作者名，“没听说过——”当翻到扉页，看到这位女作家的玉照时，突然发表评论，“长得还算说得过去噢！”

当我听完记者先生这段报道后，顿觉好奇，连忙打听这位长得还算说得过去的女士的芳名。

他不答，我也只好作罢。

这种很随便的民意调查，自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但是，作家和作品，在圈子里和在圈子外，其反响存在着碧落黄泉的反差，也是事实。

有一家出版社的老总亲口对我说，梁晓声的集子，在销路上，即使在时下文学图书相当式微的状态下，无须宣传，也能保证几万部的。有一家文学期刊编辑部的副主编说得又更玄一点了：“这个梁晓声啊，你不能不服他，他有一批属于他的读者。”

每个作家，都会有他相对应的读者群。我记得上个世纪末，晓声每年都要出一本回想录之类的大随笔，在书店里，是属于躺在那儿卖的书。一般图书，都在书店的书架上站着卖，能摆平在那儿出售，说明这本书好卖。不知为什么，新世纪以来，晓声不再有这类作品问世。有好几位铁路上的熟人，都是些极普通的购书者，还向我打听过。由此可见，读者虽然有时会被炒作所误导，但若是对某位作家有了专注的感情，便不大受到文学圈子里议论的影响。权威的看法和评论家的见解，有如东风吹马耳，这耳朵进，那耳朵出了。

有人认为某个作家好得不得了，挡不住读者不买账；同样，有人认为某个作家不怎么样，可读者偏偏喜欢他。萝卜青菜，各有所爱，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没有选择的余地，这清一色的世界未免太可怕，文学也如此。若没有选择，豆腐一碗，一碗豆腐，那也太痛苦。

选择是读者的权利，谁也无法使那些到书店来花钱购书的读者一定要买这本书，而不让买那本书，那就违背市场规律了。市场，是严酷的，那些在圈子里名气很大，名声很响的作家（特别是女作家），特别是长得还算过得去的女作家，有办法让评论家，让记者，让编辑表现出拥趸的热情，但那张玉照，未必能使读者从口袋里掏出钱来买她的书。

不过，书卖得少，并不表明书没有文学价值，对于作品的评价，从来是见仁见智，不必求其“舆论一律”的。阳春白雪，曲高和寡，在圈子里得到赏识，是一种价值；下里巴人，老少咸宜，在圈子外获得呼应，也是一种价值。对象不同，期求也不同；口味不同，效果也不同。这两种价值，不存在谁好谁差的比较。说到底，能够进行文学仲裁者，最后只有时间。所以，至少要过上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才能略见分晓。因此，此时此刻，说什么长长短短，好好赖赖，都为时过早。

我问那位副主编先生：“梁晓声的铁杆读者都是哪些人呢？”

他说：“应该是那些共和国的同龄人，五十岁左右，插过队，上过山，下过乡，回城后当普普通通老百姓的那些人；特别是在其中生活得不是那么称心如意的，特别是其中的女性。”

这两个“特别”，令人听得有些心酸。

因此，能为这些读者写作，或者，在写作时能想到这些读者，我想这个作家一定是好人。好人的心都良善，他想着那些不是很走运的普通人，于是，我挺佩服晓声，因此，他的作品能给这些读者带来多多少少的温馨，能够使他们郁闷的感情，多多少少地得到宣泄，我想，真可以用“善莫大焉”来肯定晓声的劳作。现在，该来谈谈我心目中的好人梁晓声了。

20世纪90年代初，我曾经写过一篇《好心》，发表在1993年9月9日的天津《今晚报》上。文章不长，现抄录在下面：

这个听来的故事，是我的朋友，作家梁晓声给我讲的。

他家住在儿影厂宿舍，一天，到北影厂去办点事情。这两家电影厂也就一墙之隔，没有几步路。但他在路上碰到一个行乞的妇女，还带着一个可怜兮兮的小女孩，朝他要钱。现在这些讨饭的常常拦劫似的挡住你，或拉住衣服不撒手地要钱。我对这类人采取不理会，绕着走的政策。但晓声，是个极具平民意识的作家。他不但是有太多的同情心的汉子，而且还是一个不怎么会说“不”的敢于断然拒绝什么的人，于是，他被缠住不放了。

“给两个钱吧！”

“可怜可怜俺们娘儿俩吧！”

“俺们饿了两三天啦！”

在我们这个首善之区，经常有这类“强要饭的”横行在街头巷尾，实在是大煞风景，有碍观瞻。政府也时不时地整顿，但遣送走了，不多久又会回来的。这类人就认为你应该施舍，应该给钱，不给，还会悻悻然地遭到不满。这在任何城市里都不算什么稀奇的事，尽管是在首都，尽管不停地遣送，也难以绝迹。不过，即使那些世界上的一等强国、一等富国，也不能保证在地铁站里，在广场上，没有人向你伸出手来要钱的。想到这里，人家并不在乎，并且发照，准许持证行乞，我们倒也用不着不好意思了。

曾经有人写过关于我国各地丐帮的报告文学，好像是作家贾鲁生吧。据说因为在城市里行乞，比干活还来钱，于是有一批要饭专业户，长期驻扎在京城，要着要着，能要出万元户，要出小康之家呢！

梁晓声根据他作家的判断，相信这对追着他讨钱的母女俩，不是那种很有专业经验的要饭人，就给了她们一点钱，走了。等他从北影办完事返回，仍旧在这条路上，又遇到了这对母女，缩颈斜肩，在那里向行人苦苦讨要。当时是春三月，还不怎么暖和，见她们穿得也单薄了些，他动了恻隐之心。

“这样吧，”他说，“我家里还有些过时不穿的衣服，虽旧，可并不破，你们跟我回去，拿两件穿吧！”

北京春天的风，有时挺峭厉的。但晓声的心，却是非常的热。于是他的热心，好心，善心，就给他制造了一场烦恼。

“谢谢您啦，谢谢您啦！”这也许是真的母女俩，但也不排除是临时的组合搭配，以增加要饭效果而扮演母女的两个人，自然跟随着他，不会放弃这个机会的了。

好在很近，就到了家，晓声翻出几件旧衣服送给她们。看到她们高高兴兴地下楼走了，就关上门，继续写他的东西了。这世界总得有点温馨才行，虽然这些旧衣不值什么，但看到她们那种愉悦的样子，他也感到一点欣慰了。

没想到，凳子还未坐热，有人敲他家的门，打开门一看，还是这对母女。她们说，“刚才您老给衣服的时候，还有一条旧毯子，能不能行行好，也给了吧！”

因为他太太焦丹上班去了，晓声吃不准这条旧毛毯家里还有没有用，该不该给出去，他急于写东西，也不想让她们老是缠着，就做主送给她们了。“好好，给你们，快拿走吧！”

这是上午的事，没想到，下午她们又来敲门了。

他万万没料到，一开门，一大群要饭的围在他家门口。那母女俩差不多把附近的同行业的人都招引来了，挤满在楼道里。前面的，大概是和她们同属一地一村的。后面挤上来的，她说，不和她们一伙的，是见她们得了便宜跟着来的。这些尾随而来，也想捞些什么的要饭的，并不相让。于是在楼道里，两伙人互相攻讦。她要求梁晓声只可怜可怜她们一伙，可又不让非她们一伙的获得这样的机会。后来者当然不肯示弱：“凭什么就许你们要，不许我们要！”

楼道里自然乱成一团，好像要拍雨果的《巴黎圣母院》那个乞丐王国的电影似的，弄得我的朋友不知该怎么招架才是。这场风波，闹了两三天，才告平息。整个楼群里的邻居，都对这位作家侧目而视，弄得他窘透了。

梁晓声给我讲他这段故事时，仍是一脸哭笑不得的样子。

这其实是个接近于闹剧的小喜剧，苦笑之余，倒也充分证实，晓声是毫无疑义的好人。

虽然，有时，这好人做得有点尴尬，有点吃力不讨好，但他乐此不疲。只要有人敲开他的门，晓声老师，如何如何，他不但会听下去，还会帮着出主意，还会解囊相助，还会找到有关部门，仗义执言，甚至到最后，求他的人反而插不上手，只好待着看热闹，他个人却东奔西跑地忙个不停。

有时候，我也奇怪，你们早先认识？

他承认，大多数，这些不速之客都是陌生人。不过，来求他的人，都能很快找到谈话的楔入点：或是兵团的战友，或是知青的后代，或是东北老乡，或是哈尔滨道里道外南岗跟他家能拉上一丝片缕关系的邻居亲戚，只要触动梁晓声的故土情结，文学情结，他就不能置之度外。于是那些热爱文学、愿意为文学献身、非要成为大师的文学青年，那些抱着尺把高稿纸写成的电影文学剧本，指望梁老师点石成金，然后得金鸡奖，得飞天奖的影视发烧友，便频频出现在他家门前。

当然，登门造访者还不仅仅是诸如此类期待他施以援手的人，也还有富得流油的老板，亮得放光的明星，肚皮圆滚的书商，身世显赫的子弟……尽管这些人什么都拥有了，但空虚的心灵，还是渴望晓声那慢条斯理的话语，并得到一点滋润。总而言之，他被大家所需要。

有时，我也到晓声居住的蓟门桥去，那是电影厂的宿舍，有好几个门洞，每次去总搞不清他家是第几个门。每当我在楼前逡巡的时候，楼上总有一位很有名的演员，演过《小兵张嘎》中的鬼子翻译官，开窗向我示意，用手指告诉我，应该从哪个门进去，可以找到梁晓声。其实，我并未向他打听，但他马上知道我要找谁。由此可见，我们这位好人梁晓声，是如何的门庭若市，是如何的访客盈门了。

做到这样被人需要的作家，我想，这便是晓声的成就感了。

那时，我到他家去，一是作为《小说选刊》的编辑，作家梁晓声，必然是在重视之列的作家。但就个人而言，朋友梁晓声，更是放在首位的朋友。大多数读者是可以从他的作品中读出他的性格、他的志趣，其实多数读者愿意掏钱买他的书，当然是要读出他的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公义情结。

这是我杜撰出来的词，公，包含着公正，公平，公允；义，包含着义气，义务，正义。所谓梁晓声式的情结，就是他努力往这个高度接近，正是这个缘故，我觉得他很可敬。虽然，我知道，我这种评价，有些同志并不一定赞成。任何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是多面体，我看到的是这一面，别人也许看到的是另一面。毛泽东早引用过的，汇聚了五千年来中国人智慧的谚语，“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有这样一个出发点，就能客观地，实事求是地，不以偏概全地判断一个人。

我说过了，那是我在《小说选刊》工作时期，经常去他府上造访。那一阵子，我突然发现，值得信任的朋友，能够信赖的朋友，敢情不是很多的。那位在晓声楼洞窗户里露着一张脸的老演员，显然知道我已经是梁家的常客，无须他再指路了，便给了一个电影明星式的笑，尽在不言中了。

什么叫朋友，什么样的人能称得上朋友，每个人的定义不同，要求也不同。我比较倾向孔夫子的朋友观，“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所谓的“谅”，就是在需要的时候，你能在朋友这里找到支持。

最令人寒心者，当你还没有怎么样的时候，甚至连风声鹤唳的程度还不到，有些太聪明的人，太洁身自好的人，就把脸调过去了。更可怕者，还有那些“便辟”“善柔”“便佞”的朋友，恨不能落井下石，发国难财呢！

梁晓声的书，很厚重，譬如那部《雪城》，像一块城砖；可他的体格，很单薄，给我留下的印象，不是很健康的，不是这儿出点毛病，就是那儿发生故障。但这个长得不是那么高大魁梧，也不显得那么孔武有力的梁晓声，在我眼中，却是一条真汉子。

他的外形上，简直找不到丝毫与瓦岗寨、与梁山泊常见的那种汉子的相同处，但在他的基因中，我相信，而且百分之百地相信，有着齐鲁燕赵的汉子精神。什么叫汉子？就是敢担承，敢两肋插刀，大难临头时，不当缩头乌龟，不像土行孙似的撒丫子开遁，连影子也不见。

我认为，梁晓声，作为朋友，绝对是好样的，这是由我切身体会而来。

你有什么难事，就托付给他好了，只要他答应了，只要不到杀头的程度，他都会担承下来。如果真要杀头，我估计他也许会伸出脑袋来，因为没有试过，至于能否做到这一点，我不敢打保票，反正这些年来，我一直把他看作无须顾忌，能够倾心交往的朋友。

往事如烟，过去的事也就过去了，细节对小说是重要的，对不成其为记忆的记忆，也就无所谓了。但是，回想起与晓声的两个世纪的交往，我还真庆幸有这样一位相差二十岁的忘年交呢！

解读梁晓声

韩小蕙

一

记得是有一年的金秋十月，天已大爽。有一晚端坐灯下读报，忽然看到一篇非常漂亮的批评文章，不仅态度勇敢，言辞率直，而且最关键的，是一下子批评到要害处，又分析得头头是道，十分深刻有道理。心里暗暗称奇，赶紧寻找作者的名字——敢情，原来是“梁晓声”。佩服有加的同时，也替他捏了一把汗：晓声兄，这年头，人家都不批评，只有你老是这么直率，你大概是觉得“心底无私天地宽”吧。可是，你看着吧，肯定又会有麻烦找到你头上！

果不其然，后来听说晓声接到不少匿名电话，除了肮脏的谩骂和诽谤，还有讹诈和威胁：扬言要乘他出访之际，把他的家人怎么怎么样……要是换了别人，可能就胆怯了，可又是晓声，拍案而起：

“我就不信，这还是不是社会主义中国了？”

这就是梁晓声——真实，率直，磊落，坦荡，不信邪，不退缩，不油滑，敢言人不敢言，敢做人不敢做，疾恶如仇，直抒胸臆，天不怕地不怕，好汉做事好汉当，位卑未敢忘忧国，还有点儿憨。

二

曾有一个著名的文学批评论断，叫作“文如其人”。但我以为，这话只说对了一部分，也就是说，只有一部分作家可以做到心在笔端，作文与做人较为一致，梁晓声便是这一类作家中的一个。而且要解读他的作品，还就得从了解他的性情开始。

晓声是个处处都能见到真性情的人，他的故事太多了。

有一次在东北绥芬河市，晓声去采访边贸市场。忽然就见人群乱了起来，间有“抓小偷”、“打死他”的喊声。晓声看到愤怒的人群在打一个年轻人，已经打得浑身是血，抱着头在地上乱滚，一边哀告着：“我不是小偷，是他们栽赃……”可是旁边有几个壮汉继续喊打，好像非要把他打死不可。人生地不熟的晓声，突然就冲上去了，用身体挡住那个年轻人，呵斥不要再打了。那几个壮汉一起怪叫起来：“他们是一伙的！”说着就向他扑来。身材单薄的晓声毫无惧色，据理力争，直到闻讯赶来的市政府工作人员将他解救出来……类似这种场面，晓声已不止一次遇到，每次都“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比他自己的事还敢拼命。凡事后，每问有没有危险，皆答曰：“知道有，可就是忍不住。”

以至于他所住的社区群众，有什么不平事都愿找他站出来说话，俨然比人民代表还要人民代表。

其实从外表上，还真看不出他有那么烈，相反倒有点儿像一位女性，说话慢慢的，音量很低，很有节制和分寸感。他还老有一种“老大情结”。不是“老子天下第一”的那个“老大”，而是指在家里排行第一的“老大”，在朋友圈子里，会周到地关心这个，体贴那个，像大姐姐一样细心，有时还会充当让大家插科打诨的角色。这时他的憨也就毫无遮掩地暴露出来了……去年我们一行人去广东，在首都机场集合，人家李国文、叶楠二位，衣是衣，帽是帽，箱子是箱子，挎包是挎包，收拾得停停当当，又风度又派头，最后晓声来了，穿一件绿不叽叽的夹克衫，手里拎着一只纸袋子。众人见了皆问：“你的东西呢？”晓声用两手撑开纸袋，慢条斯理地说：“在这里面啊，包括两个剧本，三本书。”我们几位女士俱笑，人家自己倒又抖落出一个“包袱”：“我上次去日本，也是拎的它。”

三

在这种文学笔会的活动中，晓声最见光彩的时刻，是在会场上发言，也包括晚上大家聊天时的神侃。别看他平时话不多，但若赶上他感兴趣的话题，能像作报告似的，滔滔不绝地讲上四五个钟头。所谓他感兴趣的话题，其实只有一个，就是“兼济天下”一类，用过去的话说，叫作“关心国家大事”。婆婆妈妈的话题不属于梁晓声。

我总觉得晓声发言特别带劲儿，能一直听到心里去。这是因为他从不讲官话、套话、装腔作势话，但凡一开口，必带着独到的观点，浸润着一个成熟的中国作家的真知灼见。

比如有一次，在一个电影文学剧本讨论会上，与会者哪个也不是等闲之辈，而是各路的大师、权威、英雄、豪杰，发言果然都很精彩，非同一般。轮到最年轻的晓声发言了，只听他竟是从美国好莱坞电影的发展过程讲起，一直谈到欧洲电影探索的功过得失，再到第三世界国家电影的兴起，最后讲到中国电影的优长和短处。这样，虽然没有讲太多的具体意见，但所有人都明白了那个剧本的缺陷在哪里，剧作者也心服口服，欣欣然接受。当时我的感受，晓声可真有水平，这几年厂长（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可真没白当，不服不行！

类似的场面我遇到过多次，每一次都被晓声的言辞所折服。我体味到，这不光是一种发言，一种冷冰冰的研讨，其中最主要的，是还包含着晓声善于体贴别人、为别人着想，同时又善于开导别人的做人姿态。这和有些作家是不同的，特别是和那些自我感觉良好的作家不一样，他们更像老师（而晓声更像一位循循善诱的兄长）。在他面前，你从没有因他施加的名人压力而使自己自卑，你真正从心里觉得你与他是平等的。

这种大家我见过不算少，心里一向极为钦佩，年长者如季羡林先生、张中行先生、邓广铭先生、吴冠中先生、叶君健先生，还有已经逝去的冯至先生等等；中年的和青年作家里面也见到过。他们虽然俱是大学问家，或者是名副其实的大作家、大评论家，可他们共同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自我感觉不良好，老觉得自己的学问还太浅，“让高明人笑话”（张中行语），这正应和了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那句著名格言：“一个人好比是分子，他对自己的估计好比是分母，分母越大则数值越小。”

在这一点上，晓声是很突出的，按说他成名很早，位列少年得志之人，容易张狂，容易骄横，容易轻蔑别人，唯我老子天下第一等等。可是我却从未见他傲慢过，相反，他还老是一副耶稣受难者的形象。

四

说来这也真是咄咄一桩怪事，尽管晓声行侠仗义，主持公道，而且极爱帮助别人，打抱不平等等；又尽管他写了那么多好作品，比如早年间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后来的《父亲》《雪城》，又后来的《九三断想》《九五随想录》，直到前些年播放的电视连续剧《年轮》等等，都深得老百姓欢迎，以至于我们走到广东河源县偏远的山区，他的“追星族”也像山上的树木水里的游鱼，“漫山遍野”，走到哪儿都能碰上；可是他又时常处于一种被攻击、被贬损的境地——批评他的文章似乎比别人多些。

我不是说不能批评，但是我从这些批评当中，老是见出一种深深的敌意，一种想把他整垮的企图，这就不正常了。细细思之，以己之心度社会之腹，我想最主要的、最深刻的原因，恐怕还是源于他的——敢言。

我理解，晓声的敢言有着以下五大特点：

1.疾恶如仇。只要见到邪恶，晓声必欲“言”之而后快，而且毫不留情面，也不顾及会对自己个人产生什么后果。他似乎对坏人坏事有着一种天然的仇恨，就像古代的骑士一样，绝对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境界，这时候的他真乃一条令人佩服的东北大汉。这是会让坏人对他有一种天生的恐惧感的，认为他是他们不可逾越的障碍，所以必然视为眼中钉，不惜群起而攻之。

2.社会公正意识或曰“道义感”。其实好多事本来并不干晓声什么过节，他个人既没有丢钱包也没有掉二两肉，他只要来个事不关己不吭声，就会无滋无扰地当他的作家，写他的小说，拿他的稿费，过他的小日子。可是晓声又天生不是为一己“活命”的人，他的忧虑、痛苦、沉重、激动、冲动，他的怒发冲冠、仗义执言、披肝沥胆……都不是为自己，而是为老百姓代言。他的作品中，从来就有的一部分重要内容，就是对社会的干预，这是那些“为文学而文学”的文人所远远不及的。

也许是我自己的归类方法太过一厢情愿了，可我总觉得，梁晓声可以说是“士”，而不是“文人”。他是承继了“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一条血脉的——自古以来，我们中华民族就源源不断地生长着这种知识分子，比如屈原、李白、苏轼、龚自珍等等，这种“士”虽然老是被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个人命运一直是与贬官、抄家、流放、杀头联系在一起，可是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无欲则刚”，所以敢为天下言。

3.是非分明。什么是“是”，什么是“非”，晓声心里有着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这是他凡十年来受到的正统教育所形成的世界观，对此他绝不含糊。他要求自己必须坚持“是”而摒弃“非”，连一丁点儿商量妥协的余地也没有。甚至就连他帮你解决了什么困难的时候，也还要对你的错误思想或行为作出诚恳的批评。

我就听他说过怎样帮助自己的弟妹。由于东北的经济不景气，晓声的弟弟妹妹陆续待业在家，他从钱物上给了许多支援不表，单说有一天，弟弟说道：“哥，你要是哪天发个大财就好了，比如哪部作品卖个100万，分给弟弟妹妹们每人20万，咱拿去做点儿生意啥的有多好。”

晓声当即就施以教育：“哥帮你们是绝对要帮的，可是你们也应该想想吧，自己能做点儿什么呢？”

4.平民意识。晓声曾多次表明自己是一个平民作家，这不是嘴巴说说好听的，而是与生命同在的一种生存方式，是要付出代价，有时甚至是昂贵的代价的。有些人成了名之后就“贵族化”了，不再敢说话，更不再为人民代言，因为会危及他自己已经得到的地位和待遇等等；晓声不是这样，他就把自己定位在普通人当中，老百姓的柴米油盐，婚丧嫁娶，生孩子，找工作，居家过日子，欢乐与痛苦……他和他们一样关心着这些青菜萝卜的小事，一点儿也没觉得这太不高贵了，太不是一个“高雅”的作家所应想的问题。

最让我感动的是有一次在研讨会上发言。他讲，作家们不光要关注自己的精神家园，还要关注大众的精神家园问题，比如打开我家的后窗，我就会看到远处那位打扫卫生的老人，他每天把地扫干净以后，就坐在一张破藤椅上晒太阳，还尽量把自己坐得舒服些。他活着，靠什么支撑自己呢？他的精神家园有什么问题呢？想老百姓所想，谈老百姓所谈，关心老百姓所关心，做老百姓所做，晓声不但从没觉得丢脸，反而以此为荣，乐此不疲。这是以摒除了某些一己功利之得失、没有了任何心理负担、脱掉了所有虚伪和矫情作为基础的，不敢说话才是怪事。

5.越敢言朋友越多。也怪了，连我们的民族古训都说是“话多必有失”，可晓声越敢言，他的朋友越多。从执政党、民主党的高级官员，到家门口卖菜的、修鞋的小贩；从文坛的男女老少作家们，到居民区的老少爷们儿；从老相知到新朋友；从陌生人到自己的家人、兄弟姐妹、远亲近戚，大家都很喜欢他，人人都把他视为朋友，愿意把知心话跟他说。在晓声的单位北影厂，有时小青年们跟某个领导发生了冲突，润滑剂就是梁晓声，他既能上上下下抹抹稀泥，又能抹下脸来批评。有些事，别人批评不得，他说话，就没人敢闹，这当然也是源于他的自律，比如好几次评职称时，他自己就先让了，所以他到现在还是“二级作家”。有不少名片上印着“一级作家”的“作家”，读者根本不知道他是谁。还有时，晓声还会有“艳遇”呢，厂里的一群女孩子唧唧喳喳叫住他，说是看他心事重重的，要和他谈谈心，开导开导他，别有什么事想不开……我总结，这些都是源于晓声对人的善意，他的话，即使是怒发冲冠的批评，出发点也都是善意的，希望人们弃恶从善，逐渐地修炼自我，变成一个好人。而人类，绝大多数，都还是愿意做一个好人的。

敢言，是一种人生的大境界。

五

下面我该说到晓声的作品了。

晓声是新时期的作家，成名很早，又一直在奋笔疾书，从20世纪70年代写到90年代，所以他的作品很多，大大小小的著作已有几十本，除了广为人知的《年轮》等以外，我还读了不少在文学圈内引起重视的作品，比如长篇小说《浮城》、中篇小说《学者之死》等等。但我最喜欢的、最有心灵感应的一本是《九五随想录》，所以重点谈谈它。

这部书在1996年春季出版，迅速“大红大紫”，不仅在新华书店和一些图书馆作为“要目”荐出，而且在北京（外地我不知道）的各个小书摊上，也赫然身居要津。换句话说，它的影响早已远远超出知识界的范畴，而走入到普通老百姓的心中了。

其实已经毋庸赘言，前面说的晓声为人的特点，也就是他这部作品的特点。《九五随想录》，更确切地说是他在和你促膝谈心，十分坦率地把他对这个急骤发展变化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既充满着旭日东升的希望，又呈现着江河日下的躁动的转型期社会的看法，娓娓地向你和盘托出。你能强烈地感觉到他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也是行动上做的”，如今这种作家已经不多。这部书的第一个特点是流畅好读。有好几个晚上我都读到半夜两三点，好像字字句句都带着钩子，在拽着你一口气读完。晓声的书一般都有这个特点，他从不故作高深，像有些作家那样，为显示自己的学问而尽搜生僻冷僻词，把文章做得高深莫测。相反，晓声极为重视平实，要想到自己是写给普通人看的，要能让他们接受。这种写作姿态，又一次证明了他是一个“平民作家”。

我最受震撼的一文是《伤心一跪》，没卒读，我就感到全身的血都涌到脸上，激愤得不能自持。一个外国女老板，竟可以在我们中国的大地上，肆无忌惮地命令中国工人向她下跪，这件事若发生在100年前还可信，可是却偏偏就发生在当下的、我们每个人都正生活其中的、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这是多么可悲的一个噩梦，以晓声那种宁折不弯的性格，我能感觉出他写作时会是怎样的“义愤填膺，有泪如倾”！

我最佩服的一文是《答×小姐问》，面对某日本小姐为其军国主义的辩护，晓声毫不含糊，义正词严地迎头痛击之，坚决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这是近年来很少见到的痛快文字。

我最受感动的一文是《我和文学》，这是晓声至真至切的少年辛酸泪，仅仅因为穷，他的整个小学时期是在备尝艰苦、备受歧视的压抑中度过的，他从来就没有过幸福的童年。我很赞成是文中他那种敢爱敢憎、不为日月所湮、不为当事者所讳的直率——不知道当年那么深切地伤害过他的班主任是否还活着，她看到此文会作何感想；也不知道天下的老师们能否引以为戒，让这样的悲剧别再重演。可痛的是那位阳光一样温暖的语文老师已被折磨至死，不然的话，她将感到多么欣慰！

最吸引我的一文是《感觉日本》，晓声为我们提供的是一个信息量极大的当代日本万花筒：那几位令人尊敬的严肃学者，那位来中国求学的穷人家的女孩儿，那些性耻辱感已经消失了的女人，还有丧失了生活目标的一天到晚泡迪厅的现代派青年，在这些光怪陆离的社会怪现状面前，我们既得到了认识，也得到了启迪，还留下了思索：人类的幸福之路，到底应该怎样走？

……

因为篇幅关系，我不能再详述下去。合上这部不算薄的《九五随想录》时，我想的是，“大红大紫”自有它的道理，读完这部书，令人有一种“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感慨。再深入地说一句，“大红大紫”来源于这是一本反映了人民心声的书。

六

我知道，现在人类早已过了“英雄崇拜”的年代。无论你是谁，你若在这一抬手就将推开21世纪之门时，还在说你“崇拜”谁谁，那只能说明你“小儿科”。为避免被人嘲笑，我自动降一格，改“崇拜”而为“钦佩”。

我特钦佩晓声身上还存有的某种精神，比如自律精神是也。可据说这已经是属于人类的史前期行为，与当代社会格格不入了。

全国许多报纸都刊登了梁晓声公开接受批评的一则报道：

广东一位女读者读了晓声的新作《恐惧》之后，用激烈得近乎挖苦的言辞，尖刻地在报纸上给予批评。晓声看到白纸黑字后，非但没有暴跳如雷，没有加以辩解和组织反击。组织反击也很正常，理由如下：第一，愿为晓声摇旗呐喊的文友多多，哪个都能充分地论证出《恐惧》之所以要那么写的合理性和高明之处；第二，你批评者用那么尖刻的言辞干什么，想借骂名人出出名是怎么着；第三，你说晓声写得不好，你拿出来一个试试；第四，你肯定有什么私人目的或者受谁指使；第五……不，梁晓声绝不是那样的人，绝不会那样行事的。他只会本着“有则改之”的态度闭门思过，“斗私批修”，直至做出了彻底放弃两个“三部曲”写作计划的决定，尽管其中一本已经写了十五万字，按稿费来算可得万把元钱。

这已使人钦佩了不是？然而晓声自己倒还没有完，他用一种在某些人看来只能是属于“理想主义”的精神对待自己，思过、改过之后，没有私下里悄悄给批评者写一封信说明了事，而是将信函投书报社，公开进行了自我曝光——这等于是向文坛和全体读者作了一个检讨，对于他这样早年成名的中青年作家来说，迈出这一步是多么不容易啊！我也像许多文友一样，至今不明白他哪儿来的这么大的勇气。坦白说，我们大家可都没有这种大无畏气概。

是呀，现在早已不是昔日那个“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的年代了（叫我爆发革命，你呐），也不是整天“斗私批修”的年代了（叫我斗私批修，你自己怎么净违法乱纪），“从我做起”也不怎么太对劲儿（光让我做起，你怎么不做呐？谁来监督你），“清洁精神”“红色情结”“唯精神论”“摒除物质主义”等等提法、做法，也都有各种争论，都可以从各种角度来审视和理解。我认为这当然是好事，说明了社会的开放度加大了，社会的色彩更加五彩缤纷，社会思潮滚滚向前，人的精神天地得到了空前的解放和扩张。可是我也有所保留，还怀恋着过去年代中那些崇高的东西，觉得不能全都一扫而光。比如：

欢迎批评，闻过则喜。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三省吾身，善良为本。自我修炼，见贤思齐。

自知之明，不骄不躁。谦虚谨慎，平等待人。

路见不平，伸张正义。助人为乐，与人为善。

干了好事，不事张扬。犯了错误，不加掩饰。

有了荣誉，不争功劳。见了利益，不动私心。

不吹大牛，不说假话。不玩花活，不搞欺瞒。

多做少说，甘于奉献。老老实实，埋头苦干。

还有：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君子慎其独也。

知耻近乎勇。

忍辱所以负重。

知止所以不殆。

……

类似以上种种，都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如果全扔了，会怎么样？

“我想象不出来有多么的可怕！”晓声说。

“所以，我们总还是应该坚持点什么。”他一边说，一边沉思着。

同时，也就一边坚持着做了下来。我想，这就是他能够像朝圣者一样自律的原因所在吧？虽然并没有多少人为他叫好（我们民族似乎更习惯于喝倒彩、起哄、唯恐天下不乱和浑水摸鱼），但是，人最不能欺骗的，是他自己。

七

作为梁晓声的钦佩者和朋友，公正地说，他也有不少缺点，经常引起我们大家的群起“批判”。

比如有一次聊天，晓声很不经意地说，他喜欢简洁，平时在家里，看到妻子焦丹在墙上挂一个小花篮，都要说服她拿走，因为“摆那玩意儿多累赘，时间长了还要落很多土，还得收拾”。

作为一个女性，我立刻指出，你这样做可没道理，爱美是女人的天性，你不但不应该打击人家的这份儿情致，相反还应该大加鼓励。现在都什么年代了，人人都唯恐生活不丰富多彩，哪还有你这种人，还要限制人家……他摇头，又不以为然地补充了一个例子：说是某一天他看见焦丹的头发长了，就提醒她说，我扫地的时候，可发现咱们家地上有长头发了，你是不是可以考虑剪一下？焦丹就说，那好，等我哪天有时间，去理发馆剪一剪。梁晓声同志竟然说：“你不知道我做事喜欢痛快吗？来，拿把剪子，我现在就给你剪吧？”

我立刻又叫起来：“你说剪，焦丹就让你剪了？！”

晓声说：“啊，当时就剪了，我的技术还不错呢。”

我说：“我指的不是这个。我是说，你干吗要限制人家留长发呀？你不知道女人多看重自己的头发吗？你怎么会在家里犯这么多低级错误啊？”

梁晓声根本不承认：“这怎么会是错误？我说的都是对的呀！”

他的确不认为自己是犯了错误，相反没准还认为焦丹特感激他呢。说实在的，焦丹可真是梁家的贤妻良母，就这么迁就和纵容着梁晓声同志，简直把他都惯坏了。

大名鼎鼎的梁晓声同志一点儿也不会生活，他最向往的就是住到一个农家小院，小炕桌往炕上一支，不受干扰地写作。窗外可以有一小片菜地，养上一只奶羊，再养两头小毛驴，文友来时，可以赶着驴车去接……这种向往，当然在现阶段还只能是想想过一把瘾，但此种潜意识落实到现在的生活上，晓声对人间烟火的需求就是少而又少的了。他家后面那一条农贸市场街，吃穿用都有，足够满足他的需求了，他穿了好几年的一件绿不叽叽的夹克，就是他花25元在那儿买的，“又方便，又便宜，穿起来也挺舒服的。”后来有一次牙疼，晓声舍不得时间，竟也奔向农贸市场，让马路上的“牙医”给治，结果当然是被骗走几百元钱又越治越疼了事。

焦丹对他这种低级错误是爱恨相间而又爱莫能助，只好在他下楼可能要经过农贸市场时，悄悄掏空他的衣兜，再公开施以警告：

“不许买啊……”

焦丹对晓声的“不许”，大概仅此一项，其他时候，她都是一副大将风度，包括晓声给他的弟弟妹妹们、表哥表弟们寄生活补贴。这种出手都不是小数字，按照晓声的说法，他要供养四五个家庭的生活，有时还要加上盖房子之类。这种一连几年的供养不会是轻松的，晓声又不是商人，他靠的是稿费，稿费靠的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写靠的是呕心沥血！晓声是太用功了，以至于年纪轻轻就得了很严重的颈椎病，人又瘦，脸上熬得“满面尘灰烟火色”，连朋友们都调侃“为了全家的幸福请梁晓声先生学会爱护自己”，焦丹能不心疼？可她就是举止得体，落落大方，分寸有度，“大家气象”，这最后的词是李国文先生给的，语出自《我真佩服》。

叶楠先生有话：“晓声这辈子活得可真有点儿冤枉，他付出的这么多，比别人多出好多倍，得到的又这么少，比我们大家的平均值都少，这一出一进，相差得实在太多，叫我都觉得很不公平了。”

晓声听了，慢腾腾也不吭声。等大家鸡一嘴、鸭一嘴、喜鹊一嘴、老鸹一嘴，把各自的意见都尽情地表达完了，才蔫蔫地说：“可是我觉得我也得到了呀——愉快——就这样做，我才觉得最愉快。”

感受晓声

何镇邦

梁晓声说起来是我的校友，以前，又是认识多年的朋友，但是一旦想执笔写写他，又觉得没多少具体的事可写。对于此，更多的是一种机械抽象的感受和印象。于是，只好写点对他的感受和印象。

我是搞文学评论的，但是对于我的学弟梁晓声的作品却从未评论过，这并不表明我对晓声的创作不关注，对他的作品不喜欢。相反，对于并不成为我的评论对象的作品，作为一个普通的读者却读得更投入，更带客观色彩。对晓声早期写知青生活的作品，我正是持这种态度去读的，读得很投入。对于《雪城》这部长篇小说是这样，对于中篇小说《今夜有暴风雪》更是这样。尤其他作为编剧的电视连续剧《年轮》，我不止一遍地观看过，且都被深深地感动，每当听到电视剧中的那首主题歌，心情就激动不已。我是赞赏晓声的人生态度和写作姿态的，也是赞赏他作品中表现出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平民态度的，我就晓声的创作想说的话，只是没有写在我的文学评论中而已。我想，有一天会找机会补上的。

晓声的作品有一个相当广大的读者群，这一点我也有同感。前几年，我有一位侨居美国洛杉矶的亲戚回国探亲，偶然间在《钟山》上读到梁晓声的中篇小说《尾巴》，喜欢得不得了。不仅要求我约个时间见见作者，且有把此作品搬上银幕的打算。后来，我约了晓声同他们夫妻见了一面，且就《尾巴》改编的有关事宜进行了磋商。

此事后来虽然未果，但由此可以看出喜欢梁晓声的读者之多，连回国探亲的文学圈之外的读者偶然间翻翻杂志都被梁晓声的作品吸引住了，仅此一例，就很能说明问题。

作为一位朋友，晓声是热心的，也是可以信赖的。我同晓声之间联系不多，算不上深交，但有什么事求到他，他总是二话不说就办的，有些尽管是相当为难的事。作为这次想请出他作为“名家侧影”这一专栏的被聊的对象，就使他感到相当为难，但他还是痛快地答应了，并且很快把文章、相片、签名等寄了来。其他的一些事，也总是一个电话就可以搞定的。从我的切身感受来说，晓声绝不是什么“无冕皇帝”，也不是什么不讲朋友交情的无义之徒，而应该说是一位很能为朋友着想的重视友情的人，是一位具有平常心的平民作家。

晓声是我母校复旦大学的工农兵学员，由于当时时代的限制，在校时读的书不多。可是自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跨出复旦大门，尤其是后来进行创作以来，他是很注意读书做学问的。他区别于那些专门写作的写家，而是善于读书和思考的学者。这可以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他出版的不少随笔集中看出来。最近，听说他辞掉儿童电影制片厂副厂长的职务，跑到北京语言大学去教书，最初感到惊愕，后来就感到很自然的了。因为，按照梁晓声的性格和长期以来在学问上下的功夫，到大学任教是顺理成章的事。值得指出的是，晓声不是像某些作家那样到大学兼职当个教授或院长什么的，赶个时髦，图个名声，而是把“口粮”转到大学里去，开门课，认认真真地教书做点学问。这实在不简单。前些时候接到晓声的一封短信，说他这学期开了课，一开学就要上课，比较忙，有事找他可以打他夫人焦丹的手机再转告他，可见他教书也相当的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