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育同与之伴随的其他教育的关系

文与道 文与道的关系因跟我国文化传统和社会政治联系比较密切，经常是语文教育中最受人们关注的问题，也是讨论得最多而往往容易陷入误区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叶圣陶先生一直认为，在语文教育中，“道”与“文” 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人们进行思维活动， 不能离开语言这个工具。就一篇文章说，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是不可分割的。读一篇文章，理解它的内容和理解它的语言文字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写一篇文章，正确地反映客观事物和准确地运用语言文字也是分不开的。因此， “学习语文，这两方面都要正确对待”。他的科学的语文本质观始终是把这种文道的辩证统一作为题中应有之义的；而他在阐述文道的辩证统一时又总是从他的科学的语文本质观出发的。

叶圣陶先生一贯十分重视语文教育中的“道”，他把“立诚最为贵”作为听说读写的原则，指出：“此语自‘修建立其诚’来，无非‘言之有物’ ‘言之由衷’之意。而品德修养，实际锻炼，亦复包蕴在内。”“话与文都不是可以‘做作’的，有几分品德知识能力只能说几分的话，写几分的文⋯⋯ 所以说或写似技能而非技能，实际是其人的表现。”“文当然要作的，但是要紧的在乎做人。”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他所说的“道”，不仅是指政治思想，而且包含了道德修养、学会做人的丰富内容。而这些又自然是同“文”、同人们的听说读写实践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对我国优秀文化教育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不但如此，他还将对事物真理的探求和情感个性的陶冶列入“道” 的范畴：“作文之形式为文字，其内容实不出思想情感两端。以言思想，则积理必富而为文始佳⋯⋯宜令学者随时随地探求事物之精蕴，且必经己之思考而得答案。然后陈事说理自能确切而畅达。以言情感，则因人而异，岂能强求其同⋯⋯而于平日训练能注意学生个性，因势利导而陶冶之，收效自必更巨。”他并指出：“就内容方面说，我们注重心理的建设。”主张从文化心理、情感、人格、精神的潜移默化和建构来理解语文教育中的“道”，反对把“道”简单化表面化、狭窄化、庸俗化。这更是深入拓展了“道”的现代科学与人文涵义。

另一方面，叶圣陶先生又不断地告诫人们不要忘记语文教育的目的任 务，不要脱离“文”空讲“道”。我国古代强调“文以载道”，就有偏重思想内容忽视语文工具和运用语文能力，而又把思想内容限于灌输儒家道统的消极一面。“五四”以后一段时期，国文科的教学，特别在中学里，仍然专重精神或思想一面，忽略了语言文字的训练，使一般学生理解和运用语文的能力没有得到适量的发展。建国后，这种倾向又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以不同的

形式表现出来，一度曾发展到盛行“从课文中抽出其政治道理而空讲之”的地步。正是针对这种倾向，他指出：“国文教学除了技术的训练而外，更需含有教育的意义⋯⋯不过重视内容，假如超过了相当的限度，以为国文教学的目标只在灌输固有道德，激发抗战意识，等等，而竟忘了语文教学特有的任务，那就很有可议之处了。”“国文教学自有它独当其任的任，那就是阅读与写作的训练。学生眼前要阅读，要写作，至将来，一辈子要阅读，要写作。这种技术的训练，他科教学是不负责任的，全在国文教学肩膀上。”而思想道德教育，必须有关各学科都注重这方面，学科以外的一切训练也注重这方面，然后有实效可言。国文诚然是这方面的有关学科，却不是独当其任的惟一学科。为了切实让学生一辈子受益，也是为了讲求“育人”的实效， 语文教育中的“道”应当掌握适当的“度”，决不能冲击、取代语文学科特有的任务，并且要与“文”有机结合于语文教学之中。叶圣陶先生指出：“我认为对语文教学来说，只要把文章讲透了，也就是‘文’与‘道’兼顾了。那么怎样才算把文章讲透了呢？所谓讲透，就是让学生充分领会和消化文章的内容，变成他们自身的东西，化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在语文教学过程中，一定要靠讲明语言的运用和作者的思路——思维的发展来讲内容。“不脱离文篇之思路发展与语言运用，不放开文篇另外说一番道理，另外说一番篇章结构之类，学生即当于思想品德方面有所感受，于读法写法方面有所长进。”这样，才能达到“养成善于运用国文这一种工具来应付生活的普通公民”的目的，才能真正充分而有效地发挥语文教育在全面提高国民素质中的重要作用。

语言与思维 在现代语文教育史上，最早具体阐明语文教育中语言训练与思维训练辩证关系的，是叶圣陶先生。他在 1919 年 1 月 1 日发表于《新潮》创刊号上的《对于小学作文教授之意见》一文中提出，作文教学必须注意训练学生的思维，激发学生的情感。“观学生作文之进步与否，当视其推理能否正确，抒情能否绵美。”不久，他更明确地指出：“须认定国文是发展儿童的心灵的学科⋯⋯学童所以需要国文，和我们所以教学童以国文，一方面在磨炼情思，进于丰妙；他方面又在练习表出情思的方法，不至有把捉不住之苦。这两方面，前者为泉源，为根本，所以从事开发和栽培，最为切要。” 并在 1923 年他撰写的新学制《初级中学国文课程纲要》中把“使学生有自由发展思想的能力”列为首项目标。另一方面，在这期间，他又论述了语言训练对发展儿童思维的重要性，指出要培养儿童的思维、情感，就“要使他们能利用适当的工具来表于外”，“所谓适当的工具，当然语言独占重要”。投身“五四”思想解放、语文变迁的大潮，吸取心理学的有关科学成果，使叶圣陶先生一开始就突破形式主义的语文教育观，把发展和训练受教育者的思维特别是创造性思维作为现代语文教育的重要内在目的与尺度，并同语言训练紧密结合起来，赋予了语言训练新的生命。

以后，叶圣陶先生又坚持和发展了自己的观点。他强调，语文教育，“在

基本训练中，最重要的还是思维的训练。不要只顾到语言文字方面，忽略了思维的训练。各门功课都和思维的训练有关，特别是语文课是着重训练思维的”。因为，“语言是和思维分不开的。语言是思维的固定形式。只有想清楚了才能说清楚”。与此同时，他又认为，在语文教育中，思维训练不能脱离语言训练孤立进行，不能把语文课上成单纯的思维训练课或智力训练课。“训练思想，就学校课程方面说，是各科共同的任务；可是把思想语言文字三项一贯训练，却是国文的专责。”这是由语文学科的特性决定的，也是由思维与语言有机统一、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决定的。语言是思维的工具。“人不能虚空无凭地想，必须凭着语言来想。”“不经训练的人也能说话，但良好的语言习惯没有养成，说话如果欠精密，欠正确，就会影响到思想，使思想也不精密，不正确。”人的运用语文能力的发展取决于其思维能力；反过来，人的思维能力的发展又受其运用语文能力的制约。“把思想语言文字三项一贯训练”，使之相辅相成，收到受教育者运用语文能力和思维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的良效，让其真正做到“善于运用国文这一种工具来应付生活”， 正是语文教育应有的独特功能，也是语文教育本来的目的追求。“把思想语言文字三项一贯训练”，要以语文教材为凭借。在语文课堂教学中，训练思维的材料就是课文。一篇篇的课文都是作者动了脑筋写出来的。在学习一篇文章时，就要学习作者是怎样动他的脑筋的，看作者是怎样想和怎样写的。教师一方面给学生指点和引导，一方面督促学生练习，这就是训练。“把思想语言文字三项一贯训练”，要启发受教育者在练习听说读写的时候，自觉地注意思路的开展。“命题作文，不仅练笔，实为训练脑筋，使其就某一事物详悉思之。思之既明，取舍自定，条理自见⋯⋯由作文练习启其精思之途， 逐渐养成良习，则其效不仅在于能作文而已也。”

以上是对叶圣陶语文教育观的粗浅探析。笔者深深感到，认真、系统地研究这一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语文教育观，继承这份珍贵的思想遗产，对于我们正确认识语文教育现状，推动语文教育改革健康发展，发挥好语文教育在国民素质教育和优秀人才培养中的重要基础作用，对于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进一步开拓现代汉语文教育新路，促进中华文明振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栏主持／编辑 梁伟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