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薪火——科技专著

在浩如烟海的我国古代文化典籍中，科技专著所占比例虽然不大，但记载着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堪称一朵奇葩。

我国古代科技源于生活，生活需要各种实用技术，而古代科学家的探索精神是古代科技发展的重要因素。他们的专著包括古代医学著作、历代天文历法专著、历代农学专著、历代地理专著和工艺科技专著等，其所记载的我国古人引以为豪的发明创造，多是对生产经验的直接记载或对自然现象的直观描述，无不带有鲜明的实用性，极大推动了我国古代文明的发展。

关注健康的历代医学著作

在神话时代的神农氏时期，当时的人们没有多少东西可吃，靠捋草籽、采野果、猎鸟兽维持生活。有时吃了不该吃的东西，中了毒，重时就被毒死。人们得了病，不知道对症下药，只能遭受病痛的折磨。神农氏为这事很犯愁，决心尝百草，定药性，为大家消灾祛病。

神农氏为疗救民疾，他尊当时名震天下的医生岐伯为老师，称为“天师”，他们经常在一起研讨医学问题，后来留下了宝贵的医学著作《黄帝内经》，这是我国最早的医学著作，后人也称之为“岐黄之术”。

《内经》因是后人假托黄帝所作，故又称《黄帝内经》。实际上，这部医学经典并非出自一人之手，而是许多医学家长期积累的成果，它大约成书于战国时期。

《黄帝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大部分，《灵枢又称《针经》。《素问》和《灵枢》各有9卷81篇，合为80卷，126篇。

《黄帝内经》在我国古代哲学思想阴阳五行学说的指导下，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人体生理学、病理学、病因学、诊断学等，介绍了内科、外科、儿科、妇科等310种病候，以及对这些疾病应采取的汤液、针灸、按摩等治疗方法。

《内经》还提出了用解剖方法探求病理的主张，并强调以防病为主的医疗思想。已经不是消极的治病，而是积极地注意身体保健和疾病的预防了。

《内经》是一部包括丰富的医学理论和临床实践经验的古典医学著作，反映了我国古代医学发展的成就，在我国医学史上和世界医学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内经》为祖国医学的学术理论体系奠定了广泛的基础，对促进后世医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到了秦汉时期，由于内外交通日益发达，“丝绸之路”开通，西域等少数民族地区、南海等边远地区以及东南亚等地的药材源源不断输入内地，并逐渐为内地医家所采用，大大丰富了当时人们的药物学知识。

秦汉以来，药物学知识又有了新的积累。西汉初期曾流行过药物学专著，《史记·仓公传》提到的古代医药书中就有《药论》，还有传说的《子仪本草》。

用药经验的积累，以及药物学知识的日益丰富，需要专人进行整理和研究。因此，西汉朝廷就已开始招集专人整理、研究和传授本草学。加之秦汉时临证医学的迅速发展，对药物学也要求相应发展，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了《神农本草经》一书。

《神农本草经》全书3卷，共收载药物365种，采用上品、中品、下品分类法，以补养无毒药120种为上品，以遏病补虚、有毒或无毒的120种为中品，以除邪多毒药125种为下品，这是我国药物学最早、最原始的药物分类法。

《神农本草经》在药物理论方面，概括记述了君臣佐使、七情和合、四气五味、阴阳配合等，并且明确了“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的原则，使药物性能与病机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完善了中医学的治疗理论。对药物功效、主治、用法、服法都有一定论述，很便于临床应用。

《神农本草经》中提出了配伍宜忌的观点。所载主治病症约170余种，包括内、外、妇、五官等各科疾患。另外，还注意到药物的产地、采集时间、炮制、质量优劣和真伪鉴别等。

《神农本草经》包含了许多具有科学价值的内容，而所反映出的当时我国医学通过大量实践积累起来的对药物的认识，是很了不起的。《神农本草经》对秦汉以前零散的药物知识进行了第一次系统的总结，历来被尊为药物学的经典著作，并被注释发挥。

与《神农本草经》同时产生的还有张仲景的《难经》。张仲景于150年正月十八日出生在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其父张宗汉曾在朝为官。由于家庭条件的特殊，于是张仲景从小就接触了许多典籍，他从史书上看到了扁鹊望诊齐桓公的故事后，对扁鹊产生了敬佩之情，从此发誓成为扁鹊那样的名医。于是张仲景从小嗜好医学，“博通群书，潜乐道术。”当他10岁时，就已读了许多书，特别是有关医学的书。

张仲景经过多年的刻苦钻研和临床实践，医术提高很快，同时搜集了许多治病的验方，成为一方有名的良医。

《难经》是在《内经》理论基础上释难解疑，其成书显然在《内经》之后。因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序》已提到“八十一难”的名称，而《隋书·经籍志》载本书亦言有三国时的注本，一般认为约成书于西汉时期。

《难经》以假设问答、解释疑难的方式编纂而成，全书共讨论81个问题，故又称《八十一难》，简称《难经》。全书所述以基础理论为主，还分析了一些病证。其中1至22难论脉，23至29难论经络，30至47难论脏腑，48至61难论病，62至68难论穴位，69至81难论针法。

《难经》全书内容简要，辨析亦颇精微，在中医理论、针刺以及诊断学上颇多贡献，对后世中医的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此外，张仲景还完成了《伤寒杂病论》16卷。这部医书熔理、法、方、药于一炉，开辨证论治之先河，形成了独特的我国医学思想体系，对于推动后世医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

《伤寒杂病论》中制定了22篇、397法，立113方，从其记载的内容可以知道，我国医学早在2世纪时，经过医学家张仲景的实践和总结，已能正确使用解热药、导泻药、利尿药、催吐药、镇静药、兴奋药、健胃药、截疟药、止痢药等等，其中多数方药已由后世科学证实它的疗效可靠。

在《伤寒杂病论》中，张仲景还提出“舍脉从证，舍证从脉”的灵活辨证方法，在讨论治疗中要根据病情的标本缓急，运用先表后里、先里后表以及表里兼治的方法，并对治疗的禁忌，以及针灸综合疗法，都有所论述。

张仲景所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祖国医学伟大宝库中的灿烂明珠，从而使中华民族的医学独具特色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张仲景的学生王叔和曾任三国魏的太医令，他在临证实践中体会到了脉诊的重要性和复杂性，“脉理精微，其体难辨”，“在心易了，指下难明”，所以他选取《黄帝内经》、《难经》及扁鹊、华佗、张仲景等人的有关著述，编著成《脉经》一书。

《脉经》全书共10卷。原有“手检图三十一部”，后世亡佚。本书经宋代林亿等校订后，卷数未变，而篇次和内容有所更动，后世有多种刊本印行。

《脉经》把脉象分成24种，即浮、芤、洪、滑、数、促、弦、紧、沉、伏、革、实、微、涩、细、软、弱、虚、散、缓，迟、结、代、动。基本上概括了临床上经常出现的一些脉象，后世脉象种数虽有增加，但基本不出其左右。

同时《脉经》中还对各种脉象作了比较形象具体、容易理解的描述，这就使学习者易于理解和掌握，王叔和可谓在脉学中做此类工作的第一人。

《脉经》集汉以前脉学之大成，总结了3世纪以前的脉学知识，并充实了新的内容，使脉学理论与方法统一化、系统化、规范化，并保存了一部分古代诊断学的文献资料。

三国之后的魏晋时期，西晋医学家皇甫谧搜求古典医籍，遥宗古人妙术，除著有《依诸方撰》等之外，主要有《针灸甲乙经》12卷，作为第一部针灸学专著流传后世，在我国医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针灸甲乙经》是一部汇编性著作，它是根据《黄帝内经·素问》、《针经》、《明堂孔穴针灸治要》3部书的内容编纂而成的。皇甫谧认为“三部同归，文多重复，错互非一”，于是“除其重复，论其精要，至为十二卷”。目的则在于便于学习，便于应用。

《针灸甲乙经》的128篇内容可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论述人的生理功能、人体经脉、骨度、肠度及胃肠所受、俞穴主治、诊法、针道、生理病理等；第二类则为临床治疗部分，包括内外妇儿各科，尤以内科为重点。

《针灸甲乙经》中关于针刺操作手法，从理论到具体操作要领，均作了比较具体的叙述，既具有对前代经验的总结性，又富有一定的创造性，无论从文献学价值和指导后世针灸发展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针灸甲乙经》的著成，对于我国针灸学的发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宋、金、元、明、清重要针灸学著作基本上都是在本书的基础上的发挥。国外早已有本书英译本，对国外针灸学的发展也有重要的影响。

继《针灸甲乙经》之后，东晋时期的葛洪编著了著名的医学著作。葛洪是江苏句容人，曾拜南海太守鲍靓为师，鲍靓精于医药和炼丹的技术，见葛洪虚心好学，年轻有为，就把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葛洪后来修道于茅山抱朴峰，因此自号抱朴子，隐居于广东罗浮山中，专事炼丹制药及文学著述，直至终年。

葛洪编著医书，先成《玉函方》即《金匮药方》100卷，以篇幅之宏大，为集医疗经验之大成的巨著。然而，由于《玉函方》卷帙浩繁，不便携带，率急之际，难于速寻，所以葛洪又仿前人作“备急方”的体例，采《玉函方》之要约精华，编成《肘后救卒方》3卷，又名《肘后备急方》。“肘后”二字，意思是可挂于臂肘，比喻其携带方便，而书名《肘后备急方》，则与后世所说的“急救手册”甚为相似。

葛洪的《肘后救卒方》为救急而作，所以其中选方务求简、验，用药亦多择易得、廉价之品，尤宜于穷乡贫户急病所用。如此全以病者为虑，精神委实可嘉。

《肘后备急方》虽然是一部手册性质的医著，但其内容总结了我国晋以来医疗发展方面许多先进成就，有的还是十分突出的。例如急性传染病的记述，包括多种流行性传染病、疟疾、痢疾、狂犬病、结核病、丹毒、恙虫病等等。

《肘后备急方》在流传过程中，经南北朝时期南朝梁著名医药家陶弘景增补为《朴阙肘后百一方》，后又经金代杨用道增补为《附广肘后备急方》，成为后世广为流传的本子。

《肘后备急方》共8卷，其内容主要是一些常见的病症的简便疗法，包括内服方剂、外用、推拿按摩、灸法、正骨等一些十分实用的内容。这部书虽号“肘后”，但却包含相当多宝贵的医学史料实用的方剂方法，有不少医学史上的重要发明发现，对后世的医疗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至隋代，我国医药学又有了显著的进步。隋炀帝时的著名医学家巢元方主持编撰的《诸病源候论》是标志性成果。

巢元方曾任太医博士。他与同道奉隋炀帝之诏，在前人积累的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共同编撰了一部总结疾病的病因、病理、证候的医学基础理论巨著《诸病源候论》，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论述病因证候的专著。

《诸病源候论》全书共50卷，分67门，载列证候1700余条，分别论述了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科疾病的病因病理和证候，一般并不论述疾病的治疗，但也有很少一部分疾病讨论了诊断、预后，以及导引按摩、外科手术为主的一些治疗方法和步骤。

《诸病源候论》在我国医学上所取得的成就与贡献，是突破了前人的病因学说。巢元方等在病因学说方面，有不少创造性见解，对有些疾病，突破了笼统的“三因”传统说法，丰富了祖国医学的病因学说。

《诸病源候论》虽然是探讨病因证候的专著，但也叙述了不少有关治疗创伤的外科手术方法和缝合理论等。这些创造性成就，说明我国外科手术治疗在继承汉晋以来所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在隋代又有了新的进步，达到了更高的水平。

到了唐代，唐京兆华原之地于581年诞生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医学家孙思邈。他自幼天资聪敏，治学精勤，善言老庄，喜好释典，通经史，知百家，是集佛、道、儒三教于一身的饱学之士。

在行医的同时，孙思邈勤奋地钻研古代名医的著作，寻求民间的治病经验，往往因为一个单方、一味药物、一种炮炙方法等，不远千里虚心向人请教。因此，他的医疗技术得到了不断的提高，医名鹊起。

孙思邈鉴于古代诸家医方散乱浩博，求检至难，便博采群经，勤求古今，删裁繁复，以求简易，撰方一部，凡30卷，“以为人命至贵，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踰于此”，故名曰《备急千金要方》。

《备急千金要方》约成于652年，孙思邈当时年约70岁。书成后，孙思邈仍时时感其不足，继续努力，又集30年临床经验，作《千金翼方》30卷以补《千金要方》之不足。两书合而为我国唐代最有代表性的医药学著作。

孙思邈是一位精通诸科、技术全面的临床大家，尤为重视妇科和儿科。《千金方》中先论妇人、小儿，后论成人、老者，强调妇人和小儿患病不同于男子和成人而各具特殊性，主张妇产和小儿应独立设科。两部《千金方》中妇产科内容达7卷之多，对胎前、产后、月经不调、崩漏、带下等妇产科疾病的防治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与此同时，我国的民族医药在藏民族中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藏族的祖先很早以前就在青藏高原生活。他们在同自然和疾病斗争的漫长过程中，逐步积累了丰富的医药知识，进而创造了藏医药学最早有如经典的《藏医史》。

到了公元8世纪，藏医在这时已经形成了系统而完整的理论，医学典籍众多而丰富。其中，最著名的是公元8世纪玉妥宁玛·云旦贡布所著的《四部医典》。

这部著名的医学巨著，是玉妥宁玛·云旦贡布融合已译著的《医学大全》《无畏的武器》《月王药诊》等医书内容，总结本民族积累的丰富医药经验，用数十年时间完成的，其价值巨大，影响深远。

《四部医典》第一部《总则本》共6章，有彩色挂图4幅，它概括介绍人体的生理、病理、诊断及治疗的一般知识。

第二部《论述本》有彩色挂图35幅。它详细介绍人体生理解剖，疾病发生的原因及规律，卫生保健知识，药物性能，诊断方法和治疗原则等。

第三部《秘诀本》共92章，有彩色挂图16幅，专门论述各种类病的诊断和治疗。

第四部《治疗本》共28章，有彩色挂图24幅，介绍脉诊和尿诊，各种方剂的配方，功效和用途，以及外治疗法等。

《四部医典》内容很广，归纳起来，一是基础理论，二是生理和解剖，三是诊断疾病的方法，四是治病的原则，五是预防和治病，六是药物及应用。

《四部医典》是古代医学的重要成果之一。在一千二百多年前，能从基础理论到临床实践具有一定的科学水平的独特论述，给我国医学史上增添了不朽的光辉。

到了两宋时期，由于我国印刷术的改进和造纸术的进步，给医药学书籍的大量印刷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宋代政府从全国征集到大批医药古典书籍，其中不少由于千百年辗转传抄，以及战火、虫蛀、脱简等原因，已经散乱或残缺不全了，迫切需要进行一次系统的校勘和整理。因此，宋政府采取了许多积极措施，使这一重要事业得以顺利进行，并取碍了十分显著的成就。

971年，皇帝发布“访医术优长者诏”以集中著名医学家；981年发布“访求医书诏”，大量“购求医书”，并明确规定凡献书在200卷以上者，均给奖励；1026年，宋政府又下令全国，再次征集医药书籍，并令医学家、目录学家于国家图书馆内予以整理。

据《宋史·艺文志》等所收载的医药卫生保健书目达590部，3327卷之多。这些措施使国家藏书在多年战乱之后，又达到了更加丰富的水平。

982年，宋太宗赵光义下诏翰林医官院向全国征集有效医疗处方，又得到各医学家应用之效验方或家传效验方万余首，遂命尚药奉御王怀隐等编《太平圣惠方》。

992年，编成《太平圣惠方》100卷，宋太宗御制序文，并经政府刻本刊行。此书分为1670门，收载医方多达16834首，内容颇为丰富。每一门类均以《诸病源候论》的病因、病理和证候等医学理论为纲，其后附录所汇集的有效方药，是一部理论联系实际，具有理、法、方、药完整体系的医方著作，很有临床实用价值，影响极大。

《圣济总录》则是宋代最大的一部方书。它是宋徽宗时由政府组织医学家广泛征集历代方书和民间有效偏方，于1111年开始，历时7年编成的。

《圣济总录》共200卷，分为60门，载方约20000首，对前代方书几乎囊括无遗。该书每门之下分列若干证，每证之首，先论病因病理，次述治法方药，综括内、外、妇、儿、五官、针灸、正骨等13科，内容极为丰富。

此外，宋代由于人体解剖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因而还出现了两种解剖图谱，即吴简的《欧希范五脏图》和杨介的《存真图》，这是当时人体解剖学的标志性著作，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我国金元时期，医学界产生了许多流派，在学术上争鸣，最具代表性的有刘完素、张从正、李东垣和朱震亨，被称为“金元四大家”。他们的产生与宋代医学理论和实践的丰富与革新思想有关。

刘完素一生著述较多，主要有《黄帝素问宣明论方》、《素问玄机原病式》、《内经运气要旨论》、《伤寒直格》、《伤寒标本心法类萃》、《三消论》、《素问药注》、《医方精要》，其他托名刘完素的著作还有《习医要用直格并药方》、《河间刘先生十八剂》、《保童秘要》、《治病心印》、《刘河间医案》等。后人多把刘完素的主要著作编成“河间六书”、“河间十书”等，其中或加入金元其他医家的著作。

张从正为一代名医，门人众多，其中较知名者有麻九畴、常仲明、栾企等。其主要学术思想均体现在《儒门事亲》一书中，是由其弟子麻九畴等人将其晚年多种著作整理汇编而成，全书共15卷，取名用意指“医家奥旨，非儒不能明”，而“为人子者，不可不知医”。

李东垣，字明之，名杲，号东垣。金代真定人。他师事张元素，继承易水学派，成为一代名医。著有《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兰宝秘藏》等。

在“金元四大家”中，朱震亨所出最晚。他先习儒学，后改医道，在研习《黄帝内经·素问》、《难经》等经典著作的基础上，访求名医，受业于刘完素的再传弟子罗知悌，成为融诸家之长为一体的一代名医。著有《格致余论》、《局方发挥》、《本草衍义补注》等书。

明代医学专著颇丰，最先进行这方面著述的是朱元璋之子朱橚。朱元璋被小明王韩林儿封为吴王的1361年，他的第五个儿子朱橚诞生了。明王朝建立后，朱橚于被封为吴王，封国在钱塘，即杭州。1381年改封为周王，到开封任职，以北宋的汴梁故宫为王府。

朱橚一直对我国伟大的中医药学很有兴趣，自己对各类药品、药方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并且在开封府组织了大批的学者和大夫，编写了一部名为《保生余录》的方书两卷。

在开封时，朱橚看到民众在灾荒年以野菜充饥，误食中毒者屡见不鲜。于是他尽生平之所学，刻意研究野生植物，还亲自带人跑遍封地境内的“山野平地”，“咨访野老田夫”，采集实物标本，考核筛选出其中可用来充饥的植物400余种。

为了进一步观察这些植物的生长情况，他又专门在开封周王府内辟设园圃，引种野生植物，每日观察、研究、记录它们的生长情况。为辨别某一植物是否有毒，口感是否合适，朱橚都要亲自尝一尝后才加工成食品。

最后，朱橚把可供灾荒时食用的414种植物的资料编辑成册，他还特地请画师把植物的叶、花、果、枝干绘成图，附在每种植物介绍后面。在此书中仅以往其他中药书籍没有收载的植物就达276种，最终出版刊行，书名叫做《救荒本草》。

《救荒本草》详细地记载了每种植物的名称、出产环境、形态、性味、加工烹调方法，达到了使人们可以“接图而求之”的目的。

在充分认识到植物的作用后，朱橚考虑编写医学著作。1406年，朱橚领导教授滕硕、长史刘醇等编纂的方剂学巨著《普济方》终于成书。《普济方》是我国古代中医药历史上最大的中医方剂专著，是朱橚对中医药学的一大重要贡献。

据有关资料记载和统计，《普济方》共168卷，分为1600论，收载药方61738首，编次条理清晰，内容十分丰富。自古经方，本书最为完备。资料除取之历代方书外，还兼收史传、杂说、道藏、佛典中的有关内容。

明代最为著名的医学著作是医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李时珍于1518年出身于一个医学世家，父亲李言闻是当地名医，父亲将自己一生临床治病的经验传授给儿子。李时珍专心医药钻研，将所有精力和时间几乎都用于医药知识和相关学科的广搜博采上。他闭门读书达10年之久，因此，对史学、哲学、文字学、训诂学等，造诣甚深，尤其对药物名称、药性、药效、炮炙、药物资源，均有着深入而广泛的研究。

李时珍在深入药物之研究后，又走出读书室，躬身实践，足迹遍及湖北、湖南、广东、河北、河南、江西、安徽、江苏等省。有关谷、菜、瓜、果类药物的问题，就去向农夫学习；有关各种鱼、鳞、介类药物的问题，就去向渔夫请教；有关矿石类药物中的问题，就去向手工业工人、采矿者询问；有关蛇类药物、兽类药物中的问题，他就去向捕蛇人、猎人调查，数十年如一日，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李时珍研究中药学数十年，参考各种图书800多种，撰成《本草纲目》52卷，集明代药物学之大成，撰成于1578年，得当时著名文学家、南京刑部尚书王世贞作序，于1590年在南京刊行，即世之谓金陵版。

《本草纲目》52卷共收载药物1892种，绘制药物图1109幅，附方11096首。所收药物以其天然来源及属性为纲，分为16部；在同一部下，则以相近之类别为目，更分为60个类目，条分缕析，一目了然。

李时珍的药物分类法在前人基础上做出了创造性贡献，有着相当高的科学价值。例如其所收之1094种植物药，是根据其根、茎、叶、花、果的特点，及其性味、形态、生长环境、习性与人类生活的关系等因素，加以综合分析、归纳比较进行区分的。

李时珍的动物药分类法尤其具有较高的科学价值。书中把444种动物药分成虫、鳞、介、禽、兽、人等6部。其中虫部所记述者相当于无脊椎动物；鳞部所记述者相当于鱼类；介部所记述者有一部分爬行类和两栖类动物；禽部所记述者则相当于鸟类；兽部所记述者系指哺乳类动物；人部是指人类。

李时珍认为，这样的分类排列顺序是“从贱至贵”。这个贵贱，既非药用之经济价值，也非动物体型之大小，而是指动物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而言。

《本草纲目》出版后，在国内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确是医药学著作罕见者之一，史称“士大夫家有其书”并非过誉。与此同时，随着该书之东渡和西传，《本草纲目》在国外影响之大，可能是我国医药著作中之仅有者。

在诊断方面，李时珍还撰有《濒湖脉学》一书，发展了中医诊断学。所著《奇经八脉考》一书，则是规范中医经络学说的一次有价值的努力。李时珍被誉为我国最著名的医药学家、世界著名的学者，当受之无愧。

明末清初之际，从事中医传染病学研究的著名医学家吴又可，于1642年编写了一部专著《瘟疫论》，共2卷。这是我国传染病史上的名著。

综观《瘟疫论》可知，吴又可著书完全不同于一般医学家之引经据典，或文献综述，或所谓千古文章一大抄之套式，而是对传染病提出了许多新见解，甚至有着改革和创新。他的一些理论认识，可以说是我国传染病学说的一个里程碑。

明代之后的温热病证，是我国内科治疗的范畴，中医内科学按其传统概念，既包括伤寒之证治，也包括一般杂病之诊断和治疗。明代是研究《伤寒论》学说的重要时期，不同学派兴起，代表人物有方有执、张遂辰、张志聪、王肯堂、李中梓等。

方有执编成《伤寒论条辨》8卷，关于伤寒之学说对清代伤寒学派之影响甚大；张遂辰、张志聪著有《张卿子伤寒论》；王肯堂广泛收集历代医药文献，结合临床经验以10年时间编著成《六科准绳》。这是一部集明以前医学之大成的名著，书中对各种疾病的症候和治法叙述“博而不杂，详而又要”为历来医学家所推崇。

内科杂病在明末清初时亦甚昌盛，名家辈出，学派林立。孙一奎著有《赤水玄珠》；楼英著有作《医学纲目》；而著名的内科杂病学家薛己，他的著作《内科摘要》，是我国医学史上以内科命名学科、书名之最早者。

此外，安徽祁门人汪机对医学理论问题之研究尤有卓见。他于1519年总结自己对外科学研究心得时，写成《外科理例》一书。从外科学之发展而言，或可誉之为外科理论继往开来的巨著。

1604年，外科学家申斗垣撰成《外科启玄》，他对外科鼻祖华佗的外科手术未能传世深表惋惜，故以“启玄”为其书名，旨在发掘历代外科手术疗法与医疗技术，以为民造福，对清代外科发展有重要影响。

《外科启玄》共12卷，卷1至卷3总论疮疡的病候、诊法及治则，共72论；卷4至卷9分论外科约200种疾病的证治，并绘有图形；卷10附入《痘科珍宝》1卷。卷11至卷12为治疗方剂。有4种明刻本和后世影印本。

到了清代，著名温病学奠基者叶天士著有《温热论》，为我国温病学说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和辨证的基础。清代名医章虚谷高度评价《温热论》，说它不仅是后学指南，而且是弥补了张仲景书之残缺。可见其功劳很大。

1758年，也就是叶天士去世后的第12年，又一位伟大的温病学家诞生在江苏省淮阴县，他就是享誉后世的吴鞠通。

吴鞠通26岁时来到北京，参与抄写检校由皇帝下令组织编写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这使得吴鞠通有机会广泛阅览各种医学书籍。其中吴又可的《温疫论》使他深受启发，他总结了吴又可、叶天士等温病学家的学术思想，参阅历代医学文献，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于1789年完成了他的代表作《温病条辨》。

《温病条辨》刊行之后，为医家所重，乃致翻刊重印达50余次，并有许多评注本，或编为歌诀之普及本。现在的温病学教材，取该书之说也最多。

[旁注]

阴阳五行学说　我国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辩证法思想，它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世界是在阴阳二气作用的推动下孳生、发展和变化；并认为木、火、土、金、水五种最基本的物质是构成世界不可缺少的元素。

丝绸之路　通常指的是穿越中亚、翻过帕米尔高原、抵达西亚的线路。若再往北走，则是北路，往南走是南海路。丝绸之路不仅是我国联系东西方的“国道”，也是整个古代中外经济及文化交流的国际通道。

君臣佐使　原指君主、臣僚、僚佐、使者四种人分别起着不同的作用，后指中药处方中的各味药的不同作用。君指方剂中针对主证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臣指辅助君药治疗主证，或主要治疗兼证的药物。佐指配合君臣药治疗兼证，或抑制君臣药的毒性，或起反佐作用的药物。

扁鹊　（公元前407年～公元前310年）姓秦名越人，战国时期医学家。扁鹊善于运用四诊，尤其是脉诊和望诊来诊断疾病精于内、外、妇、儿、五官等科，此外还善于应用砭刺、针灸、按摩、汤液、热熨等法治疗疾病。被尊为“医祖”。

太医令　西汉太常及少府之下均设有太医令、太医丞。属太常者，为百官治病；属少府者，为宫廷治病。东汉少府属下设太医令1人，掌诸医。宋代医务机构甚多，有太常寺属下的太医局，翰林医官院，御医院等，宋徽宗时又设惠民局，广传医方及施诊。

脉象　中医诊断学名词。脉动应指的形象。包括频率、节律、充盈度、通畅的情况、动势的和缓、波动的幅度等。脉象的形成，与脏腑气血关系密切，故不同的脉象可反映出脏腑气血的生理及病理变化。

针灸　针法和灸法的合称。针法是把毫针按一定穴位刺入患者体内，运用捻转与提插等针刺手法来治疗疾病。灸法是把燃烧着的艾绒按一定穴位熏灼皮肤，利用热的刺激来治疗疾病。根据中医学理论，通过刺激穴位可以改善经络中的气的流向。

太守　原为战国时代郡守的尊称。秦时设郡守，西汉景帝时，郡守改称为太守，为一郡最高行政长官，除治民、进贤、决讼、检奸外，还可以自行任免所属掾史。

导引　　亦作“道引”。导气令和，引体令柔的意思。是修炼者以自力引动肢体所作的俯仰屈伸运动，以锻炼形体的一种养生术，属气功中之动功。人体应适当运动，通过运动，可以帮助消化，通利关节，促进血液循环，达到祛病延年的目的。

单方　追溯人类用药的历史，是以用单味药也就是单方用药开始的。随着人们对药物认识的不断深化和对病因病机理解的逐步提高，才逐渐将药物配伍使用。复方用药数量较多，药效较强，多用来治疗较复杂的病证。又可称为重方。

简　简牍是古代书写有文字的竹片或木片。其中竹制的叫竹简或简称简，木制的叫木牍或简称牍，合称简牍。由于竹简的数量较多，有时也通称作“简”，其实是包含了木牍在内的意义。

偏方　即单方验方。指药味不多，对某些病证具有独特疗效的方剂。数千年来，在我国民间流传着非常丰富、简单而又疗效神奇的治疗疑难杂症的偏方、秘方、验方，方书著作也浩如烟海。偏方一般没有被正式药典收载，但慎用有时能取得较好的疗效。

麻九畴　（1183年～1232年）字知几，号征君，初名文纯，易州人。金代文人、医家。赐进士及第后，应奉翰林文字，不久谢病而去。麻九畴喜欢研究医方，与名医张从正游，尽传其学。其为文雄丽巧健，诗则精深峭刻，力追唐人。

长史　我国古代官名，秦代始置。汉相国、丞相以及后汉太尉、司徒、司空、将军府各有长史。其后，为郡府官，掌兵马。唐制，上州刺史别驾下，有长史一人，从五品。后各代王府也设长史，总管府内事务。

训诂学　我国传统研究古书中词义的学科，训诂学在译解古代词义的同时，也分析古代书籍中的语法、修辞现象。它从语言的角度研究古代文献，帮助人们阅读古典文献。根据文字的形体与声音，以解释文字意义，偏重于研究汉魏以前古书中的词义、语法、修辞等语文现象。

金陵　即南京，公元前333年，楚威王熊商于石头城筑金陵邑，金陵之名源于此。南京历史悠久，有着6000多年文明史，近2600年建城史和近500年的建都史，是我国四大古都之一，有“六朝古都”、“十朝都会”之称，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楼英　（1332年～1401年）一名公爽，字全善，号全斋。生于医学世家，继承祖业，行医乡间。在行医中，重因人、因病、因时而异，施以药疗、理疗、针疗等法，因医术高超，故奏效多。对穷苦人治病，不收分文。足迹遍云南、贵州等地。因治病有奇效，民间尊称为“神仙太公”。

章虚谷　名楠，清代浙江会稽县人。少时体弱多病，于是开始学医，而尤殚力于张仲景之书，参儒释之理，潜心研究。后著有《医门棒喝》4卷，包括六气阴阳论、太极五行发挥等30余篇医论，杂论医理、诊法及内儿各科病证治法，并附医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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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有关内科医学的著作甚丰，其他如王肯堂的《杂病准绳》，虞天民的《医学正传》，王纶的《明医杂著》等等，亦为影响深远之佳作。此外，还出现了不少内科疾病之专门著作。例如郑全望的《瘴疟指南》，卢之颐的《痃疟论疏》，张鹤腾的《伤暑全书》，方有执的《痉书》，龚居中有关结核病专书《痰火点雪》，胡慎柔的《慎柔五书》，以及汪绮石的《理虚元鉴》等。专论寄生虫病者有周履靖的《金笥玄玄》等等。许多都是很有开创性的重要专著。

清代的有关疾病专著更为丰富多彩，它标志着我国医学发展到明清时期，对疾病的研究大大深入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