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彩纷呈的花鸟虫鱼专著

花鸟虫鱼虽然是大自然中普通的动植物，但是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更赋予了其深度的内涵，自古以来多有花鸟派大画家出现。

两宋时期，是我国古代花鸟画空前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的时期，宫廷中装堂饰壁务求华美，使花鸟画在贵族美术中占有重要地位。

花鸟不仅书画作品中多有呈现，而且还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陶冶了人们的情操，使生活更加富有情趣，因此也有诸多专著。

牡丹被誉为我国的“国花”，颇受文人推崇。如北宋大诗人欧阳修著有《洛阳牡丹记》，全文约2700余字，分3篇：一曰“花品叙”，列出牡丹品种24个。指出牡丹在我国生长的地域，认为“出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二曰“花释名”，解说花名由来；三曰“风俗记”，记述洛阳人赏花、种花、浇花、养花、医花的方法，并说为将花王送到开封供皇帝欣赏，采用了竹笼里衬菜叶及蜡封花蒂的技术。

在欧阳修之后，宋代浙江鄞县人周师厚也写过一部有关洛阳牡丹的书。记载牡丹品种46个，可看作对欧阳修《洛阳牡丹记》的增补。

我国宋代的牡丹书还有张邦基《陈州牡丹记》、陆游《天彭牡丹谱》等。除牡丹之外，其他花类也是文人赞颂的对象，花类专著在宋代还有如王观的《扬州芍药谱》、范成大的《范村梅谱》、《范村菊谱》等。

到了明代，浙江石布政使王象晋在家督率佣仆经营园圃，积累了一些实践知识，并广泛收集古籍中有关资料，用10多年时间编成了介绍栽培植物的著作《二如亭群芳谱》，简称《群芳谱》。

《群芳谱》全书30卷内容按天、岁、谷、蔬、果、茶竹、桑麻、葛棉、药、木、花、卉、鹤鱼等12谱分类，记载植物达400余种，每一植物分列种植、制用、疗治、典故、丽藻等项目，其中观赏植物约占一半，对一些重要花卉植物收集了很多品种名称。尤其重视植物形态特征的描述，记述较详，并注意名称订正，纠正以往混淆之处，到了清代，清圣祖玄烨命汪灏等人就王象晋《群芳谱》增删、改编、扩充，于1708年成书，原名《御定佩文斋广群芳谱》，简称《广群芳谱》。

《广群芳谱》全书100卷，分为天时、谷、桑麻、蔬、菜、花卉、果、木、竹、卉、药11个谱。汪灏等人大幅度改编《群芳谱》，对其篇目有分有合，删去了其中一些和农事无关的内容，对原书引文错误及脱漏之处，一一加以补正。经过改编，全书的形式比较整齐划一，内容严谨充实，取材也较丰富，减少了矛盾重复之处，可视为一部新书。

凡是原书保留下来的旧条文，开头皆注有“原”字，新增内容则开头处用“增”字标明，很易区别。玄烨本人所写诗赋，则以“御制诗”标明，归集在诸条集藻项下。

关于“虫鱼”即动物类的专著，历代也多有呈现，如春秋时期有晋师旷《禽经》、越陶朱公《养鱼经》、秦李伯乐《相马经》。

《禽经》一卷，旧本题春秋晋师旷撰，晋代张华注。汉、隋、唐诸志及宋《崇文总目》皆不著录。其引用自陆佃《埤雅》始，其称师旷亦自佃始。张华注则见于左圭《百川学海》所刻。

《禽经》全文3000余字，是作者在参阅前人有关鸟类著述的基础上，总结了古代的鸟类知识，包括命名、形态、种类、生活习性、生态等内容。尽管其体例结构简单，内容也稍嫌粗糙，但作为我国早期的鸟类志，仍有其较大的意义。

《养鱼经》为春秋末年范蠡所著，是我国最早的养鱼著作，共一卷。范蠡晚年居陶，称朱公，后人遂称之为陶朱公，故本书又名《陶朱公养鱼经》、《陶朱公养鱼法》、《陶朱公养鱼方》等。东汉初年已出现，《世说新语·任诞篇》注文所引《襄阳记》中有汉光武时“侍中习郁于岘山南，依《范蠡养鱼经》作鱼池”的记载。

本书后存共400余字，以问对形式记载了鱼池构造、亲鱼规格、雌雄鱼搭配比例、适宜放养的时间以及密养、轮捕、留种增殖等养鲤方法，与后世方法多相类似，是我国养鱼史上值得重视的珍贵文献。

伯乐原名孙阳，春秋中期郜国人。在秦国富国强兵中，作为相马立下汗马功劳，得到秦穆公信赖，被封为“伯乐将军”。伯乐后来将毕生经验总结写成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相马学著作《伯乐相马经》。

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有大批珍贵文献资料帛书，其中就有一部为《相马经》，这是我国动物学、畜牧学的重要古代文献，是早已失传的《伯乐相马经》的抄本。

《相马经》帛书残片存77行，约5200字，其中残缺500字。内容包括经、传、故训三部分。其内容主要是对马头部和有关相马的理论，如对马的目、睫、眉、骨等部位的相法，全文用隶书书写，间有米丝栏。

这部书，将良马分成一般良马、国马或称“国保”和天下马或称“天下保”三等。“保”即“宝”之意。

作者在十五个相连贯的答问中，从马的盈满程度、眼的光泽、眼的活动能力、睫毛和眼外肌的功能等等，说明与马是否善走的关系；还把马的驱体和目力能否适应环境变化，归因于“起居”是否相宜和“通利”（消化代谢）是否正常。

从这部著作中可以看出到了战国时代的相马术已相当的细密了。

《相马经》其行文近似赋体，较有文学色彩，提供了历史文献上从未见过的古代关于相畜方面的材料，证实了我国古代相马有着悠久的历史。

到了秦汉时期，动物类专著如秦代浮丘伯著有《相鹤经》，浮丘伯师从于荀子，是秦汉时期从旧儒学到新儒学发展历史中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相鹤经》为研究仙鹤的最早著作。

鹤是“国鸟”。在所有的鸟中，鹤最有文化，外貌清雅高贵，心灵纯正无瑕，智慧深邃，还是吉祥长寿的象征。

浮丘伯养鹤，也自比于鹤。《相鹤经》描述鹤：

夫声闻于天，故顶赤；食于水，故啄长；轩于前，故后指短；栖于陆，故足高而尾周；翔于云，故毛丰而肉疏。且大喉以吐故，修颈以纳新，故天寿不可量。所以体无青黄二色者，土木之气内养，故不表于外也。是以行必依洲屿，止不集林木，盖羽族之清崇者也。

其相曰：瘦头朱顶则冲霄，露眼黑睛则视远，隆鼻短啄则少暝，鞋颊宅耳则知时，长颈竦身则能鸣，鸿翅鸽膺则体轻，凤翼雀尾则善飞，龟背鳖腹则伏产，轩前垂后则能舞，高胫粗节则足力，洪髀纤指则好翘。圣人在位，则与凤凰翔于郊甸。

相传后来浮丘伯得道成仙，后世往往将其与安期生、洪崖等人一起作为仙人的代称，《相鹤经》自然成了浮丘伯得道的代表作。传说浮丘伯将《相鹤经》传给了王子晋，西汉崔文子向王子晋学道，得到了《相鹤经》的文字，后游学到嵩山，藏在嵩山石室中。后淮南八公采药得之，遂传于世。

后世的《相鹤经》已经历代爱鹤之士的增删修改，不断完善，但宗旨原神一定是浮丘伯的。

汉代的虫鱼类专著，较著名的如朱仲的《相贝经》。

至宋代，虫鱼类专著甚多，北宋陈景元所辑的《相鹤经》是我国最早的辑佚之书。另外如贾似道著有《质龟经》《促织经》，傅肱著有《蟹谱》，高似孙著有《蟹略》。

贾似道是宋理宗时的丞相，他的《促织经》是世界上第一部研究蟋蟀的专著。《促织经》共二卷，分论赋、论形、论色、决胜、论养、论斗、论病等诸章，系统描写了蟋蟀的种类、形态、斗法、养法等，对蟋蟀进行了详尽的论述。

蟹之美丽，不仅在其美味，更在于其已经融入到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已经点点滴滴地融入了人们的文化生活里。几千年来无数老饕、文人墨客为之痴迷、咏唱，留下数不清、道不完的故事。

我国历史上有三部半有关蟹的谱录，其中两部出自宋代，即北宋傅肱的《蟹谱》、南宋高似孙的《蟹略》。二书前后相继，各有所长，互相辉映。

傅肱字自翼，其自署曰怪山。著有《蟹谱》二卷，共6000字左右，分总论、上篇、下篇及纪赋咏4个部分：总论言简意赅、形象生动，是一篇可圈可点的记录蟹况的散文。

《蟹谱》上篇摭拾旧文42条，视野甚为广阔，将蟹又称“郭索”“无肠公子”、春秋吴国的“稻蟹不遗种”、东晋毕卓最早倡导酒蟹匹配“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等话题从典籍中挖出，更加引人瞩目，是对蟹文化的第一次钩稽。

而下篇为傅肱自记见闻，广集北宋蟹事23条，在当时是鲜活的记录，既是珍贵的史料，亦为该书最有价值的部分；纪赋咏抄录了唐代诗人皮日休和陆龟蒙一赠一答的两首咏蟹诗。

傅肱推原历史，排比现状，使《蟹谱》成为开山之作，为历代许多丛书所收录，所引《唐韵》十七条亦成了我国古代韵书的“活化石”，其零星的影响自不待言。

高似孙的《蟹略》约20000字，共分为4卷。除“郭索传”外为12门，每门之下分条记载，多取蟹字为条目名称，后系以典籍语录和诗人诗句，较之《蟹谱》，篇幅更多，分条更细，材料亦更为丰富，涉猎范围更为广阔。

《蟹略》就体例而言，133个条目纲举目张，条分缕析，脉络井然，而各目内的子目又完整而系统，细微而具体，极富严整性和逻辑性。

就材料内容而言，《蟹略》广搜博引，征古述今，共引录了83种典籍的语录，76位诗人的诗作，相当丰赡。

而高似孙的锐意搜索和繁富采摭，也使得《蟹略》有了极强的辑佚作用，且不论其对《事始》《三国典略》等史籍部分史述的存留，单其所涉306首、句诗篇中，便包括仅见于此的刘攽、曾几等人逸诗26首，晏殊、汪藻等人逸句114个，独具文献价值。其逸诗曾经被厉鹗和钱钟书在《宋诗纪事》及其《补正》辑录，有些甚或现集宋诗之集大成《全宋诗》亦未收录。

《蟹谱》《蟹略》二书，涉及蟹的名称、形貌、性躁、品类、繁育、生长过程、分布、捕捉、食用、风俗民情、掌故奇闻、诗文等，实为宋及以前有关我国蟹文献的总汇，并导引了清代孙之騄《蟹录》和清代褚人穫《续蟹谱》的产生，是历史上颇有影响的两部谱录。

到了明代，比较著名的动物类专著如黄省曾的《养鱼经》，杨慎的《异鱼图赞》。

黄省曾是明代著名学者，一生著述颇丰，内容涉及经学、史学、地理、农学等多方面，其《养鱼经》又名《种鱼经》《鱼经》，刊行于1573至1618年间。

全书共三篇：一之种、二之法、三之江海诸品，分别讲鱼秧、养鱼的方法及鱼的种类。书中记述了鲟、鲈、鳓、鲳等十九种鱼类，主要记载鱼苗培育、成鱼饲养及长江下游海水鱼类和淡水鱼类的性状，反映了明代后期苏南地区的养鱼技术。

此外，书中“鬻时可去大而存小”、投饵“须有定时”的记载，说明明代已有先进的“轮捕轮放”和投饲“四定”即定质、定量、定时、定位等先进养鱼技术。

此书还最早记载了我国的鲻鱼半咸水人工养殖活动。

尤其书中还指出河豚的毒性、鉴别和解毒之法：

有大毒能杀人，无颊无鳞，与口目能开合，能作声，是鳞中之毒品也。凡烹调也，腹之子、目之精、脊之血必尽弃之……俱不可食。凡洗宜极净，煮宜极热，治之不中度，不熟，则毒于人。中其毒者，水调槐花末或龙脑水，或至宝丹，或橄榄子，皆可解也。

可见，当时人们不但已了解河豚的毒性，而且在鉴别与解毒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知识。

此外，黄省曾还著有《兽经》一卷，《蚕经》一卷，与他的《稻经》、《鱼经》合称为《农圃四书》。

明代三大才子之首杨慎的《异鱼图赞》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鱼类著作，写于1544年，《异鱼图赞》为杨慎考订博物之名著，文章渊雅。杨慎在《异鱼图赞引》中云：

有西州画史，录南朝《异鱼图》将补绘之。予阅其名多舛错，文不雅驯，乃取万震、沈怀远之物志，效郭璞、张骏之赞体，或述其成制，或演以新文。其辞质而不文，明而不晦，简而易尽，韵而易讽，句中足征，言表即见……

《异鱼图赞》中的“赞”，文风古雅，在“题”中，凭借其博洽的学识，较为广泛地征引典籍加以解释说明，既在内容上突出异鱼之独特性，更注重广泛地引用以资证明，不仅仅是对所记对象的形状的说明和描摹。

如《异鱼图赞·鲲》曰：鲲本鱼子，细如蚕茸，庄周寓言，鲲化为鹏。譬彼《诗颂》，雕育桃虫。千古之诠，谁发其蒙。

清代胡世安根据杨慎的《异鱼图赞》，著有《异鱼图赞笺》、《异鱼图赞补》等。

[旁注]

欧阳修　（1007年～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和宋祁等一同编修《新唐书》，又自修《新五代史》，有很高成就。

王象晋　（1561～1653年）字荩臣、子进，又字三晋，一字康候，号康宇，自号名农居士。明代文人、官吏，农学家。王象晋为人宽厚正直，见义勇为，乐于助人，在农业方面有很多实践，在医学上也有很多贡献。

范蠡　（前536～前448）字少伯，春秋时期楚国宛地三户邑人。春秋末著名的政治家、谋士、道家、名贾和实业家。被后人尊称为“商圣”，”南阳五圣“之一，传说他帮助勾践兴越灭吴，功成名就之后激流勇退。期间三次经商成巨富，三散家财，自号陶朱公。后代许多生意人皆供奉他的塑像，称之财神。

伯乐　传说中，天上管理马匹的神仙叫伯乐。在人间，人们把精于鉴别马匹优劣的人，也称为伯乐。秦代著名相马师伯乐相传为秦穆公时的人，姓孙名阳，善相马。后来人们又把“伯乐”指个人或集体发现、推荐、培养和使用人才的人。

辑佚　指对以引用的形式保存在其它存世文献中的已经失传的文献材料加以搜集整理，使已经佚失的书籍文献，得以恢复或部分恢复的行为。通过辑佚得到的文献，称为辑本或辑佚本，研究辑佚的历史、方法、原则和其他相关问题的学科，称为辑佚学。

陆龟蒙　（？～881）唐代农学家、文学家，字鲁望，别号天随子、江湖散人、甫里先生，江苏吴江人。曾任湖州、苏州刺史幕僚，后隐居松江甫里，编著有《甫里先生文集》等。他的小品文现实针对性强，议论也颇精切。陆龟蒙与皮日休交友，世称“皮陆”，诗以写景咏物为多。

黄省曾　（1490～1540）明代学者。字勉之，号五岳山人。多藏书，于书无所不览，详闻奥学，好谈经济，其一生著述颇丰，内容涉及经学、史学、地理、农学等多方面。为古文献的保存和整理工作做出了相当贡献。此外，省曾还是一个较有成就的书法艺术家。

杨慎　（1488～1559）明代文学家，明代三大才子之首。字用修，号升庵，后因流放滇南，故自称博南山人、金马碧鸡老兵。终明一世记诵之博，又能文、词及散曲，论古考证之作范围颇广。著作达百余种。后人辑为《升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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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先民在比较低下的物质条件下，却能够通过文字丰富、活跃精神文化生活，将情感寓于琴棋书画、茶酒花鸟之中，以珍惜、宽容、乐观的态度对待生活、对待人生，并且凭着自己的生活感受和人生体验，对现实生活中的是非、善恶、美丑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

在这些文字形成的著作中，古人不仅描述了花种、鸟性、兽习、鱼乐，而且在花香鸟语中抒发自己对生活的真实感受。反映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