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证细致的历代注释文献

我国南宋时期的1130年，南剑州尤溪一个贫困的朱氏家中诞生了一个男孩，取名朱熹，小名沋郎，小字季延，字元晦。

朱熹自小聪颖，弱冠及第，1148年中进士，历宋高宗、宋孝宗、宋光宗、宋宁宗4朝，历任左迪功郎、转运副使、焕章阁待制、秘书修撰、宝文阁待制等职。

朱熹是当时大儒家“二程”即程颢、程颐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他致力于教育事业，并于建阳云谷结草堂名“晦庵”，在此讲学，四方慕名而来者很多，由此创立了在理学历史上影响深远的考亭学派，当时称他“考亭先生”。

朱熹承北宋周敦颐与“二程”学说，创立宋代研究哲理的学风，称为“理学”。其著作甚多，辑定《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作为教本。

早在先秦时期，《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4部儒家经典并没有受到重视。到了汉武帝之时，著名的汉儒大家董仲舒以贤良对《天人三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由此，孔子的思想受到了执政者及思想界的推崇，于是，记载孔子及其主要弟子言行的《论语》也就被奉为圭臬。但当时《大学》《中庸》《孟子》三书，并没有受到汉儒的重视。

汉以后，《论语》的声誉日见高涨。魏晋时期《论语》注家很多，其地位已经和经相等。这一时期，《孟子》也受到了一定的重视，特别是赵歧称孟子为“亚圣”，并对《孟子》一书进行注释和宣传。

到了唐代，《孟子》、《大学》、《中庸》才受到了两位文学家韩愈韩愈和李翱的异乎寻常的重视，他们对三部书的思想也给予了充分重视。如李翱的《复性书》将此二篇的部分观点加以融合、发挥，建构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开启了宋代理学大门。于是，宋代的“二程”沿着这个方向，尊奉《中庸》，并把《大学》与《论语》、《孟子》并提。

到了朱熹这里，由于他学承二程，其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就是《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是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与“五经”于一体的巨作，是一部儒家理学的名著。

《四书章句集注》是四书的重要的注本。其内容分为《大学章句》1卷、《中庸章句》1卷、《论语集注》10卷以及《孟子集注》14卷。

在本书中，朱熹首次将《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认为《大学》中“经”的部分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传”的部分是“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而由“子思笔之于书以授孟子”，四者上下连贯传承而为一体。《大学》、《中庸》中的注释称为“章句”，《论语》、《孟子》中的注释集合了众人说法，称为“集注”，因此后人合称其为“四书章句集注”。

在编排次序上，朱熹首列《大学》，次列《论语》和《孟子》，最后列《中庸》。他的意图是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微妙之处。

在注释方式上，朱熹不同于汉唐学者的作风。汉唐学者注释，注重经书的原本，文字的训诂和名物的考证分量很重，做法繁琐。朱熹注释则注重阐发“四书”中的义理，并往往加以引申和发挥，其意已超出“四书”之外。

朱熹注释“四书”的目的，不仅仅是整理和规范儒家思想，宣扬和贯彻儒家精神，其更主要的是把“四书”纳入到自己的理学轨道，用“四书”中的哲理作为构造自己整个思想体系的间架。从这个意义上说，《四书章句集注》不仅是儒家学说的大成，而且是朱熹儒学体系的基础。

朱熹几乎用了毕生精力研究“四书”。他在34岁时写成了《论语要义》，10年后又写成《论语正义》，之后又写《论语集注》、《孟子集注》、《论语或问》、《孟子或问》。60岁时，他撰写《大学章句》、《中庸章句》，之后还写了《大学或问》、《中庸或问》。他在临去世前三日还修改《大学·诚意章》的注释。

“四书”经过朱熹的反复研究，颇为完整，条理贯通，无所不备。“四书”在南宋以后之所以能代替“五经”的权威，与朱熹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四书集注》被历代所推崇，1212年，宋宁宗把《论语集注》和《孟子集注》列入学官，作为法定的教科书。宋理宗于1227年下诏盛赞《四书集注》“有补治道”。

宋以后，元、明、清三代都以《四书集注》为学官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因此，理学成为官方哲学，占据着统治地位，而《四书集注》作为理学的重要著作，也被捧到了一句一字皆为真理的高度，对我国古代思想产生了深远、巨大的影响。

随着儒学在我国社会中定于一尊，历代学者纷纷为诸经作注解。其中，汉代及稍后的学者们做了大量的注释工作，人们称之为“注”或“笺”。

唐宋时期，由于时代久远，人们对汉代的注释也难于理解了，于是一些学者不仅注解经传的正文，而且对前人的旧注也进行解释和阐发，习惯上就称之为“疏”或“正义”。

历代解释“十三经”的著作很多。南宋以前，注和疏本来都是单独成书的，南宋时期始合刻在一起。

南宋绍熙年间，开始有了汇集唐宋之前最具权威性的“十三经”注、疏的合刊本，形成一整套经书及其注文，称为《十三经注疏》，后复有十行本。

到了明嘉靖时期，出现闽本《十三经注疏》，据十行本重刻；明万历间有监本，据闽本重刻；明崇祯时期有毛氏汲古阁本，据监本重刻。

由于明代的监本和汲古阁本，因辗转翻刻，讹谬百出，于是清初有了武英殿本。清嘉庆时期，著名学者阮元主持重刻《十三经注疏》，汇集宋本重刊，以十行本为主，并广校唐石经等古本，撰《校勘记》附于诸经卷末，号为善本，是历代最好的本子，素来为世人所看重。

清代的阎若璩也长于考据，著有《四书释地》6卷、《释地余论》1卷，校正前人关于古地名附会的错误，其他撰著尚有《潜丘副记》6卷、《毛朱诗说》1卷、《孟子生卒年月考》10卷等著述，其中以《尚书古文疏证》最为重要，是阎若璩的代表作。

《尚书古文疏证》本切成4卷，清初著名经学家黄宗羲为之作序，后又续成4卷，共为8卷。原来仅有抄本流传，阎若璩逝世40年后，始由其孙学林刻于淮安，是为清乾隆年间刻本。

《尚书古文疏证》运用了随心所欲、自相矛盾的方法来证明古文《尚书》之“伪”。这样一部“辨伪”著作，自问世以来一直受到学术界的推崇，究其原因是由于疑古辨伪思潮的长期风尚；加之《疏证》又运用了多种写作手法，许多学者陈陈相因，给予其书一片喝彩声。

[旁注]

董仲舒　（前179年～前104年）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曾任博士、江都相和胶西王相，汉武帝举贤良文学之士，他对策建议，使儒学成为我国社会的正统思想，影响我国历史长达2000多年。

韩愈　（768～824）字退之，祖籍郡望昌黎郡，世称韩昌黎。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与柳宗元共同倡导我国唐代古文运动，合称“韩柳”。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

李翱　（772～841）字习之，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曾任山南东道节度使职。追随韩愈，强调文以明道。他还主张性善情恶说，认为成为圣人的根本途径是复性。他的思想为后来道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散文平实流畅，富有感情色彩。

十三经　即《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13部儒家著作，因为历代将它们尊为儒家经典，故称为“经”。

黄宗羲　（1610～1695）字太冲，一字德冰，号南雷，别号梨洲老人、梨洲山人等。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学问极博，思想深邃，著作宏富，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亦有“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

[阅读链接]

儒家文献“十三种”取得“经”的地位，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汉代以《易》、《诗》、《书》、《礼》、《春秋》为“五经”，官方将其立于学官。唐代有“九经”，也立于学官，包括《易》、《诗》、《书》、《周礼》、《仪礼》、《礼记》和“春秋三传”。五代时蜀主孟昶刻“十一经”，排除《孝经》、《尔雅》，收入《孟子》。南宋时《孟子》正式成为“经”，和《论语》、《尔雅》、《孝经》一起，加上原来的“九经”，构成“十三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