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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突然降临到以农业居于从属地位的英国工业社会的身上——大大出乎它的绝大部分成员的意料之外。虽事出意外，但是大多数人却接受了或热烈地赞同了它的政治领袖们的安排部署；新近分裂了的一个习于评长论短的民族，却以异乎寻常的一致同意投入了这场出乎意外而又心中无数的战争。他们的新任陆军大臣基钦纳要他们作好进行若干年战斗的准备；但是最初在任何生活岗位上的人注意到他的警告的却寥寥无几。欧洲所有部队中的军人都显然料想下一场战争必是虽则酷烈然而为期短暂的战斗，并且一直据此进行他们的准备——一则因为大家都在计划着速战速决；一则似乎是因为各国财政部和他们的专家都深信没有一个国家对于现代战争的经济消耗能支撑很久，并且也按照这种见解告诫他们的作战部门。在英国大大小小的经济实干家、思想家和作家之中，这正是占主导地位的意见。认为较强大的交战国， 特别是英国在万不得已时能经得起长期消耗的那些人，却误以为经济的压力在一年，至多两年之内必定会使敌对同盟某些比较脆弱的部分发生裂罅，而不问战场上的情况如何。他们低估了在为生死存亡而斗争的时候农业文明的持久力和工业文明或半工业文明的适应力。那些以厌战的、自由的和城市的眼光去作展望的人，深信一年以上的战争是完全不可能的。在马恩战役五天之后，当英国每日的开支大约是最终达到的数字的四分之一的时候，《经济学家周刊》就写道，“要按目前的规模将战争积年累月地进行下去，在经济上和财政上是不可能的”。对于这种说法，至少有一位惯于透过货币金融的感光膜观察基本现实的经济思想家回答说：“一派胡言，但有东西可吃，但有东西可发射出去，这种事情”（原可说“这种血腥的事情”）“就能以进行下去。”两年半之后，几个大交战国有一个垮下去了，主要是因为一直缺乏东西去发射。另两个，两个最大的工业国则试图以各自不同的方法相互掠夺可吃的东西；而在最后一年，军事上的考虑比它们在这方面成功与否的有关措施更加具有决定性的，实不多睹。战时拘禁在德国腹地的一位比利时学者，注意到了在妄想打了败仗的俄国用以作为对德国的胜利的贡献品的乌克兰小麦终未到手时，士气是如何的低落。在 1918 年 3 月食不饱腹的德国军队在皮卡尔迪越过英国防线时，他们在军人贩卖部发现了大量的上好食品和军用奢侈品，真是惊喜交加，但终于又心灰气馁；因为他们一直听说缺乏东西吃的是英国——英国的确缺乏，虽则他的军队并不；但是它也仅只缺乏到不惬意的程度，而并没有缺乏到令人意气消沉或活不下去的程度。
军事史学家和外交史学家不能不解决究竟 1914—1918 年的战争是否必然成为国民经济耐力的一个考验这一问题：经济学家则注意到它确乎是的。在花言巧语的经济解释甚嚣尘上的一个世界中，一个现代英国经济史学家自然要问道——不惜冒着对一些头脑简单的问题提出明显注释的风险——是不是他向所研究的那种工业和资本主义文明比其他各种文明史倾向于战争呢； 是不是生产手段的私人控制本身更可能制造战争呢；以及是不是 1914 年他本国的参战是直接或间接地决定于经济因素或经济打算呢。
对于前两项疑问的答案，或者不如说是对于这两个论题的沉思默虑，势必要受到对现代工业文明和十九世纪世界人口史无前例的增长之间的关系所作估计的影响。如果和一位现代人口学家持同样见解，认为人口的增长不是
不可思议的，而“只不过是技术增长的反应”，①那么他就会把那种过分拥挤， 那种人满为患，那种对于 Völker ohne Raum〔地窄人稠〕的悲叹，那种对于日球上的地方的需求以及那种保持已经在那里取得的地方不放的默默的决心，连同它的许多创造发明都一并记在那种文明的帐上，虽然这些并没有直接造成 1914 年的战争，但至少使各国作出了起而应战的准备。但即使无条件地接受技术增长反应说，他也会牢牢记住如何技术增长是如此之速，以致所有各大交战国日益增加的人口都是毫无疑义地更加繁荣而并非更不繁荣，虽则速度各有不同而且也还有偶尔的顿挫。相互掠夺食品或享受品，并非出于经济上的迫不得已，一如荒芜的土地上日益增长的原始部族间很会有的情形那样。
究竟愈益增长的技术是不是人口增长唯一真正起作用的原因，或只不过一大堆原因中的一个，这充其量和生产手段私有制也只有间接的关系。对私有财产和私人资本抱批评态度的人经常论证说，至少没有私人资本，技术也会进步；私人资本的辩护人既不否认技术在过去的印卡社会主义帝国中是增长的，更不否认在今天的俄国也正在增长之中。如果技术产生人口过剩，而人口过剩又倾向于产生各该政府之间的摩擦，那么这些摩擦就不必记在资本主义的帐上；鉴于今天在所有欧洲各国之中，在资本主义是一轻蔑之词的地方人口增长最为迅速，那就更加不必了。
在成长中的国家无论为了它们的生存或是为了维持它们已经习惯的生活标准而达到了依存于出口贸易的程度时，市场的竞争就会导致利益冲突和猜忌，而那种利益冲突和猜忌又可能在直觉地按照战斗条件去考虑问题的各部分人口中间培养战争情绪——那些部分的人口规模和影响力则因世纪和国度的不同而不同。所以在德国一度流行这样一种迷信，认为英国由于商业上的忌妬而打算对它发动进攻，并且在 1914 年的确对它进攻了；在英国也有这样一种也同样迷信的，但却不那么容易证实的相应信念，认为德国迟早有一天会由于经济政治的野心而向它挑衅，以及这样一种想法，认为这个武装起来的强国对于全世界各个市场是赋有种种权利的。一些德国人的确有过这种牵强附会的言论和写作。认为贸易总量是一定的，所以你有我就不能也有的这样一个牢不可破的信条，这样一个古老的重商主义的信条，具有很大的活力； 而不幸事实上又存在有若干种类的情况，为期短暂的局面，和一些具体的贸易部门，在它们中间这个信条却不是迷信的。兰开郡和日本不能在中国人的寿衣贸易中同占一主要部分。究竟那项贸易中的支配地位是否值得一场大战倒是极可怀疑的，恐怕兰开郡从来没有甚至这样梦想过；但是丧失这种支配地位的前景却会激起可能带战争气味的不愉快情绪。
这些情况同作为一种工商业组织形式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实质上的联系。诚然，在 1914 年以前为英国从海外取得它的奢侈品，它的原料和它的很多生活必需的食品的那些人，以及经营偿付这些商品的出口贸易的那些人，都是为牟利而运用的私人资本的支配者。从历史上说，总是奢侈品和牟利在先， 而生活必需的食品和原料在后。但正在十九世纪，食品和原料的供应成为进口商的主重职能，也间接成为出口商的主要职能。在一定的人口及其财富和欲望水平的条件下，他们的工作是至关重要的；虽则在一个集体主义经济或统制经济中，与某几类外国投资有关或在其他方面认为不可取的出口，未始
① 上卷，第 57 页注①所引证的卡尔——桑德斯文句。
不会加以限制或削减——是否合乎国家的最终利益则有赖于负责官员的聪明智慧了。寻求市场和保住市场的愿望，连同它们在一个日益扩张的国家经济的世界中所会造成的一切摩擦，并不是资本主义贪婪的邪恶产物。今天俄国对于它的木材、石油、小麦和后来黄金的出口贸易并不比英国对它的棉毛、煤炭或机器出口贸易所表现的兴趣少些。而俄国果真工业化到希望为它的制造品扩大市场的程度，它未必就会不用这些猎取、利用和保住市场的适当方法。这个过程在新疆和亚洲内地的其他部分已经初露端倪了。
私人资本家的出口常常被谴责为轻率地，或许不道德地硬把它的货物塞进不情甘意愿的市场或被它们弄得风俗败坏的部族之间，然后再要求本国政府的支持，从而造成民族之间的摩擦，原始文明的衰亡和小型战争的爆发。这里有一些臭名昭著的事例——在十九世纪和其他各世纪中——在那些事例中，这种指责是不难得到证明的。但是各国政府至少可以任便否定蛮横无理的商人。它们却不大会否定它们自己。除非基于一项多少带几分天真的假定， 认为政府比个人更加慎重，更加讲道义（“我们如果为自己作我们为意大利所作的事情”，喀富尔这样说，“那我们必是一些大无赖”），对外贸易的政府管制或管理也未必就会有助于减少国际摩擦。在今天的世界中，大量的这类管制看上去并没有增进国际协调。倘使斯密·格兰特·琼斯公司提高英国煤的价格，外国买主会大肆抱怨一番之后而转往别处，如果他能够这样作的话；但是倘使英国政府提高价格，这就很会被看作是不友好的行为。至少肯定是会酿成摩擦的。意大利在 1919—1920 年由于在英国政府仍然控制煤矿的时候，英国煤索取高价而疏远了英国。而法国，仅就所知道的来说，并没有因为作为个体的约克郡人在那个时候为他们的布匹索取同样高的价格而发生任何恶感。
十九世纪的商人和制造家自认为是爱好和平者，他们也的确如此，更自认为他们的工作是和平培护剂，这一点，尽管有一些不大重要的贸易战，迄今还不能证明是虚妄的。当时对他们最常常提出的指责是，他们太爱和平了， 为了他们荷包的缘故，太爱不顾体面的和平了。在英国违反曼彻斯特人的意愿而不必要地在克里米亚对俄作战时，易于激动的作家们是兴高采烈的。
商业将不再是一切的一切了，而和平
在它牧歌般的小丘上吹奏出一个阴沉的曲调。
至少在这些唯利是图的人拥有大部分权力的那几代期间，世界上有九十九年得免于十八世纪政治家司空见惯的那种“普遍战争”。在 1918 年以后，有人写了一本书，题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很多人对于他的“第一次”一词不禁毛骨悚然；但是从俄亥俄直到马尼拉，或从马来群岛经由埃及和好望角直到新奥尔良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那些更早期的战争，其范围之广也差不多把当时的已知世界席卷殆尽了；而且在 1914—1918 年得置身事外的一些欧洲民族也被卷入了那些场战争之中。
工业家——以及科学和国营兵工厂的人员——制造出可怕的战争机器， 而政治家则训练全国人民如何进行作战。在大多数国家中，一个人数有限的工业家集团，连同有关的股东和工资劳动者，与其说是对大规模战争的爆发有直接利害关系——作为生意人，他们不能不衡量战争的风险——倒不如说是对于费用浩繁的战备有直接利害关系。但是无论历史或世界现状都不能表
明兵工厂中一切武器的制造会有助于确保和平。西班牙的菲利普，法国的路易十四，作战时代的威尼斯共和国以及法国的第一共和国，对于它们的全国兵工业都具有相当全面的控制，虽然不是真正的垄断。正是在英国最好战的那个时候，所有大船都是在皇家船坞建造的。在现代的意大利、德国和日本， 正如在重新武装中的英国一样，兵工业都是半公营性质的。俄国的公认有效的和极其庞大的兵工业无可避免是一种国家垄断事业。今天兵工业的进一步全面国有化，是不乏各式各样的充分理由的；但是要说在英国和公营相对待的私营的武器和军用工具的制造同 1914 年战争的爆发有任何直接的，甚至间接的关系，却难以证明。
至于说一般“资本家”因为战争会带来高利率和相当大的利润而为战争效劳，甚或促致战争云云，这却是从战争的确给所有人带来报酬和给很多人带来利润这一有目共睹的事实得出的一个肤浅的概论，如果这种说法不是相当风行，原是不值一顾的。不胜其恰当的是，没有一个人曾经提到工资劳动者之所以接受 1914 年的战争是因为军需工人等所终于得到的异常之高的报酬，或是因为战争和从而产生或从而得到鼓励的社会政策所会带给他们的某种实质上的和永久性的利益，正如事实上所带来的那样。在 1914 年，“资本家”所理应料到的是贸易方面的损失、高额税课和眷属的死亡；工资劳动者所理应料到的则是死亡、税课和失业。谁都没有第二种看法，谁也不应该照他莫须有的那种看法而受到批判。
作为一个阶层，工业家到处都是爱好和平的，商人和银钱业者甚至更加如此。一般德国工业家的和平精神也许比别国的略逊一筹。德国人对于他们的军队具有根深蒂固的信心。缔造第二帝国的两次战争都为期短暂，并且都被认为在经济上有利可图。在 1914 年以后，当他认为他的国家正逐渐取得胜利的时候，或者当它在俄国和罗马尼亚暂时得逞的时候，德国工业家对铁矿、油田、殖民地和各种经济让与权，贪心大作。但是在似乎依法取之无伤的时候，垂涎其他民族的肥美，倒也不仅仅以德国人为然。由于妄想在一百年的和平之中击败英国而使一位普鲁士将军稍感厌恶的那种德国工业家，在全世界工业家阶层中是相当具有代表性的。威廉二世所以以他或许三分之二的意愿希望作为和平使者而永垂不朽，正是为工业家这类人的利益计的。英国工业家曾经为德国的竞争伤了不少年的脑筋。现在一个人数众多的工业集团想用关税来缓和这种竞争；但认为用战争来减缓为得计的那种看法，却和他们的思想方法是相去霄壤的。
至于伦敦中心商业区和证券交易所的纯粹资本家，掌握抽象价值而非实物的那些人，则深知战争对于国外投资和对于借给外国人的信贷所造成的浩劫，甚至在想象中还把它扩大几倍——他们在 1914 年 8 月初无不忧心如捣。“严守中立”的政策和“在筋疲力尽的交战国之间”进行有效斡旋的最后机会，乃是一家能够相当代表他们的杂志在 8 月 1 日撰写的。“老妇人”，刚强的阿斯奎斯这样称呼他们。十分焦虑一场可能战争终于会失败的，我们不妨这样揣测说，实寥寥无几；但是对于战争损失的前景，他们却不寒而栗。
要把一种经济方面打算的任何想法同将英国导入自己所痛恨的战争的那个人的回忆联系起来，是不容易的。诚然，爱德华·格雷曾经是东北铁路的董事长，并且他又从白厅回到董事长的任上。在任何情况下怕都会导致他赞成参战的那些事关义务和荣誉的考虑的背后，是他的这样一种信念，认为要听任德国以武力赢得欧洲的霸权，那对英国是太危险了——而在所危及的事
物之中确有英国的经济利益；危及它所持有的一切，而不是它所垂涎的任何东西；但是它所持有的已不胜其多。没有任何东西表明，他首要的考虑不是它所想望的发展的自由，而是经济利益，不过，如果说在他的思想之中也作了一个经济方面的打算，他倒是作了这这一个打算的。但是在 1912 年，他怀疑如果他是上帝的话，他是否会不说“这种自负的文明⋯⋯是如此可鄙，以致我要把它一扫而光”。“如果上帝果真想这样作，”他补充说，“那么各大工业国将在浩劫之中同归于尽。”在 1918 年 1 月又说：“我深深感到维多利亚时代的文明应该泯灭了。”①也许迟早会有一位以自己的这些心灵上的启示武装起来的天才学者着手去证明自己筹划了一场战争，而这场战争却加速了维多利亚时代文明的寿终正寝。
这里所得到的提示是：法罗敦的格雷所认为的这种可鄙的文明比以往的大多数文明在精神上都更不那么好战，虽则它所造成或容许的人满为患情形会使强暴者想到强暴的解决方法——正如现在仍然有的情形那样；它在财产私有制和其他方面给以发挥余地的个人自私心并不比已有迹象将一时继之而起的那种集中的、非个人的财产管理或财产公有制的国家自私心对世界和平更具有威胁性；而且在战事结束时英国外交政策的主要领导人，虽则由于他的地位关系不能不保卫这种可鄙的文明连同他所照管的英国其他利益，却没有为他的国家比为他自己更多地考虑到物质利益。
随着对经济耐力的考验开始有点令人吃不消（在进入 1916 年以后很久还不曾）英国工业文明的支撑力和适应力证明确是出乎意外之大的。它还是依然如故。因战败而经得起这样多损失的国家或帝国从来不曾有过。农业国家可以靠寥寥几次丰收而恢复起来。在一个战败的彻底工业化的现代国家中， 究竟会怎样混乱以及混乱会持续多久，只能以 1918 年以后德国的情况为借镜而加以想象——而德国文明却远不如英国那样工业化。但支撑力并不是这种制度所固有的，纵使适应力如此。它完全依存于对海洋的控制。这正是何以在把敌人水面船舰清除出海洋的第一个阶段竣事之后战时经济似乎简而易行到令人误解的程度。浪费船只的战役开始于六、七个地点。运往英国及其盟国的各种供应品大量运到。在美国和其他各地所需的特殊开支，只须将海外投资的一部分换成战债就轻而易举地予以应付了，那些投资估计 1913 年应有二亿一千万的收入，所以资本价值约为四十亿镑。
在从和平状态一跃而进入战争状态之后，预期的失业问题化为乌有了； 深谋远虑的贸易部为未雨绸缪计而事先筹设的那个部门（当时人人都料定战争和失业必偕以俱来）所报告的不是有多少人失业，而是有哪些工业占用人手太多，认为其中有一些可以转入军队或军火制造业，而且正准备宣传品， 旨在鼓励妇女参加各种不象是妇女干的职业并穿上在田间劳动的工作裤。
随着 1916—1917 年压力的增加，连同 1917 年潜艇对船只无限制袭击的越来越令人头痛，迄当时为止一直相当自由的工商业——1916 年的出口贸易同 1913 年差距如何之小是令人诧异的——不能不接受越来越多的政府监督，或遵照白厅训令厉行自制。这种措施已经逐渐以保证作战部门对工业存货和劳务的优先使用权为开始；继而推行到军需部门，并终于有了一套管制、检查员和“优先权”的复杂制度，这套制度涉及全国工业是如此之广，以致
① 特里维廉：《法罗敦的格雷》，第 177、341 页。
非有军需大臣的执照一个男子不得将钢放进胸衣——1917 年的胸衣满都是钢——因为钢须用支持他的女工的疲劳的背脊；发夹只能用海军部不要的铁丝，“废掉的”无弹性的铁丝制造。当和平到来时，普通方砖已置于两三种不同的管制之下，而不得不多少武断地予以“解除管制”——这是用于一种新办法的一个新造的过去分词。
管制是以铁路、兵工厂和矿山为开始的，而且极其接近于真正的国家所有制。就军需品而论，有受管制的工厂和原则上虽往往没有租赁下来但却是现有造船厂和兵工厂附设的那些工厂。随着 1917 年的航运危机，管制推广到了一些和前线不那么有直接关系的工业，主要是因为船舶本身有节约使用的必要。英国和盟国之间都有了吨位的管制，并终于有了航运部的设置。曾经设有一个委员会来设法找出一种可以削减而不致造成太大不方便的散舱进口货，并选中了在 1913 年按重量计占英国进口货大约五分之一的木材。结果是有了一个木材检验员，一次国内木材节约运动和英国优雅的树林中的一些加拿大伐木工。依照提出申请的各工业的作战价值进行的进口舱位的配给，给棉纺织工业带来了一次危机和一个棉纺织管理委员会。棉纺织是所有较大的工业之中受打击最沉重的一个，因为它的产品仅仅有一小部分能以运上任何船只或运进任何战壕之中；而且飞机用织造品又是亚麻织造的。羊毛和亚麻则处于恰恰相反的地位——羊毛自始就缺货，亚麻则随着空军需要的日渐迫切而紧张起来。就羊毛而论，全国的原毛都是买自各自治领；至于亚麻，因比利时和俄国的旧有供应已为对垒交锋的战线所切断，所以为购买或生产更多的亚麻一直进行不断的斗争。除发夹和小铅兵之外，几乎所有的五金工业都同军需工业联系起来了，这些工业又需要大量的煤炭。在没有设一个专管部的农业方面，政府这时几乎是无往而不插足的，相继发动了妇女劳动运动， 为争取制面包的谷物的犁耕运动，马铃薯运动以及其他很多运动。“⋯⋯象一座珊瑚岛一样一个细胞叠在一个细胞上面那样建筑起来的国家支出和国家责任的结构”①以这一个半世代以来在暴风雨气候中建筑得最快。这时在一次大暴风雨中，它是以惊人的速度长成的；虽则在暴风雨过去之后，责任结构的大部分已被敲掉，但是却已经为大家所亲眼目睹；而且为不少的人所赞美； 既经取得了经验，也就不难重新建立起来了。
就支出结构而论——在 1913—1914 年财政年度中，中央政府用去了一亿
九千七百万镑；在 1917—1918 年，用去了二十六亿九千六百万镑，虽然英镑已经有所贬值。1918—1919 年预算将近三十亿镑，但是随着和平的到来，不是全部都有需要了。这样规模的支出和为应付这项开支而通过银行筹借款项的方法不能不造成通货膨胀，起初很轻微，既看不出也不肯予以承认，但终于相当可观了，虽则还始终不是灾害性的。约有一亿二千三百万镑的金铸币已不再流通，但是到 1918 年 12 月，英格兰银行纸币发行额却高出 1914 年 6 月的数字四千万镑；另外还有和它们一起流通的政府流通券三亿镑以上。这是新价格水平所需要的流通货币的总量。直到 1923—1925 年支出方始降至八亿镑以下，而从来没有达到过七亿镑。在这个水平上，它达到了统计学家对国民收入总额所作估计的大约五分之一；此外还要加上郡和市的预算。1924
—1925 年的七亿九千六百万镑的支出是包括供国债还本付息之用的三亿五
千七百万镑在内的（而 1913—1914 年是二千四百五十万镑）——这主要是国
① 引证本卷，第 485 页。
人从钱包到钱包的支付，而其中大部分却流到装得更满的钱包中去了。但是这些钱包的所有人已经养成了一个完纳高额税课的既定的习惯，这会是十一年前当其中有些人对于没收性质的税课已经抱怨不已的时候，完全不能想象的。而全国人民都和他们一起按一种新税率完纳税课。这些税课，成绩斐然： 从钱包到钱包的因素纳进了很多税课之中。直接关心的问题是，这种暴风雨时期的政府支出结构的规模和业经按照这种规模进行的那些所会容许其继续存在的社会调整。
但是这种规模的政府支出结构只会继续存在，而不象是会有显著的增长；因为在战争结束后的十年之内，比纳税习惯和政府管制方面的任何变革重要得多的一种情况，在 1900 年以前很少观察家曾预见到的一种情况，已经成为肯定的事实——即在二十世纪和远比十九世纪时所能预料的要早得多的时期，英国人口竟会停止增长，而且事实上竟会开始下降。在 1911 年，人口
是四千零八十八万七千人。尽管有战争，到 1921 年已是四千二百七十六万九
千人。一项陈旧，但还不太陈旧的十九世纪估计曾经预测 1951 年为五千六百
六十二万人。到 1931 年，必定无疑的是，绝对达不到五千万之数，而且生命保全方面的任何大量活动也无法防止此后十年之内人口的开始降低。因为到1926 年，统计学家向所称之为“毛再生殖率”的事物，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已经是，按照他们的术语来说，刚刚在单位数以下；这就是说每一百个怀孕年龄的妇女（已婚的或未婚的）所留下的可以成为母亲的女孩不满一百个。“净再生殖率”，即对下一代的合理的指望，则更低，因为在把或然的死亡率考虑在内时，第二代中可能变成母亲的人数又有减少。①在 1921 年，甚至这个
净再生殖率也刚刚超过单位数。如果 1921 年的结婚条件和家庭的平均规模能稳定下来的话，那么由于生命的保全，人口还会有一点点增长，然后就会出现一个接近于静止的水平。
1921 年的情况并没有稳定下来。出生率继续下降，潜在母亲的供应也随
之而下降。到 1931 年，净再生殖率已低于单位数很多。据计算是零点八一； 这就是说，根据重要统计所表明的事实得出的合理希望是，每一百名可婚年龄的妇女将由八十一个生长到那个年龄的妇女来填补。在五岁以下这个组别比在五至十岁这个组别中活着的儿童，无论男童和女童，已经都少些。如果1931 年的情况稳定下来的话，那么，最近将来的微微下降则是肯定的——在一国的人口之中，凡其基层组别不是最大的组别的，则这一国的人口绝不能是真正日益增长的，虽则这项事实会暂时为所有各组别中生命的保全所掩盖
——而远在这个世纪结束以前的显著下降也是肯定的。因为一个持久不变的在单位数以下的净再生殖率的作用是代复一代地渐积累增的。
当代有这样一种倾向，就是把二十年代出生率的逐渐降低这唯一普遍了解的关于人口的事实，同战争的传统对新战争的担心或 1921—1923 年深刻的工业萧条联系起来。诚然，这些都有它们的影响，尤其是最后一项；好的年景同结婚和出生之间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结婚和为维持一国人口所需要的出生数量——三胎或四胎——之间的关系，却不象过去那样密切了；在1883 年到 1933 年这五十年——在这繁荣和艰困，和平，战争和再度和平的五十年间——的出生率曲线中，战时和和平的头二、三年的剧烈的和很容易
① 统计学家的总论的一个非常简洁但一定不十分准确的摘要。参阅本卷，第 544 页注②所引证的书籍。
解释的不规则状态是同看上去几乎象川流之入海一样地无可避免的下降趋势相抗衡的。①何况二十年代的死亡率看上去比真正的情况好得很多。由于寿命的增长和出生率的降低，人口暂时是不平衡的。幼童和老人是死神最常见的掳获品：死神对老人的打击来得晚一些了，而且在他所打击的当中婴儿也比较少了。但是老人和非常众多的中年人迟早总要有一天不得不撒手而去。
这种情况并不独以英格兰为然；它是西欧文明的一部分。苏格兰的前景也大同小异。爱尔兰人口久已在下降之中，而且下降还没有停止。就法国、德国和比利时；丹麦、瑞典和奥地利而言，在 1930 年左右以二十年代的事实为根据所进行的计算，得出了同英格兰相似的结果——在此后三、四十年中无可避免的下降，估计虽各有不同。一位德国统计学家在街上大声疾呼 Volk ohne qugend［缺乏青年的民族］。如果德国人仔细研究过犹太人的统计， 几年之后他们未始不会保全住他们自己的荣誉；因为他们的犹太人正逐渐灭绝。1929 年，犹太人的出生率在普鲁士是九点一，在巴伐利亚是九点八：① 这些都是绝种灭族的出生率。
在欧洲以外，美国人口到 1931 年也不过是出生与死亡相抵而已。在 2000年以前，下降似乎是可能的，除非靠移民入境予以防止；但是美国已不再欢迎来自依然人口稠密的欧洲东部和南部，或来自亚洲的移民了。英属加拿大的情况大同小异，不过这种情况为天主教的法属加拿大持续不变的出生率所掩盖而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已经对于它们的人口趋势焦虑有年；拉迪亚德·基普林所写到的“九岁和十岁的儿童”始终不象他所想象的那样常见；而现在平均怀孕年龄的妇女只不过留下另一个这样的妇女来传宗接代而已。几乎每一个国家的数字，只要有数字存在并能具有相当准确性的话，都
表明了出生率逐渐降低的倾向——在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波兰、保加利亚和乌克兰；在阿根廷和日本；也可能在俄国本土，虽则那里的出生率仍然显得异常之高；但在印度则不然。关于中国，谁也不敢放胆一谈；但是恐怕在它大约四亿至五亿的人口之中，出生率肯定是象死亡率一样高的。尽管有降低，然而在这些南欧、东欧和亚洲国家之中都还没有看到停滞的和逐渐下降的人口水平。但是鉴于西北欧出生率已有的下降速度（1900 年以前在德国才刚刚开始，但是到 1914 年已经显而易见了），可知在半个世代以内，在有教养的民族中间可能出现重大的变化。凡是出生率相对高的地方，如有任何变化，这时肯定会是趋于下降的。
在二十世纪中，无论在英国或整个西北欧，在 1914 年为止的十年期间， 是未始不可合理地预料到在某一点上稳定下来，或继之以微微下降。在此后半代之中，这是肯定无疑的。避免严重的下降原是可能的；但是为避免下降所必需的社会风俗方面的变革，在英国和在西北欧的几乎每一个国家之中看上去却最无可能。晚婚和小家庭首先开始于生活安适的人们之中。由于安适的普遍化，这种风尚也随之而流行。就人口的趋势而论，至少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在十九世纪中叶在他的大多数同时代人看来最最不可能的时候所讨论和指望的“稳定状态”已指日可计了。这种状态的出现将会改变，过去也在改变着整个经济和社会的气候。阴霾密布在较远的地平线上。这时比照例更醉心于悲观理论的德国人一直在以西方的没落这个半哲学性的、“世界史
① 参阅本卷，第 545 页上的曲线图。
① 鲁平：《现代世界中的犹太人》（1934 年版），第 73 页。
的”名词进行着讨论。现在，随着死亡和出生的准确数字的公布，他们正准备问道：白色人种是否在逐渐绝灭？①
至少从国家资源方面来看，英国可以相当安心地面对一个稳定的或逐渐降低的人口。人口越少，一个改进了的、得到鼓励的和改组了的农业就越能给养和供应他们；战争留下了一个虽则空泛和踌躇但不失为真实的决心，去改组、鼓励和改进农业。小麦和燕麦的保证价格经过试办，放弃，终于（虽则直到三十年代）重又予以恢复。受到补贴的食糖栽培，另一个直到战争结束六年之后还没有确立的战时条件的结果，是面临着最切当的批评而予以采纳和保留下来的。这两项政策没有一项甚至象二十年前那样地讨论过；但是这两者对农场主和农业劳动者各重要集团都是至可宝贵的。它们的恢复，不管它们的确实功绩怎样，连同 1923—1925 年以公共开支为牺牲而实行的农地地方捐的豁免，表明了一个胡乱下定的新决心，要尽量利用土地，而不太注意以先例为借鉴。
这种胡乱下定的决心也见之于森林政策中。一个调查委员会跟着一个调查委员会提出了报告，指出十九世纪的英国短缺普通、低廉、可供利用的木材已经到了几乎难以置信的程度。战时的木材需要和政策加强了过去谁也不认为有采取断然措施必要的那些报告书。如果战争再继续一年——并且在1918 年 9 月几乎所有负责人员都这样认为——木材的情况未始不会渐渐危急起来。所以在一个原已地窄人稠的岛上，既有一片或因风景优美，或因松鸡的缘故，或因留供作为稀有动物区和特殊荒地之用而希望保留原封不动的地带，而为国家利益计最宜于用工业和健全的林业所需要而为大多数英格兰人连同沃兹沃思和其他圣哲所不欢喜的以整齐划一的针叶松为主的林木加以覆被的乡野，又几乎总是另外什么人的乡野，无怪举棋不定的造林政策，是如此之难以贯彻执行。所以对于少数人的展望，对于针叶树的不太大的需求起共鸣的，也不乏其人。
人口增长越慢，斯坦利·杰文斯在六十年前所提出的煤炭供应问题就会越不令人焦急。在 1914 年以前已经不再真正令人焦急了；但在 1915 年仍然
可以论证说，到 1941 年英国的产量是可以从 1913 年的二亿八千二百万吨上
升到四亿七千二百万吨的。这是奠定在出口贸易的恢复增长和 1941 年五千二百七十万人口这一乐观的假定上。①燃料油、煤炭的节约、水力发电的发展、工业上的竞争、外国的自给自足政策，以及世界贸易的停滞或萎缩既经压低了煤炭出口，而人口的前景又已经有了变化。随着 1941 年的临近，不到二亿五千万吨的产量似乎是大有可能，由于煤炭耗竭而来的可能的头痛的日子， 遥遥无期了。甚至在 1926 年，一个皇家调查委员会就提出了五个世纪，七个世纪，或更多世纪的说法。
全国铁矿需求的可能缩减也会是受欢迎的——虽则无论欢迎或讨论这个问题的人都寥寥无几。若干年来英国一直是在很大程度上依存于进口的。1910
—1914 年的正常数字是从六百万到七百万吨，而国内生产则两倍有奇——但
① 斯彭格勒：《西方的灭亡》（Spengler，O. ，DerUntergangdesAbendlan-des）；伯格道弗：《白色人种是否在逐渐绝灭？》（Burgdorfer，F.，Sterbendiewei-ssen V(lker？）（1934 年版）。比格道夫也是本卷，第637—638 页提及的《缺乏青年的民族》一书的著者。
① 杰文斯：《英国的煤炭贸易》，第 752 页。在杰文斯的论证中可能有一点虔信的成分：他预料在二百年之内会发生麻烦。
平均来说铁却贫乏得多。自 1914 年到 1918 年把这六至七百万吨运进口岸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的；在沿着自毕尔巴鄂至纳尔维克这条海路的海底一定葬有不少海员的尸骨和铁矿的货载。在 1920 年缔和以后工业依然活跃的时候， 国内生产的铁矿是一千二百七十万吨，进口是六百五十万吨。英国煤层铁石采掘得相当顺利。坎伯兰赤铁矿和克利夫兰矿石的寿命肯定是难期久长的。十七年之后据说在林肯郡和米德兰有每年足可生产出一千万吨钢的低级矿石
（1920 年的数字是九百万吨），供一百年之用。也许更多一些。地壳中含有惊人数量的铁，新的提炼方法肯定将会发现。即使如此，鉴于一个世纪在一个国家的寿命中不过是转瞬之际，基于钢铁时代仍将持续下去这一假定，那么更加经济使用的前景是非常求之不得的；虽则在钢铁时代中日益降低的人口所使用的钢是否会少得多是一个有赖于很多技术性的——以及社会和军事的——未知数来解决的问题。
英国至少未必会由于资源上的这种缺陷而整个地或部分地把它的钢铁工业丧失给原料供应国，正如事实上它已经并且正在丧失它的黄麻和棉纺织工业的一些部门那样；因为铁矿主要所来自和似乎会来自的国家，都是缺乏煤炭的。
在 1919—1925 年怀着对最古老和最熟习的经济渠道——自由贸易和金本位——的眷恋，把多少有点摇摇欲坠的英国开回比作战地图上的那些渠道更为熟习的经济渠道上去的政治家们，来不及对人口和资源的较远的未来多所考虑。他们看到资源出乎意外地原封未动；机械设备在很多地方有了改进； 经济适应力显然增加，并且某些有妨碍的保守主义已被遗忘殆尽。（但他们都是和筋疲力倦的人们打交道的筋疲力倦的人们。）甚至对外投资还依然很有价值，利润也很丰，虽则已经有一些为支付在美国的债务而牺牲掉了，另一些在俄国或罗马尼亚损失掉了。在早年间，当一个疮痍满目的欧洲正寻找供应品和新装备，而有助于人、虽则有时未免屈已从人的英国欣然一并予以供应的时候，对外投资又多少有点轻率地予以增加了。英国人民贷款给奥地利、希腊、爱沙尼亚、德国和法国——贷给新老各国：在一年之中，在糜烂的法国纺织区恢复以前，他们运往法国的毛织品足敷供应全国男女老幼每人一码之数。
但是就有助于人而论，丝毫未受震撼的美国是驾凌于英国之上的，美国一贯富足，而现在之富则似乎超出了一切欧洲标准。虽然英国一时给欧洲以大部分衣着，美国却给了多得多的食品。英国为重新装备而进行贷放的力量比它所变卖的财产要小；它的新旧贷款又不象它所想象的那样可靠——正如在 1930 年以后它将会领略的那样。美国财力之厚却和看上去的情形不相上
下。迟至 1901 年其“金融家方首次假欧洲各国政府以援手”①并且在那个年份以后在资产负债表上还是借方的那个国家，在战后十年期间出借的总数—
—据迄今所作的估计——已经可以和十九世纪的大放款国英国在整整一个世纪中所贷放的数目相比拟了。英国一时被它完全遮盖得黯然无光。货币大权终于从伦敦转移到纽约，理查德·科布登和亚当·斯密所预见到的世界经济重心整个西移之类的议论，已时有所闻。
但是美国不习惯于它的新债权人地位。它继续象一个守约的拘泥的债务人一样，以多卖少买和保留虚假的贸易“顺”差为目的。它不愿意让外国人
① 转引于本卷，第 51 页。
给它衣着或为它进行海上运输，或为它作任何新的有益的事情以作为它继续不断的销售和新贷款的交换条件。支付给它的差额，只要支付的话，主要是用黄金，因而它取得了大量不能增殖的东西。继而它本国的风潮开始了；它终于（这只会是暂时的）从它新近方开始的大规模贷款业务中抽身出去，既给本身带来了巨额的损失又给别国造成了严重的困难。所以，到三十年代初期，英国——虽然处于严重的经济不安之中——将会发现它自己不象在二十年代那样被遮盖得完全黯然无光了。虽则是暂时的，然而完全被遮盖得黯然无光却标识出经济势力平衡的永久转移。这是早已料到的，但无情的战争环境却加速了它的到来。
对于无论美国或者英国来说，二十年代的欧洲都是一个贫乏的销售者和呆滞的购买者，虽则是一个情甘意愿的借款人。英国有令人棘手的内部调整要去进行。萧条来得比实业界所预料的既快且猛。到 1922 年，一般工会失业数字已达 15.2％，机械工程业、造船业和五金业则是 27％——是迄当时为止闻所未闻的水平。此后有了恢复；但是世界已经那样彻底地脱节，以致恢复不可能既迅速而又全面。俄国处于阴云密布的孤立状态中达若干年之久。继而——自 1924 年以来——它重又缓慢地开始在它有任何节余的时候出售它的木材、它的油料和它的粮食，并且吃力地在英国购买一些它所不可少的资本设备。但是甚至在 1929 年，它和所有从它分割出来的小国，连同部分从奥地利和德国分割出来的波兰从联合王国的出口中所吸取的份额还远不及旧俄罗斯帝国在 1913 年所吸取之数。这个份额一直不大：俄国始终是一个呆滞的和勉强的购买者。
战败的、革命化的、饱受剥夺的德国，虽然它的对外贸易破产，虽然背上了不可能赔偿的战债，虽然它的主要工业区被占领下来以强制它进行支付并且它的通货瓦解到了破坏占领国计划的程度，但是到战后头十年之末还是处于经济活动的良好状态中。它同英国的旧贸易关系已经恢复。在 1913 年它
是联合王国产品和制造品最好的外国买主。到 1929 年，它仅仅次于美国——
高于法国，高于阿根廷。在 1913 年，作为对联合王国的卖主，也仅次于美国，
虽然相去很远。到 1929 年，它已经几乎恢复了那个地位，虽则阿根廷靠了它的食品和原料已经微微地超过了它。无论运自德国的进口货和运往德国的出口货都没有它们过去的那种绝对重要性了；这是一个比较贫弱的德国和一个是否较富很有疑问的英国进行的贸易；但是在最最困难的环境中这种很类似于旧贸易关系的事物的恢复揭示出简单经济力量的顽强的作用——在任由它们自由起作用的时候。
奖励同从旧奥地利帝国分裂出的部分令人满意的商业交往并不比奖励它们之间的交往容易多少；但是在初期为重新进货和重新装备而进行的脱节性的突击活动过去之后，开始同曾经是盟国或中立国的欧洲国家的类似于过去的关系的一种关系自是理所当然的。中立国和盟国几乎重又回到它们作为购买者和承办商的旧有地位，作为英国煤炭和制造品的购买者；斯堪的纳维亚人作为以木材和矿石为主的承办商，丹麦人作为以乳制品和腊肉为主的承办商，法国作为以它那一长串精细制造品和精美饮食品为主的承办商；但是在每一场合下，它向英国进行购买的规模都缩减了，如果按数量计算，或以 1913
年的价格换算成 1928—1929 年价格计算的话。
非洲曾经有过战事，在近东有过酣战；但是有过酣战的地区已经既不是大生产者也不是大购买者，然而作战和为支持作战所必需的交通发展的直接
后果——在巴勒斯坦和伊拉克——将会迅速增进生产力和购买力。亚洲和非洲的大部分地区，连同整个的大洋洲和美洲，只由于战争，而尤其是由于海上战事的后期情况所造成的那些延宕和暂时混乱而受到了损害；其中的英国部分则是由于它们所自由造成的那些直接牺牲。
未始不可料到的是，英国暂时失之于欧洲的，会很快得之于对海外各大洲的贸易，而最容易得之于帝国贸易。重要的恢复和收获是有的；但是头十年期间，帝国贸易增长得很慢。在十九世纪后期，在英国国旗之下售出的英国出口货的百分比一直波动于三十上下有很多年之久；到 1913 年，已上升到
三十七以上；到 1929 年已达四十一强；而 1929 年的出口总数，在打上价格
水平的变动时，肯定不大于 1913 年的总数。增长的缓慢，以及它所隐喻的外国市场的衰退，正如人人所认识到的那样，同美国和日本在那些年中在这两类市场所取得的强有力地位不无关系，因为当时美国是中立国，而日本虽则是一个既慷慨而又忠实的同盟，却由于它地理上的位置，只卷入了负有限责任的战争，而大部经济能力尚有自由活动的余地。
美国的贸易在南北美已经自然而然地取得了最大进展，虽则美国制造品由于对年轻而广袤的国家的适合性而在非洲和大洋洲也颇占优势。在 1913 年，阿根廷从联合王国吸取了它的进口货的 31％，智利 30％，巴西 24％。到 1929 年，相应数字是 19.6％、17.7％和 19.2％。差额的大部分转移到美国去了。日本到处都取得了进展，但主要在亚洲并以纺织品为主。起初，对兰开郡的威胁——不仅仅以来自日本的为限——并没有完全认清。兰开郡是业务繁忙的。在 1919—1921 年重新进货的繁荣之中，在棉纺织城镇所看到的公司发起、合并、价值膨胀足可满足最贪婪的股票买主和股票销售人。在兴奋和继之而来的相当程度的沮丧过去之后（那是在 1924 年），棉纱和棉织品
的出口仍然占全国出口价值的四分之一，正如在 1909—1913 年这项工业处于
精力旺盛的时候一样。①但是在 1920 年不健康的迹象未始没有为尚非忙得不
暇他顾的人们所注意。虽然价格约为 1913 年的三倍，但是装运的棉制造品的磅数和码数，甚至在毛织品的出口空前未有之大的那一年，除一项而外的每一项类别都比 1913 年为少；而各类粗货则显然更少。这个无衣无褐的世界似乎对兰开郡比对约克郡的需要还要少些。唯一例外的类别就是“棉线”类： 科茨公司和他们的夥友仍然把持着市场。最接近于他们的是，也理应是供应细棉货——染色纱或染色匹头之类的货物——的那些人。
到 1929 年，贸易相当不错而失业数字也并非说不过去的那一年，出口棉货的价值已经比总出口的价值缩减多得多了。所有价格都不断下跌（1924 年的批发指数是一百六十六；1929 年是一百三十六），但是棉纺织品不再构成全部的四分之一，或者象十九世纪中叶时的 30％至 40％，而仅仅是 18.5％ 了。（还有更糟的情况在后面——三十年代初期的贸易萎缩和破坏性的失业。）直到 1929—1930 年所发生的一切，正是任何细心的学者在 1914 年以前所会料到的——迟早总有这样一天。事情发生的步调和工业方面的毫无准备，却非始料所及。依情度理在意料之中的是，在贸易较低一端的，特别是在亚洲的一些损失；英国的更加集中于包括新生产的人造丝在内的精细品； 以及整个工业可能有的某种缩减，并且所有这一切都逐渐发生于一代或一代以上的时间之内。不幸，正如实际上所发生的那样，在 1914 年前夕，非但没
① 参阅本卷，第 86 页。
有缩减，而且有了相当的扩张。毛纺织工业在 1911 年没有比 1881 年雇佣更多的人手：而棉纺织业却多雇佣了将近 20％。也就是十万人。第一次的微微缩减出现于 1921 年。打击就这样落在，并且还将要落在一个相对人浮于事的工业上。
在二十年代期间还有其他一些重要工业相对于它们当前或遥远的前景而言也是同样人浮于事的。逐渐明显的是，正如上文所述，象和平最后几年期间（1911—1913 年）平均二亿七千三百万吨那样大的正规煤炭产量的任何希望都是遥遥无期了。1920—1929 年的平均数——包括 1921 年和 1926 年生产方面有重大间断的这两年在内——是二亿五千一百万吨。但是在 1921 年，向人口调查官员自报为矿工的人却比 1911 年大约多 16％，甚至在 1931 年仍然多 3％；虽则自 1924 年以来申报为实际从事矿井工作的人数已降低很多。酿成风潮的火种正在于此。在雇主中间没有任何有系统的一致行动。采矿地区和企业往往是彼此隔绝的，各有自己的矿工家眷集团——而机械伐煤又终于逐渐取得重大的进步。在1901 年只有总产量的1.5％是用机器采伐的；到1924 年，这个比例是将近 19％，到 1932 年将会是 38％。
关于铁路方面，在国家将铁路交还各公司，交还新合并的各公司时，员工的缩减是作为所进行的改组的一部分而计划的。所采行的地域政策正是十九世纪铁路员工所谓的“分区制”；不过是区域比他们向所筹划的，或国会所会允许筹划的更加庞大而已。在分区完成时，从早期铁路时代残存下来的名称只剩了一个——即大西铁路这个名称。人员的精减是小心翼翼地进行的；但是这却使升迁的希望无可避免地落空了，并且招致了层出不穷的意见， 无非都是由于同采用劳动节约办法或加重个人责任有关的不公平和困难而引起的。在 1921 年和 1931 年之间英国铁路的员工总数字减少了十二万或 16％ 以上。但在这同一个十年之中，那些照官方用语担任“自动车司机”的那种“赚钱职业”的人数已经增加了二十二万四千，或 126％以上。为四十万一千“从事赚钱职业的”汽车司机（1931 年铁路员工只不过六十一万六千）和几十万不直接为赚钱而自己开车的人们利益计，国家的面貌正历经着一次变革，这是铁路本身是新事物的那个时代以来所未曾有的。
在 1911 年和 1921 年之间钢铁制造业、机械工程业和造船业雇佣人数大约 40％的扩大，乃是应付 1911—1914 年这些忙碌年份和钢铁战争之所需的。在十年的和平之中也可能会出现一定程度的扩大。甚至二十世纪的和平也还是钢铁的和机械的和平。但是造船厂中 1919—1921 年的更置活动是不正常的
——商船吨位从来没有象 1920 年建造得那样多——不能长此持续下去，特别是因为英国迫不及待地从德国接收了一些大船作为赔偿的一部分，这就更加肯定不能了。所以相对于最近的前景而言，这个工业的中央集团也是人浮于事的。对于很多公司和工人来说，1921 年以后的前景是一片萧瑟。但是船只不能再用了。1920 年下水的最高额并不比 1913 年的前一次最高额高多少。钢的使用和机械装置都在增加。相对于最终的前景和雇佣能力而言，这个集团是不太人浮于事的。最大的劳动节约，最高度的自动装置曾经为了应付战争需要而加以鼓励。节约和自动装置将肯定会得到推广；但是没有理由认为会有任何造成紊乱的突飞猛进的推广。
在化学、电气、煤气和供电、汽车工业以及运输、交通和一般分配方面雇佣数字的显著扩大，正如 1921 年人口调查时所申报的那样，是健康的，前途也是光明的。政府机关——中央的和地方的——以及文娱事业的扩充是意
义深远的。大建筑工业集团的微微缩减并不具有什么特殊重要性：这个集团是每十年一个起伏，事实上在 1931 年以前已再度扩大了。农业方面继续不断的收缩是谁都料得到的，也是人人引以为憾的。而私人家务劳动这个大行业的剧烈缩减究竟是应受欢迎或应引以为憾，这就要看这位观察家究竟是把更多的价值放在收入的平等化、对个人独立性的爱好和加较大的收入以税负（这些是它的主要原因中之尤者）方面，还是放在由机器推动的一种文明之中人民要把自己的生命——正如文娱服务者那样——不是用于商品制造而是用于互相服务的日益增长的必要方面了。
除开和其本身与战争有关的泛世界政治经济环境相联系的煤炭出口贸易的下降这个例外不计，所有主要工商业的扩大或缩减都是可以断言的，而且其中大多数即使始终没有战争，多半也会出现的——虽则有一些会比较慢一些。在 1929 年煤气厂、铁路、家庭消费者和一般工业所用的煤炭所以不比
1913 年多，不是因为战争，而是因为知识和节约的缘故，虽则钢铁工业中煤消费量的降低同战后的环境不无关联。田间雇佣人数的降低却同战争没有重要关系。国际贸易的一般呆滞，象上文所提到的英国在那项贸易上的一些特殊损失一样，是有直接关系的。但是结果，在或许给未来的历史学家以最深刻印象的这次大动荡之后的十年——和更长——期间英国经济生活的广泛外部活动之中，其连续性是可以断言的。为了保持将证明是无法保持的一些连续性而进行的一些尝试，也不会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这一结论。
既有这种高度的连续性，英国经济内部组织方面的显著变化
自然是罕见的。大多数的变化都是加速发展而不是革新，甚至计划定的铁路系的改组也不例外。如果从 1850 年至 1914 年能任由铁路公司自行其是， 类似事物也几乎肯定会出现。但是这种连续性至少有一项重要割裂，这在其他任何国家都会是一个广泛讨论的问题。也许因为它是发生在农业经济的范畴内，所以在英国过去只得到而现在也还是得到异常之小的注意。在英格兰农业部，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断断续续的和多少带几分勉强的调查。苏格兰农业司搜集了一些数字，但是在它的报告书中未加以讨论。然而在土地所有权方面，一百年来的趋势在半代之内竟翻然一变。至少在 1914 年以前的两个世纪中，英格兰地主自耕地所占比例是一直下降的。虽然直到第二个世纪之末， 统计证据都是残缺不全的，但关于这个事实却没有多大疑问。在十九世纪后期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比例是 12％左右。在 1913 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数字是 10.7％——1919 年是 12.3％，1921 年却在 20％以上。到 1927 年已超过36％；苏格兰则是 28％左右。在英国历史上可能没有一个时期有过这样多的自耕地。①
总的趋势是明显的，但是对买卖双方起作用的种种力量的相对重要性还一直没有予以适当的说明。在 1920 年那一年，六年来一直干得不错——仅就价格的情况而论——的农场主对他生产的大多数产品所得到的批发价格差不多是他在公认他并非处于困境的 1911—1913 年所得到的三倍。继而出现了全
面的急剧下降，并且自 1923 年至 1927 年，价格仅仅比 1913 年水平高出 50
％至 60％之间。但一切价格几乎莫不皆然。农业还没有步伐失调的下跌，正如后来的情形那样。在很多农场主的银行帐上有了未花费掉的巨额结余。一
① 这项数字之中包括有大量并非真正“耕作的”极小的持有地；但租用持有地也同样是这种情况。
个野心勃勃的人能以很容易地买田置地而一个并非耕田出身的退役的有产者也在购置田产。与此同时，由于不堪战争税和死亡税压榨的所有主需款殷急， 或由于认清良机难再的所有主——个体的或集体的——的头脑冷静而不乏田地求售。原租户往往变成为所有主，田半多是借钱购置的，因为生怕有人不打他的招呼就把这块田买去，从而决定了他的命运。他可能一点也不想买。后来在农业重又落进波谷的时候，听到最多的就是这类被迫的购买和迫于税课的出售。但是也有很多是其他各类的，究竟有多少，现在不得而知，或许永远也不会知道。
在踵随 1927 年而来的那十年的艰难岁月和农业试验期间，每三个之中有一个多农场主而不是每九个之中仅仅有一个农场主在自己的上面没有任何作为缓冲器的地主这一事实，乃是具有头等重要性的一种新情况。
连续性的任何相应的割裂在工业方面都不曾有过。凡有变化，无不照例是由于 1914 年以前已经起作用的种种力量的加速。而甚至这类加速也往往是或由于早期艰难岁月的工业失调；或由于疲惫不堪和有时怒不可遏的人们除应付那种失调之外不遑他顾；抑或由于他们无可避免地和旷日持久地专心致志于从战争基础转移到和平基础的日常问题，以致延宕到二十年代很久以后方才开始。兵工企业正考虑如何应该制造犁头；只是因为它们有多余精力， 方能考虑如何联合起来生产犁头，或别作打算。但是舆论和更加官方的意见对于各式各样的企业联合比 1914 年以前的态度友善得多了，现在已经看出它具有合作——一个神圣的字眼——的一些优点。合作曾经是作为一种爱国义务来要求于划归军需部管辖的那个庞大工业集团的。因为意识到公众和或许政府对它们抱怀疑态度而一贯保密的那些雇主组织，可以公开了，虽则其中有一些还是多少有点慎重从事的。
价格规定对于这样一个社会已经远不那么得人心了，因为在那个社会中，价格以及在价格背后的许许多多经济机能已经由白厅，或者由象棉管会之类隶属于白厅的地方工业当局予以制定了。舆论现在不反对企业联合了， 对于最大的合并也不大会予以打击了，如果一切都是公开的和正大光明的话。有组织的工资劳动者始终是宁愿和有健全组织的雇主打交道的；教条式的社会主义者认为大型合并正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预见的实现，正是工业管理权从私人手中到公众手中的最终和注定了的转移的简易化。新合并之中最大的一个，帝国化学工业，早已有了一种半公共的性质，事实上它是凭由国家的好意而成立的，而且只要它能继续发挥使这个国家不依存于进口精制染料这一固有职能，就不会得不到国家的帮助。所不同于过去的只不过是规模和宜于成长的气候。化学工业曾经是英国一些最早的合并出现的领域，但是这种或那种同业公会却还要更早一些。
凡是没有加速走向工业合作和更大单位的领域，官方或半官方的意见现在似乎是持批评态度了，正如 1925—1926 年的煤炭工业皇家调查委员会对拥有二千五百个矿山的一千四百家英国煤矿企业所持的意见那样：“近年来的经验一直不是令人鼓舞的。合并的过程看上去已几乎陷于停止状态。”调查委员会曾经得出这样一个明确的结论，认为英国平均企业的规模从经济上讲并不是最适当的，并且援引维斯特法利亚或加来海滨的改建煤田中较大的平均单位作为例证。最老英国式的，最有连续性的，最十九世纪的莫不过于个体主义的和好斗成性的煤炭工业。既经政府在因其于战时为供给国家以足够
煤炭所作的殊可钦佩的卓著成效的努力而设备和精力都多少有点拖垮了的情形下从战时管制中交还原主；既经投入了造成 1921 年减产三分之一的一次浪费的内战；既经在这一年的下半年由于弥补损失并由于美国方面的煤炭罢工而人为地兴旺起来；既经由于在 1923—1924 年法国的惩罚性占领期间在鲁尔方面德国煤炭生产的一度中断而再一次繁荣起来；既经在其他各种工业处于萧条时靠了意外之财而获得了高额利润和工资的增加；既经在 1925—1926
年推迟了的风潮到来时由国家给以津贴——英国煤炭工业在 1926 年英国贸易平衡由于煤炭出口的停止和外国人往纽卡斯耳输运煤炭而倒转过来的时候投入了一次最大的内战，几几乎把全国一并席卷在内。此后它在艰难困苦之中挣扎了多年，需求和产量停滞或下降，人数也不胜其苦痛地缓慢地缩减。这提供了一个推迟加速的极端事例，一个几乎是各种力量逆转的极端事例。有助于 1925—1926 年调查委员们所希望的那种合并的力量在 1914 年以前并非一直是很强大的。合并的数字表明了这一点。但是合并却起着作用，虽则是断续的和悄悄的：在九十年代具有相当重要性的企业曾经有二千家。鉴于1918—1926 年的变化，那种作用的“陷于停止状态”是不足为奇的。你不能在飓风季节中好好修缮你的房屋，正如这位政治家谈到议会改革和法国大革命时所说的那样。
但是在一般工商业中，这一种或那一种合并以及新型大工业单位的发展
——就汽车制造业或成衣制造和零售业或其他一二十种行业而言——正以任何一批有进步精神的调查委员所能希望的速度进行着。（但是因为很少设置调查委员会去调查迅速而又大抵健康的发展，所以这些事实不是正式拣选出来的。）控股公司正越来越为人所利用；结构的复杂性和流动性，特别是在原先的军需重工业中，是如此之大，以致这些组织的相互交错每五年甚或更短期间都会在断面图上呈现出明显的差异。在造船方面已经有了大型的和往往易于变化的合并；在棉纺织业中有了另一些；海底电线和无线电利益集团也合并成为一个庞大的企业；此外还有一个联合企业——很难称之为联合商业——的异乎寻常的国内和国际发展，这个联合企业不但因袭了利弗，第一代利弗休姆勋爵这位生前可以当得起其他很多称号的肥皂制造商的名字，而且也因袭了他的大胆和胸襟开阔的品质。
在 1914 年原已很彻底的银行的合并和集中，到 1923—1931 年已经进行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进一步的发展看上去几乎是不可思议的——除非是由于 1931 年的政治大事而使人们纷纷讨论的那个国有化。居于银行体系之首的是和政府有比过去更加密切的联系并对整个银钱业者集团拥有更大管理权的英格兰银行。在 1928 年管理其纸币发行的那项皮尔条例的陈腐规定放宽之前，在战时和战后同财政部曾经有过十四年忧心忡忡的合作。政府已经取消了战时流通券，并且——正如皮尔所计划的，但在八十多年之后——现在只有英格兰银行纸币在英格兰流通了。这一点比之下述这样一个事实却是小事一端了，即甚至在象英国这类民主国家中，正如一位经济学家在 1937 年这样写道：“政府对中央银行的权力，以及中央银行对金融界的影响已经发展到了闻所未闻的地步。”银行集中化的工程圆满在 1914 年原是不难断言的。这种发展却不是。它们都是战争和战时的货币紊乱所引起的新情况，是“三十年前所不可想象的”，正如这位经济学家所说的那样。①
① 罗伯逊的论文，见《劳埃德银行评论》（Lloyds Bank Review）， 1937 年 9 月号。
在二十年代后期这些情况一时还不象后来那样明显，因为决心要维持连续性，英国曾经恢复了金本位，类似十九世纪英格兰银行的半自动政策和半自动运行的那种情况也随之而恢复——随着黄金储备的变动而变动和旨在加以控制的银行贴现率。英国在拿破仑战争之后曾经恢复了金本位：它将会再一次恢复。事实上持这种说法的《1925 年货币委员会》这项文件——在印行中——既没有讨论贬值了的英镑，也没有讨论可能奠定在黄金基础上的管理货币，这种货币曾经被建议作为避免在英镑价格和黄金价格失调时，一如1925 年的情形，因直接恢复金本位而可能产生的种种不安的一个方法。必会有一些不安，这是人所尽知的。对政府从委员会接受过来的这个政策持批评态度的，料定不乏其人。六年之后因黄金和货币的极度不安而使这项政策废除时，批评者所持的全盘理由似乎都是凿凿有据的；但是若说最终的灾难是原决定中所固有的，那却远远不能肯定。不管怎样，迫使政府权力和中央银行影响力不能不增长并反映出这种情况的，却是英镑和黄金之间联系的逐渐割绝。
在工业或商业中经营单位的增长并不是什么新情况。这种增长悄悄地持续着；但是就二十年代不暇他顾的、起伏不定的实业界来说，这种增长是不容易计量的，而且有夸大帝国化学工业或考利厂这类彰明昭著的既大而又新的集中和单位的重要性的危险。一般工业中的增长，以及借以俱来并且部分造成增长的不断普及的机械化，是工厂视察员纪录有案的；但查报合并，或查报个体工厂在单一财政控制下达到了怎样的程度却不是视察员分内的事。在战后土崩瓦解的萧条年月中，在直到 1926—1929 年方始恢复的工厂建造和公司发起一时几乎完全停止的时候，工厂的实际数目增长得很慢；而且登记的手工工场的数目还不断降低。但在 1907 年和 1927 年之间工厂已经增加了差不多 40％，手工工场减少了 26％——“下降发生在女服制造业、洗衣业和面包工业中”，在这方面工厂还大有进行征服的余地。可随处把乡下人载运进城的比铁路更加有弹性更加普及的汽车运输，正暗中破坏着“鞍匠、铁匠、村庄裁缝、女服裁缝和女帽商这些乡间小企业、所有这些小企业都日趋凋零了。这种衰落”，主任视察员在 1928 年这样报告说，“以东安格利亚和威尔士农村区域最为显著”。旧农村工业的残遗在它最僻远的发祥地已渐趋绝灭。而在小制造业一贯表现出料想不到的生存力的伦敦，“小雇主日益感到同大企业进行竞争的异常困难，很多过去雇佣别人的人已经又退回到雇工的地位了”。
手工工场或家庭工业到处都保住了，甚或加紧地抓住了“在厂外”进行的各式各样活计，举例来说，譬如在服装和皮靴制造业中。设菲尔德仍然有它在住宅工场中干活的“小师傅”；并为了某种特殊原因，它们甚至还不时取得进展，这是因为有一类过去一直在大企业中进行的活计，现在正过渡到住宅工场中去；但在 1921 年和 1931 年之间可说是小企业真正有了进展—— 而并非全线进展——的唯一领域就是零售业。尽管在十二、三个广为散布的样板城镇中有大百货商店和连锁商店，但是在 1931 年却比 1921 年有更多的食品杂货店、面包店和肉庄；更多的药房、纸烟店和报纸经销店；以及多得多的糖果店、干鱼店和眼镜店——在每千户或每千人之中。但是绸布店、磁
器店和典当店却少了，后两者则少得多。①在所有迅速分散化的城镇中，这九种类型供应日常必需品或日常需要的小奢侈品的商店（眼镜商经营“无线电”）几乎是每一条街上或每一个小住宅群所必不可少的。但是要买一套茶杯却甚至要去搭乘公共汽车；幸而对于“典当商”的需求已经不象维多利亚时代那样大了。
在高级和一般工业组织中，1918—1921 年的两种发展很难满足这第一段乐观年月的期望。当时看上去象是全部或几乎全部工资劳动者都很会立即加入工会；大家希望在联合工业评议会中，在战争停止以前正着手成立而在休战之后已迅速成立的那些惠特利评议会中，工业有关各方能群策群力以集体智慧和见识维护工业和平；奖励教育、发明和研究；并促进有利于各行各业， 有利于国家的法律。不列颠和北爱尔兰工会的会员在 1919 年据报为将近八百
万，在 1920 年为八百三十四万六千。可能的最大数额——不包括农业和家庭劳务在内——或许不会多于这个数字的 50％。1913 年的数字，截至那个日期为止有案可查的最高纪录，曾经是四百一十三万五千。但是截至 1928—1930
年为止的平均数只不过四百八十三万时，令人难忘的 1919—1920 年的数字，
已成明日黄花了。到 1933 年，随着第二次战后萧条的到来，它会仅仅是四百
三十八万九千——作为一个可能会员人数的百分比，比 1913 年少得多。
1919—1920 年的数字部分地表现了当时情绪的一个浪花。此外，煤炭采
掘业、棉花加工业和铁路工作方面——在它们之间提供了 1913 年会员人数的大约五分之二——所雇佣的工人一年少于一年。贸易萧条总是带来工会会员人数的下降；而萧条又是不一而足，尤其是在重工业方面。日益发展的道路工业、文娱工业以及那样成为时代特征的拥有大量女工的所有各种新型轻制造工业，都是工会组织者难以镕冶的原料。而且，正如人人所能看到的那样， 工业活动正从工会运动始终很强大的北部向工会运动照例薄弱得多的米德兰、南部，尤其是伦敦地区逐渐转移。在 1923 年和 1933 年之间，根据失业
保险条例加入保险的人数在米德兰地区增加了 16.8％；在西南部增加了 22.9
％，在伦敦 23.2％，在东南部 38％。（伦敦在数量上比东南部和西南部加在一起还重要得多。）在这期间，在东北部、西北部以及在苏格兰和威尔士， 人数的增加自威尔士的 4.1％至东北部的 9.4％各不等。而四个增加较速地区的总和到 1933 年同四个较慢地区的总和恰好不相上下。
联合工业评议会和在 1918—1921 年期间出现的不那么正式的临时工业复兴委员会的长长的一个清单或许比高额的工会数字甚至更能表现出一个过渡阶段的舆论。它们在一定的程度上也表现出一个过渡的需要，战后复兴的需要。它们靠了扩大地区和改进集体讲价方法在前此组织不完善的工业中作出了最有益的工作——因为事实上占用它们时间最多的是工资、工时和劳动条例这些司空见惯的问题。早已有了健全组织的工业往往感到对于这项工作没有成立一个评议会的必要：毛纺织工业有一个评议会而棉纺织工业就没有；陶器业有而染布业就没有，磁土业有而煤炭业却没有。很多评议会是寿命短暂的。在 1921 年年底存在有七十三个，并且有十四个复兴委员会后来也
改组成为评议会。但是到 1925 年 6 月只有五十个评议会残存下来。1926 年总罢工这一年的风潮是不利于发展以至于苟延下去的；到这十年之末，虽则有一些仍然在运行，并且新成立了一、两个，但是它们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简
① 福特的论文，《经济季刊》，1936 年，第 359 页。
直没有能起原所期待的作用。完成了向所期待于它的作用的——非特解决工资、劳动条件和工时的困难问题，而且组织教育并促进工业研究——实寥寥无几。很多都变成多少有点徒具其表而毫无实效的。尽管人数日益减少，尽管有 1926 年的一个特别工会代表大会授权它的总评议会号召全国罢工来支持矿工工资要求的那一年的种种大事，工会大体上还是加强了自己的地位。英国经济生活九天瘫痪的责任归属问题不是这里所要讨论的。接着就是工会会员人数的急剧下降——从 1925 年的五百五十万降到 1928 年的四百八十万；因为虽然工人在号召发出时是极其忠诚地参加罢工的，但很多人却是出于勉强的；有些人对工会政策的信心已经发生动摇；而矿工旷日持久的全国灾害性的罢工并无助于信心的恢复。但是工党的上台给予工会以它们前所未有的同政府接触的机会和对政府的断断续续的控制；工会的重要合并正在进行着，同增加了本身力量和必要时本身战斗力的当代资本主义工业合并齐头并进；工业评议会运动，虽只取得部分的成功，却已经改进了不妨称之为它们的宪法地位的事物；现在成为附有一个有效的秘书处的常设组织的那种工会代表大会总评议会日益增长的重要性给了它们一个中央机构——不完全是一个政府，但多少有点类似政府的一种东西。不管究竟是更多地由于那个政府的明智，或由于工业中双方应变的见识，或由于 1926 年的斗争之后的筋疲
力尽，抑或由于自 1930 年至 1934 年的长期不景气之中的心灰意懒——在紧接着全国大罢工而来的那十年之中几乎没有因为工业争端而损失任何工时。就全体工资劳动者和整个这段时期而言，平均不到每年三分之一日。①
在半自愿的失业降至无足轻重的水平时，除开少数懒汉和丧失工作能力的人之外谁也不希望的失业，其数字是自 1927 年 5 月大不列颠被保险人口
8.6％的最低额至 1932 年 8 月 28.8％的最高额各不等。在 1926 年风潮以前，
失业数字是自 1920 年 12 月的七点八至 1921 年 5 月的二十三点零各不等，在
1921 年 5 月，突然而来的一般萧条和斗争中的煤矿工人的自愿失业一并打击
到了工业的其余部分。所以 1921 年最后六个月的十五点八或 1922 年全年的十四点一的平均数，是二十年代早期不景气时期相当具有代表性的。
这些准确的数字是紧接着战争之后而来的失业保险迅速扩展的一个副产品。在挑选出来的一些行业中二百多万工人试验性的保险，根据 1911 年的条
例，也许未始不会扩大到在 1920 年把所有真正工业工资劳动者一并包括在内，而不管有无战争；但是扩大恐怕将会是渐进的。在战争期间虽然没有系统性扩大的可能；但是根据 1916 年兵工业工人保险条例，其最终失业至少暂
时看上去是势所必然的那一百多万人已列入计划之内了。到 1920 年，在依然故我的联合王国之中被保险者总数是四百一十九万七千。普遍保险就这样一蹴而就，鉴于崩溃的岌岌可危，照后来的情形来看这是非常及时的；到 1921
年 7 月——在崩溃已经到来的时候——有一千一百零八万一千人保了失业险，单单在大不列颠，失业者就不太少于二百万。在二十年代后期，加入保险的人口大约是一千二百万，失业的百分比任何一个月都不低于八点六或人数在一百万以下；以致外国评论家开始讨论这无法克服的一百万。就包括整个第一次萧条、1926 年的脱节和 1930 年后期第二次萧条的头几个黑暗月份在内的 1921—1930 年这十年来说，被保险的失业者的平均百分比是十二点
① 参阅本卷，第 609 页的曲线图。
二。
如何将这个数字同战前任何类似的长时期失业平均数进行一番比较，要估计一下都确乎甚至是不容易的。就八十年代那多事的十年来说，当时可供利用的几个有限工会集团的失业数字得出了五点三的一个平均数；就远不那么多事的 1900—1913 年这些年来说，一个较大集团的平均数是四点五。如果
在 1900—1913 年失业保险也象它在 1921—1930 年那样广泛和全面，肯定数字会高一点：一向在工会之外的特别容易遭到失业的所有各种非熟练工人和临时工，现在都保险了。在另一方面，二十年代的一些最糟的失业数字都是在工会运动一贯强大，所以一贯有失业数字提出的那些行业——煤炭、造船、机械工程——中。机械工程业、造船业和金属加工业工会集团在根据二十年代的标准列为贸易繁荣年份的 1925 年所报告的失业数字（13.5％）同八十年
代的那个黑暗年份 1886 年所报告的数字恰恰一样。就 1923—1925 年这三个
相当安适的年份来说，所有工会的数字平均为 9.9％，新制度的数字是 10.9
％。①所以，新制度如果在 1880 年以后就存在的话，八十年代的平均数看上去未必会高于 7％，1900—1913 年的平均数也未必会高于 6％。也许 6.5％和5.5％会是更可能的数字。基于这些假定，二十年代的失业总数的 6％——或一半——是可以溯源于战后时期的特殊环境的。这也适合于机械工程和造船集团不幸的经验，它们在 1920 年和 1930 年之间的最坏年头，与过去纪录有案的最坏年头相比，是加倍之糟的。
二十年代中期和后期的平均工资劳动者于在业时多半比他在 1914 年 7 月的景况好些。很多人的景况显然好些；另外很多人，判断就难下了；某些重要集团的景况无疑是要坏些——而在这三部分之中，“平均”一词无法有很准确的意义。在 1921—1922 年战后繁荣结束时的价格急剧下跌之后，几乎完全稳定的工资率条件和相当稳定的价格条件开始出现。照官方计算的生活费于此后七年稳定在大约高于 1914 年 7 月 70％的水平上，前四年高于 7％， 后三年低于 70％。这项生活费数字是一项多少有点武断的估计。它没有考虑到烟草和啤酒这些“必需”奢侈品因税课而不成比例地增加起来的费用。它也没有把新增的强制性保险费包括在内——这既是一种储蓄形式也是一项开支。还有其他一些理由也有助于得出这样一项结论：其报酬已经完全按照这项官方生活费数字提高的一个工资劳动者也会感到——撇开失业不谈——景况比以往微微差些。重要的是工人如何感觉；所只要说在二十年代中期工资高于 1914 年 7 月大约 80％至 90％的那些人有理由对于近来的时势所趋感到不满，该是不失为公平的。
幸而大的重要集团没有这种不满的原因。在劳动收入标准的最底层工人
——在建筑业、船坞、煤气和发电厂、机械工程和农业方面——连同铁路工人中不大熟练的工人在 1925—1929 年所得到的工资率自大约高于 1914 年 7 月的 80％——就农业和机械工程业工人而言——到建筑、煤气厂、船坞、马车运输和很多其他各类工人的 100％以上各不等。如果比如说以 1909—1913
年而不是以 1914 年 7 月的平均工资率为基准的话，那么改进会显得更大一些。铁路工人干得最好；其中有一些争取到了将近 150％的上升。只是在造船业和采矿业中有一些非熟练或半熟练工人集团所表现的上升不是一点不大于官方生活费的上升，就是大得有限。
① 1926 年以后工会数字的旧报表已停止刊行。
同机械工程和金属加工工业有联系的这些行业成为麻烦的核心。建筑工人、熟练铁路工人、印刷工人、制靴工人和其他重要集团，象其他大多数工人一样，至少已经取得了 80％的上升；其中有一些在 100％以上。纺织业的工资——这种工资比几乎其他任何工资都更难以寥寥数语予以近乎正确的阐述——可以表明在毛纺织方面有 80％至 90％相当令人满意的上升，而在棉纺织方面有 65％至 70％不那么令人满意的上升。1926 年矿工正为保住就整个大不列颠而言在 1925 年比 1914 年 6 月的水平“每人每班”平均高出 62％的工资而进行着斗争。这个数字，一项可供利用的最重要的数字反映出矿工于在业时的景况已经比1914 年7 月稍梢差一些了——虽则这个问题由于他们家庭用煤的大量廉价供应和一些其他照顾而复杂化。他们的斗争失败了；而在1928—1929 年，靠了仅仅高于 1914 年 43％的一项每人每班的工资（而生活费指数是 65％），他们的景况肯定是更坏了。各种各类的机械工、造船匠和船舶装修木匠全体都是这样：自 1923 年至 1930 年它们平均公认工资率决没有高过 1914 年 7 月 50％以上，而有一些仅仅是 43％。
所以工资情况最不令人满意的是在那些紧缩中的人浮于事的工业中，而这种紧缩——正如在棉纺织、煤炭、大部分机械工程业和造船业中那样—— 是和世界市场的情况有关的。铁路工作的需求也在缩减；但铁路劳务却不是在国外市场出售的。这是，照当日的用语来说，一种不受外国竞争的职业， 正如其他很多报酬最优厚的职业一样。毛纺织所以比棉纺织相对地幸运一些，是因为它不那么依存于海外市场。棉纺织业却是如此有依存性，以致它最坏的情况尚有待于将来。机械工程业、造船业和煤炭业的远景要好得多。在三十年代早期，机械工程业的一切工资都将会上升：棉纺织业的工资会再度下降。
工业的最低层不仅仅取得了劳动收入的最大增长；而且从缴纳保险费的失业保险、不缴纳保险费的失业保险的各种引伸办法和在有血汗制危险的行业中劳资协商会所制订的工资规定的迅速推广，以及战后根据依然残存的济贫法发放济贫金的宽大尺度之中，也获益最多。他们一直是最容易遭到短期失业而又最不能靠加入工会来防范不虞的。他们和他们的家属现在在短期失业期间所可指望的各种不同的津贴比技术工人所可指望的更接近于他们的正常劳动收入了。济贫金的领取对于广大的伦敦船坞工人或默尔西塞德的爱尔兰工人——他们曾大量领取——来说，并不是象对于博耳顿纺工或格拉斯哥装配工在被迫申请时那样一种丢脸的事情。结果是处于社会最低层或比最低层略高一等的人们一种真正的改善，尤以伦敦为显著，但并不仅以伦敦为限。
在伦敦，这些最低层一直是范围最广，虽则并非最底。但伦敦各行各业并不是在劳动和工资方面疾苦最重的行业；它们是有相当保障的。在 1927—
1929 年这几个好年头，失业百分比和 1913—1914 年那两个也不错的年头不相上下。就全国而论，失业百分比却有两、三倍之大。凭由几乎所有人所享有的这种保障，大多数人所得到的令人满意的工资上升，以及在年老和遭受意外时的稳有救济金可拿，查尔斯·布思在 1892 年类列为“贫民”和“赤贫”
的那些社会最低阶层的处境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主要的改变是以 1908—
1911 年的各种津贴和随时随处见到的各种保险为开始的，1918 年则有更大的改变相继而来。“贫穷线”以下的生活中“最令人望而生畏的面貌”“已经大部分消除了”，《伦敦生活和劳动新况》在 1930 年这样记载说。再没有必要认为“贫民”和“赤贫”“悬系于匮乏深渊的边涯”。虽然在失业问题远
比伦敦严重的地方，“贫民”和“赤贫”还同他们的邻人一起受苦受难，但是他们于在业时相对好的报酬和在无工可作或劳动季节过去之后的种种指望却给他们在深渊的边涯树起了一道篱笆。
舆论所最关心，而且也理应关心的是那样一些地区和工业，在那些地区和工业中，甚至在二十年代后期的相对繁荣期间，还有数万技术工人无法发挥他们的技能，青年工人学不到一点技术。在 1925 年有代表性的建筑业的木匠和细木匠工会的工人失业百分比已低达二点二——只不过是由于个人不幸和零工之间的短暂间隔所造成的无可避免的最低数字——的时候，机械工程业、造船业和五金业的总数字，正如上文所述，却是十三点五；而且在特殊部门和地方，情况还要坏得多。在 1927 年 6 月英国全体参加保险的工人的数字是八点八（几乎是这十年的绝对最低数字）时，伦敦的数字是五点一，东南部是五点七，东北部是十二点三，威尔士是十八点零——甚至这个数字还是此后十年在威尔士所会看到的一个较好的纪录。完全失业的矿井村或以大多数人失业的煤炭工业和重五金工业为主的城镇的令人望而生畏的问题正逐渐形成。
这个问题因近几十年来各种社会服务、学校、医院和公益机构——以及社会保险本身——的令人惊叹的发展而更加棘手了。这里有一些矿井村和其他一些村庄是一位聪明而仁厚的独裁者未始不会接受劝告而予以炸毁的。甚至有一些城镇，其继续存在是否有利也不无可疑，如果以永恒性的眼光去看的话。但这个问题是一个以年计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永恒性的问题；不过从不再需要或采掘殆尽的劣等煤层附近最阴暗矿井村撤出的问题，甚至耐烦考虑一下的人都寥寥无几。对一个地点失宜或显然多余的城镇的衰亡故意佯作不见，会意味着一种奉纳，而这种奉纳是不能以其符合必然毫无把握的经济预见而证明其社会价值的。人们开始考虑——太常常是开始得晚了一些—— 在这样一个城镇里如何旧工业可以残存下去而新工业又可以创办起来，以期至少可以使之在衰退年月好过一些。
这种考虑所以迟迟开始，是因为在二十年代的大部分期间这个问题的性质是很难认清的。移民出境这个英国的旧安全活门仍然起着作用，起初还十分有效。在 1920—1921 年期间从不列颠移往欧洲以外各国的净额有二十九万
二千人。（而在 1913 年这一年曾经有二十四万二千人。）此后平均年度净额
是十万八千，而在 1929 年当年是九万三千。这个数字虽然同战争前夕的大移民不能相比，但是同较长期间的平均数却是很可比拟的——而且其中很多未始不会成为移民的人已死于战场。直到美国方面的 1929—1930 年崩溃时，英国移民方初次几乎减至乌有，继而——一个前所未闻的阶段——竟变成负数。在 1932 年，迁入比迁出的移民多四万九千人。安全活门不再起作用了。
后果见之于三十年代。二十年代连同其普遍的社会保险和矿工之间的这样一种下意识的、虽未明确形成、但易于了解并且直到 1926 年还广泛流传的信念，即：认为凭由组织和威胁总可以从社会中为他们全体夺取到相当的繁荣——这个二十年代正在铺平道路。靠得住有“救济金”来维持生活，尽管是一种很低级的生活，也无可避免地会妨害懒汉的进取心，并鼓励他们盲然确信他们——或他们的父辈——所学的那一行迟早总有一天会恢复起来而死守在他们的出生地不动。为什么迁移呢？更加坚决的问道，为什么移出境外呢？没有任何发问能更加自然了。使他们受到鼓舞的这类信念不仅仅以失业的工资劳动者为限。而所盲目信赖的这种恢复有时候也竟会到来，虽则会是
在很多年以后。
从无工可做的村庄和已经变得就工业来说地点失宜的城镇中进行的迁徙和移民出境都是不乏其例的，但是这种移民横流是粘性的，而且具有把有企业心的人席卷而去，把懒汉和因时代而成为无可取的人留剩下来这样一个无可避免的后果。虽然在威尔士因出生超过死亡而仍然有人口的增长，但是在1923 年和 1929 年 7 月之间威尔士全部参加保险的人口——在业者和失业者
——减少了大约 2.5％。在虽然始终没有受到象威尔士那样沉重打击但因煤炭和五金工业的风潮而受到激剧损害的苏格兰，参加保险的人口在同一时期仅仅增长了 1.6％；而就整个不列颠和北爱尔兰来说，这项增长是 8％，伦敦是 13. 6 ％。随着自 1930 年起出境移民的完全停止，虽然缓慢的迁徙还继续
进行，数目到处都有微微的上升；直到 1933 年 1 月，失业也随之增长，但百年之久的移民出境过程的逆转不过是失业的许多原因之一而已。
虽然如此，在把目光从西达拉姆和格拉摩根某些山谷之类的地方，从克来德塞德和英格兰的东北和西北海岸的一小片一小片的黑区转移开来的时候，就很难忽视自 1908 年新社会政策开始以来，尤其是自战争以来英国工资劳动者福利方面所取得的改进。受惠最多的非熟练和不大熟练的工人是大多数。尽管有人对于有保障的行业的幸运有一种模糊的不公平之感，但这却不能掩蔽这样一个事实，即它们是这个社会的一个异常重要的部分。他们，连同所有不大熟练的工人，都是既有了令人满意的工资上升而又有了新设的和真正的、虽则是适度的保险和生活津贴的保证。
诚然，战争期间房屋建造的几乎完全中断以及战争一经结束立即开始的人口移动，导致了暂时和对很多人来说的租金不合理和屋少人多的情形，这却构成工资和保险金方面的一项沉重负担。但是在建筑计划——公共的、半公共的或私人的——没有取得真正进展的最初几年的无可避免的脱节和特殊的屋少人多情形之后，甚至没有人常常提到什么人民比照例的居住条件更糟的这些话了；虽则有人认为，他们的居住条件远没有应有的那样好，而且是抱着一种理所应有的热情态度这样看的。经过一段时期的政策混乱和政治上的互相责难之后，房屋建筑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甚至 1922 年在大不列颠建
造的新房屋就有大约十一万九千幢。到 1924 年，没有补贴的私人建筑物已经作为地方当局的工程和受国家补贴的建筑物的一项有效的辅助而出现了，国家补贴是早在 1919—1921 年成本高到令人毫无办法时开始的。自 1926 年起，
新房屋的年度平均数是二十一万五千幢。到 1929 年年底，十年合计是一百三十八万二千幢。其中有整整三分之一是没有任何公共援助而建造的。至今还没有一幢达到倒塌的年限。
就全国而言，各种不同的统计标准，以及很多非统计的标准，都表明了平均福利的提高，尽管有 1920—1922 年的严重萧条和特殊行业和地区长期拖延不绝的风潮。一些比较陈旧的统计标准已经不再有多大价值了。这时行将称之为所谓的公共援助——即十九世纪的济贫金——的巨大数字，可能并且也的确含有发放更加便捷和接受也不那么勉强的意思。在萧条时期数字自然有所上升，但是已不能再按照那种陈旧的肤浅方法用来作为社会健康的测验标准。从一般“奢侈品”消费——糖、茶、烟草——的一些简单的、有用的旧式标准供作比较之用已部分地失效，因为 1913 年的数字把拥有独立标准的
整个爱尔兰一并包括在内了。但是这不能用来解释何以在 1913 年和 1929 年之间茶的消费量有每人将近 50％的上升以及烟草消费量也有每人 50％以上
的上升；虽则部分解释可以得之于啤酒消费量的显著下降和妇女习惯方面常见的变化。（但女性工资劳动者迄今烟瘾还不是很大的。）
更直接的测验标准是更加确凿的。工会基金的标准特别令人发生兴趣。尽管因 1921 年的历次罢工而劳资纠纷福利金有非常大量的开支，但多亏1919
—1920 年的高工资和良好就业情况，英国各工会的基金总数在 1925 年年底
已上升到一千二百五十五万六千镑。（在 1913 年年底曾经是六百四十七万一
千镑。）在 1926 年期间，用于劳资纠纷和失业福利金的数目不下一千一百九十九万三千镑。此后三年劳资纠纷福利金虽然降低；但是因为在受打击最重的行业中工会的代表性很强，所以失业福利金依然很高——一年三百万镑有奇，而 1913 年是五十万镑。可是到 1929 年年底，以少于 1926 年年底三十五万的会员，基金总数竟达一千一百三十六万一千镑。缴纳工会会费的弹力和持续力表明了在各工会会员之间处于困难情况下的巨大力量。
没有丝毫斗争精神残余的合作运动——因为工会的劳资纠纷福利金是国内斗争开支的嫡堂兄弟——是没有任何挫折记录在案的。它的历史给构成合作社社员绝大多数的那些工资劳动者的安适的日益增进提供了决定性的证明。零售合作社的数目有进一步的微微减少：象股份和其他竞争性企业一样， 它们也受到了集中法则的支配。但是在 1913 年和 1929 年之间，它们的会员在达到六百一十二万九千人时加了一倍；它的销售额远不止一倍，即使打上所售货物价格三分之二的上涨（这是差不多近于正确数字的）也增加了 50％ 以上；它们的购货红利增加了一倍，所以在 1929 年单单红利会员就领去了二千零一十一万镑；它们这一年营业的盈余也加了一倍。除开它们的购货红利外，会员还领到了股金利息四百五十万镑，为十六年前所付总数的三倍以上。这整个的扩展表明了两代以来已成为这个运动的特色的那种平顺而健全的连续性。
友谊社的历史已经变得不如合作史那样重要了，自从合作社经国家批准为它本身的健康保险制度的代理人以来，比之过去，就更加不重要得多了。一个合作社的社员资格对于所有参加保险的人来说已经差不多成为自动的， 而不再是远见、储蓄力、友谊或节俭的证明。通过邮局的定额储蓄这一代替办法只有极少数人加以利用。在 1913 年已经得到批准的真正友谊社，无论是没有分支机构的友谊社还是分支机构很多的互济会，会员人数的增长都比人口要迅速——从 1913 年的大约六百五十万人到 1929 年的大约七百五十万人。它们疾病福利金的支出也增长得比较快一点——但当时医药费已经上涨
——而这至少可以表明推行两种保险的意愿和力量——因为差不多它们所有的会员这时都参加了国家计划。其保险人数在同一时期远不止于加倍（从七百五十万到一千七百五十万）的募捐会的显著增长，是不那么令人满意的。在 1929 年它们的收入是一千二百七十四万镑，而它们在募款人的佣金和管理费方面的开支竟不下四百零五万六千镑——而与此相比，所满足的一切保险要求，所支付的一切现金津贴和所放出的一切保险单的总数只不过是五百二十四万七千镑。这样浪费的一个制度的维持和发展究竟是不是增进福利的证明是很难说的。显而易见，浪费较少的更大的福利原不是没有的；但是这种情况至少反映出对于通常与安适有关的花费的满不在乎的气派，虽则这也许主要是由于无知。
储蓄银行和新储蓄券——一直实行到和平时期的一个战时计划——的统计数字究竟在怎样的程度上可以用来作为工资劳动者之间福利的一个标准，
也是不能肯定的。它们至少大体上反映出并非富裕的人们的储蓄；虽则安适的资产阶级家庭在储蓄银行中总是有一些存款，而所有各种阶层的很多家庭都曾购买这种有吸引力的爱国证券所准许购买的最高限额或数目相当大的联单。但是从储蓄银行存户的数目本身（1913 年一千零五十四万一千户，1929 年一千二百零三万二千户）之中就可看出大多数户头是工资劳动者家庭的， 虽则大部分款项也许不是。正是在工资劳动者储蓄方面所受压力第一次加剧的那一年——1926 年那个斗争的年份——中，依旧投放在已经从 1916 年继续不断地上升到1926 年3 月的三亿七千六百万镑这个庞大数字的储蓄券上的总数有了微微下降。看上去象是工资劳动者，无疑还有其他一些人，逐渐提取出去了。
“本⋯⋯王国的庶民，无论男女”，1463 年的一项法令序言中曾经这样写道，“奢侈无度的华服美饰，已习以为常，既上干天怒”，又贻害于国家， 而且违反明文查禁的现行法律。在法律提及庶民时，它是诚实的；因为它除禁止凡每年收入不到四十先令的人——全国大众——穿着“任何粗天鹅绒、外国棉织品，那波利斯粗天鹅绒、不褪色红布、黑白羔皮以外的任何皮毛” 外，也禁止骑士穿着织锦。如果在衣着方面关系于王国健康和上苍喜怒的这种中世纪观点继续保存的话，在 1929—1930 年很会有类似的法律提出于国会。因为任何一位能在记忆中将前二十五年或三十年期间英国工人，“不论男女”的“华服美饰”加以比较的，都了解安适的与日俱增，服装的阶级差别的日益泯没和十五世纪原会认作是奢侈无度的华丽的愈益加甚。什么是未始不会禁止的，什么是粗天鹅绒、外国棉布和黑白羔皮以外的皮毛的现代等同物，姑且任由各自去断定。基于审美的以至道德的理由的确有很多人未始不想禁止的东西，如果他们确信他们所恼怒的也正是上苍所恼怒的话。有些人是这样确信的；但是他们却缺乏立法权。
虽然在 1463 年的禁令之中也许有某种习惯性的东西，并且确有一种露骨的保护主义的强烈色彩（注意那波利斯粗天鹅绒），很少史学家怀疑禁令目的所在的“奢侈无度的华服美饰”是日益增进的国民福利的产物。现在没有必要以任何其他方法来解释二十世纪的变化；虽则成衣商按合理价格照人们所希望穿着的衣装去装饰他们的那种技巧应该考虑在内；虽则为了穿着真正奢侈的“华服”而对比较好的东西无疑要作出某种牺牲；虽则要周游全国各地去搜求没有被诱在衣服方面犯罪的个人、地方和经济集团会是很容易的， 因为他们可供衣服方面开支的余力并不比向来更大——甚或有了显著的减少。但是维多利亚时代后期贫民的跣足和“不能蔽体”的“褴褛”衣衫已经绝迹，或几近绝迹了。1931 年，在有著名的 80％人口失业达两年多的一个纺织流域中，查报工业房产的广泛抵押并说明如何“房产抵押金的利息出自救济金”的一位调查员，不胜满意地注意到“房屋保持的情况和妇女酷爱整洁的习惯”。甚至在无可救药的情况下，整洁现在至少是可能了，虽则这是未受华服美饰诱惑之害的地方之一——怕还是无论以储蓄券形式所进行的或存放在合作社中的储蓄已提取殆尽的那些地方之一。
在萧条时期的这类提存妨害了财产所有权通过社会向下层的真正但仍然非常缓慢的普及。最显而易见的依然不是普及而是分配的异常不均，尽管有死亡税、战时所得税以及经济学家所谓的“资财从较富者向较贫者转移”的各式各样方法。方法之一就是养老金；联系到养老金就不能不记起年满六十五岁每星期甚至五先令的依法权利主张无异是将近一百五十镑的一种所有
权；因财产不是别的，而正是一种权利主张，正如在二十世纪的“股份制” 社会中特别显见的那样。
撇开较贫者对于全国总财富的这种或那种权利主张的资本价值不谈，据历来的估计，在 1924—1930 年，在年满二十五岁以上的英国人民之中，76
％至 79％之间各拥有价值一百镑或不满一百镑的财产，集体地拥有全国资本自 3％至 6％；15％至 17％各拥有价值一百镑至一千镑的财产，集体地拥有全国资本的 10％至 11％；另外价值十万镑以上的人的那些小小集团计拥有不少于全部资本的 23％。这些和仅次于它们的那个集团，即自二万五千镑至十万镑的所有人，共总不过占人口的零点三五，却拥有全国财产的大约 42％。据估计数字这样开列。①它的小数——这里没有列出——甚至于它的整数都可能有问题；但它的一般结论的大体正确或许是谁也不会争辩的。
希望有利于财产更加平等分配的政策的那个由来已久的和最明智的意愿，这时并不常常是完全以旧字眼表现出来的。但是对于私有财产观念已经不合理地抱有怀疑态度的那些改革家却一致希望有利于对国家财富的权利主张的更加平等分配的政策。这两种愿望只不过是一个愿望的两方面，而这个愿望，不论表现为它的这一种或那一种形式，凡心地善良和头脑清醒的人是不能不具有同情的。这类人中间的正当差异之点，乃是方法、步调和程度方面的。为取得更大的平等这项公认利益，所拟议的方法究竟需要对其他价值作出多少牺牲呢？在一定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下，一种特定的试验是不是可取呢？最根本的是，归根到底什么样程度的经济平等是应该希求的呢？系于这类问题的一切思考和议论背后的是——或者应该是——下列的一些考虑：自己同胞中财产最少的人已经几乎是人类的一个特权分子；认为只需要组织起来就可出现一个丰盛世界的这种谈论，这种当时在社会试验家中间日趋风行的谈论方法，对于尚有三分之二居民根据西方标准没有象样的衣服可穿或足够的粗茶淡饭可食的这样一个世界还不是切合实际的；以及英国人的特权地位，老实说白色人种的特权地位，虽远不至于象某些悲观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不安全，却也不那么肯定是永恒的神圣的制度的一部分。
① 丹尼尔斯和坎皮思在《全国资本的分配》（Daniels，G.W. and Campion，H.，inThe Distributionofthe National Capital）（1936 年版）一书中的估计。大部分以验论遗嘱的数字为依据的这些估计对于最低级集团自然可靠性最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