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工业英国的生活和劳动

在十九世纪结束之前，有一些明显的迹象表明：已经继续了一百多年的英国人口史上非常不正常的增长，日益放慢下来，而且有即将停止增长的可能。人口增长本身何以会停止，当时是设想不出什么令人信服的理由的。①1900 年，在西方民族之中最低的出生率，法国的出生率，刚刚降低到 22‰以下， 看上去只是最近才降到 30‰以下的英国出生率似乎不会降到那样的程度。即使降到的话，英国现在防止死亡的办法也比法国，或老实说比其他任何大国都更为有效。既然死亡率自 1895 年的流行性感冒以来一直保持在 18‰以下， 在九十年代这整整十年之中也一直是仅仅 18‰，那么出生率即使有下降至 22

‰之势，也并不会意味着当时通常用以谴责法国人的那种停滞。②

但是在 1900 年以后，出生率却持续不变地向下滑去，而且开始显得有无可避免之势。“迄今还没有任何遏制下降的迹象”，1911 年的人口调查委员在数字稳定于 24‰上下时这样写道，“但是显而易见，死亡率不会无止境地下降”。①这种显而易见的情况已露端倪，因为到 1911 年止，对死亡的防止

已经差不多同对生殖的遏制相平衡。自 1909 年至 1914 年，死亡率只不过稍稍高于 15‰。防止死亡已经是如此的成功，以致 1901—1911 年的自然增加

——即出生超过死亡的增益数的百分比——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已经稍稍高于前十年，并且堪与 1861 年从前的任何十年的百分比相媲美。在人生所有各阶段上的生命保全工作，都还有待努力，特别是在婴儿阶段上，但是这种努力却不能使有生必有死这一命题归于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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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01 年至 1911 年人口增长的实际百分率是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调查表上任何十年的最低的一个，也是苏格兰倒数第二低的一个，因为在新世纪中，出境移民的恢复为其他各地提供了一定的自然增加。就苏格兰来说，所谓“其他各地”包括英格兰在内：由于迁徙和移民的缘故，它已经丧失了二十五万四千人。①在八十年代期间，整个不列颠的出境移民为数至巨。②因此入境移民也很多。在英格兰和威尔士侨居的出生于外国或系出外国的人口在1891 年人口调查时比 1881 年人口调查时多八万人，在英格兰多两三千人。其中大多数是犹太人和俄籍波兰人。他们填补了一些移出境外的英格兰人和

① 但是坎南，《今后一百年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停止增长的可能性》（Cannan，E.，“The Probability of a Cessation of the Growth of Population in Eng-land and Wales during the Next Century”）一文（《经济季刊》， 1895 年）曾经划出了一幅假设的曲线图，表明停止将会出现在 1991 年，并且说他自己料想会更早一些， 而且提到了“下降的可能性”。后来讨论这个问题的有纽索尔姆和史蒂文森：《由修正的出生率所表明的联合王国和其他各国人类生殖率的下降》（“Newsholme，A.andStevenson，T.H.C.，“The decline of human fertility in the U.K.andOther countries as shown by corrected birth－rates”），《统计学报》 ， 1906 年；尤耳：

《过去半世纪英格兰和威尔士结婚率和出生率的变化》 （Yule，G.U.，“Changes inthe Marriage-and Birth- Rates in England and Wales during the past Half-Century”），《统计学报》，1906 年；和贝恩斯爵士：《最近英格兰和威尔士人口的趋势》（Baines，Sir J.A.，“TheRecentTrendofPopulationinEnglandandWal-es”），《统计学报》，1916 年。

① 《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口调查，总报告书》，1917 年（敕令第 8491 号），第 22 页。

① 《苏格兰人口调查》，1911 年，《总报告书》（1913 年，第 70 卷），第 6 页。

② 中卷，第 558 页。

很少数移出境外的苏格兰人的地位。其他则由爱尔兰人来填补。关于爱尔兰人向不列颠的移动，却没有任何数字——只有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八十年代期间，尽管出生超过死亡，但爱尔兰人口却部分由于这个原因（虽则主要由于其他原因）而减少了大约五十万。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这十年的净结果是人口比在唯一起作用的力量是自然增加的情况下所会拥有的人口少六十万一千。在苏格兰也有相应的净损失，虽则不曾有过这样精确的计算。③

在九十年代期间，出境移民随着东西两半球新兴国家中危机和萧条的出现而大为减少。①同 1891 年人口调查相比，1901 年人口调查所申报的出生于海外但居住在不列颠的英国人数目的巨额增加，可以反映出出境移民的一次相当可观的倒流。②在这十年之末，因出境移民超过入境移民而造成的净损失，英格兰和威尔士只有六万八千人，苏格兰只有寥寥数千人。在那十年之中，苏格兰人口的增长比 1881—1891 年要多 50％左右，比 1901—1911 年多70％以上。③爱尔兰人正源源入迁，苏格兰人则差不多以照常的规模设法迁至英格兰和世界各地。

在二十世纪时出境移民的恢复起步很慢，但是到 1904 年已经在顺利地进

展着。由于以美国为特别彻底的 1907 年的经济崩溃而在 1908 年几乎完全停

顿的移民出境，在 1909 年重又恢复；在 1910 年加速起来；在 1911—1912

年则已达到了一个最高峰。到 1911 年 4 月呈送人口调查表的时候，英格兰和

威尔士自 1901 年 4 月以来因移民出境而造成的净损失已经是五十万二千；④ 而最高峰却还不曾到来。

不列颠以它本身各种不同世系形成它的人口而很少外国混血；虽则岛上有些人认为移入的爱尔兰人，尤其是集中在默尔西塞德和克莱德塞德的爱尔兰人至少是半外国因素。英格兰和苏格兰以及英格兰和威尔士之间的交流仍照常进行。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的交流是不难探索其梗概的，因为苏格兰保有它自己的人口调查。南面的道路依然洞开。在 1911 年，出生于苏格兰而定居于英格兰的人几乎是出生于英格兰而定居于苏格兰的人数的两倍；在苏格兰的很多英格兰的出生者未见得不是苏格兰人的后裔。在苏格兰每有十四点七个苏格兰出生者在英格兰就有一个。至于真正的外国人，苏格兰照例很少； 虽则到 1891 年，主要由于波兰矿工莫名其妙的迁入拉纳克，苏格兰的外国人增加了一倍以上。①相对于人口而言，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外国出生者比苏格兰并多不多少；如果将伦敦除外，则还没有那样多。在约克郡的东、西莱定各地只有二百三十一名意大利人和二百七十一名美国人；虽则在利茲有五千多

① 本卷，第 41 页及以下。

② 出生于海外但居住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人，1891 年，三万五千人；1901 年，九万二千人。1881 年的数字是五万六千人，这也表明了七十年代贸易萧条之后的一次倒流：《人口调查报告书》，1911 年，第 217 页。

③ 这是百分率的增长。

④ 《人口调查报告书》，第 22 页。

① 严格地说，他们大部分是立陶宛人。有少数作为加煤工而进入铁工厂。据说他们所学会的第一句英语就是“赶快”。“在九十年代他们为数是如此之多，以致在煤矿厂张贴出的矿工章程有时是用波兰文写的， 并且在拉纳克有一些立陶宛人的合作商店”：乔治·米奇尔爵士写给我的资料供应者斯蒂芬先生的一封信中的摘录。关于熔铁炉的资料是通过同一途径得自加隆厂的经理佩特先生的。苏格兰所列举的外国出生者的人数是：1891 年，一万六千人；1901 年，三万人；1911 年，三万六千人。

名俄国人，也就是说波籍犹太人。

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二十八万五千名外国人之中，有十五万三千名是在伦敦的；而在伦敦的外国人之中则有五万三千名是在首都区的斯提普尼市的。整个伦敦市有六万三千名“俄国人”；无疑在伦敦的二万七千名“德国人”和八千名“奥地利人”之中还可以发觉另一些犹太人。在伦敦和利茲以外，仅有的一些犹太人的重要集中点都是在曼彻斯特和利物浦境内。在全国各地，其中大多数是在 1881 年以后到达的外国出生的犹太人，在英籍犹太人之中应有七万五千至十万之数，英籍犹太人——大部分是由他们的子女构成的——可能有三倍之多。老犹太家族，在还可以认证为犹太族时，构成为人口中一个很小的、虽不失为重要的集团。②

除开伦敦的一万二千名意大利人之外，其余的外国人都是一些单一体而不成其为集团；其中很多人，包括很多意大利人在内，都是候鸟——诸如艺术家、音乐家、作家、航海业者、来自美国的长期逗留的旅行家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实业家之类。永久定居的个人很容易同化；但是主要的犹太人集团却是聚族而居、自成一局的。曼彻斯特、利茲和利物浦，①和伦敦一样，都有它们自成一局的犹太人区，连同希伯来文的文告和按犹太教规的清净肉食店， 在这些区里，一个古老的独立教会的礼拜堂很会变成信奉正教的中欧和北欧犹太人的一个礼拜之所；②因为非犹太人是不住在那里的。

1885 年，沙甫慈伯里勋爵在他逝世的前夕，曾经谈到他自从四十年代以来所看到的卫生和居住条件方面的“重大”改进。③在伦敦方面，这种改进， 加之先此而来和偕以俱来的医药和外科医术的进步，已经合而导致了 1851—

1853 和 1881—1883 年之间死亡率大约 3‰的降低。用其他方法开列数字，会得不出这样好的结果；因为进步虽然肯定是有的，但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 从死亡方面征服而来的领域，到八十年代初期还没有巩固下来。没有严重挫折的划时代的改进是后来出现的。在 1888 年伦敦的死亡率第一次降到 20‰ 以下。在 1899 年以后，再没有达到过 20‰。1903—1907 年的死亡率平均为15.8‰，比整个英格兰和威尔士极其令人满意的平均数只高出一个零数。④ 在此后六年中，它始终保持在 16‰以下；包括其死亡率通常多少高于英格兰的苏格兰在内的全国死亡率两次在 14‰以下。在 1854 年，威廉·法尔曾经认为 20‰的城市死亡率将是“可以作到的”。①15‰的死亡率已远超出希望之外了。

伦敦是幸运的。在 1890 年以后——并非以前——柏林已经是差不多同样卫生的，但为巴黎和其他各首都所不及。就是在英国城镇之中伦敦也是幸运的，因为它有大面积的舒适房屋，住户既有良好的营养条件，又有良好的医疗条件。要不是这样——以及其他一些辅助性原因②——它的死亡率原不会这

① 关于曼彻斯特和利兹，我是根据亲身见闻撰述的。关于利物浦，参阅《默尔西塞德的社会调查》（Social Survey of Merseyside）（1934 年版），第 1 卷，第 73 页。

② 据我所知，至少有这样一个——在曼彻斯特。

③ 引证中卷，第 535 页。

④ 《公共卫生等 备忘录》，第 2 节。

① 引证中卷，第 557 页注②。

② 它有很高比例的各种最健康年龄的移民，他们既安然渡过了婴儿期的风险，又没遇到老年的风险。

样接近于全国平均数。利物浦通常至少比伦敦差三点；平均工业城镇，无论是在英格兰或苏格兰的，也要差些。

但是直到二十世纪，无论在伦敦、英格兰或苏格兰，无论在城镇或乡村， 在所有各种不同的死亡率中最突出的一个——即一周岁以内的婴儿死亡率—

—却一直没有任何真正的改进。③一般死亡率的下降之所以缓慢和迁延，任何单单一个原因都没有这个原因所起的作用更大。在 1850 年这个健康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婴儿死亡率是每一千个出生者之中一百四十六个，伦敦是一百四十个——也就是每七个婴儿大约损失一个。在 1865 年这个不健康的年份，

这同两个死亡率是一百六十和一百七十一。在 1898 年这个九十年代的最健康年，分别是一百四十八和一百六十二。在不幸的年份和不幸的地方，不满周岁的婴儿每五个会有一个死亡。在伦敦，在 1898 年，再度在 1899 年，数字恰恰是六个之中一个——一百六十七对一千。继而出现了变化。1908 年，英格兰的数字已降到一百二十，伦敦的数字已降到一百一十三。①到 1913 年， 英格兰的数字已降到一百零八，每九个婴儿死亡不到一人。十年之后，平均死亡将会降到每十三人不到一人。要把数字缩减到每二十五个之中一个，或更少，无疑是，用法尔的话来说，“可以作到的”。在安适阶层中和在英格兰气候条件下，不满周岁儿童的死亡现在已经变得非常罕见。但是在截至1900 年为止的整个世界史上，尤其是在它的都市史上，却是再常见不过了。

但也向来没有象英国这样彻头彻尾都市化的一个大社会。史学家在 1899 年和

1913 年之间这短短几年的成就中，看到了战胜死亡的一次速战速决的辉煌大捷。

到八十年代中期，合乎卫生的都市生活的起码要素，在所有较大的社会中都早已俱备了。水既充沛而又清洁——往往在城市比在乡间还更为充沛， 更为清洁——虽则每一个城镇都有供应不充分的大杂院楼房、弄堂和街道。扫街、铺路、照明和暗沟设备都相当令人满意。甚至在他们的时代随着 1899 年伦敦政府条例而告结束时，备遭诟骂的伦敦教区委员近年来也有条件把这些工作做得不错了。②因“整个河面布满了乌黑的腐烂污秽”而“成为首都和文明的耻辱”的泰晤士河乌里治段，③据 1884 年报告说，已着手予以处理。传染病通常已可加以控制；虽则这一种或那一种流行病还周期发生，并且新的或演变中的疾病的蔓延还需要经常加以警惕。为预防众所周知的各种疾病而筹划的行政机构专负其责。九 十年代初期，全国重又遭到恶性霍乱的侵袭， 这是泛世界的稠密的海上联系使它特别容易遭受到的。象在 1884 年一样，在防疫方面又找到了一些漏罅。①六十个口岸防疫区有三分之一是极其健全的， 三分之一是还不错的，另三分之一是效率很差的。除去一个之外，所有大口岸都列于第一类。这个例外竟是利物浦，而且是“最无效能的”，所以问题

③ 几乎所有有关事实都载在 1910 年阿瑟·纽索尔姆［爵士］致地方政府事务部《婴儿和儿童死亡率报告书》

（Arthur Newsholme’s Report…on Infant and ChildMortality ）［敕令第 5263 号］。另参阅《中央登记处处长年度报告书》 （Annual Reports of the Registrar-General）。

① 近来所有各国的数字都不胜其方便地扼述于《国际联盟统计年鉴》。

② 杰夫森：《伦敦卫生方面的演变》（1907 年版），第 396 页。

③ 引证中卷，第 562 页。

① 中卷，第 538 页。

是严重的。②和它列为同一类的，重要的地方计有法尔默思、哈里季和纽黑文。利物浦很快就整顿就绪；而其他一切“玩忽职守”的主管机关——照严厉的视察员加给它们的称呼——在视察报告呈送之前已经警觉到它们的职责。警觉到了至少足以击退当时流行的霍乱的程度；而且它们的防御线再没有被它们所打算防范的无论霍乱、传染病或其他热带和亚热带的风土病突破过。

在 1892 年第一次进行视察时，发现落后的口岸防疫区实际上是落后于平均内地防疫区的，而不是象它们的危险标所要求的那样比内地防疫区先进。在正规卫生医务干部、防疫视察员和传染病医院方面，都有缺陷存在；此外还要加上从而造成的他们责无旁贷的对船舶卫生视察的玩忽。内地的防疫设施是很不完善的。每一个大城镇都有它成为疾病和死亡之渊薮的一小块一小块污秽的黑区；而一些较小的城镇和工业村以及几乎所有矿村，迟至 1910 年还是一大片所谓“不卫生的化外之区”。据当时写道，“达拉姆和格拉摩根两郡人口稠密地区的大部分地方以及兰开郡、斯塔福德郡和约克郡的某些地方，在基本防疫设施方面，比之英格兰其他各地，情况差得多”。①格拉摩根的矿村是其中最差的一个，排水既差，街道又没有铺筑，很容易发水和沉陷；虽则达拉姆的村庄和它不相上下。从乡间移居到格拉摩根的这些矿井村的移民“不习惯于用自来水、卫生设备或排水管，处理他们家里的垃圾，除非是把垃圾埋在花园里”。他们和他们的孩子常常把垃圾倒在后街上。“马房中的粪液”有时会流到垃圾中去；“在这个地区的某些地方”，后街之所以“人来人往就为了去大小便”。所指的那个地方就是迈斯特格区；年份是1908 年；并且据指出“很少人在迈斯特格车站下车而不预备绑腿或长统靴； 这些东西是必不可少的”。②得自所指出的五个黑区和其他一些地区的类似污秽情形的细节，不一而足，虽则很少糟到这样的程度。

这些报告书是在为拯救婴儿生命而斗争的期间提出的；当时所说“婴儿死亡率是社会福利和卫生行政的⋯⋯最灵敏的指数”云云是非常正确的。③ 到 1908 年，到处都有了改进：英格兰的婴儿死亡率已降至 120‰。但格拉摩根是 154‰，达拉姆是 151‰。在提茲河以南，在主要是农村的北莱定，已降至 115‰。在仍然是乡村的牛津郡，对婴儿来说英格兰最卫生的一郡，死亡率是 73‰。现在一个人活到一周岁的机会在一个大城市比在一个三等工业城或在矿村的城区中究竟大多少，113‰这个伦敦数字可予说明，如果拿一些挑选出来的郡中的一些重要城镇和同一个郡中纪录不佳的小城镇或市区作一对比，就可予以更充分的说明。不良的纪录几乎都是煤灰染黑的。

② 《1893—1894 年口岸和河岸卫生调查报告书》（Report…onthe Port andRiparian Sanitary Survey of1893— 1894）（1895 年，第 52 卷），第 38 页。参阅杰夫森：前引书，第 361 页。

① 纽索尔姆的《婴儿 死亡率报告书》，第 63 页。大卫生改革家似乎很少能写得出漂亮的英文：这是很难期望于他们的。

② 惠顿博士的 1908 年送致地方政府事务部《迈斯特格市区报告书》（Dr.S.W.Wheaton’s1908 Report on Maesteg U.D.tothe L.G.B.），转引于纽索尔姆：前引书，第 87 页。

③ 纽索尔姆：前引书，第 74 页。

在苏格兰情况相似。格拉斯哥，尽管它的旧区的设计既陈旧而又不卫生，却和利茲不相上下；爱丁堡也不比伦敦差多少。①

对于英国不卫生的化外之区，不应求之太苛。在十九世纪期间，讲求实效的普鲁士的婴儿死亡率的十年平均数从未达到二百以下。在 1908 年，它和后街那样被糟蹋的迈斯特格市区的婴儿死亡率相等。整个法国二十世纪的纪录和“烟雾弥漫的矮屋”麋集的利物浦不相上下。

这种矛盾主要是由于卫生而不是由于狭义的经济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在贫民区比在舒适的住宅区里显然有更多的婴儿死亡，而在贫穷和不幸的社会那一端，婴儿死亡是非常频繁的。但是在收入和婴儿死亡之间并没有确切的关系。爱尔兰是很贫穷的，但爱尔兰的婴儿死亡率却低于英格兰。牛津郡并不富，食口较多的家庭也不一定就意味着婴儿更多的危机：爱尔兰的家庭就比英格兰的食口较多。同其他工资劳动者相比，矿工的工资并不薄。他们的妻子很少把孩子交给别人照顾而自己出去做工。在纺织城镇中，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但是若说在伯恩利这个纺织城数字很高，那么在哈德茲菲尔德这个纺织城数字却是不胜令人赞叹之低；其数之低和在串特河畔为啤酒所污染但好象是合乎卫生的空气中的伯尔顿不相上下。①

大城市中一些著名不卫生地区的某种政造，的确已经使它们比较合乎卫生了。在八十年代，横贯七日规，开辟了沙甫慈伯里大道。②在九十年代，伦敦郡议会采取了拆除重建的政策，把克莱尔市场廓清了，克莱尔市场的某些部分曾经是每英亩八百人，死亡率是每千人四十一点三二。郡议会也重建了大约十五英亩的郡界街道地带。因为在伦敦和其他各地，重建地区只在整个地区中占很小一部分，所以或许更重要的是 1894 年的伦敦建筑法，这项法律首次作出了建筑物后面的空地必须和它的高度成比例的规定。在这期间，医务界和卫生界的舆论对皮鲍迪托拉斯和其他好心改革家所赶建的一排排模范住宅越来越抱批评态度。③固然一幢管理不当的“模范房屋”会同一幢流为大杂院的大房屋一样地不宜于健康；但是皮鲍迪的董事们既能在十五年后证明在他们的财产上无论一般死亡率或婴儿死亡率在伦敦平均数以下很多，显而

① 事实和数字都是选自纽索尔姆：前引书，附录二和三（一览表）。

① 在哈德兹菲尔德，先驱性质的儿童福利工作已经进行；在伯尔顿，据我所知还没有。

② 参中阅，第 616 页。

③ 杰夫森：前引书，第 363—364、367、368 页。

易见，管理不当的罪名是加不到他们身上去的。④但是住在这五千幢左右二十世纪的皮鲍迪大杂院和任何同类建筑物中的，只占伦敦人的很小的一个百分比。①虽然其他城市和城镇步随约瑟夫·张伯伦的伯明翰和早期的利物浦之后，不是根据地方法律就是根据成文法，非特廓清了基址，而且完成了一点试验性的建筑，以致在 1909 年的市贸易调查中，很多都提出了工人阶级房屋占用一定数目支出的报告，但事实上人们所住的房屋正和私营企业向来供备的不相上下。②市政机关的重要职能并不是建筑，而是对建筑物的管理。它依照建筑条例进行管理，建筑条例是死板的，也可能执行得很死板或很不完善， 然而却是为促进健康而拟订的。但是这项条例对于已有的住房简直没有真正的管理权。在伦敦，特别是关于大房屋的蜕化为杂院房屋，那种城市中由来已久的退化，直到二十世纪所受到的制约或规制还是非常不完备的。③

新建筑物的管理自然更加重要，因为新建物非常之多，虽则不象原会或原应有的那样多。④在伦敦，新的地下铁道，旧地下铁路系统的电气化、电车和公共汽车逐渐加速了因幅射线式铁路的兴建而已开始的人口向四郊和住宅区城镇的分布。在其他城镇，新式电车和公共汽车正和铁路一道起着同样的作用。⑤ 目前在伦敦市商业中心几乎成为普遍现象的那种夜间空无一人的情形，已经首先蔓延到内圈各教区，并向外蔓延，直到 1911 年在二十八个新首都市之中只有九个，而且是最靠外面的九个，近十年来人口有所增加；只有所有各教区之中最靠外面的两个——闻咨卫司和刘易斯阿姆——大有增加； 整个伦敦行政区，即郡议会的辖区，第一次有了减少。但是为了填满闻咨卫司和刘易斯阿姆，为数也不会是很小的。①

到 1901 年，西哈姆已差不多有人满之患了。在九十年代它曾经增加了

30％，但是此后只增长了 8％。在西哈姆的外面，在九十年代已经增加了 194

％的东哈姆，在它 1901 年的九万六千人上面增加了 39％。伊尔福德、骚森德—昂—锡（“差不多［可以］看作是伦敦东郊的一部分”），②沃耳瑟姆斯托，恩菲耳德，埃德蒙顿，托特讷姆，威耳茲登，伊灵，埃克顿，温伯耳顿， 克劳伊登和吉林汉姆在这十年中都增长了 30％以上——其中大多数是在 30

％、40％之间，但是伊灵增长了 85％，伊尔福德增长了 89％，骚森德增长了117％。在首都半径以外，在大地方中堪与这些媲美的仅有的一些增长的纪录，就是伯明翰势力范围内的斯梅锡克（30％，）博恩默思（32％），朗达的市区（34％），全茲诺尔顿和诺思菲尔德的市区这个伯明翰的尾闾（46.5

％），和考文垂这个脚踏车和汽车的发祥地（52％）。虽然纺织城镇和制靴城镇在这十年中没有增加多少——哈里法克斯甚至还有下降——而且在最近几十年中也没有产生出相当重要的卫星地带，但是在它们的周边和它们的新

④ 证据见纽索尔姆：前引书，第 61 页。

① 参阅中卷，第 620 页。皮鲍迪托拉斯在 1900 年拥有五千六百八十七幢“独立住宅”：其中有三百幢是庐舍，其余是“模范房屋”中的分层出租式公寓房。

② 参阅本卷，第 539—540 页。

③ 杰夫森（同前书，第 430 页）在 1907 年正抱怨缺乏这种控制。

④ 参阅本卷，第 45 页和 81 页。

⑤ 参阅恩索尔：《1870—1914 年的英国》（1936 年版），第 280、509 页。

① 《人口调查报告书》，1911 年，第 42 页。

② 《人口调查报告书》，1911 年，第 41 页。

电车所通达的市区和乡区的边缘上却有了很多建筑物。

在往往武断划定的市界附近或以外的都市发展有助于满足“人人应该各有其自己的房屋”③这项英国人根深蒂固的愿望，这项沙甫慈伯里勋爵的理想。在人口拥挤的伦敦市中心（但在其他任何城镇中都是非常之小的），八十年代新建筑的一排排正规杂院房屋，已经很快地住满。在伦敦靠外面的地方却是慢慢住满的。④在各卫星城镇中，则几乎还没有人去住。在 1911 年人口调查时，住分层公寓的人口第一次分别开列。①分层公寓的定义是“在同一个建筑物内结构上自成一局的住所”，②并且包括正规衙堂房屋中的住所和常见于东北海岸并在伦敦地区的某些地方也为人所共知的那种为容纳两个家庭而建筑的小房屋中的住所在内。计算时，在按照这种定义的分层公寓和在普通既大而旧的房屋中的杂院房之间，以及在原设计的两套公寓的房屋和单纯过分拥挤的房屋之间，无疑出现了某种混淆；但对于大体的结果或许是没有多大影响的。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情形如下：

在 1911 年计算的总人口中各种住户所占的百分比

普通住房 分层公寓 店铺、旅馆、

机关、船舶等

所有各市区（包括伦敦

伦敦的分层公寓也包括富有阶级的那些在内，富有阶级的这种公寓到 1911 年已经很多。在伦敦以外这类住所仍然罕见，正如包括伦敦人在内的市区分层公寓住户减去伦敦分层公寓住户所表明的那样。下余之数仅仅六十万，而且包括东北海岸和其他各地两套分层公寓房屋中的住户在内。

在 1901 年和 1911 年之间，从伦敦分层公寓建筑和老房屋的不断蜕化成为杂院房屋的统计所得到的印象是，在很多首都市和一、两个卫星城镇中， “每所住房所住的人”数都稍有增加。除开仅仅一、两个例外，在其他城镇和郡治中，已经有了降低——肯定是和出生率的降低有关系；因为在已经开始降低的那些纺织和半纺织城镇中最为显著。在这些城镇中，所谓一所住房， 其含意是没有什么混淆之虞的。可能住上十个或十几个人的，则是一个工资劳动者的独立住所，这类住所通常是一排彼此相连的房屋中的一所；一幢半独立的或独立的别墅；或一幢罕见的有相当规模的商人住宅。要平均计算， 则第一类房屋会掩盖所有其余各类。这里是先后二十年间的一些实例：①

③ 转引于中卷，第 616 页。

① 《报告书》，表八十九，第 199 页。

② 同上书，第 194 页。

① 《人口调查报告书》，1891 年（1893—1894 年，第 106 卷）；《人口调查报告书》，1901 年（1904 年， 第 108 卷）；前引《人口调查报告书》，1911 年——住房统计。

每所住房所住的人数

在 1891 年，这类城镇，连同诸如曼彻斯特、设菲尔德、累斯特和伯明翰之类其他有代表性的工业城镇，每户平均人口都在诺丁汉的四点六五和曼彻斯特的五点零四之间。②现在都是四点五零以下，有几个很接近四点零。哈利法克斯和罗奇德耳的数字是全国最低的两个数字。

直到 1891 年，尽管它们每户人口不多，约克郡各纺织城镇因拥有很多石建、耐久的两、三个房间的庐舍，所以在房少人多都市的黑名单上名列前茅。根据人口调查的标准，布莱德幅和哈德茲菲尔德约有 20％的人，哈利法克斯约有 21％以上的人是房少人多的——每间房屋住两人以上。到 1911 年，布莱德福的数字降至 9.3％，哈德兹菲尔德降至 12.8％，哈利法克斯降至十二点零。改进是大有必要的，人口调查的所谓不拥挤的标准——一夫一妻住一间卧室兼起居室的房间，一夫一妻和两个孩子住一间起居室和一间卧室—— 并不为高；但进步却是不可否认的。

中米德兰和东米德兰各城镇，多亏晚近的工业发展，在居住条件方面保持了它们在 1891 年已经占有的光荣的领先地位。①“屋少人多的”在累斯特和北安普敦只占人口的 1.1％，在德尔比占 1.9％，林肯占 2.9％，诺丁汉占4.3％。北安普敦和累斯特比博恩默思好，而所有这五个城镇都比布赖好。在二十年之中累斯特把它原已很低的数字又减去了一半。几乎到处都有了一些进步，但是在很多重要城镇中却毫无可以自满的理由。但是进步比上表列举的数字所表明的微微大一些；因为在 1891 年只是就四间或不到四间的杂院房

屋的过分拥挤情况进行计算的，而 1911 年的人口调查在五间以至六间的杂院

房屋中也有一定的过分拥挤情形。以 1891 年为基础的 1911 年的伦敦数字将不是 16.7％而是 16.05％。②在伦敦差强人意的 1911 年数字背后，隐藏着整个首都区各自治市那些贫民之市，连同其糟和全国各地任何数字不相上下的一些数字——伯蒙德塞 23.4％；白特纳·格林 33.2％；斯太普尼 35％；朔尔迪奇 36.6％；芬斯伯里 39.8％。“在我富裕起来的时候，朔尔迪奇的钟这样说。什么时候才会富裕呢？斯太普尼的钟这样说。我真的不知道，布欧的大钟这样说”。不象过去那样人满为患、但房间还是太拥挤的，正是商业中心区以外的那个老伦敦的圈圈。西哈

② 参阅中卷，第 621 页。

① 参阅中卷，第 622 页。

② 《人口调查报告书》，1911 年，第 180、185 页；《人口调查报告书》， 1891 年，第 22 页；更详细的情形，见这两次人口调查的郡报告书。

每个房间住两人以上的人口百分比； 1911 年，在所有杂院房屋中；

1891 年，在不到五间的杂院房屋中

姆在法律上虽然不是伦敦的一部分，却不幸正趋向于房少人多的伦敦标准。在西南，一贯房少人多的普利茅斯已经有了进步，而布里斯托尔，作为

一个海口来说，取得了出色的成就。在米德兰，伯明翰显得很不雅观。“从来没〔有〕任何真正过分拥挤的情形”，张伯伦在没有作过任何统计测验的1891 年时曾经这样说。②1891 年的人口调查揭示出一个多少有点严重的人口

总数；但 1911 年的伯明翰原本应该可以比拥有令人棘手的水滨和爱尔兰人口的利物浦作出更好的成绩的。除开达德利和数字列于达德利和伯明翰之间的西布拉米季以及旧黑乡的一些市区外，米德兰没有非常黑暗之点，也没有很多显著的光明地段。在十年之中，考文垂已经增长了 50％以上，私营建筑企业已经给它的三万六千名新公民供备了房屋，虽供备不周，但却没有严重的不方便。

关于约克郡和兰开郡还要再补充几句——利物浦的情况大体上是可称誉的，而赫尔的稍稍退步也不能说是丢脸，因为在一个大海口中这两个数字的任何一个都是低的；普雷斯顿的所谓退化却找不出什么特殊地方性的或统计上的解释；除圣海伦斯外，其他的数字大体上都无异是证明这两个郡的成绩， 而圣海伦斯的数字却令人想到这样一项评论：或许只有能忍受这样一种拥挤情形的人，方能经得起它那异常污浊的空气。①

从梯斯达尔以北不远的地方开始而蔓延于整个苏格兰的那种居住一、两个房间的习惯，连同从而造成的过分拥挤的情形，是不能指望在二十年内—

—任何二十年内——予以消除的。②但是过分拥挤的纽卡斯耳既然显有改善， 而过分拥挤的散德兰却依然故我，这是散德兰不能不引以为辱的。

② 引证于中卷，第 620 页。

① 同样的论证或许可以适用于破烂布头之乡的杜斯伯里。它的 1911 年数字之糟，十六点六，几乎和圣海伦斯不相上下。

② 参阅中卷，第 622 页。

在苏格兰本土，单间或“里外间”房屋在乡间、煤矿附近和城镇郊外都是常见的，并且在英格兰人称之为杂院或分层公寓的那种“房屋”中居住的旧习惯是那样牢不可破，以致在 1911—1914 年在“四周为田地紧紧环绕的乡间小自治市”中还可以看到这类建筑物的“最近样板”，而且是那样划一， 以致“南起登佛里斯、北迄勒尔威克都可以看到”这种高大的建筑物，连同通往庭院或通往“仅仅三、两英尺宽”的小巷子的一座公共楼梯——在苏格兰一直没有什么变化。①市区的“房屋”很少是三间的。所以在 1911 年苏格

兰有 47.9％的人住在单间或双间房的住所中。②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数字是 7.5

％。苏格兰和它的近亲诺森伯兰的房间比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房间“一般大得多”。③一些对这两种房间都有经验的人认为要大出 20％，有一些不下 50％。

④这些事始终没有加以调查。在另一方面，附有一个碗碟洗涤室的房屋在英格

兰远比在苏格兰为多，但 1911 年的人口调查员一再被叮嘱，决不要把碗碟洗涤室算作一个房间。⑤

单间房屋在二十世纪的苏格兰仍不断地建造，在拉纳克郡则毋宁是随意地建造。这种房屋有很大的需要，尤其是对年轻夫妇来说。“每有两个需要一房一厨房屋的人，就会有十个需要单间房屋的人”，格拉斯哥的一位建筑承包商在 1914 年这样说。⑥在过分拥挤情形的统计数字上所产生的结果是可以料到的。

苏格兰总人口中一个房间住两口人以上的百分比

在 1911 年一个房间住四口人以上的苏格兰人和一个房间住两口人以上的英格兰占同样的百分比。如果“两口人以上”的苏格兰数字象英格兰数字一样地下降，它会不是 45.1％而是 37％——而即使如此，也还是比朔尔迪奇的数字高。

苏格兰人的工资并不逊于英格兰人。他们的智力、勤奋和体力至少相若。他们衣食所需的费用也并不更大。国家为他们所作的事情也一点不少。他们的居住条件与其说是出于经济上的需要，毋宁说是决定于异常牢不可破的传统——石建房屋的传统，传统的家庭习惯。由于墨守这种传统或者在墨守这种传统的时候，苏格兰也墨守约自 1895 年以来通常一直比英格兰高出一、两

① 《苏格兰工业人口居住条件皇家调查委员会》（R.C.on the Housing ofthe Industrial Population of Scotland）， 1917 年（敕令第 8731 号），第 41、42 页。

② 同上书，第 44 页，转引《1911 年人口调查报告书》。

③ 《工人阶级生活费报告书》（Report on the Cost of Living of the Wor-king Classes），1908 年（敕令第 3864

号），第 20 页。另参阅中卷，第 637—638 页。

④ 同上书，第 44 页，转引《居住条件皇家调查委员会》。

⑤ 他所奉指示是：“把厨房算作一个房间，但不要把碗碟洗涤室、楼梯平台、门廊、壁橱和洗澡间算作房间，也不要把仓库、写字间和店面算作房间”：《人口调查报告书》，1911 年，第 169 页。

⑥ 《苏格兰居住条件皇家调查委员会》，询问案第 27，745 号（尼科尔先生）。

点的一般死亡率，墨守一般死亡率的主要肇因，相当高的婴儿死亡率；墨守单间房家庭生活的道德败坏的品质。很久以前改革家就开始了一个反对那种生活的运动——对苏格兰两间房家庭的攻击原是凭空幻想的——可是 1911 年在格拉斯哥七十八万四千人的人口中，仍然有十万五千人拥挤在单间房的住所里，比哈利法克斯、北安普敦或里丁的全部居民还要多。在三十年之中， 这个数字仅仅减少了二万一千。

在新世纪中，以 1907 年以后尤为显著的房屋建筑业的缩减，一直是这个运动，以及英格兰改善居住条件的一重障碍。在有吸引力的条件下未始不会投入建筑业的资本，正以史无前例的数量源源输出。①政治争论者说这是由于受到了 1909 年劳埃德·乔治的土地税的遏制：经营土地的人既苦于复杂的估价，而指望地基价值上涨的建筑业者又受到了打击。②无疑，劳埃德·乔治是一个起推波助澜作用的原因。除开直接的作用外，他还加给未来以变化莫测之势。（在海外也有这种变化莫测之势；但为美国铁路和基埃夫电车的投资人所忽视。）但是这里却存在有比人民的预算更深邃更古老的原因。投机建筑到处是靠借贷款项进行的。借贷款项的价格在 1906—1907 年，再度在 1909

年以后有了上涨；在 1900 年以后比在九十年代平均来说价格贵了。①在 1909 年以后，建筑业的工资开始上涨，劳动成本则早已上涨了。

从格拉斯哥的一些统计数字中可以看出那里建筑事业的一项早期遏制， 这有助于说明过分拥挤情形何以不能减轻。在 1901—1904 年，在这个城市里

已经建筑了一万三千零八十幢房屋，共约有三万四千五百个房间。在 1907—

1910 年只建筑了三千四百八十八幢，共九千四百六十间，而在 1910—1913 年一切有害的力量一起发生作用的时候，则仅仅建筑了九百四十五幢，二千七百五十一间。②有待指出的是，甚至最近，格拉斯哥的一幢新房屋也仅仅有三个房间。

在 1901—1911 年这十年间苏格兰数字所表明的过分拥挤情形的减轻显然放慢下来，在英格兰数字中也可以看到。1901 年人口调查过分拥挤情况报表，象 1891 年的报表那样，严格说来，同 1911 年所提出全部拥挤情况的报表是不能相比的；但在考虑到这一点之下，停滞以至于微微恶化的情形，可见之于很多城镇，而有明显改善的却寥寥无几。伦敦郡 1901 年过分拥挤的数字是 16.01％。1911 年的相应数字是 16.05％。③斯太普尼在 1911 年比在 1901 年稍稍好一些，白特纳·格林则更差一些，等等。正如所担心的那样，在伦敦圈圈以内以及在住宅城镇中，每况愈下，这些住宅城镇，正如在前此的西哈姆一样，已渐渐纳入城市强烈中心压力的范围以内；虽则 1911 年过分拥挤的总数字在威耳兹登以外的任何一个城镇中都不是骇人听闻的。居住条件不

① 本卷，第 45、82 页和第 39 页上的曲线图。

② 参阅例如《苏格兰居住条件皇家调查委员会》中的讨论，第 365 页及以下。参阅恩索尔：《1870—1914 年的英国》，第 509—510 页。

① 《苏格兰居住条件皇家调查委员会》，第 298、359 页。就英格兰来说，这些事实自然也是一样的，但苏格兰的证据只是在对于这项论证有必要时才搜集起来的。

② 《苏格兰居住条件皇家调查委员会》，第 358 页。

③ 本卷第 561 页所举的数字包括在 1901 年和 1891 年未予调查的那些大房屋或杂院房屋的过分拥挤情形在内。

① 主要材料来源是《1911 年人口调查报告书》中的“杂院房屋”节（第 170—196 页）和所附曲线图。在

是文明的一个全面的试金石，根据任何官方定义的过分拥挤情形的数量也不是居住条件的一个绝对尺度；但是居住条件不仅具有纯经济的意义，而且在高于经济的价值范畴以内或许是最最重要的；其他尺度——污浊、犯罪和疾病的尺度——都不难反映出与过分拥挤尺度的度数接近于一致的度数。

供给和需求照例共同起着决定房屋多寡和过分拥挤数量的作用。供给方面的主要障碍已经谈过。工资劳动者对更多更好的房屋的需求，因已成为二十世纪初期之标志的名义和实际工资的一般停滞而降低。在八十年代后期曾经有令人满意的急遽上涨。总计起来的货币工资，也就是把从工资比较菲薄的工作向工资比较优厚的工作经常转移的人一并打进去计算的并拿全体工资劳动者加以平均的全国工资单，在 1874 年至 1886 年这十二年之间，据估计已经按照一五六对一四八的比率下降。但是总计起来的实际工资并没有下降，甚至在那些艰难岁月中，甚至把 1886 年的严重失业情形打进去，也并没有。事实上实际工资还有微微上升，因为零售价格比工资下降得多。1874 年和 1886 年这样计算的实际工资是一三一和一三六。（这些计算中的基准线是

作为一百的 1880 年的方位线。）等级不变的工资劳动者，即年轻时参加一个行业而始终不改行的人的平均单位，自然比总计起来的劳动者更加不幸。① 就某些等级来说，货币工资曾有急遽的下降，不是生活费的下降所能弥补的， 而且因不正常的失业而造成的任何额外损失还不计算在内。自然人对货币工资比对别人就工资所能购买到的东西而作出的计算要重视得多；如果他是一个工资有所下降的鼓风炉工人，他怕不会因为自己比如果还是象过去那样一个农业劳动者日子过得总算好些而谢天谢地。所以在 1886 年劳动界是非常动荡不宁的。

但是 1886 年到 1890 年一切都好转了。总计起来的平均货币工资自一四

八上升到一六三；实际工资，连失业计算在内，自一三六上升到 1890 年仅次

于无失业问题时的一六二，或 1891 年失业问题比较恶化时的一五九。等级未变的平均工资劳动者在作全工时的货币工资，是按一三○对一四一的比率； 或连失业计算在内，连 1886 年的大量失业和 1890 年非常轻微的失业计算在

内，是按一一六对一三八的比率上升的。而 1890—1891 年的零售价格却和

1886 年恰好差不多。

零售价格一直继续下跌到 1896 年低于 1886 年大约九点的时候。货币工资既然无论怎样看都依然大致稳定，平均工资劳动者的情况自然有了悄悄的但稳步的改善。情况以 1898—1899 年的贸易活跃时期为最好，虽则有 1900

—1901 年否则与任何经济活动无干的一场战争所加诸劳动市场的压力。固然

零售价格终于逐渐上涨，但是比 1886 年却仍然低一、两点；而且在 1900—

1901 年无论总计起来的货币工资或任何一定等级的工作的工资都是向所未有之高。但是货币工资的提高的幅度并没有不到使平均工资劳动者高兴地意识到。工资劳动者往往是把这种提高作为一种应有的权利而进行斗争的。而且就一定等级的工作来说，并考虑到比较正规的就业情况，工资指数已经从

1901 年和 1891 年的《报告书》中也有类似但不那么全面的章节。

① 参阅伍德：《1850 年以来的实际工资和享受标准》，《统计学报》，1909 年；一如在中卷，第 569—572

页所使用的。因为关于 1908—1914 年没有以完全相同的方法进行的研究，所以还不可能编制一个完备的曲

线图以为中卷，第 572 页那幅曲线图之续。为读者方便起见，特在正文中就中卷有关统计结论所依据的原则略加重述。

1886 年的一一六和 1890 年的一三八上升到 1900 年的一四七。对于仿佛在睡梦中到来而近来难以察觉——自从价格不再下跌以来——的实际工资的上涨，工资劳动者自然甚至更加意识不到。祖辈会谈到饥馑的四十年代，你们谢天谢地，幸而不曾和祖辈同度自己的青年时代。对于七十年代以后出现的面包和其他一些东西的价格下跌，就没有多少感激之情了；何况自 1896 年以来下跌已经停止，而且有了回升的迹象，那就更加没有了。①

但是在 1900 年一个工人的实际工资事实上比 1850 年做类似工作的一个人的实际工资的高出 50％；而平均工资，即总计起来的工资，因为在半个世纪中从报酬菲薄的工作向报酬比较优厚的工作的大规模转业，则高出更多。这样来看的实际工资的上升不是 50％左右而是 75％左右。②但是个人却不大意识到这一点。成年人改行的不很多。转业的照例是参加比自己父辈工资较为优厚的工作的青年；警察或铁路工人会以半出于怜悯的由衷的敬佩心情诧异作母亲的怎么能靠父亲的农业工资把自己养育成人。

不管怎样来看，1900 年都是工资的高峰年——不论是就总计起来的还是就特定等级的工作来说，也不论是就货币还是就货币所能购买到的东西来说。十一年之后，在一个人口调查年中，主要工业工资率的平均数只和 1900 年相差小数点一。这个高峰已经证明是一个崎岖不平的陡斜边。①把已经向有利于工资劳动者方面移动了一点的农业工资包括在内，将会使这个高原的一般水平微微向上倾斜——但是矿工非但不习惯于拿自己的工资同农业工人的工资加以平均来求取自慰，而且忿然意识到在他们横过高原的那条曲线上的起起伏伏。就建筑业来说，那条曲线已经几乎是一条毫无起伏的水平线。② 至于机械工程和纺织业，先是一条毫无起伏的水平线，继而则是一条迂回上升的倾斜线。塑造平均路线的形状的，正是矿工的路线。③它们曾经达到高原边际的最高点；也曾降至深深的波谷；在 1907 年又越过了低隆起线；但在

1911 年仍然低于他们 1900 年的水平线 11％。这很能说明这十年的社会史。

矿工在 1913 年才仅仅回到他们 1900 年的水平，而在那个时候纺织工人已超过了将近 12％。

可以作为这种情况的一个比喻的数字的，只有工资率的数字。这些数字忽略了工作的规则性。1900 年就业情况是异常之好的。直到 1913 年为止再没有这样好过，而且其间还有几个不好的年头，尤其是 1908 年和 1909 年。④ 这就使得矿工的情况糟上加糟，并给建筑工工资率的稳定以及机械工和纺织工工资率的微微上升打了一个折扣。而且，根据任何表象来说，生活费都已

① 伦敦面包最便宜的一年是 1901 年（参阅本卷，第 24 页曲线图）。但是在 1897—1898 年曾经比较昂贵。

1896 年贸易部伦敦二十三种食品加权指数则是最低额（九十一点七）。基线（一百）是 1900 年的价格水平。

② 伍德的估计数，见《统计学报》，前引论文。

① 本卷，第 571 页曲线图。

② 工资一点没有下降，而直到 1912 年才上升了 0.5％强。

③ 纺织业的曲线见诸曲线图。它是以“棉纺织业和亚麻及黄麻制造业中 件工工资率公认的百分比变化” 为依据的；但是没有理由认为毛纺织业中工资的动向迥然不同。机械工程业的数字是以七个大城镇中最低每周计时工资率为依据的：1900 年和 1911 年之间的最高点是 1908 年的仅仅一零二点二。采矿业的数字是以所有各主要煤田上挖煤工按吨计或按班计的工资率为依据的。数字见《劳动统计摘要》。

④ 本卷，第 78 页和第 44 页工会失业数字曲线图。

上升。租金升降的情形不确知；但是相信直到 1912 年为止是相当稳定的——

这正是何以价格上升而建筑业并不活跃的一个原因。煤炭一直比 1900 年低廉，有时要低 20％——这是消费者靠了矿工的不满而占到的便宜。衣着稍稍昂贵了，尤其在 1907 年纺织业工资逐渐上升之后。食品也比较贵了。据官方

估计，在 1900 年和 1911 年之间伦敦食品价格有 9.4％的上升。衣着的估计上涨则更多——12.4％。包括煤炭和租金在内的整个生活费的估计上涨自然比较少些；因为衣着在一个平均工资劳动者的预算上不是一个重要项目而煤炭又比较低廉。①

据其他的估计数所得结果相差甚微；不过我们可以十拿九稳地说，到1911 年生活费已经平均上涨了 7％至9％，到 1913 年则上涨更多；但是在1911年以后所有工资都逐渐提高了。1913 年对伦敦工资所进行的一次调查表明， 把一切因素——货币工资、失业量和生活费等——考虑在内，实际工资甚至到 1912 年年底还没有完全达到 1900 年的水平，虽则已非常接近。②

包罗范围甚广但不受煤炭采掘业和重工业特殊变化影响的伦敦数字，对于那些行业和地方化的纺织业以外的一般工资劳动人口来说，是相当有代表性的。加上煤炭采掘和重工业，则全国平均工业实际工资会不如伦敦工资。如果把农业和纺织业也加进去，那么全国实际工资就会和伦敦工资不相上下。

总之——那个高原的平均真正地势并不是十分坦平的。在考虑到有多少工作可做和货币会买到些什么的时候，它似乎就微微向工资劳动者不利的一面倾斜了。至于 1912—1913 年的工资上升是否纠正了这种倾斜度，甚至还不

能肯定：虽则多半是纠正过来了，因为无论如何生活费的上升并没有和 1913 年的工资上升偕以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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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工工资的升降一贯是和男工工资约略相似。①这方面的变化比较少，正如向来一样，因为重工业中没有女工。直到 1903—1907 年为止，在 1911 年占女工三分之一以上的家务工人的工资——据不完全的了解——比其他女工的工资上升稍稍快一点。②但是在大约 1898—1899 和 1914 年之间，据说通常一般年轻佣仆的工资没有任何显著的上升；虽则正如未始不可预料的那样， 在较高的等级中曾经有过一些提高。在 1916 年战争期间，一个善于吹毛求疵的团体进行了一次调查，“对于货币工资没有〔发现〕什么怨言”。③怨言是对全然不同的一些事情而发。

① 这些都是《劳动统计摘要》中贸易部的估计数。《1908 年工人阶级生活费报告书》（Report on the Cost of Living of the Working Classes of 1908）（敕令第 3864 号）是一个主要的材料来源。

② 伍德，弗朗西斯： 《1900—1912 年伦敦实际工资的趋势》（Wood， Frances，“The Course of Real Wages in London，1900—1912”），《统计学报》， 1914 年。参阅莱顿，沃尔特爵士：《价格研究导论》 （Layton， Sir Walter，An Introduction tothe Study of Prices）中价格和实际工资趋势力的估计，和庇古：《工业波动》

（Pigou，A.C.， Industrial Fluctuations）中的讨论。

① 上文所用的纺织业的工资数字包括一大批女工的工资在内。

② 莱顿：《五十年间家庭佣仆工资的变化》（Layton，〔Sir〕W.T.，“Changes inthe wages of domestic servants during fifty years”），《统计学报》，1908 年。参阅赫琴斯和哈里逊：《工厂立法史》中伍德，关于女工工资的附录。

③ 《关于工业中女工的报告书》（Report…on Women in Industry）， 1919 年（第 31 卷，第 241 页）。

平均工资劳动者，不论男性或女性，都久已不再受通过实物工资制而对工资实行侵渔的损害。法律曾经先后在 1887 年和 1896 年两度修订；但是问题都不大，而且到这时与其说是一种真正实物工资制——即以未必真的货物或按真货计价的货物进行支付——的问题，不如说是一个罚金、扣减工资以及对工具、照明和动力可能索取过当的问题。在 1905—1906 年对这个问题进行调查时，在康沃耳和设特兰针织业、布里斯托尔胸衣制造业、索默塞特手套制造业和苏格兰呢原产地哈里斯，发现了真正实物工资制的一些残余。① 罚金仍不胜其多。青年女工为了戴发卷或“对监工傲慢”就会被处以罚金。对轻微犯规行为的一定处罚是不能不有的，虽则没有必要把卷发叫作犯规； 而且有些工会领袖宁取罚金而不取它的代替办法，即因细故而停职或解职。② 在独立手艺工匠的遗风依然炽烈而工人仍“不赞成象其他各地存在的”那种普通工厂制的设菲尔德，③对房间、照明或动力的支付仍然是常见的，而且并非普遍不得人心；矿工在不能不照办的时候，他的手艺匠的习气竟十足到不想另筹良策。

还有小量以饮料进行的支付——诸如西部农业工人的苹果酒，和在“矿井水”既“温而又不合口的”少数几个黑乡煤矿中传统的啤酒津贴。④这两个集团都无意戒酒；但是黑乡的工人很想要求发给啤酒费。他们的雇主却只肯出那项啤酒的成本费，这倒是一个微妙而又有趣的差别。

这些都是罕见的事情。对于手工工场帮工寄宿场内时所会出现的类似实物工资制的弊恶，则理所当然地受到更多的注意。⑤但是这种习行办法并非常态。在苏格兰几乎向无所闻，在威尔士是普通的，在英格兰则散见于各地。在调查的时候这种习行办法无疑已渐趋没落，虽则从而产生的不满远没有消除。⑥寄宿在还过得去的场房中的青年女工往往欢喜这种办法。在这方面，正如在实物工资制的其他范畴一样，法律已经防止了大多数真正的弊恶，易于滋生弊恶的习行办法也正在由良知和为方便计而逐渐予以消除。

虽则直到 1913 年男工和女工的就业数字再没有象 1900 年曾经有过的那样好，这些年倒也不是失业数字异乎寻常的年份。九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后期也并不是。1901—1913 年工会失业数字的平均年度总数只不过是四点五，而1887—1900 年是整整五点零。1893 年的七点五和 1908 年的七点八的高峰数

字都远在 1886 年灾害性的十点二以下；为期短暂的较高失业数字只不过一度延续了两年。①并没有延续很久的就业不足现象，也没有象手织机织工那类大

① 《实物工资制条件部门调查委员会》（Dep. Com. on the Truck Acts），1908 年（第 59 卷）。参阅中卷， 第 579 页。

② 同上书，第 23 页，引证贝尔和其他。

③ 同上书，第 45 页。

④ 同上书，第 64 页。

⑤ 同上书，第 68 页及以下。迪恩斯女士的专门报告书，迪恩斯访问了一些遭到抱怨的地方，然而却“不得不说”她对于店员工会的“怨言”并没有得到“证明”。

⑥ 关于这一点，参阅佩因：《商店奴隶制和解放》（Paine，W.， Shop Slaveryand Emancipation）（1912

年版），连同韦尔斯——他是了解情况的——的导言。

① 本卷，第 44 页曲线图。

手艺行临终前的苟延残喘。未始不会变成为根据后来的定义所谓康沃耳特区的那种情况，由于向兰德、马来亚和一切开采贵金属及半贵金属地方的移民而得以避免。在公共汽车出现之后，公共马车夫剃掉胡须，开始驾驶汽车； 虽则后来有一些双轮小马车夫陷于进退两难之境。其他的调整并非毫无摩擦和苦痛，但主要是通过青年从没落行业向扩张行业的转业而实现的。在 1911

年公共马车夫、马夫和出差马车夫比过去更加寥寥可数，但是在 1901 年以后

却出现了不止两大支职业汽车驾驶员；②并且在 1901 年以后还出现了大约二

万八千名电车员工。自 1891 年以来电气工业已经增长了八倍，现在雇佣的人员达十万名以上。纵使农业方面的就业数字已经降低，但很容易从农业方面转业过去的电车事业却已倍增。煤炭开采业也增加得很快——自 1891 年以来已增加 60％，自 1881 年以来则在 100％以上。对于身体建全的人来说，机会并不难得。作为一个集团来说，纺织工业仍然在继续扩展，虽然不如人口增长之速；毛、麻、丝方面的缩减一直是缓慢的，而且只不过造成了地方性的不安。

新兴职业对妇女已经门户洞开，而且旧职业对妇女需求的减少也一直是非常轻微的，除非是在任何减少不是不健康的那些职业之中。洗衣妇和女裁缝更加寥寥可数，临时女帮工、医院和机关的工人以及成衣工厂的工人更加多了。虽然室内家务佣仆在 1911 年比 1891 年要少一些，但仍有一百五十万人在继续服务，而且对于其中工作能力较强者的需求肯定没有达到饱和点。但是人数的衰减，虽则在这支庞大的队伍中只占一个很小的百分比，却是一个新时代开始的标志。①另四万护士和四万五千名女教员之中的若干人在妇女职业较少的旧世界中未始不会“得到职务”。

在 1861 年和 1881 年之间女金属工的人数已经随着家庭制钉和制链业的

没落而下降。在 1851 年曾经有一万名女钉匠，无异是一大群可怜虫：到 1911 年只剩下一千七百名了。在克拉德莱欧石南灌木丛区仍然有二千一百名手工制链匠——行将争取到一个劳资协商会议。但是这个古老的手艺行尽管没落，在 1891 年和 1901 年之间女金属工的数字还是加了一倍。在向来几乎没有一个女工而现在“在男工和女工的工作之间没有任何明确界限的”自行车和汽车工厂中计有七千人。②女工不是锤制铁钉和平头钉，而是给制铁钉、平头钉和螺旋钉的机器加料——由男工给她们作好安排。在铜业中她们制造轻心线，担任安装，打磨和包装工作。在设菲尔德，她们在锉具、刀具、弓形锯和电镀业方面作些适当的工作，连同仓库方面的很多工作。在米德兰一些专门化的工厂中，她们作一些小型绞盘车床的工作，以及绞压、压断、磨铣、上釉和装配等项工作。除开真正五金之外，工具制造、玩具和文娱用品制造以及蒸蒸日上的电工业都给妇女提供了工厂作业。1891 年在电工业中只有两、三百名妇女。到 1911 年已远不止九千名。①而且这仅仅是一个开端。

最大的变化是在商业方面。在 1851 年人口调查时已经有十九名妇女申报为商业职员。②她们是谁而又在哪里呢？据说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妇女首先参

② 在 1911 年人口调查时是四万七千：在 1901 年只有七百零三人。

① 在苏格兰，衰落最为显著。

② 《工业中的女工部门调查委员会》，1908 年，第 11 页。

① 《工业中的女工部门调查委员会》，再加上人口调查报告书。

② 中卷，第 41 页。

加了绸布业——在约翰·吉耳平的店中有两名年轻的妇女。③在 1870 年去世的狄更斯还没有听说过女职员。如果他听到过的话，我们总应该遇到。《块肉余生记》中的多拉只能拿笔杆，而卡迪·杰利比则是一个舞文弄墨的业余文学家。固然在事务工作方面在 1871 年比 1851 年多了几名妇女；但是在 1881

年只有七千人，在 1891 年只有二万二千人。继而出现了变化。到 1911 年有十四万六千名女性“商业职员”，在从事商业工作的其他妇女中，实质上同一类别的计有一万一千人。女簿记员、女秘书和女速记打字员已经出现。④ 这个数字完全是职员的数字，而不包括绸布业或其他任何行业中的店员在内。一代以前，这种商店工作——到 1880 年已大为开放——或细巧的缝纫工作或高等劳务——诸如女店员、女裁缝和侍女等职业——都可供大多数年轻商务妇女进行选择。受过最好教育和最有教养的妇女还有成为“专任家庭女教师”的另一可能性。这个集团的新近人员主要是，或者据记忆和未经鉴定的观察所表明，是来自职员、店员、小商人和贫苦自由职业者的家属之中的。刚刚开始从熟练体力劳动者家属之中吸收新近人员。兰开郡一个纺工的女儿可能在合作社担任职员工作而不进入纱厂。但是这类职业仍然是一般工资劳动者家庭的女孩子可望而不可及的。所以这类职业的出现对于这类家庭的劳动收入的前景多半没有多大影响。这些家庭象以往一样，仍主要依存于工厂工作、所有其他各种体力工作和家务劳动这类的出路。这类出路确实已经宽阔了。巧克力工厂、果酱工厂、饼干工厂、卷烟工厂、胸衣工厂和几十种其他工厂，所有这些生产一个日益富裕的民族的半奢侈品的地方，都是逐渐扩大的——而一些重要产品的老行业却不是这样；并且，象新式轻五金工厂和电工厂那样，都是在男子的领导下以妇女作为职员的。

所以在很多工资劳动者家庭中，增加家庭总收入的机会比八十年代或许要大一些。家务劳动和妇女重劳动方面的衰减本身就足以表明这一点，虽则未能予以证明。但是在嗣后的各个具体时日，这类机会究竟多么大，多么普遍，统计学家还无法断定。或许将永远不能。当代人士对于一定时日的各别地点进行了一些研究；但是任何关于家庭劳动收入升降的报告书，甚至关于局部地区的，也会是揣测的，靠不住的。②历史学家迄今还不能不满足于这种有条件的不可知论。

在二十世纪早期这个变化多端的、活跃的就业情况比较正常的经济社会中，在工资方面竟会有十一年的停滞不动，并且在平均工资劳动者的实际工资方面竟会有一些几乎肯定的、虽则也许是非常轻微的下降，乍看上去，不免令人诧异。只要对 1900 年的环境和各个不同行业的工资趋势加以缜密的思考，就不会那么诧异了，虽则不会化为乌有。在工业工资率曲线上，1900 年

③ 《工业中的女工部门调查委员会》，第 9 页。

④ 在 1896 年出版的查尔斯·布思，《伦敦人的生活和劳动》的某一卷（第 7 卷，第 275 页）中说，“据说

她们作为打字员、抄写员和电话接线员是擅长的”。在 1889 年，拉迪亚德·吉卜林在加利福尼亚碰到一位担任打字工作的女知识青年时，他写到“在英格兰会是一位年轻的少妇”：《从海洋到海洋》（From Sea to Sea）。但是在 1893 年英格兰银行开始雇佣妇女。艾克里斯：《英格兰银行的内幕》，第 2 卷，第 560 页。

① 罗莎·努歇特·卡里的一本小说的题目。

② 在 1897 年对家庭劳动收入作了一些披荆斩棘工作的查尔斯·布思的《生活和劳动》（第 9 卷，第 279—282

页）之后，在 1902 年出现了朗特里的《贫穷：城镇生活的研究》，其中载有对约克家庭劳动收入的详细研究。

的高峰显得异常之高。通过其他三个高峰——1891 年、1907 年、1913 年—

—所划的一条虚线，几乎完全是直线上升的。通过波谷的各底点——1886 年、1895 年、1904 年、1909 年——所划的一条虚线亦复如此。1900 年破格地孑然兀立于通过各高峰所划的那条虚线之上。①为什么呢？

紧跟着 1897—1899 年期间的贸易改进、失业数字下降和一些为工资而进

行的轰轰烈烈的斗争之后，是 1899 年更加活跃的贸易——继而则是战争。在战争期间，1900 年来临了；这是据估计工资的支出比 1895 年多 22％的一年；

②这是出口煤炭价值和一般煤炭价格闻所未闻的一年。③在 1899 年以前，最高

的煤炭出口年是一千九百万镑的 1890 年。在 1896 年，这个数字已降至一千

五百万镑。到 1899 年已盘升到二千三百万镑。在 1900 年则达到了三千八百六十万镑。这些价格在矿工工资上留下了它们的标识，而矿工工资又在一般曲线上留下了它们的标识。在纺织业——以及建筑业和机械工程业——史上，就工资率来说的 1900 年并不是不正常的一年。随着贸易繁荣而有微微的上升：继而上升终止。这是照例的。在纺织业，上升随即重新开始，比九十年代重新开始得更快。在机械工程业，稍稍晚一点，而且不那么显著。在建筑业，则由于上面已经谈论过的种种原因，直到十一年后方又开始。农业工资的缓慢的、非常缓慢但不失为真实的上升，在 1900 年没有遭到任何顿挫。

①

在物价上涨时期，实际工资总有一点赶不上。组织完善的集体讲价有助于，并且也旨在于把差距减到最小的限度。但是在 1914 年以前，并非所有工业方面的讲价都是组织完善的，对于生活费数字一般既不熟习，而任何工资率又都缺乏比照生活费数字所作的有秩序的调整。所从，纵使有轻微和断续的上升，有三两年的赶不上总是意料之中的。这种上升是两方面的。直到 1896

年为止，零售价格和一般生活费都不断下降。自 1896 年至 1900 年有大约 9

％的上升，但是这次上升只不过使估计的生活费比 1892 年的高出 1％。固然， 这使九十年代后期工资上升的利益荡然无存——只有矿工除外，因为矿工工资的上升比任何工资的上升都更大，而且他们对他们的煤炭没有支付过 1900 年的价格。但是这种情况还没有显著到了造成真正的不满。

此后七年在生活费方面有一个非常轻微的、起伏不定和几乎察觉不出的上升，最大限度的估计数是大约 3％。②家庭开支每年不到 0.5％的上涨，很少人能灵敏地意识到。从 1907 年起，陡直上升了，但即使如此——据估计—

—平均不过每年 1％。然而到 1912 年，食品价格比 1900 年的水平已高出 14

％；在很容易回想到的一段时期内，食品单上每七先令中一先令的上涨，却是一件不容忽视的事情。矿工的平均工资，正如上文所述，迄今还没有回升

① 本卷，第 571 页曲线图。

② 庇古：《工业的波动》，第 356 页，援引鲍莱的一项估计数。

③ 以 1900 年煤炭零售价格为一百，则 1896 年是六十八点二；1899 年是七十九点三，1901 年是八十九，1910 年是八十三点八。贸易指数，见《劳动统计摘要》。

① 参阅本卷，第 125 页，尤其是注①。在 1902 年农业工资有一次几乎察觉不出的顿挫，但是在其他各方面却有稳步的上升：1887 年的九十（按 1900 年水平的百分比）到 1897 年的九十五点一，1905 年的一百零二点五，1913 年的一百一十一点一和 1914 年 7 月的一百一十四点二。参阅本卷，第 126 页。

② 参阅前引，伍德·弗朗西斯：《伦敦实际工资的趋势》，《统计学报》，1914 年，和鲍莱的一些估计数， 见 1911 年 10 月 9 日致《每日新闻》的一封信。

到 1900 年的水平。没有其他任何重要的工资劳动者集团曾经把他们的正式货币工资推升到 1900 年的 14％以上。1912 年之所以是一个工业斗争年，或矿工之所以在战争中既是突击队又是后卫军，并非单纯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在斗争中所损失的工作日比前此六年间所损失的还要多。①实际工资的落后已开始发生有害的作用——但看上去已日益接近于告一段落了；因为在 1913 年货币工资已急遽上升，而食品和衣着的价格并未上涨。

1912—1913 年的这次货币工资和实际工资的上升是和有史以来英国资

本最大规模的输出相始终的。②自 1905 年以来，输出量一直是异乎寻常之大。

经过 1908—1909 年的顿挫之后，自 1910 年起就为数更大了。这些事实所以和这个问题有关，是因为向来有这样一种论证，据说英国的实际工资以及一般实际收入的停滞阶段③是和 1903—1913 年这十年的不正常资本输出分不开的。英国不把得自海外的旧有投资以及航运和其他无形出口的一切——据这样论证说——以有用的消费品形式载运回国，而以这笔资金的大部分重新投资于海外的企业和公共证券，这种投资充其量也只是将来才能得到报偿，而在最坏的情形下会是毫无报酬可言的。与这种投资相关联，英国不断以大量资本货运往国外。到 1910 年为换取任何一定数量的进口货而运往国外的货物

的实际数量比 1900 年都要大得多。英国为了国外投资的缘故而无意识地自我克制，正如二十年后苏俄在它的第一次五年计划期间为了国内投资的缘故而有意识地自我克制一样。其结果，据论证指出，是一样的：暂时冻结在国内外的资本货或外国约定偿付的贷款，不能同时用来改进收入和生活标准。英国象十九世纪的兢兢业业自我造就的制造家一样，那些制造家生活得很艰苦，让妻子操持家务，而把每一个先令都投到纱厂中去。不过英国的纱厂是在海外吧了。①

这项论证似乎是正确的，至于它的分量和适用范围，则甚至提出这项论证的那些人也不确知。他们无法从它推断出所谓的扣发的实际工资的总数， 如果有这样一个总数的话。就某几年或某几段时期而论，这项论证可能是不贴切的。在 1904 年资本输出微不足道的时候，实际工资之低正和 1910 年资

本输出非常之高时不相上下。②在 1911 年以后，实际工资有了改善，而资本

输出却上升得更高。我们有理由认为在 1911—1914 年期间国民国内货币收入，也就是说工资和除得自国外投资的收入以外的其他一切收入，比生活费上升得多少更快一点。③依然可能，甚至未必不然的是，如果资本输出少一点， 改善未始不会更早一点，更多一点。这种可能的改善的总量究竟多大，实无

① 参阅本卷，第 609 页损失工作日的曲线图。

② 参阅本卷，第 39 页曲线图。

③ 关于一般的停滞情形，参阅鲍莱：《1880—1913 年国民收入分配方面的变化》（Bowley，A.L，The Chang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National Income， 1880—1913），第 26 页：“1913 年平均〔实际〕收入比 1880 年差不多要大三分之一；增益之数主要是在 1900 年以前取得的 。”

① 陶西格：《1900 年以后大不列颠对外贸易的条件》，《经济季刊》，1925 年，和《国际贸易》（1927 年版），第 21 章中的专门论证的释义。无论关于苏俄或关于兢兢业业的制造家的引证都不见于陶西格的著

述。关于贸易条件，参阅本卷，第 88—89 页。

② 按莱顿在他的《价格研究导论》中所作的估计，实际工资是相同的；而伍德夫人的伦敦估计数，则以 1904

年为一百而以 1910 年为九十八点二。

③ 鲍莱：《工业产品的分配》 （Bowley，A.L.， The Division of the Produ-ct of Industry），第 14、21 页。

法断定；所以这个问题依然是一个莫名其究竟的揣测之论而已。

工资，不问它的水平和它的实际购买力如何，乃是为换取一个工作日的劳动而给付的，自从八十年代以来，在若干职业中工作日已显然缩短，虽则平均来说还不甚显著。大多数重要行业在七十年代已开始实行的那种五十四小时或五十四又二分之一小时的工作周（加班加点在外），四十年后在某些行业和某些地方，还是一仍其旧。①以苏格兰的机械工为例，他们曾经设法保持五十一小时的工作周达数年之久，但是在 1879 年又被迫恢复到五十四小

时，并且在 1914 年 7 月仍然是五十四小时。但是到那时，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各主要机械工程中心，标准的工作周已是五十三小时，而在伦敦、设菲尔德和曼彻斯特有少数几家公司，已经审慎地采取了四十八小时工作周作为比较满意的办法，其中有一些是著名的公司。②在相关的电气安装和造船业中，正常的工作周也是四十八小时至五十三小时各不等，虽则在克来德河畔五十四小时工作周是通例。

1908 年条例公布以来，煤矿工人已全部享有他们以地面下八小时工作为最大限度的工作日。③在某些重要地区，这项条例不过是将一项既成事实予以登记而已；实则这项条例的倡议人所必须克服的困难之一乃是诺森伯兰人早已凭由和煤炭所有主的私人协定为伐煤工人所争取到的甚至更短的工作日。④ 但是就整个这项工业来说，这一条例却促致了相对于 1907 年工作日而言的缩

短，并将 1887 年以来的一项更加显著的缩短载诸明文；虽则没有任何革命性的设施。

经过同联合起来的建筑师傅所进行的不屈不挠的地方性讲价，在七十年代已经争取到类似五十四小时的全年平均工作周——在夏季长一点，但冬季短一点——的有组织的建筑行，到 1914 年已经几乎在全国各地都迫使甚至他

们的夏季工时降至那个水平以下，在 1914 年这一年，五十四小时以上的夏季工作周已几乎绝迹，除去在一、两处地方的漆匠之中。七年以前，五十四小时以上的工作周在地方上所有各行各业中都不难看到，虽则五十四小时或五十四小时以下的工作周已经是通例。而且独具殊荣的阿伯丁的铅管匠已经争取到四十八小时的工作周。到 1914 年，在少数几个地方又有了改进：利物浦有了砌砖匠、木匠和漆匠的四十六又二分之一小时的工作周，虽则铅管匠和泥水匠是四十九又二分之一小时。就全国来说，伦敦、赫尔、纽卡斯耳和爱丁堡所常见的各主要建筑行的五十小时夏季工时率可以算作是接近于有代表性的。①

印刷业各行，或至少其中最突出最著名的部分，在七十年代已经争取到五十四小时的工作周，象其他很多行业一样。（在十九世纪初期，工作周是六十三小时，直到 1866 年方始降至六十小时。）②大约二十年后，已一般地， 但非十分普遍地降至五十二小时，然而五十四小时的工作周在偏远地方一直

① 参阅中卷，第 568 页。

② 例如曼彻斯特的马瑟·普拉特公司。

③ 本卷，第 523 页。

④ 只是伐煤工缩短了，所以错综复杂。

① 数字是贸易部劳动司自 1886 年起定期搜集的，载《劳工统计摘要》。

② 中卷，第 566—567 页。

残存到 1907 年以后。在那一年，在所查报的四十一处地方之中，七处保留了五十四小时的工作周；③八处有了五十四至五十二小时之间的工作周，通常只不过是五十二又二分之一小时；十二处有了五十二小时的工作周；其余各地已经更低，虽则没有一处地方在五十小时以下。这些是普通分包排版工作的工时。夜间印刷晨报的工人在很多地方都早已争取到他们理所应得的八小时“工作日”。七年之后，八小时工作日方开始出现于一般印刷业，大城镇中的正常工作周是五十或五十一小时。约略来说，即刷工人的工作日在四十年间已缩短了半小时。

纺织业工作日和工厂工作日一般缩减较少。按照工厂条例中为妇女规定的标准，①它只不过随着那个标准从 1874 年的五十六又二分之一小时的纺织

业工作周降到 1901 年工厂条例（爱德华七世，第 1 年，第 22 章）的五十五

又二分之一小时。在 1901 年非纺织业工厂和手工工场保留了六十小时工作周，而不论其中是否雇佣有童工和青工，所以法律已远远落后于较大的自作决定的行业中所同意的标准。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仍未加规定的手工工场，现在有了包括进膳时间在内以七十四小时为最高限度的工作周，如果在它们的员工之中有“青工”的话。“以禁止星期日劳动为雇佣妇女劳动方面唯一限制的”②家庭工厂和手工工场，以及除家眷外不另雇佣人员的家庭手工工场和劳动场所的情况，亦复如此，因而可随心所欲地延长工作日。但是比较起来这类单位已经远不如以往那样多了；虽然总是想方设法让儿童在课外或下课后从事过度的劳动，但这种情况却是一个有限度的弊恶，而不能使下述这样一个一般结论归于无效：英国工业的工作周在最幸运的行业中已经有了大约 10％的最大限度的缩减和介于 2.5％和 5％之间的平均缩减。

自从大宪章时代有人吟出下述的打油诗以来，八小时工作日一直是英国工资劳动者的梦想之一，打油诗的词句如下：

八小时工作，八小时娱乐， 八小时睡眠，八先令一天。

自八十年代以来，八小时工作日一再出现于代表大会和工会的战斗性纲领中。在往往居于战斗前线的矿工之中，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一直是和反对以煤炭销售价格为工资基准的原则——即工资随价伸缩制——的斗争联系在一起的，上述原则，一旦正式采纳，就使整个这一世纪中与煤炭工业的一切商业盛衰偕以俱来的工资剧烈起伏永无休止了。①矿工的论证是，起伏之所以剧烈是由于煤炭所有主在价格趋跌的市场上不思前顾后的竞争，和在价格上升的市场上攫取最大的利润。在以竞争为理所当然的所有者看来，工资随价伸缩的原则显然是公平的：“我们好，他们就好；我们糟，他们就分担我们的

③ 巴罗、布赖顿、伊普斯威奇、脑威治、普利茅斯、朴次茅斯和南安普敦。

① 按照，而并非受限制于；一些男工则为擦机器等等而要多留一会。参阅中卷，第 567 页。

② 亚伯拉罕和戴维斯：《工厂和手工工场法》（Abraham，M.E.and Davies，A.L.，The Law relating to Factories and Workshops）（1902 年第 4 版），第 34 页。

① 参阅中卷，第 217 页；韦伯：《英国工会运动史》，附录一，工资随价伸缩表（参阅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附录三，第 506—509 页。——译者）；艾希利：《工资的调整》（Asbley，W.J.，The Adjustment of Wages）（1903 年版），第 54 页及以下。

负担。”他们往往是大体上非正式地照这个原则办事的，并且在 1874 年开始于南斯塔福德郡的七十年代后期和八十年代初期的物价下跌期间曾想方设法在很多煤田上予以正式采纳。1887 年，这项原则的正式采纳仍然陆续不绝， 在那一年第一次出现于苏格兰的工资随价伸缩表，是在拉纳克郡的煤田上。但是那时矿工反对工资随价伸缩的运动已在开展之中，两年之后拉纳克郡的工人解除了他们的合同。

矛盾的“生活工资”，加诸工业的尽可能高的和在周期波谷的最低点上征诸工业的这一笔负担的原则，具有它的鼓吹者未必总是加以探讨的很多含意。如果要慷慨地加以应用，似乎就非有劳动效率的增长不可；然而在这个时候采矿劳动的毛生效率却有停止增长之势。①如果要抱着普遍成功的展望予以应用，那又不能不具有对出口和燃料贸易特别有利害关系的煤田——诺森伯兰、达拉姆和南威尔士的煤田——所不常常享有的一种市场管理权。这无疑有助于说明何以北部工人改宗工资随价伸缩的原则并墨守这项原则达若干年之久。这项对立原则的主要赞助起初是来自从国内市场占突出地位的内地煤田的。在 1888 年 9 月约克郡和兰开郡工会联合其他一些工会组成了矿工联合会，采取了一种激进政策和一向所谓的“最高限度工资和法定〔八小时〕工作日的半社会主义原则”。②矿工联合会发展异常之速，到 1893 年已拥有会员二十多万。随着它和它的影响逐渐增长，残存的工资随价伸缩合同逐渐告一结束，虽则最低限度工资不是一贯被坚持主张的。③到 1894 年，工资随价伸缩办法只有在南威尔士（一个有分量的例外）、斯塔福德郡的一部分地区和德安森林被正式承认了。④四年之后，南威尔士曾反对这项原则，但未获成功；直到 1903 年，代替原则方始以矿工联合会当时所批准的方式列入南威

尔士合同之中，这一代替原则是以高于一定基准水平（在南威尔士是 1879 年 12 月的水平）的百分之 X 为最低限度工资而以高于该水平的百分之 Y 为最高限度工资。⑤值得注意的是，这项最低和最高限度政策在后来所谓的联合地区以及在苏格兰的采纳，曾经阻碍了矿工工资在 1900 年繁荣时期一般地上升到在纯工资随价伸缩制之下所会上升的高度。它并没有防止继而的下降， 矿工领袖们也没有对它抱这样的希望。“在市场价格下跌时，工资一定下降

——我们了解这种情况”，①他们这样说。他们的正确争论点是：在把工资和价格紧紧束缚在一起的一种制度下，1900 年的高峰会更高一些，而 1905 年的波谷也会更低一些。

自1887 年至1911 年矿工工资率波谷最低点的那条逐渐上升的曲线②可以作为他们最高限度工资政策普遍成功的明证；但是这项政策并不保证有工可作。在萧条时期，雇主尽可按照每星期四天工作而不是按照照例的五天或五天半工作的标准工资率给付工资。可是正如上文所述，矿工本身已认识到—

—照现况来说，无论在他们的实际劳动收入或标准劳动收入方面幅度大到足以在全国整个工资涨落趋势上留下深刻痕迹的那些波动，总是无可避免的。

① 本卷，第 83 页。

② 韦伯：前引书，第 380 页。

③ 艾希利：前引书，第 43、55 页。

④ 韦伯：前引书，第 485 页。

① 引证于艾希利：前引书，第 54 页注。

② 参阅本卷，第 571 页曲线图。

1888 年矿工联合会所专心致志的半社会主义政策，是在八十年代初期的沸腾年月中设想出来的，在这期间，卡尔·马克思在亨利·乔治所访问的英格兰逝世；费边社、民主联盟和社会主义同盟正在组织之中；威廉·莫里斯同志正在扬言“他不懂得马克思的价值论是什么，也不想去懂”，但是他却懂得“富者之所以富，就是因为他们掠夺了贫者”，这一点政治经济学对他是足够了；而同时自 1883 年至 1887 年，价格直线下降，失业数字上升，直

至 1886—1387 年之末诺森伯兰矿工为把自己从他们所不得不忍受的工资随价伸缩制的基准工资的缩减中拯救出来而开始了他们终归于失败的那次十七个星期的罢工时为止。①（虽然不能不把它叫做最低限度工资，但是工资随价伸缩制却不能不有一个基准作为伸缩的起点。）在这次罢工期间，来自南方的宣传矿山国有的演说家在某些地方受到了欢迎：他们的访问有助于为矿工联合会的政策廓清道路。②在工会世界的很多部分，现在都存在有抨击自由主义的、不主张罢工的旧日互济会式的正式领袖的少数派。③

随着 1887—1888 年的贸易恢复，一切工资率都转趋上升，矿工的工资率

上升得非常急剧，在 1891 年就达到了一个为期短暂的高峰。工会就业情况在

1889 年和 1890 年异常之好，在 1888 年和 1891 年也都不错。这就抵消了包

括面包零售价格在内的若干零售价格的上涨——虽则即使上涨，在 1891—

1892 年面包比之十年前还是要便宜些。但是在 1888—1889 年期间工会就业情况和相当不错的工资购买力同工资劳动世界的两件最触目和或许最重要的大事不甚相干；因为这两件大事都是在正规工会活动的现有最低水平以下和在无论工资或工作条件都并非不错的地方发生的。这两件大事就是 1888 年伦

敦“火柴女工”的罢工和 1889 年伦敦船坞工人的罢工。黄磷火柴厂举行罢工的六、七百名女工的胜利，从统计观点上看原是小事一端；但却似乎是表明世界上的弱小事物正使强大事物惊惶失措的一个象征；虽则事实上一个非常强大的事物，那个巧妙地发动起来并善加指导的舆论是站在火柴女工一边的。①而且她们又是伦敦的火柴女工：如果她们是在科特布里季或散德兰制造火柴的话，她们的理所应得的胜利也许未必就能得到，或纵使得到也未必就会那样名闻遐迩。

重要得多，虽则远非那样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乃是一个煤气厂加煤工未经罢工就赢得的八小时而不是十二小时的工作日。由于惯性和三班制在管理上的困难，十二小时工作日在以煤气厂为最重要的少数几种生产过程连续不断的工业中一直残存至今。煤气工人，既没有组织起来，就无法坚持要求那个制度。现在外界的社会主义者和一位叫做威廉·索恩的最能干的工人很快地建立了煤气工和杂工工会。到了 6 月，首都南区煤气公司已经承认了八小时工作制：他们和其他各公司都认为碳化班虽则值勤十二小时，而操作只不过

① 引证录自菲利普，斯诺登子爵：《自传》（Philip， Viscount Snowden， An Au-tobiography）（1934 年版），第 62 页；关于罢工，参阅韦尔伯恩：《诺森伯兰和达拉姆的矿工工会》，第 236—241 页；关于八

十年代早期的一般情况，参阅中卷，第 601—604 页。

② 韦尔伯恩：前引书，第 241 页。

③ 本卷，第 390—391 页和中卷，第 209—211 页。

① 韦伯：《英国工会运动史》，第 388—389 页。

六小时；但却承认曲颈甑工序上十二小时一班是艰巨的。②在 8 月初，其他各主要公司取得一致；并且因为贸易繁荣，市场价格扶摇直升和至少有些董事会并非不抱同情，所以工作日的缩短实际上是和工资的增加偕以俱来的。③ 虽则在这一年年底首都南区煤气公司恢复了十二小时一班——为此是有过一场斗争的——但新方案在煤气工业中已广泛采用，而普遍实施也不过是迟早的问题而已。

对于和平的工业演进不大关心的外界公众，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个生产过程连续不断的主要工业中这项决定性的新调整——或许因为是在一个休假月份中完成的，所以就更加注意不到了。①但是没有几天的工夫，假日就被伦敦船坞罢工的消息弄得人心惶惶了。起初看上去象是小事一端，但是渐渐变成了普遍的罢工；因为待遇优厚和有组织的搬运工和驳船夫为同情待遇菲薄和无组织的真正船坞工人而举行罢工了。这种局面是少见的。几年来各船坞公司的景况一直不好。它们已经感到码头的竞争，正谋求合作以资节约。②劳动方面的节约是它的本能。有几种劳动是不低廉的。包装出口货载的熟练搬运工已高达三十六先令一星期。学徒出身的水运工人和驳船夫的严密社团—— 英格兰残存的行会——能以自了自事。萨里塞德木材搬运工是不能不加以考虑的强有力的人物，他们要把重量很大的东西扛上弹性木板，一直搬运到堆积得越来越高的木材顶上。不那么熟练但是强健的粮食搬运工亦复如此。每一个船坞和码头都有一些待遇不错的长工。但是在所有这些人之下则是临时工，即在船坞，虽非在码头上分成为“比较好的”和“一般的”两个等级的单纯船坞工人，这些船坞工人是由工头或包工雇来作零工的，以前是每小时四便士，现在一般是五便士，在很少的场合下是六便士，连同对某几类货载的一笔“附加费”——一种武断地加以分配的津贴。引起这次罢工的正是 8

月 13 日关于“附加费”的一次争吵。

随着河边业务的停滞或萎缩，船坞工人的就业情况已经变得甚至更加不规则了。作为伦敦失败的最后手段，人浮于事的情况总是非常严重的。但是在这个时刻，在 1888—1889 年的贸易恢复期间，业务是相当活跃的。工资一般地逐渐上升，因而甚至待遇优厚的河边工人也为有共同利害关系的工资斗争作好准备。他们对为一小时挣五便士的机会而在船坞门口进行斗争的临时工的态度无疑是慷慨的；但非常合理的是，他们也有自己本身的局部目的。给胜任的船坞工人以较好的待遇连同比较正规的工作，自会改善每一个有能力工人的收入，虽则正如冷静的经济学家所指出，这很可能意味着更加不幸的临时工会有更少的工作。

由包括几位对工会运动富有经验的搬运工在内的一个委员会予以具体化的船坞工人的要求是：“六便士制”，六便士一小时和八便士加班费；禁止包工或件工；雇佣临时工不得少于四小时的报酬。这些是米多塞克斯的条件。

② 《首都南区煤气公司和煤气工人工会》（“The South Metropolitan GasCo. and the Gasworkers’Union” ），

《经济学家周刊》， 1889 年 12 月 7 日。

③ 韦伯，《英国工会运动史》，第 389 页中的叙述把事情弄得在 8 月中比表面上的情况更加简洁，更加富有戏剧性。

① 在《泰晤士报》上我就找不到任何参考资料。比较有工业头脑的《曼彻斯特卫报》载有一篇摘自 8 月 20

日它的伦敦通讯上的有用的记略。

② 本卷，第 463—464 页。

六便士制并没有使比较专门化和待遇较好的萨里工人发生很大兴趣。其中很多人是按件搬运木材的——搬上木板越快，报酬就越多——并且愿意继续这样作下去。结果，他们有了他们自己的委员会和他们自己的解决办法。①

伦敦河瘫痪了五个星期之久。这时已经唤起并试图组织面临罢工的船坞工人的外界社会主义者，在伯恩斯、曼恩和蒂利特的领导下，为争取胜利而努力。公众是抱同情态度的。工会和中产阶级同情者都解囊相助；但大部分捐款——四万八千镑之中的三万零八百镑②——是不胜令人诧异地来自澳洲的。没有澳洲，工人很难坚持到底或取得胜利。最后在 9 月，为解决办法廓清了道路的却是曼宁红衣主教排难解纷的外交手腕。工人基本上获得了他们的条件：因为自 11 月 4 日起实行了六便士和八便士制；包工制允予改革，附加费允予平均分配；此外，除下午的特殊零活外，凡不到两先令的零活不得雇佣任何工人。拥有号称三万会员的一个工会建立起来了；但是甚至抱同情态度的旁观者也注意到了不那么抱同情态度的人所早已预见到的情况：最低级临时工的经济情况会更加恶化，会受到比较有组织的、待遇比较优厚的、真正比较可取的工人团体的排挤，而这一工人团体却是后来通称的临时工解雇过程帮助建立起来的。①

一位超然的当代人士写道：“熟练工人的代表表示准备和⋯⋯非熟练工人同甘苦、共患难，这几乎是，虽则不全然是第一次⋯⋯而国内以至殖民地的中产阶级的同情工人，反对雇主，则全然是破天荒的。”②但是在一年以后， 南安普敦船坞工人试图以罢工巩固工会地位来驱逐非工会工人时，这种同情就不存在了，因而他们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③他们的立场缺乏伦敦船坞工人那种动人的号召力，他们似乎不是为面包而是为特权进行斗争的。

而且工商业活动的高峰已逐渐过去了。在 1891 年，一般说来，工资率仍

不断上升，但失业数字亦复如此。随着 1892 年工资率的开始下降，失业数字开始增长。所谓新工会运动——更加有斗争性的、不那么可尊敬的、对原则的胜利比对保险利益更加关心的、更加社会主义的——在工会的天空有旭日东升之势。1890 年工会代表大会主席，一位资产阶级编年史学家曾经这样指出，“在倾向上比他的任何一位前任主席都更加社会主义”：④他希望实行土地、矿山和铁路的国有化，并要求在议会中有更多的劳工代表。他是一个象征性的人物。1891 年，公务人员、伦敦邮局职员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罢工，虽则历时仅仅一个星期“就屈服下来，却是意义深远的”。无论如何在价格下跌的市场上罢工总是会有的，但是由于种种新影响力的缘故，罢工发生于具有伸缩性很大的工资率这种传统的矿工之间，却更加可能得多，实则最为可能。

① 这几段几乎完全是以斯密·卢埃林和纳什·沃恩，《船坞工人罢工的故事》（Smith，H.Llewellyn and Nash， Vaughan，The Story of the Dockers’Stri-ke ）（1889 年版）为依据的。这是一些见闻既广、又抱同情态度并具有批评眼光的观察家对十九世纪的一次罢工的唯一记述。这篇记述是如此完善，以致说不定我自己和以前的一些作家都给了它的历史重要性以所应占据的更多的篇幅。

② 《纪事年报》， 1889 年。

① 斯密和纳什：前引书，第 164 页；为不那么抱同情态度的《经济学家周刊》，8 月 31 日号所预见。

② 前引《纪事年报》。

③ 同上书，1890 年。

④ 同上书，1890 年。

罢工大规模地开始于 1892 年 3 月 12 日，在达拉姆一切工作都停止了—

—这是在煤炭价格急剧下跌之后。①在 1891 年已高于 1888 年水平约 40％的工资不能不下降，煤炭所有主这样说。矿工既不愿谈商也不接受仲裁；他们甚至撤出了他们的机器工，矿井中水已开始上升。他们的明显目的是要把工资保持在 1891 年的高峰上，但是就实际情况而论，这是办不到的。他们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地斗争下去。“他们已经从合作社里取出他们的利息。他们已经卖掉了他们的股份。他们的孩子已靠捐助为生⋯⋯”。②到了 5 月，他们已经准备接受 7.5％的工资裁减，继而又准备接受原为所有主的数字的 10％ 的裁减。这时坚不让步的却是所有主了。价格已进一步下跌，他们希望 13.5

％。在工人已显然被击败而要求他们自己当初予以拒绝的仲裁时，他们遭到了拒绝。这时双方都不可理喻了，这时呼吁双方考虑和平的是韦斯科特主教。6 月 1 日他劝使所有主满足于他们原来的 10％——“单纯为了⋯⋯普遍困苦的缘故”，他们这样说。③翌年年初，他所效劳的那个恢复起来的所有主和工人合组的联合委员会又另给了他们 5％。

在诺森伯兰，工人在后来担任了枢密院顾问官的托马斯·伯特的领导下， 没有经过斗争就接受了适度的工资裁减。1893 年初的微微上升，引起了伯特的希望，也引起了虽未担任枢密院顾问官可是担任了郡议会主席的那位达拉姆工人的稳健的领袖约翰·威尔逊和始终唯一念念不忘的就是社会和平的那位主教的希望。自 1893 年下半年起，价格和工资的下跌重又开始；但是这些人却保持了情绪满腹而又意志薄弱的北方平静无事。

在那一年，斗争转移到了联合会区域，在这个区域里以誓将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和生活工资的矿工联合会占主导地位。这时除南威尔士以外直抵提兹河的每一个重要煤田都包括在这个区域以内，而以它的战斗指挥部设在兰开郡和约克郡。①直接的争执问题和其他各地一样——矿主所提出的（只是因为他们供应内地市场而提出稍晚）那项正如北方所被迫接受的一样大刀阔斧地削减工资的要求；②但是正如在联合会区未始不可预料的那样，这个斗争实则是为了生活工资那个非常求之不得而又非常难以确定的事物。难道没有一个人建议恢复的 1888 年工资不是能赖以为生的吗？难道生活工资就一定是所曾达到过的最高数字的等同物吗？工人倾向于后一种看法。他们希望保持1891 年的工资不动。他们的财政地位是薄弱的，但他们是顽强的。历经夏末和秋季，他们坚持不懈，前后达四个月之久。在工业英国的大部分地区存在有不平常的紧张状态；常有矿工游荡到平常看不大到他们的郊区地方；③常有往往不太有根据的对暴力的担心；并在费瑟斯通地方有过同军队唯一的一次冲突——两人被戕杀，这在不大习惯于杀人的一个民族之中，将会是永志不忘的。①

① 韦尔伯恩：《矿工工会》，第 272 页。

② 同上书，第 281 页。

③ 同上书，第 284 页。

① 参阅本卷，第 413 页。

② 1893 年《纪事年报》的记述，详尽可靠：《经济学家周刊》，《商业史》，1893 年，也有一些记述。

③ 当时著者的家就住在这样一个郊区地方。矿工只在二、三英里以外劳动，而外国人却在郊区，那里仅有的一项工业就是纺织工业。

① 关于 9 月间罢工正在进行之际所发表的乔治·埃利奥特爵士的全国煤矿合并计划，参阅本卷，第 271 页。

在 11 月开始需要冬季燃料的时候，政府决心促成和解。和解无论如何非立即实现不可，多才多艺的贵族调解员罗斯伯里勋爵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以最小限度的辛酸促成其事。工人须按旧工资率复工到 1894 年 2 月 1 日为止。（既

有冬季的需求而存货又匮乏，所以就 11 月 17 日和解之日起的冬季若干星期而言，担负得起这种旧工资率的价格是相当有把握的。）和解和集体讲价的机构须重建起来。②这并没有防止和萎缩的工业需求及依然不断下降的一般价格水平偕以俱来的煤炭价格及工资的进一步下降；但是在 1896 年所达到的全国矿工工资率波谷最低点比之 1887 年上一次波谷最低点还要高整整 16％， 而且在这期间生活费已经有了显著的下降。自 1890 年起，矿工工资先是缓慢

地，继而则是显而易见地上升到 1900 年的高峰；无论在联合会区或北方都再没有普遍的罢工了。经过长期的、但并非不友好的工业谈判之后，高水平的最低工资率和有节制的最高工资率办法在联合会区各个分区的商订，正是在1898 年 9 月这次工资上升的早期阶段。③

心情急切而又组织散漫的南威尔士工人在那一年曾经罢工达四个月之久，直到 9 月方始复工。他们能以支持这样久，在外界观察家看来简直是一个奇迹。他们有这样一种大体上不无道理的感觉，认为他们没有从劳资协商中作出象其他矿工那样好的成绩。他们已经学会不信任他们凭以进行劳动的工资随价伸缩办法。他们认为工资理应随价无止境地上升；但是绝不应降至一个伐煤工的“生活”基准以下：所提出的基准是一先令一吨。如果价格不许可这样作，那么，据认为，就应该削减产量，直至能作到时为止——对于威尔士蒸汽煤在世界市场中的垄断地位的一种在当时不无理由的信赖。但一切都是徒劳。忍耐是有限度的。和解的条件是矿主的条件。旧有的工资随价伸缩合同，在对最低工资率原则所作的一项“非常轻微和毫不理想”①的让步这一限制条件下重又恢复起来，并且展期到 1903 年 1 月 1 日。这立刻产生了可作为相当补偿的 5％的上升，但是没有罢工原也会出现的。而且它是和取消月度假日——“英国矿工每月第一个星期一的假日”②——这一显系报复性的和确非明智的办法偕以俱来的。一项强加的和平蕴育着未来的战争。但是直到 1900 年为止随价伸缩的工资率却一直是安然上升的。

1892—1893 年的价格下跌、工资下降的倾向以及失业数字的上升，非但引起了两次煤炭罢工，而且招致了兰开郡棉纺工和梳毛间工人高度有组织、有抵抗力的工会的长期罢工那桩罕见的和不可轻视的事情。厂主要求减低工资 5％。工会拒不同意，在 1892 年 11 月 7 日约有一千五百万个纺锭停工。③

直到 1893 年 3 月底布鲁克兰兹一个旅馆里通宵达旦的会议结束时为止，有二十个星期没有复工，那次会议成为十九世纪后期劳工史上最为众所周知的事件之一，同时也是纪录最好的一个。④布鲁克兰兹合同给予纺织业的工资率—

—其中以棉纺织业的工资率为主——以此后二十年间成为它们的标志的那种平稳性。尽管有大罢工，我们将可看到，在 1892—1893 年到底还是有一次下

② 参阅韦伯夫妇：《工业民主制》，第 225 页。

③ 日期是 9 月 29 日：《纪事年报》，1898 年。另参阅本卷，第 586 页。

① 《纪事年报》，其中就这次罢工作了详尽而公正的记述。

② 这个名称是由这项让步所凭以取得的领导者威廉·亚伯拉罕（以“梅本”闻名于世）而得来的。

③ 《经济学家周刊》，《商业史》，1892 年。

④ 韦伯：《工业民主制》，第 200 页；本卷，第 415 页。

降，虽则不是 5％的下降。①

在驱使工资下降的种种强大力量发生作用时，罢工往往无效，但为在价格迅速上涨之中争取工资劳动者分享的一份而举行的罢工，却往往成功，这已经是众所周知，而且几乎是可以指望的。但是在一个工资波谷中，或在工资率和就业状况慢慢改进的时候，重要的罢工却未必皆然。在这类罢工发生的时候，照例总可溯源到工业组织的某种缺点上去。举例来说，机器制靴工业中那次“事实上〔影响到〕自王国一端至另一端的整个工业的”②1895 年大罢工，就是起因于一个最为精心设计和显有希望的新型地方调解委员会制度的运行不善，在这一制度下设有一个全国会议，以及为在调解委员会不能取得一致意见时可供邀请的一些地方公断人和赫勒福德的詹姆斯爵士这样一位全国公断人。这项工业是年轻的工业。争论的问题是非常有技术性的。摩擦、令人火冒三丈的长期拖延、拒不遵守决议以及雇主方面对于自认为调解委员会和全国会议不打算处理事实上正在处理着的争端和原则所发出的怨言，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议事录的公开也全然不利于妥协和秘密外交的健全运行。两年之后，在 1894 年，联合制造商退出；罢工随即发生；在 1895

年 4 月 19 日通过贸易部的斡旋所促成的协议中，取消了全国会议，把某些重要问题也排除于调解委员会的管辖范围以外。职能既经缩减到以地方性技术调整为限，调解委员会从那时起也就运行无阻了；工资随即开始上升。③

1892 年太恩塞德的机械匠和铅管匠曾经产生怠惰情绪和欲望达三个月之久，因为他们“对于究竟谁应该安装两英寸半的铁管系统”意见不能一致；

①而给予机械工 1897—1898 年的伟大斗争以那种形式和规模以及灾害性后果

的，正是机械工联合会组织上的缺点——虽则不是象 1892 年那样幼稚的一种大错。②雇主认为贸易正在恢复，希望充分加以利用。工资已逐渐上升。对于雇主所说妨碍了新机器的采用和效率最大限度化的种种惯例和协议，工会不愿作任何更改。工会的赞助人承认这个论点是正当的。③雇主方面则开始认为集体合同只不过是进步的一道道的障碍，虽则它们并非总是如此。由于机械工联合会方面的适当的中央控制几乎全付缺如，以致听由伦敦各支会那些比较低级的单位以一个不合时宜的，虽则并非没有道理的八小时工作日的要求发动了一次斗争。7 月间停工或罢工开始：象很多工业争端一样，两个名称都可以适用，因而也兼有两种性质。雇主希望变革——倾向于各别讲价：而在业的机械工则希望照旧维持现状，此外，就他们真正同伦敦方面取得一致意见的而言，还要加上八小时工作日。

广为分散和不过半有组织半无组织的雇主，尽管利益往往分歧，却团结得出乎意料之外的坚固。他们不是靠了布置纠察线或外部的暴力，而是稍稍地在餐桌上或旅馆里尽其所能地彼此施加压力，迫使对方参预其事，或坚持不屈。④工人“由于既不承认生产力有最大限度化的必要，也不提出他们自己

① 本卷，第 571 页。

② 韦伯：《工业民主制》，第 187 页；本卷，第 415—416 页。

① 《工业民主制》，第 95 页。

② 参阅本卷，第 411 页注①和第 415 页。

③ 韦伯：《英国工会运动史》（1902 年版），第 17、19 页。

④ 曾经在这样情况下屈服于压力的一位雇主一度向著者解释了这种方法。如果记得不错，那次是在他自己的餐桌上。著者相信他的这个例子不是独一无二的。

为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致使自己大与舆论相左”。①机械工联合会和支持它的较小的工会徒然地浪费掉它们的大部分储备金，然后几乎无条件地屈服； 但是为实现和解，“雇主们却发现他们自己不得不面临比以往所盛行的甚至更加有系统，更加具有全国性的一种集体讲价制度”，②他们的条件凭以被接受的那种讲价制度。

随着直到 1902 年为止的工资步步上升，加之在整个这段时期就业情况不是“良好”就是“很好”，③机械工联合会很快就弥补了它的战斗基金；它登记的新会员之多为向所未有——但是它并没有改变它的组织或建立一套有实效的总部班底，象棉纺工那样。

正是在最大限度就业的那些年份中，南威尔士旷工以一次罢工表明了他们认为自己在繁荣之中没有得到公平的一份这样一种情绪。南威尔士内外的铁路工人也具有同感。铁路工作是规则的，并且是人所向往的。所以工资倾向于低；并且由于各公司的庞大和慎重，致工资变革既迟滞而又为数寥寥。④ 大多数公司至今都一直是以怀疑和轻视的态度对待广大员工中间不很强大的工会运动。一个积极的工会运动者会发现自己被调到——他的同情者称之为“充军到”⑤——某一僻远的车站；总经理们通常拒绝同自己职工以外的任何人进行谈判。但是近来在 1897 年，东北铁路当局曾经援照该路历史上早期的先例，同非本身雇佣的铁路员工联合会的代表缔结了一项解决办法。这项解决办法是紧跟着一次不重要的罢工和赫勒福德的詹姆斯勋爵那位九十年代的伟大仲裁员的一项重要裁决而来的。①1900 年大东铁路工人以罢工相威胁， 并且靠了这项威胁得到了一些收获；但是在那年举行过的唯一罢工就是格拉摩根煤田上塔夫谷铁路工人不顾铁路员工联合会现任干事理查德·贝尔的劝阻而进行的那次为期十日的罢工。本身虽不十分重要，但这次罢工对于铁路工人、工会运动者和国民的生活却具有异常重大的后果。②

因为公司控告工会，要求损害赔偿，并于判给损害赔偿的原案经上诉推翻后，1901 年 7 月上院又重新加以肯定。对工会运动者下处以损害赔偿的裁决是有过的，但是对一个工会却从来未曾有过。一般的法律观点向来是这样的：自从七十年代的立法以来，一个工会，“既不是法人，也不是自然人”，

③所以虽主有财产并通过代理人而动作，却不能在法庭上起诉或被控。上院的

上诉法官现在推翻了这项假定和从而产生的似是而非的地位。“如果立法机关创造一个能主有财产，雇佣职工并能加人以损害的东西，那就应该认为已经不言而喻地赋予了要它在法庭上负责的权力”，霍尔斯伯里勋爵这样声称；

④麦克纳坦勋爵却“看不出认为工会可以照它登记的名称被控会同原则和工会

① 韦伯：《英国工会运动史》，第 19 页。

② 同上书。

③ 贸易部劳工司的分等。

④ 参阅本卷，第 427—428 页。

⑤ 阿耳科克：《五十年来的铁路工会运动》，第 275 页。

① 汤林森：《东北铁路史》，第 748—750 页载有这段历史和一些先例。参阅阿耳科克：前引书，第 292 页。

② 《纪事年报》，1900 年。这次罢工一直是相当得当地埋葬在有关裁决的大量司法和政治文献之下。

③ 法韦尔语，见《塔夫谷案》（Taff Vale Case）：施洛塞和克拉克，《工会的法律地位》（Schloesser，H.H.， and Clark，W.S.，The Legal Position of TradeUnions）（1912 年版），第 17 页。

④ 同上书，第 19 页。参阅《劳工争议和同业结社皇家调查委员会》（R.C.onTrade

条例的规定有什么矛盾之处”。⑤

已经变得远近闻名的前三年的另一项判决（艾伦控弗勒德案的最后判决）似乎已经危及工会运动者在已经宣布罢工的地方“和平地布置纠察线” 那项最受重视、最难下定义和最容易被逾越的权利。①以政治上完全超然的态度来评断，虽则一度软弱无力、但现在相当强大的财产主有单位固然享有通过自己的代理人加人以损害而并不负损害赔偿责任的权利（如果这种损害是个人造成的，则构成侵权行为），但布朗凭以劝诱琼斯不给鲁宾逊作工并同琼斯争辩的那种布置纠察线的权利，则似乎比财产主有单位的上述权利更为强大。所以艾伦控弗勒德案所会导致对工会权利的不公正限制的可能性比之塔夫谷案所会给二十五年来肯定认为是工会正当权利的事物带来限制的可能性还要小些。但是这两项判决料定要加强工会运动者和他们的赞助人争取对于立法发挥更大影响的决心。他们正如过去不止一次所作的那样，从“集体讲价的方法”转趋于“立法的方法”。②

早在 1893 年就已经发生了一位关系人所谓的“十九世纪最重要的政治大事”，③独立工党的成立。1899 年工会联合会已同意参加这个政党，其他社会主义组织也同意为工人利益集团在议会中争取更充分的代表权。结果是工人代表委员会的成立，起初是一个孱弱的组织：“在 1901 年 2 月”，斯诺登这样写道，“我清楚地记得普遍的沮丧情绪。这次新的努力看上去仿佛将会遭到过去为争取工人直接代表权所作种种尝试的同一命运”。④但是后来，因为塔夫谷判决的可能后果触动了工会运动者——虽则只有在南威尔士有损害赔偿的要求和裁决①——所以代表权运动才慢慢地获得了动力。这个运动也得利于 1903 年约瑟夫·张伯伦的关税建议在有政治头脑的工资劳动者中间的不得人心，因为他们是被教养成把关税和“小面包”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一直被叮嘱要“象抵制恶性病一样地”抵制这类建议，并且不要忘记“他们父母当年差不多挨饿”的那个日子。②到 1905 年年底，在议会中所取得的成绩是

仅仅四名自认不讳的工党议员；但是在 1906 年普选之后却有了二十九名。③ 其中有二十三名是工会提名的。

在塔夫谷判决和 1906 年普选之间的这几年中，工资率差不多一直是稳定的，除开在采矿业方面，而采矿业工资下降之猛，已足使全国的平均数降低几点。直到 1904 年，就业情况一直是呆滞的，但始终没有真正恶化。自 1900 年以来生活费的上涨迄今还是很轻微的。塔夫谷的阴影遮断了这位工会领袖的道路。他的追随者没有增加。全国工会会员在 1900 年从一百五十万上升到

DisputesandTradeCombination）（1906 年），询问案第 19、27 号。

⑤ 引证于米耳恩—贝利：《工会文件集》，第 452 页。所有这些判决都只适用于登记的工会。

① 关于各式各样的判决和布置纠察线的法律，参阅施勒塞和斯密：前引书，第 7、72 页。

② 韦伯夫妇所创造的名称。

③ 斯诺登子爵：《自传》，第 1 卷，第 53 页。

④ 同上书，第 94 页。

① 比尔：《英国社会主义史》，第 2 卷，第 322 页所强调的一个要点。

② 录自阿耳科克，前引书，第 349 页所引证的一项宣言。

③ 斯登诺：前引书，第 2 卷，第 119 页。恩索尔：《1870—1914 年的英国》，第 437 页所举的数字比较大

（五十三名），这是因为把斯诺登这位清教徒所不承认的当时称作自由工党的那批人包括在内了。

二百万刚刚出头之后，直到 1906 年再没有达到更高的数字。没有一次工业争端是具有头等重要性的；也没有一次引起了重大问题或引起了公众的注意。④ 但是在表层下面的暗潮已开始虽非澎湃汹涌地但也不难察觉地趋向革命的方法和对议会行动的轻蔑，而劳工代表委员会却正是为促进议会行动而存在的。这些暗潮的主要泉源都在国外——在一位“真正相信马克思所写的每一个字”的“坚定正统派”的人当时所领导的美国社会劳动党，①和法国的工团主义运动，工团主义运动把经济因素提高到政治因素之上，嘲弄议会，宣传即将到来的工会，即工团的革命统治。所有这一切都是和新兴的英国议会劳工集团相去天壤的，那个集团的最尖刻、最有说服力的发言人，一个从来没有拿过锤子和镰刀的人，发现他的工会同事是“一批很有常识的人”；并且在他结束其一生经历时写道：“我从来没有读过马克思的著作”。②

在新议会诞生之初，一个强大的自由党多数派，在分组表决时第一次成为一个重要力量的劳工集团的支持下，通过了 1906 年的简短的劳资争议条例

（爱德华七世，第 6 年，第 47 章）。第二款授权一切人等得“守候在一个人居住、工作、营业或不拘作什么用的房屋或场所的所在地或附近”，以便和平地劝告“任何人上工或不上工”。所以在布置纠察线的时候，只有“和平地”这一简单字眼是有作司法解释余地的。第四款规定：“对于指控无论以工会或同业公会的名义犯有任何侵害罪而对各该组织提起的诉讼，各级法院概不予以受理”。规定是再明确不过的；雇主置于和工人平等的地位上。无论机械工联合会或领有执照的自酿啤酒业者公会或不怕麻烦去登记作为工会的任何胆小怕事的雇主组合，③今后无论作什么，都不能判为违法行为了；因为证词是不会听取的。历史学家了解并重视产生这个结果的那样一些社会和政治力量——认为工会一贯受到不公平的抨击的那种真诚的悔过之心；认为如果要工会适当地发挥职能，就不能不让它们保有它们自 1876 年至 1901 年实际上所固有的地位的那种信念，以及工会表决的力量——但是在历史学家看来这个结果却必然随着“无论工会或同业公会”力量增长的各个阶段而愈加不伦不类，且不必说什么不合理。

铁路员工联合会，现在既然有了保障，不会再受到象来自塔夫谷公司的那种损害，既然自 1905 年以来已在迅速发展之中，既然充分意识到了因大多数公司拒绝予以承认而造成的劣势地位，就在业务繁忙——不胜其繁忙—— 的 1907 年年初为争取工时和工资的改善，而尤其是为争取对本身的承认而发动了一次全国性的运动。讨论继续了几个月之久，主要是通过报刊的宣言和铁路董事长的声明。其中大东铁路的克劳德·汉密尔顿勋爵重新发表了有关

④ 1901 年在格里姆斯比拖网捕鱼船队上有一次比较重要的罢工，拖延了很多个星期：《纪事年报》，1901

年。但参阅本卷，第 609 页曲线图。

① 比尔：前引书，第 2 卷，第 355 页注。这个人就是丹尼尔·德·利昂，一位学究式的马克思主义音，比尔把他说成是“我所遇到的最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最纯粹”一词（？“最拘泥”）有一点含糊。恩索尔，前引书，第 438 页也讨论了这种外国影响。关于法国和法国文献，参阅莱文：《法国工人运动， 革命工团主义的研究》（Levine，L.，The LabourMovementinFrance，aStudyin RevolutionarySyndicalism）（纽约，1912 年版）。

② 斯诺登子爵：《自传》，第 1 卷，第 62、90 页。

③ 本卷，第 369 页及以下。

职工适当地位的一些早已家喻户晓的意见，大西铁路的艾尔弗雷德·鲍德温则“反对让联合会插足于董事和他们的雇工之间”，①而只有东北铁路董事会坚持爱德华·格雷在 1905 年年底辞去董事长而就任外交部职务不久以前所发表的看法，认为其他各铁路不让“工人由自己所选择的人或人们来代表”， 是错误的。②到了秋季，类似铁路总罢工的举动似乎已迫在眉睫。但铁路是在贸易部的管辖下，而这时主管贸易部的却是一位反应灵敏、敢作敢为而又遇事有商量的人物。劳埃德·乔治插足其事了，并且左右了他的第一次和平代表大会。而 11 月 6 日深夜，根据最后一分钟达成的那项协议，双方接受了调解和仲裁委员会的原则，而那种最后一分钟的协定由于为保全工业争端中谈判人员的面子而成为一种照例的——对公众不方便的——办法。“这项解决办法”，理查德·贝尔这位铁路工人的领袖向他的会员这样解释说，“虽不是我们所要求的事物，也就是说承认我们的干部有代表我们的会员进行谈判的权利，但却是一个惊人的进步”；①因为迄当时为止所用的方法一直是等级制的——一切要求和疾苦都必须通过课室主管方始达到高踞于合十者之上的奥林巴斯山颠的董事室中的董事们的。

在这项解决办法达成没有几天之后，英格兰银行宣布了 1873 年以来第一次作为一种预防措施的 7％。②美国的危机已经到来。历经整个冬季，贸易日益清淡，批发价格江河日下，失业有增无已。比较有伸缩性的工资率，连同不大有伸缩性的工资率，都显现出缩减的迹象。在 1908 年之初，裁减工资的建议造成了东北海岸造船工和机械工的罢工。5 月间，那里风潮再起，一直扩展到了克来德河、巴罗和默尔西河的造船工业。秋季出现了现在罕见的一次棉纺工和钢丝车间工人反对势在必行的裁减工资的罢工。他举行罢工达一个多月之久，但是没有能防止一次同样罕见的事情——纺织业工资率的下跌，虽则是一次非常轻微的下跌，这次下跌使工资率在 1909—1911 年仍得保

持在 1900 年水平的 7.1％以上。但是矿工的工资率甚至 1907 年还没有回升

到不正常的 1900 年水平，到 1909 年也低于它将近 12％。对于工会来说，1908年是一个抵抗年，由于有比较严重的罢工或停工而造成了工作的损失；1909 年则是对不很严重的失败暂且默认的一年，也是工作损失最小的一年。在这两年之中，如果就整个工会界来说，因一般失业而损失的时间比 1886 年以来

的任何一年都要多。在 1909 年下半年出现了上院对拖延已久而又错综复杂的奥斯本和铁路员工联合会一案所作的决议，这项决议在战斗的工会运动者， 虽不是所有工会运动者看来是具有挑衅性的。②1907 年，奥斯本和以他为干事的那个联合会的沃耳瑟姆斯托分会一起反对作为一个整体的联合会为政治用途，也就是为劳动代表所征收的款项。他们请求法院解决这项原则。他们

① 阿耳科克：前引书，第 376 页。

② 特里维廉：《法罗东的格里》（Trevelyan，GreyofFallodon），第 86 页；参阅《纪事年报》（1907 年） 中的记述。

① 阿耳科克：前引书，第 388 页。

② 参阅本卷，第 30 页曲线图和第 75 页。

① 参阅本卷，第 44 页曲线图。到这时，任何规模的罢工在《纪事年报》中都照例予以报道：在 1889 年的船坞罢工以前却不曾。这是《纪事年报》读者态度和兴趣的变更的一个有趣的反映。

② 关于这一点，参阅施勒塞和斯密：《工会的法律地位》。关于铁路工会对于决议和对于奥斯本的意见， 参阅阿耳科克：前引书，第 336 页。

的反对意见经上诉法院和上院予以确认，主要的理由是工会或其他法人的权力“必须是〔它据以组织成立的条例或诸条例〕所明文授予或根据理所应然的含义而推论出来的”；③而在这个讼案中，有关条例既未授予也未蕴有任何抽收任何政治捐献的权利。④

在奥斯本案裁判之前，贸易已经有了一段时期的复苏。就业情况正在逐渐改善。所以工会领袖们是偕同下述种种情况而进入 1910 年和直至 1914 年的那些经济高度活跃的年份的：一项法律上的不平之鸣，一群无不或多或少受到裁减工资和失业之苦的追随者，一个在议会中合乎他们自己需要的集团，一种非但会使夺回一切损失的斗争成为合理的而且会助长其势的局面， 以及在这一切背后的那个正当的不满情绪的古老根源和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

——英国财富依然明显的分配不均。八、九十年前，刚刚开始被人这样称呼的早期社会主义者，已经将帕特里克·科胡恩所提出的工资劳动者仅仅占国民收入四分之一的那项估计加以利用了。①凡是没有越出莫尼的《富者和贫者》一书里封所载图解的知识范围的那些人，现在得知三千八百万“贫民” 占国民收入的一半强；三百七十五万“小康者”占七分之一；一百二十五万“富者”占三分之一强，《富者和贫者》一书在 1905—1906 年发行的头半年中就连销了三版。②如果科胡恩还没有被遗忘的话，那么估计数字方面的这项改进，从“贫者”的观点来看，未始不是受欢迎的；但这项平衡依然是不均到了足可给予为贫者提出的任何权利主张和著者的下述要求以推动力，著者决非别出心裁地而是根据最最容易接受的那项理由而提出的要求是：加强累进税和那样一些工业的国有化，那些工业如果继续掌握在私人手里，就会鼓励现存分配不均的状况。六年之后，养老金制既经奠定，改进“贫者”的状况和份额的各种方法既经讨论，一位自命的经济学家破天荒第一次以一连几章的篇幅用于分析“富源从比较富者向比较贫者直接转移”的种种问题。③

历经 1910 年和 1911 年，就业情况有了改善，但是工资率却瞠乎共后。工资率只有仅仅看得出的上升：有些行业则完全停滞不动，而且采矿业在1911 年期间甚至还有微微下降。在铁路方面，各大公司在工资问题上固有的因循延宕，由于它们极不甘愿在工资方面作出让步而更形变本加厉，因为一旦让步，它们就不得不要求铁路运河调查委员准许相应地提高铁路运费。④ 形势既然如此；塔夫谷既然是一个威尔士的溪谷，威尔士煤矿工和威尔士铁路工人既然根据以塔夫谷命名的那项判决而判以损害赔偿；威尔士矿工以及和他们一起工作的混合移民既然性如烈火，他们的组织既新而又有缺陷；直接行动的原则，“闪电式罢工”和为推翻本身现有制度而进行的斗争既然为革命的少数派所大力宣传；威尔士的采矿村既然在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一种情况——在南威尔士煤田上工业斗争比工业和平实更有可能，而且几乎随处

③ 同上书，第 20 页。

④ 经 1912—1913 年的一项条例（乔治五世，第 2 年和第 3 年，第 30 章）所扭转过来的一项关于工会的宗旨和权力的判决。1912 年一百个主要工会从它们的政治基金中付出了四百六十九镑；1914 年，二万镑；1924 年，二十四万镑。

① 中卷，第 602 页。

② 莫尼的数字是：贫者八亿八千万镑；小康者二亿四千五百万镑；富者五亿八千五百万镑。

③ 庇古：《财富和福利》（PigouA.C.，Wealthand Welfare）（1912 年版），第 3 编，第 8—12 章。

④ 参阅本卷，第 440 页。

都可能爆发。

1910 年初，威尔士方面为实行矿工八小时工作制问题的一次罢工几乎不能避免。夏季在威尔士煤矿中有一些地方性的风潮：11 月有三万工人罢工而且调去了军队。①最后一次是格拉摩根过去——以及现在——所特别常见的那些丢脸的冲突之一。在其他区域和行业中——在东北海岸和东北铁路，在克来德河，甚至在兰开郡棉纺业中——在全年之中也都不时有局部的、激昂的、不连贯的罢工，但主要是在下半年。其中只有一次——因工人破坏协议而酿成东北海岸锅炉制造商的停工——导致了长期的停顿；所以那一年牵连进罢工和停工的人数以及从而损失的工时总量，从全国的观点来看还是无足轻重的。这部分是因为有见识的工会领袖不轻率地宣布斗争，也非等到确信有来自下面的压力，确信贸易和就业情况有好转的趋势，俾可加强他的战略地位时，不轻率宣布。但是这些年的麻烦之一，就是矛头指向这类有见识的领袖的造反精神，也就是阿瑟·亨德森在秋季工会代表大会上几乎徒然地加以抗议的那种精神。②

甚至在 1911 年冲突变得更加频繁，更加激昂时，令人焦虑的主要原因还是所表现的这种精神，而不是在斗争中所浪费的时间总量。在价格上升时—

—在 1911 年上升是无可怀疑的——并不常常损失很多的时间。因为雇主希望工作不停而往往迅即妥协。在市场价格下跌时，他们常常准备甚至于长时期地节省他们但有办法就决定不按旧工资率付出的那笔流动工资基金。在 1911 年何以在斗争上损失的工时比较少的另一个理由就是那一年的上半年平安无事。据当时和此后一再提出的想法，而事实上也未必不然的是，春分以后工业界所以火气很大，不可以理喻的因素之一，就是 1911 年夏季的异常酷热。

①8 月间在城市中边劳动边淌汗的工人缺乏自制力了。但是其中有的有理由， 有的没有理由。撇开一切比较广泛的抱怨不谈，工资落后的情况迄未改善； 而正如 1912 年和 1913 年所表明，照贸易和价格的现状而言，工资是理应上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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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分刚刚过去，激起了骚动的罢工就停止了。6 月 14 日，有耐性的海员和加煤工为争取较优工资和工业中常见的较高加班费而在各主要港口举行罢工。不到两个星期的工夫，他们得到了所要求的一切。一个月之后，伦敦船坞工人非常自然地试图改善他们二十二年前所争取到的基准的“六便士”。当 7 月 27 日他们从伦敦港口局得到了他们的七便士时，航运公司待遇较优的

七便士工人为要求八便士，举行了十天罢工，并达到了目的，这正是在 8 月初的热浪之中。伦敦运货马车夫罢工了；格拉斯哥电车工人，伦敦出差汽车夫，曼彻斯特运货马车夫和加的夫的一批黑人工人也罢工了。在伦敦，甚至有学生反对课外习题的短期罢课，①这就为二十年后其他各地学生运动开一先河。在利物浦和曼彻斯特，船坞就象在伦敦一样地轻而易举地平静下去了。利物浦水滨工人却从来不是那样温顺的：其中有很多爱尔兰人。这时军队不

① 当时托尼潘地的名字变得和费瑟斯通在 1893 年时一样的臭名昭著：《纪事年报》，1910 年；恩索尔，

《1870—1914 年的英国》，第 439—440 页。

② 恩索尔：前引书，第 439 页。

① 《纪事年报》，1911 年，以那一年的报刊为依据：恩索尔，前引书，第 442 页，列举了一些温度。

① 在《纪事年报》中有适当的报道。

能不奉调开进，从而造成伤亡。

那一天（8 月 15 日）铁路工人各工会决定冒险举行一次全国大罢工—— “我们的创举”，正如他们的史学家以自豪的战斗性笔调这样写道。②“利物浦既是风暴的中心，所以四个铁路工会的行政人员在利物浦会面”，③并听取一切地方上的动态。铁路工人曾经为了举行不适当的罢工而在那里被解雇。如果在约克，判断未始不会冷静些。工资的落后和大量的过去历史都足以证明坚定政策是不无理由的；但所举的理由——解雇工人和公司在履行 1907

年协定方面的所谓不诚实行为——却一半体现出 8 月的火气。限期二十四小时的最后通牒更把火气之大表明得一清二楚。对工人的宣言的措词亦复如此

——“今天铁路工人比奴隶还不如”。①

两天之后，领袖们谒见首相。首相正专心致志于国际政治而不遑他顾， 并且非常执拗。他认为并且声言政府不能允许全国运输陷于瘫痪。这样罢工就开始了——不太普遍；在西南方面是薄弱的；但是在工业米德兰和北部则几乎是普遍的。于是劳埃德·乔治被请出来了——这是在他的艾加迪尔讲话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既经，正如所相信的那样，同双方讨论了政治和经济情况之后，他在 8 月 19 日，星期六，午后 11 时这个典型的解决时刻， 商订了一项解决办法。②工人复工，罢工者复职；没有一个人因违反协定而受到惩罚；1907 年协定的机器赶速建立起来，并由政府指派了一个专门调查委员会。关于承认工会的问题没有任何明文规定；但是协商形成了一个前例。1907 年以后各公司已不得不走向予工会以承认；现在工会事实上就存在在那儿。但是迅速而又公道的解决办法，同宣言中的奴隶之说殊难调和。“就暂时的情况来说，姑且看作是一场不分胜负的战争吧”，工人的历史家这样写道。③

在 1912 年，因工业斗争而丧失工作，已经成为破格的事了。矿工出马了， 既经交锋而迅即停战，向来不是矿工的作风。他们对自己的持久力不胜其冷酷地引以为荣。在 1911 年后半年，矿工联合会已作好安排，得凭以宣布一次

势将成为全国性的罢工。在 1912 年 1 月——在兰开郡纺织工业中的一次冬季短期停工之后刚刚达成休战的这个时候——他们对不同意最低限度工资即罢工这一争论问题举行投票。只有达拉姆有一个反对罢工的少数派；①于是在 2

月 29 日举行总罢工。政府建议了一个解决办法。英格兰煤炭所有主接受了。

威尔士和苏格兰的煤炭所有主以及矿工联合会则予以拒绝。所以 3 月 1 日罢

工开始；到 3 月 11 日，有八十万矿工和其他工业的大约一百二十五万工人歇手了。正是在这种环境下，政府提出了阿斯奎斯坚决拒不同意列入一个准确数字的那项矿工最低限度工资条例：他不愿意越过地区会议和必要时的一个

② 阿耳科克：前引书，第 428 页。

③ 详载阿耳科克，前引书，第 428 页。

① 阿耳科克，前引书，第 424 页。

② 参阅本卷，第 399 页。

③ 阿耳科克：前引书，第 433 页。

① 数字是：赞成罢工的，四十四万六千人；反对的十一万六千人。在达拉姆：赞成的五万七千人；反对的， 二万九千人。数字载《纪事年报》，1912 年，并作了详尽叙述；另参阅杰文斯，《英国煤炭业》，第 520—565 页。

地方性最低限度工资的正式决定或裁定这一限度。②甚至在 3 月 28 日这项法案通过之前，就已经有了少数派矿工谋求复工的零星尝试。在为了解决是否接受这项条例的问题而就全部条文投票表决时，主张拒绝的在有总数 75％参加的一次投票中只占一微弱多数；③在复活节前夜（4 月 6 日）联合会执行委员会决定宣告终止罢工。兰开郡和约克郡的一些战斗工人对他们的决议表示愤慨；复工不是顺利的，但不久就普遍复工了。英国只有很少量的煤炭生产出来达五个星期之久。

这是全国性运动或号称为全国性运动的一年。这时有了一个将近三十个社团组成的运输工人联合会。④5 月后期它号召了一次伦敦罢工，而所根据的理由的不充分，是这些社团本身的很多成员也引以为憾的。加之，运输工人

——船坞工人、运货马车夫之类——既比较容易找人代替，而伦敦港口当局又有大杂货商基尔利，现在的德文波特勋爵这样一位顽固的主席。他拒绝了除屈服以外的任何解决办法的一切尝试。6 月 10 日，在其他各口岸为促使工人出工而作出的一项努力只取得了部分的成功：利物浦断然拒绝，而在北部， 也就是在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其他各口岸，工作却没有受到多大妨碍。伦敦的灾难严重起来了，虽则上自英王和英后都有救济品的颁赠。①政府无法过问其事；7 月底，在本·蒂利特既在塔山上祈祷上苍雷殛德文波特勋爵之后，罢工宣告停止。②工会运输工人回转去同有助于造成他们的失败的自由工人进行混战。他们大多数都因为是比较优秀的工人而得如愿以偿地恢复工作。

大规模罢工运动虽然暂时结束；但无论 1913 年或 1914 年都不是一个平

静的年份。在这两年的每一年中，在斗争中所损失的工时都和 1910 年或 1911

年不相上下，虽则比 1912 年少得多。③在 1913 年 6—7 月出现了为时两星期的农业工人罢工那桩罕见的事情——不是在东安格利亚而是在兰开郡。伯明翰轻金属工人的一次为期较长的罢工以一项最低限度工资——二十三先令一星期——的妥协而同时结束。8 月间，伦敦漆匠和室内装饰工，政府机关中的工资劳动者集团，伦敦面包匠和康沃耳的瓷土工举行罢工；在每一场合下， 他们最严重的疾苦都是工资落后于物价，虽则还有其他的疾苦。这些罢工和历经夏秋两季在都柏林继续进行的一次拖延了很久的更有革命性的斗争—— 以爱尔兰运输工人工会为中心——都发生在同一个时期之内。那次斗争引起了英国劳工界的极大的注意，而和它有关的仅有的一些具有任何重要性的英国罢工，就是威尔士铁路工人未奉核准而拒绝处理“非工会会员所处理的” 爱尔兰货运的抵制行动。

随着圣诞节的临近，邮务工人为争取比新近所许可的幅度更大的一次增加工资而举行罢工，已岌岌可危——但是一直拖延到圣诞节的忙闹之后；而

② 参阅本卷，第 523 页。

③ 主张拒绝的，二十四万四千票；主张接受的，二十万一千票。领袖们认为很多不参加投票的人是愿意接受而不愿意这样说出的。参阅罗伯逊：《煤炭罢工记略》，《经济季刊》，1912 年。

④ 来自很多口岸的船坞工人、驳船夫和运货马车夫之类，连同海员和加煤工会。

① 在开学期间供给贫困学生伙食的伦敦郡议会，拒绝继续在假日供给他们伙食。

② 据 1912 年《纪事年报》，第 194 页中说，群众“并没有认真祈祷；但是跟着群众走的坎宁安·格里姆赞成祈祷，并说他想‘上帝也在罢工’”。

③ 恩索尔，前引书，第 444 页所说运输工人在 1912 年的失败“已使英国罢工风潮暂时告一结束”云云，未免过于武断。

在茲利，志愿人员则住进煤气和电气厂，负责给锅炉加煤，来打破市营企业雇工的罢工。这些插曲是至关重要的，尽管它们本身规模不大。

在 1914 年初，工资的落后已经差不多弥补起来了；并且工资一直继续上

升到 7 月，虽则比 1912—1913 年上升得慢些。但工资落后既不是工业不安和工业斗争的唯一原因，所以这种比较令人满意的平衡也不足以使它们告一结束。在另一种战斗使斗争停止之前，在这一个和那一个工业战线上已损失了很多工时，以致英国的敌人认为经济的倾轧再加上爱尔兰内战和歇斯特里的妇女运动将会合而使英国置身于混战之外，否则将使它招架无力，如果它胆敢参战的话。

在 1911—1914 年这几个好斗的年头中，约翰·伯纳特在 1886 年预测说， 罢工虽然还没有完全被扬弃，但总的趋势却是向这方面发展的云云，看上去是非常错误，非常渺茫的。①在 1912 年这个斗争最高峰的年份，有一百个主要工会的 36.1％的开支是用于罢工津贴的。但这项开支是和那一年的开支总额一样不正常的。②在 1892—1901 年，尽管有八十年代的新工会运动连同它

的战斗纲领，尽管有很多著名的罢工，百分比仅仅是十九点四；并且在 1901

—1910 年这和平的十年已降至十点七。①支出款项的其余部分（在后十年中平均约为每年二百万镑）则用于失业津贴（27.2％），疾病和工伤事故津贴

（18.1％），退休津贴（13.5％），丧葬补贴（9.7％）以及行政和一般开支。友谊社式的支出连同利害攸关的失业津贴，依然是一个工会的基本财政负担。正如，平均说来，并非大量的时间用之于斗争，同样，也非太多的款项用之于支持斗争。如果不是矿工在防卫方面的不屈不挠和矿工工资的伸缩性，无论 1912 年的不正常数字或这十年的平均数字都会小得多。

在这期间，友谊社的增长比人口快得多，这表明了储蓄能力和储蓄意愿的提高。在 1885—1887 年，从乡村俱乐部发展起来的“无分支机构的”旧式友谊社所申报的社员已有二百多万；大的共济社——诸如独立共济会、植林者共济会、牧人共济会等等——约一百七十五万人；专门供备丧葬之需的比较有商业性的募捐会，达三百多万。②到 1910 年具备所有这些类的统计数字可供利用的这段时期的最后一年和国民保险开始影响它们的活动的前一年， “无分支机构的”友谊社的数字是三百八十五万四千人；共济会是二百七十八万三千人；募捐会则不少于七百一十五万九千人。每年出现的新友谊社或共济会的新分支机构，不下数百个。③消亡也是经常有的。在 1912 年矿工没有能力储蓄的时候，“在北部制造业各郡，〔无分支机构的〕友谊社总数的大约六分之一消亡了”。④但是新社团或新社员，尤其是在南部，却可弥补而有余；甚至在 1912 年年底社员总数也超过 1910 年不少。

自从 1875 年的整理条例（维多利亚，第 38 年和第 39 年，第 60 章）公

① 中卷，第 211 页。

② 1911 年是四百三十五万镑对三百万镑，1901—1910 年的平均数是二百二十万镑。

① 《工会报告书》，1902 年，第 25 页；同上书，1912 年，第 43 页。

② 中卷，第 601 页。

③ 例如《友谊社登记处处长 1908 年报告书》，第 149 页（1909 年，第 79 卷）列举了那一年二百九十九个新分支机构。

④ 《1912 年报告书》，第 15 页（1914 年，第 76 卷）。

布以来，这类社团的法律的，几乎可以说是宪法的地位已经十分巩固；登记处处长根据法律进行的行政监督大有助于改进它们的惯行办法，并予以标准化。在 1886 年和 1896 年之间通过的另四项友谊社条例，后来为 1896 年的整

理条例（维多利亚，第 59 年和第 60 年，第 25 章）所废除。①这项条例是和规定募捐会及工业保险公司的一项新法律相联系的，前者是第一次在法律上被承认不属于真正友谊社的类型。②它们无论在规模上和精神上或在管理上和财政上都彼此不同。③当它们这样在法律上同友谊社区别开来的时候，它们的平均会员有九万多人：在 1911 年，其中最大的两个，皇家居民会和利物浦维多利亚会，占会员总数七百多万这一庞大的数字的三分之二以上。④在精神上和管理上，它们同这时在法律上和它们有联系的万全保险公司这类牟利的工业保险公司相近，而与曼彻斯特共济会却没有多少共同之点，至于和真象牙雕工慈善会、威尔士圣大卫独立共济会或北伦敦犹太人联盟的埃基·布里茨兄弟会则更无共同之处。在 1911 年会员缴纳给一个募捐会的八先令五便士的平均年费之中，用作征收和管理费用方面的不下三先令八便士。⑤作为报酬的是，会员能得到他们的丧葬费等等。显然由于无知，他们认为这种省麻烦的买卖是值得的；虽则正如募捐史和工业保险史上时时看到的那样，他们的募捐会在财政上的成功太多地取决于他们的这样一种可能的权利主张的丧失—

—开始认捐；无力继续缴款，于是放弃权利主张。①

在 1896 年这两种类型的社团在法律上区分开来的时候，友谊社或共济会的分支机构（而共济会的分支机构有很大程度的，也许太大程度的自治权） 平均只有一百八十个会员：友谊是真正有可能的。基金平均为每一会员五镑四先令九便士：真正的储蓄行为确实是有的。在募捐会中，相应的数字只不过是十四先令。②尽管有储蓄行为，尽管有历任登记处处长——约翰·蒂德·普拉特、勒德洛和布拉布鲁克——全心全意地致力于工作，友谊社的财政在保险统计师看来还是不令人满意的，甚至较大的共济会也不例外。1897 年，植林者有九百三十三个局——一个局就是植林者共济会中的一个分支机构—— 是估计有盈余的，而估计有亏损的却不少于三千零三十八个。③这就是说，根据对它们的基金能以获得的利息所作的各种不同的假定，有四分之三以上的局，认捐之数是不足应付疾病、死亡、伤残和各该局可依情度理、料到的一切开支的。登记处处长通过劝告和坚持对基金的正确估价，不辞辛苦地来改善这种情况。情况虽有改善，但只是局部的。1908 年，在得自没有分支机构的社团的估价之中，有三分之二出现了亏损。④报表很不完全，无疑有很多没有申报的僻远社团的亏损至少是占一同样高的比例数。共济会是比较容易同

① 《1896 年报告书》，第 2 页（1897 年，第 82 卷）。

② 这项条例是维多利亚，第 59 年和第 60 年，第 26 章。

③ 参阅中卷，第 596 页和本卷，第 367—368 页。

④ 《1911 年报告书》，第 92 页及以下（1912—1913 年，第 81 卷）。

⑤ 同上书，第 16 页。

① 参阅中卷，第 598 页。威尔逊爵士和莱维：《工业保险》（1937 年版）中对这个制度的攻击在本章结尾时方可见到。

② 《1896 年报告书》，第 2 页。

③ 《1897 年报告书》第 144 页（1898 年，第 87 卷）。

④ 《1908 年报告书》，第 1 编，附录十，第 40 页（1909 年，第 79 卷）。

登记处接触的；但是尽管它们愈益集中化，曼彻斯特独立共济会的一个分会或植林者共济会的一个局——这两个最大和最有代表性的共济会——还是保留了本身财政上的独立性，从而也保留了设法弥补亏损的权利。①它们可能被迫抽收友谊互济捐来应付它们愈益增殖的债负，否则就会削减所许给的利益。在 1911 年试行采用国民保险的时候，在保险统计上不健全的友谊社或分支机构仍然很多；以福利基金不适当地支应管理基金的赤字的其他友谊社也还不少。但是这最后一种弊恶只有在募捐会中间是严重的，因为只有它们在管理方面花费很多。②

在 1910 年 12 月 31 日，共济会及其分支机构共有价值二千八百万镑的基金；一般发给福利金的友谊社计一千三百万镑；储蓄会、丧葬会和少数其他“无分支机构”型的社团约六百万镑。它们的六、七百万会员——约为 1910 年的具有交叉会籍的工会会员的两倍以上——并不都是工资劳动者；但是人数本身就可以表明他们和参加募捐会和工业保险公司基金的其他几百万人乃是以工资劳动者或工资劳动者家庭成员为主的。③十分清楚的是，工资的落后，尽管时常令人深为愤懑，却不曾损害工资劳动者阶级的财政力量，或妨害他们中间最节俭最舒适的人们为生命的风险和迟早不免的死亡作好一切可能准备的决心，或他们中间几乎所有人至少为准备一笔过得去的丧葬费用所下的决心。思想家和幻想家理应不满意于社会秩序或不满意于那种秩序变革的速度；但是没有一个记忆力相当强并具有适当知识的诚实人能否认社会秩序是比现代工业时代中任何时候都更好的一种秩序，虽则只不过稍稍好一点。就任何深远的意义来说，那个时代本身是不是美好，有些人抱怀疑态度， 正如很多人向来抱有怀疑那样。“瞧，我仅仅看到了这样一点”，他们也许会这样引证说，“上帝曾经使人诚实正直；但是他们一直寻求很多的新发明”。作这样引证的那些人也许是意在论证说，尽管有他们的一切新发明，人们并不比其他时代的那些人更聪明些，更快乐些，更心明眼亮些，而且还可能有欠诚实正直些。经济史学家不会自命以这样一种资格去谈论诚实正直、聪明智慧和心明眼亮的问题。他是在较低的水平上，在商品和享乐品的水平上活动的。既在那个水平上活动，他就毫不踌躇于作出有利于那个时期的比较—

—不但是和工业时代的任何时期相比，而且是和他所确知的任何时期相比。对于倾向于传道书的引文的那些人，他以这同一本敏于判断的书上的引文答复说：“不要说，‘先前的日子强过如今的日子，是甚么缘故呢？’你这样问，不是出于智慧。”①

① 参阅登记处处长（布拉布鲁克爵士）的证词，见《劳工皇家调查委员会》（1893—1894 年，第 39 卷）， 询问案第 1261 号及以下。

② 《1911 年报告书》，第 17 页。

③ 富裕得多的建筑公社（由于中卷，第 476 页，注⑥所举的理由，无法将它们的故事包括在内）包括有很多工资劳动者，但或许大多数人在收入等级上稍稍高一些。1911 年，它们的会员总数是六十三万九千人； 它们的基金不少于七千七百万镑。鉴于每一会员比较高的平均基金（一百二十镑），可知这种社会类型所占的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