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反对搜捕斗争和“三·三一”抬棺大游行

面对蓬勃发展的全国各界救亡运动，国民政府在 1936 年 2 月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治罪法”。规定解散救亡团体，可以逮捕甚至枪杀爱国分子。接着便在全国开始了镇压行动，企图把刚兴起的革命热潮迅速打下去。

从 2 月 25 日起到 29 日，北平当局连续搜查了中大、北大三院和清华等

许多学校，共逮捕同学 100 多人。同学们在中共北平市委和学联党团的领导下，开展群众性的反逮捕斗争，其中以清华最为出色。

军警是在 29 日的黎明开进清华园的。大概有 400 多人，将学生宿舍包围了，然后按黑名单抓人。当时清华民先队长李昌回忆说：“我们一些民先队员带头，和同学们一道冲破了包围圈。这时，我们听到消息说，军警已在二院宿舍开始抓人了。我和民先队员立刻向校门口警卫室跑去，把绑着的蒋南翔和纠察大队长方左英抢救出来，从城内坐校车刚回学校的姚依林也被拘留在那里，也放开了。愤怒之下，我们还把军警的汽车给烧毁了。军警撤走后， 清华的主要干部都分散隐蔽，以防他们再来搜捕。”

果然，当天晚上，北平当局又出动了包括二十九军在内的约 5000 名军警，对清华进行搜捕。由于学生救国会和民先队员早有准备，把大多数同学集中和隐蔽在体育馆的后厅里，军警一直到天亮才冲进了体育馆。他们胡乱地抓了二十几个人，主要干部一个也没抓着，便气势汹汹地撤退了。

在反逮捕斗争中，由于清华的进步学生紧紧地和全体师生站在一起，所以不仅清华救国会事后发出快邮代电陈述真相，连校长梅贻琦也打电报给南京政府替学生申诉：“本校方将举行学期考试，拒于晨 6 时军警 500 余人来校检查，逮捕学生，多数学生群起抗议，全校惊慌不安。”要求政府采取缓和处置，不要再来镇压。

在对北平爱国学生进行镇压的同时，国民党政府也对上海、济南、武汉、太原等一些城市的学生进行逮捕。

面对军警的镇压，爱国学生的心态如何呢？李昌同志回忆当时清华的情况时说：“这两次的搜捕，加深了我们对军警的仇恨，也更激发了骨干分子的斗志。但是，事情总有两个方面。反搜捕斗争后，一部分学生领导，迫于家庭压力，难以继续发挥作用。另外，大批学生领导骨干的离校，国民党的御用教授趁机大肆鼓吹‘读书救国论’和安逸的学院生活等，对一部分同学， 甚至个别民先队员，也产生了不良影响。”

在大规模的抗日救亡运动面临着困难的情况下，党为了保存革命力量， 避免无谓的牺牲，在 1936 年的 3 月，指示北平学生运动的领导干部分散转移： 蒋南翔到上海，郭明秋、姚依林、孙敬文赴天津、沧州。北平学联的党团工作由陈瀚伯负责。

抗日救亡运动虽处于极端困难和白色恐怖之下，但是同学们的爱国热情

却不是镇压所能吓倒的。为了冲散笼罩在北平的沉闷的氛围，向国民党政府发出反抗的呐喊，一部分激进的同学发动“三·三一”抬棺大游行。

当时，北平十七中学 18 岁的郭清同学，在狱中被折磨致死。消息传来，

大家怒火中烧。北平学联反映了一部分激进同学的情绪，决定在 3 月 31 日在举行追悼郭清大会并准备游行示威。

事前，学联负责人征求了中共北平市委的意见。市委领导同志对于敌人正在寻衅向爱国学生发动进攻的严重形势，以及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估计不足，便同意了这次行动。

这次大会是在北大三院召开的，参加的只是民先队和一些积极分子 1000 多人。会场内点燃着蜡烛，四周摆放着各校送来的花圈和挽联；平津学联送来写有“郭清今日不死，为民族奋斗，虽死犹生”的白色横幅；一位东北籍学生买来一口柏木棺材，放在礼堂中央，棺上挂有郭清的速写像。会场气氛庄严肃穆。

北平公安局内六区得知后，立即派警察包围北大，锁住了校门，并企图让校长蒋梦麟出面制止，但同学们拒绝了蒋梦麟的要求。大家推举清华、北大、师大三校组成主席团。在北大救国会主席韩天石致词后宣读祭文，然后， 有天津学联、民先总队和北平妇女救国会的代表发言。大会决议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和不再出现逮捕学生的现象，要求停止内战，实行对日抗战。这时， 北大开除韩天石、吴沛苍、巫省三、叶纪霖的布告，也贴到开追悼会现场的礼堂门口。于是，大家更加愤怒，就从邻校孔德中学后墙，由姜文彬用粗树干将小门撞开，大家迅速拆开一个缺口，从北池子向南抬着空棺游行。杨学诚、柯家龙（燕京学生）和李昌打头阵。到了北池子南口不远，就遭到军警的突然袭击，抓去了 53 名学生，其中女生 17 人，还有一名记者。

“三·三一”游行受挫，损失是相当大的。在 2 月大逮捕中，敌人靠黑名单都抓不到的学联和民先队的负责人，却在这次被抓了。如学联的黄华、北大学生会负责人谢云晖、清华党支部负责人赵德尊等都在内。但是，血的教训也使同学们懂得了这样一个道理：革命只凭热情是不成的，必须有清醒的头脑，必须从政治上、从当前的形势上周密地考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