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西安事变后全国救亡运动的新形势

在北平学生酝酿“一二·一二”大游行的同时，西安青年学生在党的领导下，决定在“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之际，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游行示威。这次运动直接促成了西安事变的爆发。

12 月 9 日清晨，西安举行的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遭到了国民党军警特务的阻拦。当一名小学生被特务打伤后，游行队伍群情激奋，决定到临潼华清池向前来西安部署“剿共”的蒋介石请愿。蒋介石得知后，令张学良对学生进行镇压，“格杀勿论”。为了保证学生们的安全，张学良亲自驾车追上游行队伍，极力劝说学生们回去。站在队伍前列的东北大学的学生表达“我们愿为祖国而死！”的心情，同学们在痛苦声中高呼口号：“全国人民团结起来，誓雪国耻！”“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张学良也激动地哭了。他向学生们许诺：“我并不是愿意当亡国奴的人。在一个星期内，我一定用事实来答复你们！如果我失信，请你们把我处死！”

3 天以后，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

事变立即引起国民党内部和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响。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借讨伐张、杨之机，以亲日派首脑汪精卫取蒋而代之；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亲英美派，则力主用和平方式解决事变。中共中央审时度势，确立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

根据党的方针政策，在学委的领导下，北平学联就西安事变发生的背景、演变的前途及学生的希望和任务举行了 3 次座谈会，并于 19 日发表了《为陕变泣告全体同学全国同胞书》，提出了和平解决，反对任何借口的内战；各

党各派联合起来，立即对日作战；召开全国救亡代表大会，实行民主政治；要求蒋张合作抗日等 4 项要求，并向同学们呼吁：“我们认为非全国和平团结，无以挽救危亡；同时我们又认为非全体同学和平团结，更无以作全国先导。”

12 月 25 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被释放，时局如此迅速曲折的变化，在北平学生界引起一些波动。北平的国民党特务，则利用这一机会，在 12 月 25 日对救亡运动发起猛烈的政治攻势。他们将人民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内战危机消除而称庆的心理，狡猾地转换成庆祝张、杨悔过、领袖脱险的活动。他们发动市民鸣放鞭炮，并集合部分右派学生举行火炬游行。次日，又令各中学放假游行，并操纵成立了所谓北平市学生联合会（为避免鱼目混珠，人们称之为新学联，实为伪学联）。伪学联依靠政权的势力，准备以暴力打垮各校学生会和民先队。25 日晚，清华“护校团”擅自搜查民先队员宿舍和救国会，把搜到的《清华周刊》和一些救亡书籍，在操场上付之一炬。师大的“饭团”（以投靠国民党来拿津贴谋出路的少数学生）欧打师大民先大队负责人阎世臣等。但是，由于各校民先队的有组织的行动，这股不可一世的气焰很快被阻止了。

但是，要打退国民党的政治进攻，还要把广大同学团结到学联和民先队周围，孤立反动势力。学委经过充分地酝酿，提出了“生活路线”，作一些以抗日为内容的群众文化福利工作，以团结绝大多数同学。最突出的是春季野游。学联和民先队在 1937 年的春假中，组织同学到西山一带旅行，采取演出等生动活泼的方式，宣传抗战。第一次是去香山。游山后，崔嵬和张瑞芳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第二次去温泉，参加的人更多。这次在现场排演了一幕《公审七君子》的活报剧，生动地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压迫救亡运动的反动政策。演出结束后，群情激动，一致要求国民党政府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和一切政治犯。这样的活动，博得了广大同学的拥护，团结同学的目的达到了。

西安事变后，在全民族抗战的新形势下，文化界一些人不能理解在民族矛盾发展为国内主要矛盾的情况下党的策略的转变，在舆论界大肆宣传取消左派、取消特区的“片面抗战”的谬论，出现了一股右倾投降的逆流。

1936 年 12 月底到 1937 年 5 月，王芸生在《大公报》上连续发表了 6 篇

《寄北方青年》的文章，文章在“我们目前的路线是‘团结建国’，其方式是以国民党为中心”的前提下，对广大青年极其关心的抗日问题进行了错误的阐述：“‘抗日’这两个字，它的本身的意义是消极的，而且是有限制的，不能成为一种国策，更不能成为一种主义。”企图把北方青年从斗争前线拉回到后方。

《大公报》的文章，迎合了徐芸书、黄刊等有右倾思想的青年的心理，引起了他们的呼应。

徐芸书、黄刊曾是清华“一二·九”运动的早期骨干，但在 1936 年秋，由于他们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力量，曾发表了一系列以“无条件统一”为题的文章，宣传取消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他们甚至在学生运动的实际工作中，也主张取消党所领导的民先队和学联。当《大公报》的文章一出笼，他们再次与之一唱一和。

徐芸书、黄刊在《国闻周报》上公开发表《论共产党问题》、《北方青年的回响》等文章。文章把发展党所领导的群众组织，歪曲成“有党派的狭

隘色彩”，是“民众运动中间的宗派主义”，是“反统一反民主的腐败思想的产物”，并声称“中共对于民众运动中的‘左倾’宗派，不能不负实际责任”；他们攻击北方局贯彻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以为国民政府的统一或纲纪可以不算一个问题”，并公然要求共产党“放弃苏维埃政治系统的独立”。

面对着徐芸书、黄刊等人掀起的这股右倾逆流，彭真对北平学生运动工作作了重要的指示。他亲自到清华找了有关党员干部座谈，分析党同徐芸书、黄刊分歧的实质，并对徐芸书本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耐心的帮助（徐芸书因坚持自己的错误，后被开除出党）。与此同时，刘少奇也发表了《论左派》、

《“联合抗日”与“团结建国”》等一系列文章，引导青年学生同右倾思潮进行斗争。

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十分重视青年救国运动的开展，毛泽东对这场斗争也很关注。1937 年 5 月，他在延安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时，亲自接见了来自北平的黄敬、李昌、杨学诚、林一山等代表。针对北平代表从不同角度提出的一些不同意见和顾虑，毛泽东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中，作了详细的回答。会后，中央还召开了白区工作会议。少奇同志作了报告。强调了在新形势下，活动要从非法转到合法，要把群众运动广泛地开展起来；同时强调了抗战即将到来，华北的同志要准备脱下长衫，拿起武器，开展游击战争。

不久，“七·七事变”爆发，民先队员们积极投入到支援前线的战斗中去。7 月 28 日晚，宋哲元退出平津，北平沦陷。学联和民先队的工作面临着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