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平津南下宣传团”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诞生

“一二·九”和“一二·一六”游行示威之后，各大中学学生一致罢课，而各学校当局则在国民政府的指令下，纷纷提前放假，企图分散学生的力量。学生运动往何处去，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

对此同学们议论纷纷，有的主张袭击派出所、夺取武器与敌人斗；有的主张下乡发动群众；还有的主张再像“九·一八”那样，到南京请愿去。

当时，中共北平工委决定利用这一段时间，组织一个规模较大的宣传团，沿平汉铁路南下，到农村去扩大抗日宣传。这样，既可把新涌现的积极分子团结在一起，又可把抗日救亡运动发展到农民中间去。

但是，党的这一正确决定当时却不为大多数同学所理解。

那时的情况是，国民政府为了分化、瓦解学生运动，以学生到处请愿为由头，让学生选出代表赴南京。一些学生看不出这是蒋介石企图收买学生，反而认为“九·一八”那次大批学生云集南京，造成很大的影响，这次还可利用赴京的机会，扩大政治影响。

在各大学都奉命选派“赴京聆训”代表的情况下，北平学联决定召开由各学校代表组成的会议，商讨究竟是南下宣传还是赴京请愿的问题。

在会议过程中，赴南京请愿的意见仍然占多数，大会执行主席郭明秋决定休会。经过充分的酝酿，学联党团成员彭涛、黄敬、孙敬文等作了很多解释工作，复会后北大代表刘江凌又作了长篇有说服力的发言，终于通过了组织南下宣传团的决议。同学们按照这一决定，积极进行准备。一方面宣讲南下宣传的意义，另一方面准备宣传品，学唱救亡歌曲，购买下乡用的蓝布工裤和球鞋。

宣传团按军事化的方式行动，建立了严密的组织。宣传团设立了总指挥部，由董毓华担任总指挥，姜文彬（江明）、宋黎任副总指挥，彭涛任党团书记。总指挥部及所属团队，各设宣传、组织、交通、事务、纠察、救护和调查等专职人员。

宣传团分四个团，一团由北大等东城地区大中学校组成，由北大当团长；二团由东大、师大、中大、法商学院等西城地区大中学校组成，团长由法商学院担任；三团由清华、燕大、辅仁大学等西郊和北城地区大中学校组成，团部领导是黄华、吴承明等；四团是由天津的大中学校组成。各校参加南下宣传的，大多数是“一二·九”运动中的骨干分子，共计 500 人左右。

1936 年 1 月 3 日，寒风凛冽，滴水成冰，南下宣传团的团员们，只穿一身棉衣裤，带一床薄军毯出发了。临行前，有的大队还举行了庄严的宣誓仪式；有的进步教授还特意来送别。清华的张申府教授的夫人刘清扬，清晨赶到清华体育馆前，与即将出发的女学生握手话别。

宣传团南下后，沿途在大的居民点和集镇进行宣传、访问，召开群众大会和帮助乡村学校组织救亡团体，在广大群众中播撒抗日的种子。当时用的主要方式是唱歌和演节目。唱的歌有《时事打牙牌》小调和苏联的《工人歌》等。《时事打牙牌》是从东北义勇军传来的。歌词是“中华民国二十年，九月十八那一天，关东起狼烟，哎咳哎咳吆，关东起狼烟”。《工人歌》的歌词是：“生活像泥河一样地流，机器吃我们的肉，煤烟熏黑我们的脸，火酒烧焦了我们的心窝。”

南下宣传的四个团在 7 日、8 日分别到达固安集中，但县长不让学生进

城，宣传团就在城外开展宣传工作。9 日，全体团员在一个大车店的院子里开会，讨论了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在宣传的口号中，到底是喊“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呢，还是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由于中国历来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当时有些人是认识不清的，争论非常热烈。最后，由北平学联的董毓华根据党的“八一宣言”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阐明了为什么“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一口号是正确的道理，统一了思想。

南下宣传团的活动，对同学们的影响是巨大的。当时的宣传团骨干分子、后来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队长的李昌，在 60 年后谈到这次行动的感受时说：“南下宣传中和农民群众的亲身接触，使我们深深感受到劳动人民的痛苦，也深刻体会到劳动人民的强烈的抗日和革命的要求。这样，我们就从原来的只是激于爱国热情、单纯要求抗日的立场，提高到初步具有为工农大众谋解放，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崇高理想，而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如果说，昨天在游行中因为冲破 10 年白色恐怖，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而感奋得热泪盈眶，那么，今天在华北原野上毫不顾虑地高唱《时事打牙牌》和《工人歌》，我们是以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战士而自命和自豪了。”黄秋耘同志在《风雨年华》一文中写道：“十多天南下扩大宣传，⋯⋯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倒是非常深刻的。要改变人们的思想，宣传品和书籍不一定能起多大作用，主要还是通过现实生活的教训，⋯⋯现实生活毕竟是最有说服力的，最能打动人心的”；“当时我下决心要参加革命。”

从这些老同志的回忆中可以看出，当年的大批宣传团员，都走过这样一个成长的道路：爱国学生——宣传团员——民先队员——共产主义战士。

南下宣传团的抗日救国活动，震动了北平当局，在他们指令一些学校派人去劝说学生回校，并下令沿途各县镇压、破坏无效后，便派出大批军警、特务，对宣传团围追堵截，武装强迫他们返平。

日，第二团在新城县的辛立庄，遭到特务和保安队的堵截，除一部分团员突围出去寻找第一团外，其余的人都被特务绑架到卡车上，押送回到北平。

当二团被包围时，指挥部的董毓华、宋黎连夜回北平汇报情况。中共北平市委考虑，再坚持下去有困难，决定宣传团不再往南走，并派人通知宣传团，一、二团指挥部遂决定，到保定后立即回北平，停止南下。

第三团在 14 日到达高碑店后，就被军警围困在一所小学校里。当时，团员们明白再向南走是不可能了。领导小组的几个成员用英语讨论回去以后怎么办，并向团员们传达了讨论的意见。大家一致同意，回去以后要成立一个永久性的战斗团体。

晚上 8 点，团员们自动排好队伍，4 个人一排，大家相互挽着手，向火车站走去。到了车站，才知道当晚已没有北去的火车了。住进了小客店后，军警特务怕队伍继续南下，将几间小客店包围了，先将冷水泼进屋里，后又把窗户点燃了。团员们拿起桌子腿和板凳做武器，拼死抵抗。第二天一早，才在军警的押送下，上了火车。

日，回到北平的第三团在燕京大学开会，正式成立了“中国青年救亡先锋团”，基本成员是参加过高碑店斗争的宣传团员。

21 日，到达保定的一、二团，在得知三团被押送回平并成立团体的消息后，也决定成立永久性的组织，定名为“民族解放先锋队”。第二天，也被押送回到北平。

2 月 1 日，一、二、三团在北平师大召开了团员代表大会，决定两个组织统一，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制定了工作纲要和有关组织问题的文件，并且发表了成立宣言。民先总队部第一任负责人是敖白枫（高锦明）、刘道生、王仁忱等。

民先队的成立，标志着“一二·九”运动有了坚强的先进青年的骨干组织，运动也将巩固地发展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