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 年末，在祖国濒临危亡之际，北平的爱国学生在党的领导下，举行“一二·九”、“一二·一六”抗日救亡示威游行，掀起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这场运动和运动中诞生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对推动抗战和动员青年学生参加抗战，起过巨大的作用。

“一二·九”运动是中国学生运动空前的光辉发展。这场运动经历了这样三个阶段：从 1935 年“一二·九”、“一二·一六”北平学生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游行示威，中经成立骨干组织民先队，到“三·三一” 反压迫的抬棺大游行，这是发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第一阶段；在刘少奇同志的领导下贯彻党的正确政策，到抗战爆发，是开展统战工作、团结军政和社会各界共同抗日的第二阶段；从北平沦陷后平津学联和民先队组织学生参加敌后抗战和推动国统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到 1938 年国民党政府镇压群众运动，运动改变发展策略，这是第三阶段。把“一二·九”运动的历史忠实地记录下来，对今天的中国青年人来说，是一本不可多得的爱国主义教材。

一、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1935 年秋，对中国人民来说，确实是一个“是生存还是死亡的”时节。

四年前的 1931 年，当日本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的一纸不抵抗手令，不但使东北三千里江山沦陷敌手，而且使正值初生牛犊的张学良少帅，至今还背有有负国家的愧疚。1932 年 1 月 28 日，日本海军踵陆军之后，又在上海制造了“一·二八事变”。当十九路军孤军浴血奋战时，国民政府却发表了“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错误主张。以当时的局面而言，一面抵抗的这一“面”，实际是大而无当的外交辞令，而一面交涉的这一“面”，却做得很好：5 月，国民政府即同日本签定了《淞沪停战协定》。

这个协定的签署，无疑使在关外虎视眈眈、准备越过长城的日本陆军更加有恃无恐。1933 年 1 月 3 日，日军攻陷了华北战略要地山海关后，即向张北的长城各口进攻。守卫长城的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官兵奋起抵抗的爱国热情，却被蒋介石的“侈谈抗日者杀无赦”命令所扼杀。5 月下旬，日军越过长城，北平、天津陷入日军包围之中。

在此情况下，国民党政府依然妥协。1934 年 5 月 31 日，国民党政府与

日本关东军代表签定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1935 年 7 月 6 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又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达成了卖国的《何梅协定》，给日本控制华北和平、津打开了方便之门。1935 年 11 月，国民党冀东专员殷汝耕公开投敌，在通州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日本也加快了搞“华北特殊化”的步骤，北平已处在沦亡的边缘。

国土沦丧的局面，震撼着中华民族的心灵。“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即号召全国人民肩负起保卫祖国的神圣职责，在挥师北上抗日的同时，并表达了与国民政府携手合作的民族大义。1935 年 8 月 1 日，驻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也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宣言指出：“近年来，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行动和主张，在寻求抗日救亡之路的广大人民群众中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地处国防前线北平、具有政治敏感的各大中学校的学生们，从红军的北上抗日和“八一宣言”中，不但进一步认识到了民族危机的严重性，而且看到了抗日救国的出路。

1935 年夏秋，华北地区发生了黄河大水灾。9 月，北平学生成立了“北平大中学生黄河水灾赈济联合会”，清华牛荫冠、师大杜润生等同学携带捐款和抗日宣传品到灾区慰问。黄河水灾赈济活动的开展，促进了各校抗日爱国活动的发展，把国民党搞垮了的学生组织，逐渐地恢复或建立起来了。

月 1 日，燕京、清华、女一中等平、津 10 校学生自治会发出了《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表达了广大学生救亡图存的迫切要求。《宣言》中说：“‘九·一八’事变，三日失地万里，吾民岂不知尸责者谁，特以外患当前，不愿与政府歧趋。然政府则利用此种心理，藉口划一国策，熬煎逼迫，无所不至。昔可以‘赤化’为口实，今复可以‘妨碍邦交’为罪名，而吾民则举动均有犯罪之机会矣。杀身之祸，人人不敢必免，吾民何辜，而至于斯！”

《宣言》呼吁国民党政府，“诚以国势如此，凡属国民，分应共肩负责，奋起救存。”

在这期间，中共北平市临时工作委员会（成员有彭涛、谷景生、周小舟），在中共河北省委特派员李长青的直接领导下，不失时机把水灾赈济会组织转变为北平学生联合会（党团成员是彭涛、周小舟、谷景生），负责人有郭明秋、姚依林、董毓华、黄华、孙敬文、邹鲁风、高惠如等，统一领导北平的学生爱国运动，不久，北平的爱国学生，发动了划时代的“一二·九”运动，揭开了全民族抗日救亡运动的序幕。